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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完善
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完善
论民事调解反悔制度的完善江西省高安市人民法院 王永东 丁斌
法院调解作为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和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重要方式，在司法实践中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是我国当代司法制度经验的结晶，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和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现行调解制度中存在的某些弊端日益凸显，与我国目前司法改革进程中追求的公正和效率的主题不相和谐，其中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就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本文拟就现行反悔制度存在的缺陷、反悔制度的认识及立法完善作些粗浅探讨，以利我国调解制度的改革。
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我国民事诉讼法对反悔的提出仅有一个条件限制，即在民事调解书送达之前提出即可。至于反悔的理由、其他条件则在所不问，这样的反悔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充分地显露了其存在的弊端和缺陷。
首先，有损审判权威。在庭审中，当事人在法庭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或者合议庭就应依法对协议进行审查，决定是否对其予以确认，进而宣布闭庭。如果一方或多方反悔，根据民事诉讼法之规定，法院则应继续审理，并及时作出判决。这样一来，宣判是反悔的必然结果，而宣判又是庭审的组成部分，法院从而又在闭庭的基础上进行开庭，这岂不矛盾？况且在判决之前法院已对调解协议进行了确认（民事调解书上已清楚地写明），既然确认后又岂可更改？这是很不严肃的，所以说，现行民事诉讼中的反悔制度有损审判权威。
第二，不符合双方当事人的合意。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是在有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形成的，一般是双方互谅互让的结果，必然是权利方的适当让步，这可视为其对自己的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双方合意的结果，当然地可称之为合同，而且是经法院确认后的合同，理应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一方反悔导致调解协议不发生法律效力必然是对另一方的不公。在民事活动交往中，我们提倡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而在民事诉讼中，又岂可对当事人的合意熟视无睹？
第三，反悔的条件未予以界定，当事人进行反悔的随意性大。由于反悔的条件法律未予以明确规定，导致某些当事人无视法院的存在，与对方恶意磋商，借调解试探对方虚实，一旦调解书送达时便反悔，由于反悔的条件未予以明确界定，形成了法律真空，使之有空可钻。
第四，增加了诉讼成本。双方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法院根据双方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制作民事调解书，在送达时或送达前一方当事人表示反悔，法院依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应及时通知另一方当事人，又需要继续审理，必然会增加诉讼成本，这与追求降低诉讼成本的'司法制度改革的目标不一致。
第五，与追求高效的司法终极目标相悖。公正与效率是21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是当代诉讼模式的价值取向，允许当事人随意反悔，自然会增加审案期限，从而降低办案效率。这与寻求高效的司法改革不相协调。
第六，对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可以不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有：（一）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二）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三）能够即时履行的案件； （四）其他不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对以上不需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案件，由于没有送达调解书这个程序，民事诉讼法规定只要当事人和审判人员在记有协议的笔录上签字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这样，当事人不可能在送达调解书前反悔，这实际上否认了这类案件当事人的反悔权。
第七，提出反悔的时间过于笼统。由于民事诉讼法未规定何时送达调解书，只规定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反悔，使得审判人员具体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有的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后，审判人员为防止当事人反悔，随即就制作民事调解书送达，使得当事人无时间思考是否反悔，这无形中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有的又长时间不送达，造成某些当事人思想波动而提出反悔，这不利于纠纷的解决，也降低了诉讼效率。
第八，反悔制度的设立会引起一些负面效应。人民法院制作调解书后往往不是同时将调解书送达给双方当事人，一方当事人收到调解书后就以为调解书已经生效，按照调解书的内容行事，而后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又提出反悔，很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特别对于离婚案件来说，先收到调解书的一方当事人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而与他人另行结婚，另一方在送达调解书时反悔了，根据民事诉讼法规定不能认为调解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这样会造成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和产生新的矛盾。
