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论文，本文共13篇，以供大家参考，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篇1：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论文
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论文
[内容提要] 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使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向村委会与党支部并列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的目标，就是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同时，完善村党支部的领导机制；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直接公开的竞选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在共同的民意基础上建立村委会与党支部职能协调的制度化机制。 [关键词] 村民选举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 村委会 党支部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 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 Kelliher），他在《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2]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
[1] [2] [3] [4] [5] [6] [7]
篇2：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
[内容提要] 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使农村权力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就是从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向村委会与党支部并列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农村权力结构的制度化调整的目标，就是在促进村民自治制度发展的同时，完善村党支部的领导机制；其基本途径就是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直接公开的竞选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在共同的民意基础上建立村委会与党支部职能协调的制度化机制。 [关键词] 村民选举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 村委会 党支部
村民选举制度导入农村之后，一个始料不及的效应，就是农村权力关系普遍出现了结构性的矛盾，表现为村委会与党支部（以下简称村支两委）权力之间的冲突与调适，斗争与妥协。然而，矛盾的实质是什么？根源在哪里？解决矛盾的基本途径是什么？乃是一个亟待冷静思考的重大问题。
本文试图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结合中国农村社会实际，对上述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 农村党政关系问题的争论及其意义
美国一位政治学家，叫柯丹青（Daniel Kelliher），19他在《中国学刊》（The China Journal）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国内学者针对村民自治问题的争论。这些争论都是近10来年发生的事情。柯丹青发现，尽管大家都不否定党对农村的领导地位，但村党支部的法律地位却是模糊的。国内学者对村支两委关系的看法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同人们对待村民自治的工具主义态度有很大的关系。[1]柯丹青指出，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村民自治的观点，差不多都是工具性的，他们有关村民自治的那些讨论，总是在选择能人、落实政策、完成任务等具体事务上兜圈子，人们回避或者大而化之地谈论村民自治本身的民主价值问题。那些支持村民自治的人，花了很大的气力去说服乡镇党委相信村民自治同党的利益不相矛盾。而反对村民自治的人，根本不信这套说教，他们的说法很直爽：“村民自治与党的领导存在直接的矛盾。如果让村委会自主运作，就必将削弱党的领导。如果加强党的领导，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村民自治。这两者是相互排斥的。”[2]
不难看到，这样的争论还会继续下去，因为现实问题不仅没有解决，而且日益暴露其普遍性和严重性。不过现在断然拒绝村民自治的人怕是不多了，直截了当地否定农村党组织领导地位的言论更加稀少。最近一期《乡镇论坛》的一组专门讨论村支两委关系的文章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因为这组文章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国内当前对这个问题的争论焦点。这个焦点就是还要不要党政分开的原则，这个原则曾被认为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3]显然，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构成了两个针锋相对的阵营。
坚持党政分开原则的人，有的认为，如果硬要搞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不仅很难保证村民选举的公平与竞争性，而且将导致党的基础力量的损失。[4]有的从理论上来看问题，认为村主任与村支书，他们的权力合法性来源不同、性质与职责不同、工作重点与工作方式不同、制约机制完全不同，如果两个职务所肩负的使命发生冲突时，会使“一肩挑”的人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5]还有的人强调法治原则，主张让村主任依法履行职权，并反问到：“全国农民都在自己选出的村委会带领下依法履行义务和行使权利，难道不正是我们党的最大愿望吗。”[6]
在赞成或支持党政合一原则的阵容中，有人从实践体会的好处罗列了“一肩挑”的优越性，这些优越性包括，既加强了党的领导，又提高了村委会的地位；既增强了村民选举的竞争性，又加强了村支两委的团结；既化解了干群矛盾，又提高了村级组织的办事效率，等等。[7]还有的人认为，“党政分开”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个理念有必要改变，实行“两委合一”为中国民主制度改革的深化探索了一条新路子，其潜台词就是抛弃党政职能分开的原则。这种观点的逻辑结论就是，最好的权力格局是村主任都由村支书兼任，村支两委高度重合。[8]
显然，这场有关村级党政关系的争论，是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争论焦点――党政能否及如何分开的继续。既然有人提到“党政合一”的重大意义，是因为它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深化摸到了一条路子，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发生在村庄里的“一肩挑”故事，将会成为国家政治体制改革的摹本？无论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我们都不能小视目前的这场争论对中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起码，就目前的争论来看，人们对党政分开这个政改原则的态度似乎出现了动摇。
二、 村民选举后的农村权力结构
在回应上述争论之前，有必要廓清村民选举后中国农村权力结构的实际状况，以便从理论上把握农村党政关系的实质。
邹谠用“全能主义”（totalism）这个概念来揭示当代中国宏观政治社会的基本特征。全能主义政治就是建立在一个总体性社会基础之上的、以党为核心的政治同心圆结构。[9]“党核心”具有纵横穿透力，在这种政治穿透的作用下，中国的各级权力组织都具有同构性，即所谓“组织对口设置”、“上下碗口一般粗”等等状况。在全能主义模式的影响下，农村所有正式组织，包括党支部、村委会、民兵营、妇女会、青年团等，都是国家自上而下建立并纳入了国家控制范围的组织形态。可以说，农村权力结构是国家制度框架在农村的延伸，农村党政关系是政权层面的党政关系的缩影。因此，农村党政关系的重建无疑对宏观政治结构的重构具有深远的影响。
不难发现，在实行村民选举以前，农村权力关系是以党的一元化领导为特征的一元权力结构。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改变了村委会权力来源的基础，村委会权力的合法性渠道与党支部出现了分野。如果党支部的权力仍然保持自上而下的性质，那么村委会的权力依赖于村民自下而上的村民授权，村民选举就是这种授权的制度化渠道。这就从根本上促使农村公共权力转向党政二元权力结构。
说到权力结构，必须考察权力的四个基本要素及其结构，即权力的资源配置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对比。[10]从这些要素结构分析来看，村委会与党支部是性质、职能以及运作机制都有不同的特征，不能混为一谈。
第一，农村权力资源配置的变化：从集体垄断到多元配置
传统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之所以得以巩固，根本的原因是权力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集体垄断。在全盘集体化中生活的农民，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在政治上也就谈不上自治权了。
以包产到户为发端的农村非集体化改革，实质上是打破经济资源集体垄断的过程。非集体化的过程，无论是美其名曰“藏富于民”也好，还是恶其名为“集体空壳”也罢，必然是农村社会经济资源从单一的集体控制向多经济主体控制模式的转型。对于农民来说，他们掌握了土地使用权、粮食和现金的处置权，也就意味着他不再如从前那样依附于村集体或村干部。反过来，村集体或者村干部要靠从村民手中提留统筹才能运转或生存。村庄权力资源配置模式的变
革，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权力结构的经济基础。 当然，潜在的权力资源要转变成权力者可以动用的资源，需要有一个资源提取的过程。就权力资源提取的合法性来看，村委会有资格从集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公私混合经济中提取经济资源，而党支部只能依托集体经济。[11]也就是说，集体经济是党支部权力的经济资源的唯一来源。因此，集体经济的强弱与党支部权力资源的多寡有直接的关联。显然，弱集体-强私营的经济结构使村委会占有的权力资源有可能优于党支部，导致“党弱村强”格局的出现。然而，在农户家庭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村庄，村支书也有可能利用政治手段（或权威性资源）来控制村委会提取的经济资源。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12]因此，仅仅从资源配置及其提取方式? 飧龇矫妫?共荒苋?嫒鲜杜┐宥????峁沟淖纯觯?剐枰?疾烊??丛椿蛘呷?Φ暮戏ㄐ晕侍狻?/P>
第二，权力来源及合法性问题：“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权力来源是指权力合法性或认受性的来源或渠道。就程序民主来说，治者之权必经被治者认可才具有合法效力。治者的权力主要有两种来源渠道，一是自上而下的委任，二是自下而上的选举。实行村民直选以后，村支部与村委会的权力来源出现了分野。村支部的权力来源主要是乡镇党委任命与支部推选，而村委会的权力只能来自村民选举。
权力的合法性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或者观念问题，农民在用自己的语言提出了这个问题。当农民认为“上千村民选举的村主任自然比几十名甚至几名党员选出的村支书要有权威”的时候，他接受的其实是上述的程序民主原则。当村民发出“为什么由多数村民选举的村委会必须接受由少数党员选出来的党支部领导？”的诘问时，他其实是质问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来源问题。当他们的疑问得不到满意的答复时，他们就会质疑村民选举的意义，于是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如果村支书是铁定的‘第一把手’，那么选举村主任这个‘第二把手’又有什么实际意义？”[13]
其实，村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不仅要从程序政治的角度来看，还要从规范政治的合法性来衡量。党支部的基本政治职能是保证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村党支部的权力并不取决于选举（无论是党内选举还是扩大的支部选举如“两票制”），而是取决于它的政治正确，也就是保证党的方针政策在本村范围得以正确地执行。因此，党支部选举是“选人”而不是“选政策”（村委会选举也还没有发展到选政策的高度）。[14]因此，村委会对党支部领导的服从，实质上是对党的路线方针的服从，而不是听命于村支书的个人意志。如果一个党支部背离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那么它既缺乏程序合法性，也失去了规范合法性。那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尽管成天把“党的领导”挂在嘴上，其实是利用“党的领导”这个金字招牌来掩盖其贪桩妄法的行经。严重的是，这些蜕化变质的村支书所耗损的正是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
第三，权力影响力及其变化
权力影响力是权力强弱的综合体现。对这种影响力的衡量，需要经验观察才能判断。从政治分析的角度来看，权力影响力的要素主要包括：1）组织吸纳能力，即吐故纳新、容纳社会精英的能力；2）社会动员能力，即宣传、发动、取得民众支持的能力；3）制度监督与组织自控能力。
从现实观察来看，农村非集体化改革以来，不少农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在村落中的影响力削弱了，一是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削弱了；二是村里青年人的入党积极性下降了；[15]三是作为党支部的外围组织或者“助手”，如共青团、村妇联等也几乎名存实亡。[16]据有关部门于1995年的调查估计，全国大约有10%的农村党支部处于这种状况。[17]这意味着农村基层党组织失去了对1亿左右农民群众的政治影响！村党支部特别是村支书能力弱化的原因，固然同权力资源的减少有直接的关系，但根源是党支部组织建设没有根本解决“四个化”的问题。所谓“四个化”，就是农村党员队伍的老化、党性观念的淡化、思想观念的僵化和部分党员干部的蜕化。在近期全国农村学习贯彻江泽民“三代表”思想的活动中，应该把解决这个问题摆在突出的位置。 国内外许多研究村民选举、村民自治问题的学者，大多认为村民选举加强了村委会的权力，提高了村委会的影响力。[18]就笔者的经验观察来看，这个判断符合事实。原因在于，定期的村民选举使村里的各种精英可以通过竞争而进入村委会。起码，我们在理论上可以说，村民选举制度既提高了村委会吐故纳新的活力，也能够通过预期选举或启动罢免程序来保证村民对村委会的动态监督。这种动力机制无疑有助于村委会影响力的提高和巩固。 图1是笔者对村民选举后农村党政关系类型的一个经验分析框架：
党支部影响力
强 弱
村
委 强
会
影
响 弱
力
A型：
党强村强
民主合作型
B型：
党弱村强
村委会主导型
C型：
党强村弱
党支部主导型
D型：
党弱村弱
软弱涣散型
图1：农村党政关系类型
先看“党强村强”的A型结构，就是村党支部与村委会在明确分工的基础上，建立了民主合作的制度机制。这种党村共强的结构可以说是一个理想模型。第二，“党弱村强”的B型结构，就是村委会主导村政事务，成为事实上的权力中心。其基本特征是，村委会控制了村庄大部分权力资源，村主任是村政事务的实际责任人，也是上级任务的主要承当者。党支部软弱涣散的根本原则在于“自毁长城”。第三，“党强村弱”的C型结构，就是党支部的组织吸纳力、社会动员力和政治监控力都比较强，党支部的群众威信较高，受党支部支配的村委会只是个执行机构。这种权力结构一般具有“行政化”的特征。[19]这种结构又同乡镇“党政一体化”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强的相关性。最后，“党弱村弱”的D类型，就是党支部与村委会同时软弱涣散，都不能按照制度规范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村往往既是组织“瘫痪村”，又是经济“空壳村”。
