这次小编在这里给大家整理了现代汉语论文，本文共11篇，供大家阅读参考。
篇1：现代汉语论文
随着社会体制的改革，综合型应用型人才逐渐成为了社会的主要需求对象，而缺乏实际应用性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逐渐开始没落，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缺乏市场竞争力，单纯的文化素养无法满足社会的职能要求。
【1】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问题思考分析
【提要】
对此，本文简要的探讨了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问题，并对具体的实施对策进行了思考。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综合型人才;汉语言
文学专业是由中文学专业演变过来，拥有丰厚的文化底蕴，能够塑造学生高尚的精神品质与人文情怀，从而让学生拥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团队协作意识和调节能力。
其次，汉语言文学专业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和鉴赏以及写作运用，让学生拥有了良好的问题分析能力、思维创新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
这些理论基础和现实条件都为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奠定了基础。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点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历史悠久
我国汉语言文学专业从成立至今，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
当前，在我国各所著名高校、师范学院以及文科类学校都设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其主要课程包括现代汉语、中国文化概论、文学理论、马克思主义文论、中国现当代文学、外国文学、美学、写作等。
通过近百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完善，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模式和教学课程基本已经趋于成熟和稳定，是高校所有专业中最具有文化底蕴和人文情怀的专业之一，也是我国民族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具有丰富的内涵和独特魅力，充分挖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潜藏价值，能够有效的推动我国经济、文化以及科研的发展和创新。
(二)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
为主要目标无论是现在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还是以前的中文学专业，都是以培养学生文化素养为主要目标，丰富学生的文化知识，为社会输送了大量的诗人、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
随着教育体制的改革和社会需求导向，许多高校在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基础上又开设了文秘学和传播学等相关专业，文秘学包括经贸文秘、医学文秘等，传播学也分为广播影视文艺学、汉语言文学与文化传播等，
这些课程的开设都是将汉语言与其他应用性学科互相交叉、互相融合，既加强应用性学科的文化素养，又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社会应用价值，培养能力与文化兼备的高素质综合型人才。
(三)汉语言文学专业实践性比较薄弱
汉语言文学专业更加注重文学知识的积累，以及情感体验分析和运用，其主要教学目的是提高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口语以及书面表达能力，发掘学生的真、善、美，继承和发扬民族的精神品质和崇高追求。
所以，相对而言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践性比较薄弱，而且更多的是运用在文学写作上，这些思维层面上的情感体验和精神追求，没有与实践相结合，就显得“假、大、空”，更是被人们贬之为“无病呻吟”，其主要原因就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实际应用性较差，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人们综合能力的要求。
二、提高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有效对策
(一)完善教学体制
首先，在各高校中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应用性的理念建设，让学生和教师都能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而完善自身综合能力，在培养文化素养的同时提高汉语言文化的实用性;其次，要加强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师资力量，
虽然我国汉语言文化专业经过了百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拥有丰厚的师资力量，可是社会始终在进步，教师体制的改革也在不断完善中，所以汉语言文化专业还要融入新鲜的血液，为该专业带来蓬勃发展的朝气，为该专业的实用性价值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在汉语言文化专业的课程设置上，也要进行合理安排，要文化修养和实际应用并重，大力的拓展应用性语言课程，例如商务文化、国际文化、职场文化等。
(二)改善教学方式
汉语言文化专业教学不能沿用传统的“灌输式”教学方式，要以学生为中心，以社会需求为导向，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培养学生文化素养的同时更应该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要更加丰富教学活动，培养学生的兴趣爱好，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也要融入新的教学理念，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利用多媒体设备和电子技术来提高教学质量。
(三)改变学生评价体系
传统的汉语言文学专业评价体系一般都是由出勤率、课堂表现、课后作业以及期末检测组成，主要是由卷面成绩来评判学生的学习优劣和综合素质，这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性。
因此，学生的评价体系，除了书面成绩，还要结合行为方式、思维能力、实践能力、灵活运用能力等综合进行评判，才能有效的提高教学质量和汉语言文化专业的应用性。
三、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全球化、全球文化一体化发展，促使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性的提高，要将汉语言文学充分的融入到实际生活中，将文学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生活中分析问题和调整状态的能力，利用得体的语言表达、高尚的人格魅力以及良好的职业道德操守来确保应用性活动的顺利完成.
作者:施祥爱 单位:山西省太原理工大学
【2】汉语言文学角度看中国商文化传播
摘要：中国的铸造历史源远流长，以商代的青铜器铸造为代表，铸造的生活、祭祀用品为我们研究商代的文化提供了重要依据。
尤其是铸造礼器，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和研究价值。
基于此，本文重点介绍商代文化特征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形式，以汉语言文学为重要载体，分析铸造礼器的文化传播表达方法。
关键词：铸造礼器;汉语言文学;传播
商代(约公元前1600-约公元前1046年)，青铜器的铸造技术逐渐成熟。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水平为当时铸造技术最高，而商代铸造礼器上遗留的文字，成为我们解读商文化的入口。
因此，笔者从汉语言文学传播角度，探索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和传承。
一、铸造礼器的发展和工艺
礼器的制作在中国古代铸造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为国家权力的象征，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典型和标志。
(一)铸造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礼器是专门为贵族打造的，是其举行祭祀、丧葬、出征、筵席等活动时的重要用品。
中国的铸造有几千年的历史，古代铸造工艺绝大部分体现了礼器铸造上。
而好的铸造技术、铸造工匠、铸造材料等，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并且主要为贵族服务。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些时候，铸造的物品主要是生活用品，例如：鼎、斛等，都是为了吃饭、饮酒而准备的。
随着铸造技术的成熟，工艺难度也愈来愈低，铸造的物品也越来越成为礼仪活动的器物，开始从实用物品延伸到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用品。
到了商代，铸造技术更加炉火纯青，达到全盛时期，铸造礼器包括用于祭祀的鼎、炉等，也包括筵席上用到的斛、觥、勺等，以及音乐文艺活动中的编钟等，铸造礼器成为古代社会经济发展繁荣的标志，也是时代文明的象征。
(二)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
包括礼器在内，铸造物品的工艺大致一致。
其原理流程为熔炼之后将液体浇注于相应模具中，待溶液冷却固化后便可得到相应形状，再经过精细加工，成为生活用品或者礼器。
铸造礼器的制作工艺大体需要三个环节：首先，是模具的制作。
主要是根据礼器的需要，由砂、陶等特殊材料制作成模具。
模具的好处是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制造出来的成品在形状、大小、细节上趋于一致，适用于大量、标准化的礼器的制作和铸造。
其次是溶液的浇注。
将需要铸成礼器的材料加热成液态，在具有充分流动的性能下，浇注进模具中，待冷却后就变成了想要的器皿形状。
在商代，用于铸造的原材料主要是铜元素、铁元素和锡元素等，其优点是在自然界中来源广泛、开采容易、成本低廉，热熔的技术要求比较低。
最后，就是从模具浇注出的作品的加工和打磨处理。
将冷却凝固后的礼器从模具中取出，进行细节的打磨和处理，使其表面光滑、美观。
虽然原理和制作工艺大体一致。
但是具体到商代的铸造礼器上的生产流程的各个技术环节，以及某些技术难度在当时是怎么克服的，至今我们不清楚、不明确，还有许多的步骤和细节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探索和挖掘。
(三)铸造礼器的历史意义
中国历史上有不少礼器出土，通过对礼器的解读，成为我们了解一段历史的主要载体。
因此，铸造礼器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实用意义古代生产技术单一，许多的生产生活资料都非常匮乏。
木材、陶器等相对轻巧，但是不经久耐用，易磨损和结构性破坏。
铸造器皿的出现，使人们在饮酒、吃饭的过程中能够获得更加精美的器物，同时也增加了用品的使用寿命。
