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建立商业银行授信监察制度的思考（共15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篇1：建立商业银行授信监察制度的思考
关于建立商业银行授信监察制度的思考
张在祯
一、商业银行授信监察问题的提出
自从我国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以来，国家有关部门不断构建并完善对国有企业的监督机制。早在1994年国务院就专门制定了《国有企业财产监督管理条例》；国务院又出台了《国务院稽查特派员条例》；而发布的《国有企业监事会暂行条例》将稽查特派员制度演进为国有企业监事会制度；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又公布了《中央企业经济责任审计管理暂行办法》，提出建立定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总而言之，国家非常重视对国有资产的监管。
近年来，一些中央企业开展效能监察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也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有力地促进了企业加强和改善管理，推进了企业党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中央企业效能监察工作，20国资委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加强中央企业效能监察工作的意见》（国资厅发纪委[]12号）指出，企业效能监察是企业内部综合性的监督，是推进企业强化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企业纪检监察工作融入企业管理和服从服务于企业改革发展大局，实现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的有效途径。企业效能监察作为一种特殊的管理和监督形式，愈来愈受到各企业领导层的高度重视，在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中越来越显示出独有的魅力，成为国有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工作中一项重要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商业银行是指依照该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我们在考虑对国有企业加强监管监察的同时，是否考虑到商业银行作为企业，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作为国有企业，更有必要开展企业效能监察工作呢？
二、商业银行企业经营的特殊性
金融是经济的命脉。1991年邓小平同志在沪视察时曾经讲过：“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经济决定金融，但是，金融在服务于经济的过程中，又反作用于经济。一个国家的金融是否安全，直接关系到该国的经济是否安全。即使从世界范围来讲，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对金融体系比较脆弱的我国而言，可以用江泽民同志在沪工作时关于消防工作的一句名言来概括防范金融风险的重要性：隐患险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责任重于泰山。
银行在市场经济中具有独特作用。银行在资金需求者和资金富裕者之间调剂余缺，是货币的管理者，担当借贷双方的中介。存款人将钱借给银行以赚取利息；而银行将存款人的钱贷给需要额外资金的借款人，保留贷款利息予存款利息的差额，来支付经营开支并为股东赢得回报。存款人向银行提供资金，银行通过信贷或经营有价证券管理这些资金的投资，为存款人管理风险。股东向银行提供资本，如果银行过于冒险出现失误，股东就要以其股本来消化损失。如果股东投入的资本不足以弥补管理层的失误，银行就会倒闭，股东和存款人都要遭受全部或部分损失。
商业银行是典型的高负债经营行业。按照国际上的通行标准，健康的工商企业自由资本比率一般不会低于40％――50％。而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占总资产的比重很小，《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规定，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规定，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8％，核心资本充足率不得低于4％。可见，银行所用的钱是别人的。银行业高度依赖负债即客户存款来经营的特点，自有资本少，一旦遭受损失，容易导致流动性不足的风险，就可能发生偿债危机。如果由于银行倒闭，存款人和股东遭受全部或大部分损失，那他们购买商品和服务以及向其他企业投资的钱就少了。如果许多银行同时倒闭，就可能破坏整个经济的运行。
商业银行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大部分行业规避风险，他们设法将金融风险转移给其他商业机构，从而集中精力进行它们自己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但是，金融机构为了获得成功必须寻找风险。在它们几乎所有的业务中，如果有能力分别低价和高价的风险，它们就能获得成功。如果它们逃避风险，那么它们就不再是金融机构而逐渐消亡。如果风险过大就用股东的钱填补损失。国外有人形象所言“将资本投入银行就像把一桶啤酒给了一个醉鬼。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但是你却无法知道他烂醉如泥之后会撞向哪堵墙。”商业银行作为主要的金融行业，是经营风险的行业。商业银行的风险主要分为信用风险、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是指银行的借款人不履行债务或投资交易对手不做交割等情况导致本行遭受经济损失的风险。操作风险是指银行在日常经营中因各种人为的失误、欺诈引起的遭受损失的可能性。控制操作风险需要有严格的制度体系来保证。银行最大的操作风险就在于内控及治理机制的失效。操作风险的其他方面还表现在内部程序、信息系统的不完善或失误，或外部事件造成银行直接或间接经济损失的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市场价格的变动变动，银行资金面临遭受损失的风险。
三、加强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监管的必要性
商业银行的风险状况一再表明，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往往通过操作风险而发生。因此，如何防范操作风险就成为银行的关键。为此，银行大都通过制定和实施一系列制度、程序和方法，对风险进行事前防范、事中控制、事后监督和纠正的动态过程和机制，实行前台、中台、后台分离和扁平化管理，明晰各业务单位的岗位职责，以防范各种风险，特别是操作风险。
授信（如贷款）、受信（如存款）、代理（如结算）是商业银行的三大主要业务。其中，授信业务或者称为信贷业务，是指银行从事的本外币综合授信、专项授信、贷款、拆借、透支、保理、贸易融资、票据承兑和贴现、开立信用证、出具保函、接受担保或反担保、贷款承诺等，是商业银行的主要业务。授信业务要求本行对借款人的信用水平做出判断，但因为信息不对称等情况的影响，这些判断并非完全准确，而且借款人的信用水平也可能在借款后会因各种原因而发生变化。商业银行主要业务的风险，就是银行的主要风险。现在，摆在我国所有商业银行面前最大的风险就是“烈火烧不尽，歪风吹又生”的信贷不良资产。正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创始人陈光甫曾言“商业银行最大之困难即为放款，呆帐为银行之所最忌。”笔者深切体会到人类抗击非典的战役是短暂的，而抗击信贷不良资产的战争是永恒的。
近年来，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暴露出来的一些支付风险、重大违法违规案件和系列企业大额不良贷款案件，反映了我国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尚不健全，特别是金融机构缺乏有效的内在约束机制。2004年国家审计署开展的“审计风暴”席卷全国，已经查处的商业银行信贷业务违规问题，触目惊心。观察一下，近几年发生的重大腐败案件，很多与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牵连。为什么？因为金融市场，就是第一战场。如果腐败分子要获得钱，而且又要具有合法外衣的话，可以说，最近的路径就是向银行“贷款”。经济学认为，人有天然的趋利动机，而且个体的行为差距很大。难怪案发以后，有些“败家贼、国家败类”还请求领导再给他一个机会。我们应当建立起一套使信贷岗位的人员“不想犯、不敢犯、不能犯”的监管机制。没有科学的制约机制和制度，必然害死商业银行的信贷人员，特别是领导干部。法院在近年审理的大量金融诈骗案件中发现，缺乏有效内控机制是金融犯罪大量发生的重要原因。
四、商业银行现行授信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大多数人可能认为，我国的商业银行已经受到有国家关机构监管了，内部也建立了一系列机构进行管理，还谈什么授信监察呢？让我们观察一下商业银行现行授信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
行业监管情况。我国不仅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而且还成立了专门的监管机构――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规定，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即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负责对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业务活动监督管理的工作，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实行现场和非现场监管，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查处。这里的问题是，银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有无足够的监管力量，事实证明难度很大，银监会也提出了“管法人、管风险、管内控、提高透明度”的监管理念。可以说，银监会的监管对象主要商业银行的法人，其力度再大，也是外部的、非全面的、有一定限度的，很难对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及其信贷人员进行深入、持久的监督检查。
信贷管理情况。商业银行授信风险管理部门的主要职责是：实行统一授信管理，健全客户信用风险识别与监测体系，完善授信决策与审批机制，防止对单一客户、关联企业客户和集团客户风险的高度集中，防止违反信贷原则发放关系人贷款和人情贷款，防止信贷资金违规投向高风险领域和用于违法活动。一般情况下，商业银行的信贷管理部也进行信贷检查或风险监控检查，但是存在着人员不足、顾及营销、威慑力不够等问题。
稽核监督情况。商业银行稽核监督机构稽核监督的主要内容是：各项资产；各项负债；所有者权益；中间业务；资金清算、结算业务；其他业务；计算机信息系统管理；风险及内控管理；经营效益；其他应予稽核监督的事项。商业银行的稽核监督是全面的、独立的、有时也相当深入。但是，笔者感到，稽核监督往往事后多、事前少，重经济责任审计，轻具体违规行为监控。当然，这种情况是由稽核监督机构的职责决定的。
外部审计情况。一是商业银行内部审计力量不足的，应当将审计任务委托社会中介机构进行；二是政府审计机构对银行进行审计；三是有些银行的大股东或特殊股东（如外资股东）也委托审计师事务所进行审计；四是其他审计情况。笔者感到，这些审计中，最有力的还是政府审计，特别是震惊全国的2004年国家审计署开展的“审计风暴”，这也使我们不得不反思为什么外部的银监会（局）、内部的稽核监督和信贷管理（风险管理）部门就没有及早发现呢？
监事会监管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规定，监事会行使下列职权：检查公司的财务；对董事、经理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行为进行监督；当董事和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的利益时，要求董事和经理予以纠正；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股份制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办法》规定，监事会是商业银行的监督机构，对股东大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监督董事会、高级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监督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层成员的尽职情况；要求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层成员纠正其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离任审计；检查、监督商业银行的财务活动；对商业银行的经营决策、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等进行审计并指导商业银行内部稽核部门的工作；对董事、董事长及高级管理层成员进行质询；其他法律、法规、规章及商业银行章程规定应当由监事会行使的职权。《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指引》规定，监事会在实施财务监督的同时，负责对商业银行遵守法律规定的情况以及董事会、管理层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监督，要求董事会、管理层纠正损害银行利益的行为。可见，商业银行的监事会主要是从公司治理结构层面上对董事会和经营层进行监督，无法做到对商业银行信贷违规行为的日常监管。
法务机构管理情况。法律事务机构的主要职责：归口管理、组织、协调全行的法律事务工作；提出或汇总、整理我行对金融法律、法规、规章及其解释草案征求意见稿的修改意见；参与起草、制定、审查我行各项规章制度和规范性文件；会同有关部室开展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为我行重大业务活动和经营决策提供法律意见；协助有关部室检查、监督法律、法规、规章在我行的执行情况；对银行向外界提供的具有法律意义或者可能产生法律后果的证明、鉴定、公函、文件资料或涉及本行业务的解释、解答等进行审查；建立、管理银行法律资料库，解答全行各单位提出的法律咨询；负责与总行银外聘律师的联系、沟通工作；根据行领导的授权和所属各单位的委托，代理各类案件的诉讼和非诉讼活动；研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规章，调研全行的法律问题，及时向行领导及有关部室提供法制信息；完成行领导交办的其他法律事务。可见，银行法律事务机构没有积极主动对信贷业务进行管理的职责。