第四，权力制度规范的差异：法与政策
党支部与村委会的制度规范各有特点。《村委会组织法》是村委会权力运作的基本法律规范，其他相关法律也是村委会组织行为规范的来源。其次，各地农村制定的村规民约、村民自治章程、村委会办事制度、村民代表会议议事规则等等，既对村民有一定的.约束力，也是村委会的具体行为规范。而农村党支部主要依据《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农村基
层组织工作条例》运作。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支部的行为规范主要来自不同时期的党的政策，它的工作任务和工作方式也因政策的变化而变化。
法的相对稳定性同政策的相对灵活性，这两者之间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冲突，既导致了村支两委的规范差异，也导致了村支两委工作方式的矛盾和冲突。应该说，村支两委及其负责人角色协调的制度条件，是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的内在一致。如果政策与法律打架，投射到村支两委的关系上，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关系紧张。这时，村支两委的权力冲突，反映了法与政策的内在矛盾。
三、 农村党政关系的制度化调整
无论是坚持“党政合一”的立场，还是坚持“党政分开”的观点，似乎都不否定这样一个潜在的假设，这就是党的领导同村民自治或者说村支两委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坚持“党政合一”或者“一肩挑”的人，相信村支两委由此能够更加协调一致；而坚持“党政分开”的人，则认为更多地发挥村委会的作用，对加强党支部的自身建设有利。如果党支部不陷入具体事务，就可以腾出手来抓大事。
笔者以为，农村的二元权力结构是宏观党政二元权力格局在农村社会的延伸。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既不能以党代政，使得村民自治如同虚设；也不能以政代党，把党的领导迷失在繁杂的事务工作之中。然而，无论进行何种制度设计，都必须在解决村委会权力合法性的同时，解决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问题。而把村民直接选举的制度机制一同纳入党支部和村委会，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制度化途径。
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村民选举的实际情况。民政部党组对全国的村委会换届选举结果有个评价：村委会成员的构成比例出现了“三高一低”现象（党员比例高、致富能手高、文化程度高、平均年龄低）。[20]广东民政部门的一份总结报告说，全省10多万当选村干部中，中共党员占77%，党支部书记成功竞选为村委会主任的占53%。[21]这两个数据说明，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的主体获得了村民群众的信任投票，村民选举的党员和非党员村干部，都有责任、有能力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定任务。各地“一肩挑”的比例并不平衡，比较高的如广东的顺德、高州和郁南等市县，“一肩挑”的比例高达90%，[22]在山东省威海市，村支书当选为村主任的比例是65%。[23]在河北省隆化县，在村委会第五届换届选举中，村主任是村支书的比例为4.7%，而村主任是党员的占57.2%。[24]
其实，村支两委交叉兼职很普遍，导致这种状况的原因并不是坚持了“党政合一”的原则，而是村级干部职数的限制，不得不实行“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结构。说交叉兼职减少了干部职数的论点也不成立，因为由村财政负担的干部职数基本上是不变的，维持在5-7人左右。实质的问题是，“村支两委”的人马如何产生的，是村民选举的人占多数，还是上级任命的人占多数？更为关键的是，村级混合班子的“班长”是选举出来的还是上级任命出来的？这就涉及到“一肩挑”的问题了。
如果我们把村民选举的制度同时导入村委会与党支部的干部选择，那么“一肩挑”是结果，而不是出发点。如果把“一肩挑”作为出发点，就有可能硬性推广这种模式，导致操选、霸选、逃选等不合法或不当行为的出现。目前，全国各地许多农村在推行村民自治的实践中，已经意识到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纳入党支部建设的重要性，并采取了一些制度措施。具体的做法可概括为二种模式，一是“两票制”选村支部，二是“二选联动机制”，[25]即“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与“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两种联动形式。例如，在广东省首次实行村民选举的实践中，估计以“二选联动”实现村支书-村主任“一肩挑”及交叉兼职的农村，占全省农村的50%以上。[26]这种建立在直接选举基础上的交叉兼职结构，使村支两委避免了权力冲突，增强了村级组织的整体能力。
“两票制”发端于山西省河曲县。这个县在1991年初实行“两票制”的动机就是为了解决农村党支部权威不足或者说权力的合法性危机问题。经过不断完善，“两票制”对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发挥了预期作用，山东、福建、江西、河北、湖北和湖南、广东等省市正在结合本地情况借鉴推广这一经验。[27]-19，深圳龙岗区在广东率先引入两票制选村党支部，也收到了明显的效果，[28]并把“两票制”提升到镇长选举的制度改革上来。[29] “两票制”的实质，在于支部建设中导入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从而扩大党内民主，使村民群众在支书和支委的人选上开始拥有发言权。如果说这是一种制度创新，那么其本质就是在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框架中，在保持党支部权力自上而下性质的同时，为党支部提供了一个自下而上提取权力的信任资源的渠道，从而巩固和维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合法性基础。而村民信任投票的多寡就是这种合法性的量化形式。因此，在推行两票制的过程中，越能提高和保证村民信任投票过程的竞争性和公正性，也就越能提高党支部权力的合法性。这就是河曲“两票制”经验被许多省市认同的根本原因。
“两票制”使村党支部权力基础发生了变化，简单地说就是有助于解决党支部的权力合法性问题。[30]这种制度化途径也让村民有了监督村支书和支委成员的权力，即如果凭借村民信任投票上台的村支书不为民谋利甚至蜕化变质，那么村民在下一次的信任投票中就能把他赶下台。
而“二选联动机制”似乎更为直接有效。说它直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鼓励在职的村支书竞选村主任，如果当选了，在获得群众投票的基础上一身二任，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的权力争端。二是如果当选的是一个普通党员，那么由于他的民意基础强于在职的村支书，他也就有理由出任村支书，实现“一肩挑”，这样的制度安排也有助于解决村支两委“两张皮”的问题。我们似乎已经看到，无论是村支书竞选成为村主任的“一肩挑”，还是当选村主任被推选为村支书的“一肩挑”，都是村民直接选举的结果。如果颠倒过来，预先圈定在职村支书为村主任，就不可避免会滋生操纵选举等违法行为。
这样看来，解决农村党政关系问题有三种制度化途径，即“两票制”、“从村支书到村主任”，“从村主任到村支书”。这三种制度化途径的实质就是把村民直选的制度机制纳入了村支两委的组织建设。那么该如何运用这三种制度化机制呢？按照简便有效的标准，这三机制的启动次序是：首先启动“从支书到村主任”的机制。这就要求村支书参与村主任竞选，竞选成功者继续保留村支书职位，对于那些不敢参与村民选举的村支书，党内应该撤换。其次启动“从村主任到村支书”的机制，这就要求全体党员大胆参与村委会选举，当选的村主任以其得票最多，既成为村委会主任，也成为村党支部改选的首位候选人。第三是启动“两票制”，假如当选的不是党员，那么就应该随后实行“两票制”选村支书和村支部，把无能的村支书选下来。为配合这样的制度机制，党支部和村委会的任期应该基本保持一致。
总之，村委会与党支部不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在维护村民权利方面可以齐心协力，这就有条件也有动力以村民选举的制度化机制来协调、改善村支两委的关系。
四、结论
农
村的党政关系实质上是二元权力结构，村支两委在权力资源配置模式、权力合法性来源渠道、权力的制度规范、权力的影响力这四个方面都有不同的特征，但通过引入直接选举的制度化机制，能够协调两者的权力关系。
村民直选制度强化了村委会的权力地位，为村委会自上而下地提取民意支持（民主授权）提供了合法渠道。尽管乡镇党委及村党支部有办法控制甚至操纵村民选举，但这种做法已经失去合法性。在村民选举制度逐步完善的微观背景下，党支部的权力来源也迫切需要建构制度化的渠道，由此能够从村民群众中提取信任资源，“两票制”、“二选联动机制”就是提升党支部权威、协调村支两委关系的制度化机制。
在农村政治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协调党政关系的制度化机制，既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也有助于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这样双赢的游戏规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无疑具有启发意义。确实，我们似乎还看到，一个与人民群众有鱼水关系传统的党，也有必要着手建构这样的制度渠道，使人民群众清晰地表达对党的领导的认同，从而巩固党在农村社会的政治基础。
篇3：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论文
关注调整中的国际货币体制权力结构论文
摘要：
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关键货币之间汇率冲突不断,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机。美元面临多方面挑战。美元体制基础弱化的征兆越来越明显。国际主导货币之间的竞争呈现新的特点。我国应注意发挥人民币潜在功能,完善外汇政策体系,维护金融稳定,在人民币国际化问题上宜立足于“不急不躁”战略。
关键词：国际货币权力结构 美元地位 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国际货币虽有悠久历史,但“国际货币体制”却只有百余年历史,在国际关系体系中堪称新生事物。1880年“国际金本位制”形成,标志国际货币体制诞生[1],迄今,经历了三次重大变迁,即英镑主导的“国际金本位制”、美元主导的“布雷顿森林体制”和1973年后的“美元体制”[2]。而百余年的国际货币体制变迁史却伴随了两次世界大战及一系列的政治动荡,凸现其国际政治属性,成为影响国际秩序的重要因素。
自二战以来,国际货币体系始终处于动荡之中,关键货币之间汇率冲突不断,导致这种状况的主要根源是美元危机。当前,欧元强势,日元扩张,美元信用下降,持续贬值,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生变,世界财富与货币权力加速重组,中国货币风险上升,汇兑政策压力增强。为此,如何从国际经济秩序角度,判断当前国际货币权力结构和体制的力量变化,成为确保中国抓住战略机遇,维护人民币稳定的重要课题。
一、“美元体制”面临多重挑战。
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的一大突出特点和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美元体制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
首先,国际金融体系已十分脆弱,流动资本加速扩大的“失控”趋势将对其形成进一步冲击。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起,国际金融自由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金融资本日趋过剩,并越来越多地从生产领域转向资本市场,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越来越大,出现了汇率危机与金融危机交替发生的趋势。资本市场缺乏有效的监控,增添了货币体系和汇率制度调整的风险。这种风险来自两方面。
一是资本市场上“超出正常水平”的外汇交易,尤其是短期金融投机。据统计,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世界证券市场的日均营业额由1.5万亿美元增加到了目前的1.7万亿美元,其中约4/5属短期性质,投资周期不超过一周。由于缺乏有效监控,国际游资流动进一步强化了全球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
二是金融市场上一些大国央行增大购买美国债券和票据,这是最近一年新出现的现象。特别是日本、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大国的中央银行快速增加了外汇储备,其中相当部分购买的是美元债券等资产。据美国高盛集团估计,全球有40%的中央银行外汇储备超出了“正常水平”。这部分资金在世界外汇市场和信贷市场的活动也将对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产生重要影响。
其次,面临潜在的汇率金融风险,国际上缺乏一种协调与解决机制或制度。从总体看,国际货币体系无论是在固定汇率体系下,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浮动汇率体系下,美国及其货币美元都处于核心地位,美元充当国际储备货币和交易货币的角色是美国取得全球经济和政治主导地位的基础。但是,美国与其主要盟国之间,特别是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存在着利益冲突和政策矛盾,因此国际货币体系中的汇率风险时刻存在,并直接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消极影响。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不稳定因素短期内难以消除。
其三,欧元地位不断上升,对美元为主的货币权力结构形成挑战。欧元自年诞生,现钞流通后持续走强,成为当前最坚挺的国际硬通货,在“国际枢纽货币”功能上挑战美元。从贸易结算功能看,当前,欧盟区内贸易基本实现欧元结算,对外贸易中的欧元比例也快速上升,如日本对欧出口的欧元比例高达51.5%,美元比例降到13.8%;从投资货币功能看,鉴于欧洲历史上就有发达的债券市场,目前欧元区债券市场规模已超过纽约;同时随着欧元区股票市场日益统合,18家股市快速发展,市价总额也接近纽约;从储备货币功能看,20后全球增储欧元,储备比例平均达25%。尤其是,随着欧盟扩大,中东欧各国为准备加入欧元区,积极储备欧元,部分国家的欧元储备率达60%――90%。部分中东国家、俄罗斯、巴西及东亚部分国家,积极增储欧元,成为带动欧元储备率上升的主要动力。从现钞发行量看,20欧元现钞发行量(8270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元(7827亿美元)。随着油价上涨,石油交易的欧元计价呼之欲出。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渐趋欧美两极雏形。
其四,日本瞄准亚洲,构建日元圈,排挤美元。1999年1月1日欧元诞生后,日本担心日元沦为“三流货币”,于同年4月推出“面向21世纪的日元国际化战略”,加紧日元攻势。新版日元国际化战略则瞄准亚洲,力促亚洲使用日元,排挤美元,构建“日元圈”。其终极目标是争夺国际货币体系的“一极席位”。年日对亚洲出口的日元比例升到50%以上,第一次超过美元,至今仍在上升。同时,日本利用东亚货币合作,积极推动东亚搞“篮子货币制”、谋划“亚洲共同货币”(ACU),提升日元权重,瓦解美元本位;积极主导“亚洲债券市场”建设、促进“日元国债”扮演地区长期利率指标,后,借东亚财长会议(10+3),加速“亚洲货币基金”复活,以期构筑日元主导的地区货币体制。在此基础上,日本一反常态,于年率先抛售美国国债,减持美元资产,增储欧元,瓦解美元价值根基。迄今,日央行所管外币资产的欧元比例达30%,超过国际均线,财务省所管外汇储备存量的欧元比例也超过20%。8月,在美次级贷危机下,日本更是大量抛售美国债,加剧美元贬值。同时,将“货币外交”与“资源外交”、“环境外交”和“援助外交”结合,对东亚、中亚、中东、印度乃至非洲等展开日元攻势,扩大日元存在。