因此，铸造礼器在当时来讲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2.艺术意义无论是铸造礼器的造型，还是礼器上的花纹和图案，都体现了当时的社会主流艺术的取向和审美。
也体现了当时铸造工匠的精湛的艺术造诣，成为古代社会艺术水平的杰出代表。
这为我们审视古人的思想、审美、工艺以及社会文化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3.文化意义铸造礼器代表了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社会文化的主流意识。
同时，礼器铸造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具有特殊的文化内涵。
也是中华民族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大禹所铸的鼎，即代表了国家的权力。
商代的司母戊鼎，就是华夏文明的杰出代表作。
二、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的传播
铸造礼器除了本身就有的使用价值和象征意义，还为文化传播提供了媒介作用，特别是以商文化传播为典型。
(一)商文化的主要内容
商代起源于商汤，止于商纣王，前后历经大约5个世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王朝。
作为古代奴隶制社会的代表，商文化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开先河作用的重要历史朝代，从目前出土的商代遗址和文物来看，虽然还不能完全解读商代文化，但是对我们了解奴隶制社会的情况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史料。
1.狭义的商文化从狭义的角度来看，商文化主要包括商代的服装、音乐、艺术、宗教等方面的内容。
服装方面，“上衣下裳”的基本服饰风格形成，对后世影响深远;在音乐方面，由于铸造技术的成熟，有编钟等，丰富了商代的音乐器材;在艺术方面，除了有壁画、岩画等还出现了彩色图案，以及各种样式、色彩的`陶制艺术品;图腾文化方面，继续呈现了敬重鬼神，敬重祖先的现象。
2.广义上的商文化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商代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表现了明显的时代特色。
政治上，由于商代处于古代的奴隶制社会全盛时期，土地、奴隶的归属具有明显的阶级特征，统治阶层之间、统治阶层与奴隶之间均有严格的等级体系;
经济上，生产力的不断提升，导致富余的劳动产品逐渐出现，贸易也逐步兴起，以致后人对从事贸易的人均称之为“商人”;
军事上，商代不仅有完备的军队体制、征兵体制，而且还有成熟的人马车的战斗编队。
这些都是广义商文化的体现。
(二)商文化在礼器上的传播形式
文化在铸造礼器上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表现出来。
但商文化在铸造礼器上主要有三种传播形式：形状、图形和铭文。
1.形状的传播铸造礼器的形状可以直接反映其在当时的作用。
例如：鼎的造型呈现槽型，是人们早期吃饭的器皿，后来逐渐成为祭祀以及国家政权的象征。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民以食为天”的特点，象征着国家权力的基础。
当然，也有些鼎、觥、斛器皿是三只脚支撑，所谓的“三足鼎立”表明了商代社会时期，人们已经发现了三角形的结构，并且知道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特征。
时到今日，已经演化成为一种文化的内涵。
2.图形的传播形式在铸造礼器上，各式各样的图形反映出商文化的包容，尤其是图像被广泛应用。
例如：为了表示对鬼神和祖先的敬重，祭祀的铸造礼器上添加鬼神的形象，这些形象通常都是凶神恶煞，面目狰狞的形象，以起到神秘、严肃的效果;再比如：在铸造礼器表面铸造出动物的形象，描绘出当时农耕社会的特征，反应当时社会对牲畜的重视和驯养文化。
最著名的青铜四羊方尊，代表了古代青铜铸造礼器的最高水平，也代表了当时羊对人们生活的重要性。
这些都是商文化通过铸造礼器上的、图案和花纹进行的抽象性表达。
3.铭文的传播形式铭文即铸造礼器上的文字，因为礼器大多是由铜、铁、锡等金属铸造，因此也被称为是“金文”。
在铸造礼器上的铭文主要包括铸造前期的铸字和在礼器制作完成后的刻字。
商代的铭文主要是铸字。
铭文可以直接记叙当时发生的事情，如帝王言语或者国家大事的最直观的文字记录，这也成为反映商代文化最直接、最有力的表达方式。
篇2：现代汉语造词法浅谈论文
现代汉语造词法浅谈论文
造词就是创制新词，造词的过程是词通过创制的方法从无到有的过程，和所有词的形成一样，创制出的新词也出现了新的音、新的形、新的义或者新的用法。相应地，造词法就是创制新词的方法，人们在造词时可以根据本民族的语言习惯，掌握和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组成各种各样的新词，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使用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所以现代汉语的造词法多种多样。
从二十世纪40年代开始人们对造词法的认识逐步加深。1946年廖庶谦先生在《口语文法》中首次使用“造词方法”这一术语。1949年邢公畹先生在《汉台语构词法的一个比较研究》中同时提及了“造词法”和“构词法”，但这里的“造词法”指的是古代的六书而非汉语造词的方法。首先把造词法从构词法中分离出来，构拟出造词法体系的是孙常叙先生，1956年他在《汉语词汇》中，把汉语造词法分为语音造词方法、语义造词方法和结构造词方法三种。后来任学良先生又分为五种。葛本仪先生把主要的造词法归纳为音义任意结合法、摹声法、音变法、说明法、比拟法、引申法、双音法和简缩法八种，这是八种常见的造词法，并指出把汉语的造词法全面细致地分析整理出来还是词汇学研究中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
音义任意结合法。音义任意结合法是一种用某种声音形式任意为某种事物命名的造词法。在人类语言之初，人们用某种语音形式指称某种事物，语音形式也就赋予它的某种意义，多数语音形式与它所指称的事物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后来运用的越来越多逐渐为人民接受，这种音义结合便固定下来。语言中最早产生的一些词，多数是用音义任意结合法创制出来的。如手、蜻蜓、蚯蚓等。同样是生物，有的称“蚯蚓”有的称“蜻蜓”，这里面没有道理可言，这种音义的结合无法解释。
摹声法。从字面理解，摹声法就是一个模仿过程，是一种用人类的语音形式对某声音加以模拟和改造从而创制出新词的造词法。如“呼噜”就是模拟人睡觉进行这种行为时所发出的声音，而给这种行为进行的命名。现代汉语中运用这种方法创制的词表现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模仿自然界事物发出的声音来造词，如模仿事物的发声给事物命名的，猫、鸦、蛐蛐等;另一种是模仿外族语言中某些词的声音来造词，如咖啡、沙发、巴黎等。总之，用摹声法造词的'过程就是把某种声音语言化而创制出新词的过程。
音变法。它是一种通过语音变化产生新词的造词法。如利用儿化韵的造词，“尖”本身是一个形容词，用来形容事物的“尖细”，加上儿化韵的“尖儿”变成了名词，可组成词“针尖”。总之，这是一种通过改变语音形式产生新词的方法。
说明法。人们给事物命名时，有时会用现有的语言材料对事物加以说明来加深对该事物的理解，从而创制出新词，这种通过对对事物加以说明来创制新词的方法就是说明法。如从事物性状方面进行说明的，肝部硬化成词“肝硬化”;如从事物领属方面进行说明的，长在鱼身上的鳞成词“鱼鳞”;如从事物颜色方面进行说明的，绿色的豆子成词“绿豆”等等。人们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说明造词，所以说明法用法灵活，能产性强。用说明法产生的新词，词义一般比较明确，容易理解，因此这也是一种常用的造词法。
比拟法。比拟法是一种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比拟、比喻等手段创制新词的造词法。如新词是一个完整的比喻的，“龙眼”是一种干果，人们认为它酷似龙的眼睛，所以成词“龙眼”。
引申法。它是一种运用现有的语言材料通过意义引申创制新词的造词法。如通过联想引申创制的，山和水是自然风光中的两大宝藏，人们联想引申，用“山水”指称自然界的美丽风光;如通过词义引申分化创制的，“月”原为“月亮”之义，后来又因为月亮的阴晴圆缺的周期大约为三十天，所以又引申分化出表示“三十天左右时间”的“月”来计量时间。
双音法。汉语词汇发展具有双音化趋势，通过双音化创制新词的方法称为双音法。它是在原有单音词的基础上经过双音化而产生新词的，但这些充当基础形式的单音词，随着语言的发展有的仍可独立成词，但有的不可独立成词。如通过重复原有的单音词创制新词的，把“妈”双音化成新词“妈妈”，这一种新词和原单义祠的意义基本相同;把表示乳汁的“奶”双音化成“奶奶”，这一种新词和原单义祠的意义基本不同。
简缩法。汉语中部分事物的名称是用词组的形式表示的，为了称谓简洁，把词组简缩成新词，这种把词组的形式通过简缩而改变成词的造词法称为简缩法。因为是为了称谓方便才对原有词组进行的简缩，所以新词的意义与原词组意义相同。如把“人民警察”的第一个和第四个字抽出来简缩成新词“民警”，但前后的意义是相同的。需要注意的是简缩成的成分也有可能简缩后仍然是词组，如“四个现代化”就是“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简缩成的词组。
葛本仪先生对造词法的分类做了详细的解释，能解释大部分词的产生，但仍有部分词的产生方式没有涵盖在里面，比如汉语把日本人直接借用汉字创造出来的词又借回来不读日语的读音而读汉语的读音的汉字式借形词，景气、引渡、取缔等。另外，葛先生所解释的说明法太繁杂，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说明进行造词，具有随意性。所以，关于造词法的研究分类还需要做很多工作。
【参考文献】
[1] 孙常叙. 汉语词汇[M].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56.
[2] 任学良. 汉语造词法[M].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3] 葛本仪. 汉语词汇学研究[M].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5.
[4] 葛本仪. 现代汉语词汇学[M]. 商务印书馆， ，6.
[5] 廖庶谦. 口语文法[M]. 三联书店， 1946.
篇3：现代汉语语法论文
现代汉语语法论文
【论文主题词】现代汉语语法；比较；解读
【论文摘要】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本文主要从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词法两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轻松、快速和准确地解读文言文。
文言文，是古人用书面用语写成的文章。运用现代汉语的语法知识，不仅可以清晰地透视文言文语法现象，快速准确地解读文言文，而且对初次大量接触文言文的初一、高一学生来说，运用这些方法可以更加轻松有效地学懂文言文，从而很好地传承祖国的文化遗产。
一、运用现代汉语句法知识，进行古今句式比较，正确理解句意
现代汉语中常式句一般表达形式为：
（状语）定语+主语+（状语）谓语+（定语）宾语（补语）
我们可以把现代汉语的常式句作为“标准句式”拿来与文言文的句式进行比较，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古今句式的不同之处。从而识别文言文的特殊句式，正确理解和翻译文言语句。
下面以文言文“倒装句”为例来谈谈这一方法在教学中的运用。
文言文的倒装句，也叫“变式句”，就是句子的表达形式不同于现代汉语“常式句”的句子。
1、“大哉，尧之为君也！”此句中“尧之为君也”是个主谓短语，意思为“尧作为君主”。“尧作为君主”怎样呢？没有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需要进一步陈述，说明，形容。而“大”是形容词，意为“伟大”，是要陈述，说明，形容某个对象的。这样“尧之为君”与“大”构成主谓关系，但句子形式是先谓语后主语，不符合我们现代汉语通常的表达习惯，明显属于主谓倒装。说话人为了强调谓语，把谓语前置了。学生有了这样的认识，在理解翻译时只需把主谓关系理顺即可。