纪检监察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的职能是依法对国家行政机关、国家公务员和国家行政机关任命的其他人员实施监察。纪检监察部门职责：督促、检查各级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议，遵守党章、党纪、党规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决定及本行规章制度等情况；对各基层单位党组织、党员、监察对象进行党性、党风及遵纪守法、廉洁奉公等方面的教育，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负责调查、处理各基层单位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违纪案件，并按职权范围，提出对其中的党员、监察对象进行处分或改变处分的意见；参与对党员和监察对象的考核评议及党风廉政建设规划、内部监督管理方面的规章制度的制定，督促、检查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情况；受理对有关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在党纪党风、政纪政风等方面问题的检举、控告、申诉、建议、反映等；检监察部门及各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织应按权限受理涉及自身监督对象的来信来访；保护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按法律、党章规定和银行有关制度规定享有的权力和其他合法权益，支持党组织、党员和监察对象同违法乱纪行为和不正之风进行斗争；根据纪委的部署和要求，领导下级党组织的纪检监察部门或组织以及专、兼职纪检监察干部开展工作。对纪检监察干部进行政治、业务培训，不断提高纪检监察队伍的整体素质。
综上所述，虽然银行内部有许多机构直接或间接的进行信贷管理，但是总感到没有形成合力，银行信贷业务中存在的有章不循、违章不纠问题，相当严重。2004年8月1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当前金融工作时强调：继续加强和改进金融监管；金融监管部门要加强协调合作，突出监管重点，着重加强对市场准入、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重要金融业务和高级管理人员的监管；抓紧修订、完善金融监管法规制度。这说明我国最高行政领导层已经认识到加强金融监管的必要性并正在着手改进金融监管方式。
五、建立银行授信监察的制度模式
最近，银监会领导也指出：目前，仍有一些商业银行还未真正建立起保障政策法规实施的意识和长效机制，未很好落实贷款“三查”制度，并希望各家商业银行结合自身的特点和实际情况，对经营管理和相关组织架构予以必要的调整，尽快建立独立的合规（Compliance）岗位或部门，培育合规文化，降低违规机率，以适应银行业不断变化的形势和日益激烈的竞争。结合我国多家商业银行已经建立健全的集中审批贷款（贷款审批中心）和集中放款（放款中心）情况，笔者认为，商业银行完全可以探索并逐步建立健全集中授信监察（授信监察中心）制度。
在企业界，效能监察工作被称为企业管理的再管理。商业银行完全可以借鉴其成功经验。沪上商业银行有的还制定了《效能监察暂行规定》。为促进商业银行建立和健全内部控制，防范金融风险，保障银行体系安全稳健运行，未雨绸缪，真正能够从源头上预防和化解信贷风险。笔者认为，商业银行必须整合纪检监察、稽核监督、信贷管理、风险管理、法律事务等、人事管理等相关部门的人力资源，成立商业银行授信监察部门，专门负责授信业务监察工作，使这项工作逐步迈入经常化、规范化、专职化的轨道。授信监察机构应当集中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我行规章制度，明确监察内容、程序、方法，了解监察对象的综合情况，要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操作风险等各类风险进行持续的监控，实行全方位、全过程的监督。
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监察工作是一项综合性很强、技术难度大的工作，它不仅覆盖的内容广，而且涉及的部门多。要积极协调单位和部门间的关系，形成合力，为效能监察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良好的工作环境。因此，要使效能监察工作顺利开展，需要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充分发挥各部门协同工作的精神。当然必须建立培训学习制度、监察规程制度、监督检查制度、监察内容、询问访谈制度、案件处理制度、列席会议制度、保守秘密制度等一系列工作制度。监察人员必须业务熟练、遵纪守法，忠于职守，秉公执法，清正廉洁。
六、银行授信监察的主要内容
为严格执行商业银行行信贷业务规章制度，制止信贷业务中存在的有章不循、违章不纠问题，维护商业银行行正常的信贷经营管理秩序，保障银行行信贷资产安全，促进信贷业务稳健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企业职工奖惩条例》、《贷款通则》和《商业银行授信工作尽职指引》等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商业银行授信业务实际情况，笔者认为，下列信贷违规行为是目前商业银行授信监察的主要内容：
（一）利用信贷职务违规行为：利用信贷职务上的便利，挪用、侵占本行信贷资金或者借款人资金的；与借款人合谋，以转贷牟利为目的，套取银行信贷资金高利转贷他人的；内外勾结，骗取本行信贷资金的；违反规定，在办理信贷业务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利用信贷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收受他人财物，或谋取其他财产或利益的。
（二）账外经营行为：办理信贷业务不按照会计制度记账登记的；办理信贷业务不在会计报表中反映的；将存款与贷款等不同业务在同一帐户内轧差处理的；以牟利为目的，吸收客户资金不入账用于非法拆借、发放贷款的。
（三）违反监管机构监管行为：拒绝接受、不予配合、故意逃避银行监管、审计、稽核、尽职调查等机构或人员依法开展的监督、检查、监测和调查工作或提供虚假信息的；未经监管机构许可，将借款合同债权转让给非金融企业的；不按规定向总行或监管机构等部门填报各种贷款报表的；未经总行、监管机构批准或备案，擅自经营新型信贷业务的；对银行监管机构在监管工作中指出的问题没有认真整改的。
（四）违反信贷登记咨询系统行为：遗失借款人贷款卡的；查验借款人贷款卡超过规定时间的；错误登记上报或对错误登记上报内容未及时修改的；未及时登记上报有关业务数据信息的；漏登或对漏登内容未及时补登并上报的；未按规定对系统进行安检维护管理的；登记、上报虚假数据信息的；擅自修改登记信息的；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擅自扩大变动查询范围的；向第三方泄漏借款人资信情况的；给无贷款卡、已注销贷款卡或持无效贷款卡的借款人办理信贷业务的。
（五）违反信贷授权规定行为：未取得信贷业务上岗证书而独立从事信贷业务的；劳务工从事信贷业务的；违反信贷工作岗位责任制的；无权分支机构擅自发放贷款的；超权限办理或审批信贷业务的；化整为零办理信贷业务，规避信贷审批权限的。
（六）违反统一授信规定行为：擅自对外公开最高授信额度的；未核定最高授信额度直接办理信贷业务的；未按规定进行超授信额度认定办理信贷业务的；故意提供受信人的虚假资料，或故意隐瞒受信人的重要信息，提高最高授信额度的；明知受信人的经营、财务、信用、人事等情况发生了对本行明显不利的重大变化，未按规定对最高授信额度进行调整，办理信贷业务的；擅自调整、破坏授信管理系统的；未按授信协议约定的业务品种办理信贷业务的。
（七）信贷信息系统违规行为：不按规定通过总行信贷管理信息系统办理信贷业务的；故意错误输入借款人重要信息的；擅自修改已经输入的正确信贷信息的；未打印出有效“放款核准单”或“特殊放款核准单”就办理信贷业务的；伪造、修改“放款核准单”或“特殊放款核准单”的。
（八）违反借款人条件行为：对明知有严重违法经营行为、吊销营业执照、未通过工商税务年检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对在实行承包、租赁、联营、合并（兼并）、合作、分立、产权有偿转让、股份制改革等体制变更过程中，未清偿原有贷款债务、未落实原有贷款债务或未落实担保措施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对不具备基本贷款条件和要求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对资信不好，不能确定偿还贷款的借款人发放信用贷款的；对经营期限已经到期、即将到期的借款人发放贷款，或借款（担保）期限超过经营期限的。
（九）贷前调查违规行为：未按规定对借款人的信用等级以及借款的合法性、安全性、盈利性等情况进行调查的；未能发现借款人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中存在的明显缺陷的；故意接受借款人提供的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或故意隐瞒其他真实情况的；故意与借款人或担保人串通，帮助客户编造虚假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的；故意提高借款人的信用评估等级的；进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疏漏的；没有在规定期限内答复借款人贷款申请，并且造成不良影响的；未对客户资料进行认真和全面核实的；故意提供虚假贷审资料、故意隐瞒重要信息、评估材料严重失实，致使贷款审批机构做出错误审批结论的。
（十）审查审批贷款违规行为：违反审贷分离制度，审查审批贷款的；违反贷款审查审批机构工作程序，逆程序（先发放贷款后审查审批）或变相逆程序（资料形式是先审后贷，实际操作是先贷后审）审查审批信贷业务的；违反分级审批制度，无权、越权、绕权限、变相越权审查审批贷款的；明知借款人主体不实而批准发放贷款或担保人无担保资格仍同意接受其担保的；发现借款人提供虚假或者隐瞒重要事实的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而没有指出的；徇私舞弊，对具有明显不符合贷款条件的贷款予以同意、批准的；指使、授意、诱骗、误导、串通、胁迫其他审批人员，对贷款做出同意或不同意审查审批意见的；对借款人及担保人资格审查不严，致使主合同或担保合同无效的；未根据审查结果，提出贷与不贷以及贷款币种、金额、期限、用途、方式和限制性条款等建议的；审查通过明显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信贷政策、信贷投向的信贷调查报告和评估报告的；审批发放需经贷审会审议而未审议、或贷审会审议未通过的信贷业务的；未制作贷审会记录或虚构、擅自修改贷审会记录的；违反规定泄漏贷审会审议事项的；对其他单位或者个人强令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未予拒绝的。
（十一）贷款担保违规行为：未按规定调查核实抵押物、质物、保证人代偿能力等情况的；接受不具有合法资格的保证人保证或未按规定办理保证核保手续的；抵押物不合法、未办妥抵押登记手续、尚未取得抵押权利证明的；质押物不合法、未办妥质押财产（质物和权利凭证）的移交、交付、登记、记载、备案等手续、未妥善保管质押财产的；采取其他贷款担保，未依法或依照国际惯例办妥相应担保手续的；未将保证金纳入专户管理、挪用保证金、提前转出保证金的；发放贷款时预扣保证金、发放贷款作为各类保证金或用作存单质押担保的存款的；未按照规定对担保物进行贷后检查的；擅自减少抵质押物或弱化、放弃贷款担保措施的。
（十二）签订信贷合同违规行为：使用错误的或未经总行有关部室认可的信贷合同文本的；错填、漏填、使用修正液涂改借款合同或担保合同要素的；借款实际用途为“借新还旧”，而故意写成“流动资金”或“购买原材料”等其他用途的；擅自修改格式合同条款，致使借款人或担保人免责或减轻责任的；擅自变更上级贷审机构审批贷款的'重要事项的。
（十三）信贷合同印章违规行为：擅自刻制信贷合同专用章、校正章的；伪造信贷合同专用章、校正章的；使用擅自刻制或伪造信贷合同专用章、校正章的；丢失保管的信贷合同专用章、校正章的；在信贷合同专用章、校正章丢失后，隐瞒不报自行刻章的；用各种方式修补或涂改信贷合同印章印文的；在空白信贷合同上盖章的；除总行另有规定外，擅自出具银行保函并盖信贷合同专用章的；违反信贷合同专用章的用途加盖印章的；保管人员变更未及时办理信贷合同专用章交接手续，或丢失《印章颁发凭证》和“掌管使用记录”的。
（十四）利率利息费用违规行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借款利息的；违反规定，擅自提高或者降低贷款利率的；未按借款合同约定和有关计息规定计收贷款利息的；违反国家规定，办理贷款停息、减息、缓息和免息的；在规定的利息、承诺费和其他合理费用之外收取其他费用的；采用降低贷款利率、给予其他利益等不正当手段，争取行内其他支行借款客户，造成不良影响的。
（十五）信贷资金用途违规行为：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于股市、期货交易而发放贷款的；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于企业验资而发放贷款的；明知或应知借款用于向金融机构投资而发放贷款的；违反国家规定，为证券、期货或者其他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提供信贷资金或者担保的；违反国家规定，用信贷资金从事信托投资、股票业务、非自用不动产、股权、期货、实业等投资活动的。
（十六）发放贷款违规行为：不与借款人签订有效借款合同就发放贷款的；对未具备提款先决条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未按照总行贷款审批机构要求办妥必须手续又未说明情况擅自发放贷款的；伪造、修改贷审机构贷款审批书发放贷款的；没有正当理由或故意刁难借款人，未按照约定的日期、数额提供借款的。
（十七）展期借新还旧违规行为：贷款展期违反监管部门期限等规定的；贷款展期未取得担保人书面同意的；未取得合法有效的抵质押权利证明，就办理借新还旧手续的；对明显不具备展期或借新还旧条件的贷款办理展期或借新还旧的；应当报批而未经审批就办理贷款展期或借新还旧手续的。
（十八）信贷合同时效违规行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请求保护信贷权利超过诉讼时效的；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超过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的；行使抵质押权等担保物权超过借款合同诉讼时效期满后两年的；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超过申请执行期限（双方或者一方当事人是公民的为一年，双方是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是六个月）的。