对设立反悔制度的认识
民事调解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双方当事人必须自愿，并且该原则须贯彻调解过程的始终，反悔就是当事人行使自愿权的最后意愿表示。同时，反悔制度是民事诉讼法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设置的一道屏障，是一种司法救济手段，对促进当事人积极接受调解有一定的意义，因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民事诉讼调解中的反悔制度。但是，反悔毕竟是民事调解中的一个内容，我们不主张当事人可以任意的反悔，毕竟民事调解是当事人对民事权利的处分，是在诉讼这个特殊环境场合下行使的，其民事权利的处分是法律的处分①，是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不得随意地否定该行为的效力，人民法院也不宜支持当事人随意提出的反悔。
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中反悔制度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反悔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和缺陷，结合对反悔制度设立的认识，为深入的进行当今的司法制度改革，贯彻新世纪人民法院的工作主题――公正与效率，笔者认为应从限制反悔、反悔须具备的条件、反悔的时限三个方面来健全反悔制度。
一、严格限制反悔的提出
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进行调解，是在案件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在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进行调解。当事人在法院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不仅是当事人双方自愿的结果，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而且最终调解协议须经法院确认。当事人行使的行为是民事法律行为，是对其民事权利进行法律上的处分，对一般的民事法律行为的变更、撤销尚需经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才能实现，对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否定更应慎重，况且在法庭上达成的调解协议还有审判权因素的介入，它应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随意否定调解协议是很不严肃的，也与我们所追求的司法改革目标――高效是格格不入的。因此，笔者认为，在一般情况下，应严格限制当事人行使反悔权。防止当事人滥用反悔权，不允许当事人反悔，这是我们在进行民事调解时应坚持的一个原则，它对维护审判权威及提高诉讼效率有着深远的意义。
（一）各地对调解协议反悔限制的司法实践
当前，各地司法机关围绕“公正与效率”这个主题，对调解制度尝试着改革。据报载，，贵阳市司法局与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展了尝试基层调解与诉讼程序的“接轨”改革，主要内容是民间纠纷经过调解委员会调解达成协议后，由街道（乡、镇）调解中心出具人民调解协议书，如当事人反悔或拒不履行协议，其中一方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的，法院应当对当事人在街道（乡、镇）调解中心达成的协议书进行审核。如协议不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不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及社会公共利益，也无重大误解或显失公平，法院
可以直接在判决书中支持协议条款，通过诉讼程序赋予调解协议实质上的法律约束力②。贵阳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否定了当事人对诉前调解协议的反悔权，而且是通过法院的裁判否定了当事人的反悔权。因此，对在诉讼中法院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更是不可轻易允许当事人反悔，须严格限制当事人反悔。
其实，有些高级人民法院在如何对待当事人不履行诉前有关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或自行达成的和解协议出台了一些规定，例如《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赔偿范围和标准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7条规定，当事人经公安机关调解或自行和解达成协议并实际履行完毕的，一方或双方以赔偿金额过低或过高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重新确认赔偿金额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意见第19条规定，当事人双方经公安机关调解达成赔偿协议，受害人及其家属起诉仅要求责任人履行调解协议的，按一般债务纠纷处理。从以上规定可知，其对当事人反悔进行了一定的限制。
（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倾向于限制反悔。
为了公正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该规定将调解协议视为合同，像处理合同纠纷一样来认定调解协议的效力，这是对人民调解协议反悔的一个严格限制。也就是说，一般情况下，人民调解协议不容双方任意反悔。
针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民事案件，由于案件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争议不大，最高人民法院对此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15号）第十五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并经审判人员审核后，双方当事人同意该调解协议经双方签名或者捺印生效的，该调解协议自双方签名或者捺印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要求摘录或者复制该调解协议的，应予准许。调解协议符合前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另行制作民事调解书。”这种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取消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与民事诉讼规定的当事人享有反悔权的规定相悖，但对提高司法效率来说无疑是有益的。
二、可反悔的条件