其五,俄罗斯“大卢布计划”与“反美石油势力”合流,加快“脱美元化”。后,产油国“资源民族主义”开始争夺国际金融权力,加速世界“财富与权力”的重组,对美元体制构成实质性挑战。2006年初,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等相继提出“石油交易脱美元化”。普京制定“卢布国际化”战略,力推“金卢布”复活,抗衡美元霸权。伊朗决定自建石油交易所,石油出口不再以美元结算,并与日本签订了直接石油交易的日元结算备忘录,目前其日元比例升至30%。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将“油气资源国有化”与“石油交易的脱美元化”结合,要挟美国,在最近的石油输出国组织首脑会议上,则公开指责美元贬值导致油价上涨,倡议OPEC摆脱美元束缚。同时,中东产油国借油价暴利,大兴石油期货交易所和国际金融中心,谋划货币统合,摆脱“美元盘剥”。美元体制的“石油支柱”面临现实挑战。目前,仅俄罗斯和伊朗的石油出口额就占世界的20%,全球石油年收入超过2.8万亿美元。石油交易“脱美化”对美元霸主的影响不可小视。
其六,所谓“基金资本主义”正在冲击“金融资本主义”。2006年底全球对冲基金总数过万,资产规模达1.6万亿美元,为东亚金融危机时的10余倍。与传统金融交易相比,基金交易表现了不同的特征:第一,基金投资常表现为“可运用资产规模”的急剧放大,风险极度扩张;第二,基金投资手段翻新,战略投资、分散投资、证券组合投资以及基金组合投资相互交错,令各国金融行政当局难以准确把握其真实动向。第三,组合投资中常隐藏低信用高风险产品,且不断拆分组合,使原有属性不明,风险无从把握。第四,基金基本为非上市公司,其资产规模、投资规模、投资方向等信息从不公开,且注册、投资多经金融避税区,常常处于金融行政监管盲区。这种规模巨大、信息不明的跨境投资,加剧了国际金融风险的扩散,使各国金融行政遭遇挑战。美“次级贷危机”即为其典型表现,暴露了美主导的国际金融协调体制的矛盾。
另外,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崛起和产油国经济复活,“主权基金”大发展。目前,仅中东产油国“主权基金”的“资产规模”即过2万亿美元。20“迪拜主权基金”的“投资规模”已高达20亿美元。这种带有伊斯兰和石油色彩的金融力量已在全球展开战略并购,危及美“金融资本主义”根基。209月,迪拜国际金融交易所成立,年9月收购美纳斯达克19.99%、伦敦证交所28%的股权,迫使纽约商品交易所前来合建“迪拜商品交易所”。
二、国际主导货币之间竞争的新特点。
当前国际货币秩序与金融体系领域的竞争出现复杂化、政治化趋势,值得关注。
1、三大货币“一强二弱”,合围人民币。
近来,欧元作用上升,美元和日元地位下降。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调查,2006年世界平均欧元储备率升至25%,美元降至65%,日元降到3.4%;IMF“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2006――)中,美元占44%,欧元占34%,比马克时期增13点,日元由18%降至11%,与英镑持平。国际清算银行调查,2007年全球外汇日交易量达3.2万亿美元,比20增70%,而纽约、东京市场份额反降,东京的第三大市场地位被瑞士夺走,且面临新加坡紧追。美元和日元走软,成为“美日贬值同盟”合围人民币的诱因。截至2007年10月19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7.61%,对日元升值14.04%。
而同期,美元对主要货币综合贬值9.67%;日元贬值15.97%。一升一贬,使人民币对美元实质升值17.81%,对日元升近30%。结果使我国分担了日元升值压力,日得以放弃市场干预,高唱“汇率由市场决定”,平添我国汇兑风险,政策难度高升。新近,由于欧元升值、油价飙升,限制了欧盟的出口和增长条件,欧盟也随美国开始向人民币汇率施加压力。但因担心美国经济下滑趋势拖累欧洲经济,欧盟暂时忍受欧元兑美元的升值,期望美国尽快克服危机,恢复增长势头。此间,人民币虽对美元继续升值,但由于欧元大幅升值超过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幅度,人民币对欧元实际贬值,中国对欧出口和贸易赢余继续增长。因此,欧盟决定把施压目标集中对准人民币的汇率。
2、货币竞争使国际秩序凸显金融属性。
美元贬值,根在美“双赤字”膨胀,美元信用下降;而美元贬值又导致国际货币权力较量加剧。
第一,美力促美元贬值,攫取“世界红利”。IT泡沫崩溃后,美促美元贬值,迫各国买美元,卖本币,平衡汇率,美元资产膨胀,被迫投资美国债,形成“美国资本”,支撑金融扩张。同时,美元贬值使美物价上涨,名义GDP高增长,税基扩大,税收增加,支撑其对外扩张。而对冲基金、投资基金大举挺进中印俄等市场,“套购倒卖”龙头企业,谋取暴利,引发当地企业追逐“投资收益”,忽略技术创新,啄食产业根基。
第二,资金流向生变,战略资源价格高涨。美元贬值使世界资金横流,金融、资源市场震荡。2007年全球股市3次连锁震荡,我国金融市场动荡不居;纽约油价三次跳升,一度突破98美元/桶,约为2007年1月的2倍;黄金涨至28年来最高;铜、铝、镍及稀有金属等累计上涨数倍;芝加哥玉米价格破来新高,大豆涨至34年来最高。全球通胀回潮,经济充满新风险。
第三,欧盟争扮金融主角。美元贬值,使欧元债券备受青睐,欧元区成为资金吸收器。到2006年,日对欧投资净额膨胀7倍,同期,欧对美投资净额减40%。欧盟聚富,国际声音日强,争先规范国际金融秩序,如针对美“次级贷危机”,欧洲央行率先对市场注资,迫使美日跟随,国际金融协调体制向欧倾斜。第四,日诱导日元贬值,蓄势金融掣肘力。眼下,鉴于美“次级贷危机”影响,国际巨型金融机构加紧回笼资金;且我国市场流动的日资中约半数为“日元套利资金”,仅日本个人对我国股票投资过7000亿日元,约为2002年的14倍,一旦日大幅提高利率,必引发日资大回巢,“国际流动性过剩”恐瞬间演变为“国际资金紧缺”。由此,日堪称掌握了左右国际金融秩序的最后力量。
3、国际货币力量竞争折射出世界“财富与权力”重组,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变数。
首先,日蓄势主导“海洋圈”,谋求改变战后秩序。日认为美元贬值反映了美综合影响力下降,自恃迎来“有所作为的机遇”,瞄准“贸易、货币和安全共同体”,构建海洋圈,重划东亚格局,主导地区秩序,力争世界一极席位。日美同盟背后的经济矛盾转化为战略上的“体制碰撞”,成为影响地区结构、世界体制的新变量。其次,欧盟争夺全球治理权。欧盟用“欧盟指令”,挑战美“国际标准体系”;借8国峰会和7国财长会议,争夺金融、环境、食品等非传统安全规则制定权;在中东、朝核等问题上与美谋权,甚至插足东亚事务,施加影响。
三、几点思考。
国际货币权力结构与金融力量格局的变化异动加剧,必将对国际政经秩序产生深刻影响,中国面临的国际金融环境日趋复杂。国际货币金融环境不仅对人民币汇率改革至关重要,也直接影响我国的宏观增长条件。我们应对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变化有清醒的认识。
其一,美元地位下降,“三极货币体制”初具雏形,是未来国际货币权力结构的变化趋势。当前的“脱美元政策”基于各国对美国形势的'判断:第一,一般认为美国的“双赤字”与依赖世界资金的“均衡体制”不具可持续性,难保美元信用,美元丧失霸主地位难免。第二,欧元对美元的蚕食,使国际货币体制的力量结构悄然生变。第三,高油价衍生“资源民族主义”,“财富”回归产油国,将引起世界“财富与权力”新较量,美元体制遭遇挑战,欧元、日元迎来“有所作为”的历史机遇。从相关指标看,当前三极货币体制初具雏形:一是从现钞发行量看,2006年底欧元现钞发行量达8270亿美元,超过美元的7827亿美元,日元紧随其后达6765亿美元。二是金融市场的“三极格局”可期。2006年欧元区债券市场规模超过纽约,位居世界第一,18家股市市价总额达14万亿美元,接近纽约的14.8万亿美元;包括东京股市在内的亚洲14家股市市价总额也接近10万亿美元。三是从贸易结算货币看,欧盟贸易已基本实现欧元结算,日本对亚洲出口中的日元比例也已超过美元。而各国增储欧元,又在货币价值上蚕食美元。产油国的摆脱美元倾向,恐进一步在石油支柱上瓦解美元体制。
其二,日本资金能量不容忽视。当前以日本为主的抛售美元资产现象发展下去,将对美元主导地位构成现实瓦解。对美国而言,减持美元意味着卸载美国债,引发国债价格暴跌,美元贬值。目前,美“双赤字”膨胀,美元信誉日低。而东亚外汇储备已超过3万亿美元,且不断膨胀。而其流量流向与日本的外汇政策联动紧密。日本外汇政策的异动,关乎亚洲外汇储备能否回流美国债市场,关乎美元信用和地位。尤其是,当前日本银根松弛,“日资横溢”,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蓄积了巨大的“资金势能”。而自民党政府仍极力阻止央行提息,确保日本资金的掣肘效力。一旦日本改变政策,紧缩银根,必将导致日本资金倾泻,对世界金融秩序构成强大的冲击,堪称国际金融市场的新力量。眼下,美国债的海外持有率由的17%,增至年的25%,其价格日益取决于海外持有者的政治取向。而日所持美国债比例占海外持有比例的42%(年底),其外汇储备结构调整与“脱美元势力”合流,将构成事实上的“金融反美”力量,加剧国际金融格局动荡。2006年11月底,在APEC首脑会议上,美提出“APEC自贸圈构想(APFTA)”,正面回绝“日美经济伙伴关系协定”(EPA)倡议,被日看作“以太平洋淹没东亚共同体的新政策”;而“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又被日视为中美确立“APEC坐标轴”的战略前兆。中美跨洋联手,将对亚太贸易、投资及货币体制产生结构性影响。尤其是,美财长保尔森始终不提人民币升值目标,仅强调“要富有弹性”,提出“中期实现自由浮动”,被日视为“诱导人民币中立”、阻止“亚洲货币篮子”生成,瓦解日主导亚洲货币体制战略的手段。因此,中国应注意周围金融环境的变化,防止诸如日本掣肘中美战略协调、加大我国外汇政策难度的干扰。目前,我国所持美国债已至少超过7000亿美元,一旦其他持有者追随日本脱手美国债,我国外汇储备将蒙受巨额损失。而我国若与日同步,不仅加剧美元跌势,且使我国外汇储备面临更大缩水风险。因此我国应防备日本“脱美元政策”有扰乱人民币阵脚,牵制中美战略协调的用意。
其三,美元权力和地位的下降并不意味它将被取代。当前应正视美元体制的生命力,并与其它主要货币“托助”美元。美元急剧贬值或美元地位崩溃不符合中国的利益。由于美国“双赤字”居高不下,目前整个经济的投资资金约20%需要通过国外资本输入弥补,对外部资本的依赖性超过以往任何时期。这些资金的大部分来自日本、中国、韩国等国购买的美国债券。中国对美元的金融投资使中美相互依存度增大。更重要的是,尽管美元基础和其主导的权力结构存在问题,但目前没有一种货币或货币联盟具备取代美元的作用。因此,维护现有国际货币秩序的稳定,避免美元暴跌,是中国对外金融政策的重要选择。此外,美元虽面临巨大挑战,特别是三大货币的竞争,但它仍有生命力,欧洲和日本都还不具单独支撑“国际货币体制”的条件:第一,美元本位尚存,储备地位未改、结算功能还在,国际“媒介货币”地位难以取代;第二,国际金融、战略资源等期货交易上,“美元规则”仍具市场惯性,非日欧短期可改;第三,“美英金融同盟”日浓,伦敦成为伊斯兰金融、石油金融及新兴市场金融的中继站,与纽约跨洋联手,主导世界资金流向,构成美元体制新支柱,如2006年英对美仅证券投资净额即达4642亿美元,单独填补美经常收支赤字近60%,其地位难以动摇。第四,欧元区还不是一个政治实体,欧元信任度有限,日元国际化未成,日欧体制条件不足。美元惯性尤在,蚕食美元有限。现钞发行量欧日元势力渐强,但信用卡等电子货币远不及美元;在出口结算上,欧日元比例上升,但在石油以及原料等商品的进口结算上,美元几乎仍是唯一的结算货币;俄罗斯等产油国的国际金融中心尚“未成气候”,“石油出口的非美元化”难保本币稳定;而外汇储备上的“脱美元化”,难以取代美元的“媒介货币”功能。据日本第一生命经济研究所调查,美巨额经常收支赤字仅是流量表现,其债务存量已进入减少阶段。尤其是,反映美对外投资收益的“所得收支”持续顺差,其回流对美元仍有支撑。近期,美国连续推出I卫美元体制新举措,加速证券、石油、粮食等期货市场重组,构建综合交易所,一旦形成新垄断,必将抑制其他市场的“夺权”倾向。针对日欧主导的“CO2本位制”,美启动“民用核电技术体系”,向全球推广核电事业,并与中日英印联合开发“CO2液化地埋技术体制”,以期根本瓦解“CO2本位制”。
其四,我国的政策选择。从现实看,在欧美两大货币之间,至少存在包括日本、中国、东盟、印度以及中东、中亚和俄罗斯的“货币选择不确定”空间。这里一旦形成同一倾向的货币选择,将可能铸成世界第三极货币体系。而鉴于中国市场已成为“世界市场”,货币选择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力,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人民币向任何一方倾斜,都可能推动国际货币体制发生质变,堪称关键变量。
自1880年“国际金本位制”形成以来,国际货币体制的变迁,总与大规模战争和政治秩序动荡相伴。鉴于我国适逢历史性经济崛起机遇,人民币尚在蓄积实力,秩序动荡于我不利;尤其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战略资源依赖全球市场,货币体制的多极化必将使人民币被囿于狭窄的地区,无异于给“中国大经济”戴上“货币紧箍咒”。从未来看,我国经济崛起需要独立、强大、有信的人民币支撑。为此,我国宜立足国际秩序,做好自己的事情,强化战略合作。东亚金融危机后,在汇兑制度上,东亚各国执行事实上的“追随人民币”政策,形成了“人民币云团”。我国汇兑制度调整成为影响国际货币体制的新变量,备受美日欧关注。对此,我国需立足发展,着眼未来,发挥人民币潜在功能,完善外汇政策体系,维护金融稳定,以求有利的发展空间。在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上立足于“不急不躁”战略。
为此,我国应完善金融资本市场体系和外汇政策体系,确保人民币资产的国际运用。增设“国家债券市场”和“国家债券清算中心”,培育“国债的中国品牌”,创造人民币资产国际化条件;转变经济发展模式,扩大进口,确保人民币国际流动性供给;打通沪港外汇市场,实现规则、制度相通相容,降低成本,增加便利,培植人民币的“媒介货币”功能。借鉴国际经验,理顺央行、财政部和外汇管理局关系,构建相互分工、彼此协调的政策体系,强化“市场对话”、“国际对话”和“政治对话”,丰富政策手段,奠定参与全球金融竞争、维护货币安全的政策基础。针对外汇储备快速增长压力,我国可对有市场信誉的出口企业、外资企业适度放松管制,允许其与中行等国有商业银行展开“外汇掉期”等套期保值交易,利用市场,分散汇兑风险于底层,减轻外汇储备膨胀压力。同时,可借鉴日本经验,适度放松“个人外汇期货交易”,减轻政府干预成本和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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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论文
中国农村二元权力结构论论文
摘 要:根据作者第一手调查资料,紧密结合广东农村撤区设村、统一实施《村委会组织法》的改革实践,从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着重分析了村民选举后村委会与党支部的权力关系及其变化。认为,直接公开的村民选举导入了一种自下而上的民主权力,促使农村权力关系从一元权力结构向二元权力结构的转型。在现行的宏观政治框架内,建立在权力资源配置多元化和权力来源渠道二元化基础之上的农村党政关系,通过“两票制”和“二选联动机制”把村民选举的制度机制同时引入村委会与党支部建设,有助于“完善党的领导-发展村民自治”双赢目标的实现。
中国自1988年推行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以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内容的基层直接民主取得了实质进步。然而,村民选举制度的导入对基层党组织的权力产生了什么影响?在村民自治的新形势下,党支部与村委会(以下简称“村支两委”)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是笔者分析的焦点问题。本文从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利用第一手调查资料和前期研究成果,对这一问题进行经验性研究。
一、 农村二元权力结构的理论视野
在当代中国村级组织中,村支两委是最重要的正式组织。这种“正式组织”的基本特征,就是经由政府认可并纳入了国家治理体系。农村的其他组织,实际上都是可以看成是村支两委的“配套机构”。