（十九）贷后检查违规行为：未对借款人履行借款合同情况及借款人的经营情况进行追踪调查和检查的；未对贷款用途情况进行跟踪监控的；未能发现借款人财务会计报告等资料中的关键数据发生不利于贷款人的重大变化的；未发现借款人或担保人已经丧失主体资格的；未发现企业借改制致使主债权悬空的；对贷后检查中发现的借款人或担保人的违规行为或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情况未予指出并采取相应措施的；发现借款人有逃废债等危及本行贷款资产安全的问题，既不报告又不采取有效措施的；无书面贷后检查报告，或贷后检查报告的内容与事实严重不符的；对信贷会计后督部门提出的能够补正的信贷业务问题拒不办理的；借款人发生重大变化和突发事件时，未及时实地调查的；未根据信贷风险预警信号及时采取必要保全措施，造成信贷风险或资产损失的。
（二十）贷款分类违规行为：未按贷款五级分类的核心定义客观评价贷款质量，故意低估贷款风险的；故意输入不正确的或虚假的财务报表等分类信息，用于贷款风险测评的；对非财务因素方面的风险高低、抵质押物变现能力等贷款风险评级的关键指标的判断明显失真，故意低估贷款风险的；没有充足依据，人为调高电脑分类结果，故意低估贷款风险的；连续两个季度的风险评级结果相差两个级别以上的；向上级贷款风险分类认定部门申请上调电脑分类结果，但提供的理由和依据不实，导致不当上调的；未履行必要的最终集体经验认定程序，一味接受电脑认定结果的。
（二十一）贷款回收违规行为：在贷款到期前，不按规定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的；在贷款到期后，不按规定向借款人及担保人发送催收逾期贷款通知单，也不依法采取其他收贷措施的；信贷人员擅自接受借款人、担保人或其他客户现金等代为还贷或解缴现金的；擅自豁免贷款、擅自放弃贷款权利的；发放贷款用于收回借款人所欠利息的；已发现风险预警信号，未及时采取措施回收贷款和处置担保物致使信贷债权悬空的；集体或个人私分、挪用、占有、调换因行使抵押权、质权而取得的抵质押财产或者所得收益的；办理借新还旧贷款过程中，因失职导致原贷款抵质押权等担保权利灭失的。
（二十三）处理诉讼案件违规行为：未经审核擅自对借款人或担保人提起诉讼的；在诉讼案件中擅自处分贷款权利、诉讼权利的；严重失职导致应胜诉的诉讼案件败诉，或导致胜诉后无法执行的；在借款人或担保人破产时，未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申报债权并及时通知担保人，导致债权或担保权灭失，或将具有优先受偿权的特别债权，申报为普通债权的。
（二十四）化解风险贷款违规行为：擅自发放打捞贷款的；因失职造成信贷债权不能落实或导致贷款损失的；“新人不理旧事”，造成贷款损失增加的；将追回的贷款隐匿或设立“小金库”的。
（二十五）抵债资产管理违规行为：未经总行主管部门批准，未按规定程序评估，擅自以物抵债的；因未认真履行管理职责造成抵债资产损失的；未经批准将抵债资产自用或无偿出借的；接收、管理、处置抵债资产过程中，失职、弄虚作假或徇私舞弊的；未按总行规定程序审批，擅自处置抵债资产，造成经济损失的。
（二十六）核销贷款违规行为：徇私舞弊，故意制造“贷款呆帐”，核销贷款的；违反规定核销贷款呆帐和利息坏帐的；在申报核销材料中，故意隐瞒重要信息或填写虚假资料或编造虚假情节的；核销工作中泄漏核销信息或内外勾结损害本行利益的；核销后收回呆帐贷款，未按规定进行帐务处理的。
（二十七）信贷档案违规行为：信贷档案资料不全的；遗失信贷业务档案资料、信贷文件、重要凭证的；故意擅自销毁、隐匿、篡改、拆换信贷业务资料、数据、凭证的；提前销毁信贷业务档案资料的；保管不善，使信贷业务档案资料受损影响使用效果的；发现信贷档案资料损毁、遗失未及时报告，或未及时追查、修补的；故意违法泄漏借款人的债务、财务、生产、经营情况的。
（二十八）关联贷款违规行为：不按规定执行关系人贷款或关联企业贷款信贷登记和查询工作的；不按规定要求填制或确认关系人贷款信息表或关联企业贷款信息表的；不按规定向信贷管理信息系统输入关系人贷款信息或关联企业贷款信息的；不按规定上报关系人贷款信息或关联企业贷款信息、报表等资料，严重影响本行向银行监管机构报备工作的；对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条件的；隐瞒实情，违反规定徇私向亲属、朋友发放贷款或者提供担保。明知存在关系人或关联企业情况，违规发放贷款，给本行资产造成重大损失的；发现关系人贷款和关联企业贷款发生或很可能发生危及本行信贷资产的重大情况或事项，故意隐瞒不报，也不及时采取必要的风险控制或保全措施的。
（二十九）异地贷款违规行为：未经总行审批或越权办理异地贷款业务的；未经总行贷款审批机构审核接受异地贷款担保的；违反规定，发放异地房地产贷款或将本地房地产贷款故意用于异地的房地产项目的；未经批准，擅自发放异地信用贷款的；不按规定执行异地贷款信贷登记和查询工作的；不按规定要求向总行信贷管理信息系统输入异地贷款信息，或上报异地贷款业务报表等资料，严重影响总行向监管机构报备工作的。
（三十）外汇贷款违规行为：未经监管机构批准，对自然人发放外币贷款的；对违反国家外汇管理规定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未经本行国际业务部门的专项审核确认，接受信用证、银行保函等涉外担保的；应当报经国家外汇管理局等监管机构批准或备案的涉外信贷业务而未办理相关手续的。
（三十一）项目贷款违规行为：对建设项目按国家规定应当报有关部门批准而未取得批准文件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对生产经营或投资项目未取得环境保护部门许可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对生产、经营或投资国家明文禁止产品、项目的借款人发放贷款的；明知是项目贷款，却按流动资金贷款等非项目贷款程序办理的。
（三十二）票据业务违规行为：对未以商品交易为基础的商业汇票办理承兑、贴现的；未按规定办理票据查复、核实手续的；办理票据承兑业务，违反规定压单、压票、退票的；不严格执行对票据真实性、合规性审查和承兑行为真实性调查等规定，接受假票、“克隆票”等，被拒绝付款的；对不符合本行要求的承兑银行所签发的承兑汇票办理贴现的；未根据客户信用等级或总行审批落实承兑保证金和其他担保措施的；对违反规定的票据，予以承兑、贴现或者提供保证的。
（三十三）资金拆借违规行为：拆借资金超过规定最高限额的；拆借资金超过规定最长期限的；对不具有同业拆借业务资格机构办理同业拆借业务的；违反规定，在全国统一同业拆借网络之外从事同业拆借业务的；占用联行资金和人民银行贷款进行拆借的；()违反规定，用拆入资金发放固定资产贷款或者用于投资、购买有价证券、经营或炒卖房地产及向企业投资参股的；以拆借名义给非金融机构及个人融资和贷款的；违反规定，用拆入资金支持期货交易的。
（三十四）表外业务违规行为：未经总行书面批准，擅自开办表外业务的；漏记或不及时登记表外业务会计核算科目的；违反规定，出具与事实不符的信用证、保函、银行承兑汇票资信证明等金融票证的；擅自发放贷款用作表外业务项下付款或垫款的；未将表外业务项下的垫款纳入逾期贷款管理的；违反规定对持卡人透支的。
（三十五）信贷报告违规行为：对银行监管等外部机构检查发现的信贷问题不及时报告总行的； 本单位内部发生重大信贷风险事项不及时报告总行的；对定期向总行上报的数据、报表、材料，不及时或故意错报的；不按总行职能部室要求上报营销管理或风险监控资料的。
总之，商业银行作为公共企业与其他企业一样应当受到监管；银行的特殊性说明银行更应当受到监管；银行监管现状表明银行应当引进更有效的监管制度；商业银行现行授信业务监管存在的问题，说明进一步建立健全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监察制度很有必要；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监察制度的具体模式可以探讨；对商业银行授信业务监察的具体内容应当全面系统，重在防患于未然！亡羊补牢，固然有效。对于商业银行信贷风险而言，一两的事前预防，胜过一磅的治疗。可以说，信贷风险，贵在防范。
篇2：建立司法预算制度的思考
建立司法预算制度的思考
司法经费是保证审判工作正常进行的必要物质条件。我国地方法院一直由同级政府提供经费，没有法院自已独立的司法预算。同级政府则按其下属部门的级别、规格提供经费，很少考虑法院工作的特点。多年来，法院经费一直捉襟见肘，入不敷出，不能满足审判工作的需要。许多法院发生的一些违反政策搞创收，用当事人的钱办案等不正常现象都与此有着直接的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法院经费情况有所好转，但大多数经济不发达地区仍然得不到足够保证。有些穷困地区的法院干警甚至不能按时领到工资，办案经费更是十分微薄，使审判工作难以为续。另方面，法院的财政开支，包括办案经费、工资福利、建设资金等等，悉听政府支配，这往往成为政府干涉法院独立审判 的要挟手段。海事、铁路专门法院则一直由所在部门和企业提供经费，这也难免造成有关部门和企业指挥、干涉审判的不正常状况。财政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必要保障。因此，大多数国家都将法院的经费独立出来，单独列入国家预算。日本1947年裁判所法规定：“裁判所的经费是独立的，应计入国家预算内”。美国于1939年设立了联邦法院行政管理局，专门担任联邦司法系统的行政管理职责，由它制定并向国会提出联邦法院的预算，审核并分配各联邦法院的经费。
司法预算的编制和执行情况因各国的财政体制不同而异。但司法预算是国家预算的'一部分，由议会批准，则是相同的。至于预算草案由哪个机关提出，各国的做法不一样。在比利时、芬兰、葡萄牙、奥地利等国，司法预算草案先由司法机关自行准备，然后由行政机关提出；在意大利、希腊等国，司法预算则完全由行政机关共同提出。
司法经费不足，是不少国家都会遇到的问题。这一方面取决于国家的经济状况，但问题 更多地是由于预算的不独立。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许多国家在实践中采取了以下做法以保障司法预算的独立。
第一，司法预算由司法机关拟定初步方案。因为司法机关最了解司法工作的实际需要，最能准确地把握独立审判 所需要的经费支持，从而为制定科学的司法预算奠定基础。
第二，行政机关对司法机关编制的司法预算的平衡与修改，必须与司法机关协商，否则，容易造成行政机关对预算随意进行削减，从而影响独立审判。如果行政机关认为司法预算草案不尽合理，可与司法机关协商作出修改，或提出修正意见后与原草案一并上报议会批准。
第三，预算案提交议会后，由议会根据各种因素，本着优先保证司法经费的原则作出最后的决定。
第四，经议会批准的司法预算，行政机关保证执行。
借鉴国外有益的经验，针对上述我国法院财政管理体制的弊病，笔者认为应该改革这种体制，建立独立的司法预算制度，有两种方案可供考虑和选择：
一、由最高人民法院编制全国法院系统（包括普通法院和专门法院）的司法预算，送国务院主管部门汇总（不得减少或改动，如有不同意见，可向全国人大书面提出），编入国家预算，报经全国人大批准后，国务院主管部门按预算拨款，由最高法院负责分配、管理。
二、上面的方案在目前“分级管理、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下难以实现的话，可以考虑由最高法院编制其本身法院的司法预算，经国务院主管部门汇总，编入国家预算，报全国人大批准后执行。地方各级法院、各类专门法院的司法预算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分别编制，经本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主管部门汇总（不得减少或改动），编入本省（自治区、直辖市）预算，经人大批准后，政府主管部门按预算拨款，由高级法院负责分配、管理。
以上建议的核心内容有两项：一是将司法预算独立出来，列入国家预算，或分别列入国 家预算和省级地方预算；二是将司法经费交由法院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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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建立上市公司重整制度的法律思考
公司重整是一种特殊制度框架下的行为，是为了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
公司重整(corporate reorgani-zation)制度，是指陷入经营、财务困境，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危险的公司企业，若有重整之可能及有经营价值的，利害关系人可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实施强制整顿，使之摆脱经营和财务困境，重新复兴的法律制度。
重整制度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迅猛的发展。公司重整制度，首创于英国。美国1934年公布的公司重整制度对英国的公司重整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吸收了和解制度的一些内容，标志着公司重整制度的基本成熟。日本1952年制定的《会社更生法》，也就是日本的公司重整法，其立法目的在于挽救陷入困境而又有重建可能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一方面强调继续维持公司的事业，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国家权力的干预，促使公司的利害关系人（公司、股东、债权人）之间共同合作保证公司事业的维护与重建，避免公司陷入破产倒闭的状态。企业重整是一种主动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使其得以再生的同时，又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得到更大的满足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一种保护股东、债权人和职工利益，从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法律措施。公司重整制度是继破产和解之后，为弥补破产造成的社会利益的损害及和解制度的消极方面而建立的积极重建制度。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如果对达到警戒线的上市公司全部实施破产，不仅目前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承受引种经济上的压力，还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