不允许当事人反悔是一般原则，这只能维护审判权威和提高司法效率，但我们并不能因片面追求效率和司法权威而忽视另一追求的目标――公正。笔者认为，在以下情形下，当事人进行反悔还是应当允许的。
（一）调解违反自愿原则
自愿原则是在诉讼中进行调解必须遵循的重要原则，违反自愿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调解行为的不自愿。虽然民事诉讼法规定当事人在庭审中在请求调解权，但既然是当事人的权利，当事人即可行使，也可放弃，法官和双方当事人均不得强制其调解。其二，强制当事人接受调解协议的。达成调解协议要自愿，调解协议必须是当事人在互相谅解、自愿协商的前提下达成的，不能是强迫、压制或乘人之危的结果。有观点认为调解协议的达成一般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当事人各自实现权利或履行义务，一种是当事人一方放弃或者变更某些诉讼请求，称前者为公平性调解，后者为让谅性调解。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主要是让谅性调解，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强迫、威逼等左右当事人意志的因素，否则的话，调解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当事人有权拒绝调解或者在达成调解协议后进行反悔。
（二）调解违反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是调解制度中的重要原则，在诉讼中进行调解时违反法合法原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指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了政策、法律、法规的规定。存有上述行为，人民法院一般是不应确认，当然也无反悔可言。但是，一旦人民法院错误对以上协议进行了确认，应当赋予当事人有反悔权，以示对案件不公正处理的补救。其二，是指法院未按法定程序进行调解。法院主持调解要遵循法定程序，依法定程序进行，若有违反程序而促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则该协议是在不当审判权介入的情况下达成，有违公正之嫌，应允许当事人行使反悔权。
（三）因重大误解而达成调解协议
重大误解的协议，是指行为人对于协议的重要内容产生错误的认识，并且基于这种错误认识而订立的协议。重大误解有三个主要特征：一是协议的达成与误解有因果关系，即是在一方误解的情况下达成的协议；二是误解必须重大；三是因为误解造成了比较大的损失。在平常的经济交往中，行为人在重大误解情况下所为的合同，有背于其真实意思，为此我国民法通则和合同法均规定，该行为人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撤销。《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29号）第六条、第七条也规定因重大误解订立的调解协议，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变更或撤销权。对于在诉讼中经人民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调解所达成的调解协议中若有一方当事人存在重大误解，该当事人是否可以行使反悔权？笔者认为，应允许一方当事人申请变更或者撤销，也就是允许一方当事人反悔。当然，为防止当事人滥用此权利，可规定其在一定期限内行使。并且，由于现行的民法通则关于重大误解的内容仅在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方面进行了规定，建议对反悔制度中重大误解的具体情形作进一步界定。
三、反悔时效的设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在达成调解协议后当事人可在调解书送达之前进行反悔，反悔的时间只是规定在调解书送达前，这使得审判人员操作起来随意性很大，前文已有论及。而对不需制作调解书的案件却又剥夺了当事人的反悔权，上述规定均弱化了反悔作为一种司法救济手段的功效，无形中迫使当事人申请再审，从而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去救济当事人，不利于确保司法公正和提高 司法效率。为此，笔者建议设立反悔时效制度。
反悔时效制度是指在民事诉讼调解过程中，只要符合反悔的条件，当事人可在一定时限内提出反悔，否则则丧失行使反悔权的一种诉讼制度。对于重大误解或者显失公平的民事行为，我国民法通则及合同法均规定当事人可在知道或应当知道可变更或可撤销的事由之日起一年之内行使，否则当事人提出也不受法律保护，笔者认为反悔的时限也可以比照设定：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对符合反悔条件的，当事人应在达成调解协议之日起3日内提出。这样即可提高司法效率，也为当事人提供了一个补救手段，可确保司法公正。设立这样的反悔时效制度，也是符合当今司法改革所追求的公正与高效的主题。
注：①周岳保：《改革与完善诉讼调解制度的思考》，见《人民法院报》5月13日B1版；
②《法制日报》205月26日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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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2：民事调解制度
民事调解制度
前言编辑
2002年9月26日司-法-部和最高院分别出台了《人民调解工作的若干规定》 ，在制度上对民事调解给予充分的肯定。以调解的方式妥善处理各类纠纷案件，对于化解社会矛盾、快速调节经济关系，预防和减少诉讼，维护社会稳定具有判决结案方式所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长期以来，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特别是基层人民法院)大量适用简易审理案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效果。
然而，对于民事调解的规定却只见于中国《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即：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立法对适用调解的受案范围、程序等未作界定，与其他结案方式比较，无论是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太过宽范。
发展编辑
发展初期
所谓民事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在审判中占有重要地位。
发展中期
