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完善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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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完善的论文

篇1：浅析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完善的论文

浅析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完善的论文

一、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先用权制度定位不明确

所谓先用权，是指在专利申请日之前，独立研究出与申请专利发明同样的发明或者通过合法途径获知该发明创造内容的人，在国内已经实施或者为实施该发明做好了必要的准备，在他人申请专利以及获得专利授权之后仍可在一定范围内继续实施该发明的权利。先用权制度是为弥补先申请原则的不足而设立的一种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而我国专利法中关于先用权的规定，存在如下缺失。

1、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类型的规定过于单一

我国《专利法》第63条第1款（二）将先用权实施行为类型仅仅限定在“制造”和“使用”两种方式上。而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的规定，能够产生先用权的行为，对于产品专利来说，不仅包括制造专利产品，还应当包括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进口相同的产品；对于方法专利来说，不仅包括使用该方法专利，还包括销售、许诺销售、使用进口依照该方法所直接获得的产品。从先用权设立的本意来考虑，先用权的规定旨在克服先申请原则的不足，豁免先用者的侵权责任。如果只允许先用者继续其制造、使用行为，而不允许其通过其他方式处置其产品，那么生产出来得产品只能堆放在仓库，而先用权制度也就只是一纸空文。

2、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范围的规定不明确

我国《专利法》规定，先用权人有权在制度“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这里的“原有范围”具体指什么，没有相关司法解释。在理论界，对此也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原有范围是“指其产量一般不高于专利申请提出时的产量”“包括专利申请提出时原有设备可以达到的生产能力，或者根据原先的准备可以达到的生产力”[2]。也有学者认为，先使用权的“原有范围”是指：（1）实施人的数量，先用权只有先用权人本人才能享有，先用权人不得颁发许可证；让其他企业生产、销售享有先用权的产品，也不得将属于他本人的使用方式，通过合同关系分配给第三人。（2）原有的产业领域，先用权人可以在其原来所从事的产业领域内实施其发明创造。（3）原有的实施方式，先用权人只能以其原来所掌握的发明创造的程度为凭去继续实施[3]。对先用权实施行为的范围规定不明确，容易导致实践中的争议。

（二）未规定专利权的国际穷竭原则

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是一项重要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其设立目的在于防止专利权保护超过合理限度而影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市场流通秩序。权利穷竭是指享受某种知识产权保护的产品，由知识产权人或其所许可的人首次销售或通过其他方式转移给他人以后，知识产权人即无权再干涉该产品的使用和流通[4]。

目前世界各国对专利权的权利穷竭原则主要分为两种：“国内用尽原则”和“国际用尽原则”。专利权的“国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的效力限制应当仅限于国内，在一国将专利产品投放市场而使其专利权耗尽并不导致该专利权的效力在国际市场上也耗尽。专利权的“国际用尽原则”是指专利权人在首次合法售出专利产品后，其基于这些特定产品的专利权效力不仅在本国耗尽，同时也在国际市场上耗尽。

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虽然有利于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却导致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违法，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商品及各种生产要素在各国的自由流动，妨碍世界统一市场的形成，影响国际自由贸易的发展。而且我国的'国情是专利技术主要是从发达国家流入，进口到我国，适用专利权国内穷竭原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的发展。

（三）强制许可制度可适用性不强

强制许可制度是一种典型的专利权限制制度。强制许可是指在特定条件下由有关国家机关依据法定程序，不经专利权人同意，把使用专利权的许可授予申请使用该项权利的特定人，其实质是通过行政权力违背专利权人私人意愿以保障社会利益的一种专利权限制制度，具有强烈的公益色彩。

二、完善我国专利权限制制度的几点建议

（一）将先用权定位为倾向保护先使用人权益

1、明确先用权实施行为的范围

先用权制度的实质是尊重在先权利，对于与专利权相比已经处于明显弱势的先用权过于狭窄的解释违背先用权制度的设立宗旨。任何产品的生产都需要经历一个规模逐渐增大的过程，如果采用量化标准，不允许享有先用权的企业扩大其规模，那么在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等待企业的只有被淘汰。对先用权进行量化，不符合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笔者认为应当借鉴国外有关立法，适当放宽先用权的实施范围，以满足先用权人事业目的或者本企业的需要为限。

（二）确立专利权国际穷竭原则

发达国家大多倾向承认专利权的国内用尽原则，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为防止发达国家滥用其科技优势设置技术壁垒，减轻进口发达国家专利产品的经济负担，大多赞同专利权的国际用尽原则。就我国国情来看，目前我国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与发达国家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高新技术领域中的专利权绝大多数为发达国家所拥有，而其中多项专利技术及包含专利技术的零部件是中国制造业不可或缺的。我国专利法律应从实际出发，确立专利权的国际用尽原则，以保证中国制造业能够在支付专利使用费后，合理使用该专利产品而不构成侵权行为。

（三）增加强制许可制度的可适用性

对于强制许可制度，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也明显不同。发达国家担心发展中国家利用该制度，削弱专利权的保护，影响发达国家的利益，因而积极主张严格限定强制许可的条件，减少强制许可的授权。但是强制许可制度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却是维护自身利益，促使专利技术实施，造福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武器。因此，笔者认为我国《专利法》应在不违背相关国际公约的前提下，对强制许可制度适当放宽限制。

2、扩大普通强制许可的范围

《专利法》中应规定，与该专利有关的一些基础性技术设备以及实施该专利的其他附带的非专利技术如果是实施该专利所必须，也应一并强制许可其实施。

2、适当放宽普通强制许可申请的时间限制

可以根据专利的创造性程度将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普通强制许可申请区别对待，适当放宽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的申请的时间限制。

3、放宽普通强制许可的适用条件

在普通强制许可制度中，应比照《巴黎公约》在《专利法》中规定，在专利权人不实施或者不充分实施其专利来满足国家对该发明的需求时，可以对该发明申请普通强制许可。

篇2：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

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

我国代理商制度的完善论文【1】

[摘要] 鉴于我国目前商事代理中出现的代理形式不规范、适用法律不统一、代理行为无法可依等诸多现象，尽快完善我国的代理商制度成为商事立法的当务之急。

我国应该参照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及国际惯例，结合我国的特点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事代理法》，明确规范我国的代理商法律制度及其商事代理行为。

[关键词] 代理商商事代理法显名主义

一、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概况及其特点

我国现行的代理立法主要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民事法律。

此外，尚包括有关代理制度的行政规章(《关于外贸代理制的暂行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等。

目前我国的代理法律制度具有如下几个特点：第一，以大陆法系国家民事代理制度的立法体例为蓝本。

这一方面是由于自清末变法以来，清政府和民国政府所制定的民事法律均沿袭德日法制，这无疑会对我国今日之立法产生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建国初期，由于我国学习苏联，在立法上也概莫能外，而苏联也属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未产生正式的民法典，但1986年通过的《民法通则》还明显的带有苏联民法的色彩，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深受大陆法影响的后果在代理制度方面的表现便是我国《民法通则》仅规定了直接代理制度，而对间接代理制度，则未予规定。

直到，《合同法》方将行纪合同纳入了法律调整的范围。

将直接代理规定于民法典，间接代理规定于合同法，这是大陆法系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二元体系在我国法律制度上的体现。

第二，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没有明确的界限。

由于立法者将1986年《民法通则》定位于“民法的商法化”，因此，我国的《民法通则》具有浓厚的民商合一的性质，这一性质在我国的代理法中也有明显体现，《民法通则》仅规定了代理制度，但该项制度通用于民事代理和商事代理;于《民法通则》之外，我国并没有另行制定调整商事代理的商法。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民法通则》代理制度的规定已不能满足现实生活的需要，对有些陈旧规定的修改，已成为立法者重点考虑的问题。

第三，代理法法律体系初具规模，但尚不能调整全部代理关系。

目前，我国共有两部法律对代理制度予以规范、调整，它们分别是《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但它们对代理关系的调整是不全面的。

《合同法》对行纪合同予以专章规定，这固然填补了我国法律对间接代理调整的空白，但其缺乏对行纪商的规定。

在我国未采用普通法代理立法体例的情况下，《合同法》却部分地规定了普通法中的隐名代理和被代理人身份不公开的代理，这一画蛇添足之笔又造成了代理法法律体系的不和谐。

二、我国目前代理商制度立法和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1.代理商资格的确定无严格要求

代理商不同于民事代理活动中的代理人，它除了参与商业代理，从本人处获取佣金外，还是一种营业体，对其内部职员还需支付工资和薪金。

因此，作为营业体，它必须有自己的商号、资产、营业场所、商业账簿，并进行营业登记。

但在我国的《民法通则》中对代理人的资格根本就未作规定，在《暂行规定》中仅规定外贸代理人必须有外贸经营权，对其他条件也未作规定。

这种情况不能满足商业代理实践的需要，不利于规范代理商，也不利于保护本人和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因为，一方面作为商事营业体，代理商必须拥有一定数额的自主财产，否则无法对自己的过错造成本人或第三人的损失承担责任;另一方面，如果法律对代理商的资格不作明确规定，无法保证本人与第三人交易的安全，因为事先第三人无从知晓代理商的资格是否合法，若以后有关机关确认该代理商资格不合法，将导致该代理合同无效，代理合同无效则代理商代理本人同第三人订立的交易合同也无效。

2.内外贸代理形式不同，适用法律各异

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代理人以被代理人的名义所从事的法律行为，其后果由被代理人承担，此代理为直接代理。

《暂行规定》规定的外贸代理形式中，代理人可以被代理人的名义，也可以自己的名义进行法律活动。

即外贸代理既可为直接代理形式，也可为间接代理形式。

《民法通则》对直接代理的法律后果的承担作了明确规定，而《暂行规定》的规定一方面不符合国际上通行的代理形式，另一方面又显失公平。

根据《国际货物销售代理公约》的规定，间接代理关系中的三方当事人――本人、代理人和第三人间的关系是两种不同性质的关系。

本人与代理人间是委托代理关系，代理人与第三人间是交易关系，因此，代理人与第三人所订立的买卖合同，本人不能直接接受，只有在代理人通过委托合同将买卖合同转让与本人后，本人才可承受。

但《暂行规定》规定，间接代理的行为后果由代理人承担，这与国际上通行的间接代理形式不符。

此外，《暂行规定》又规定，对于代理商以自己名义签订的合同可向本人收取3%的佣金，而对本人不履行合同或迟延履行合同则承担100%的责任。

这种规定显然是不公平的。

3.商事代理中代理人的地位不明确

根据代理的一般理论，代理人与本人之间是一种委托关系，而非雇佣关系，因此，代理人的地位是独立的，本人对代理人的代理行为无权干涉。

但是，在外贸代理实践中，由于法律对此未作明确规定，再加上一些本人对国际市场信息掌握的较多，或仅因为自己无外贸经营权无法直接与外商交易等情形，常常出现本人干涉代理人的代理活动，如直接与第三人联系，强迫代理人听从其指挥，或为了达成交易，无视代理商的合法权益，要求代理人无条件接受第三人的条件等。

这时的代理人实质上已成为本人的附属品或代言人。

在内贸代理中，制造商与代理商存在资产纽带关系，也淡化了代理人的独立地位。

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增效减员己成为一个主要举措，对于富余人员能自我消化的，政府要求尽可能自我消化，因此许多企业自行设立代理机构，销售本企业的产品。

这种代理机构其实仅是制造商的内部机构，无任何独立性可言。

三、完善我国代理商法律制度的思考

1.代理商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

就实际情形而论，代理商还处于弱势。

如果再对被代理人加以特别的法律保护，没有必要，也极不合理。

因此，笔者认为，商事代理(代理商)制度立法的价值取向应该体现出对代理商与委托商双方的合法权益予以同等的保护与重视，实现代理，尤其是商事代理中以义务为中心向互利为中心的转变。

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应是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即不仅注重委托商利益的保护，对于代理商合法利益的保护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同时更应注意交易的便捷与安全。

2.代理商制度的立法模式

代理商的立法模式问题，立法时当然应该考虑。

目前，关于商事代理立法有三种模式：目前关于商事代理立法模式有三种：一是规定在民法典中，即在民法典关于代理的章节中也对商事代理加以规定，如我国台湾的民法中就有代办商(即代理商)的规定;二是规定在商法典中，如日本、韩国、德国等国商法中均有代理商的规定;三是规定在单行法律中，如英国的《18代理商法》。

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目前商事代理中出现的代理形式不规范、适用法律不统一、代理行为无法可依等诸多现象，比较现实的做法是，首先不区分民事代理与商事代理，在一部民事法律中系统、全面地规定代理的三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

这部民事法律即是《民法典》，有关代理的一般法律制度应当纳入《民法典》的总则编。

在起草《民法典》时，现行的散见于《民法通则》、《合同法》和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司法解释中有关代理制度的合理部分应当尽可能吸收到《民法典》之中。

其次，参照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立法及国际惯例，就性质确实较为特殊的商事代理关系制定一部专门的《商事代理法》予以必要的规定，并将其作为民法的特别法，以此来规范我国的代理商制度特殊的法律问题，以规范商事代理行为，使商事代理活动有法可依。

3.代理商资格的取得条件

商事代理不同于民事代理，因此，法律应明确规定代理商必须有自己的商号、一定数额的财产、营业场所并登记注册。

否则，不赋予其代理商资格，无代理商资格的组织机构不从事代理活动。

此外，对代理商都赋予外贸经营权，使一个代理商既可从事内贸代理，又可从事外贸代理，以避免机构重复设置、市场分割的现象。

这其中存在争议的是代理商从事商事代理是否应当申请登记的问题。

由于我国现行法律、法规均未对商事代理做出规定，因此，对于从事商事代理业务是否应当申请登记，立法上还是一个空白。

笔者认为，既然代理商作为一种职业，是商人的一种，而且其又从事商事行为，所以，代理商就其从事营利性活动这一点而言己与制造商等毫无二致。

因此，国家应当建立一套完整的法律法规重视和保护代理商在我国的发展。

笔者认为，应当建立申请登记制，对于长期、固定从事商事代理业务的代理商，应当实行申请登记，只有取得了代理商的资格，才能从事代理业务。

而对于那些临时从事代理活动的代理商，则不一定非要其办理登记手续不可。

参考文献:

[1]徐海燕:英美代理法研究[M].法律出版社,，第387页

[2]赵万一：论民法的商法化与商法的民法化[J].法学论坛，第4期，第32页

[3]任先行，周林彬：比较商法导论[M].北京大学出版社20，第443页

[4]杨芳，杨永忠：WTO下的商事代理问题研究[J].商业研究，第19期，第147页

代理商的核心竞争力【2】

代理商是一个既复杂，又简单的中间环节。

说代理商简单，主要是因为，如果放眼到整个家电供应链的大视野看，代理商层面基本不存在大的战略选择，厂家的战略就是的代理商的战略，代理商几乎没有所谓的自主权和话语权。

因此，总有代理商朋友提出疑问，代理商就像三明治夹在厂家和终端零售商之间的那个夹层一样。

代理商的未来到底在哪里?代理商的核心竞争力又体现在哪里呢?