公司重整不同于和解、重组，具有自己独特的效能。1、重整制度采取社会本位的立场。与重组中往往，只考虑重组双方的利益，尤其是重组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重整制度的实施考虑到公司、债权人、股东、职工等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以社会为本位。2、公司重整起因仅限于有破产原因出现，侵害到债权人利益。3、重整参与人更为广泛。重整提起人不仅包括公司董事，还包括债权人，公司的股东（比如占股权10%的股东），而且他们作为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参与表决。4、重整措施更为多样。具体涉及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妥协、让步，公司的转让、合并、分立，追加投资、特殊的债权处置等。与重组相比较，重整的最大特色在于导入了司法程序，确立了法院在重整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使整个过程程序化，而且在兼顾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避免了不合规的行政干预，有利于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而全体股东以及债权人的介入有利于防止重组被大股东任意操纵、损害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重组是一组普通的交易行为而非特殊制度框架下的整体行为，其经济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重整则是一种特殊制度框架下的行为，它是围绕着公司、债权人、股东三方利益进行协调的过程，是为了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它与重组的意义、重组的对象都不一样。鉴于大量的PT、ST公司的存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有必要引入重整制度，振兴陷于困境的上市公司。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设计的建议
借鉴国外有关重整制度的规定，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公司重整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将我国上市公司重整的法律制度设计如下。
篇4：建立上市公司重整制度的法律思考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状况和法律环境，上市公司的重整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已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异常或业务遭受重大损失；由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非通过重整不足以解决的；公司出现破产原因或者临近破产边缘。另外，可以进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具有重整挽救的希望，二是债务人仍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法人，对于已作出破产宣告或者在清算中的公司，不应该再开始重整程序。
上市伞司重整申请
上市公司重整始于重整申请。因各种前述法定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债权人或股东均可向法院提出开始重整程序的申请。法院一般不得依职权主动作出公司重整的裁定。重整申请人应包括上市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达10%以上的公司股东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债权人。
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受理、审查与批准
法院对重整申请受理后应当进行审查：即审查法院有无管辖权、申请人是否合格、申请书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审查被申请人是否合格、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的原因、债务人是否具有挽救的希望。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可依职权进行对有无重整的可能进行必要的调查。法院认为被申请的上市公司具备重整条件的，应裁定予以受理并批准该申请。
重整保护期的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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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加快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思考
关于加快建立现代农村金融制度的思考
农村金融是现代农村经济的核心.如何利用金融手段调配农村资源,促进农村经济和县域经济的发展,是农村金融工作的`重点,意义远大.
作 者：李玉锋 作者单位：郑州市市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 刊 名：决策探索 英文刊名：POLICY RESEARCH & EXPLORATION 年，卷(期)： “”(24) 分类号：F8 关键词：篇6：建立上市公司重整制度的法律思考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状况和法律环境，上市公司的重整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已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异常或业务遭受重大损失；由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非通过重整不足以解决的；公司出现破产原因或者临近破产边缘。另外，可以进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具有重整挽救的希望，二是债务人仍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法人，对于已作出破产宣告或者在清算中的公司，不应该再开始重整程序。
上市伞司重整申请
上市公司重整始于重整申请。因各种前述法定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债权人或股东均可向法院提出开始重整程序的申请。法院一般不得依职权主动作出公司重整的裁定。重整申请人应包括上市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达10%以上的公司股东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债权人。
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受理、审查与批准
法院对重整申请受理后应当进行审查：即审查法院有无管辖权、申请人是否合格、申请书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审查被申请人是否合格、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的原因、债务人是否具有挽救的希望。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可依职权进行对有无重整的可能进行必要的调查。法院认为被申请的上市公司具备重整条件的，应裁定予以受理并批准该申请。
重整保护期的效力
法院裁定准许重整后，即正式启动重整程序。上市公司重整程序开始后，必须给予上市公司一定期限的重整保护期，重整保护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重整保护期的法律效力包括：债权暂时被冻结、债权被停止计息；执行中止、防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公司股票暂停交易；公司经营权与财产管理处分权移交重整机构、禁止清偿债权；股东在重整保护期内的股份转让权受到限制；中止对上市公司的其它强制执行程序；成立关系人会议，作为利害关系人表达其意思的机关；符合条件的债权人应在法定期间内向法定的机关申报债权等。
重整机构的产生与功能
公司重整的具体实施主体是重整机构。各国一般都在重整期间设置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取代原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重整机构由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组成。其中，重整人是公司原董事会职权停止后为实际执行重整工作而设立的执行机构，负责重整期间公司事务的经营管理；重整监督人负责监督重整人的职务行为厂以保证重整程序的公正进行，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人会议是由债权人和公司股东组成的行使其自治权利的意思表示机关，是公司重整期间的最高意思机关，关系人会议的职权集中体现在讨论与接受重整计划上。
上市重整计划的提出、通过与执行
重整计划，是指由重整人或上市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包括债权人、股东等）拟定的，以清理债务、复兴公司为内容并经关系人会议通过和法院认可的法律文书。重整计划对上市公司及关系人产生约束力。重整计划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债务重整方案、资产与业务重整方案、经营管理重整方案、股权重整方案、融资方案，包括公司增资的规模、公司增资的方式、债务融资、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等。重新计划由法院指定的重整人执行。重整人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接受监督人的监督，违反此义务而给债务人或关系人造成损害时，应负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重整的完成与终止
1、重整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法院可以依职权裁定终止重整：重整计划未获关系人会议通过。重整计划在关系人会议上未获依法通过的；关系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法院认可；重整计划因情势变迁或有由不正当理由致使不能或无须执行时。重整终止之后，因重整程序开始而终止的破产程序、和解程序或一般民事执行程序及因财产关系所产生的诉讼程序，均应恢复继续进行；因没有申报而在重整期间内不能行使的债权或股权，在重整终止后均应忧复其效力；因裁定重
整而停止的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职权，均予以恢复。
2、重整的完成
公司重整因重整计划的执行完毕而完成，重整完成以后，公司的重整人应召集重整后的股东会，股东会应改选重整后的董事会及监事会，并且应由董事会向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会同重整人向法院申请裁定重整结束，法院裁定后，公司重整程序正式结束。重整完成后产生以下法律效力：已经申报的债权没有受清偿的部分，除依重整计划的规定，移转由重整后的公司负担者外，与未申报的债权一样，其权利本身归于消灭；股东权经重整而变更或减除的部分其权利消灭，未申报的无记名的股东的股权应与其产生同样的后果；重整裁定前公司的破产、和解、强制执行及因财产关系所产生的诉讼等程序，应失去效力；重整机关归于消灭；重新成立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领导公司开展公司业务。
在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经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并获批准，重整后的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也可能得以恢复或维持，债权人、股东、上市公司实现多赢，社会资源得以有效利用，重整程序获得圆满成功
篇7：建立高校学生管理听证制度的思考
建立高校学生管理听证制度的思考
实现高校学生管理中的'依法治校,听证必不可少.笔者查阅部分高校的学生管理规定.探讨我国高校学生管理[f]的听证实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作 者：郭峰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42;上海中医大学,03 刊 名：中国中医药现代远程教育 英文刊名：CHINESE MEDICINE MODERN DISTANCE EDUCATION OF CHINA 年，卷(期)： 8(8) 分类号：G64 关键词：听证 高校学生 中医教育管理篇8：建立我国生丝公证检验制度的思考
建立我国生丝公证检验制度的思考
素有“纤维皇后”美誉的生丝，是丝织企业的主要原料，其品质的优劣不但对丝织物的质量影响很大，而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一直是国家控制的重要物资之一。进入市场经济后，为了规范生丝市场秩序，加强对生丝流通领域的管理，国家有关部委曾制定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但从执行情况看，效果并不理想，愈演愈烈的无序竞争趋势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整顿和规范生丝市场秩序，就必须尽快建立我国的生丝公证检验制度，从源头上把住生丝质量关，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
1.生丝质量现状及原因分析
1.1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时期的质量差距
在计划经济时代，生丝作为计划内产品，由丝绸公司统购统销。内销丝的品质及重量由各省丝绸公司所属丝检所负责检验，出口丝由商检局负责，在这种特定的时期，无论是制丝企业，还是丝织厂家，都十分重视生丝质量的检验工作。丝检所出具的检验证书不但为调拨结算提供质量依据，也为丝织厂选配原料，制丝厂及时发现缫丝生产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重要信息。这期间，制丝企业从原料茧进厂到生丝出厂都有一套严格的管理措施。为了完成省市公司下达的生产计划及质量指标，制丝企业也不断地在加强内部管理和提高生丝质量水平上下功夫。同时，生产厂家的检验人员还要定期到商检部门和丝检所校对目光，以稳定和提高检验水平。丝检所每月、季度、年度要向省丝绸公司和受检企业通报所检验生丝的质量状况，并要求生产企业分析原因，采取措施进行整改。
进入市场经济后，出口丝仍由丝绸公司统一经营，生丝的质量检验仍由商检部门负责，内销丝由丝厂自行经销，产品质量等级不在由丝检所检验。从而导致了一些劣质丝、无证丝充斥市场，质量不符、重量不符的现象时有发生，严重影响了国内生丝市场的秩序，损坏了“纤维皇后”的形象。
1.2内销丝与出口丝的质量差距