调解在中国有着优久的历史，早在西周在铜器铭文中就有调处的记载，秦汉以来，调解成为司诉的原则，两宋时期，随着民事纠纷的增加，调处呈现制度化的趋势。明清时期，调处已是臻完善，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大力引进西方法制，建立西方法制体系，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没有中国实行开来。建国初期，审判方式一直沿用抗战时期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强调审判与调解紧密结合，直到1979年中国起草《民事诉讼法(试行)》时，将“调解为主”改为“着重调解”，1991年中国开始修订《民事诉讼法(试行)》，明确了调解的原则为“自愿和合法”，适用范围包括一、二审、再审，使调解原则更加符合人民法院民事诉讼调解的审判实践，纠正了调解与判决贩关系。
发展中
近年来，随着审判方式的改革，大量简易审理的案件所占比例逐年提高，如黑龙江省孙吴县人民法院收案996件，审结983件，其中调解结案413件，占结案数的42%，收案871件，结案856件，其中调解结案436件，占结案数的50.93%，而两个基层法庭所审理的民事案件有七成为调解结案，由此可见，民事调解制度在人民法院解决纠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缺陷编辑
调解制度作为解决纠纷的一种机制，是中国固有的传统，是享有“东方经验”之美誉的法院调解制度，被视为法院行使审判权诉讼制度中占有重要位置。其本质上是一种合意为核心要素的解决纠纷的方式，是私法纠纷领域的廷伸，是一种当事人主义。在审判实践中，由于缺乏明确具体的规定，存在如下缺陷：
缺陷一
是随意启动调解程序。合法是民事诉讼调解有效的前提，含概了程序合法、实体合法。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法院调解贯穿于审判程序的全过程，这意味着调解没有独立的程序。法官可以随时组织当事人调解，启动调解程序的随意性较大，造成诉讼调解中法官中心地位和主导作用过于突出，有悖于当事人主义的调解原则，使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受到一定压制，当事人自由选择纠纷解决方式的诉讼权受到侵害，同时也为“强制调解”、“恣意性调解”留下了广泛的空间，失去法院调解所具有的独特的公正价值。
缺陷二
是调解无具体期限，限制当事人的上诉权。中国的法院调解制度所采取的是调审合一的模式，即调解和审判可以动态转换，法官可以随时主动地决定进入调解程序。较之判决，调解可以使法官在相对的时间内提高办案数量、回避法律适用，减少上诉案件，法官的风险最大化地降低，这无疑促使法官更多地适用调解。也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上诉权，限制了上一级法院的司法监督功能。中国《民事诉讼法》第89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应当写明诉讼请求、案件的事实和调解结果。……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调解协议一经生效，即表明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已经解决，产生与生效判决同等的效果，除个别特殊案件(如调解和好的离婚、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外，不得再行起诉、上诉，因而审判监督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同时，由于调解协议或送达回证上的签字属于自愿，当事人尽管可能无奈，但也只好忍气吞声。而且正是由于这种“自愿”，除严重违反程序外，使当事人无法提出充分证据，从而导致再审的机会几乎为零。
缺陷三
是对违法调解缺乏制约。法官对当事人自愿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合法性负有审查义务，但在多数情况下，调解是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形成一致意见后，再诉至法院，有的案件当事人恶意串通，为逃避他人债务以诉讼调解的方式转移财产、规避法律责任，较为常见的有调解假离婚、假抵债、假清偿，这类案件的调解，往往是事后才发现调解目的恶意并损害了第三人利益，中国法律对这种调解行为缺乏相应的预防和补救措施。
立法构想编辑
鉴于此，建立完善的调解制度立法十分必要。
首先，制定调解程序法，明确调解的受案范围、调解的启动、期限。对于涉及婚姻家庭关系的民事纠纷，如婚姻、抚养、赡养、收养的案件当事人不请求调解的，人民法院也应进行调解，对下列案件应考虑排除在法院调解之外：(一)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破产还债程度的案件;(二)民事行为无效应当给予追缴或民事制裁的案件;(三)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合法利益，受害人未参与诉讼的案件;(四)以当事人无处分权为标的案件。针对调解的启动要赋予当事人以程序上的'选择权，对于一审普通程序而言，进入诉讼程序后，双方当事人自由决定是否进行调解，向人民法院提出申请。一旦当事人不愿以此种方式解决纠纷，即转入审判程序。调解的期限以20为宜，在同一个案件中，只规定一个调解阶段。程序是法庭在经过庭审、认定案件事实后，审判人员应告知当事人，转入调解阶段，并询问当事人是否同意调解，如双方一致同意，则告知其调解期限;如一方同意，一方不同意，得按调解期限，试行调解;如双方均不同意，则应转入下一个程序，移交审判庭及时判决。
其次，制定调解实体法，明确法官职能。承办案件法官在判决前对当事人的接触，存在法官的情感因素直接影响判决结果的公正性的问题，因此，应借鉴西方国家法官职能分工具体化的做法，如英美民事诉讼程序中，整个诉讼过程分为审前程序和审判程序两个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阶段，负责调查、和解，对审前程序管理法官与负责开庭、裁判的法官分而设之，保证裁判的公平、公正。同时，为弥补可能发生的错误调解所造成的不公后果，应当考虑建立调解无效确认制度。法院调解无效确认之标准可以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有充分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有欺诈、胁迫行为，直接影响另一方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达，调解协议的履行对被欺诈、胁迫方明显不公;(二)调解程序违法或法官违反审判纪律直接影响调解内容实体不公;(三)当事人恶意串通，非法行使处分权，直接损害三人合法利益;且无法补救第三人损失的;(四)调解协议违反法律原则或禁止性规定的。
最后，取消反悔权，明确规定调解无效的标准。中国《民事诉讼法》规定，调解协议生效以调解书送达为生效条件。第91条规定“调解未达成协议或调解书送达前一方反悔的，人民法院应当及时判决。”据此规定，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协议，该协议对当事人双方并无约束力，在审判实践中，反悔是调解中经常出现的，反悔权的行使动摇了法院调解的权威性。建议立法明确规定，在法官的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协议一经签字即视为调解成立，任何一方当事人不得提出反悔。法院制作的调解书一经送达当事人，调解协议即发生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履行调解协议可以强制执行。