我是用了三年的时间，与全国给地的家电代理商近距离接触之后找到这两个问题的答案的。

更准确地说，我是通过自己与代理商的深度交流之后，才真正发现了代理商的核心价值所在，那就是代理商可以在三明治夹层的“薄”与“厚”上做出文章。

做得“厚”的代理商，可以成为区域内掌握话语权，任何品牌通过他的运作，都能获取做大的'规模。

但是，代理商要想从受制于人到掌握话语权，靠的就是不断优化和提升运营能力，提高自己服务于厂家和零售商的能力。

让厂家在区域内对你形成依赖，这就是代理商的价值。

事实上，也确实有很多代理商在各自的区域内形成了自己的这种优势，让厂家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依赖。

因此，我们看到：在相同或相近的经营模式下，不同的代理商之间差异却很大：同样的地盘，不同的人耕种，产出的粮食可能天地之差。

表现为不同的代理商在区域市场的运营推广的能力上的差异。

表面上看简单这个经营模式：从厂家进货，再出货给零售商或下一级代理商，依靠一进一出之间的利差获取收益，却是由很多细小的环节组合而成的。

代理商的成败是由对细节的把握所决定的。

行业在发展，业态在演化，几乎所有的宏观与微观的经济要素都在动态环境中相互作用，在瞬息万变的中国家电市场上，代理商可谓“各领风骚三五年”。

代理商在运营的过程中，就是要靠各种技巧来获取市场中量与利的平衡。

如果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控制中间成本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

如果成本控制不好的话，就会亏村。

篇3：浅析我国司法建议制度的完善论文

浅析我国司法建议制度的完善论文

摘要：

司法建议制度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民司法制度，是人民法院推动社会管理的重要途径和方式之一。但是，在实践中，司法建议所面临的尴尬却使其作用大打折扣。本文通过总结当前司法建议工作存在的问题，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司法建议制度的措施。

关键词：

司法建议；受建议对象；采纳落实；功能作用

司法建议，从其效力上来说，本质上是一种提出建议的行为或制度。对于提出司法建议的主体，有的学者认为包括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有的学者认为仅指审判机关即法院。笔者认为，在我国检察院与法院虽同属于司法机关，但检察院作为法定的监督机关，其提出的建议应该是作为检察建议而存在的，易于引起受建议对象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法院显然力所不及，因此，本文将提出司法建议的主体限于法院。

我国的司法建议制度存在的价值是为了促使法院可以更好地参与到社会管理中去，切实树立法律权威。但是，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司法建议制度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不容乐观。

一、我国司法建议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依据不足

目前，我国关于司法建议制度并没有系统的法律予以规定，有关司法建议的法律仅仅局限于《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三款、《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第二款、《法官法》第三十条。这一立法现状使得司法建议的适用范围不明确，无法定程序可循，加剧了本身缺乏强制力的司法建议贯彻落实不到位的问题，也导致了司法建议在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容易产生不规范与滥用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司法的公信力。

（二）司法建议的质量不高

由于实践中缺乏相应的考核和激励机制，司法建议工作得不到其原本应有的重视，导致许多审判人员对司法建议的地位和作用认识不到位，造成了对司法建议工作的忽视。另外，司法建议并没有严格的格式要求，审判人员制作的司法建议往往把握问题不够准确，仅仅寥寥数语，内容过于简单，建议采取的改进措施不具备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监督落实机制缺乏

当前，我国各地法院普遍存在司法建议回复率低，得到采纳落实情况不理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未建立有效的监督落实机制。司法建议被采纳落实的情况是衡量一份司法建议是否成功，是否产生良好社会效果的重要指标。司法建议的最初目的`是通过一种较为委婉的方式引起受建议对象的重视，使得建议的内容得到采纳落实。但是在实践中大多数法院在作出司法建议后，并未对受建议对象的采纳落实的具体情况进行跟踪回访。对于受建议对象而言，对司法建议的积极回应与否并无实质性的差别，长此以往，容易导致司法建议被忽略，反过来也会降低审判人员作出司法建议的积极性，不利于司法建议功能的发挥。

二、我国司法建议制度的完善路径

（一）完善法律规定

“良法是善治之前提”，要推进司法建议工作的发展，健全和完善司法建议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是基本前提。因此，应当将司法建议的基本原则、宗旨、主体资格、适用范围、操作规范等方面进行明确规定，通过立法的形式，增强有关司法建议的法律法规的及时性、系统性、针对性和有效性，使得司法建议制度真正达到制度化、法律化。

（二）提高司法建议的质量

司法建议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司法建议的回复率，进而影响着司法建议良好社会效果的发挥，因此，提高司法建议的质量势在必行。首先，法院可以通过开展一些研讨会、优秀案例报道等活动。让审判人员感受到司法建议的重要性，促使其慢慢从思想上开始重视司法建议。其次，审判人员应进一步规范司法建议文书。司法建议文书不仅要做到书写规范、语气措辞得当，而且司法建议的内容要具体、明确，具有针对性与可操作性。一份优质的司法建议应当指出问题、分析问题到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对策，这样的司法建议才会更容易引起受建议对象的重视。

（三）建立监督落实机制

法院应该在司法建议作出后适时地与受建议对象进行沟通，了解受建议对象对司法建议内容的采纳落实情况，以及产生的社会效果。对于未对司法建议作出任何回应的受建议对象，要采取适当的方式进行督促，必要时也可向受建议对象的上级机关或主管部门提出意见，让其监督受建议对象将司法建议内容落到实处。另外，法院可以将司法建议的内容以及受建议对象对司法建议的回应情况通过报刊、电视、网络等方式予以公开，让受建议对象接受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从而促使受建议单位积极认真对待法院作出的司法建议。通过法院自身与外部力量的配合，进行有效的监督，从而使司法建议工作在实践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郑智航.法院如何参与社会管理创新――以法院司法建议为分析对象[J].法商研究，（3）.

[2]陈国华.基层法院司法建议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对策[N].人民法院报，（4）.

[3]韩丽欣，郑国.我国司法建议制度的现状与对策再研究[J].南昌航空大学学报，（9）.

篇4：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及完善

摘要：新会计法的实施，是当前加强经济管理和财务管理的需要，对于促进会计工作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服务于经济发展的需要起到了积极作用。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有些违法标准不清、民事责任规定不足和会计法律责任体系的不健全等。

需要进一步完善会计法的相关规定，协调相关法律法规，使会计法律责任制度达到统一规范。

关键词：会计法律责任会计民事责任法律制度完善

一、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

会计法律责任是指会计主体违反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这里的会计主体不仅包括单位，还包括个人。

有的学者认为会计法律责任仅仅指违反《会计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这并不全面。

因为涉及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很多，除了《会计法》，还有《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所得税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等，所以，不管是违反《会计法》还是违反其他涉及到会计行为的法律法规，都属于应当承担会计法律责任的范筹。

二、会计法律责任的特征

会计法律责任的产生基于会计违法行为的发生，而会计违法行为包括会计业务处理过程中的违法行为、会计处理结果公布中的违法行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的发生涉及到方方面面，并不是单个部门或个人就可以完成的。

因此，这就形成了会计法律责任如下两个重要特征：

(一)会计法律责任主体的多样性

会计业务行为从开始发生到产生结果要涉及到多个部门及人员。

因此，会计法律责任主体就相应地具有多样性，当会计业务出现造假或者会计信息的披露出现舞弊失真，给股东、债权人、国家造成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损失时，这就要追究相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而上面所提到的涉及会计行为的所有部门或人员都有可能为出现的损失承担会计法律责任。

(二)会计法律责任追究机关的多样性

从会计法律责任的概念可以看出，会计法律责任涉及到的相关法律法规很多，涉及到的机关也很多，因此一旦出现会计违法行为，追究法律责任的机关就有可能是多个。

三、会计法律责任的具体形式

根据我国《会计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国的会计法律责任主要有行政责任、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三种。

(一)行政责任

行政责任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主体在国家行政管理活动中因违反了行政法律规范，不履行行政法上的义务而产生的责任。

主要有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两种方式。

(二)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是指犯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

在会计活动中，有关的会计行为主体违反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隐匿或者故意销毁依法应当保存的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或人员行使上述行为等，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三)民事责任

民事责任是民事主体因违反民事义务所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它主要是一种民事救济手段，旨在使受害人，被侵犯的权益得以恢复。

从民事责任的定义可以看出，会计民事责任主要是因为违反了会计法律规范，使利害关系人受了损失而给予的补偿。

四、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立法现状

(一)会计法

我国1979年8月开始起草会计法，1985年1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以下简称《会计法》)由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并颁布实施。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并公布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的决定》，10月31日，九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了《会计法(修订草案)》，修订后的《会计法》于7月1日开始施行。

新的《会计法》加大了单位负责人的责任，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第28条规定：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法办理会计事项。

同时还加大了惩治的力度，具体列举了各种可能发生的会计违法行为及处罚规定，并强调了会计违法行为刑事处罚，如第42条：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有前款所列行为之一，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43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新的《会计法》更加完善，更具有操作性。

(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除了《会计法》，《公司法》、《证券法》、《企业破产法》、《合伙企业法》、《独资企业法》、《注册会计师法》、《审计法》、《税收征收管理法》、《所得税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等都对会计法律责任有相关的规定。

五、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立法不足

1.对于违法行为标准界定的不足

根据《会计法》第43条：伪造、变造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编制虚假财务会计报告，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2.民事责任规定的不足

《会计法》是关于会计行为和组织的核心法律，它的相应条款应为民法和其他同一层级的法律规范(如公司法、证券法等)提供法律判断标准方面的会计专业技术支持。

在实务中，由于会计法规民事赔偿制度的缺失，导致会计信息披露不充分，使用者遭受到经济损失时，难以获得民事赔偿。

3.对于会计法律责任主体承担责任规定的不足

根据《会计法》第4条：单位负责人对本单位的会计工作和会计资料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第2l条：财务会计报告应当由单位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名并盖章;设置总会计师的单位，还须由总会计师签名并盖章。

单位负责人应当保证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完整。

由这两条可以看出，单位负责人对单位的会计工作及会计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负责。

六、我国会计法律责任的完善

1.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直接作出规定

在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作出规定时，首先应当明确的是必须规定在我国调整会计法律关系的基本法，即会计法或者其实施细则中。

其次，对会计信息及虚假会计信息的界定必须科学化，避免过去的法律规范中的有关规定在会计专业人员看来不很科学的情况出现，这就要求必须结合会计专业人员和法律专业人员的意见和建议，共同来制定标准。

同时，对于会计违法犯罪的制定也要具体化，结合《刑法》的'规定，来制定会计违法犯罪的标准，同时，《刑法》中对于会计违法犯罪制定不完善的地方，也要结合《会计法》的规定进一步完善。

2.明确单位负责人的会计法律责任，加强会计违法责任的追究力度，特别是完善会计违法的民事、刑事法律规范从我国现实情况看，大量虚假的会计信息来源于单位负责人的意志。

诚然，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单位负责人的确“不懂业务”、“不懂会计”，但这不能成为他们推脱会计责任的借口。

相反，加强他们的会计责任，可以促使他们学习财会知识，增强法制观念，注意内部控制，提高管理水平，否则会计工作只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之中’。

篇5：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及完善

摘要：本文通过对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完善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的具体措施，对规范和统一会计法律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会计法律责任会计法刑法民事责任

会计法律责任是指会计主体(包括单位和个人)违反会计法律法规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

这里所指的法律法规包括《会计法》、《证券法》、《公司法》、《保险法》、《所得税法》、《独资企业法》、《企业破产法》等。

但是，目前我国现有的与会计相关的法律法规尚存在诸多不足之处，影响了会计法律责任的落实和追究。

所以，研究和探讨如何完善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会计法》为基础，对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及其具体完善措施进行初步分析和探讨。

一、我国会计法律责任制度存在的不足之处

篇6：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论文

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若干思考论文

摘要：改革后的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但仍与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文章剖析了我国现行的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一些缺陷，并针对这些缺陷提出了完善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相应对策。

关键词：刑事辩护辩护人制度完善

被指控人有权获得辩护是现代各国公认的宪法性原则，它超越了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传统法律文化的界限和障碍，在各国刑事诉讼中得到普遍确立。刑事辩护制度的确立不仅使被告人独立平等的诉讼地位成为可能，而且也使得被告人得以借助权利的武器达到制约司法权力扩张防止司法专横的目的。因此，它在一国的司法制度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完善与否，是衡量一国刑事诉讼制度乃至整个司法制度科学、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志。中国改革后的刑事辩护制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但仍与有关国际标准存在一定的差距。“一种制度如果不受到批判，就无法得到改进”⑴，因为刑事辩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已严重阻碍了我国司法改革的进程，影响司法机关公正司法的形象，因此，剖析我国刑事辩护制度的缺陷以期予以完善已是大势所趋。笔者认为，应重点在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与刑事辩护有关的法律法规进行完善。

一、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主体地位

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法》第33条规定，公诉案件自案件移送审查起诉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从以上规定可以看出，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在检察院审查起诉阶段才可以委托辩护人，但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又可以聘请律师提前介入（所谓提前介入，是与修改前的《刑诉法》规定相比较而言的）。这样就在法学理论界和实务界引发了律师在侦查阶段处于何种诉讼地位的争论。而在司法实践中，律师的这种提前介入的权利往往有名无实，既无法操作也没有相应的措施予以保障。例如，在侦查阶段中，侦查机关往往任意为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设置种种障碍，所谓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无法得到保障。至于规定的律师可以代为申诉、控告，因为律师看不到案件材料，不能调查取证，甚至无法会见当事人，不能掌握具体案情，因此根本无法代为申诉、控告。因为法律没有明确提前介入的律师辩护人的身份和职能，律师也无法提出辩护意见，更何况法律也没有规定侦查机关要听取律师的意见！由于对侦查权的行使缺乏必要的司法控制，整个侦查程序几乎演变为赤裸裸的“行政治罪程序”⑵，侦查权“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⑶，基于此，有学者甚至认为我国立法上对律师在侦查阶段提前介入的规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种宣告性规定⑷。造成以上这种尴尬局面的`直接原因就在于提前介入的律师身份的不确定。虽然从法理上根据有控诉即有辩护的宪政性的民主法制原则，犯罪嫌疑人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都应享有辩护权，都可以委托律师行使辩护权，但是从上述条文的规定来看，提前介入的律师却既不是辩护人，也不是诉讼代理人，而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律师”。用这样一种身份让律师参与刑事诉讼，在世界上恐怕是独一无二的。

根据联合国《并于律师作用的基本原则》第1条规定，所有的人都有权请求由其选择的一名律师协助保证和确立其权利，并在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为其辩护。联合国《保护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的拘留或监禁人的原则》第11条第1款亦有类似的规定，“被拘留人应有权为自己辩护或依法由律师协助辩护”。对此，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均已在法律中肯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中辩护人的地位。例如，在英国，“任何人在侦查的任何阶段，都应该能够与律师进行联系，并且同律师秘密面谈。他甚至可以在受到羁押的情况下这样做”。（5）在美国，当警官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应告诉他有得到律师帮助的权利。美国宪法修正案第6条规定，“在所有的刑事诉讼中，被告人享有------接受律师帮助自己辩护的权利”。日本《刑事诉讼法》第30条规定，被告人或者犯罪嫌疑人可以随时选任辩护人。中国澳门《刑事诉讼法典》第51条规定，对被拘留之疑犯进行首次司法讯问时，必须有辩护人之援助。上述国际公约及国家和地区法律的规定均表明律师在侦查阶段以辩护人身份行使辩护权，独立地参与刑事诉讼活动