建国50年来,中国农村组织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形态。土改时期的农会,合作化运动中的乡(村)政府,合作化后期的高级社,人民公社体制下的生产(大)队,撤社建乡后的村委会等等,都是国家在农村建立的正式组织。无论它们以何种形态出现,其共同特征是:(1)由国家自上而下地建立,(2)被纳入国家权力控制范围。中国农村基层组织的立废变革,反映了农村不断被纳入国家权力范围的过程。这一过程也就是所谓农村国家化的过程。农村国家化与农民政治化的结果,就是在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铺就一条自上而下的行政轨道,国家的计划、任务、政策等由此可以贯彻农村,直达农户。农民也可以借此向上诉求利益。
当我们聚焦于农村正式组织的权力结构时,不难得到这样一个总体性判断: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党政二元权力结构。①在笔者看来,权力是以资源占有为基础、以合法的强制为凭借、以一定的制度为规范的'社会支配能力。权力结构就是权力的资源分配模式、来源渠道、运行规范、支配力的强弱割据等结构要素的有机组合。②根据这个理论视野来透视,中国农村权力关系变化的基本特征,就是自下而上的村民选举制度打破了过去单一的权力来源模式―――自上而下的授权。因此,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政治变迁,即从以单向授权为基础的一元权力结构向双向授权为基础的二元权力结构转型。
1 权力资源的分配模式及其转变
权力资源是权力主体影响权力客体行为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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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调整课程结构提高教学质量论文
调整课程结构提高教学质量论文
论文关键词:宽基础活模块 调整课程结构 “单元式”教学模块
论文摘要:本文介绍了中等职业学校《音乐》教材(第二版)的编写过程，从艺术幼教调整课程结构、提高教学质量的论点出发，阐述了课程改革的具体内容及“单元式”教学模块的组合方法。并提出了新教材的使用意见。
一、编写《音乐》教材的背景
中等职业学校艺术幼教专业《音乐》教材第二版，在9月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音乐》教材的第一版是1995年9月出版的，由黑龙江省教材编写小组承担编写。该教材对当时的幼教专业诸学科音乐教材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和尝试。
为了精简课程，改革课程结构，我们将乐理、视唱练耳、声乐、欣赏综合起来，编写出以“单元为模块”的实验教材。它摒弃了沿用多年，传统单科教学的模式，将音乐诸学科综合化，形成了与课程结构改革相匹配的教材—《音乐》。这种“单元式”教学模块的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在相对少的课时内，在增加教学知识含量的基础上，提高了教学质量，能够完成对学生必要的音乐理论与技能的训练。这本教材从出版至209月之前，一直被认为是中等职业学校幼教专业教学改革的重氨教材。
经过几年对《音乐》教材实验体系改革的探索，依据1995年至11月的“中等职业学校幼教专业课程结构改革实验课题组的阶段性实验成果”，并听取了基层学校对改革后教材使用意见的反馈。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了对该教材的研讨，并于对此教材重新修订、调整和完善。
二、新教材以“宽荃础、活模块”为专业发展方向
为了适应了新的社会需求，满足学生升学与就业的要求，从艺术幼教专业特点出发，年9月第二版的《音乐》教材把学生所学的知识与今后的发展联系起来。艺术类专业的学生需要音乐素质的培养，《音乐》教材则为他们提供了提高专业素质的学习内容。如影视、表演专业的学生就应该有音乐方面的修养，而《音乐》教材能够帮助学生掌握必要的音乐知识;高考升学的学生要求有较宽厚的专业基础，在教材中的.知识含量及难度，可使他们进人考场。如:音乐专业的学生，有一部分要参加高考升学，而与《音乐》教材相配套的《音乐练习与辅导》着重体现了基本技能的培养与训练;幼教专业着重培养幼儿教师，但在目前“择业多选”的形势下，要求学生多掌握一些专业知识，可以对她们改选“文秘”“社区服务”“空姐”等就业方向大有益处。
在第二版《音乐》教材的编写研讨过程中，全体参编人员将教材编写定位在“宽基础、活模块”的专业发展方向上，使教材适用于艺术、幼教诸专业。
三、“单元式”模块的课程结构改革简介
1.调整课程结构的目的中等职业学校艺术幼教专业“课程结构改革实验”教学计划对音乐课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和改革。“实验”将幼教专业传统的学科:乐理、视唱练耳、声乐、欣赏等单科教学综合为一体“音乐课”。目的之一是减少课程门类，节省教学时数、克服不必要的重复、避免知识与技能训练上的分散、割裂现象，达到精讲多练的目的;目的之二是从系统论观点看，只有必要的综合，才能真正使相邻学科知识与技能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互补充，把综合的作用落到实处。这一“实验”的成果以教材和教学形式固定下来，推广出去，的确可以提高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整体音乐综合能力。
2.“单元式”教学模块的组合以往的课程改革多是针对单一课程中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来进行的。学科之间的衔接、进度和相互交融、渗透等问题欠缺。因此，《音乐》教材尝试了对音乐诸学科教学内容进行“单元式”模块组合，在各单元内部进行课程内容的改革。“单元式”教学模块的组合如下:
由于音乐诸学科既有密切联系的一面，又有相对独立、自成体系的一面，将传统的乐理、视唱练耳、声乐、欣赏的单科教学整合起来(变单一为综合)，编写的教材以单元为单位，每个单元包括:乐理、视唱练耳、声乐、欣赏等四部分。这四个部分的教学内容条块结合，即从纵向看自成体系，横向看相互联系。教学中以“单元突破，诸科联系”为主线，即在每个单元教学过程中抓住教学重点、难点各个击破，然后将歌曲贯穿于各单元之间，使它们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相互衔接、相互影响，使整个课堂教学不失为一个完整的教学体系。 “单元式”教学符合艺术幼教类专业教学规律和特点，它知识覆盖面广、实际操作性强、材料集中、循序渐进。“单元式”教学模块的设计是按照艺术、幼教教学大纲及专业发展的实际需要定位的，能够培养出适应能力强、“一专多能”的艺术幼教专业毕业生。
四、新教材《音乐》的使用意见
1.保证教材使用的系统性和完整性《音乐》教材共分20个单元，每学期4个单元，二年半完成。因为，新教材中乐理、视唱练耳、声乐、欣赏四部分专业知识已经覆盖了音乐专业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和技能，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不可任意删减某一单元的课程(可根据专业的需要对课程进行精讲或略讲)。要按照教学基本要求的课程设计，按知识体系的衔接进行有序教学，以保证教材使用的系统性和完整性。
2.采用电化教学手段电化教学对《音乐》课的学习会产生良好的效果。《音乐》教材提供了全书20首教学歌曲的范唱与伴奏录音带，这给声乐教学带来了极大的方便，我们建议广大师生充分利用电化手段进行教学。范唱可以给学生了解歌曲思想内涵和艺术风格、演唱技巧等多方面知识提供第一手音响资料。音乐课上师生共同听录音，探讨对歌曲技能的学习，尤其是对歌曲进行细致、深人地分析、挖掘很有意义。当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按歌曲演唱的要求用伴奏带进行“模唱”时，科学的发声和规范的电化教学会使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达到整体优化的水准。
3.贯穿主线、突出重点
①贯穿主线。《音乐》教材中20个单元的教学，一直以声乐为主线，由浅人深地将乐理、视唱练耳、欣赏等专业基础理论课融合起来，从讲清、讲透理论知识出发，要求学生把理论与声乐实践紧密结合。
②突出重点。《音乐》教材所涉及的4个学科教学内容就是音乐专业的骨千课程，它们虽然有机的联系起来，但每单元教学要注意突出乐理、视唱练耳等课程的教学重点，讲清难点。要求学生掌握的重点知识技能一定要通过精讲多练去完成，培养学生娴熟的专业技能技巧。
4.建议将《音乐》教村与辅助教材配套使用这套教材从艺术幼教专业特点出发，突出了知识性、系统性和实用性。在《音乐》教材中着重强调了专业基础知识的学习，在《音乐练习与辅导》和录音带部分着重体现了基本技能的培养与训练。
《音乐》教材和《音乐练习与辅导》各单元教学内容相对应、由浅人深、循序渐进。《音乐》录音带提供了全书20首教学歌曲的范唱与伴奏。本套教材形成了集学习指南、习题荟萃、音响示范于一体的教学实用版本，是一条龙学习、训练的教学用书。
篇6：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的调整论文
公共支出结构的优化的调整论文
一、我国公共支出结构调整的背景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运行方式开始发生重大转变,由过去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模式向市场经济模式转变。在这种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随着市场化倾向的提高和国家调控范围的变化,各级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逐步弱化,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增强,财政支出范围缩小,将市场有效领域交还给市场,财政逐步退出流动资金供给、资本金注入领域,将重点放在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和宏观经济调控方面。经济建设支出所占比重由改革前的平均60%左右下降到“八五”时期的41.5%,社会管理支出比重提高。经济建设支出比重下降主要是由于流动资金支出下降和基本建设支出下降。流动资金支出下降是符合市场经济运行要求的,是合理的,但基本建设支出的比重从改革前40%左右降到“八五”时期的12.1%,就不尽合理,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财政对重点产业和基础设施的支持力度。
社会管理支出的比重上升,总体上是合理的,但教育、科技、社会保障等支出增长相对缓慢,也是不合理的。这表明我国经过的努力,财政改革已取得一定成就,财政支出结构已突破了传统的偏重于经济建设的供给模式,迈出了向公共服务和宏观调控为主要内容的转化。财政职能、范围、类型发生了相应的转变,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与方式都与计划经济体制下有了差异,财政支出模式已逐步转向公共财政,已经具备了公共财政的某些特征。但距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还有明显差距。特别是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时期公共支出结构还面临着一些问题。
我国现行财政支出结构是从计划经济体制演变而来的,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还有很多不相适应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一方面一些必须保证的财政支出水平较低或支出不到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依然承担着一些不应由其承担的开支。
1、财政投资日益弱化,影响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影响经济结构的调整和产业结构的升级。
当前我国财政资金供给能力不足,财政的经济建设性投资呈现出弱化态势,与政府的宏观调控要求相去甚远。预算内投资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和预算内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都不断降低,1980年分别为20.5%和28.1%,1995年下降为7.7%和3.1%,这种趋势必将抑制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具有消极影响,无法改善基础“瓶颈”制约和结构失调,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
2、教育支出虽然有所增加,但依然远远不能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
20教育经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已达到17.2%,但由于受到财政支出总量的制约,数额有限。而且财政用于教育的支出占GDP的比重也很低,1994年为2.2%,增长到2.6%,年增长到3.1%,但与世界5.1%的水平及发展中国家4.0%的水平相比,还是很低的。
3、社会保障支出严重不足。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财政支出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保障支出,如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这些事关社会稳定大局的事情,没有完全纳入财政分配范围,资金供给不足,长此以往,对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和体制转轨将带来不利影响。
4、国家财政包揽过多,管了许多不该管的事情。
从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来看,随着GDP分配格局的变化,居民个人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但国家仍然通过各种“明补”和“暗补”的形式对居民予以大量的财政补贴和各种福利性照顾。同时,国家财政还对企业支付亏损补贴,这与企业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优胜劣汰的机制不相符。上述情况表明,我国目前的财政支出沿袭了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做法,支出结构不合理,与市场经济下公共财政分配活动的要求不相适应。
5、行政管理费急刷膨胀,加重了财政负担。
据统计,行政管理费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从“五五”时期的4.9%上升到“九五”时期的11.94%.虽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这种增加有其必然性,但是我国目前行政管理费增长速度过快,超出了同期财政收入、财政支出和GDP的增长速度,同时行政管理费支出内部结构也不尽合理,主要表现为个人经费增长快于公用经费增长,财政供养人员日益膨胀,导致各级财政困境日益加深,这是财政支出结构不合理的一个主要因素。在财政资金总量增幅不大的情况下,行政管理费支出不断膨胀,必然会导致其他方面的公共支出难以保证,影响政府职能的履行。
二、公共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
优化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建立与公共财政相适应的公共支出结构,是我国财政改革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阶段我国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基本方向是:财政资金要逐步退出应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竞争性领域,同时增加对政权建设,文科卫和社会保障以及基础设施建设等公共项目的支出。针对我国财政支出结构存在的问题,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财政支出结构必须进行战略性调整,其核心是解决财政支出“缺位”与“越位”的矛盾,建立一个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共财政支出模式。从经济发展要求看,我国财政支出结构优化调整的重点应集中在以下几方面。
1、突出重点,优化财政投资功能。