篇3：浅析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
浅析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
民事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做好民事调解工作，对于及时化解矛盾，促进社会交易的正常流转，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我国的民事调解制度从《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看，分为诉讼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民事诉讼法》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同时《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对诉讼外调解工作也进行了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是在基层人民政府和基层人民法院指导下，调解民间纠纷的群众性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根据自愿原则进行调解。当事人对调解达成的协议应当履行；不愿调解、调解不成或者反悔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如有违背法律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纠正”。一、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
诉讼调解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可以在查明事实，分清是非的基础上，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主持并促使当事人双方达成协议协商解决的制度。自愿、合法的调解制度是在试行民事诉讼法的着重调解的基础上经改进而演化过来的。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用调解的方法解决民事纠纷，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是我国民事审判工作的成功经验。
1、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制度的涵义。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及解释，自愿、合法的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该原则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含义：第一，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的工作中，对于能够调解的案件，应当用调解的方式结案。但不适宜用调解的案件，则不应采用调解方式结案，例如使用特别程序的案件，确认合法有效或无效的案件。第二，调解必须遵循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自愿”即当事人必须出于自愿而进行调解活动，以及当事人之间达成的调解协议内容必须是出于其自愿，人民法院不得强迫当事人采取调解方式或达成调解协议。“合法”即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协议内容必须合法，以及人民法院进行调解的过程必须严格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和原则。第三，调解贯彻诉讼的全过程，即在诉讼的任何阶段，不论是第一审阶段，还是第二审阶段，不论是审理前的准备阶段，还是开庭审理阶段，人民法院都可以酌情进行调解。第四，调解与判决一样，都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案件的一种方式。案件能调解的则调解，不能调解的或调解无效的案件，应当及时判决，不应当久调不决，要正确处理调解与判决的关系。
2、诉讼调解制度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人民法院主持的诉讼调解制度在我国的民事诉讼制度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一方面，审判实务中大量的民商事纠纷通过调解结案。另一方面，诉讼调解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曾受到立法者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但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现行的诉讼调解制度在理论上存在以下缺陷：（1）诉讼调解软化了程序的严格性，会造成审判人员行为失范和审判活动无序。（2）诉讼调解软化了实体法的约束，导致调解结果的隐性违法和案件处理结果的不统一。（3）诉讼调解本身隐含着强制，与现代权利观念存在一定冲突。“权利至上”、“合法权利不容侵犯”的观念极受现代人们推崇。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民事诉讼法确定的基本原则，也是民事审判的主要任务。但从审判实践中看，调解的成功往往是以权利人被迫放弃部分权利甚至大部分权利为代价的。（4）当事人有权反悔调解协议与民法通则以及合同法有冲突。在司法实践中诉讼调解制度也存在以下问题：（1）片面理解审判方式改革就是庭审模式的改革，注重坐堂审判，忽视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把矛盾化解在法庭上，忽略了把矛盾化解在最基层。法官除了应做好与案件直接相关的调查取证、核实证据外，乡土社情、民风习俗也应了解，更要掌握当事人的思想情绪，采取果断措施甚至动员一切力量去化解矛盾。防止矛盾激化和维护当事人在诉讼中的稳定，是基层法院审理民间纠纷案件的首要任务，也是最令基层法院法官们担心和头痛的事。一旦在诉讼阶段中出现命案或引发冲突，就难向社会民众交代。坐堂审判如何提高法官驾驭庭审的能力，当然是审判方式改革的重点，但善于调处民间矛盾纠纷也是基层法官的必备基本功，而后者恰恰是法官综合素质的表现。基层法院、人民法庭面对的当事人，大多缺乏法律常识，许多人没有聘请代理律师，如不做细心的疏导调解工作，尽管判得很公正，受不利判决影响的当事人也总怪法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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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
刍议法院民事调解制度
[ 内容提要 ] 本文从分析法院民事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入手，剖析了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并对这一制度改进的原则及具体操作进行了探讨。[ 关键词 ] 法院民事调解 调审分离 庭前调解