2、“蚓无爪牙之利，筋骨之强”。让学生划分此句的句子成分可以发现：蚓（主语）+无（谓语）+爪牙（宾语）。主谓宾完整，“利”似乎多出来了。但依据词类知识，“利”是形容词，意思为“锋利”，在句中应作定语或谓语，“什么锋利呢？”，在句中该词语修饰的对象只能是“蚓”或“爪牙”，而“锋利的蚓（蚯蚓）”是讲不通的，只能修饰“爪牙”。因此，“利”是“爪牙”的定语，应该在“爪牙”的前面。该句是把定语后置了，这是个定语后置句。翻译时，学生只需把定语提放到中心语前面即可。
3、“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李氏子蟠，……不拘于时，学于余”、“形似酒撙，饰以山龟鸟兽之形”。以上三句中“于蓝”、“于余”、“以山龟鸟兽之形”都是“于（以）+名词”构成的介宾短语（介词结构），均置于谓语动词的后面。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分析，它们处于谓语后面，既不能作宾语（介宾短语不能作宾语），也不能作补语，而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实际上，三个介宾短语都修饰句中谓语作状语，分别表示比较、对象、方式，属状语后置。翻译时，学生只要把介宾短语提前，放置于谓语动词前即可。
4、①“沛公安在”；②“一言以蔽之”；③“古之人不余欺也”④“何陋之有”。以上所列四类句式是文言文中宾语前置的四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的宾语前置，都可以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辨析。如“沛公安在”一句中“沛公”为名词，是句子的陈述对象。“安”是疑问代词，相当于“哪里”，“在”为介词，表示处所。该句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沛公在哪里？”。在让学生认识这一语言现象时，我们可以举出一个相类的现代汉语常式句，如“你在哪里？”与“沛公安在”进行比较：“在哪里”与“安在”的'意思一样，但前者是“介词+宾语（疑问代词）”，后者是“宾语（疑问代词）+介词”，显然后者把“宾语”前置了。同样“古之人不余欺也”一句中，构成该句的每个词的意思和现代汉语的意思一样，学生容易理解。但学生对“古代的人不我欺骗”这种说话的方式却大为疑惑，古人为什么要这样说话呢？教者可举一相类句式进行句法分析，如“他不欺骗我”，“他”是主语，“欺骗”是谓语，“我”是宾语。两相比较，学生会很容易发现“不我欺骗”是把宾语“我”放在了谓语动词前面，是宾语前置。这是古人语言表达的习惯之一，是为了强调宾语。可见，利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认识文言文的特殊句式，从而正确理解句意，快速翻译句子，是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
二、把现代汉语的词法与句法知识相结合，快速解读句子，全面理解文意
以苏轼《石钟山记》一文第一段为例。
《水经》云：“彭蠡之口有石钟山焉。”郦元以为下临深潭，微风鼓浪，水石相搏，声如洪钟。是说也，人常疑之。今以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至唐李渤始访其遗踪，得双石于潭上，扣而聆之，南声函胡，北音清越，桴止响腾，余韵徐歇，自以为得之矣。然是说也，余尤疑之。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独以钟名，何哉？
理解这段文字时，教者可让学生有意识地与现代汉语进行比较，并用现代汉语语法知识加以分析。这段文字绝大部分实词含义和用法与现代汉语一致，只有“鼓”、“是”、“鸣”、“名”用法比较特殊。我们可以用词法知识进行分析。“鼓”现代是名词，而在“微风鼓浪”一句中，“鼓”处在主语和谓语之间，由名词活用为动词，陈述“微风”，支配宾语“浪”，意为“鼓动”。“是”现代是判断词，而在“是说也，人常疑之”一句中，“是说”是偏正短语，是“之”指代的对象，作“疑”的宾语，“是说”应是名词性偏正短语，“是”是代词，限制“说”，意思是“这个”。“鸣”是动词，“虽大风浪不能鸣也”一句中，“鸣”后省略代词“之”。补充完整后的句子应是“虽大风浪不能鸣之（钟磬）也”。按照现代汉语句子成分分析法提取该句主干为：浪鸣之。可以看出主语“浪”和宾语“之”之间产生了“主语使宾语怎样”的意味，据此可以判断“鸣”为动词的使动用法，可理解为“使……鸣”。“名”，现代是名词，在“而此独以钟名”一句中，用句子成分分析法可以看出：“名”处在谓语位置，作谓语。但依据现代汉语的词类知识名词一般不作谓语，由此可推断“名”是名词活用为动词，作谓语，意为“命名”。
同样，用句法知识比较分析这段文字，可以看出，大多数文言句式与现代汉语一致。而“得双石于潭上”、“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两句的表达习惯就与现代汉语不一样。为了让学生清楚地认识古汉语的特殊句式，教者可用现代汉语的句法知识加以分析。“得双石于潭上”这个句子的主语是“李渤”，承前句省略，谓语是“得”，宾语是“双石”，这三个词按现代汉语常式句表达习惯组成一句话就是：“李渤得双石”。而原句中“于潭上”是个介宾短语，现代汉语中介宾短语一般作状语修饰谓语。据此，“于潭上”应作“李渤得双石”这个句子的状语，这样，该句的完整表达应是“李渤于潭上得双石”，把这个句子与“得双石于潭上”比较，学生自然可以发现原文句子介宾短语后置了，从而掌握状语后置句式。“石之铿然有声者，所在皆是也”一句中，“所在皆是也”意为“到处都是这样”，这是个缺少主语的句子，表达完整应该是：“（什么）到处都是这样”。“什么”是该句陈述说明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石”，“石”后“铿然有声”似乎与“石”构成主谓关系，但这样一来，原句就成为两个句子，这两个句子形成并列关系，表达两层意思，即：“石（头）铿然有声”、“石（头）所在皆是”，这显然不符合作者本来要表达的意思。那么“铿然有声”是不是作状语呢？用句法知识分析可以看出，“铿然有声”是动词性状谓短语，一般作谓语。据此，“铿然有声”只有作“石”的定语，意为“铿锵作响的石头”，是一个名词性偏正短语，正好与后面的“所在皆是”构成主谓关系。这样，学生就可以认识古汉语的定语后置句式。
篇4：现代汉语论文选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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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现代汉语教学述评论文
现代汉语教学述评论文
一、激发兴趣，培养学生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
我们认为，现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在于培养学生理解、分析和运用现代汉语的能力以及初步的语言研究能力，提高学生语言修养。现代汉语有助于学生提高对母语的认识，使之系统化，增强按语言规律办事的自觉性，使他们在语言运用中既能“匡谬正俗”，又能求异创新，为他们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语文教学和语言研究工作打下较为坚实的基础。现代汉语课程面向的是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和相关专业的一年级学生，他们经过高中的学习，大多一开始认为现代汉语就是中学语文的重复，也有的认为现代汉语就是我们的母语，没必要重视，因而对这门课程提不起兴趣。俗话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这就要求教师仔细研读教材，积极捕捉、整理、分析各种各样活的语言事实，不断补充、完善授课内容。课堂上，尽量用富有时代感，具有针对性的实例，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将现代汉语中枯燥抽象的理论趣味化，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比如在讲解词汇时，可以尽量多举一些学生身边的实例，让他们参与其中讨论、辨别，选择最准确、贴切的词语表达。语言是随着社会发展变化而变化的，其中最显著的就体现在词汇上，“神马都是浮云”、“有木有”等网络词语产生的原因何在，又为何会普及开来，这些问题都可以让学生各抒己见，教师做引导、总结。汉语词汇丰富，同样的意思可以用不同的词语来表达，比如以稻米为主食的南方，稻谷叫“谷”，脱壳的叫“米”，煮熟的叫“饭”；而在北方，稻谷叫“稻子”，脱壳的叫“大米”，煮熟的叫“米饭”。
也可以给出一个词，让不同方言区的同学分别说一说家乡方言的表达，比如北京话“一个苹果”，量词用“个”，苏州话用“只”，福建、广州话叫做“一粒苹果”。这些在讲课的时候适当补充，让学生时刻体验活的语言就在自己身边。学习文字时，将汉字与文化结合起来。因为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也是文化的载体。分析汉字的造字法，可以通过有趣的例子将理论形象地讲解。如“贝”字做偏旁的汉字，多和钱财有关，这是因为古人曾用“贝壳”充当货币商品。又如从“取”的甲骨文字形可以看出是用手拿耳，古人打猎或打仗用手拿左耳作为立功的凭证。从“男”“、女”的造字上，可以看出古代男女不平等的历史事实。也可以适当穿插字谜、拆字、填字的游戏，寓教于乐，让课堂变得生动活泼。掌握基础的语言知识，灵活创新，开阔眼界。现代汉语教学目标主要在于学生能够运用语言，学会分析语言现象，并具有一定的语言研究能力。学生不仅要学会语言知识，更要具备一定的分析能力，要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充分发挥语言工具的作用，将其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不是仅仅让学生死记硬背，那样只能将理论僵化，无益于学生理解和掌握。
引导学生活学活用，比如讲到规范用字，可以提前让学生搜集身边或见到的不规范现象，并分析其优劣。学习修辞时，选取名家经典语段，仔细推敲、分析，使学生学会遣词造句，形成较好的表达效果。现代汉语课堂在教授汉语知识的同时，也要注意培养学生一定的语言研究素养。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产生一种问题意识。“尽信书不如无书”，引导学生敢于质疑，永远站在问号的前面。如发现与语言事实不符的情况，及时指出并分析。让学生带着疑问进入课堂，积极思考。能够从平时的语言事实中，发掘出隐藏在背后的规律。比如“他的老师当得好”能说，而“他的教师当的好”一般不这样表达，这其中的原因何在？又如在“把+名词+动词重叠”的结构中，“把桌子擦擦”、“把书读读”、“把马溜溜”，都是适当的表达，而“把桌子买买”、“把书借借”、“把马骑骑”却一般不这样说。这其中的规律又是怎样的，可以让学生搜集类似语料，归纳分析，从而得出答案。
二、理论联系实际，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
语言理论是一个静态的知识体系，但语言能力的培养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需要不断用实践去培养和强化。理论的终极目的就是指导实践，现代汉语也一样。它除了要求老师的课堂讲授之外，还需要学生参与进来，成为实践主体，发挥能动性积极主动地将知识转化为能力。将书本上的理论切实地和社会生活联系起来，激励质疑，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这样才能让学生更好地理解掌握所学知识，不断地提高语言素养。从形式上来划分，现代汉语分为书面语和口语，在教学上两者应该兼而有之。然而在具体教学过程中，由于课时有限、教学内容繁多、教学观念守旧等因素影响，现代汉语课大多是沿袭学习理论知识为主、实践教学为辅的模式教学，就形成了重视书面语教学，而忽略口语训练的局面。学生经过一年的学习，尽管试卷成绩良好，却不能流利地表达。