投资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的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在社会总投资,政府投资同非政府投资相比又具有明显的不同特征,政府投资可以微利或不盈利,可以从事社会效益好而经济效益一般的投资,而且主要从事大型项目和长期项目的投资。从这些特点可以看出,政府投资是实现国家政策和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要实现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没有政府的投入和对经济结构的调整,几乎是不可能的。在重视政府投资,增加财政投资所占比重的同时,要注意突出财政投资的重点。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社会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凡是市场有效的领域,政府不干预,凡是市场失灵或是市场无效的领域,就需要政府干预。因此财政要逐步退出竞争性生产领域,加大对基础设施、基础工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投入,这是财政投资的重点。基础设施是为整个生产过程提供“共同生产条件”,是实现工业化的.基础,特别是
在工业化初期,包括基础设施在内的基础产业,更是推动经济快速持续增长的主动力。根据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以及内需不足的现状,国家财政加大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不仅可以有效刺激内需,迅速带动经济发展,而且可以避免重复建设,有利于改善投资结构和经济结构,增加社会资本原始积累,实现国民经济结构的良性循环和长期稳定发展。
2、以市场为导向,加强财政公共性开支。
社会公共性开支主要包括科技、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代表社会共同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支出,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财政支出结构中一项十分重要的支出,而且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财力的增长,该项支出所占的比重呈上升的态势。但是在我国,不仅社会公共性支出比重较低,而且连其最低需求也难以保证,这必将对经济的发展形成很大的影响和制约。因此,今后我国财政支出政策必须强化社会公共性开支。根据我国政府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迎接知识经济挑战,要保障教育投入的增长高于正常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财政要把支持教育作为重点。自从开始,中央财政支出中,教育支出比重每年提高一个百分点,这对教育事业的发展必将产生重要影响。
此外还要研究增加教育资金的新渠道,如提倡捐资助学,对学生进行合理收费,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进行转移支付时,要把支持落后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因素来考虑。社会保障是事关我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一个重要问题,必须针对当前的问题,调整财政支出分配结构,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加强,市场竞争加剧,企业下岗职工增多,就业已成为影响经济稳定与发展的首要问题,国家动员社会力量,大力推进再就业工程的同时,要增加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加快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医疗保险的改革,将应由个人负担的保险费转由个人负担,同时加强财政对社会保障基金的统一管理,建立社会保障预算,有利于加强国家宏观调控能力,建立统一、完整、社会化、合理的社会保障体系,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支持国有企业的改革,并缓冲即将到来的我国老龄化社会产生的经济社会压力。
3、控制和压缩不合理的财政支出项目。
首先要大力压缩各种财政补贴。压缩补贴的措施主要有两条:“归并”和“取消”。归并是指将某些财政补贴并入到其他分配范畴中去。例如,目前提供给居民的相当于普调工资的那些粮油副食补贴,大部分可以归入职工工资中去。对于企业亏损补贴,除了对少数关系国计民生的企业的计划亏损继续提供补贴外,大部分企业亏损补贴都可以取消,而这不仅需要企业破产制度的实施,更需要国有企业加快改革步伐。
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采用改组、兼并、联合、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放开搞活小型企业,对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革,实现国有经济战略性重组,从根本上扭转国有经济效益下降,经营机制不活的问题,使国家财政摆脱沉重的企业亏损补贴负担。其次,加大政府机构改革力度,压缩行政经费支出。要下定决心精简机构,分流富余人员,严格控制人头经费的增长,要继续推行行政经费“下管一级”的办法,上级对下级的编制严格定员定额管理,清除多余人员。同时要借鉴政府采购等国际惯例,建立规范的法律制度,促进政府职能转变,也使国家财政自身逐步走出“吃饭财政”的困境,这不仅可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的,同时也可以提高财政支出的效益。
篇7：浅谈铸造零件结构的几种调整方法论文
浅谈铸造零件结构的几种调整方法论文
烟用滤咀棒成型机主要用于生产香烟的过滤咀、设备的状态、各部位的精度，直接影响到滤咀棒长度、圆周、吸阻等各项工艺技术指标。我公司的烟用滤咀棒成型机，多为九十年代左右的进口设备，由于设备的工作年限较长，设备在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一些故障。对于一些易磨损的部件，我们会做好备件储备，当有些零件磨损，无法满足设备正常运行需要时，就要更换新零件，以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转。而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有时会出现一些突发事件。一些非易损件，平时几个月或几年都保持正常运转状态，突然发生损坏，而造成设备无法正常运行。对于这样的不常损坏零部件，备件库很少有可以用于更换的新零件。由于是进口设备，这些零件若从生产厂家直接进口，存在着定货周期长，备件费用高等客观情况。应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往往是分析零件的损坏状况，在不影响设备转行和产品质量的前提下，优先采用修复的方法。对于一些无法修复的零部件，就需要对零部件进行测绘，绘制机械零件图纸，生产出新的零件，用来替换受损零件，从而满足设备的正常运转。而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有些铸造零件，即使准确的测绘了零件的图纸，也存在着诸多不利因素。
由于我们是设备的使用单位，而不是生产单位，我们往往只需要一两件新的零件就能满足设备的生产需要。对于单件及小批量铸件，委托加工单位若严格按照铸件图纸生产加工，存在着零件毛坯铸造周期长，铸件成本高等现实问题。由此我们考虑，在满足零部件使用功能，不影响整机正常运转和产品质量的前提条件下，能否对零件重新设计，不采用铸件，而采用其他材料或结构形势替换原有的零件。实践证明，针对不同铸造零部件的.特点，采用不同的替换方法，绝大部分零部件都能够用新设计的零件替换。下面，针对不同零部件的特点，我们列举出几种常的替换方法。
1 用焊接结构件代替铸造结构件
滤棒成型机上的一个电机底座，原件为碳素钢铸件，我们分析此件的材质、结构特点，以及在设备上所起的作用，得出的结论是用Q235A 板焊接方式替代原铸件，完全能够满足设备的使用要求，同时缩短了零件的生产周期，节约了零件的成本。此结构为各种Q235A 板材组焊而成，工作面焊前留加工余量，焊接完成后，去焊接应力，回火处理。然后按图纸要求，加工各表面。新结构零件在设备上组装后，完全能够满足设备的使用要求，同时大大缩小了零件的生产时间，效果非常理想。
2 用联接结构件代替铸造结构件
对于一些形状特点特别明显的铸件，我们仔细分析零部件的特点，在保证零件整体性能的前提下，将零件拆分为几个零件，然后再组合起来。这样拆分，避免了铸件铸造时间长，单件铸件生产成本高的问题。拆分前的零件。此件材质为HT200，，我们分析此件的结构特点，将原件拆分成三件，三件用螺钉联接，加定位销，保证安装精度。由于此件的外型尺寸不是关健尺寸，主要是直径12 的孔尺寸及孔相对于基准面A 的位置关系。在实际单件生产中，我们预留销孔和直径12 的孔不加工，其余正常加工。然后把三件用螺钉联接在一起，再配作销孔，装上圆柱销。再加工直径12 的内孔。这样加工出来的成品，经过在设备上的长时间使用，没有任何问题，完全能够替代原机件。针对不同的零件，拆分的部位和加工方法，要根据每个零件的特点，选择不同的方法。
3 用常用合金材料件代替铸造结构件
设备上的一个联杆，左图为原铸钢零件图，右图为常用的锻45 号钢板材零件图。分析零件的实际使用特点得知，用锻45号钢板材替代原铸钢材料，对设备的正常工作没有任何影响。应用这种材料，在加工时间和费用上，一般会比原铸件要高些，但由于省去了铸件的木型费用，缩短了原材料的准备时间，综合考虑，还是值得应用的。
上述列举的铸造零件结构的几种常用的调整方法，经过我们的实践检验，改进结构的零件，完全能够替代原机件，从而保证设备的正常运行，生产出合格的滤咀棒产品。同时降低了零件的生产成本，缩短了零件的生产周期，避免了因零件的损坏而造成设备的长时间停机，提高了设备的生产效率。
铸件结构的调整方法很多，具体要采用哪种方法，要结合具体零件的实际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新零件设计前，要把铸件在设备中的作用和结构特点分析透，确保新结构件的使用，不会对设备的整体性能有丝毫的影响，这样才能达到我们降低成本、缩短生产加工周期、保障设备正常运转，最终生产出合格的产品的要求。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铸件都能够用上述方法调整替换的，经客观分析，对于那些无法替换的受损零件，必须尊重原结构，采用从厂家进口或铸造加工的方法获取新的零件。
篇8：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探索论文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探索论文
摘要推进专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是加快学校内涵发展的重要途径，是解决因专业结构不合理而制约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是学校的办学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以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为例，分析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从自身的办学优势出发，坚持“协调性、适应性、效益性”三大原则，顺应地方乃至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现有专业结构进行方向性和结构性的调整，走出了一条适应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特色办学之路。
关键词专业结构；调整战略；轨道运输；专业集群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中指出：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更加适应经济社会需求。同时强调健全专业随产业发展动态调整机制，重点提升专业面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人才培养能力。重庆，这个作为西部的直辖市，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已将轨道交通已纳入到“2+10”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中；轨道交通产业链也依托重庆城镇化的推进，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下面，我们将以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为例，从学校背景、专业调整的依据、专业调整的原则和专业调整策略四个方面进行谈谈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专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的探索与实践。
1学校背景
学校始建于1985年，原隶属成都铁路局。按照当时成都铁路局的学校布局规划，建校时的专业定位在铁道信号和铁道通信两个专业上，主要是为成都铁路局培养电务中级技术工人。底移交重庆市经信委管理。在刚移交到地方时，学校面对专业不对口，前途迷茫的情况下，一手抓市场机遇，一手抓内涵建设。在“发展内涵，提升品质，突出特色，育人铸魂”的办学指导方针的指导下，确定了内涵发展的主攻方向：推进专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即：是从自身的办学优势出发，坚持“协调性、适应性和效益性”三大原则，顺应地方乃至全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对现有专业结构进行方向性和结构性的调整，创出了一条走轨道交通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的特色办学之路：专业结构由粗放型向集约型发展方向转化，专业由建校时的2个发展到目前的8个；着力解决因专业结构不合理而制约学校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做好轨道交通这个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专业集群”。目前，办学规模发展到5千余人，成为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项目学校，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连续7年全面实施自主招生入学考试，在重庆初步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轨道运输类专业学校。
2专业调整的依据
所谓依据，就是把某种事物作为依托或根据。专业调整的依据简单地说，就是宏观上找政策，中观上找战略性新兴产业，微观上找学校自身优势。城市轨道交通是促进城市经济发展、改善城市生态结构，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全国乃至重庆的发展规划相继出台了轨道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学校自身发展历史的优势也为我们的专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依据。
2.1轨道建设规划
1）全国铁路交通的发展规划。我国将用的时间，按照科技部印发的`《高速列车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到，我国将建成16万公里的高速铁路，全国主要省市区实现五纵六横七连线，形成国家高铁网络大框架。重庆市交委发布《重庆市五大功能区域交通发展规划》中指出：在铁路方面，继续加快成渝客专、渝黔新线、渝万铁路等干线铁路和重庆北站、西站、沙坪坝站等枢纽建设，到，铁路营运里程达到2300公里，铁路覆盖80%的区县，实现铁路“4小时周边、8小时出海”的目标。2）全国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规划。据统计，从至20，全国拥有地铁的城市从19个将会发展到50个，总里程从2366公里扩建到达到近6000公里的规模，也就是说未来几年城市轨道交通的投资将保持大幅增长。就20，全国获批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城市已达36个，城市轨道交通投资达到2200亿元，比去年增加400亿元。3）重庆城市轨道交通的发展规划。重庆在11月提出“九线一环”的发展规划基础上，于20提出新的“十七线一环”的建设规划，其线网总长约820公里，同时将建设重庆首条铜梁至璧山之间32.1公里的都市快轨试验线。4）轨道交通产业链的发展。重庆在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背景下的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也是不可忽视的。重庆借全国轨道交通建设大提速的机遇，力争打造西部唯一的大型化轨道交通车辆生产基地和动车组维修基地，建成轨道交通产业的整条产业链，到，轨道交通装备产业将成为重点打造的10个百亿级产业集群之一。