[1] [2] [3] [4] [5]

篇7：浅谈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

随着市场经济的日趋活跃，当事人之间的不动产交易大量涌现，因不动产登记制不完善而引发的纠纷也由此增多。法院在认定未办理不动产权属登记的买卖合同效力时，一般有以下4种作法：1?合同不成立，一方收受的财产以不当得利返还给另一方，造成损失的由过错一方负责赔偿；2?合同无效，由双方承担合同无效的法律后果；3?合同“尚未发生效力”，一方可强制另一方实际履行或在解除合同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4?合同成立生效，产生一种债权请求权。但不动产所有权未发生转移，买方可依合同请求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其中前三种做法都将登记的效力及于房屋买卖合同本身，认为未经权属登记，合同债权或不能成立或成立后不能生效，唯有最后一种做法将登记的效力独立于买卖合同之外，认为登记与否不影响合同债权的发生。由此可见，各地法院在不动产登记的效力上认识并不一致，究其原由，是由于我国立法的不明确，不但有关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登记制度尚未在中国得到系统的建立，而且现行法院中的有关制度也说不上完全是民法物权法意义上的制度，它仍然是带有浓厚的行政法色彩的制度。

一、不动产登记的效力

1?原因行为与结果行为

不动产交易中，债法上的合同为原因行为，而物权变动登记为结果行为。以房屋买卖为例。在我国完成房屋买卖分为订立买卖合同和进行权属登记两个阶段。其中订立房屋买卖合同的行为是一种债权行为，合同成立生效后，合同当事人之间就产生一定的债权债务关系，这种债权债务关系先于房地产权属登记而有效存在，买受人负有在约定期限内付清房款、受领房屋的义务；出卖人负有在约定期限内将房屋按合同约定的质量交付买受人的义务，双方均有相应的债权请求权。但此时只是具备了物权变动的原因，并不发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只有经房地产权属登记，房屋的所有权才从出卖人一方转移至买受人一方，在此之前，出卖人始终保有标的物的所有权。房地产物权的变动是在权属登记阶段完成的，这在德国民法关于不动产物权变更的“合意＋登记原则”中得到鲜明地反映。这里的“合意”特指物权行为，不动产物权变动凭债权契约、物权契约、登记而发生，物权契约的外在形式即登记。在“一物二卖”的场合，尤其在第二买受人为善意的情况下，尽管第一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存在着有效的债权债务合同，第一买受人因未办理登记手续仍不能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他只能够依债法上的违约责任制度请求出卖人赔偿，而不得主张第二买受人与出卖人之间的合同无效，笔者以为，那些将未办理不动产登记的合同认定为无效或未生效的立法、司法实践，实际上是混淆了不动产交易中的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的效力，将债法上的原因行为归入到物权法上的登记-结果行为中，其结果是否定了合同的独立效力，不利于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

篇8：浅谈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完善

不动产登记有两重意义，一是公法上行政权力对不动产交易进行监督管理，二是私法上通过权利状态的公示，保证交易安全。这里着重探讨第二重意义。根据登记对不动产交易安全的保护范围，可以将两方各国的立法大致分为登记生效主义型和登记对抗主义型。从我国目前现行法规中散见的有关登记的规定来看，我国的立法例为第一种类型。既然为登记为生效，就可推出不动产登记的最重要的一层效力：物质变动的根据效力。登记在这里发挥着决定当事人的不动产物权能否按照当事人意愿设立、变更与废止作用。如果把登记对物权变动的决定效力看作是有积极作用，那么物权公示效力就是登记的消极作用。世界各国凡有不动产立法者，一般均承认登记对抗第三人的效力。登记的第三层效力为善意保护效力，这是从物权公示效力中派生出来的。由于登记本身具有社会客观公信力，在信赖登记的第三人取得登记的不动产物权时，其正当权利不会因为有错误的登记而被剥夺，客观公正的社会交易秩序才能得到维护。除此之外，登记还具有警示效力，提供给社会法律讯息，让社会尤其是不动产取得人了解标的物的全面情况，然后决定自己是否为某项法律行为。

二、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立法建议

（一）我国不动产登记效力应采取对抗主义

民法制度构造的基础应当是现实中的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笔者认为根据不动产制度的“实益”，不动产登记的效力应采取对抗主义。

利益衡量和价值判断分为宏观和微观两个角度。

在宏观角度，私法自治是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有权依照自己的理性判断，去设计自己的生活，管理自己的事物，基于私法自治原则，私人相互间的法律关系应取决于个人之自由意思。物权变动是民法中物权制度的重要部分，只要其变动没有损害国家、社会和第三人的利益，法律就不应该过多地干涉，否则，反而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市场交易，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

在微观利益衡量上，有的学者主张不动产登记效力采成立要件主义的最主要的理由是，采登记的对抗主义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的利益?“交易上的利益”?。但是，事实上又是怎样一回事呢t为了说明问题，举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如下：

甲拥有一不动产，与乙订立买卖合同，将不动产转让给乙，但尚未办理不动产变更登记。此时，又有丙来与甲协商欲买甲之不动产，价格比乙为高，甲转而准备将不动产卖给丙。丙为交易第三人，现在我们分别在丙为善意和恶意两种情况下考察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及采对抗主义中衡量交易上的利益。

1?丙为善意：

1）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

在登记为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时，由于乙尚未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故不动产的变动没有生效，甲仍是不动产的合法所有人，他当然有权将自己的不动产转让给丙?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甲是不动产的有权处分人，根本不需要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丙即可合法地取得不动产的所有权，其实，在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的国家里，不动产以登记为公示原则，故不动产的取得一般不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然后，甲对乙承担债权法上的违约责任，这样，丙最终取得该不动产。

2）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

在登记采物权变动之对抗主义时，不动产的取得和变更只要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时，即生效力，但是，物权变动的效力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这样，即使乙尚未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物权变动已经生效，他仍然可以获得不动产。但是，由于丙是善意第三人，乙取得不动产的效力不能对抗丙，丙因而最终取得该不动产。

2?丙为恶意

1）不动产登记为生效要件

在不动产登记为生效要件时，乙没有办理不动产的变更登记，则物权变动不生效，甲仍然是不动产的合法所有人，即使丙是恶意的第三人，甲将不动产转让给丙的行为还是有效?丙在受让不动产之后立即办理了登记?，结果，乙只能请求甲承担违约责任的法律救济，而恶意第三人丙竟然最终取得了不动产。

2）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

在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物权变动的效力仅仅不能对抗善意的第三人，而如果第三人是处于恶意的话，即使没有登记，物权变动仍然有效。所以，当第三人丙为恶意时，乙可以对抗丙而继续合法享有不动产，丙则不能取得不动产。

3 结论：

从以上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当第三人为善意时，第三人都能取得不动产，无论不动产登记采生效主义还是采对抗主义，都是同样地保护交易安全和第三人利益的。而当第三人为恶意时，在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的情况下，恶意第三人不能取得不动产；但是，在不动产登记为生效要件的情况下，恶意第三人却能够取得不动产，从交易安全方面考虑，笔者认为，交易安全应当包括两方面，以本案例分析，一方面是受让人乙的交易安全；另一方面是第三人丙的交易安全，一般而言，当事人之间在有关物权变动的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到办理物权登记之前，总有一段时间间隔，如果不动产登记为物权变动之生效要件，则在此段时间间隔中，物权变动不生效，原不动产所有人甲仍是不动产的有权处分人，他为了获得更好的交易价格，或者处于其他方面利益的考虑，不管第三人丙是善意还是恶意，甲的这种有违商业道德的行径都将得逞，这样的法律规则，对于受让乙而言，就没有交易安全的公平正义?如果说不动产登记的生效主义有利于保护第三人利益的话，那就是它连恶意第三人都保护?另外，有学者认为，不动产登记采对抗主义制度本身自相矛盾，理由是，不动产物权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可以生效，但是该“生效”的物权不能对抗第三人，即该“物权”没有公认的物权的对世权的性质，若其不能对抗第三人，他的设立又怎么能“生效”，所以，该“物权”就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物权，是没有意义的物权。笔者认为，登记对抗主义中意思一致而取得的物权在性质上，属于负解除条件的物权，在没有善意第三人时，物权变动生效，出现善意第三人的情况后，物权变动的效力不能对抗第三人。另外，物权发展到现代，已经是有限制的绝对权，在善意取得制度中，为了保护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利益，真正权利人的物权都不能对抗第三人，所以，如果我们认为只要有第三人的对抗，物权就不是真正的物权的话，那么现在所有的物权都不是真正的.物权，之所以得出这个错误的结论，问题在于没有正确把握现代物权的性质。

（2）不动产登记应采形式审查制

登记的实质审查制，即登记机关对于登记之申请，除须审查登记条件是否在形式上完备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之原因与事实是否相符、有无瑕疵，也须详细审查，经确定后方予登记。而登记的形式审查制与此恰恰相反，登记机关对于登记的申请，只进行形式上审查，而对于契约上所载的权利事项，在实质上是否真实，有无瑕疵，在所不问。

实质审查制有以下两个主要弊端：

第一、由于进行实质审查，审查的范围和力度都相当大，登记机关的审查费用很高而且手续繁冗，需要花费当事人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使得交易费用和成本骤升，人为地设置了市场调配资源机制的障碍，同时，在登记时实质审查的时间比较长，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高速运转的需要，而且，现实中不动产登记种类繁杂，数量庞大，每件登记都要进行全面的实质审查，必将耗费登记机关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所以，从经济效益和效率的角度而言，实质审查是不足取的。

有人提出，根据德国法中关于物权行为的理论，民事法律行为分为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这两种行为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采用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即物权行为在其法律效力和法律结果上必须与其原有行为的有效性相分离，不动产变动之际，登记官吏的审查范围也就仅限于审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笔者认为，首先，我国大多数学者都认为物权行为理论是“概念法学的幽灵”而不主张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理论，其次，如果登记中仅审查直接发生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那其实与形式审查制一般无异。

第二、坚持实质审查制的学者经常提出实质审查的最大优点，即利用登记机关行政权力的高效、权威性使物权得以公示并获得公信力，而且，采取严格的公示态度可使物权变动完全处于国家的管理和控制之下，便于国家有关部门进行管理和监督，法律的社会保护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但是，笔者认为，在我国的当前公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国情下，实质审查制非常容易导致国家公权力对私权力侵扰和过度干预的问题。

首先，在实质审查制中，登记机关需要对合同的实质性条款进行审查，以确定物权变动之原因与事实是否相符。如果登记机关是行政机关的话，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合同的订立应由当事人之间私法自治，如果登记时登记机关都要对于合同实质条款进行审查，实际上等于扮演了司法机关的角色，不动产登记几乎就变成了向司法机关提起的合同效力确认之诉，背离了不动产登记的初衷，同时也是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过分干预。

实质审查的登记具有公信的效力，有的学者称之为公信原则。公信原则系指依公示方法所表现的物权纵不存在或有异，但对于信赖此项公示方法所表示之物权、而为物权交易之人，法律仍承认具有与真实物权存在相同法律效果，以为保护的原则。一旦实行登记的实质审查制，登记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公信力，登记机关就必然需要为此承担相应强度的法律责任，对于真实权利人所受损害予以补偿。在登记如有错误、遗漏、虚伪而致权利人于损害时，在德国登记制中，由国家负责赔偿，在托伦斯登记制中，登记机关自己设置赔偿基金承担责任，不动产登记种类繁多，数量巨大，实质审查对于登记机关而言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对于登记机关的人员素质和办公设备有相当高的要求，登记机关不易执行。

其次，通过登记的手段来加强国家对于不动产的管理和控制，笔者以为是一个不足取的办法。我国建国以来一直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对社会的各种资源惟恐管理和控制得不紧，对于社会生活各方面“统得过死，统得过严”，反而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登记实行形式审查制的最大弊端是登记缺乏公信力，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不明朗，物权归属情况不明晰，从而不利于交易安全。

笔者认为，形式审查制的这一弊端可以通过不动产产权证书的方法予以解决。在托伦斯登记制中，虽然实行登记的实质审查制，但是并不强制一切土地必须申请所有权及他项权力登记，即采任意登记主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可登记可不登记，因此，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法律关系也不是很明朗。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托伦斯登记制度中使用交付产权证书的方式来明晰物权的归属情况，保障交易安全和经济信用。这种方法，一方面达到了保障交易安全和经济信用的目的，另一方面，物权变动中交付产权证书，尊重了当事人在私法领域中的意思自治原则，节省了大量的登记费用，克服了实质审查制的重大弊端。就我国而言，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实行不动产所有权登记发证制度，历史上和现在一直实行不动产的登记发证制度，我们已经在心理上和事实中普遍认可产权证书制度，所以，以发放产权证书的方法来弥补形式审查的弊端，具有现实的制度基础，因而可行性甚强，这样一来，形式审查既保证了交易安全，又有利于经济效率，理应是立法最佳选择。

（三）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五个统一”原则

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是“多头执政”，而且其依据的法律也不同。这种混乱的状况不符合法理，也与世界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兼容。我国在制定物权法或者专门的不动产登记法时，有必要加以改善，具体而言，需要注意“五个统一”的原则：

第一，统一法理依据。

我国目前的不动产登记的法律依据“政出多门”，而且，已经制定的法律、法规中虽有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规范，但这些规范比较零散，而且不合理者颇多，相互之间也存在大量矛盾的情况。更要害的问题是，目前大量的不动产登记内容仍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要求制定的，这些制度是为了满足对土地、房屋进行行政管理的需要，而不能满足不动产进入市场交易的需要。所以，必须制定一部满足市场经济要求，逻辑严密、内容统一的适应我国国情的不动产登记法。

第二、统一登记机关。考察世界各国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可以发现关于登记机关的两个规则性特点：一是不动产登记机关多为司法机关。如：德国是属于地方普通法院系统的土地登记局；日本是司法行政机关法务局、地方法务局及其派出所；瑞士是各州的地方法院；我国旧民法制定之时，也是采用地方法院统一登记的做法，但后来由于民国原司法混乱而改为由不属于行政机关的独立部门-地政局统一负责。二是不动产登记机关的统一性。为维护在不动产登记上司法统一性，同时也因为不动产在自然联系上的紧密性，国家法律均规定一国之内或一个统一司法区域内实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制度，即不论土地，房屋还是其他不动产，也不论是何种不动产物权，均由统一的登记机关负责。

目前，我国不动产登记机关都是有关不动产的行政管理部门。之所以世界各国都以司法机关为登记机关，是因为不动产登记直接或者间接地决定权利人的实体权利，故登记制度应与司法部门建立直接的关系。由于在登记时需要进行审查，就我国国情而言，行政机关无专门的相关人员和设备，难以担当不动产登记的重任，同时，行政机关由于负有行政管理职能，容易使登记变成行政管理的性质。另一方面，我国司法机关配有专门的法律人才和相关司法设备，同时，为了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已经发展了一整套比较成熟的符合程序正义的讼讼原则和制度，例如辩论原则、诉讼证据制度等，而且，司法机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利于登记的公正性。另外，一旦有关不动产的登记发生争议，就可以直接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不必经过起诉阶段，而是直接向上级法院上诉，这样既方便当事人获得法律救济，又可以节省有限的诉讼资源。所以，笔者认为，我国应当顺应国国际规则，以司法机关为不动产登记机关为宜，具体而言，可以由不动产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法院统一管理。