法院民事调解是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争议通过自愿协商， 达成协议以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 它是我国民事诉讼中最具中国特色的一项制度，肇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契合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并与当时经济计划化、利益单一化、 人口居住固定化、法律简约化、 权利淡漠化的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 （1） ，对及时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曾经发挥了巨大作用。 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进行， 传统的法院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需要，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性和诸多弊端，有必要对其加以完善和发展。本文试就此作一探讨。
欲探讨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首先应正确认识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地位和价值。
一、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一） 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
我国民诉法学界对法院调解制度性质的认识， 主要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审判权说”， 源于计划经济时代强职权主义的诉讼模式， 认为调解就是法院行使审判权，审理民事案件的一种结案方式； （2） 第二种观点是“当事人处分权说”，与第一种观点相对， 认为调解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地解决纠纷的活动； （3） 第三种观点“审判权和处分权结合说”，则是上述两种观点的的折衷方案， 认为调解“是建立在当事人处分权基础上的”， “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与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 （4）
笔者支持第三种观点。这是由于：其一， 自愿原则是法院调解工作应遵循的首要原则， 以调解方式止争息讼，实质上是双方当事人行使处分权，解决纠纷的结果；其二，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主持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当事人能否达成调解合意，离不开法院的职权干预。正如有的学者所言， 法院调解是“在两种意志（指主持人员意志与当事人意志）中间寻找一个平衡点， 以便既保证当事人合意具备相当的‘纯度’， 又能使纠纷解决主持人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纠纷解决程序具有一定的效率和利用率”。 （5） 因此，当事人的自愿选择和法院的职权干预是调解制度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审判权说”和“当事人处分权说”只是分别强调了其中的一个方面，应予扬弃。
（二） 法院调解的地位
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 是我国人民司法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在国际上被誉为“东方经验”。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 1982 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 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 1991 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又将其修正为“自愿、合法”的调解原则。因此， 立法机关和人民法院历来重视调解在民事审判中的运用， 而在司法实践中，虽然近年来民事案件调解率有下降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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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浅析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完善
论文摘要在和谐司法的大环境和和谐诉讼理念的指导下，本文针对法院调解制度本身存在的弊端，提出取消在调解制度中“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原则，建立调、审分离的审判机制，加强调解结果执行力的建议，使法院调解制度能更好地为现今社会服务。
论文关键词法院调解 和谐诉讼 调解制度
法院调解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它因有节约诉讼成本，提高法院办案效率的优点，而被视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并得到了西方国家的美誉，被称为“东方经验”。现在，对于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法院调解制度来说，如何应对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浪潮，适应现今社会的需要，显得尤为重要。
一、和谐诉讼理念与法院调解制度概述
“和谐诉讼”理念是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在第七次全国民事审判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肖扬表示：“无论是公正高效权威的民事审判制度，还是司法为民、司法民主、司法公开的各项措施，均需要在和谐的诉讼秩序下运行，需要和谐的司法环境提供保障”，“民事诉讼应当是和谐的、有利于纠纷及时了结的诉讼，不应当是相互顶牛的、没完没了的诉讼”。他还要求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努力创建和谐的诉讼秩序，着力维护和谐的司法环境。