就出口丝而言，无论是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生产企业和商检部门都保持着一套良好的生产秩序和检测程序。对生产企业来说，都要自始至终把保证产品质量放在第一位，从选剥茧开始到打包成批出厂，每道工序都要严格工艺、严格标准、严格把关，不敢有丝毫的马虎。商检部门对出口丝做到了公平、公正检验，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出口生丝的`质量和国际信誉，并在督促和指导制丝企业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生丝质量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长期以来，我国出口丝质量的相对稳定，国家的这种出口商品的强检制度功不可没。
相比之下，内销丝的质量则令人担忧。虽然近年来，我国制丝行业自动缫丝机的比例迅速增加，新技术、新工艺也得到了普遍采用。但随着国内生丝市场的放开，一些企业放松了各项必要的质量管理措施，甚至连必须的基本检验项目也取消了，只要能将茧缫成丝卖出去就行了。生产厂家中存在着，再差的丝也定为3A级，再高的回潮率也是11% .从而形成了内、外销丝生产状况、产品质量的巨大差别。
1.3原因分析
我们认为内销丝合格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不外乎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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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对建立全国统一社保制度的思考
对建立全国统一社保制度的思考
（二）
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解决了筹资问题之后，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笔通过上述两种渠道筹集来的社会保障基金，究竟应归谁持有?由谁来经营?通过增发专项国债筹集来的资金，由中央发行，就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部交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法人)持有和经管。减持变现来的资金中，有的是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减持变现的，有的是来自地方所属的同有企业减持变现的。这样筹集来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否仍由中央和地方分别持有和经营呢?笔者认为，应统一由中央交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法人)持有和经营。理由很简单，这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把劳动者生老病死的安排变成一种专门的社会化事业来经营，摆脱传统的以家庭或企业为依托的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与此相适应，也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决不允许地区分割，否则，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势必受阻。目前，我国企业离退人员的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巳达68%，但大多数仍是省级或地方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割裂状态。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必须在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的同时，努力把这个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事业纳入到全国统一的体系中去，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为尊重地方产权，由地方国企减持变现并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应得到充分的、等价的补偿，即由财政部发行的社会保障基金债券或特种“中央债券”补给地方，地方有关部门可将这些国债投向债券市场或由财政部有计划地分期清偿。
在最初若干年内，国企减持变现的资金应全部转入全社会保障基金，待累积资金达到一定数额，则只须将国企减持变现的一部分资金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余下的可用来建立国家投资基金，算做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国家投资基金的投资，产权明晰，委托国家投资基金去经营。我国香港“盈富基金”的成立和营运经验、可供我们建立国家投资基金借鉴。
总之，借助于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增发国债和推进国企减持变现，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加速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可以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促进产权多元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公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反过来，这一切又可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更趋规范化和日臻成熟，特别是有助于发展债券市场，促进公开市场的营运，不仅如此，还会促进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造就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形式――“基金所有制”(或称社会所有制)。这一切将形成社会保障制度、资本市场、国企改革三音配套进行、相互联动的局面。
（三）
全国社会保障制度，一般讲，是属于社会福利事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社会福利状况及社会安定，然而，它又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再生产及流通，因而也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特别是，社会保障基金，还是重要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可以自身雇佣专门金融专家经营股票和债券，也可以委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营股票和债券。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基金实力将日益庞大，社会保障基金势必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主要股东。
或许有人会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之一，就是国有上市公司减持变现来的，而社会保障基金又被用来收购国企股票或债券，不如直接把预定要减持的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何必绕道资本市场呢?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少企业也建成公司上市，但多热衷于筹资或“圈钱”，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未建立或健全起来。这其中，一大障碍在于“政企不分”或“政企难分”。必须通过资本市场，实行减持变现，才能改善产权结构使其多元化，政企分开才得以实现。社会保障基金可借助资本市场随时进入或退出企业，也可转投其他回报率更高的企业。
由社会保障基金所投资、控服或持有的国有企业，形成“基金所有制”，跟政府所持有的国有企业有很大的不同。第一，基金所有制企业中政企分开，不受政府主管部门的影响。社会保障基金独立于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后者限于从事日常费用收缴和支付工作，前者致力于基金的积累和经营，二者之间的关系应由社会保障立法加以界定，以保证杜会保障基金作为法人的独立性和自主性。社会保障基金将根据社会保障法成立董事会，由董事会聘用专门经理人员，其任务就是有效地经营资本，确保其保值增值。第二，基金所有制缔造出一种新的机制――“投资者主权”。“基金”的董事会和经理们，受千百万职工的委托替他们保管、经营好这笔“养命钱”，代表投资者(千百万职工)运用“投资者主权”在茫茫资本市场中选择业绩好的、有前景的项目进行投资，努力趋利避害，就像商品市场中消费者凭借“消费者主权”去努力挑选价廉物美的商品一样。“投资者主权”和“消费者主权”一样给市场经济带来充沛的活力。总之，基金所有制根除了“政企不分”的劣根，却缔造出“投资者主权”这一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基金所有制是一种比“国家所有制”更为优越的公有制。
篇10：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证据开示制度在西方国家的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被许多国家所采用。在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初步确立了我国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但这却是对证据开示制度简单、粗糙的模仿，在我国的民事审判改革中，应吸收这一制度优越的一面，逐步摸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开示制度。
关键词：民事诉讼 证据开示 吸收 借鉴
引 言
证据开示（discovery或disclosure）又可称为证据展示，证据交换，指的是在开庭审理之前双方当事人相互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它是作为诉讼中提前获知对方当事人所掌握的证据的一种方法而应用和发展起来的。至于设立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58年united states v proctor and gomble.go 案中指出：证据开示制度的目的在与使审理能够在光明之下进行，他必须排除借裁判演恶作剧的把戏。在可能的范围内基于开示的争点及事实展开争论，换言之，裁判不应是对立当事人及其辩护律师开展智力竞赛的舞台，而应是追求真实和正当结果的场所。【1】由此可见美国确立的证据开示制度主要是为了防止当事人搞“证据突袭”，这也是其他各国设立此制度的初衷。不过从根本上说，设立证据开示主要还是为了诉讼公正和效率。
证据开示源于16世纪下半期英国衡平法实践，至19世纪英国司法改革，合并衡平法和普通法诉讼时，证据开示程序才开始形成。1938年美国《联邦诉讼规则》（trcp）将证据开示制度法典化，正式确立为一项法定程序制度。【2】作为一种新的程序制度，它尽管有助于法庭的公正审判，但是在设立之初，他也是不完善的，暴露了许多问题，如制度制定的不完善 ，容易被钻空子，借开示之名，拖延诉讼，以至于反而影响了诉讼效率。因此，美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多次通过修正案对《联邦诉讼规则》进行完善。同时，英国也在不断改革，至1981年《最高法院规则》和1984《郡法院规则》制定时，英国证据开示制度才发展完善。
经过不断发展完善的证据开示制度在诉讼实践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一）有效的防止了“证据突袭”。所谓“证据突袭”就是一方当事人玩证据游戏，在庭审中神不知鬼不觉的便出示一些证据，使对方当事人一时无法应付，从而陷入不利境地，而对方借此优势往往能够赢的官司。由此可见 ，证据突袭严重影响着案件的公正审理，因为他好象是对方代理律师辩论技巧的展现，而非案件真实情况的反映，显然有失公正。而证据开示则要求双方当事人于庭审之前互相向对方展示自己所掌握的证据，能够使双方都作到心里有数，从而在庭审中能够有针对性的展开辩论，保证案件的公正审理，近可能接近案件的客观真实。
（二）显著提高诉讼效率。法庭审理不仅需要保证诉讼公正而且也要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证据开示制度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证据突袭”其本身就能够避免诉讼拖延，确保案件审理的顺利进行。另外证据开示制度使当事人在庭前展示证据，这样就可以剔除双方都认可的证据，因此在庭审中仅对有争议的证据展开质证，这样也有利于法官尽早的把握双方都认可的事实，节省了法庭调查的时间，减轻了法官的工作量，从而提高诉讼效率。
（三）有利于促进庭前和解。对于民事诉讼来说，和解无疑是最好的结案方式，他既可以节省诉讼资源，有可以缓和双方当事人的敌对情绪。经过庭前的的证据交换，当事人之间的优劣势已摆明，对诉讼结果也很容易预料到，因此也就很容易达成和解。
（四）有利于防止在审判中随时提出证据，拖延诉讼。证据开示制度往往与举证时效制度相配合应用。也就是说，证据开示能够利用举证时效制度督促双方当事人在庭前证据交换中能够尽可能交换所有证据，否则超过举证时效，法庭就不组织质证。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新证据在庭审中随时提出而导致的延期审理，减轻当事人的讼累。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也深受“证据突袭”现象的困扰，因此一些法院，例如广东省高院就在全国率先制订了《广东省法院民事，经济纠纷案件庭前交换证据暂行规则》明确规定了庭前交换证据的形式和程序，12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中的第37条至40条中详细规定了证据交换的时间、方式、范围、次数等内容。但是实践证明我国目前施行的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并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可以说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的证据交换制度只是对英美法系国家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本文就将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作一些探讨，以推动我国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
篇11：对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