第三、统一登记效力，根据本文的分析，笔者主张不动产登记法应采登记对抗主义，实行形式主义登记的原则。这不仅符合法理的要求，更是适应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四、统一登记程序。在我国，一直存在重实体而轻程序的错误思想，对于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缺乏应有的认识，不动产登记制度是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市场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全国应当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市场，减少直至消除地方保护主义，在不动产登记法中，应该统一登记的程序，原则上不允许各地区各自制定自己的不动产登记程序。

第五，统一权属证书。不动产权属证书是证明权利人拥有不动产物权的重要文书，是在我国未来实行登记对抗主义后保证交易安全的不可或缺的重要配套制度。我国目前的不动产权属文书不统一，在种类上包括地权证、房地产权证、林权证等等多种不动产权属文书并行的情况。不动产权属证书的不统一，不方便权利人进行登记，而且加重了权利人的经济负担，式样不统一也给假冒证书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市场交易的安全和效率极为不利。所以，不动产物权的权属证书应当由统一的机关制作、颁发，并且具有统一的格式。这样制定的权属证书就可以改变和防止目前权属文书中的混乱局面，从而保障不动产交易顺利、安全、高效地进。

篇9：浅论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浅论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摘要：我国目前的税法法律规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税法解释作为弥补税法规范这一缺陷的主要方法，对税法运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我国目前的税法解释制度存在许多缺漏和不足之处，使其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故深入研究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问题对税法的有效实施是有所裨益的。本文首先介绍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然后分析该制度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说明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最后，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提出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几点建议。

关键词：税法解释；行政解释；立法解释；司法解释

引言

有这样一个案例：3月，王某成立了甲公司，但是王某经营一年多从未在税务机关申报纳税。该市国税局依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申报缴纳税款定性问题的批复》，对其作出处罚决定。王某请求复议，复议机关作出维持决定。王某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经审理，法院认为《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不申报缴纳税款定性问题的批复》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规定的偷税手段作了扩大解释，违背了纳税人的权利，因此未予以使用，即该处罚决定在法律依据上存在问题，判决予以撤销。 [1]但行政机关认为法院对行政解释没有再解释权，故不执行判决。

在以上这个简单的案例中，我们认为其至少蕴涵了三个与税法解释有关的问题：一是税法解释权应遵循怎样的划分原则；二是税法解释应遵循怎样的方法；三是税法解释应遵循怎样的价值取向。这正是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基础问题，即税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税法解释的原则、方法以及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由于我国税法学起步较晚，税法解释的理论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故尽管税法解释制度已初步建立，但前述三个核心问题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与问题

所谓税法解释是指一定主体对税收法律文本的意思所进行的理解和说明。 [2]从定义可看出，税法解释属于法律解释的范畴，同时其解释对象是税法法律规范，故一国的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主要受该国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解释制度的影响。

（一）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

目前，由于立法机关向行政机关过度地让度税法的立法权，以及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怠于行使税法解释权，我国税法解释制度呈现了行政解释垄断以及立法解释与司法解释完全滞空的现状。究其原因，一方面，立法机关由于考虑到自身工作的繁重，以及对税法专业知识、信息的欠缺，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四部税收法律，即《税收征收管理法》、《个人所得税法》、《外商投资企业与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和《农业税条例》外，其他大量的税种如关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一般授权行政机关作出规定。根据“谁立法谁有权解释”的立法原则，行政机关理所当然地对其制定的大量的条例、规章拥有解释权。另一方面，由于立法解释在实际中处于一种虚置状态，没有积极、及时发挥其在法律解释中的主导性地位，致使行政机关在实践中对税收解释有迫切需要时，即具有充分理由进行各式各样的行政解释，甚至介入到立法解释中。实际中，立法机关往往在自己制定的法律中，索性就授权行政机关通过制定“实施条例”、“实施办法”、“实施细则”或“补充规定”等对其进行解释。这使得行政机关取得了“准立法机关”这样一种与立法机关相当的税法解释权。另外，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这是因为与税收有关的诉讼一般均为行政诉讼，而根据《行政诉讼法》第12条的规定，行政法规、规章或者行政机关制定、发布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决定、命令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的诉讼事项。这实际上就将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剥夺了。加之，税法的专业性强，大多数法官对财税知识掌握非常有限，不具备解释税法的知识体系和能力，故司法机关无法将税法解释权作为日常职责之一来执行。

在此情况下，行政解释无可厚非地担起了税法解释的“重担”。在实践中，这些以“通知”、“决定”、“命令”或“批复”命名的行政解释的强制效力遍及纳税人，甚至代替其解释对象，成为指导税务执法的主要依据。

（二）现行税法解释制度所存在的问题

在行政解释在税法执法中担任如此重要角色的情况下，对行政解释的限制、监督却没有跟上，行政解释的过度“繁荣”致使整个税法解释制度出现以下几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第一，各个行政部门、各级税法机关越权解释税法的情况普遍，致使税法解释体系相当混乱。目前我国对税法作出有权解释的行政机关包括国务院及其所属关税税则委员会、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同时还包括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但实践中，一方面，有权解释的机关由于各自所要实现的执法目标不同，故其势必从最便于自身执法目标实现的角度出发来税法解释，以致出现一个法律文本或法律规范有几种有权解释的现象，破坏了国家税法法制的统一性。另一方面，一些非税务机关为了自身执法的需要，对与管理的行业相关的税法条文进行解释。该解释尽管可能从该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更具有现实操作性，但从法理上来说，作为非有权解释机关作出的解释，其本身的程序非法性排除了其具有实质适用性的资格。另外，一些地方税务机关基于地方的实际情况，出于地方保护的需要，也发布“通知”、“批复”等，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税法和国务院制定的法规进行税法解释。

第二，行政解释随意性强，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立法本意，侵犯了纳税人的权利。行政解释的随意性主要表现在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任意地扩大或变更的解释。据不完全统计，截至于的，在国家税务总局或国家税务总局与财政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的解释性文件中，对既定税法规范作出扩大或变更解释，而且目前仍在普遍实施的文件多达1000件左右，许多内容对原有规范进行了实质性的突破。 [3]我国税法解释采取扩大或变更解释的方法是具有一定现实依据的。由于我国现行税法体系建立于1994年以前，当时立法之时受传统的“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的影响，一些法律规章仅对相关问题作原则性规定，没有制定任何具体的标准。另外，随新形式的出现，相关立法已显出滞后性，有关标准、数据、指标、条件已不适合当前经济发展的要求。所以，扩大或变更解释不失为弥补立法漏洞、填补立法空白的方法之一。但过度的扩大或变更解释，超越了“解释”应有的限度，违背了“解释”的本意，违反了立法者的目的，实有造法之疑。另外，这些扩大或变更解释在很大程度上扩大了税务机关作为国家税收的管理者对“国库”来源的维护权，而忽略甚至剥夺了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即当存在可作有利于纳税人利益的解释时，行政机关总试图向更有利于国家税收的方向进行解释。

第三，行政解释公布途径不完善，导致纳税人与征税机关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性。尽管目前国家税务总局每个月都会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法规公告，但这仅限于税收法规。由于我国绝大部分的行政解释是以“通知”、“批复”等形式作出的，带有明显的行政机关体系的内部化色彩，故一般都是上级对下级的指导、指示和意见，对于处于税务行政机关这个共同体之外的`纳税人来说，是完全隐秘和封闭的。 [4]这使得纳税人未能及时了解国家最新税法动态，适时履行新的纳税义务，以致造成非故意性地违税、抗税，也增加了税务机关的执行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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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问题反映了税法解释制度三个核心问题所存在的缺陷，首先就税法解释权而言，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解释权的划分不明确，立法解释权、行政解释权与司法解释权三者的位次混乱。其次对税法解释原则、方法来说，行政解释采从宽解释，即可扩大或缩小解释不利于我国税法制度的建构。最后从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来看，采“有利国库推定”原则“使纳税人权利不受重视。

二、完善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必要性

从目前税法解释制度的现状不难发现，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的缺陷，使税法解释制度一定程度上违背税法的有关基本原则，阻碍税法关系新理念的实现，逐渐动摇、摧毁税法的基石。为了建构健全的社会主义税法大厦，完善税法解释制度则颇具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完善税法解释制度体现了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我国税法改革正朝法制化方向努力发展，税收法定主义是这一改革所应遵循的最重要的原则。税收法定主义是指税法主体的权利义务必须由法律加以规定，税法的各类构成要素都必须且只能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征纳主体的权利义务只以法律规定为依据，没有法律依据，任何主体不得征税或减免税收。 [5]我们认为税收法定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中至少在两方面应得到充分的遵守：一是税法解释主体权限的法定性，即法律赋予解释权的主体才有资格解释税法，并且应在法律规定的各自的解释对象范围内行使权力；二是行政解释的内容不得涉及有关纳税主体、纳税客体、税基、税率、计税依据、纳税环节、税收的增加和减免等基本税收要素。但这两方面内容正是目前税法解释制度所缺少的，若得不到完善，税法建设就无法达到法定主义的要求。

第二，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税收公平主义的必然体现。税收公平原则指纳税人的地位必须平等，税收负担必须在依法负有纳税义务的主体之间进行公平分配，该原则是宪法规定的法律平等原则在税法领域的具体表现。简而言之就是纳税人条件相同的纳同样的税，条件不同的纳不同的税。但在实践中，各个行政部门、各地税法机关依据不同的方法来进行税法解释，如有的采取扩大解释，有的却采用缩小解释，这势必使适用于某一人群的规则因地区、行业的不同而不适用于处于相同情况的其他人。因此，为税法解释确定一个统一、科学的解释方法是税收公平主义在税法解释制度上的首要要求，这是因为“统一的相同标准可以避免主观的意气用事、偏袒或个人的偏好，并保护少数人的利益免于遭受多数人的侵害。如果前后不一致而采取双重标准或多重标准，则将违反体系，而导致不同的群体，在有关的相同情况下，遭受不公平的、偏袒的待遇。”[6]

第三，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在税法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传统的税法理念已从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性向权利义务对等性发展。这将要求税法从过去单一的管理职能向管理税收法律关系、限制征税机关的权力、维护纳税人的权利等多重职能方向转变。但是，目前我国税法解释的行政解释垄断性决定了税法解释根本无法真正兼顾征税机关权力与纳税人的权利，担任起限权、维权的角色。故完善税法解释制度，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是保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途径。对于保护纳税人权利这一先进、科学的税法理念，税法解释制度不应成为其发展的绊脚石，而应发挥其灵活性和能动性，成为积极地推动者。

三、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

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缺陷的形成并非偶然，因此尽管其完善具有迫切性，但该制度的健全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法律解释制度和税法法律规范体系双体系的改革同时启动，需要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相互配合，从深层次来说，更需要全社会税法观念的转变。故我们在此仅从税法解释制度的三个核心问题入手，提出几点拙见。

（一）重构立法、司法、行政三机关的税法解释职能

为了打破行政解释的垄断状况，必须在实践中恢复立法、司法机关的解释职能，使其真正成为立法、司法机关的基本职责，同时将行政机关的解释职能严格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1、确立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这是由立法机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中的扮演的角色以及立法解释本身的立法性特点所决定的。首先，立法解释机关在我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其作为代表公共民意授权的机构，本身并不会像行政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达到行政效率而滥用解释权力的倾向，也不会像司法解释主体一样有为了实现个案公平的需要。故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的制定者，其作出的解释将最符合立法意愿，最能体现立法本意。其次，立法解释具有立法性这一区别于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的特点。从立法学的角度看，立法解释主体的解释权限与立法权限相对应，可以视为立法权限的延伸。立法解释是所解释的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与所解释的法具有同等的法的效力。 [7]我国目前的税法在立法之时乃遵循“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故许多税法条文模糊不清。加强税法的立法解释，对于消除当前税法条文的不周全性，丰富法条所涵盖的内容具有重要的意义。基于此，立法机关在税法解释上的无话语状态理应被打破。立法解释在税法解释制度中的主导性地位体现在决定性和权威性两方面。这要求一方面，根据税收法定主义的要求，对于税法规范中有关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应收归立法机关所有，以此实现立法机关行使决定性的税法解释权。另一方面，立法机关作为税法立法的“作者”，其进行的解释不仅应结合立法意图对税法的现实可行性进行预测和指导，同时为了维护立法的稳定性和法律文本的权威性，并消除立法的滞后性，立法机关应通过解释活动来维持税法的现实效力，需在解释中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即在不改变立法原意的前提下，赋予那些已不适应社会客观现实的法条以新的含义，为行政解释和司法解释作出一定的指引。

2、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纵观世界各国的税法解释制度，一般很少由行政机关对税法进行解释，即使有解释，范围也很小。这是因为税收机关身兼“国库主义”和“纳税指标”的重担，在进行税法解释时倾向于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容易导致寻租和创租行为。故各国均将行政解释视为三个税法解释环节中最不值得信任的一环，将其严格限制在很小的范围内。我国税法解释制度目前存在的绝大部分问题的根源也主要在于行政解释的范围过大，因此严格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税法解释制度的完善颇具意义。行政解释是指有权的行政机关针对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具体应用法律问题而进行的解释。 [8]根据该定义并结合我国现状，我们认为限制行政解释的范围应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内容范围。行政机关的解释应严格限定在对税法操作性问题的解释，不容许其介入到立法机关享有的税收基本要素等核心性内容的解释权内。另一方面是限制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从法理上来说，行政解释应属于行政机关内部的行政规则，其作用应仅限于指导税务机关在执法中的操作细节，不应当具有与行政法规、规章相当的效力。为了限制行政解释内容的范围，我们认为应设立专门的税法监督部门，来审查和监督行政解释有无违宪、违法。另外，由于限制了行政解释的适用范围，行政解释就具有了内部性，为了使纳税人及时了解最新解释，以克服信息不对称导致纳税人权利受损、义务增加的情况，还应设立行政解释公开公示制度。行政解释只有经过前述两个程序，才可生效。尽管审查制度和公开公示制度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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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减慢行政解释出台的效率，但是“效率绝不能以牺牲法律的公平、公正为代价”这样一个亘古不变的法律理念说明了这两个制度存在的必要性。

3、加强司法解释的监督功能。司法解释在国外的税法解释制度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带有强烈的维权和救济色彩，对维护纳税人的个体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其无需如立法解释一样站在国家的高度，强调解释的广泛适用性，而仅针对具体个案中当事人双方的实际情况，通过进行法律解释，达到实现个案的实质公平的目的。另一方面，其区别于行政解释，无需着眼于行政效率，而仅注重纳税人个体合法权利是否得到实现。故司法解释在国外常常扮演维护纳税人权利的重要角色。但司法解释这一重要作用在我国税法解释制度中并未得到发挥，致使对于纳税人认为不合理或侵犯了其合法权益的行政解释，除向税务行政机关以复议的方式提出外，纳税人再无其他救济途径可寻。这是因为我国司法机关只能审查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能审查其抽象的行政行为，而行政解释属抽象的行政行为，故不属于司法审查的范畴。我们认为，司法机关的税法解释权亟须恢复，即司法机关应将税法解释融入到对具体个案的裁判过程中。也就是说行政机关对纳税人做出的行政解释不为纳税人所接受时，纳税人有权求助于司法程序，通过司法机关对行政解释的不正当性进行修正，以维护自身权利。故应确立司法解释的效力层级处于行政解释之上位的原则，使司法机关可按照自己的理解独立地对法律作出第二次解释，以对行政解释作出评估，使司法解释成为行政解释的另一道监管线。