我国现行的诉讼模式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在诉讼中占主导地位，双方当事人受到法官控制较多，且法院的办案效率普遍较低。在当前的诉讼模式下，法官的诉讼行为过于积极主动，容易先入为主，造成有失公平。当事人也会因法院办案效率低下而影响了其对法律公正的感觉。“一个时代需要一个主题，人民法院在21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要把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作为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 因此，要改变当前这种诉讼状况，提高诉讼效率。
在当前的形势下，建立和谐诉讼模式成为现实的选择。肖扬表示和谐诉讼模式具体包括：“当事人及其代理人与法院之间的和谐关系;人民法院与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和谐关系;人民法院内部各相关部门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立案、审判、执行、审监各个环节之间、民事与刑事和行政审判部门之间，能够既分工又合作，既制约又配合;上下级法院之间的衔接与协调关系，切实把民事纠纷及时化解在基层;民事诉讼与仲裁、人民调解、行政调解等之间的衔接关系;人民法院与权力监督机关和新闻媒体等社会监督渠道之间的协调关系等”。
本文所指的和谐诉讼仅指民事诉讼过程中的和谐，虽然促进和谐诉讼的措施可以有很多，但是我认为法院调解制度由于其本身的特殊性，可以成为奏响和谐诉讼的最强音。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是我国优良的司法传统，符合我国“以和为贵”的传统思维模式，历来为国人所重用，成为我国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
法院调解，是指双方当事人就争议的实体权利和义务，在人民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进行协商，达成协议，从而结束诉讼程序，或没有达成协议，使诉讼进入下一程序的活动。法院调解制度在新中国几十年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受到立法界、司法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偏爱和重视，走过了以“调解为主”到“着重调解”再到以“自愿、合法”为调解原则的三步曲。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锡五审判方式就确立了“调解为主”的方针，1982年试行民事诉讼法把“调解为主”发展为“着重调解”，并把其作为该法的基本原则之一，1991年的现行民事诉讼法把法院调解制度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将“自愿、合法”确定为一项基本原则——《民事诉讼法》第9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调解不成的，应当及时判决。”
法院调解制度的特征主要有：(1)法院调解是发生在诉讼过程中的行为，带有浓厚的诉讼性质。调解是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进行的，双方当事人通过协商达成调解协议，而协议一经达成，就具有与判决同等的法律效力。(2)法院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的规定体现了意思自治原则。调解的自愿性是当事人的一种意思自治的合意，如一方不同意调解，则法院不得违背该方当事人愿意，强迫进行调解。(3)调解是完成民事诉讼的一种重要形式。“调解结案模式”和“审判结案模式”是人民法院解决民事权益纠纷的两种基本模式。无论是哪种模式，其效力在法律上是同等的。
二、法院调解制度对诉讼和谐进行的重要意义
随着国家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和谐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形态，应有能力使产生的矛盾通过纠错机制和缓解机制而得到有效的化解，并由此实现利益大体均衡，实现多元利益的协调、相互容纳和共存，以此来维持良好的秩序，从而使整个社会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法院调解制度以其自身的特性及优势，对促进诉讼和谐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一，调解有利于当事人息讼，减少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等现象，促进诉讼和谐。众所周知，在我国诉讼量增长、判决比例提高的同时，审判的上诉率、再审率居高不下，判决缺乏既判力终局性已成为我国司法最严重的问题之一。这些上诉、再审、申诉、缠诉的频繁、大量的发生，使得社会对司法的权威和公正性产生了极大的压力，而调解则可以极大地减少这种现象。 从而制造出一个和谐的诉讼氛围。
第二，调解有利于彻底、迅速的解决纠纷，化解矛盾，提高法院办案效率。法院调解是在审判组织主持之下，通过对当事人法制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制观念，使其就争议的焦点问题，在互相协商的基础上，自愿达成协议，彻底解决纠纷，而协议一旦达成，诉讼即告终结，这也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办案效率。
第三，调解有利于促进双方当事人的团结，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建。以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在结案时能有效消除当事人之间激烈的对抗情绪，化解当事人之间尖锐的矛盾，使纠纷不仅在法律上得以彻底解决，也在心理上得以真正消除，从而及时修复当事人之间因利益冲突而破坏了的和睦关系。能在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当事人的权益的同时也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保证各种社会活动正常有序地进行，促进和谐社会的建立和巩固。
篇6：论完善合议庭组成制度
论完善合议庭组成制度
合议庭是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基本组织形式。当前，在落实党的十五大提出的“积极推进司法工作改革，从制度上保证司法机关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任务中，强化合议庭职责，充分发挥合议庭在审判案件中的职能作用，对人民法院提高审判案件的质量和效率，对依法独立公正持使审判权具有重要作用。合议庭组成制度是合议庭制度的重要制度之一，对于保证审判活动的独立、公正、廉洁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合议庭组成制度包含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合议庭制度中人的因素。这体现在合议庭成员的资格，即什么人能够组成合议庭。二是合议庭的组成方式，这体现在合议庭的专业、临时性或其他形式。三是合议庭的可控制设计，这是合议庭正常运转、实现独立公正廉洁的保证。基于以上认识，下面，笔者以第一审民事审判为例，对合议庭组成制度予以探索。笔者认为要建立高效、公正、独立、廉洁的合议庭，对合议庭组成制度应有如下要求。