常见的是有的学生回答问题语句不通，思路混乱，有的学生普通话表达还不过关，有的学生经常带有“然后”、“就是说”等的口头禅，因此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语言素养，进行专门的口语训练是十分必要的。“一言丧邦，一言兴邦”，口语表达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首先要让学生树立自觉口头训练的意识。生活中我们每天要与人交际，几乎天天都在使用语言，当与别人交谈时，要注意分析别人的语言，有意识地积极调整自己的语言行为，便于人与人之间的顺利交际。其次，开展“今日我主场”的课前3分钟演讲活动。每节课前可以让同学围绕指定话题或自备话题，进行3分钟的演讲。从音、义、技来要求学生，逐步实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流畅地表达。音主要从发音、吐字、语调、节奏来把握，克服学生吞吞吐吐，纠正学生的不规范发音，能够做到发音吐字清清楚楚，易于让人明白。义主要是演讲的结构和内容上，要求结构清晰、主旨明确、内容丰富。技就是演讲的技术性，要求学生注意站姿、眼神交流和手势语等的运用，克服胆怯心理，得体大方，形成自信从容的交际风度。我们所学的语言知识对于说话和写作大有裨益，教师要及时更新授课语言，结合生动新颖的语料，将语言教学与社会、时代、生活紧密结合起来。在教授文字的时候，有许多关于国家新时期的语言文字工作方针、政策，其中就有和社会紧密相关的语言运用上的规范化问题等，不仅要让学生了解相关的政策法规，同时也要让他们参与其中。比如可以开展社会用语规范调查，街巷名称、广告标语、报刊杂志上使用语言等等都是鲜活的素材，然后撰写调查报告，开展讨论。
这样学生既掌握了知识，也锻炼了调查、分析问题的能力。在语音教学上，要注意纠正学生固有的不准确的发音习惯，让他们从意识上注意自己的发音。很多学生认为声母、韵母等内容是再熟悉不过的了，大不必在课堂上再来学习。殊不知我们不仅要学会发音，还要通过与不同语系的语音的对比，对其产生规律性的认识。也有的同学受方言音的影响，个别发音总是出错，这就要及时纠正和鼓励学生，让他们掌握正确的发音方法，多加练习。通过音频的播放，让学生掌握准确发音，也可以让学生做示范朗读，互相比较，共同提高。在词汇和语法教学上，可以开展不同形式的讨论会、辩论等活动，让学生在讨论中对问题产生深刻的理解。比如，“整”、“忽悠”等东北方言词，逐步渗透到日常生活中来，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可以以此为论题展开讨论，从中能使学生更加明确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同音词、多义词是两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兼语句和主谓短语作谓语的句子也很难分辨，让学生展开讨论，如何分辨，积极思考，教师加以点拨，这样比起单纯的教授效果要好得多。语言理论需要语言事实来支撑，语言事实也需要理论来指导。只有将两者巧妙结合起来，才能让学生真正认识到语言理论的价值，变被动接受为主动学习。课外还可以组织各种主题的兴趣研究小组，比如“汉语方言研究”、“汉语词汇研究”、“社会用语”等，集中组织，围绕主题开展研讨，积极开展提高语言运用的实践活动，从中得到语言实践能力的锻炼。如开展推广普通话活动，使语音教学为推广普通话服务，还可以组织学生到校报社、网站进行文字校对的相关实践，组织各种主题形式的演讲、辩论、朗诵等活动。这些实践活动，让学生充分认识到了语言课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并从中得到很好的语言综合能力的锻炼。综上所述，现代汉语教学要切实将语言素养成为首要教学目标，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培养学生分析、运用语言的能力和语言实践能力。
篇6：小议现代汉语旁系血亲称谓论文
小议现代汉语旁系血亲称谓论文
1感情影响下的亲疏之别
信息的焦点集中于不同的因素并由此形成不同的语言功能：集中于说话人，就形成情感功能；集中于语境，就形成参照功能；集中于接触手段，就形成交际功能。[4]因此当人们使用一个亲属称谓的时候，这个称谓融合于当时的语境，便承载了有关使用这一称谓系统的社会中人们之间关系的许多内容。不同的亲属关系在人心理上唤起的感情亲疏程度是不同的。“感情”又可以从两方面去看：心理学可以从机体的生理变化来说明感情的本质和种类，社会学却从感情在人和人的关系上去看它所发生的作用。人产生的喜怒哀乐的心理变化固然是生理现象，但是总是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接触，而且也会影响人事的关系，因此人的情感和其他个人的行为一样，在社会现象的层面里得到它的意义。
2旁系血亲称谓泛化现象
从“感情”的角度选择称谓词来称呼对方，反映出了中国“四海之内皆一家”的传统思想，同时也有重视人际关系的文化心理。用血缘关系的称谓来称呼非家族成员的现象可谓是汉语亲属称谓的一大独特之处。在中国，可以根据称呼人的年龄和性别选择相应的血缘亲属称谓。如，孩子很自然的会称呼“警察”、“解放军”以及其他中青年男子为“叔叔”。从亲缘关系讲“，叔叔”是父亲的弟弟。在上面的例子中，被称谓者的辈分与年龄不一定与称谓者的父辈相当。这类“叔叔”，不但有称谓的功用，还表达着某种情感。“警察叔叔”就是对从事警察这一职业的男性的礼貌称谓。再如“，雷锋叔叔”这一短语，除了指称作用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雷锋的`尊敬和爱戴之情。分析语用实际，可知“叔叔”这一称谓已或多或少地附加了崇敬的含义。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在使用亲属血缘称谓称呼非家庭成员的时候，几乎所有用于称呼非亲属的旁系血亲称谓都是父系血亲，而不使用母系血亲称谓。比如，伯伯、叔叔、（大）侄子，只有“阿姨”一词除外。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重男轻女，以及以父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在现代语言应用中的遗存。“阿姨”作为仅有的一个来源于母系亲属称谓的泛化了的称谓词语，其产生有着深刻的动因，胡培安提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社会发展的需求和语言自身称谓缺位的矛盾性”的观点。[5]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封建思想逐步被剥离，女性的人格意识开始觉醒。女性所参与的社会活动逐渐增多，这就要求语言系统要做出相应的反应。弥补缺位的方法有语言内部的自我组织和调整，“阿姨”一词将原属于亲属称谓的义项增加，泛化为交际对象的指称。《汉语大词典》中关于“阿姨”有6个义项，“阿姨”除了表示“姨母”、“妻子的姊妹”以及“母亲”的亲属关系外，还代表对比丘尼的称呼、称呼跟母亲年岁差不多的妇女、称保育员或保姆。最后两个义项很明显体现了“阿姨”补充交际需要的结果。在社会前进发展中，旁系血亲称谓也在逐步推动着现代汉语称谓系统的完善。
随着核心家庭（由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的比例增大，独生子女的增多，同胞关系的减少直接导致过去日常生活中频繁使用的旁系血亲称谓变得不常用起来，如：大伯、二叔、大表哥等。“家族本位”思想已经逐步为“人本位”思想所代替。冲破家庭的束缚，把自己融入社会，使自己成为社会人，这是现代人的意识。父亲和母亲兄弟姐妹的儿女，这些亲属称谓已经被人名或者一些通俗简单的称呼（如：哥哥、姐姐）所代替，这种简化反映出严格区分血缘远近差别的传统聚居式家族的解体，传统宗法和伦理观念的淡化。汉语传统的亲属称谓出现了简化的趋势，合流的现象。
篇7：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论文
［论文关 键 词］
方言；拟声词；构词法；词汇化；语音韵律。
［论文内容摘要］
本文从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三大方面：构词法、词汇化及语音韵律对近几十年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归纳与评述，揭示历史研究、语音研究及类型学研究对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性。
语言学界对拟声词的认识较为复杂，因此汉语拟声词的研究颇为特殊。从研究的内容和角度看，可分四大部分：
（1）汉语拟声词与民族语及外语的比较研究；
（2）汉语拟声词的历时研究；
（3）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探讨；
（4）拟声词自身语法语义结构研究。本文着重对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视角。
一、普通话拟声词研究小结
饶勤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现代汉语拟声词研究综述》一文，以《马氏文通》为始将发表的有关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著作论文进行概述。论文将这些拟声词研究分为三个阶段：1898～1949年、1950～1990年及1990年以后，认为前两阶段“拟声词经历了从附属于其他词类到独立列为一类的过程”，第三阶段以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孟琮《北京话的拟声词》和马庆株《拟声词研究》等三篇论文为代表，开拓了将汉语拟声词放在语音系统中进行分析的视角。
综述中围绕拟声词的词性及其句法功能的问题，认为拟声词的词性问题直接关系到对拟声词语法功能的认识。但事实上现代汉语拟声词的讨论不仅局限于此。正如汉语方言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将方言系属问题作为争论的焦点，这种一开始就确立了某种方言系属权威性的作法，会导致其后的调查研究局限在某个框架内，从而限制方言研究的灵活性。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应将精力放在汉语各方言特别是一些濒临消失或者具有混和性质的方言特点的探讨上，构建新理论。拟声词研究也应如此，词性问题固然重要，但拟声词特殊性质的讨论更有意义，因此探讨拟声词应从多方面角度进行。
就普通话拟声词自身结构特点的研究，目前探讨的范围主要有四方面：
（1）词性问题；
（2）构词方式；
（3）语音形式结构；
（4）修辞功能。而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多有异同。
二、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1.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总况。方言拟声词研究从80年代才刚起步，至近几年才逐渐展开，但发表的文章并不多。由李荣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系列共收集了全国四十多个方言点的词汇，其中也包括拟声词的材料，但并无专门的著作文章对这些方言的拟声词进行分析探讨。
更多的文章将拟声词作为一种构词法平面描写，如《获嘉方言的表音字词头》《歙县方言的aab、bba式结构》《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闽中、闽北方言的分音词》《闻喜方言中的“圪”与“古”》《夏县话里“圪”的用法》《大同方言中的“圪”“忽”“达”缀词语的附加意义》《武宁话的重叠式》《宜都话的两种状态形容词》《宜昌话“aa神”式论析》《汩罗长乐话中的“aa哩”重叠式》等。这些论文仅介绍某一方言拟声词的构词形式，并未对该方言拟声词的整体特点深入探讨，因此也只能作为一种方言调查材料。
专门对方言拟声词进行理论探讨的文章是从《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和《北京话的拟声词》两篇相呼应的文章开始。但这些研究并未被马上继承，直至《吴语拟声词的状态标记“叫”》《潮阳方言的象声词》以及中国社科院王晓君的博士论文《汉语方言拟声词调查与研究》等文章的出现，使语言学界才真正开始关注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
2.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的具体方面。