（二）确立从严解释原则作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从严解释原则和从宽解释原则为目前各国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的两个取向。从目前实践中可看出，我国是采用从宽解释这一原则的。我们认为，从宽解释原则的适用造成了随意税法解释现象的大量存在，致使侵害纳税人的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很有必要将从严解释原则确定为税法解释的基本原则。这是因为税收法律与纳税人的切身利益直接相关，按照税收法定原则的要求，没有法律依据不得征税，所以在对税法进行解释时，赋予文字的含义应是它本身体现出来的含义；如果逾越了这一限制，那就有可能创设新的纳税义务，这无疑将损害纳税人的利益。[9]

对税法解释适用从严解释原则，这从长远看来有助于增强纳税人的税法意识，提高税收效率，保护纳税人的权利。但是，在我国税收立法尚远未完善的情况下，要求绝对地从严解释税法，这无疑是一种苛责，更不利于税法体系的完善。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对于不同的税法解释，从严解释的要求程度应该不同。对于行政解释，因其解释范围限制于税法操作性问题，故必须绝对地适用从严解释原则，也就是说即使税法确实存在漏洞或不完善，行政机关也不得对法律内容作实质性的补充解释。在进行解释时，应采取文义解释的方法，即要求解释机关严格地按照税法文本进行解释，不得进行任何目的性解释或其他意图的解释。就立法解释来说，由于我国现行税法法律的不完善，应该允许其针对税法的模糊性，进行必要的扩充解释或限缩解释。但是，应该强调，无论扩充解释还是限缩解释，都必须忠实于立法者的原意，不能任意地扩大或缩小，否则，就会落入目前行政机关的随意解释的窠臼。

（三）确定“有利于纳税人”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

一般来说，若国家主义盛行的话，则“有利于国库”势必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按照我国传统税法理论的观点，国家为税收法律关系的权利人，不承载任何义务，故税法解释无需考虑纳税人的利益，仅应关注如何使行政机关运用最少的人力物力征得最多的税收。所以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总是偏向“有利于国库”这一原则。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财产的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这时就要从有利于纳税人的解释出发，防止税法对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的侵犯。在我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已经写入宪法的背景下，将“有利于纳税人”作为税法解释的价值取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遵循这一价值取向，“有疑则不课税”应成为最重要的原理，即在法律条文的文义呈现出模糊性而使是否课税成为问题时，解释应承认并肯定纳税人的利益而选择不予课税。

篇10：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论文摘要在和谐司法的大环境和和谐诉讼理念的指导下，本文针对法院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提出取消在调解制度中“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原则，建立调、审分离的审判机制，加强调解结果执行力的建议，使法院调解制度能更好地为现今社会服务。

论文关键词法院调解和谐诉讼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因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法院办案效率的优点，而被视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并得到了西方国家的美誉，被称为“东方经验”。现在，对于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法院调解制度来说，如何应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浪潮，适应现今社会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

一、和谐诉讼理念与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和谐诉讼”理念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肖扬表示：“无论是公正高效权威的民事审判制度，还是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司法公开的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需要和谐的司法环境提供保障”，“民事诉讼应当是和谐的、有利于纠纷及时了结的诉讼，不应当是相互顶牛的、没完没了的诉讼”。他还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

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中占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受到法官控制较多，且法院的办案效率普遍较低。在当前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的诉讼行为过于积极主动，容易先入为主，造成有失公平。当事人也会因法院办案效率低下而影响了其对法律公正的感觉。“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21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 因此，要改变当前这种诉讼状况，提高诉讼效率。

在当前的形势下，建立和谐诉讼模式成为现实的选择。肖扬表示和谐诉讼模式具体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和谐关系;人民法院内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既分工又合作，既制约又配合;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关系，切实把民事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民事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人民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协调关系等”。

本文所指的和谐诉讼仅指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和谐，虽然促进和谐诉讼的措施可以有很多，但是我认为法院调解制度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可以成为奏响和谐诉讼的最强音。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符合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思维模式，历来为国人所重用，成为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

法院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诉讼程序，或没有达成协议，使诉讼进入下一程序的活动。法院调解制度在新中国几十年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受到立法界、司法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偏爱和重视，走过了以“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以“自愿、合法”为调解原则的三步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91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把法院调解制度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将“自愿、合法”确定为一项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法院调解制度的特征主要有：(1)法院调解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带有浓厚的诉讼性质。调解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调解协议，而协议一经达成，就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2)法院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的规定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调解的自愿性是当事人的一种意思自治的合意，如一方不同意调解，则法院不得违背该方当事人愿意，强迫进行调解。(3)调解是完成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形式。“调解结案模式”和“审判结案模式”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权益纠纷的两种基本模式。无论是哪种模式，其效力在法律上是同等的。

二、法院调解制度对诉讼和谐进行的重要意义

随着国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应有能力使产生的矛盾通过纠错机制和缓解机制而得到有效的化解，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相互容纳和共存，以此来维持良好的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院调解制度以其自身的特性及优势，对促进诉讼和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促进诉讼和谐。众所周知，在我国诉讼量增长、判决比例提高的同时，审判的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判决缺乏既判力终局性已成为我国司法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些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的频繁、大量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性产生了极大的压力，而调解则可以极大地减少这种现象。从而制造出一个和谐的诉讼氛围。

第二，调解有利于彻底、迅速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提高法院办案效率。法院调解是在审判组织主持之下，通过对当事人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使其就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彻底解决纠纷，而协议一旦达成，诉讼即告终结，这也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

第三，调解有利于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团结，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结案时能有效消除当事人之间激烈的对抗情绪，化解当事人之间尖锐的矛盾，使纠纷不仅在法律上得以彻底解决，也在心理上得以真正消除，从而及时修复当事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破坏了的和睦关系。能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各种社会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巩固。

篇11：我国域外送达制度的完善

我国域外送达制度的完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和社会交往活动不断增多，起诉到法院的涉外民事纠纷也呈逐渐增长趋势。只有及时、圆满地解决案件，才能维护我国法律的权威，使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从而维护国际交往中的正常秩序，促进我国各方面建设的健康发展。但在审判实践中，涉外民事案件的审理却存在着许多困难，其中突出的问题之一就是诉讼文书的域外送达。该文围绕如何完善我国域外送达制度，从改进现有送达方式、增加新的送达方式等方面进行了论述，现予刊发。

域外送达〈service abroad〉，是指一国司法机关依据有关国家的国内立法或国际条约的规定将司法文书和司法外文书送交给居住在国外或法域外的诉讼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加人的行为。域外送达在诉讼中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第一，对许多国家来说，传票和起诉书有效地送达给被告是法院开始对案件行使管辖权并进行审理活动的前提，否则，法院就不能对其行使管辖权。第二，送达有利于防止平行诉讼的产生。平行诉讼是“相同当事人就同一争议基于相同事实以及相同目的，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法院进行诉讼的现象”。平行诉讼的存在容易导致不同国家法院相互矛盾的`判决出现，不利于当事人权利的保护与国际民商事关系的稳定。故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罗迦诺公约对于平行诉讼所规定的解决措施是：首先受理案件的法院享有优先管辖权。而许多国家将文书送达的日期视为受理案件的日期，比如英国。第三，送达对外国裁判的承认与执行亦产生影响。在送达不合法的情况下，一国法院的判决往往得不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1968年布鲁塞尔公约和1988年罗迦诺公约均规定，如果被告由于未及时收到有关起诉的文件，使他没有充分时间安排辩护，而作出的缺席判决，其他国家得以拒绝承认。

我国目前有关域外送达方面的现行法律只有1991年公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该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了7种域外送达方式，分别是以条约规定的方式送达，通过外交途径送达，由我国驻外国使、领馆代为送达，向受送达人委托的人送达，向受送达人设在我国的代表机构送达，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随着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科技的巨大进步，上述7种送达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在的送达现状，无法满足提高司法效率的时代要求。概括起来，域外送达主要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外交途径或司法协助途径送达程序复杂、费时费力。须事先准备司法文书、案情简介、托请转递委托书、请求书，并将这些文书翻译成外文。对许多法院来说翻译英文勉强可以应付，但没有能力翻译其他国家或地区文字。各地法院自己翻译或者请翻译机构翻译司法文书，版本很多，许多翻译不准确。然后，将这些准备好的文书逐级报送给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审查后再将文书转给司法部或外交部，由后者将司法文书递交给受送达国中央机关或者我国驻该国使领馆。对方中央机关接受文书后，在按照其国内法律规定将文书转递给执行送达的法院。文书送达后，送达证明按同样的路径回到我们手中。这个程序，将费时一至二年，且成功率低，只有30％。例如，厦门丝绸进出口公司诉意大利赛拉斯公司买卖服装合同纠纷一案，我国法院通过司法协助途径委托意大利最高法院送达，9个月后才收到意大利方面出具的送达证明。

其二，邮寄送达存在的问题。邮寄送达是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允许的送达方式。海牙送达公约第10条第1款也规定，该公约不妨碍通过邮寄途径直接向身在国外的人送交司法文书的自由。另外，由于邮寄送达比较方便、快捷，于是这种送达方式便逐渐成为国际上最常用、最有效的送达方式。但是我们在进行邮寄送达时却遇到许多困难和问题：首先，难以查清被告在外国的具体地址和邮政编码；其次，难以查清被告所在地的法院的地址和邮政编码；再次，邮寄送达似乎与我国在《海牙送达公约》的保留相矛盾。由于我国民诉法第二百四十七条第（六）项规定，受送达人所在国允许邮寄送达的可以采取邮寄方式送达，因此，从表面上看邮寄送达有法律依据。但问题是，地方人民法院难以查清具体哪些国家允许邮寄送达，哪些国家不允许邮寄送达；更为严重的问题是，这种送达方法似乎没有法律依据。我国是《海牙送达公约》的缔约国，在参加该公约时，我国对邮寄送达提出了保留，明确提出：“反对采用第十条所规定的方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送达。”既然我国不允许别国对我国当事人邮寄送达，根据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对等原则，别国也可以禁止我国法院以邮寄方式向其国内当事人送达司法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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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完善我国反诉制度之设想