2.2学校办学优势
所谓“优势”就是在竞争中具有竞争的价值的、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学校要可持续发展，专业结构调整就必须认真分析学校发展历史找到其自身文化和专业文化底蕴，科学的确定学校专业发展方向，实施专业结构调整，形成核心竞争力。1）学校文化底蕴。学校在从铁路移交到地方的过程中，学校教职工经历了难忘的三个阶段：一是20年的“铁老大”办学阶段。专业教师来自铁路一线技术骨干，学生来源都是铁路职工子女，定向招生，定向分配。二是移交前后时期的茫然和绝望阶段。“铁饭碗”被打破，教职员工对学校转型和发展去向感到茫然和绝望，“铁老大”瞬间从天上掉到了地上。这时办学思路混乱：丢弃了铁路专业，跟市场办学之风，办起了旅游、机电一体化、财会等专业，最终以失败告终。三是移交后的奋发图强的快速发展时期。在这期间，虽然我们感受过从铁路移交到地方全校教职员工对学校前途渺茫而出现“见光死”的绝望；饱受了因专业结构不合理的办学艰辛，但我们也收获了全校教职工为了学校的生存与发展，大家众志成城高唱《国际歌》所激发的“团结、拼搏、奉献、担当”的团队精神，这为学校的后续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专业文化底蕴。专业文化是专业的成长环境，同时也是我们履行学校使命，发挥其社会职能的背景。我们有20年为成都铁路局管辖内的云、贵、川等地区培养大量的中级电务技术工人的办学经历；有20年在铁路企业建立的铁路的情节和人脉关系；有一支来自铁路企业一线技术人员教师队伍；有专业实训基地等，沉淀了我校特有的、具有铁路文化色彩的专业文化底蕴，这为我们专业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发展方向奠定了基础。为此，我们确定专业结构调整方向：围绕“轨道”办学。
3专业调整的原则
因盲目跟风开设专业而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专业调整必须遵循“协调性、适应性、效益性”三个原则。
3.1协调性原则
专业结构调整要协调好专业发展与重庆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要建立在严格、规范、有序的管理体系之上，在进行充分的社会需求调研之后，根据国家《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和地方政府的规划，调整专业结构。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专，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避免恶性竞争，防止浪费教育资源。
3.2适应性原则
职业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服务地方经济，因此，专业调整就要考虑为地方经济服务与依赖的关系，也就是建立专业优势去适应重庆经济发展和客观要求的调整机制，做到稳定性与机动性相统一。
3.3效益性原则
专业调整既要注重符合国家教育方针，适应地方人才的需求，又要重视学校的经济效益，最大化的利用学校对人力资源和设施设备的投入，避免重复投入，避免低产出投入。
4专业调整策略
专业结构是学校发展战略的核心，专业的设置必须紧紧围绕市场需求，通过以下策略进行调整。
4.1产业链对接
学校专业结构调整要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标准提出的新要求来进行。专业要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建立产业发展和岗位需求的专业结构动态调整机制，与城市轨道运营企业、轨道交通车辆装备制造企业和铁路工程等企业建立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4.2发展集群
围绕城市轨道新兴产业发展“专业集群”是我校专业结构调整的目标。“专业集群”是专业建设的一个新的发展动向，“专业集群”中的各个专业或专业方向，指向重庆城市轨道产业链中的轨道运营企业、轨道装备制造企业和铁路工程企业相关的产业。我们在分析全国和重庆轨道发展规划的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和轨道运输产业链中对各岗位的需求，建立轨道交通运输“专业集群”目前，我们的“专业集群”已由原来的2个专业，发展到以“城市轨道交通运营服务”为代表的8个专业组成，其中有4个专业评为重庆市的精品专业，“我们专注，因为我们专业”，服务轨道是我们不变的信念。
4.3多元参与
我们采取“政府主导，学校主体，企业参与”的三方互动，多元参与办学模式。坚定不移地立足于重庆，面向全国的轨道产业发展来调整专业结构；探索建立“共商方案，共同育人，合作培养”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打造一流的品牌学校。总之，我们坚持以就业为导向，学生为本位；坚持发挥学校专业文化优势，实施顺应市场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专业规模非均衡发展，走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特色办学之路，构建与产业结构、经济特征相适应的专业体系，培养出优秀的为轨道运输服务的技术技能型人才。这样的办学思路，得到了全国许多城市轨道企业的认同，企业对学校的评价是：“专业且专注”。学校也因此得到了全国包含成都、重庆、青岛、无锡、宁波、苏州、福建等城市的订单培养计划。
作者：郑建杭 单位：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篇9：农村中小学校长的素质结构论文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中国经济转型期进程加快，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城乡结构的调整，带来了人们生存环境的变化，使每个人的心理、情感、认知判断等发生着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城乡一体化的推进，需要城市和乡村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农村教育是关键。农村的中小学教育作为人才成长的基础阶段，对于提高广大农村人口的基本素质和生存手段，实现城市、乡村的共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基础性的教育阶段中，农村的中小学校肩负着重要的历史责任和生命互动的教育责任，而中小学校长自身素质和管理水平的高低对于一个学校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陶行知先生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要想评价一个学校，先评论他的校长。”[1]在一定外部条件诸如政策法律、法规、师资、教材、校舍、设备、资金投入等具备后，校长便是一个学校成败的决定因素。因此随着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校长队伍结构的变化，使得校长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国际视野、新理念、综合能力等诸多方面面临新的挑战。
中小学校长素质是一种职业素质，是指校长从事领导工作所必须具备的稳定的综合品质。农村中小学校长要具备什么样的素质结构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完成历史赋予的责任？农村中小学校长怎样才能高效地实现素质结构的转变？带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本文试图较为系统地论述农村中小学校长的素质结构及在现有情况下提高素质的基本策略。
二、农村中小学校长的素质结构
校长素质包括的内容很多，涉及很多方面。首先校长应是一种具体的角色，他应该是一所学校的领导者、管理者、教育者、自我发展者。其次校长角色本身应具备一些最基本的能力，比如学校战略管理能力、一般管理能力、教育能力、自我发展能力等，具体来说应包括政策分析与运用能力、学校发展策划能力、制定学校发展规划的能力、现代学校制度设计能力、教学与课程管理能力、科研与科研管理能力、学习与资讯能力、反思能力、自我调控能力、道德领导能力、创新能力等，只有校长们具备了这些最基本的能力，学校才能按其自身的规律正常地运转。第三由于历史的原因，农村中小学校在发展水平上还滞后于城市的中小学，这还要求农村的中小学校长要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具备为农村教育事业而奋斗的决心和使命感。因此农村中小学校长的素质结构应为：
1、政治思想素质。政治思想素质是农村中小学校长应具备的首要素质。它主要分为三个层次：
（1）政治上，指校长应具有的立场、信念和觉悟，这是校长的政治本色，它要求校长要全面理解和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这是由教育的政治功能所决定的；
（2）思想上，主要指校长的办学指导思想、教育观念、教育理论的素养，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有了正确的教育思想，才能有正确的教育行为和办学行为；
（3）品德上，农村中小学校长应具有高尚的职业道德、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和为农村教育事业献身的精神，同时要深深地热爱自己所从事的事业，良好的道德品质是一种人格力量，它是校长形成崇高威望的重要因素。
2、岗位知识素质。岗位知识素质是指校长在学校管理工作中必须具备的知识的总和。由于学校是传授知识的重要场所，学校管理具有综合性、复杂性的特点。所以要求校长应具有广博的知识。既要有理论知识，又要有实践知识；既要有基础知识，又要有专业知识；既要有传统知识，又要有现代知识。这些知识不但要建立在学校管理的要求之上，而且要构成一个网络，形成一个层次化的知识体系。即要建立以教育管理为核心的，广博与专精相结合的知识结构。
3、岗位能力素质。能力属于心理学范畴，通常指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农村中小学校长的能力应从校长作为学校管理者的角度，围绕管理的需要来进行考虑，应将校长能力素质的构成分为核心能力、通识能力和增效能力三个方面。
所谓核心能力，是校长具有的创新能力。它要求校长不能墨守陈规，固步自封，而应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上，在观念和操作上突出创新精神。国外学者认为，一个校长必须面向未来，他关注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是未来[2]。校长必须敢于承担风险，勇于改革，把献身精神与敢冒风险的创造活动融为一体。从对成功校长调查分析来看，探索、研究、改革、创新是成功校长教育实践的共同特点。
所谓通识能力，是校长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必备的主要能力。包括决策能力、指挥能力和组织能力。在决策能力方面，特别强调校长要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从经验决策向科学决策转化。在指挥能力方面，强调校长要有驾驭全局的能力，保证指挥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在组织能力方面，强调校长要善于把分散的人、财、物等管理资源在学校的时间和空间中组织起来，合理配置，形成良好的'组织行为。这样才能保证学校这个实体的正常运转。
所谓增效能力，指可以使通识能力和核心能力增强效果的能力，主要包括控制能力和协调能力。控制能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监督、制约。而主要表现在对学校管理的目标和现状了如指掌，时刻把握两者之间的目标差，一切管理的制度和措施都是旨在缩小目标差。协调能力，是校长要善于对一切管理资源合理组合，达到和谐统一、整体优化。
这三方面的能力素质是校长有别于一般教育者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校长之所以成为一校之长，保证一个学校正常运作的能力条件。
4、个性心理素质。校长的个性心理素质是指校长在管理学校活动中经常表现出来的心理倾向和心理特征。如校长的需要、兴趣、动机、气质、性格、能力等，它反映了校长的整体精神面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是校长积极进取的动力源泉。学校能否办出特色，形成独特的风格与校长的个性发展直接相关。所以，有人说，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
以上政治、知识、能力、心理四个方面的素质是现阶段对农村中小学校长的基本要求，这四个方面的素质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坚定的政治信仰所形成的责任感、使命感是知识素质和能力素质形成的先决条件，而良好的个性心理品质则会促进校长能力的综合水平提高，建立校长良好的个人形象和人格魅力，以促进学校各项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因此这些素质综合构成了农村中小学校长的素质整体。
那么在现阶段怎样才能有效地提高广大农村中小学校长的素质结构，加快农村教育的发展，应采取哪些必要的措施和策略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反思的问题。
三、提高农村中小学校长素质的策略
对农村中小学校长素质结构的培养和提高需要各方面的协同配合和校长们的共同努力，才能取得有效的成果。
1、目标分段定位，加强培养力度。所谓目标分段定位是指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主管农村基础教育的行政部门要立足本地区中小学校长队伍的实际状况，根据校长素质发展的阶段性、层次性和差异性等特征，确立具体的培养目标，加大培养力度，为校长成长创造有利条件。
按照校长的成长规律。校长个体一般要经过职前预备期（5―7年中层干部）、上岗后的适应期（2―3年）、职称期（3―4年）、成熟期（这是校长熟练驾驭教育规律，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取得成就，大有作为的阶段）这样几个校长成长的必经阶段，但每个阶段多长时间，具有个体的差异性。校长又是一个职业群体，在不同阶段的素质水平，决定校长队伍素质的层次性。一般来讲，划分为合格校长、骨干校长（好校长）和优秀校长几个层次。根据校长素质的层次性，确定具体的培养目标，实行分段培养和培训。不仅要增强培养的目的性，还要为校长确立明确的进取方向，鼓励他们通过主观努力不断从低层走向高层次。
2、深化教学改革，保证培训质量。中小学校长培训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教育活动。校长培训的实质是最大限度地开发校长的人力资源。国外学者认为，它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入活动[3]。我国中小学校长培训是国家教育部统一组织的学习活动。“八五”期间，开展百万校长的岗位培训，“九五”期间又开展了百万校长提高培训，“十五”和“十一五”新一轮的提高培训已经开始。这么大规模的全员培训，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它体现了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优越性。广大农村中小学校长在接受培训的过程中，已经把参加培训看作是提高自身素质的最佳途径。
3、加强终身学习，自觉锤炼提高。校长素质的发展过程，是从低层次向高层次发展，从量的积累到质的变化过程，是校长在教育管理实践和学习中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勤奋学习和实践锻炼是校长成长、成熟的重要途径。
首先，校长要勤奋学习，善于思考。任何校长的真才实学都是靠学习获得的，包括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和向他人学习。养成刻苦学习的良好习惯，日积月累，就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作为校长，不仅要勤奋学习，而且还要善于思考。只有通过思考，才能将学习获得的社会和个体经验，通过大脑的分析、概括上升为思想、理论，实现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思与学相比，思更加深入到事物的本质。熟悉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才能把握事物发展的规律性，更好地指导工作和实践。