（1）构词法描写。与普通话拟声词研究相似，大多数方言拟声词的研究都局限于特殊构词法的描写及语法功能的简单介绍：
例如山西大同方言中以“圪”为前缀的“圪a”和“圪a圪a”两种构词法；闻喜方言以“古”作为词缀的“古a”“古里古a”“古古aa”等结构。吉林方言的“一aa”式和“一ab”两种格式中各字的声调是固定，为“一35a51a0”“一35a51b0”。安徽歙县方言主要结构为“拟声词a＋动词性b/形容词性b”的“aab”式和“动词性b/形容词性b＋拟声词a”的“baa”式。江西武宁方言为aa式、abab式和aabb式，仅作状语和定语。湖北宜昌方言的结构为双音拟声词加后缀“神”，主要充当补语和谓语；宜都方言也有“aas?圮n”式的重叠式拟声词。湖南汩罗长乐方言主要以“哩”为后缀，结构为“aa哩”，语音为“中重轻”的格式。厦门方言的结构则分“一字格”“二字格”“三字格”及“四字格”，等等。
这类文章对拟声词的讨论较拘泥，仅从字面构词的特点进行描写，未对这些拟声词具体特点进行研究，因此无法揭示出该方言拟声词在词法和语法的特殊功能。
（2）词汇化。随着词汇化语法化在语言学界的兴起，方言拟声词的研究也开始关注词汇化。在调查中发现某个方言中存在着几种不尽相同的拟声词格式，或者几个方言中存在着相似或相异的拟声词格式，若将这些格式对比分析，往往可能发现不同拟声词之间亲疏关系，从而可揭示出某类拟声词形成的历史过程及其所属的阶段特征。这样，一些论文开始从这种动态研究的角度对拟声词构词特点进行解释。
江西赣语新余方言介绍了三种格式：重叠式、a沙式和aa叫式。文章指出aa叫式拟声词与普通话不同在于，“叫”在新余话中已语法化为一个词缀。通过对比赣语吴语中aa叫式拟声词在语法语义上的差异，试图解决“aa叫”式语法化的历史过程。
北部吴语嘉善方言中的拟声词的状态标记是“-叫”，文中指出双音节拟声词与“叫一记”在组合的过程中日趋紧密词，并发生词汇化，“一”语音弱化读轻声，所有后附于拟声词的“叫”都可以用“叫一记”来替换，而语义没有变化。所以，文章认为，“叫”已经语法化为一个状语标记，而“叫一记”则在使用中词汇化，也开始逐渐接近于一个状态标记。这些论述揭示出吴语中这两种拟声词所形成的不同阶段和相互关系。
（3）语音层面分析。拟声词最初表达的是要摹拟自然界某种声音的某些属性，本质上与声音密切相关。因此，人们开始关注各方言拟声词在语音和韵律上的独特之处，这把对拟声词的认识推进了一步：河南获嘉方言中的拟声词的词头是一种表音字，拟声词若以这类词头为第一音节的时候，第二个音节的声母和韵母就会受到严格限制，但文中对这种限制并未进一步讨论。闽中闽北方言的拟声词中存在着一种分音词，将一个音节分成声母韵母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又各自扩充为一个独立的音节，第一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双声叠韵，第二个音节与原单音词叠韵。声母固定为1，并且新的两个音节均与原单音节词同调”。
马庆株以北京话拟声词为案例，利用数量统计的方法，从音素的角度切入，把拟声词看成一个语音单位，根据北京话拟声词的发音机制，分析了各拟声词声母韵母各自的特点。研究发现这些拟声词的声母多以塞音边音塞擦音充当，韵母多为无韵尾，有韵尾则多以ng尾为主的客观情况，并通过对不同音节中各相应的语素进行对比，总结了不同音节声母和韵母的特点及各自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文章从音素的角度看待重叠，得出变韵重叠（语素重叠）和变声重叠（音节重叠），这些变形重叠后的完全再重叠就发展至文字形式上的拟声词重叠。
张盛裕对粤东闽语潮阳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以音素为单位。他指出除了无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外，潮阳话主要有①a下叫，②aa叫，③ia叫，④ia1a2叫四种格式。其中，后三种格式在语音上各有规律，除去词缀“叫”，拟声词每个音节的声韵调有固定的音变规律，并重点论述④式拟声词的语音结构中声母与韵母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文章也运用统计学方法，对调查到的所有拟声词的声韵调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比较，并联系人类发音机制特点进行解释。
王晓君通过170多个词条将调查所得的53个方言点的'材料进行分析，从声韵调三个方面，对汉语方言的一般拟声词、摹拟动物叫声的拟声词和使唤动物声的语音使用做了较为详细的描写，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语音规律。此外，论文将拟声词的音节分为主音节和次音节（包括衬饰音节、衍生音节、前缀音节和后缀音节等），并运用主音节和次音节的概念分析了汉语拟声词的韵律构造。
以上的文章都运用了统计学方法对拟声词声韵调等各个音素进行了频率统计分析，这是以往拟声词研究中所不曾运用的方法。拟声词一般是用来模拟自然界的声音，人类选择以哪种语音表示哪种自然界事物的声音通常也带有随意性。但是语言又是约定俗成的，在任意选择语音的同时，又受到人类自身的认知及所处的语言环境文化背景的制约，具有某些优选的规律性，显示出语言的排除机制。用统计数据分析的方法事实上是将拟声词的研究与普通语言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方言中一些现象总结人类对语言的选择方式和接受程度。
三、研究方法的总结
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的研究起步较晚，这与方言调查的开展有很大关系。在很长一段时间现代汉语方言拟声词研究只重视语法结构描写以及在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模式下进行两者对比，并没有立足方言自身内部特点的探讨。此外，对拟声词在语法修辞上描写也过于笼统。事实上，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应有自身的特色，可从多角度展开探讨。
1.历时研究。由于拟声词是用自己的方言去模拟某种声音，这种模拟必然带上主观性。这种主观性，从音素到音节到字词，都受到形成该方言的社会心理文化意识影响，因此，不同的方言都可能具有不同的格式。然而，语言的接触语言的渗透使得一些方言带上相似的语言现象，系属相近或同属一方言的方言小片中的许多语言现象都具有相同的特点。将这些特点系连在一起，则可能为某种语言现象展示了一个历时的动态过程。王福堂①从方言语音演变中得出：“多数方言中音变过程完成后，原来的具体情况已经不复可知。需要借鉴其他方言的情况才有可能对音变过程的某些阶段加以复原”。方言拟声词的研究同样具有历史性。例如吴语、赣语、闽语中都存在着以“叫”为后缀的拟声词结构，但在语法上又有差异性。从历史移民的考证中，古代时就存在着一批移民从长江中下游区迁往江西最后再迁至闽地的历史情况。拟声词在某些方面的一些相似的特点，是同源的关系，还是仅为偶合，这需要结合文化历史的进一步证明。可见，将不同方言中拟声词的结构特征串连起来，能为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提供语言事实材料。从历史层次上分析，突破了拟声词仅关注平面研究，从而把拟声词的研究引进历史变化发展的动态立体研究中，对于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有着重要的意义。
2.语音韵律研究。国外拟声词的研究一般从音素入手，而现代汉语普通话拟声词的研究更多的是注重字词组合上的结构。汉字是一种方块文字，这让汉语研究者通常关注以字为单位符号的汉语，着眼于字面上的汉语，忽视语音层次上更具有变化意义的语言价值。与其他词类相比，拟声词之所以具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它是以声音作为产生载体和条件，因此对语音深入探讨才是真正认识拟声词特点的研究。石毓智②以广泛存在于各方言的拟声词、联绵词和分音词为基本材料，提出大音节结构这种韵律单位，认为在这个结构中，音节与音节间相应的位置上的音素有着相互制约的关系。他从普通话拟声词中归纳出五条音节配合规律，然后从历史材料及闽语吴语等方言材料中印证了这些原则。这种从音系学和韵律的角度探讨了拟声词及其相关的问题，为进一步认识汉语方言拟声词的共性及拟声词的本质提供了新的研究模式。由最小的语音单位分析至词组合层级分析法，事实上与国外语言学研究方法接轨。拟声词的研究，无论是普通话还是汉语方言，都应跳出字词上的局限，将语音引入，结合词法语法进行研究。
3.类型学研究。汉语从古代的开始就存在着各种方言，千年来各方言自身变化不断，同时又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类型各异。汉语方言的丰富性，不仅数量上而且类型上也为汉语的研究提供大量了的语言材料。从类型学的角度研究拟声词，是对汉语拟声词认识的总结。方言拟声词的调查研究目前尚未深入展开，但已初步总结出一些类型，包括：各种没有固定格式的纯粹模拟声音的结构、重叠式（常式和变式；单音节、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缀式（前缀、后缀和镶嵌词缀等）、分音词等。可见，除了字词上的格式外，我们更应将语音和词汇化引入，从微观的动态中进行研究。随着方言拟声词调查的广泛展开和深入探讨，不同类型的拟声词结构将被逐渐揭示出来，这就为语言类型比较的提供了大量的材料，这种类型学的研究角度研究应该成为方言拟声词研究的重要方向。这对进一步揭示和认识汉语拟声词的特点，具有重要的价值。
注释：
①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第21页，语文出版社版。
②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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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石毓智：“论汉语的大音节结构”，载《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
13.王福堂：《汉语方言语音的演变和层次》（修订本），语文出版社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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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张盛裕：“潮阳方言的象声词重叠式”，载《方言》198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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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朱德熙：“潮阳话和北京话重叠式象声词的构造”，载《方言》1982年第3期。
24.周长楫：“略论厦门话的构词手段和方法”，载《厦门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
篇8：信息处理与现代汉语轻声的论文
论文摘要：轻声是现代汉语中很有特点的一种语音现象，同一个词有可能读原调，也有可能读轻声，但读原调和轻声，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这些现象通过表意体系的汉字无法显示出来，这给信息处理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也是信息处理过程中面临的一大难题。
轻声是现代汉语中很有特点的语音现象。它有独特的性质和功能，但在信息处理的过程中又有一定的缺陷。
一、轻声的性质
关于轻声学术界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轻声是一个独立的调位；另一种认为轻声是一种特殊的变调；再一种观点认为轻声属于轻重音。
徐世荣等认为轻声是一个独立的调位。徐世荣在《试论北京语音的“声调音位”》一文中指出：“北京语音若按实际调值来说，有两大类，一类是正常音节里的‘正常声调’；一类是弱化音节里的‘短弱声调’，就是一般所说的‘轻声’。”
罗常培、王均等认为轻声是一种变调。许多现代汉语教科书采纳了这一观点；“变调说”在国内比较有影响。罗常培、王均指出“如果联系汉语所有的方言来看，应该认为轻声也是变调的一种。”