反诉不一定就超过诉讼时效（3）。反诉作为独立的诉，应该符合诉讼时效的法律规定。3、当事人条件。反诉的原告只能是本诉的被告，反诉的被告只能是本诉的原告，反诉的当事人和本诉的当事人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只是诉讼地位互换。如果不是本诉被告提起诉讼，或者是本诉被告对本诉原告以外的人提起诉讼，就不是反诉。（二）反诉的管辖。反诉只能向受理本诉的人民法院提出，如反诉单独提起时，审理本诉的法院无管辖权，那么该反诉是否成立？笔者认为，若该反诉属本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专属管辖的，被告只能向有专属管辖权的法院另行起诉，因为专属管辖具有强制性，不允许随意变更，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受理本诉的法院应当有权受理。例如，对反诉单独提起时应由级别较高的法院审理或应由级别较低的法院管辖这种情况，受理本诉的法院就可以受理该反诉。如此，不仅减少了当事人的诉累，也充分发挥了反诉制度的功能。（三）提起反诉的方式我国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起诉状和答辩状，并未规定反诉状，那么被告提出反诉是否必须使用反诉状呢？笔者认为应使用反诉状为宜。理由如下：第一，我国民事诉讼法原则上要求起诉使用起诉状，反诉本来就是独立的诉讼，理应用反诉状为妥；第二，使用反诉状可以使法院确定被告提出反诉的事实，做好与本诉合并审理的准备；第三，使用反诉状会让原告即反诉被告充分了解反诉的事实、理由及诉讼请求，有利于案件的审理及纠纷的解决。如被告无正当理由拒绝使用反诉状的，可以视为其放弃反诉。（四）提起反诉的时间1、一审提起反诉的时间反诉在诉讼进行的哪个阶段提出，我国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在案件受理后至法庭辩论结束前，被告都可以提出反诉，司法实践中也是这么操作的。这种做法造成了这样的矛盾：若允许被告在法庭调查或法庭辩论等庭审阶段随意提出反诉，这不利于原告的应诉答辩，原告很容易受到被告的突然袭击，无法充分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同理，若为保护原告的答辩权，恢复到庭审前的状态，对反诉的有关争点进行调查，这又会引起审理的迟延。因此笔者认为，在考虑给予本诉与反诉原告以同等诉讼准备时间的同时，结合当前实际情况，作出合理的规定：第一，要跟国际接轨，很多国家都作出了当事人须在答辩期间提出反诉的规定，所以要尽量鼓励当事人在提交答辩状时提出反诉；第二，规定应当以在正式开庭审理前提出为原则，避免被告在正式庭审过程中随时提出反诉；第三，将允许当事人在言辞辩论终结前提出反诉作为例外。也就是说，被告要提出反诉，应当在法院正式开庭前提出，最好是在提交答辩状时提出，有特殊情况的才可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提出，否则不予受理。此外，还须相应规定两点内容：一是法院对本诉被告履行告知其有权提起反诉及提起时间的义务；二是应当赋予本诉被告对于反诉请求以程序救济权，法院对本诉被告提起的反诉不予受理或不与本诉合并审理的，应作出书面的裁定，本诉被告有权上诉。这样，在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又对反诉权进行切实有效的保护。2、二审程序中是否允许提出反诉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规定，在第二审程序中，原审原告增加独立的诉讼请求或原审被告提出反诉的，第二审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就增加的诉讼请求或反诉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立的，告知当事人另行起诉。此规定虽然可以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但与我国审理制度的要求相悖，也不符合诉讼效益原则。因为二审法院的主要职责是对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及适用的法律进行审查，对一审判决前未发生或未主张的事实不应考虑，如果允许二审程序提出反诉，二审法院对本诉、反诉一并处理，其结果就否定了一审法院正确裁判的既判力，从而造成审判的混乱，不利于调动一审法院的积极性，且一审被告易利用二审程序中的反诉拖延诉讼。所以，二审程序中应规定不允许提出反诉。3、再审程序中能否提起反诉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再审应分别依据一、二审程序来审理，但再审作为补救性程序，毕竟有其特殊性，不能完全套用原审程序。实际上，再审不但是对当事人之间的争议进行裁判，更重要的还在于对已经具有既判力的原审判决进行评判，因此再审案件应当围绕再审申请的理由进行，不能超过原审法院审理范围，故再审程序中不应该允许提起反诉。当然，如果原审中被告提出反诉，法院未予审理，且成了提起再审理由的，则另当别论。（五）反诉适用的程序特别程序不适用反诉，反诉与本诉必须属于同一种程序，不能一个适用普通程序，一个适用简易程序，更不能一个适用一审程序，另一个适用二审程序。（六）提起反诉的诉讼种类不受本诉诉讼种类的限制在司法实践中，当一个案件的被告提出反诉时，笔者常常听到“该反诉与本诉不是同一种类，不成立，不能受理”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此观点太保守，也与反诉的性质不相符合。因为反诉作为一种独立的诉讼请求，不仅表现在被告提出反诉后，本诉是自愿撤回或是被驳回均不影响对反诉的审理，以及即使没有本诉的存在被告也可另外单独地启动新的诉讼程序这两方面，还表现在不论原告提出的本诉是哪一种，被告可以提出任何形式的反诉。也就是说，对原告提出的请求确认之诉，被告可提出请求确认的、请求变更的或请求给付的反诉；对原告提出的变更之诉，被告也可提出请求确认、变更的或给付的反诉；原告提出给付之诉的，被告可以同样提出请求确认、变更或给付的的反诉。例如：一离婚案子女本是由男方抚养，后女方诉至法院要求抚养孩子，在诉讼过程中，男方提出反诉，要求女方付清拖欠的抚育费。象此案本诉是变更之诉，反诉是给付之诉，合并审理显然提高办案效率，也公平公正地保护了当事人的权益。二、实质要件（一）反诉与本诉的关联性要件提起反诉的实质要件之一，就是指本诉与反诉的关联性。只有具备了关联性，反诉才能成立。因而反诉实质要件就是决定被告提出的反请求是否属于反诉范畴的条件。那么何为关联性呢？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关联性是指反诉与本诉在事实上或法律上有牵连。所谓事实上关联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基于同一事实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所谓法律上有牵连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指法律关系相同或者基于同一法律关系发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且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对抗性。这种理解应该说是狭隘了，这只能是关联性的一种，并不是全部，如把反诉与本诉的关联性仅仅理解为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会造成明显不公的。例如，原告起诉被告要求偿还货款，被告则反诉要求原告归还借款，这显然不是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但如不允许被告提出反诉，只审理本诉，对被告有失公允。由于货款与借款同属金钱之债，被告主张偿还借款用以抵销原告的请求，应该说是一个极为节约诉讼成本的主张，法律应当支持。所以提起的反诉，即使与本诉不是基于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但与本诉的事实、法律关系之间有联系，合并审判更有助于案件全面解决的，就应视为有关联性，反诉应成立。（二）反诉的目的要件反诉的实质要件之二，是目的问题。一般认为，反诉的目的在于部分或全部抵销、吞并、排斥原告的诉讼请求，或者使本诉失去实际意义，故只有那些能部分或全部抵销、吞并、排斥本诉或使本诉失去实际意义的请求才是反诉，这我们不否认。但是，反诉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请求法院判决自己胜诉，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而不仅仅是请求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因此提出反诉，并不只是为了抵销、吞并、排斥本诉，如果反诉起到了反驳本诉的作用，也只是反诉的副产品，而非本诉的本来目的，且从实践中看，在反诉与本诉可以同时成立时，反诉并不能起到抵销、排斥、吞并本诉的作用。例如，原告请求被告返还走失的牲畜，被告反诉要求原告支付其照管牲畜期间的费用，此反诉对本诉的成立就没有任何影响。因而，被告提出的要求法院支持自己的诉讼请求才是反诉（当然不排除抵销、吞并、排斥本诉或使本诉不能成立的情况），一切应按反诉的要求处理；如仅要求抵销、吞并、排斥本诉或使本诉不能成立的，只是反驳，不能当作反诉受理。三、反诉的审理（一）反诉的受理被告提出反诉的，法院应先审查其是否符合上述的程序性条件，不符合的，裁定不予受理，被告不服的可以上诉。因为既然提起反诉是被告的权利，反诉也是一种独立的诉讼，就应给予反诉原告与本诉原告同样的权利。经审查，符合上述程序性条件的，应予受理，并与本诉合并审理。同时，应立即向被告发出受理案件通知书，并由原告（反诉被告）答辩。司法实践中，由于许多人观念上对反诉的轻视，认为反诉附属于本诉，被告提出反诉后，是否受理及是否合并审理，直到本诉判决作出后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答复，这都严重地损害了被告的权利。（二）对受理的反诉应予审理并判决法院应当而且只能针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进行审理，判决主文应当而且只能是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的回答，这对反诉同样适用。在司法实践中，往往有只注重本诉的审理而淡化对反诉的审理的倾向，庭审中疏于调查辩论，或者认为经过调查辩论而反诉不能成立的，只在判决理由中写明，判决主文却不涉及等等。笔者认为既然已将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就应对反诉的事实及理由进行充分的调查辩论，如反诉在实体上不成立，既要在判决理由中确定反诉不成立的事实，更应在判决主文中写明驳回反诉请求的内容。四、关于强制反诉与再反诉（一）关于强制反诉美国民事诉讼中将反诉分为强制性反诉及任意性反诉两类，强制性反诉是指本诉中的被告对于某些特定的反请求必须在本诉的审理过程中提出，否则，在以后的诉讼中就失去了提出此请求的权利，法院对于该类反诉必须审理并作出裁判；任意性反诉是指本诉中的被告对于自己的反诉请求，既可以在本诉中提出，也可以在以后的诉讼中单独提出，对其提出与否法律并不明文禁止，即便被告在本诉的审理过程中不提出，也不会失去提出的权利，法院对于此类反诉受理与否，全凭法官的自由裁量。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被告享有选择提起反诉或另行起诉的权利，即对于一个与本诉有关联的诉，其可以反诉，也可另行起诉，这应属于任意性反诉的范畴。我国有学者主张，我国也应当推行强制性反诉，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只是现在建立强制性反诉的时机还还不成熟。因为我国的司法制度、诉讼制度和律师制度还不健全，法官的法律素质、律师的素质以及公民的法律素质，尚难以适应强制性反诉制度的运作要求，从而极可能侵害当事人的实体权益（4），当然建立强制性反诉应是发展的方向。（二）关于再反诉被告对原告提出反诉后，原告可否再针对被告的的反诉提出反诉的反诉？德国法律承认反诉的反诉，但也有的国家不允许。我国对此没有规定，那么实践中如有当事人提出这类问题，该怎么办呢？可这样处理：如果被告的反诉经审查不成立，即反诉没被受理的，那么自然就分开审理；如被告的反诉成立，对原告提出的反诉的反诉，宜视为对其原有诉讼请求的增加或变更，不将其作为反诉的反诉受理，亦能公平全面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篇13：完善我国国债市场论文

十多年来的中国国债的市场化改革对利率的市场化改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债二级市场及其收益率的形成、国债一级市场引入竞争性的招标机制、国债回购利率的市场化、国债期货交易的试验等改革举措，是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快了改革的进程。近年来中央银行开展公开市场业务引导市场利率，以及各种利率市场化改革措施的出台，都为最后放开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准备了基础条件。但是，随着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利率市场化的进程逐步加快，中央银行亟需确定一个市场基准利率来引导市场利率。

所谓市场基准利率，是在多种利率并存条件下起决定作用的利率，是金融市场上所有金融产品价格确定的重要依据，是人们公认的并普遍接受的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利率。目前，中国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实际上起着基准利率的作用。但从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看，真正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是国债市场的利率。

首先，从国际金融市场的一般规律来看，能够成为基准利率的必须是流动性好的金融商品的利率。国债利率具备这一特点。国债有“准货币”之称，变现力极强，它的价格形成与波动能够灵敏地反映资金市场供求的变化，因而可以成为其他金融工具定价的基础。诚然，国债利率也会受到通货膨胀和到期风险的影响，但由于国债到期还本付息是一个固定额，在通货膨胀率与利率变化可以预期的条件下，国债利率就自然成了基准利率的代表。实际上，美国、日本等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市场基准利率就是国债利率，国债利率处于整个利率体系的中心环节，它的变动决定其他金融工具利率的变动。

其次，作为基准利率，必须能够较好地反映不同期限的利率水平。国债利率也具备这一优点。在债券期限结构理论中，预期理论与市场分割理论从不同侧面解释了不同期限债券利率水平差异的原因。预期理论在债券具有完全替代性的前提下证明了债券利率差别的原因是期限的长短，即将长期利率等于债券到期之前未来短期利率预期的平均值。

篇14：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论文

浅论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论文

摘要：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的健全和完善在世界各国被都当作一件战略性任务、基础性工作给予高度重视。本文通过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对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进行分析，提出对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一些建议。

关键词：食品安全食品安全法律体系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并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的问题：英国爆发的疯牛病、香港禽流感、东南亚猪脑炎、比利时等国二恶英、欧洲爆发口蹄疫、以及发生在我国的非典型性肺炎（SARS），还有引起众多争议的转基因产品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危害等。食品安全是目前对公共健康面临的最主要威胁之一。重视食品安全,已经成为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社会管理水平和国家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在看到世界性的食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同时，应清楚地意识到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体系上存在诸多弊端和问题，也应引起各级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加强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

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分析

（一）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

依据全国消费者协会投诉热点分析，20全国消协系统共受理食品方面投诉60740件，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有1621件，比增长24.1%。[1]主要问题表现在：

1、农产品、禽类产品的安全状况令人堪忧。(1)化肥、农药等对人体有害物质残留于农产品中；(2)抗生素、激素和其他有害物质残留于禽、畜、水产品体内。在一些地方在种植中滥用激素类农药以保收成，在养殖中乱用激素和其他药物以增加产量却使农畜产品却受到污染；(3)重金属污染，即在农禽产品中含有超标超量的对人体健康有严重危害的重金属物质。

2、制造食品的过程中使用劣质原料，添加有毒物质的情况屡屡发生。(1)加工食品使用劣质原料给食品安全造成极大隐患。如：用病死畜禽加工熟肉制品；用“地沟油”加工油炸食品等。(2)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国家有关部门认定了可供食品加工用的添加剂品种及其用量和在产品中的`残留限量，超量使用可能对人体造成危害。经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检测，曾有在面粉中超限量添加增白剂“过氧化苯甲酰”；在腌菜中超标量多倍使用苯甲酸；在饮料中成倍超标使用的化学合成甜味剂等等。(3)滥用非食品加工用化学添加物在食品加工制造过程中，非法使用和添加超出食品法规允许适用范围的化学物质（其中绝大部分对人体身体有害）。例如：为使馒头、包子增白使用二氧化硫；为使大米、饼干增亮用矿物油；用甲醛浸泡海产品使之增韧、增亮，延长保存期；为改善米粉、腐竹口感使用“吊白块”（一种化工原料，学名甲醛次硫酸氢钠）等等。

3、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食品的原料和加工程度决定了它具备一定的微生物生长条件，食品加工制造过程和包装储运过程中稍有不慎就会发生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如一些奶制品生产加工及包装条件简陋，屡屡造成食品变质；又如我国发生的集体食物中毒有很大部分是由微生物引起。在我国，易造成食物中毒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致病性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病原微生物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每年都有发生，尤其在气温较高的夏、秋季节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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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5：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论文

完善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论文

能源最终将由化石能源时代发展过渡到可再生能源时代，大力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已成为能源战略的必然选择。“ 各国在针对经济危机而推出的救援计划中都不约而同地把绿色投资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实体经济的突破口，希望通过对新能源产业的投入和支持，带动经济全面复苏和持续发展”[1]。1 月16 日第五届世界未来能源峰会开幕，主题是“ 推动可持续创新” ，讨论的主要议题是可再生能源未来的发展和挑战，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提出了到2030 年将全球使用能源中可再生能源的比例提高一倍的目标。但是目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进程，可再生能源未来几年的发展路径几乎是“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了。对于我国而言，正如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中国的能源安全：前景，挑战和机遇》里提到的： “ 中国改变现有的能源供需结构存在很大困难，化石能源依旧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 未来几十年，中国的能源结构仍将以煤炭为主，但中国的水电、核电、风电和天然气有巨大的发展潜力。中长期看，中国应该构建一个技术创新导向的煤炭清洁利用和可再生能源利用体系”②。相应地，可再生能源整个法律体系的完善则成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必经之路。

年以前，我国主要是通过部门规章和政策来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制度支持。2005 年2 月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以下简称《可再生能源法》) 并于年1月1 日施行，从此将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纳入了法制轨道。年12 月26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 修正案) 》，修改后的《可再生能源法》形成了五项新的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总量目标制度、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分类电价制度、费用补偿制度和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制度。为了有效施行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相关部门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的配套的规章和政策。就整个制度的演进来看，首先是立法形式的变化，由2005 年前由部门规章与政策予以规范演进到现在的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反映了国家对于可再生能源发展的重视，以强制性的高位阶立法形式代替之前的部门规章与政策，法制的统一，更利于可再生能源各项法律制度在全国实施; 其次是立法内容的变化，从2005 年之前的“ 零打碎敲” 式立法到统一《可再生能源法》的制定，再到首次修改，以及细则与配套制度的出台与即将出台，都反映了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体系的逐步建立，表明了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定与信心，此次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确立的五项制度是在总结之前经验与教训基础上确立的。特别是《可再生能源法》的首次修改，既保留了原有科学合理的内容，删除并修改了无效的内容，还增加了新内容，从字眼表述上看既有有变化的，也有无变化的，但是实质上都有了新的内容。“2006 年起施行的《可再生能源法》鼓励发展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受该法影响，自2006 年起，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占比止跌回升”[2]。然而，要想给予可再生能源更大的发展空间，必须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

1 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制度问题。

1. 1 问题所在：未以立法形式明确且目标偏低。

2009 年12 月修改的《可再生能源法》规定了总量目标制度，但没有在法律条文中明确规定总量目标，该法第七条规定，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由国务院能源主管部门制定并报国务院批准后执行。总量目标是一个必须实现的国家目标，是一个强制性的规定。我国是一个大国，各项情况相当复杂，并且地域差异很大，作为一个反映国家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决心和力度的具体体现的总量目标应当是通过权威的立法来推动的，只有如此，才能保证各地区统一的认识和行动。如澳大利亚于年4 月通过了自己的可再生能源( 电力) 法，在这部立法中明确提出了到年全国增加9，500Wh( 2%) 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产值达到40 亿澳币。从最终的效果来看，正是因为通过立法明确了政府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决心，投资者才清晰地了解国家支持的重点所在，引导了投资的方向，使总量目标得以实现。

不可否认，我国目前已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大国，根据国家能源局发布的数据，到2010 年底，我国的水电装机已经达到2. 13 亿千瓦，世界排名第一，风电并网运行容量超过了3100 万千瓦，太阳能光伏电池产量已占全球产量40%、达到了800 万千瓦。我国“ 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出的目标是：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15%，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量的11. 4%。目前，正在制定的我国能源发展“ 十二五” 规划也将可再生能源作为了重点领域，虽然规划没有正式发布，但国家能源局已透露： “ 到2015 年，风电将达到1 亿千瓦，年发电量1900 亿千瓦时，其中海上风电500 万千瓦; 太阳能发电将达到1500 万千瓦，年发电量200 亿千瓦时; 加上生物质能、太阳能热利用以及核电等，2015 年非化石能源开发总量将达到4. 8 亿吨标准煤”①。而世界平均水平为2010 年达到10%，2020 年达到20%，2050 年达到50%。按照目前我国的能源战略规划，我国可再生能源在2010 - 2050 年期间的发展将明显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差距与中国未来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远远不相适应。考虑到规划与实际实施结果可能还存在差距等因素，这种落后会更加显著。

1. 2 解决对策。

从《可再生能源法》的最初立法与后期修改来看，我国立法行为始终未能突破几个传统立法观念的束缚，如立法的综合性、原则性、指导性等等，另外也反映了整个立法过程中矛盾与利益的博弈与妥协。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就是没有强有力的立法总量目标的“ 目标” ，势必会被最终的效果大大的打个折扣。在这方面，我们是有教训的，“ 九五” 期间，原电力部就曾经提出到年我国风电装机达到100 万千瓦的目标，但以上目标因没有立法的强制性而最终没有实现。“ 报喜不报忧” 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已通过可再生能源立法，提出了自己的强制性可再生能源目标政策，如年德国在其制定的《关于重新调整电力领域可再生能源法的法律》中提出： “ 制定本法旨在促进提高可再生能源在电力供应中所占的比重，至2010 年至少提高到12. 5%，至2020 年至少达到20%”。“ 目前，全球已有60 多个国家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或行动计划，通过立法的强制性手段保障可再生能源战略目标的实现” [3]。