其次，校长要勇于实践，塑造自我。校长成长过程主要在学校，基础在实践，他们是在干中学习，干中成长。组织培养是其成长的外部条件，参加培训可避免实践中的盲目性。但是培养与培训决不能替代成长。一切管理的真谛，比如用人之道，管理艺术等，都要自己在实践中体验。校长的理论知识掌握得如何，能力是否得到提高，也要由实践来检验、证明。实践是理论的用武之地，是造就和锻炼校长素质的大熔炉。
校长的成功与完善，离不开社会实践和教育管理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及自我修养。自我修养是自我管理、自我塑造的过程。“学会如何治理世界――首先学会如何管理我们自己”[4]。随着社会的进步，自我管理将成为学校管理的基础。校长首先应成为学校中自我管理的楷模。不断发现自我、展现自我、超越自我，不断地创造一个新的自我。
农村中小学校长的素质提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共同努力，才能在较短的时间完成城乡一体化建设，实现我国的跨越式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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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中小学校长成长与成功培训理论研究[M]。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79
篇10：浅谈社会变迁下农村体育结构的变化论文
浅谈社会变迁下农村体育结构的变化论文
论文摘要社会变迁下的农村体育是个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村发展存在着地区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社会的变迁是我国当前最为突出的社会现状，从宏观上影响着中国农村体育的发展。本研究将从社会变迁的角度对农村体育结构变化进行分析，通过梳理分析得出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的主体、农村体育的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结构、农村体育文化以及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都存在着动态的影响作用。旨在为农村体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为农村体育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论文关键词农村体育 社会变迁 影响变化
农村体育作为构建农村和谐社会中的一部分，是不能被忽视的。目前，我国社会发生出了巨大的变迁，这种社会变迁使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功能发生显著变化，进而改变了农村体育的结构和功能。农民的流动必然会对农村体育发生作用，它既给农村体育发展带来了发展的机遇，也给农村体育发展造成一定的冲击。一方面，流动人口把城市文明、城市观念和生活方式等传播到农村，“使广大的农村人口了解了城市文明，有利于改变乡村的封闭意识，间接地起到了促进人口城市化进展的作用。”而这种观念的变化也包括体育观念的变化，通过外出务工人员将积极的体育健身观念带回农村，对农村体育是一个有力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这种社会迁移给农村体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考验和挑战。广大农民年龄出现两极化，新的社会结构下如何发展农村体育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社会生产结构对农村体育主体在时间上的动态影响
社会生产结构的变化随着市场化程度的加深而逐渐发生变化，这些也是导致农村社会生产结构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参与到城市建设中去。于是农村主要劳动力非农业化。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间，我国约有2亿多农业劳动力（含常年外出打工人员）转向非农产业，平均每年可达700-900万。全国现有农村劳动力4.97亿人，其中青壮年劳力大量流入城市，真正常年从事农业生产的大都是“386199部队”（妇女儿童老人）。国家统计局农村住户抽样调查显示，农村从事农业的农民中有一半以上为女性，农业从业人员从年龄结构上看，有三分之二的人为36岁以上的，51岁以上的高年龄组人员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大批青壮年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从而使非农业生产成为农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外出务工存在收入上的很大风险，而且相对于城市中高额的生活费来说，他们在城务工的收入无法支持一个家庭在城市中生活，甚至无法支持个人长期生活在城市中。这就迫使农民以农村的耕地作为他们最后的生存保障，因而他们只能长期流动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农民工的动态流动改变农村体育的结构，同时影响着农村体育的发展。
首先是流动性带给农村体育的改变：农民工的长期流动性，使得农村体育非正式组织主体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农民工的流入和流出给农村带来了城市中先进的体育活动组织形式、组织内容以及新的体育活动理念和活动意识。
其次是流动途径的多元化对农村体育的影响：流动的范围，流动的形势都呈现出多元化。社会常见的稀少流动是升学或入伍，这样的流动性比较固定。自从外出务工经商这种流动盛行以来，农民的流动因为地域、经济条件、乡土风情、以及所获得的外出务工的信息不同而呈现出多元化流动状态。刘奇先生将其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离土不离乡”，农民在当地进厂务工；第二类是“离乡不离土”，即农民到外地承包土地、发展多种经营；第三类是“离土又离乡”，既包括进城从事二三产业，在城镇或大中城市落户定居，彻底脱离农业农村的人员，也包括长期工作、生活在外地，逢农忙、春节等时节才返乡的农民工。大量农村劳动力在省际之间、城乡之间流动就业成为农村社会流动的主要特征和一个长期的历史现象。这样复杂的流动现象使得农村体育的组织和运作上也要呈现动态变化。
二、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影响
农村人口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人口红利”期的结束。所谓“人口红利”是指总人口结构“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如图1所示。“人口红利”使得劳动力供给充足，而且社会负担相对较轻，带来劳动力、储蓄的增加等。事实证明，这种“人口红利”社会现实促进了中国整个社会的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农村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但是，由于过去“剪刀差”式的政府政策长期实施，农业虽然发展了但是农民的收入水平却没得到相应的增长。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致使农村出现大量的社会劳动力，工业城市中经济因素等等吸引，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加上计划生育的作用，致使农村农业从业人口减少。农村劳动力正从过去的“供过于求”逐步转向“供不应求”。
农业的从业人员在年龄和性别比特征上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老龄化不同，因为社会变迁和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农村的人口老龄化比城市严重。2月份全国老龄办发布的《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趋势预测研究报告》显示，我国现有农村老年人口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农村的老龄化水平高于城镇1.24个百分点，这种城乡倒置的状况将一直持续到2040年。由于农民工进城务工者大部分都是男性，大量农村青壮年女性留下照顾家庭和进行农业生产。因此，在农村农民工进城务工期间，农村体育的人口主要是小孩、老人以及部分青壮年女性。
农村家庭结构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在社会变迁的主流社会背景的影响下，农村家庭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农村家庭规模小型化，规模较大家族式家庭已经几乎消失，而小家庭逐渐成为主要的家庭结构。同时由于社会变迁，大批农民工的动态流动，致使农村家庭成员的动态性暂时缺失。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是家庭中的青壮年，他们不仅承担着家庭经济收入的重大责任，他们还承担着教育下一代、赡养老人的责任。而青壮年外出务工使得无法承担的一些家庭功能不得不转向社会，寻求帮助。农村体育作为农村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其教育功能、文化娱乐功能等能够对农村家庭教育和家庭文化环境起到补偿作用。农村体育的多重功能在农村的不同发展期具有不同作用，因此，在农民工返乡和外出务工的不同时期，应该根据农村社会生活的需要，开展内容不同的活动和组织形式多样的农村体育活动，是老人和小孩以及妇女在家庭成员暂时缺失的时候在精神上得到慰藉，从而满足他们精神上的需求。这样的社会需求、以及家庭承载功能的动态变化，必将导致农村体育在组织内容、组织形式上产生动态的变化。
三、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阶层结构的影响
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农村体育主体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频繁的流动可能带来一些不稳定的因素，但是从整个社会的长远发展来看是一种进步。对这种川流不断，人员往返频繁的农村社会，在这样动态的农村社会中的农村体育自然也是一种动态发展过程。
农村阶层分化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由于农民知识水平相对比较低，加上农村经济相对落后以及原来政策上的倾斜，农民的阶层分化一直是在不稳定的演进，农民所获得的社会角色在空间和时间上存在着动态变迁性。同时农民的各个阶层同土地存在着难以隔离的关系，兼业农民还以土地作为他们生活中危机的规避处，因此大多数农民具有多重角色，他们具有农民和城市从业者双重身份。迄今为止，农民工的社会角色远未达到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还带着鲜明的过渡性。这种不稳定不但与外界环境有关，同时与他们的自身素质、原有的知识水平以及自身的学习能力有很大关系。
农民工角色和身份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自身来说，是一种不稳定的进步过程。正因为他们角色和身份在时间上存在着动态的变化，他们的每次返乡才能给农村社会带来新鲜的血液。同样这部分农民工在城市中对城市体育的体验，以及获得的体育健身和健康观念，对农村体育系统是一种负熵流的注入，只要合理利用，必将推动农村体育的发展。应该注意的是，农民传播知识的意识是非常薄弱的，要想让他们的所见、所闻、所学传授给留守农民，并且带动农村体育的发展、促进农村体育文化氛围的形成，还需要政策的指引。
四、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文化的影响
上面调查显示，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体育健身观念出现很大变化，通过上表的比较可知，他们对自己的健康的密切关系的认同度（57.89%）要大大超过非流动的农村人口（7.55%）。其实，一方面是认识的误区，但是另一方面，还是经济的原因。现在我国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在农村尤为突出。农村人口劳动强度大，收入低，可自由支配的'资金有限，是农村健身观念无法科学化的主要问题。而在流动人口中间，他们健身观念朴素实在，但他们首先认识到了健身的重要作用。首先这与他们的经济情况有所改善，是绝对分不开的。另外，在城市耳濡目染，看到城市的体育锻炼如火如荼开展，以及职能部门对健身作用的积极宣传。同时，城市的健身场地和条件较好，尤其是随着群众体育活动的开展，让体育健身成为低消费和零消费的活动，也让流动到城市的农民中那些想进行体育健身的群众的积极性大大增强了。
健身观念的改变仅仅是农村体育文化的一部分，这部分流动人口在城市中所学到的城市体育的组织方式、组织内容、活动形式，以及与城市与其他文化的融合、与经济发展的协调发展形势，也将会是农村体育发展的有效途径，流动人口可以借助“走出来”、“带回去”的方式，促进农村体育的发展。流动人口把城市体育文化带回农村，但不等于农村体育就一定能够得到“甘泉”的滋润，它需要有促进因素，那就是政府的宏观因素、中观因素、微观因素，且“制度”、“社会文化环境”、“流动人口”分别构成宏观、中观、微观等影响因子的核心。
五、社会变迁对农村体育组织形式及组织内容的动态影响
社会变迁背景下，社会阶层正在进一步分化出不同的农村社会角色类型，农村体育文化也在宏观、中观、微观三种因素的影响下发生着变化，农村体育主体也存在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动态变化，在诸多动态变化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社会体育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农村体育的组织形式、组织内容是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政策、风土民俗、以及农村体育主体需求和组织者的组织水平所决定的。
首先，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民收入相对增加农村生活水平提高这是基础性的改变，同时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所带来的城市中的体育健身观念和健康意识影响到民俗的改变，他们从城市中所学到现代化的体育组织形式、体育活动内容丰富了农村体育。
其次，农村人口中农民工这一流动因素使得农村体育存在着组织上的动态性，因为农民工多数为农村的青壮年，他们不但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同时也是农村体育活动的主体成员，因为他们相对于其他群体来说更有知识、更有成熟的思想且更具有影响力。
然而，当青壮年农民工进城务工以后，剩下的是老人小孩还有部分妇女则成为农村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活动内容强度较小、更具娱乐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工的每次返乡都会农村体育注入新鲜血液。因此，在他们返城后，虽然农村体育的主体仍然是老人小孩和部分妇女，受农民工的影响，他们的活动内容、组织形式以及组织者组织能力也会增强。所以，农村体育的组织内容、组织形式存在着动态性的变化。
现阶段中国社会的变迁引起了农村社会的结构和功能的巨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表现在大量的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半耕半农”型的农村经济形态在整个中国的大部分农村中成为主流，传统的“农耕社会”正在向“农工社会”演进，中国农村正发生着深刻的结构性变化，由于农村社会生产结构、社会基本单元、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机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农村体育的主体在时间上发生着动态变化，相应农村体育基本单元、农村体育阶层以及农村体育文化也正发生着动态的变化。
参考文献：
[1]鲍明晓.美美与共：和谐社会与体育发展[J].体育文化导刊，，(10).