厉为民等认为轻声属于轻重音系统。指出“汉语存在词重音，情形与英、俄两种有词重音的语言相类似。”“重音念得不对，有时会引起误会――一部分同形词因重音位置不同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duitou（对头，名词）：dui′tóu（对头，形容词），′tiaoli（调理）：tiao′lǐ（条理）”。
我们认为轻声不是四种声调以外的第五种声调。这是因为轻声的音高不起主要作用：首先，所有的轻声字都失去了其固有声调的音高调值，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被视为轻声。其次，轻声字的音高不固定，往往随着一个音节的音高而变化。这就使得轻声字本身没有稳定的音高值，因此，轻声字的时长很短，音量很弱，音高往往带有模糊性。由此可见，轻声的音高不起主要作用，轻声不是一个独立的调位。
轻声也不是一种变调现象，例如：“党委”中的“党”由原来的上声变为阳平，“一样”中的“一”由阴平变为阳平，变调一般是受后一个音节的声调影响，前一个音节声调变化，但变化后的声调仍然保持四声的区别特征，而轻声往往是受前音节的影响，后一音节的声调变得既短又轻，轻声的声调则失去了四声的区别特征。
轻声应当被看作是轻重音系统中的轻音。赵元任先生把普通话轻重音分为三级：对比重音、正常重音和弱重音，认为轻声属于弱重音。林焘先生也认为“音高在听辨北京话轻音音节时所起的作用远没有音长重要”“音长在听辨北京话轻重音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林茂灿等的声学实验也证明“在普通话轻声字音中，介音和主要元音都以较大幅度离开其在四声字音中的位置，并向央元音方向移动，而元音尾，[n]尾和一些[η]尾有丢失的倾向”这种变化，与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和瑞典语的弱读音的“元音缩短”很相似。可以认为，普通话轻声也具有“元音缩短”现象，它自然属于轻音现象。由此可见，把轻声看为轻重音系统中的轻音是较为合理的。
二、轻声的作用
轻声有区别词性和词义的作用。有两种情况：
1.读轻声和原调，同形的词，词性和词义都不同。例如：
大意：dàyì名词，表示大概的意思。例如：“文章大意是这样。”
大意：dàyi形容词，形容粗心，不细心。例如：“你太大意了。”
精神：jīngshén名词，指人的意识、思维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例如：“精神可贵”。
精神：jīngshen形容词，形容表现出来的活力。例如：“老人很有精神。”
运气：yùnqì动词，把力气贯穿到身体某一部分。例如：“一运气能感觉到疼痛”。
运气：yùnqi名词，指命运。例如：“他的运气很好。”
2.读轻声和原调可以区分字形不同的词。例如：
莲子：liánzǐ指莲的种子，例如：“我爱喝莲子粥”。
帘子：liánzi用布或竹子等做的.有遮蔽作用的器物。例如：“门上挂了一个帘子。”
蛇头：shétóu蛇的头部。例如：“这只蛇头是黑的。”
舌头：shétou指辨味、帮助咀嚼和发音的器官。例如：“他把舌头咬了一下。”
三、普通话常见的轻声词语
普通话中常见的轻声词语一般有一定的规律，主要有以下几种：
1.助词“的、地、得、着、了、过”和语气词“吧、嘛、呢、啊”等。例如：
我的、迅速地、热得很、拿着、看了、去过、好吧、好嘛、你呢、是啊。
2.部分单纯词中的叠音词和合成词中的重叠式的后一个音节。例如：
猩猩、饽饽、妈妈、星星、坐坐、劝劝、催催、讲讲。
3.构词后缀“子、头”和表示群体的“们”等。例如：
桌子、辫子、木头、石头、我们、他们。
4.名词、代词后面表示方位的语素或词。例如：
桌子上、脸上、山下、前面、前边、教室里、箱子里。
5.动词、形容词后面表示趋向的词“来、去、起来、下去”等。例如：
起来、过去、出去、上去、热起来、拿出来、跑过去、走回去。
6.下面词语里加着重号的字一律读轻声。例如：
来来去去、打打闹闹、黑不溜秋、胡里糊涂、傻不楞登。
7.有一批常用的双音节词，第二个音节习惯上要读轻声。例如：
巴结、巴掌、包袱、本事、编辑、扁担、别扭、玻璃、薄荷、簸箕、不是、裁缝。
苍蝇、柴火、称呼、出息、刺激、聪明、凑合、耷拉、大方、大爷、大意。
大夫、耽搁、灯笼、嘀咕、地道、地方、地下、东西、动弹、豆腐、对头、多少。
哆嗦、耳朵、翻腾、分析、风筝、高粱、胳膊、疙瘩、工夫、功夫、姑娘、故事。
棺材、官司、规矩、闺女、哈欠、含糊、核桃、合同、狐狸、葫芦、胡同、糊涂。
四、信息处理与轻声
由于轻声能区别词性和词义，再加上汉字是表意性的文字，不直接表音，所以，轻声现象通过表意性的汉字表现不出来，这给人们朗读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特别是习惯轻声，由于人们把握不准的话，不知道该不该读轻声，有的读不读轻声，意思不一样，例如：
1.他这种助人为乐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
2.老张年龄那么大了，但显得很有精神。
3.这篇文章的大意我明白。
4.你太大意了，以后可要小心哪！
这两组句子，分别都有两个“精神”和“大意”，但在每一个句子中只有一种读法，前一个读原调，后一个读轻声。联系“精神”和“大意”前后的词语，就可以理解句子意思。
但是，像下面的句子：
5.到一个新的地方分不清东西。
6.这是你的不是？
7.他们一直打冷战。
8.那两个是小王的兄弟。
9.他实在不会说那种话。
10.那个人很像大爷。
这些句子例5中的“东西”里的“西”读阴平，“东西”表示方位，指东边和西边。当“西”读轻声时，“东西”指的是物品。例6中的“不是”里的“是”读去声时，“是”为动词，“不是”表示否定。当“是”读轻声时，“不是”表示错处、过失。例7中的“冷战”中的“战”读去声时，“冷战”指他们双方之间进行的无声较量。当“战”读轻声时，表示因寒冷或害怕浑身突然发抖。例8中的“兄弟”里的“弟”读去声时，“兄弟”指的是哥哥和弟弟，当“弟”读轻声时，指的是弟弟。例9中的“实在”里的“在”读去声时，“实在”是形容词，表示很老实、本分，当“在”读轻声时，“实在”是副词，表示的确的意思。例10中的“大爷”，当“爷”读阳平时，“大爷”指的是不好好劳动、傲慢任性的男子，当“爷”读轻声时，表示是伯父或尊称年长的男子。
这些词语在句子里会有两种读法，两种理解，而且单独就一个句子而言，两种读法、两种理解都成立。我们人工阅读或说话时，要准确地理解其中的意思，只有联系上下文去理解。那么，这种现象在计算机信息处理时，就遇到了困难。在一个句子里，读原调和轻声，所表示的意思都成立，这是由于轻声的缘故构成的歧义句。这种现象给人工阅读带来了麻烦，需要再联系上下文去理解意思，当然，计算机要理解这些句子的意思就更困难了。也正如亢世勇说的“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目前，计算机完成了“字处理”，在“词处理”和“句处理”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例如：词的切分问题，词性的标记问题，也就是说让计算机面对真实文本自动进行词的切分和词性标记。其中词的切分这一项，是字处理突破后中文信息处理所必须突破的又一个核心问题，是必须要闯过的第二道难关。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计算机学界和汉语言学界联手攻克词的切分这一难关，20多年来，都取得了可喜的成果，研制了一些相应的软件。到目前为止，计算机自动分词，正确率可达到90%到95%，剩下的5――10%的词的切分问题，难度也比较大。其中就包括歧义句的词的切分问题，当然也包括由于轻声引起的歧义现象。对于歧义句的理解，我们运用增加、替换词语，或联系上下文理解意思。这又涉及到“句处理”的问题。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由此可见，“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多方面的综合性知识。而且，“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除歧义的问题。科学家们正在努力攻克这一难关，争取早日突破信息处理中的一大瓶颈问题。
参考文献：
[1]徐世荣：《试论北京语音的“声调音位”》，《中国语文》，19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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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林茂灿、颜景助：《普通话轻声与轻重音》，《语言教学与研究》，1990.3。
[6]亢世勇：《面向信息处理的现代汉语语法研究》，上海辞书出版社，。
篇9：中文信息处理与现代汉语语法论文
中文信息处理与现代汉语语法论文
论文摘要：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三个阶段。“句处理”是实现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这一关键性的技术难关。其中遇到的问题比较多：词性的判断；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歧义现象分析等等，最根本的方法是语言学家尽可能地把语言中的这些现象通过归纳、分析、总结出规律，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以便利于计算机处理。 论文
关键词：中文信息处理 现代汉语语法 句处理
用计算机来处理汉语信息，就是汉语信息处理，又称中文信息处理。中文信息处理包括“字处理”、“词处理”和“句处理”。“字处理”、“词处理”分别与汉字和词汇有关，在此主要谈谈“句处理”。
句处理的主要内容是，怎样使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如现代汉语）的句子的意思，又怎样使计算机生成符合自然语言规则的句子。“句处理”所需要的语言知识，将是一种涉及到语音、语义、语法、语用等诸方面的综合性知识。目前。大家都深感现有的关于汉语的知识远远不能满足中文句处理的需要。单就句法方面的情况说。在中文信息处理过程中将会不断遇到我们想象不到的问题，许多问题在人看来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但计算机就解决不了。也有一些问题，本身在学术界就有不同的观点，那么，就给中文信息处理增加了更大的困难。
用计算机来处理中文信息，遇到了很多困难，从现代汉语语法的角度来看，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词性的判断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汉语的词性判断主要是根据词的语法功能，不同的词，词性意义可能不同，同一个词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词性意义也可能不同，汉语中，大多数词有固定的词性，但有些词的用法比较特殊。例如：
1。他花了十块钱买了一盆花。
2。你用那个锁把门锁上。
3。他比雷锋还雷锋。
这三个句子中分别有两个“花”、“锁”、“雷锋”。但它们只是音同、形同，词性和意义都不同。句子1中的第一个“花”是动词，“花费”的意思，第二个“花”是名词，“植物”的意思。句子2中的第一个“锁”是名词，即“锁子”的意思，第二个“锁”是动词，是“锁住”的意思。句子3中第一个“雷锋”是名词，表示人名，第二个“雷锋”是形容词，表示“雷锋的精神、品质等”。具有一定语言知识的人大体上都能分清它们的区别。从传统语言教学的角度来讲，句子1中的两个“花”是词形、读音相同，但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且两个“花”的意思之间没有联系，所以属于同音词。句子2中的两个“锁”，也是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但两个“锁”意思间有联系，所以属于兼类词。句子3中的两个“雷锋”词形、读音相同，词性和意思都不一样，意思也有联系，但第二个“雷锋”属于词类活用。Ⅲ从教学的角度看，这种分类比较细致，便于人们的理解和掌握，但是，从中文信息处理的角度来看，这种分法太细，不便于计算机掌握。