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是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的具体化，具体指导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为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许多国家都提出了较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战略目标，如丹麦，年年初公布了自己国家的《2050 年能源发展战略》，提出“ 到2050 年将完全摆脱对化石能源依赖的战略目标，其中2020 年化石燃料消耗将比2009 年降低33%，一次能源消费量比2006 年降低4%，可再生能源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超过30%，交通领域可再生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0%”②。当然，基于我国目前的实际情况，制定如丹麦的战略目标是严重的不切合实际。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由于发展目标制定偏低，实践中已严重阻碍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就风电发展而言，我国风电普及速度全世界第一，已成为全球风电行业发展的领头羊，然而正是由于国家风电发展目标偏低，导致电网建设不足，难以满足我国风电发展的速度，客观上又抑制了风电的发展。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 十二五” 规划尚未正式公布，笔者建议，根据我国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技术水平和市场规模，适当调整并提高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规划与发展目标。

2 可再生能源全额保障性收购问题。

2. 1 问题所在：并网技术标准缺乏。

《可再生能源法》第十四条第三款规定： “ 电网企业应当与按照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规划建设，依法取得行政许可或者报送备案的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全额收购其电网覆盖范围内符合并网技术标准的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发电企业有义务配合电网企业保障电网安全”。此款规定了可再生能源并网发电项目必须符合并网技术标准，在保障电网安全的前提下，与电网企业签订并网协议，只在达到上述条件的，电网企业才会全额收购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的上网电量。在这些条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并网技术标准的问题。

当然，对于并网发电项目提出技术标准是保障电网安全的需要，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不应有例外，并且并网技术标准应当是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才能确保上网的可再生能源电力不会对电网构成威胁，以保障电网的安全，但是我国却没有这方面的国家强制性技术标准。以风电为例，2001 年前曾经就运行、检修、安全规程等制定过相关的技术标准，但其内容已远远不能适应当前风电大规模的'开发需要，这意味着之前的这一技术标准已经过期。当下，关于风电的各项技术标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很多关键性零部件的标准也还没有发布。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空间，随之也影响了整个能源的供给。2011 年夏天，电荒问题再次引起关注，但实际上西部风能却未能“ 施展拳脚” ，没有强制性的并网技术性标准使得风能未能发挥其应有的利用率，也在客观上阻碍了风电行为的发展动力。 2. 2 解决对策。

“ 全额收购主要是在电网覆盖范围内，发电企业与电网企业履行并网协议来解决[4]。” 法律中规定全额收购的是“ 符合并网技术标准” 的电力，由于并网技术标准的缺乏，电网企业可以理直气壮地以安全为由拒绝收购可再生能源电力，而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则无抗辩的理由，这就导致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以落实。“ 国外风电发达国家都制定了严格的并网导则且强制执行。并网导则明确规定了风电场应具备的有功/无功功率调节能力、低电压穿越能力等性能指标。德国针对大规模风电并网制定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和规范，其要求高于国际电工委员会( IEC) 的标准，对各种并网技术指标做出了明确规定，并通过可再生能源法等法律法规保障执行” ①。

没有并网的技术性标准并不意味着我国现在没有制定标准的能力。笔者建议，由政府相关部门牵头，电网企业、发电企业、发电设备制造商等多方共同参与，尽快制定并网技术标准。标准的制定既要参照国际标准，也要考虑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现状，制定出符合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国家强制性标准，同时，尽快出台全额保障性收购可再生能源的实施细则，以保障电力系统的安全性与整体经济性，为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拓展空间。当然，还需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是，“ 随着我国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售电侧将逐步开放，电网企业全额收购义务的履行将面临经济上的挑战[5]”。

3 可再生能源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问题。

3. 1 问题所在：立法前瞻性不足。

为了给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提供更为有力的制度支撑，我国《可再生能源法》确立了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其中分类电价制度规定在了《可再生能源法》第十九条，根据这一法律条文，价格主管部门有权按照可再生能源类型和地区分别确定上网电价，根据制定的不同技术种类和不同地区可再生能源发电上网电价水平，确定价格的适用期限，调整办法等。目前我国适用的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1 月公布了《可再生能源发电价格和费用分摊管理试行办法》，办法中规定了政府定价和政府指导价两种形式，并对各类可再生能源发电( 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生物质发电、地热能发电和海洋能发电等) 的定价机制都做了具体的规定。随后2009 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下发了《关于完善风力发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对风电价格管理做了进一步的规定。2011 年12 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又通过发改价格( 2011) 2618 /2619 /2620 /2621 /2622 /2623 号提高了向除居民生活和农业生产以外的其他用电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而费用补偿制度的立法内容则包括了三个方面：一是电价附加，电网企业依照上网电价收购可再生能源电量所发生的费用，高于按照常规能源发电平均上网电价计算所发生费用之间的差额，由在全国范围对销售电量征收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补偿; 二是计入电网成本，规定在《可再生能源法》

第21 条; 三是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即如果电网企业不能通过销售电价回收的费用可以申请基金补助。

立法上设置以上两项制度的初衷，不外是考虑可再生能源的自身特点。在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地理分布不均，加之受技术和成本的制约，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较低，尚处于弱势状态，在短时期内无法与传统的能源相抗衡，因此短时期内采用这种“ 一边倒式” 的利益趋向是有道理的。但从长远来看，未对此两项制度做弹性规定，则反映了立法的前瞻性不足。首先来分析分类电价制度，该制度强调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作为一种强制性措施，由政府制定可再生能源的价格，短期来看此种制度可以保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但是长期来看这种制度破坏了市场竞争规律，扰乱了能源市场的公平竞争，因此分类电价制度只能作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初期的临时性促进手段。“ 分类电价制度强调可再生能源项目本身的利润，在中国发电集团较为强势的情况下，会弱化企业提高科技水平、降低成本和竞争的意识，长远来看不符合电力体制深入改革引入竞争的目标，而且采用分类电价制度，政府需要准确估算项目的核算成本”[6]。就费用补偿制度而言，由电网企业全额收购符合要求的可再生能源的电量，而后电网企业又有费用补偿这一稳定的来源，这样会使可再生能源产业失去提高技术、改善管理、降低成本的动力。另外，立法前瞻性不足还体现在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费用补偿制度仅仅针对电网企业，没有充分考虑到我国电力市场将不断开放，可再生能源发电企业会直接与大用户以及独立的售电企业进行交易的问题。

3. 2 解决对策。

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否则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的快速发展，法律制度很容易导致“ 朝令夕改” ，立法的稳定性受到冲击。实际上，此次《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改仅距该法出台四年，除了显示我国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迫切心情，立法时某些制度的前瞻性不足则是被迫修改的主要原因。

笔者建议，对我国《可再生能源法》中的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进行“ 阶梯式” 立法，即结合我国可再生能源总量目标立法形式的明确，以总量目标的时间点或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全部发电量的不同比例为分界点，在不同的可再生能源发展阶段分别设计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的不同内容，扶持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与壮大，直至可再生能源的竞争力能够与传统能源相抗衡时，再依可再生能源的不同种类、逐步取消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以上的这一修改思路在《可再生能源法》中立法不宜过细，具体的可操作性内容与程序应当体现在各级别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中。

4 结论与讨论。

为了共建一个绿色且可持续发展的人类未来，我国必将为发展可再生能源做出自己的努力，因为可再生能源法律制度的完善可以为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提供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总量目标制度应以立法形式予以明确，并制定具有长远目标的发展规划与发展目标，尽快出台并网技术标准，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的落实，考虑立法的前瞻性问题，对分类电价制度与费用补偿制度进行“ 阶梯式” 立法。“近几年来，我国的能源消耗非常巨大，每创造1 美元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国的4. 3 倍，德国和法国的7. 7 倍，日本的11. 5 倍”[7]我国要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能源支持重要组成部分的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毕竟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世界都有着举足轻重的战略意义。

篇16：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论文

试论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建立和完善论文

自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正式确立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制度以来，我国的不动产事业有了飞速发展。不容忽视的是，在市场交易中存在一些混乱现象，与物权法立法的滞后，特别是不动产登记制度的不完善有很大关系。如何完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成为我国制定物权法要解决的重点和核心问题。

所谓不动产物权的登记是指经权利人申请国家专门机关将不动产物权变动事项记载于有关不动产物权登记簿的事实。简称不动产登记。以此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根据、登记的程序、登记机关及效力等各项制度，为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

一、我国不动产登记制度的现状。

1949年到1956年我国也曾建立有不动产登记制度，之后一直中断到上世纪90年代才恢复。当时登记只是作为不动产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行政管理手段，法律明确规定不动产登记不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手段，这种登记与民法上的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没有法律上的联系。我国目前有关不动产登记的立法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避免了上述偏见。但有关不动产登记的法律规定很零散，登记程序不完备，多个登记机关、多头登记，登记机关具有行政管理性，这些问题有待在物权法中予以纠正和明确。

如“担保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涉及到的登记机关有：有土地管理部门、林木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定的部门及公证部门。还有其他法律法规对登记机关进行了规定。这些法律法规对登记只作出了行政效力的规定，只能满足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不动产行政管理的需要。现有的制度不能保护权利人对未来物权的请求权，或者说，权利人主张未来物权请求权缺乏法律基础。作为政府部门的登记机关，对不动产登记只能以行政法为依据行使管理职能，不能按物权公示原则的要求来服务市场，保证交易秩序和安全。

二、为什么要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

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有利于当事人及社会一般的第三人明确地知悉不动产的`现实状况，有利于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达到“静态秩序，动态安全”的法律目的。

因为物权具有绝对性和对世性，故物权的任何变动均应进行公示。交付是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而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公示手段，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除抵押权以外）变动过程的生效要件，尽管从表面上看是约束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只有经过登记才能发生不动产物权转移的效力。其实从最终意义上说，登记作为公示手段主要是为了维护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不动产登记是不动产物权本质和现实生活的客观要求。因为，不动产的本来性质就是对不动产的支配权（物权），而这种支配权必须也应当依一种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使得人们从这种表现方式得知某不动产上物权的存在。不动产登记对第三人来说，基本的意义是权利变动让人知悉的效力，即登记的告知作用。

登记的权利正确性推定效力，是指对任何第三人来说，不管真实情况怎样，以不动产登记簿所记载的当事人的权利内容为正确。“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之物权应该与实际的不动产物权一致，动产的占有与实际之物权一致，这是正常的法律秩序的基本要求。”现实中，由于当事人的过错或者登记机关的过错，致使登记簿上记载的权利与当事人的实际权利不一致。无论是谁的过错，登记对社会一般的第三人来说都应该是正确的，这是因为，登记是国家专门机关所为，当然也最具有社会公信力。

善意保护效力，是指一旦当事人变更不动产物权时依据法律的规定进行了登记，则即使依登记方法表现出来的不动产物权事实上并不存在或有瑕疵，但对于信赖该不动产物权的存在并已从事了物权交易的人，法律仍然承认其具有与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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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7：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简介

当今时代，知识爆炸，新信息、新思想、新知识层出不穷，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过渡时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法学更不例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个八十年代初期在“法律工具论”理念下培养出来的法律本科毕业生，如果毕业后从来没有“充电”，那么，二十年后，很可能根本听不懂大学同学关于法律或法学的专业谈话。

面对现实，面对挑战，企图学习上一劳永……

对作为法律实践者的律师，不仅司法部领导强调过要“懂法律、懂经济、懂外语、懂科技”，而且在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设计上，也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组织律师学习政治和法律业务知识，总结、交流律师的工作经验”这种法律顾问处（律师事务所）自行组织学习的做法，改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当中的“律师协会履行下列职责：（三）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即由律师协会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的制度，从而不仅使该项制度法律化，而且提高了要求，加强了行业协会的监督，使业务更加落实到实处，避免了律师事务所组织学习的流于形式、缺乏监督、层次不高、培训资源不能共享等等弊端；此外，作为配套管理措施，11月25日司法部《律师执业证管理办法》将律师“完成业务培训的证明”作为律师办理执业证年度注册的必备文件；5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律师执业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则明确要求律师“参加年检注册和律师培训情况”作为律师执业档案至少应当包括的材料，可见司法行政管理部门对律师业务培训的重视程度和管理力度上的逐步加大。

3月13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规定了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主要内容：每年度培训不少于40课时；培训的内容主要是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含有关司法解释）、与律师从事业务有关的经济、科技等领域专业知识和外语知识、司法部和全国律协颁布的有关律师工作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和律师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的规章等等；培训方式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培训机构上由省级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和律师协会负责组织；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从1997年度年检注册后开始，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各地司法行政机关要高度重视律师继续教育培训工作。

二、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缺憾

现行律师培训制度在向律师及时传播新知识、新信息和新理念（如知识更新、终生教育等等），交流业务经验，提高律师业务水平等等方面无疑是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这部处于律师法和刑事诉讼法实施后而“急就章”出台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不完善之处也是明显的（当然也是难以避免的）。因此，从合法性、合理性及我国律师管理体制的改革趋势角度反思、评判现行的律师业务培训制度，对于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提高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效率、改革我国律师业务管理体制、促进司法行政部门依法行政，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1、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似乎由司法行政管理部门过多地包揽了本属于律师

协会的法定职责，与早在1993年12月就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当中即已明确的，要建立司法行政机关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行业管理相结合的管理体制、并逐步向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过渡的要求相左。

191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将“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作为律师协会的法定职责，且并未限定一定是“省级以上”律师协会才有此项职责。而司法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则就律师培训事项不仅避开中华全国律协发号施令，而且，还将司法行政机关作为组织培训的主要主体，且阻却了省级以下律师协会对其依法拥有的“组织律师业务培训”职责的行使。尽管实际培训中地市级律协甚至县级律协也在组织律师业务培训，但这就人为的造成了立法和规章的不统一，令各级律协处于尴尬之地。而由司法行政机关对培训学时、培训方式、具体培训内容等等细节进行过多的描写，则显然有碍“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与理念的实现。

2、培训实行“一刀切”，缺乏起码的针对性，造成了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

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由于历史原因，改革开放对律师的急切需求也就造成了我国律师队伍法律水平的巨大参差不齐，法律大专与法学博士共存，法律专业和非法律专业同在，地区差别更是明显，以致于立法和司法考试办法至今还在对“具有高等院校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或者高等院校其他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这一本来就已经不高的起点进行 “地区变通”，弱化取得法律执业资格起码的学历要求。如此造成的结果就是大量的法律大专生、非法律专业本科毕业生（所谓“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缺乏起码的量化要求，几乎成了“毫无意义的空气震动”）充斥律师队伍；同时，由于律师行业的相对工薪阶层而言的自由和高收入（当然也是高风险），连年来吸引了不少法学（律）硕士博士以及法学专家教授（兼职为主）加入其中。