[2]郑杭生.社会学概论新修(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篇11：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考问论文
关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考问论文
论文关键词：农村产权，农村金融生态结构，农村金融体系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农村金融深化是农业现代化的基础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如何满足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要，制度建设是关键，尤其是要建立适合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我国进行了一系列农村金融体制改革，但是，就目前的农村金融发展状况来看，改革并未收到预期效果，其突出表现为:农村资金大量外流，农村金融市场竞争缺失，农业保险发展严重滞后。原本给农村“输血”的金融机构却演变成从农村“抽血”的主力军，同时，农村中非常活跃的非正规金融却不断受到打压。如何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环境，提高农村金融资产质量，化解农村金融风险，深化农村金融，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问题金融论文，尤其是金融生态成为近几年来的研究热点。
一、农村金融生态的基本理论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诸多基础理论分支中，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和C．诺思的制度变迁理论，以及在传统新制度经济学基础上扩展而来的法经济学，是对农村金融生态运行最具解释力的理论。
（一） 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交易费用理论。
理性人、完全信息是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然而现实的农村金融生态中，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农村金融机构、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农户、农村企业和县乡政府等)都是有限理性的，并且因为有限理性的存在导致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不完全。信息不对称的直接后果是金融交易费用大幅增加。当农村金融生态主体发现进行金融交易的费用太高或超过收益时，就会选择停止交易。在放贷之前，农村金融机构必须要调查农户的信用状况和经济状况、借款用途或投资项目的可行性;贷款进行时，要发生谈判、签约费用;贷款发生后，放贷者要跟踪借款项目的实施情况和监督借款投向等。而且农户以小额信贷居多，单位产品金融机构要付出更多的人力与物力。庞大的信息费用构成了金融交易中的巨大成本。当这种费用成本过高时，交易将无法进行。
制度的有效运作又有利于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作用旨在节约交易费用，人们对制度进行选择与改革的动因也是为了节约交易费用。在农村金融生态中，作为金融生态主体的金融机构与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消费者之间的交易行为是在特定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下进行的，不同的金融制度结构安排会产生不同的金融主体行为，农村金融信用环境的相对落后使得与农业金融支持相关的制度安排无法实施，即推广农业金融支持的制度成本极高，导致农村金融生态主体资金供给缺乏，而由于农村金融发展的路径依赖，一旦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资金供给缺失，农村金融发展就会无所适从，反过来也影响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发展，整个农村金融生态恶化也就在所难免，信用缺失的背后是信用制度的缺失，由此引致农村资金来源与资金需求之间的制度缺失，也是农村金融制度的供给和制度需求出现失衡，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对制度的需求源于经济主体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无法获得潜在的利益，制度供给则是经济体系出现制度安排的意愿和能力。因此，在目前的中国农村金融市场上，并不存在良好的农村金融生态的制度均衡，突出表现为农村金融生态主体的制度供给不足和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制度需求过剩金融论文，这种制度供需的失衡是制度变迁的强大动力，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相互作用决定了。
（二）农村金融生态中的制度变迁理论。
制度变迁理论是科斯传统新制度经济学体系的核心部分，林毅夫首先提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概念，他认为诱致性制度变迁指的是现行制度安排的变更和替代，或者是新制度安排的创造，它由个人或一群人，在响应获利机会时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与此相反，强制性制度变迁由政府命令和法律引入及实行，从我国农村金融制度变迁历史来看，强制性制度变迁一直居主导地位。上世纪50年代，信用合作社在政府推动下开始兴起;60年代，国家指定当时的人民公社接管信用社;80年代，信用社划归中国农业银行管理;90年代，又实行行社脱钩，实行在国家管理下的自主发展的合作金融发展模式。然而，合作金融的框架虽已确立，但远未达到农民广泛参与的合作金融宗旨。从表象来看，政府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管制是规范农村金融市场，维护农民切身利益和降低金融交易风险的一些必需的制度安排，事实上这种强制性制度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广大农户的投资冲动，大大减少了农村金融市场的金融交易数量，导致了农业金融支持的弱化，政府是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政府行为是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一股独特而重要的力量，对金融生态主体的影响往往是根本性的。
制度因素作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重要因素之一，其变迁受诸多因素影响，也直接决定了农村金融生态运行，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农村金融领域一改计划经济时代农村金融机构和金融服务单一的局面，农村金融生态主体逐渐多样化，如四大国有银行尤其是农业银行开始在农村开展商业化经营金融论文，国家建立了农业政策性银行等，在农村并未逐步建立起一个基本上能够为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有效服务的农村金融体系。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一步深入，落后的小农经济，典型的苟元结构购统窍绶指钍沟门┐褰鹑谥贫戎秃笥谂┐寰济发展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中的农户，农村企业和农村政府从非正规金融生态主体中寻求金融产品和服务实为无奈的选择，农村非正规金融的勃兴也就水到渠成。因此，农村金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成为农村经济金融改革进一步深化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农村非正规金融或者民间金融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规金融制度供给的不足，但带来的新问题是民间金融缺乏制度的规范而可能隐藏金融风险。
二、关于农村金融制度创新的思路
建立高效的农村金融体系是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落脚点。要跳出农村金融供给制度陷阱，必须加强农村金融制度创新。
（一）完善农村产权制度，促进农村金融发展。没有抵押物，成为中国农民贷款难的最主要原因，长久以来，中国农民最大的资本———耕地，以及宅基地及其上的`房屋－－因为没有与城市一样的产权，均为抵押禁区。因此，促进农村金融发展，应从完善农村产权制度着手:一是赋予农民完整的财产权。建议将农民承包土地的经营权改革为土地使用权，由国土部门发给土地使用证，使之具有土地的收益权、买卖权、抵押权和继承权。而农村房产也应该与城市房产一样拥有完全产权，可以自由流转，尤其是对城市居民的流转。二是培育农村土地流转市场。一方面要完善农村土地市场的交易机构。健全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运作的立法、执法和仲裁，保护农村土地市场的正常运作。在进一步明晰产权的前提下，允许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合法的自由交易。三是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相关法律制度。尽快出台农村土地产权方面的相关法律制度。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农村土地使用权可以抵押、出让、继承出租、人股等流转形式。四是建立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修改现行农村房屋产权制度，使之可以进入市场，完善房产权属登记、发证、流转制度。要建立城乡统一住宅市场，使农民住房资产资本化，可用于抵押或交易变现，改善农村融资难的现状。目前对国有和私有的物权、产权边界已经比较清晰，唯独对于集体物权、产权界定、计价、流动和配置方式尚不能确定，导致巨额的物权不能定价、流通，置身于经济货币化的进程之外金融论文，成为顾拉沟淖什，带来一系列问题。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使农民与农村的资产可以有较好的表证。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要逐步建立农村生产要素计价、流动、配置体系。长期以来，我国产权制度按照国有、私有和集体三种方式界定。因此，必须加快农村各类可流转资产权益的确权、颁证制度，完善市场化流转的制度安排，培育交易流转平台和机构，建立有农村特点的物权、产权价格形成机制。
（二）引导农村非正规金融的适度发展，构建符合国情的农村金融体系。首先要正视和承认非正规金融在农村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改变对其持有的漠视和敌视的态度，并认真研究其特有的发展规律。民间金融不完全等同于非法金融，要尊重民间金融，客观认识民间金融，注意学习和研究民间金融，依法对民间金融进行合理的引导和管理，可能更有利于正规金融和民间金融的合理竞争和良性互动。从国外的经验来看，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曾通过使民间金融购戏ɑ沟姆绞嚼垂娣睹窦浣鹑冢并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我们要积极鼓励正常的农村民间金融活动，给民间金融以合法的空间，以使规范意义的信用合作拥有温床和土壤。
三、改善农村金融生态结构的建议
完善我国农村金融生态的基础性工作是搞好农村地区的产权建设，农民财产权的建设与发展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基础，无产权则无金融，只有做好这个基础工作才能使我国农村金融生态可持续发展论文格式范文。但是我们不能等到农村的产权有了彻底的改革之后才发展农村金融，而是在现有的体制条件下不断改善农村金融的生态结构。
产权制度作为一个重要的内生性变量，已直接影响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好坏？完善的产权制度可以有效发挥制度的激励作用，增强农村金融生态的自我调节功能，有利于降低金融活动的交易费用，提高金融交易效率;有利于缩小农村金融生态主体与农村金融生态环境之间的信息差距，促进农村金融生态中的信息交换和资金循环;有利于改善农村，保障农村债权人利益，农村金融兴则农业兴，农村金融活则农业活。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不久，央行和银监会就下发《关于加快农村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的意见》，提出农民增收的来源要发生改变，关键是有财产性收入和创业性收入。通过土地流转，抵押、入股、融资，增加农村财产性收入。
一是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健全农村金融组织体系就是要充分发挥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金融和其他金融组织的作用。二是目前农村金融机构和农村金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网点的覆盖率低，金融供给不足，竞争不充分。要适度调整和放宽农村金融机构的准入政策，降低准入门槛。
篇12：入世后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和战略重点的论文
一当前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前，我国农村所有制基本上是一种单一的集体所有制，农村以生产队为基础，生产队、生产大队和人民公社三级所有。农村非农产业比重很小，主要是行政组织主办型企业，如社办、大队办企业和一些合作组织。改革开放后，农村所有制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形成了以农户独立经营为基础，集体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股份制、个体、私营等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多元化所有制结构。但是，目前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还存在很多问题，不适应经济全球化、社会化发展的内在要求。
（一）过分强调公有制数量比重，不善于利用所有制的多种财产组织形式。长期以来形成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就是公有制经济数量要占优势的观点，时至今日仍然根深蒂固。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实现共同富裕，就必须要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不是主要体现在数量比重上，也不是要求每个乡、村必须以公有企业为主体，而主要应该是体现在素质上和经济的控制力上。再者，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也应该是多样化的。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所有制不仅是“一大二公”和几乎清一色的公有制，而且微观经济组织是纯而又纯，所有制实现形式十分单一，所有者、企业主、经营者三位合一，没有任何产权关系的分离。这种做法不仅使公有制经济本身的弊端更加突出，而且阻碍多元化主体的形成，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采取政府所有制。时至今日，农村微观层面的改革并没有完全改变农村集体经济的经济性与社区性合一的组织结构特征，也没有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为完全独立于政府的合作经济组织。在这种制度安排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如同一个“社区共同体”，政府以所有者的身份直接进入干预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活动，使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具有以下两个方面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缺陷：一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行为具有多元化目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不可能作为一个市场主体单纯以赢利为目的，必须要为社区内的成员提供各种经营服务，还要把谋取社区成员的就业机会和福利最大化列为重要的组织目标。同时，也容易造成官shang勾结，官僚腐败等行为发展。二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产权模糊，政企不分。作为拥有集体资产控制权的集体经济组织本身，或代理人有其自身的利益目标，所采取的行为不一定符合全体社区成员的利益要求，往往容易造成代理人利用对资产的控制权索取剩余的行为发生。社区政府为了维护本身利益也会采取保护社区经济组织的产品市场，垄断生产要素来源，从而造成市场分割、封闭，不利于开放效应的增大。
（三）农户经营独立型耕作制度是一种不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向集体承包土地，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归农民所有。劳动成果按照“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余下的是自己的”原则进行分配。这种制度安排相对于传统体制下的耕作制度安排来说，使农民切身体验到自己能够对土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从而极大地调动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农业劳动生产力因而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但是，随着生产力的社会化和市场的国际化，这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开始显现。由于土地不属于农民所有，而且在实际操作中是按人均分配承包地且几年一变，因此，农民只能通过对土地的.更多使用，取得更高的收入。于是采取不讲投入、只图索取，竭泽而渔的短期行为。可见，农户经营独立型耕作制度是一种不完善的产权制度安排。
（四）农村私营制企业规模小、产权单一、管理家族化。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非公有制企业获得迅速发展。事实证明，私营企业在增加就业、繁荣市场、增加财政收入、发展生产力以及推动市场化进程等方面都起着重要作用。但是私营企业为主的非公有制经济在各地区发展不平衡，有的区域农村所有制结构中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而且由于我国私营企业是在特殊的体制环境下成长来的，当前制度安排上的缺陷，一是产权制度的缺陷。虽然从理论上讲，私营企业最突出的特点是产权明晰，但是，由于我国的特殊环境和政策，一些私营企业为了降低经营风险，获得较好的声誉，避开不必要的纠缠以及自身发展的需要，以“红帽子”和“挂靠”等方式，来掩盖其自身的性质，使原本清晰的产权关系变得混乱，造成投资主体不明确和其他许多弊端。二是管理水平较低，管理手段落后，大部分私营企业采用的是落后封闭的“家族式”管理模式。三是私营企业普遍技术层次较低，企业结构不合理，劳动密集型产品居多；企业规模普遍较小，且经营分散；经营理念封闭，协作意识差。四是人才素质较低，缺少具有现代竞争意识、市场经济理念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素质人才。因此，创新非公有制企业的组织制度是我国入世后农村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迫切要求。
（五）外资进入农村产业壁垒较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加快本国经济的发展仅靠本国的资金积累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大力引进外资，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当前，外资进入农村产业尤其是农业的壁垒较大、门槛太高。进入壁垒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农村产业尤其是农业比较效益低，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劳动力素质低，外资进入成本过大；二是由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户籍制度等改革滞后，外资进入的制度壁垒过大。正因为存在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虽然我国政府也鼓励外资投资农业，但收效甚微。
篇13：入世后我国农村所有制结构优化的迫切性和战略重点的论文
（一）适当缩短农村集体经济经营战线，创新集体经济组织制度。
“入世”后，我们要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明确定位。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该定位在为农村市场化和产业的发展发挥导向性、服务性、基础性功能。为此，必须深化乡镇集体企业改革，农村集体经济要进一步退出一些适合个体、私营投资经营的生产领域，要把重点放在为农村产业发展提供金融、市场信息、法律咨询、教育培训、购销流通等服务的领域，同时，要对现有的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改造，推动集体经济实现形式多样化，可以采用承包租赁、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多种形式。根据我国农村产业发展的实际和集体经济组织应起的作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主要采取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这是因为，合作经济组织是由社区社员遵循自愿、平等、自由的原则建立起来的，其基本立足点仍然是为社区成员提供服务。我国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至今仍然没能成功地转换为规范的合作经济组织，其差距就在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还称不上是一个为集体成员完成各种交易提供服务的组织。而要完成这一结构性转换，首先要与社区政府分离，然后根据合作组织成员的交易需要建立相应的服务体系。
当然，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能否完全向合作经济组织转换，并不单单是微观层面的事情。信用与流通服务是合作经济组织的两大基本功能，却受到现行政策的诸多制约。在信用方面，国家至今为止对农村金融仍实施比较严厉的控制，限制农村合作金融的发展。至于现有的农村信用合作社，虽然逐步形成独立经营的格局，但越来越成为一个没有合作内容的正规金融机构。在流通方面，像粮食、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一直保留着相当程度的部门垄断。这些部门都是国字号的，又有长期的垄断地位，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根本不可能与它们进行竞争。所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制度创新是与政策因素的影响分不开的。只有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才能使集体经济组织转变为规范的、符合农民需要的合作经济组织。
（二）创新农户独立经营型耕作制度，重塑农业市场主体。针对农户独立经营型耕作制度安排的缺陷，中央又做出了土地承包期30年不变的制度安排，而且到时还可再延长30年，以激励农民对土地增加投入的积极性。这实质是对农户经营独立型耕作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我国“入世”后，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市场化、社会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农户要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要具有长远发展的动力，农地产权制度必须要进一步创新，要在实现农地双层所有制（农地最终所有权为社会所有，经济所有权为业主所有）的基础上，建立农地产权交易市场，推行法人农场制度，从而实现由农户独立经营型农耕制度安排向具有社会化、具有土地经济上所有权的法人农场制度转变。这是因为，在我国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塑造能够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然而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市场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市场主体必须是财产主体。农民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土地，就不可能实现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如果没有明确的土地产权界定，土地资源的优化使用就不可能实现。
（三）推动私营企业制度创新，加快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主要体现在：公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优势；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这是就全国而言的，有的地方、有的产业，可以有所差别。公有资产占优势，要有量的优势，更要注意质的提高，没有一定的量就没有一定的质，但单纯量的优势并不一定具有质的优势。质的方面主要体现在产业的属性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技术构成和科技含量、经济的整体素质、规模经济、资本的增值能力和市场的竞争力等方面。
我国农村产业中的企业都不是关系到国民经济命脉的，对于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只要我们在保证农地的最终所有权为社会（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充分发挥经济主体的作用（至于农业经济主体的所有制形式并不重要），就能够增强国家对主要生产资料的控制力。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因此，在农村所有制结构调整中，我们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加大外资引进的力度。国家应制定和完善相应的法律法规，对国有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投资于农业的外资给予国民待遇，在登记注册、市场准入、银行信贷、税收等方面一视同仁。
同时，我们要针对我国农村非公有制企业产权单一，封闭化，管理家族化，技术水平落后，人力资本短缺等问题，为了应对入世的挑战，就必须要推动私营企业产权多元化和社会化。通过实行私人产权、国有产权、外资和法人产权相融合，摒弃“家族制”，建立科学的法人治理结构，实行科学管理；建立信誉，树立良好的企业形像；重视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等措施，加快我国农村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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