目前，在中文信息处理中，是这样来定义兼类词的：亢世勇认为“兼类词有广义兼类词和狭义兼类词。广义兼类词就是中文信息处理中所说的现代汉语的同形词，对于计算机而言，只要词形相同，不管读音是否相同、意义是否相通，是同形异音词、同形同音词，还是一词多义、一词多种用法，都是相同的，都要从多个当中选一个。狭义的.兼类词就是指一般的现代汉语着作定义的，‘同形同音、意义上有一定的联系，且具有两类或两类以上词的语法功能的词”’。陆俭明认为，兼类词是“指同字形、同音而意义不同或词性不同的词”。如果按这种定义理解，以上三个句子中的两个“花”、“锁”、“雷锋”都可以称之为兼类词。因为，中文信息处理的目的是让计算机能根据具体环境判断出词的词性，从而准确理解其中的含义就可以了。尽管如此，但是，汉语词类是多功能的，一类词不需要发生词形变化就可以充当不同的句子成分，不同类的词可以充当相同的句子成分，这样就给兼类词区分带来了更多的麻烦。因而，兼类词的选择是计算机词性自动标注的一个“瓶颈”。尽管信息处理专家运用了规则排歧、统计概率排歧或者两者结合起来等多种方法进行排歧，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方法、一种系统能够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二、短语、句子的结构分析
由于汉语缺乏形态。所以。语序和虚词成了汉语中表示语法的主要手段。有些短语、句子的结构不好理解，需要形式和意义结合起来分析。例如：
A组：a。陕西+甘肃+宁夏 （“陕西+甘肃+宁夏”三者为联合关系）
b。中国+（北京+陕西）（“中国”与“北京陕西”是偏正关系。“北京”与“陕西”是联合关系）
C。中国（陕西（西安））（“中国”与“陕西西安”是偏正关系，“陕西”与“西安”也是偏正关系）这一组中的abe三个短语对人来说，都很容易分清楚，但计算机目前还很难区分，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就得把三个处所名词组合在一起构成a类、b类、e类不同关系的条件与规则研究清楚，并将这些条件与规则加以形式化输入到计算机内。
B组：开始讨论（述宾关系）分析研究（联合关系）研究结束（主谓关系）
取下来（述补关系） 看完再说（连谓关系） 叫他回来（兼语关系）
生产管理（定中关系） 讽刺说（状中关系） 介绍写（不构成合法的句法关系）
这组是现代汉语里“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的种种不同的结构关系，对人来说，通过讲解大致可以分辨，可是让计算机要分清楚，就非常难，因为我们至今还没有总结出“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构成各种不同句法关系的具体规则。换句话说，“动词性词语+动词性词语”在什么条件下一定构成合法的什么句法关系，能构成什么样不同的句法关系，我们至今还说不清楚。
C组：天气好――好天气（主谓――偏正）很好――好得很（偏正――述补）
来人了。――人来了。（述宾――主谓）
一张票三元钱。――三元钱一张票。（主谓――主谓）这一组都是由于语序的不同而形成的结构和意义都不同的短语和句子。这些结构对人而言，稍加学习就可以理解，但这些给计算机理解意思增加了难度。需要人们把这些语序的变化形成的不同的结构概括出规律来，再用形式化的方式描述出来。输入到计算机里。
三、歧义现象
现代汉语短语结构的歧义是进行汉语句法分析的一大障碍。“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计算机面对的歧义，不只是我们人所能感觉到的诸如下面这样一些句子的歧义现象：
（1）他正在输血。（他正给病人输血。／他病了，正输血。）
（2）看望的是病人。（你看望的那个人是病人。/看望你的那个人是病人。）
（3）我们急需进口产品。（我们急需进口的产品。/我们急需从国外进口产品。）
某些在人看来不存在歧义的句子计算机会认为有歧义。例如：
（4）a他被警察叫去罚了一百块钱。
b他被警察叫去写了一份检查。例（4）a句和b句，在人的眼里结构是不一样的。a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一直管到底。全句意思是“他被警察叫去，他被警察罚了一百块钱”：而b句“被警察”这个介词结构只 管到“叫去”，管不着“写了一份检查”。可是，计算机分辨不清楚。要让计算机分辨清楚，我们就得将“PP+VPI+VP2”（PP代表介词结构，VP1和VP2分别代表紧挨着的不同的动词性词语）这种结构中的PP对后面动词性词语管辖的范围及其条件与规则进行充分、准确的描写，并加以形式化，“交给”计算机。而这一类现象与规则我们过去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更不用说研究了。
其实以上所举的例子都存在歧义问题，因此，也可以这么说，“句处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排歧问题。
中文信息“句处理”的研究工作，上个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最早进行“句处理”研究工作就是基于规则展开的，但上个世纪90年代初，基于规则的“句处理”研究工作遇到了重重困难与难关，主要是语言学家所提供的语言规则远远不能满足信息处理的需要。目前，为了解决好中文信息处理中的“句处理”难题，出现了一个竞相研究、竞相发展的局面。对于句处理，提出的各种策略和途径，归纳起来。主要有基于规则和基于统计这两种策略。基于规则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基于统计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语料库真实文本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各种策略和途径，目前，我们还很难说哪一种是唯一正确的。各种策略和途径，表面看不同，其实，最终都需要依赖可靠的汉语知识来驱动计算机正确处理自然语言（汉语）。因此，“无论是比较传统的基于规则的处理策略，还是90年代以来方兴未艾的基于统计的方法，在对语言知识的需求这一点上实际上都是共同的。所不同者，走规则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诸专家的理性知识，由人来对语言知识进行抽象（比如以带有合一条件的规则形式给出）。而走统计路线的研究者一般求助于计算机对大规模的语料库的统计分析，由计算机来抽象出语言知识（比如以一定的数据结构记录的统计结果等）。两种路线孰优孰劣，不能笼统判断，只能跟具体的应用目标结合起来，由实践结果来评价。”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把两种方法结合起来使用。因此，相信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攻克难关，实现计算机对自然语言的处理与理解的目标，使中文信息处理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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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现代汉语造词方法探析的论文
现代汉语造词方法探析的论文
一、“修辞学造词法”诠释
词汇就其本身而言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而新词的产生概括的说不外乎两条途径：一是构造新词，二是吸收外来词。当今时代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各种新的事物、新的现象不断出现，由此导致了人们的新观念、新感受的不断产生，面对这种现象，原有的词汇难免会出现供不应求的现象。于是人们便倾向于寻求各种造词手段来对客观世界大量的空符号作及时有效的补充。产生新词新语的方式很多，有新外来词语的吸收、旧词语的复活、方言词语的吸收等等。
二、比喻造词法
从结构上看，新词新语里运用比喻这种修辞格的，大体有以下几类：
⑴、以喻体作修饰成分，本体类属作中心词，构成新词语。如：
龙头企业拳头产品窗口行业星火计划胡子工程尾巴工程
这类新词的喻体一般都具有形象生动通俗易懂的特点，取譬的着眼点也多种多样，其突出之处是使得语言表达简洁明快。如：
草根工业：喻指植根于乡村土地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
龙头企业：像龙头一样能带动全局和其他企业前进或发展的企业。
尾巴工程：指某一工程主体部分已经完成，但尚有某些收尾项目未曾完成，好像拖了个尾巴。
⑵、以喻体代指本体，也就是赋予某些词语以新的比喻义。如：
绿灯窗口龙头新星拳头黄牌气候余热婆婆短平快
在这类词语中，由一些本来是普通语词，如“婆婆”、“窗口”、“拳头”；有的本来是专业、行业用语，如“绿灯”、“黄牌”，作为新词语，它们被赋予了新的比喻义，使用范围扩大了。而且有的新词语还可以作为构词成分，组成相关的新词语。
⑶、以喻体作中心词，前边加上一系列修饰、限制成分，构成新词语。其中心词有双音节的，也有单音节的。我们以单音节为例看一下，如：
~坛：体坛歌坛影坛泳坛足坛网坛
~星：歌星明星笑星舞星泳星新星
~霸：电霸水霸车霸鱼霸油霸波霸声霸
~~热：武侠热英语热中国热琼瑶热星热足球热旅游热
~~族：上班族星族红唇族推销族打工族工薪族
~~风：吃喝风麻将风浮夸风宴请风
这一类单音节词具有较强的构词能力，使用范围比较广，但它们能不能被认为是后缀成分，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⑷有的新词语，从它开始使用，就作为一种比喻用法。如：
大锅饭：喻指不符合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
一刀切；喻指那种不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的简单化的工作方法。
这类词语就字面意义谈，本指一种现象或事物，只是人们很少用它们的字面意义，而是常用它们来喻指某一事理、现象，在使用过程中这类词语逐步具有了某种习用的意义。这类词语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新的俗语、惯用语，如：“踢皮球”、“剃光头”之类，它们应用的范围比较广，很难说明这种比喻究竟是以那个本体为对象的。
三、借代造词法
用借代修辞格形成的新词Z，一般来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以专称代指通称。如：伯乐，原为韩愈《马说》中的人名，擅长相马的人后来代指擅长发现人才推荐人才的人。硅谷：源自美国，电子工业基地，现代指电子工业基地。
⑵、以某一相关事物代指一事物。如：
红包：代指家长给晚辈子孙的赏钱或厂矿、企事业单位给职工发放的奖金。
菜篮子：代指城镇居民的副食蔬菜供应。
“菜篮子”：是城镇居民采购蔬菜、食品时携带的工具；“红包”：使用红纸包着钱币，象征喜庆、吉祥，以示奖励。
⑶、以事物的某一特征部分或标记代指该事物。如：
橄榄绿：代指这种颜色的警察制服。
大团结：指拾元面值的人民币，因上面印着民族大团结的图案而得名。
国脚：专指具有高超球艺的'国家级的足球队员。
⑷、以具有特征性的动作行为代指某一事。如：
画圆圈：代指圈阅文件。一些领导同志在阅读或批示文件时，常画圆圈表示已经过目。
爬格子：因写文章要用带格子的稿纸，所以拿“爬格子”来形容勤奋艰苦的写作。
挂鞋：代指足球队员退出绿茵场，不再参加比赛。
“画圆圈、爬格子”，“挂鞋”都是动宾结构。前者口语色彩浓，后者书面语色彩浓。此外，它们之间的感情色彩也有区别。“画圆圈、爬格子”含有戏谑的意味，“挂鞋”则显得庄重。
⑸、以形象性称谓代指原有专名。如：
铁榔头：因郎平扣球凶猛有力，而“郎”与“榔”同音，人们就以“铁榔头”代指朗平。
聂旋风：我国围棋手聂卫平在中日围棋赛中，连连获胜，象一股旋风，令对方无法招架，于是“聂旋风”就成了聂卫平的代称。
⑹、以专名代指该专名所具有或体现的某种社会现象、观念等。如：“条子现象”指领导干部随意批条子办事的不良社会现象。“明星效应”指文艺、体育等领域里的明星由于受人崇拜而产生吸引力和号召力的社会现象。这类词语从意义上说，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随意性；从结构上说，为定中结构；它不同于一般修辞上借代里所说的“专名代泛称”，从整个短语看，可以认为是部分借代。
四、仿拟造词法
采用仿拟手法构成的新词语，实际包含两种不同的情况：一种是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为了修辞的目的，利用仿拟格而产生的偶发性新词语。这类新词语
有些会超越原语言环境，被更多的人认可并使用，逐步获得一般词语的性质；有些只是偶尔出现或偶尔重复出现，很快被遗忘和淘汰。另一种情况则是依据汉语词汇中已有的词语，利用仿拟手法来构成表达新事物新概念的词语，可视为用仿拟构词法构成的新词语。利用仿拟构词法产生的新词语有着一般新生词语的性质，接下来我们着重分析仿拟型新词语的情况。