按照教育规律，“因材施教”乃是教育效率和合理性基本要求。不分对象、不顾现实，一律同样的学时、同样的内容、同样的培训方式，似乎是犯了毛泽东同志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早就批评过的“无的放矢、不看对象”的错误，其结果必然造成培训对象上“培训过度”和“培训不足”缺陷并存，不符合教育学基本规律。

3、有关“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

等刑事辩护培训内容实际上以抽象行政行为的方式剥夺了律师的刑事案件辩护权，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有关律师可以“接受刑事案件犯罪嫌疑人的聘请，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接受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委托或者人民法院的指定，担任辩护人”、“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的规定，侵犯了律师的依法执业权。

注意到修正后的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实施后，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的历史背景，也许司法部当时确实是出于对律师的一片关爱之心而有此规定，从情理也可以理解。果真如此，则乃是司法部针对律师执业当中极有可能会遭致公、检不配合甚至职业报复这一顽症开错了药方。以抽象的侵犯律师依法执业权的违法行政规定来对付司法机关在律师执业过程中而进行的具体的侵害律师执业权的行为，不仅让律师执业权遭受了双重的侵害，而且付出十分沉重的法治上的代价。

4、所谓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

件之一的做法，尽管符合行政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且有司法部部门规章可资参考，但法律依据不足。

司法行政权作为行政权的一种，是“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可为之”的公权力；而与其相对应，律师执业权则是属于私权利之列，“法无明文规定即不受限制”。

《中华人民

共和国律师法》对公民取得律师执业权的积极要件乃是“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具有律师资格；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品行良好”；消极要件主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执业证书的。” 以及“国家机关的现职工作人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律师担任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期间，不得执业”。除此之外，非有违法及违反职业道德与执业纪律并受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之处罚者，已经取得律师执业证书的，其执业权利不应受到法外限制。

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明确“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但是，这种“指导、监督”权力必须以法律为界限。换言之，离开律师法的规定设置律师执业证书注册制度以及实行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未经注册的律师执业证书无效的做法实际上背离了律师法有关律师执业消极条件的规定，在限制了律师执业权的同时为司法行政部门自我扩权创造了条件。因此，尽管这种做法客观上很符合行政管理上的效率原则，有其合理之处，但严格说来这种没有法律根据、自我扩权的规章本身的合法性就令人怀疑，其法律依据并不充足。

5、忽视了律师学历的差别而规定的学历课时认可制度缺乏公平，不分学历状

况而笼统规定“律师参加境外培训和学历教育，亦可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实际上是促成了低学历免律师业务培训的做法。

按照现行的法律规定，取得法律职业资格的起码学历一般应为本科学历，1月30日司法部《关于进一步推动律师工作改革的若干意见》也要求“力争到底除个别地区外，使45岁以下的律师，全部达到大学本科以上的学历”，可见达到本科学历乃是法律要求、大势所趋。在此情况下，如果将为“本科达标”而进行的学历教育的课时“视为完成了本年度业务培训的课时”，则显然是相对加重了已经达到本科，甚至法律本科、硕士、博士学历的律师的培训负担，减轻的恰恰是应该加强培训的大专学历者的培训义务，如此“鞭打快牛”式的“反向免培训”的做法，忽视了对谁更该加强律师业务培训、对谁更应该减少或者免除常规的律师业务培训这一显而易见的道理，不仅极不合理，而且似乎也与律师业务培训的宗旨背道而驰。

6、尽管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初步消除了律师、法官、检察官三者在职业资格准入上的`法律障碍，但在业务培训上依然是各自为政、自我封闭，不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形成和我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三、完善现行律师业务培训制度的几点构想

根据上述分析，结合我国律师师法的有关规定，并参照“司法行政机关宏观管理下的律师协会行业管理体制”这一律师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以及目前据称已至攻坚阶段的我国司法改革目标的实现，对完善我国律师业务培训制度提出如下构想，供律师协会与司法行政部门决策时参考。

1、根据现行律师法的有关“组织律师业务培训”系律师协会的职责的规定，

在司法部的指导、监督下，由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按照其章程的规定，制定《律师业务培训指引》或类似行业规范，指导各级律师协会依法组织律师业务培训工作，改变现行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律师培训工作的通知》言不正、名不顺的尴尬局面。

2、针对律师学历、资历、水平的不同，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地分级规定每

年律师应完成的培训学时和培训方式。

其中，对于没有取得法律专业本科学历或其他专业硕士学历的律师（可称为“重点培训人员”），应加大培训学时，每年至少应为96学时（即平均每月培训不少于一个工作日）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切实提高律师业务素质。

对于其余人员，即达到法律本科但未获得相应的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或虽有硕士以上学位但不具备法律系列本科以上学历者（可称为“一般培训人员”），每年的律师业务培训学时至少应为目前的40学时且培训方式应为短期培训班、专题讲座等非自学方式。

对于已经取得法学（律）硕士以上学历、或法律本科以上学历且获得法学教研或律师系列副高级以上职称者（可称为“实质免培训人员”），可不要求具体学时、不限定具体的培训方式，允许其自学。之所以称只为“实质免培训人员”而不实行免培训制度，乃是至少在理念上应体现“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生教育体系”的要求。

3、对于不具备国民序列教育本科学历（主要是部分不具备本科学历的“重点

培训人员”）、为达到国民教育序列本科学历而参加学历教育学习的律师，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对于其他类型的学历教育，如已经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参加非法律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学时，同样不得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理由是首先应当鼓励律师取得法律系列本科以上的学历。

此外，如已经具备法律本科学历、攻读硕士以上学位的；或具备非法律专业本科学历、参加法律（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学习的，可以根据有效学习单上记载的学时，抵扣律师业务培训学时。

4、在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不得在律师业务培训的规定中违法限制律师的

执业权。诸如“凡未经刑事辩护业务培训并取得结业证书的律师，不得出庭辩护”之类的侵犯律师执业权的规定，应该坚决予以摒弃。

5、鉴于律师执业证书年检注册制度并无法律规定，从而建立律师培训登录制

度、参加规定课时的培训作为律师注册的前提条件之一的做法就更显得“合理不合法”。尤其是在我国加入WTO以后，抽象行政行为纳入司法审查乃是必然趋势，为避免司法行政机关可能因“合理不合法”所带来的“好心没好报”，也为提高行政效率、增强司法行政机关的依法行政意识，应尽快确认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的法律地位，将其写进律师法。这样年检时所需的有关材料如律师业务培训证明可以顺理成章地通过司法部规章来作具体规定；同时，也和2003年8月27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规章可以在上位法设定的行政许可事项范围内，对实施该行政许可作出具体规定”前瞻地衔接起来。否则，仅仅以“律师执业证书年检制度乃是律师执业证书这一行政许可具体规定”为由，进而在法律明文规定的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应当提交的文件（申请书、律师资格证明、申请人所在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实习鉴定材料、申请人身份证明的复印件）以外增加其他文件、从而实质上提高了许可发放律师执业证书的法定要求，是很难在合法性上自圆其说的。

6、强化“法律共同体”意识，可由司法部出面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协调（这倒是十分宏观的司法行政管理内容，司法部理应当仁不让），在律师、法官、检察官培训方面互相开放、互相认同；必要时，可以共同组织“法律职业年度培训”，在法律职业业务培训上策应中国司法改革的深化。

总之，在当今知识爆炸时代，加强对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素质并不高的中国律师的职业培训，乃是一件“善莫大焉”

的好事：问题已经不在于该不该加强培训，而是如何在合法合理的框架下进一步完善这一培训制度。

篇18：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对策建议

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对策建议

本文通过阐述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成效,总结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30年来的`经验,借鉴国际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的经验,从环评机制、体制和技术支撑等方面提出完善我国环境影响评价制度,提高其有效性的对策建议和战略措施.

作者：任景明刘磊张辉段飞舟喻元秀刘小丽作者单位：任景明,刘磊,张辉,喻元秀,刘小丽(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北京,100012)

段飞舟(环境保护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北京,100012;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城市与区域生态国家重点实验室,北京,100085)

刊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英文刊名：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年，卷(期)： 34(6) 分类号：X820.3 关键词：环境影响评价保障体系对策建议战略措施

篇19：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

借鉴国际经验完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

摘要:国外经验表明,发达国家都已基本上建立了一套多税种协调配合、功能健全的财产课税制度。发展中国家虽受经济发展条件、税收征管水平等方面的制约,但大都已开征了多个财产税税种,财产课税制度将会进一步完善。我国财产课税的特点是:税种少、税基窄,以土地面积或帐面价值为计税依据,内外资实行两套税制……。改革和完善我国财产课税制度应从四个方面著手:(1)规范和增加财产税税种:(2)重视财产税制建设,提高其在财政收入中的比重;(3)健全税收立法,堵塞税收征管漏洞;(4)完善财产课税制度设计。

关键词:财产课税制度房产税土地税遗产税、赠与税

财产课税制度是一国税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1994年税制改革曾对我国财产课税制度作了一定程度的完善,但相对于所得税制、商品税制来说,财产课税制度改革的步子要小得多。目前我国财产课税制度在税种设置、税制设计、组织收入等方面有其明显的不足,因此改革和完善我国现行的财产课税制度,建立一个科学、合理、公平、有效、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财产课税体系,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世界各国财产课税的发展概况及对我国的启示

财产课税历史悠久,曾是各国政府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目前世界各国都已着手建立一套种类齐全、功能完整、与本国国情相适应的财产课税制度。从财产课税的实践来看,根据应税财产的形态不同可分为动态财产税和静态财产税。动态财产税是对转移或变动中的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遗产税和赠与税。静态财产税是对纳税人在一定时间内拥有的财产进行课税,是财产课税的主要组成部分。同时静态财产税依据其征收方式不同,分为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综合财产税,又称为一般财产税,是对纳税人拥有的全部财产实行的综合课征。这种财产税的应税范围较广,原则上包括纳税人所有或支配的全部财产。实行综合财产税制度的国家主要有美国、加拿大、德国和新加坡等。特种财产税,又称个别财产税,是对特定类型财产课征的财产税,主要包括土地税、房屋税、车辆税等。发展中国家一般实行以土地、房屋和车辆为课税对象的特种财产税制度。综合财产税和特种财产税虽同属财产税系,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在税制设计、征管方式、课税对象和作用侧重点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前者课税范围较广、公平性较强、筹集的收入相对较多,但计征方法比较复杂,偷逃税问题比较突出。后者以土地、房屋和其它特定的财产作为课税对象,课税范围相对较窄,但不宜隐匿虚报,,计征方法相对简便。发达国家由于居民的`纳税意识较强,征管手段先进,征管制度严密,多选择综合财产税制度并普遍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有许多欠缺,多实行特种财产税制度。同时,还应看到,过去由于顾虑征管难度较大和税源较少等原因,很多发展中国家没有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但在近年来,一些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征了遗产税和赠与税,并取得了良好的财政效果和社会效果。可以预见,随着各国经济的发展,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的发展中国家将会逐渐增多。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要求税收制度不断地变革和完善,财产课税制度自然也不例外。如今,财产课税制度呈现出许多以前所没有的特点,具体表现为:

1. 财产课税在整个税收体系中的主体地位不复存在,但仍是一国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课税是最古老的税收形式,曾是各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财产课税的主体地位已被所得税和商品税所取代,在全部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较小。发达国家财产课税收入约占全部财政收入的10%-12%,发展中国家平均仅为5%-6%。但从长远来看,由于财产课税在保证地方财政收入、公平社会财富分配、调节人们收入水平、促使闲置财产投入使用等方面,仍具有所得税和商品税所没有的功能和特点,它能有效地补充这两个税系的不足,如商品税不能对不动产、继承财产进行课征,所得税无法对未使用资产和未实现的资产收益课税等。因此,财产课税的地位比较稳定,仍然是现代税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2. 财产课税是地方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由于财产课税具有税源分散广泛、区域性等特点,地方政府易于做到对本地区的税源实施严格监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同时财产税收入主要用于本地区提供公共服务,有利于形成“多征税,多提供公共服务”的良性循环机制。据OECD组织1990年的资料,在地方财政收入中,美国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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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0：我国民商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摘要]民商法作为市场经济的基本法律制度，在我国法制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是我国完备法律体系中的重要方面。

民商法的发展是与社会经济生活紧密相连的，加强民商立法建设、完善民商法律制度是当前我国法制建设中的当务之急。

文章通过分析我国民商法律制度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完善我国民商法制度的策略，以期完备我国的法律体系，规范民商事活动。

[关键词]民商法;制度;问题;完善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民商法是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律的反映。

我国市场经济法律秩序的核心是以民商法为基础的，民商法直接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活动，是社会主义市场发展和进步的基本保障。

目前，我国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继承改造和对世界民法思想的借鉴，已经初步建立了民商法体系，但与现代法律制度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因此，研究我国民商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对于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我国民商法制度现存的主要问题

我国民商法律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体系最基础的法律制度，但是现行的民商法还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不能很好地满足经济发展和司法实践的需要，其主要问题如下：

(一)民商法制度老化

很多民商法制度制定于改革开放前后，较多地反映了计划体制的特征和要求，但是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民商法制度日益老化，现行民商法制度没有从根本上对传统行政体制制度进行彻底地改革，对于现今形势的市场经济不能完全适用。

普遍存在“市场经济行为超前、国家立法滞后”的现象，很多法律法规还不能够完全的落实推行，现行的民商法制度明显落后于我国现代法制建设的需要，由此导致了很多不规范的经济行为的存在。

(二)立法体系散乱化

由于民商事行为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法律规定过于粗疏和体系不健全，现行民商法的立法体系散乱，缺乏统一的规划和协调。

国家陆续发布的法律法规存在很多含糊其词的地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时之需，弥补了某些法律制度的空白，但是国家为了解释和澄清法律规定而发布实施的条例、细则、办法、意见等名目繁多，具有着很大的散乱性，甚至制定出的某些规定之间相互矛盾或重合，在相同民商事关系的确立上出现了多次立法的现象，不利于彻底解决民事关系纠纷与商事关系纠纷的问题。

(三)立法倾向行政化

现行民商法的行政化倾向严重，一方面许多民商法立法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出现的，如土地法是以《土地管理法》的形式出现的;另一方面在现行民商事法律制度中包含许多行政法律规范, 如《民法通则》中关于罚款、扣留的规定。

大部分民商事立法是由行政部门负责起草，对正确实施民商法律制度产生了消极影响，也一定程度上桎梏了民商事权利的行使。

二、完善我国民商法制度的策略

民商法律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是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上述我国民商法制度中存在的不足，下文从加强民商法创新、调整民商法体系、建立民商法机制提出了完善我国民商法制度的策略，其具体内容如下：

(一)加强民商法创新

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电子商务的广泛运用，我国立法机构应转变法制观念，加快民商立法，加强民商法的创新，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完善我国民商法制度，民商法理论研究应起到先导作用，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为目标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民商法创新的研究，尽量缩短立法相对于经济发展的滞后性，尽可能地将法的内容规定得明确、具体，消除民事立法粗疏所带来的种种弊端。

(二)调整民商法体系

我国民商法制度的完善与发展，需要明确地认识到调整民商法体系的重要性，调整好民商法体系中各种法律法规的关系。

完善适应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还必须摈弃应急式的立法方式，尽量改变法规“大而不细”等粗枝大叶的立法弊端。

在原有的立法基础上，改变传统立法的粗疏，制订出一个关于民商立法的总体规划，使各类法律法规相互协调、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