目前我国正在进行民事审判改革，改革的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改良我国目前所施行的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引入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英美法系的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在增强庭审的对抗性方面，在尊重当事人的处分权方面有着极大的优越性，我国的民事诉讼改革就是要吸收借鉴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优点，从而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兼容的诉讼模式。而在当事人主义下的证据开示制度正是我们所要借鉴的先进的诉讼制度，而且在我国施行这一制度具有很强的必要性。
（1） 证据开示的建立有利于防止证据突袭，提高诉讼效率和保证诉讼公正
“证据突袭”不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专利，在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同样存在。证据突袭可以说是被众多律师所称到的强有力的诉讼技巧，而且我国尚未建立举证时限制度，这更为“证据突袭”提供了生长的土壤。“证据突袭”尽管可以展示一个律师的水平，但它对对方当事人，对于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司法公证却危害极大。首先，证据在开庭之前是对对方保密的，也就是说对方当事人不知道另外一方到底掌握了什么证据，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够有针对性的提出抗辩理由，在庭审中易被动。更有甚者，有些当事人在一审中故意隐瞒一些可以胜诉的关键证据，而等到上诉到二审法院时才提出来，这样一来，这个关键性的证据有可能改变原来的判决结果，不仅使对方没有了上诉的机会（在我国走再审的道路是很艰难的），而且还使愿审法官受到“错案追究制”的追究，无疑这对当事人，对原审法官来说都是不公正的。其次，如果在庭审中，一方当事人搞证据突袭，另一方很可能申请延期审理或因准备不足而休庭，这样的话势必会影响诉讼效率。而正如一句古谚所说“迟来的正义不是正义”，如果无休止的拖延诉讼，将无法保证法律真正的公正。
(2) 证据开示制度的建立将有利于减少法院的调查取证，从而更有效的确保司法公正。
就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而言，法院还享有很大的调查取证权，这种调查取证可能是法院依职权进行的也可能是当事人申请的。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64条第二款规定“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或者人民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证据，人民法院应当调查收集。”我们知道对于当事人难以获取的证据如涉及国家秘密的事，而这种证据对于庭审结果又特别重要时，法院参与证据的调取势必会很有效。但是对于其他一般的证据的收集，如果法院充当主角的话，就会带来两种不好的后果，其一，法官负责调查和提供证据，他们将难以保持中立的立场（FULLER1978,382-383）法官首先得站在一方的立场上，然后在站到另一方的立场上。法官的脑子里预先得有某种理论和模式，并以次来理解案件，取舍事实。采纳某一理论将使法官偏向一方当事人，【3】也就是说法官调查取证容易造成“先入为主”，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其二，法官的主要角色是审理案件，而不是收集证据，如果法官参与一般案件的证据收集，必然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其三，“法院可以在当事人主张之外依职权主动独立收集和提出证据，并以此为根据对案件作出判决，这严重破坏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利，并有可能使民事诉讼的辩论程序空洞化，进而使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空洞话。”【4】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是要将调查取证权更多的赋予当事人及他们的律师，打官司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打证据，双方都有义务取完成自己的举证责任。建立证据开示 ，使律师拥有更大的调查取证权。律师取证的范围广了，机会多了，法院也就没有必要取举证了。除非遇到一些特殊情况如：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的材料；应当由人民法院勘验或者委托鉴定的，而且是在当事人申请的情况下，法官才能调查取证。
（3）目前我国庭前交换证据的规定不具体，可操作性不强，很多法院的庭前交换证据达不到证据开示的目的。
最高院于20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的若干规定》，首次以司法解释的形式确立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这对之前各地方法院试行的一些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提供了一个全国的标准，但是在这一司法解释中对交换证据的具体程序，方法，以及不进行交换所应承担的责任方面并为做出具体的规定，不能说是真正意义上的证据开示，仅仅是对西方证据开示制度的最粗糙的模仿。因此在一些法院，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仅仅是走走过场而已，起不到固定争议焦点的作用，证据突袭的现象仍然存在。没有发挥证据开示所应起到的作用。
三．如何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
在我国这样一个存在着职权主义诉讼色彩的国家建立证据开示制度---这一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典型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我们必须考虑我国的实际，不能将这一制度完完整整的照搬照用，而是应该尽最大限度的取借鉴它。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 证据开示的范围。
所谓证据开示的范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哪类案件需要证据开示。二是需要证据开示的案件，哪类证据需要开示。
我们知道案件可以分为简单的也可以分为复杂的。对于简单的案件当事人双方往往对案件事实争议不大，之所以走上诉讼的道路，主要是因为作为义人一方不愿意向权利人履行义务，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和解的可能。而且这类案件简单，相关的证据也不多，在审前准备程序中双方当事人和法官就可以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没必要再把当事人双方拉在一起开示证据。对于复杂的案件，当事人往往争议过大，案件事实也不能达成一致意见，通过开示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可以使双方逐渐了解案件的真相，可以明确双方争议的焦点，撇开双方都予以认可的证据。这样一来，当事人双方还可以通过对案件事实的了解，进一步审视自己的诉讼要求或者答辩意见，很有可能与对方和解，从而达到息诉的效果。
对于一些复杂的案件，是不是各种证据都要无保留向对方开示吗？从西方国家的立法看，并非如此。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6条第2款(1)项规定,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要求对方当事人提出与诉讼标的有关联,并且不属于保密特权的任何事项。英国的民事程序规则对证据开示范围提出“一般开示”的概念,指称当事人赖以证明主张的证据资料,不利于该方当事人或他方当事人抑或有利于他方当事人的证据资料,以及相关的应用指南要求该当事人开示的证据资料。可见，实行证据开示制度的英国和美国都没有都没有规定完完整整的开示制度。对于我国而言，我们更应该借鉴美国的“保密特权”制度。我国早在古代就有亲亲相隐制度，这和美国“保密特权”制度有相似之处，不过范围要比“保密特权”制度小的多。美国法上的保密特权是对证据开示范围的限制，包括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和律师准备的诉讼资料。证据法上的保密特权具体又可分为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夫妻之间的保密特权，神职人员和忏悔者之间的保密特权，会计师和委托人之间的保密特权等。对于此，在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时应予以吸收借鉴，因为虽然这样做可以说是为法院认定案件事实设置了一定的障碍；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能更好的保护和维护一些重要的社会关系，这样规定体现了立法价值目标的追求，即确定案件的法律事实固然重要，但不能以损害某种重要的社会关系为代价。【5】以此赋予相关人员拒证权，也就是说与当事人一方有配偶、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有监护和被监护关系，存在医患关系，代理委托关系的人可以拒绝作证。
除此之外，有学者对证人证言是否应该开示存有争议。有的学者认为不应对证人证言进行开示。其认为证人证言主观性很强，易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即使是民事案件有些证人也不乐意出庭作证，如果经过证据开示，使另一方当事人知道证人的姓名和地址，就有可能通过各种方式干扰证人作证，威胁利诱，可能使本来就不太乐意做证的证人更不愿意作证或者干脆倒戈。我想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0条的规定原告在起诉时必须在起诉状上写上证人姓名和住址。因此在法院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时，对方就知道了证人的姓名和地址。也就是说即使不向对方开示证人证言，对方也有可能获知证人的有关情况。
（2） 证据开示的主持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39条一款中规定“证据交换应当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进行”。也就是说最新的司法解释将证据交换的主持赋予了审判人员。对于审判人员我们可以理解为合议庭成员，也可以理解为书记员,在这里该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如果由合议庭成员主持，虽然遇到当事人提出和解请求时可以很方便的予以解决，但是笔者认为从总体上看还是缺点大于优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由法官主持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从而使以后的法庭审理留于形式。这种情况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非常普遍。笔者曾经到一法院实习，发现法官在庭审中不是交头接耳的聊天，就是坐在上面忙自己的事情，不管下面的双方当事人怎么辩论。一位法官曾直言不讳告诉我，庭审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案子在没开庭之前早有定论。试想，在没有实行证据开示制度时，法官就已经未审先定了，如果我们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时还是由法官主持的话，岂不更能导致未审先定。那么我们确立证据开示制度所追求的公正从何谈起呢？西方国家如美国证据开示实行预审制度，由预审法官主持证据开示。但就我国来说，这样做会使本来已经够臃肿的法院内部机构更加臃肿。
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主持证据开示的以书记员为宜。首先，我们知道，证据开示的主体是当事人双方，法院所起的角色仅仅是个指导者，主持者，不需要有专门负责审案的法官来主持。其次，法官主持，在上面部分已经说了容易造成未审先定的后果，而有书记员来主持恰恰能够克服这个最大的缺陷。再次，虽说和解，撤诉等事情在审前有法官处理更为合理，但是和解是双方意愿的表示，法院同意和解仅仅是个程序问题，书记员通知一下主审法官就可以了。撤诉是当事人在行使自己的处分权，如果没有规避法律的情况，法院对当事人的这种对自己诉权的处分，法院是无权干涉的.，告知法官同意即可。(3) 证据开示的具体操作
我国目前司法实践中，庭前证据交换是庭前准备程序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庭审程序应是诉讼程序中两个相对对立的阶段。【6】但是最高院的司法解释只是做了个一般性的规定并没有具体规定所谓的庭前证据交换如何操作。这主要涉及交换的时间，次数，交换程序等。
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规定明确的证据开示程序。笔者认为我国的证据开示还是应该放在庭前准备程序之中，也就是说在法院收到原告的起诉书之后，在向被告送达起诉书副本时，应告知被告开示证据的具体时间和具体地点，在向原告送达被告的答辩状时一并告知开示证据的上述内容，时间长度应考虑具体案件的复杂程度，开示地点应设在法院，可以在主审法官的办公室内进行。这就是第一次证据开示。到了开示证据时，当事人双方到了法院可以当面向对方索要证据，法官只起到指导的作用。当事人双方开示证据，应遵循对等原则，也就是说，开示证据是对等开示，互相开示。如果一方对另一方的证据提出异议，另一方可以当场予以答辩，如果当场答辩存有困难，可以向法官申请第二次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双方对对方的证据没有异议，就可以不在庭审中进行举证，直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虽然说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不经当事人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但是我认为当事人双方已经在开示证据时进行了提前的质证，我们不能说没有经过法庭审判的质证不叫当事人对证据的质证。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把当事人已经在开示证据时已经经过质证的证据再一次拿出来再质证一下，这纯粹是多此一举。证据开示的次数以两次为宜，多次证据开示不利于提高诉讼效率。
（4）违反证据开示的后果
建立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该借鉴西方国家对违反证据开示的处罚制度，也就是说我国的证据开示制度应是强制性的证据开示，使不履行证据开示的当事人承担相应的后果。法院要行使这一强制开示职能，行使这一职能并非基于证据收集与提供者的地位，而是以一种隐在的力量做后盾，为当事人获取证据提供保证。【7】