⑴、格式仿。汉语词汇中有些词语的构成在形式上呈明显的框架结构，这种框架结构也即一类词语构成的格式，依据一定的格式，通过改换某些构词要素，能产生一系列同格式的词语。“格式仿”就是通过仿拟词汇系统中这类典型格式而构成新词语的方法。
⑵、语义仿。语义仿即利用词语间语义上存在的类义、对义、反义等关系来仿拟构词。
⑶、依据是否只用仿拟手段来划分，可以分为单纯式和兼用式。单纯式是指仅仅利用仿拟这一修辞方式造词的方法。
五、其他修辞方式造词法
这种利用修辞格形成的新词新语义比喻、借代、仿拟最为常见，当然由其他修辞方式构成的新词语也是不容忽视的。谐音构成的新词语，如：“炒古”，炒买炒卖古玩，由“炒股”谐音而造；“导爷”，戏称导游人员，有“倒爷”谐音仿造。还有“爱资病”、“莫（没）斯（事）科科长等都是谐音造成的新词语。比拟式构成的新词语，如具有新含义的“松绑”“透明度”“冒尖”“挂钩”“浮动”，以及“精神污染”“知识爆炸”“三栖明星”“投资膨胀”等。夸张式新词语也为数不少，如：“爆棚”指体育、娱乐场馆等人数骤增；“过街鞋”，对质量很差的鞋的贬称。此外还有“爆满”、“鸣谢”、“袖珍企业”、“火箭本”等。还有新含义的“山海经”、“普通话”是直义式新词语。而“压缩饼干”“压缩空气”则是利用断取格形成的。真是形象生动，丰富多彩。所有这些进一步说明了“修辞学造词法”是完全行的通的，而且是语言学中值得研究的一个有趣的现象。
篇11：浅谈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浅谈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论文
浅谈现代汉语思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也是一门影响广泛的学科。在现行的大学学科体制中，中国当代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合并在一起，称之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它其实告诉人们，这两个专业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它们研究的对象都是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在19世纪末期，闭锁的中国开始迈出了中国现代化的艰难一步。
其中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兴办现代报刊，这些现代报刊以城市市民为主要读者对象，基本采用白话文或文白夹杂的语言，以白话文为主要叙述语言的文学作品逐渐在这些报刊中占据更多的版面，这类文学作品可以视为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文学形态的雏型。但标志着一个新的文学时代的诞生，却是自觉提出文学革命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在语言上断然与传统划清界限，强调新文学是以白话文进行写作，坚决反对传统文学的文言文写作。白话文即现代汉语的起点，它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新生命，而中国现当代文学近一百年的发展和实践，一个重要的功绩则是催熟了现代汉语，使现代汉语逐渐规范化和经典化。现代汉语的叙述特点、审美特点和它与现实的密切关系，决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性和延续性，也先天地注定了当代文学发展的走向和局限。
从现代汉语的角度来对待中国当代文学，并不是单纯地在当代文学史研究中引入语言学的方法，而是想通过分析现代汉语生成的历史背景所带来的现代汉语思维的特殊性，进而分析这种特殊性对现当代文学的内涵和形态所造成的影响。我把中国现当代文学定义为现代汉语文学，显然这里的现代汉语是特指一种书面语，是对应古代文学的书面语一文言文而言的。其关系完全是一种否定性革命关系，而不是渐进的改良关系，因此现当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的关系基本上是一种断裂的状态，二者之间缺乏美丽圆润的过渡，中国古代文学积累起来的审美经验要移植到现当代文学之中来出现了严重的“水土不服”，但这种移植在中国现当代文学近百年来的过程中从来没有间断过。中国古代文学的审美经验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本土性的、最具原创性的精神资源，当代文学发展到今天，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更好地开发我们独有的精神资源。为了更好地开发古代文学的精神资源，就应该从二者断裂的根源总结起，根源就在于现代汉语对文言文的彻底否定。这也是本文从现代汉语思维人手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基本理由。
一 现代汉语的革命性和日常性
作为一种新的文学体系，现当代文学相对于古代文学当然不仅仅是语言形态的改变，而是在于语言形态的改变所带来的思维方式的改变。现当代文学是以现代汉语思维为逻辑关系的新的文学体系。现代汉语取代文言文，成为一种新的书面语言，首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进程中的.启蒙运动的需要。胡适、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开展一场思想革命，而这场思想革命则是以语言革命为先导的。胡适在其《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的“八事”，其中有“五事”是纯语言问题，一句话，就是要以白话代替文言，要。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写”。白话是指当时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口语，因为只有采取日常生活中的白话，才能让思想革命落到实处，让广大的民众能够接受。
“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反复强调，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必须摈弃不用，而白话则是活的语言。其实，说文言文是死去的文字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情景，文言文在当时是通行的书面语言，在传统社会里，它还是活得有滋有味的。如果依胡适的极端主张，还很难看出文言文与白话文谁优谁劣。
胡适就说过，要把《丁文江传》改为《丁文江的传》，这样才是彻底的白话文。若真要按这种思路进行文学革命，恐怕白话文是难以战胜文言文的。但文言文只对传统社会有效，它无法处理一个新社会新时代的思想和文化，“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不得不合弃文言文，而选定白话作为启蒙的语言工具，于是一种活在引车卖浆之流口中的语言登上了大雅之堂。这就决定了现代汉语思维的两大特点：一是它的日常性，一是它的革命性。现代汉语革命性的思想资源并不是当时的白话所固有的，它主要来自西方近现代文化。“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多半都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在国外直接受到西方现代化思想的熏陶，并以西方现代化为参照，重新思考中国的社会问题。
通过翻译和介绍，“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就将西方的思维方式、逻辑关系和语法关系注入到白话文中，奠定了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高玉在研究现代汉语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注意到思想革命与语言变革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说：“思想革命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绝对是重要的，而思想革命并不像五四先驱者们所理解的是独立于语言之外的理论上可以独立运行的运动，它和语言运动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语言之外的思想革命。”反过来说，现代汉语从它诞生日起，就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交流工具，而是承担着革命性的思想任务。“五四”新文化的先驱们以现代汉语建构起新的文学时，必然采取的是宏大叙事，现代汉语的革命性思维在宏大叙事中得到充分的展开。另一方面，现代汉语的日常性思维又将现代文学与现实生活紧紧地铆在了一起，生成了一种日常生活叙事。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现当代文学绚烂多彩的风景，而这一切，我们都可以从现代汉语的思维特征上找到本源。
对于现代汉语思维的革命性和日常性的根本特征，海外的汉学家也许是“旁观者清”的缘故看得比较清楚。夏志清在其《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把“五四”叙事传统的核心观念明确地表述为“感时忧国”精神。认为“感时忧国”精神是因为知识分子感于“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发奋图强，也不能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而产生的 “爱国热情”。而这种“感时忧国”精神让中国现代文学从一开始就负载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重负。夏志清、李欧梵等一些海外学者将这种文学叙事称之为“五四” 和左翼的宏大叙事，或称之为革命叙事，或称之为启蒙叙事。而中国内地的现当代文学史基本上是以这种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建构起来的。他们提出了另一种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思路，认为在中国现代文学中存在着一种日常生活叙事，挖掘出代表着日常生活叙事的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等作家的资源，并勾画出一张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地图。
这张新地图无疑把一些被遮蔽的历史显露出来，但由此颠覆以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为主线的现代文学史，又可能会导致另一种历史的遮蔽。事实上，不应该将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两种叙事，它们恰好是现代汉语思维的两种表现形态，是一张面孔的两种表情，会同时存在于一个作家的写作之中，不过在有些作家那里，启蒙叙事处于显性的状态，日常生活叙事处于隐性的状态;而在有些作家那里正相反。进入到当代文学阶段，革命叙事或启蒙叙事被赋予唯一正统地位，日常生活叙事受到严重的打压，但它仍以潜在的方式存在于作家的创作之中，或者在政治气候比较宽松的时候，展示自己的风采。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政治环境的大改变，日常生活叙事得到显性的发展。这也得益于文学理论的推进。特别是海外学者关于文学史建构的理论的影响。使现代文学中一直被遮蔽的日常生活叙事显露出来，并成为作家们寻求创新和突破的重要参照对象。于是启蒙叙事和日常生活叙事就像是两辆并驾齐驱的马车，共同获得充分驰骋的自由天地。无论是启蒙叙事，还是日常生活叙事，现代汉语思维这两种内在的叙事在新的文化气候中都结出了新的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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