所谓违反证据开示，就是说，当事人一方或双方在接到法院的证据开示通知后不愿意进行证据开示。因为如果进行开示的话，他们认为手中就没有了出奇制胜的王牌。他们也不希望把自己收集的证据拿给对方看，其实这些都是一种心理上的作用，我们说证据开示的目的主要追求的是诉讼效率和诉讼公正，诉讼效率的提高对于当事人来说也是很有利的，他们可以减清讼累，从案件中解脱出来，而诉讼公正是维护正义的需要，对当事人也有利。因此为了达到这两种效果，就必须强制进行证据开示。如果当事人一方不愿意开示证据，他们必须承担责任。对于此美国法规定了四种处罚:一为可判处不服从法院命令的人以藐视法庭罪处以拘留、罚金等。二为不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时即认定对方提出的问题已被证实,并禁止再就此问题进行反驳和抗辩。三为不经庭审即可驳回不服从法院开示命令的当事人的诉讼或缺席判决其败诉。四为在开示阶段没有充分理由,不向对方出示其占有的证据的,庭审时该证据将被禁止作为证据使用;如果未开示非故意而是过失,法官可以允许当事人在法庭上出示该证据,但此时对方当事人可申请延期审理,并可要求有过失的一方负担相关的费用。【8】笔者认为，对于我国而言，我们可以采纳其中的第二、四点，作为当事人违反证据开示所应承担的后果。
四.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所需要的制度保障。
在传统的当事人主义制度下，证据开示制度的完善是靠其他一些制度支撑的，就我国而言，要想在我国现有的诉讼模式下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需要相应的制度保障，否则的话，即使建立了这一制度，也只能是空中楼阁，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之前必须建立它相应的运作基础。
（1） 在法律上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后果。
举证时限制度是证据开示制度的基础，如果不设立举证时限制度，“庭前准备程序功能将难以体现，而不再对开庭审理程序有多少实质性影响，并且会使民事诉讼的审理结构还原为‘准备+开庭审理 准备+开庭审理’这种可逆性的审理结构。”【9】
建立举证时限制度就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和法院指定的期限内提出证明其主张的相应证据，逾期不举证，则要承担证据失权的后果，也就是说，若法律规定的当事人没有在法定的阶段和法定期间内提出证据，当事人就丧失了提出证据的权利。这是避免证据随时提出主义所造成的恶果的最有利的方法。
最高人民法院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第32条-36条对举证时限作了一般规定明确指出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供证据材料的将导致证据失权的后果。可以说，这对我国目前施行的庭前证据交换制度是很有利。但是，我们还应看到，“规定”只是一个司法解释，不是法律。要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仅靠司法解释的支撑是万万不行的，因此，笔者认为：在我国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就必须在法律是建立举证时限制度，明确证据失权的法律后果。
（2） 建立我国的证据制度
证据开示作为证据法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脱离整个证据法则的运行是难以想象的。从一些证据开示运行良好的国家看，其证据法都比较完备。而我国关于证据的规定散见于三大诉讼法中，关于证据的有关规定非常片面、不科学，迫切需要制定一部完整的证据法典。只有这样，证据开示制度作为证据法中一项相对独立的制度，相对而言才能更加运转顺利。
（3） 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
证据开示主要由当事人及其律师在审前进行，因而对律师的要求必然很高。而就我国而言，律师的素质参差不齐，在农村更是如此，大量的法律服务所散见于农村各地，里面的一些所谓的法律工作者，其实大部分都没有法律工作者证，更别说律师证。笔者于假期曾到一法律服务所实习，听到一位工作人员说，为了出庭的方便，有些人都是借别人的证件去出庭。可想而知，这样的话律师的素质也就没有什么保障，他们打关系大部分靠的是关系，这一方面容易引发司法腐败，另一方面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
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如果以我国目前的律师现状来说，即使建立了，有也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律师的素质包括很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作为律师所应有的那种正义感，如果律师没有了正义感为了钱，他们可以蛊惑证人作伪证，故意利用证据开示，拖延诉讼，以达到拖跨弱势当事人的目的。我们知道证据开示制度也并非是一十全十美的制度，他对于未聘请律师的一方当事人而言是非常不力的，而且对于那些善于
钻法律空子的职业律师而言，有可能为其提供了一个拖延诉讼，干扰他人参与诉讼的舞台，因此加大对律师素质的培养，要特别注意对律师信用的培养。（4）继续深化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引进吸收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
证据开示制度是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下的产物，他追求的是庭审中的对抗效果。我国目前进行的民事审判制度改革，将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引入到了司法实践中，逐步增强了庭审中的对抗效果，减少了法官的调查取证权，赋予了当事人及其律师广泛的调查取证权。可以说，这些都为在我国建立真正的证据开示制度，定下了基调，打下了基础。我国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必将深化下去，建立证据开示制度也为期不远。
结 语
证据开示制度本身存在着缺陷，我国应该吸收其优越性的一面，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证据开示制度。建立这一制度，必须有法律上的保证，有了法律上的保证就有了国家强制力的保证实施，也就是说要建立证据开示制度必须依靠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的立法，不能仅仅靠司法解释。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已不能满足司法实践的要求迫切需要重新修订，在修订时应该把证据开示制度，加入其中，以提高我国民事审判的水平，促进司法公正。
主要参考资料：
【1】 纪红勇，“民事诉讼庭前证据交换制度初探”，《法律适用》，2001.09期
【2】 黄松有，“证据开示制度比较研究-兼评我国民事审判中的证据开示”，政法论坛，.05期
【3】 美，迈克尔.D.贝勒斯，著，《法律的原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第一版]
【4】 李华，“论民事诉讼证据开示制度”，西南政法大学民事诉讼法教研室，5月
【5】 蔡彦敏，洪浩著：《正当程序法律分析---当代美国民事诉讼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第158-159页
【6】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中国证据制度与司法运用》法律出版社，20第一版，222页
【7】任铁建，“对法院依职权调查收集证据的反思”，《政法论丛》第1期，第34页。
【8】转引自，石磊/郭丽，“对我国采纳证据开示制度的思考”，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9】杨路，庭前证据交换制度的实证研究，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编，《中国证据制度与司法运用》，法律出版社，年6月第一版
篇12：建立环境工程监理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关于建立环境工程监理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由于没有强制性的`环境工程监理制度,建设项目配套的环境工程以及相关环保设施质量得不到有效保证,给企业及社会环境带来较大损失.在此,就建立环境工程监理制度提出相关思考与建议.
作 者：李庆华 LI Qing-hua 作者单位：仪征市环境监察大队,江苏,仪征,211400 刊 名：江苏环境科技 ISTIC英文刊名：JIANGSU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年，卷(期)： 19(6) 分类号：X8 关键词：环境工程 监理制度 建议篇13：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之思考论文
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之思考论文
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的一项法律制度。在我国现行的三大程序法中，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都已明确规定了这一法律制度。在民事和行政审判实践中，通过实行缺席判决制度，有效地提高了办案效率，准确及时地保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实践证明，缺席判决是审判程序中一项重要的、切实可行的法律制度。在刑事诉讼中由于还没有规定缺席判决制度，因而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如在刑事诉讼中，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或自诉人提起控诉后，有些并未受到逮捕羁押的被告人为逃避审判而逃跑，致使人民法院无法开庭审判，造成刑事诉讼无限期拖延，使不少犯罪嫌疑人长期逍遥法外，特别是有些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大案要案得不到及时审理判决，给社会造成较大的负面效应，从而增加了社会不安定的因素。据此，笔者建议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这对于促进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顺利开展刑事诉讼活动，提高办案效率，正确实现刑事诉讼任务，具有重要意义。
一、在刑事诉讼中建立缺席判决制度的必要性
刑事诉讼缺席判决，是指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时，在被告人因逃避审判未到庭的情况下，根据公诉机关或自诉人的指控，就到庭的被害人、自诉人、证人或其他被告人等核对证据，在查明案件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作出的判决。随着新形势下刑事审判任务的日趋繁重和审判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建立缺席判决制度也越来越显示出其必要性。
（一）、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完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的必然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必然步入规范化、科学化的轨道，刑事诉讼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及因此产生的一些弊端，必然要建立一种配套的制度来加以解决。如有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逃避审判，在未被采取强制措施前或借取保候审、监视居住之机逃跑，致使该类案件无法及时审结，影响了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而在刑事审判实践中，对自诉案件被告人在宣判前一般不对其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是公诉案件，我国《刑事诉讼法》中也有许多条款规定了可以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措施，实践中使用这两项措施的范围比较广、人次比较多,虽然《刑事诉讼法》对防止被取保候审或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侦察和审判作出了具体规定，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避审判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因此，有必要建立缺席判决这样一种配套制度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国际司法实践中，也有不少国家在刑事诉讼中建成立了缺席判决制度。我们应当借鉴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以完善我们的刑事诉讼法律制度。
（二）、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的必然要求
《刑事诉讼法》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是刑事诉讼法的首要任务。因此，无论在什么时间，什么地方，只要有犯罪发生，我们就要准确、及时地将犯罪事实彻底揭露和查明，并且应用《刑法》对犯罪分子予以应有的惩罚。所谓准确，就是必须做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整个案件事实准确无误。所谓及时，就是要有时间的限制和要求，要抓住有利时机侦察破案，并及时提起公诉和审判，不得无故拖延。使犯罪分子能及早受到惩处，以便有效地打击犯罪，儆戒犯罪。如果因为被告人逃跑而无限期拖延诉讼，势必影响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七条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证人的证言必须当庭讯问、质证并查实后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如果对被告人逃跑的刑事案件不及时采取缺席审判的方式，非等到被告人到庭后再开庭审理，到时证人就有可能会由于时过境迁而对事实记忆模糊，有些物证或其它证据材料也会因间隔时间太长随之灭失或变形，而无法辩认。这样就很难收集到与案件事实有关的各种真实证据材料，因而也就难以准确及时地查明犯罪事实，甚至会导致放纵犯罪分子或冤枉好人的恶果。
（三）、建立缺席判决制度是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积极同犯罪行为作斗争的必然要求
由于在刑事诉讼中尚无缺席判决制度的规定，使不少被告人外逃的刑事案件即使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无法及时开庭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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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4：建立上市公司重整制度的法律思考论文
建立上市公司重整制度的法律思考论文
公司重整是一种特殊制度框架下的行为，是为了实现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
公司重整(corporate reorgani-zation)制度，是指陷入经营、财务困境，出现破产原因或有破产原因出现危险的公司企业，若有重整之可能及有经营价值的，利害关系人可向法院申请，对该公司实施强制整顿，使之摆脱经营和财务困境，重新复兴的法律制度。
重整制度产生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得到迅猛的发展。公司重整制度，首创于英国。美国1934年公布的公司重整制度对英国的公司重整制度进行了较大的修改，并吸收了和解制度的一些内容，标志着公司重整制度的基本成熟。日本1952年制定的《会社更生法》，也就是日本的公司重整法，其立法目的在于挽救陷入困境而又有重建可能的股份有限公司。它一方面强调继续维持公司的事业，另一方面强调通过国家权力的干预，促使公司的利害关系人（公司、股东、债权人）之间共同合作保证公司事业的维护与重建，避免公司陷入破产倒闭的状态。企业重整是一种主动拯救濒临破产的企业，使其得以再生的同时，又维护了债权人的利益，使债权得到更大的满足的一种制度安排。它是一种保护股东、债权人和职工利益，从而稳定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法律措施。公司重整制度是继破产和解之后，为弥补破产造成的社会利益的损害及和解制度的消极方面而建立的积极重建制度。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经济状况而言，如果对达到警戒线的上市公司全部实施破产，不仅目前脆弱的社会保障体系难以承受引种经济上的压力，还会造成社会秩序的紊乱。
公司重整不同于和解、重组，具有自己独特的效能。
1、重整制度采取社会本位的立场。与重组中往往，只考虑重组双方的.利益，尤其是重组公司的利益最大化不同的是，重整制度的实施考虑到公司、债权人、股东、职工等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以社会为本位。
2、公司重整起因仅限于有破产原因出现，侵害到债权人利益。
3、重整参与人更为广泛。
重整提起人不仅包括公司董事，还包括债权人，公司的股东（比如占股权10%的股东），而且他们作为利害关系人均有权参与表决。4、重整措施更为多样。具体涉及债权人、债务人之间的妥协、让步，公司的转让、合并、分立，追加投资、特殊的债权处置等。与重组相比较，重整的最大特色在于导入了司法程序，确立了法院在重整中的主导地位。这不仅使整个过程程序化，而且在兼顾公共利益的情况下，避免了不合规的行政干预，有利于建立一个完善的资本市场。而全体股东以及债权人的介入有利于防止重组被大股东任意操纵、损害小股东以及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重组是一组普通的交易行为而非特殊制度框架下的整体行为，其经济目的是为了达到公司与股东利益的最大化；而重整则是一种特殊制度框架下的行为，它是围绕着公司、债权人、股东三方利益进行协调的过程，是为了债权人利益的最大化，它与重组的意义、重组的对象都不一样。鉴于大量的PT、ST公司的存在，我国法律制度建设有必要引入重整制度，振兴陷于困境的上市公司。
关于我国上市公司重整法律制度设计的建议
借鉴国外有关重整制度的规定，特别是我国台湾地区关于公司重整的有关法律规定，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可将我国上市公司重整的法律制度设计如下。
上市公司重整的法律条件
根据我国上市公司的基本状况和法律环境，上市公司的重整原因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种情况：公司最近三年连续亏损，已面临暂停或终止上市；公司资产、财务状况出现重大异常或业务遭受重大损失；由于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查处，非通过重整不足以解决的；公司出现破产原因或者临近破产边缘。另外，可以进入重整程序的上市公司还应当具备以下条件：一是作为债务人的上市公司具有重整挽救的希望，二是债务人仍为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能力的法人，对于已作出破产宣告或者在清算中的公司，不应该再开始重整程序。
上市伞司重整申请
上市公司重整始于重整申请。因各种前述法定原因而陷入困境的上市公司、债权人或股东均可向法院提出开始重整程序的申请。法院一般不得依职权主动作出公司重整的裁定。重整申请人应包括上市公司、持有公司股份达10%以上的公司股东和符合一定条件的债权人。
法院对重整申请的受理、审查与批准
法院对重整申请受理后应当进行审查：即审查法院有无管辖权、申请人是否合格、申请书的形式是否符合法律的规定；审查被申请人是否合格、债务人是否具有重整的原因、债务人是否具有挽救的希望。法院在审查重整申请时，可依职权进行对有无重整的可能进行必要的调查。法院认为被申请的上市公司具备重整条件的，应裁定予以受理并批准该申请。
重整保护期的效力
法院裁定准许重整后，即正式启动重整程序。上市公司重整程序开始后，必须给予上市公司一定期限的重整保护期，重整保护期一般不超过六个月。重整保护期的法律效力包括：债权暂时被冻结、债权被停止计息；执行中止、防止启动破产清算程序；公司股票暂停交易；公司经营权与财产管理处分权移交重整机构、禁止清偿债权；股东在重整保护期内的股份转让权受到限制；中止对上市公司的其它强制执行程序；成立关系人会议，作为利害关系人表达其意思的机关；符合条件的债权人应在法定期间内向法定的机关申报债权等。
重整机构的产生与功能
公司重整的具体实施主体是重整机构。各国一般都在重整期间设置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取代原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行使职权。重整机构由重整人、重整监督人和关系人会议组成。其中，重整人是公司原董事会职权停止后为实际执行重整工作而设立的执行机构，负责重整期间公司事务的经营管理；重整监督人负责监督重整人的职务行为厂以保证重整程序的公正进行，维护各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人会议是由债权人和公司股东组成的行使其自治权利的意思表示机关，是公司重整期间的最高意思机关，关系人会议的职权集中体现在讨论与接受重整计划上。
上市重整计划的提出、通过与执行
重整计划，是指由重整人或上市公司其他利害关系人（包括债权人、股东等）拟定的，以清理债务、复兴公司为内容并经关系人会议通过和法院认可的法律文书。重整计划对上市公司及关系人产生约束力。重整计划的内容一般应包括：债务重整方案、资产与业务重整方案、经营管理重整方案、股权重整方案、融资方案，包括公司增资的规模、公司增资的方式、债务融资、重整计划的执行期限等。重新计划由法院指定的重整人执行。重整人在执行重整计划过程中，应尽到善良管理人的义务，接受监督人的监督，违反此义务而给债务人或关系人造成损害时，应负赔偿责任。
上市公司重整的完成与终止
1、重整的终止
发生下列情形，法院可以依职权裁定终止重整：重整计划未获关系人会议通过。重整计划在关系人会议上未获依法通过的；关系人会议通过的重整计划未获法院认可；重整计划因情势变迁或有由不正当理由致使不能或无须执行时。重整终止之后，因重整程序开始而终止的破产程序、和解程序或一般民事执行程序及因财产关系所产生的诉讼程序，均应恢复继续进行；因没有申报而在重整期间内不能行使的债权或股权，在重整终止后均应忧复其效力；因裁定重整而停止的股东会、董事会及监事会的职权，均予以恢复。
2、重整的完成
公司重整因重整计划的执行完毕而完成，重整完成以后，公司的重整人应召集重整后的股东会，股东会应改选重整后的董事会及监事会，并且应由董事会向主管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并会同重整人向法院申请裁定重整结束，法院裁定后，公司重整程序正式结束。重整完成后产生以下法律效力：已经申报的债权没有受清偿的部分，除依重整计划的规定，移转由重整后的公司负担者外，与未申报的债权一样，其权利本身归于消灭；股东权经重整而变更或减除的部分其权利消灭，未申报的无记名的股东的股权应与其产生同样的后果；重整裁定前公司的破产、和解、强制执行及因财产关系所产生的诉讼等程序，应失去效力；重整机关归于消灭；重新成立的公司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领导公司开展公司业务。
在符合公司法和证券法有关规定的前提下，经向证券监督管理部门申请并获批准，重整后的上市公司的上市资格也可能得以恢复或维持，债权人、股东、上市公司实现多赢，社会资源得以有效利用，重整程序获得圆满成功。
篇15：对建立全国统一社保制度的思考
对建立全国统一社保制度的思考
（二）
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解决了筹资问题之后，接着的一个问题是：这笔通过上述两种渠道筹集来的社会保障基金，究竟应归谁持有?由谁来经营?通过增发专项国债筹集来的资金，由中央发行，就由中央财政部门全部交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法人)持有和经管。减持变现来的资金中，有的是中央所属的国有企业减持变现的，有的是来自地方所属的同有企业减持变现的。这样筹集来的社会保障基金，是否仍由中央和地方分别持有和经营呢?笔者认为，应统一由中央交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法人)持有和经营。理由很简单，这是生产社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生产社会化发展，要求把劳动者生老病死的安排变成一种专门的社会化事业来经营，摆脱传统的以家庭或企业为依托的模式。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内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与此相适应，也要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基金，决不允许地区分割，否则，劳动力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势必受阻。目前，我国企业离退人员的养老金社会化发放率巳达68%，但大多数仍是省级或地方统筹，社会保障制度处于割裂状态。为了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必须在进一步推进社会保障事业社会化的同时，努力把这个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事业纳入到全国统一的体系中去，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为尊重地方产权，由地方国企减持变现并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资金，应得到充分的、等价的补偿，即由财政部发行的社会保障基金债券或特种“中央债券”补给地方，地方有关部门可将这些国债投向债券市场或由财政部有计划地分期清偿。
在最初若干年内，国企减持变现的资金应全部转入全社会保障基金，待累积资金达到一定数额，则只须将国企减持变现的一部分资金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余下的可用来建立国家投资基金，算做中央和地方的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对国家投资基金的投资，产权明晰，委托国家投资基金去经营。我国香港“盈富基金”的成立和营运经验、可供我们建立国家投资基金借鉴。
总之，借助于资本市场，不仅可以增发国债和推进国企减持变现，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加速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而且可以盘活国有资产存量，促进产权多元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加强公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反过来，这一切又可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使之更趋规范化和日臻成熟，特别是有助于发展债券市场，促进公开市场的营运，不仅如此，还会促进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的发展，造就一种新型的'公有制形式――“基金所有制”(或称社会所有制)。这一切将形成社会保障制度、资本市场、国企改革三音配套进行、相互联动的局面。
（三）
全国社会保障制度，一般讲，是属于社会福利事业，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社会福利状况及社会安定，然而，它又直接关系到劳动力这一重要生产要素的再生产及流通，因而也是国民经济体系中极为重要的“基础设施”之一。特别是，社会保障基金，还是重要的非银行金融中介机构，是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作为重要的机构投资者，可以自身雇佣专门金融专家经营股票和债券，也可以委托国有资产经营公司经营股票和债券。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率不断提高，社会保障基金实力将日益庞大，社会保障基金势必会成为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要投资者或主要股东。
或许有人会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之一，就是国有上市公司减持变现来的，而社会保障基金又被用来收购国企股票或债券，不如直接把预定要减持的国有上市公司的股票转给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何必绕道资本市场呢?
我国国有企业，经过20多年的改革历程，不少企业也建成公司上市，但多热衷于筹资或“圈钱”，真正的公司治理结构并未建立或健全起来。这其中，一大障碍在于“政企不分”或“政企难分”。必须通过资本市场，实行减持变现，才能改善产权结构使其多元化，政企分开才得以实现。社会保障基金可借助资本市场随时进入或退出企业，也可转投其他回报率更高的企业。
由社会保障基金所投资、控服或持有的国有企业，形成“基金所有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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