一、合议庭成员的法治化要求。
合议庭组成人员的法治化要求是指合议庭组成人员的资格。《民事诉讼法》第40条第一款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第一审民事案件，由审判员、陪审员共同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合议庭的组成人数必须是单数。根据上述规定，组成合议庭成员有两种情况：一是由审判员、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二是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那么合议庭组成如何达到法治化要求呢？笔者认为，首先要严格按照法律形式区分上述两种情况。例如选民资格或重大难的案件，应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审理，而不能由审判员与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进行审理。其次严格法官资格与陪审员资格。法官是人民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工作人员，需要有一定的法律业务水平，同时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官法》中对法官资格进行了严格的规定，而且从而以后，只有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的才能从事法官职业。这是法官的素质的基本保障。陪审员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从年满二十三岁、具有选举权的公民中，通过选举产生。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在陪审员问题上并没有形成制度，致使出现庭室司机、书记员、甚至 门 担当陪审员的局面。这种局面存在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陪而不形式主义。笔者认为完善合议庭组成除了严把法官的资格，还要注意保证陪审员的资格，形成良好的制度。陪审员首先不应是与法官有关系的`人，比如法庭的司机、书记员，其次陪审员须有一定的文化程度，如果没有一定的法律知识，会影响审判的效益。第三，陪审员的产生不能随意性，应有严格的程序。
由于法官判案一是对事实的认定，二是法律适用。在合议庭组成人员中应有一定的分工。笔者认为有陪审员组成合议庭 中，可以由陪审员认定事实，而法官重点适用法律，推导结论。当然，合议庭成员在评议案件时，有同等的权利，对于审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对案件作出的裁定、判决，合议庭成员均有权发表意见。
二、合议庭组成方式的专业化要求。
审判实践中，合议庭组成十分随意，除了笔者在第一认点中涉及的组成人员的随意性之外，还包含组成人员的临时性。不管什么案件，临时拉上几位法官或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使合议庭除承办人之外的人陪而不审，审而不议。同时随着社会发展，案件发朝复杂多样化发展的时候，类型也具有趋同性。承办人靠个人很难准确把握法律、做出公正裁判。笔者认为合议庭组成方式走专业化之路，有着重要意义。一是提高工作效率；二是提高工作质量；三是专业化可使合议庭成员之间建立良好的运行机制，能够明确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与责任，从而使合议庭 的动作更具科学化。笔者认为，合议庭组成方式的专业化要求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达到。
（一） 对案件进行分类，发挥法官专业特长，组成专业合
议庭。
随着社会的发展，诉讼情况不断出现，案件呈现多样化的同时，具有定的趋同性。这是社会法治建设发展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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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论如何完善中小企业会计核算制度
改革开放以来的几十年间,我国中小企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年上升,在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维护社会稳定,增加就业,推动科技进步等发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生产成本持续上升,企业经营难度增大,加上中小企业的会计核算的制度的不健全,这些问题不解决,很容易让企业陷入困境。笔者做了大量相关的研究,结合从事的职业,对中小企业的会计核算工作提出几点对策。
,国家四部委联合下发《中小型企业标准暂行规定》,提出以年末从业人员数量和资产总额为核心指标的评定标准,6月1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四部委又对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进行调整,将中小企业划分为中型、小型、微型三种类型。我国的中小企业的特征为:一是所有制结构灵活多样,投资主体多元化,船小好调头,发展迅速;二是我国中小企业近几十年的发展都是依赖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获得成功,但是随着买方市场的逐步形成,工人工资的大幅度增长,中小企业的劳动密集型逐渐成为制约企业发展的瓶颈,所以提高科技装备水平,提高产品附加值成为企业摆脱低附加值、重复性投资生产的重要出路;三是中小企业发展不平衡,东部地区发达,西部地区相对落后,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发达,内部地区相对落后;四是中小企业涵盖范围广,分布地区分散,主要是各地方的乡镇企业;五是中小企业存在着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窘境,一些小企业处于竞争的劣势地位,很难与大企业相抗衡,且短时期内,很难转变这种态势。以上五种特征决定了中小企业在发展中存在着会计核算等方面的问题。
1.中小企业会计核算存在的问题
近几年来,中小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成长了很多,经历了改革开放几十年的洗礼,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考验,各项制度逐步完善,企业管理水平提高,然而,各中小企业在会计核算方面存在着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会计人员配备不齐全,机构设置不尽合理
我国大部分企业基础较差,对管理不够重视,造成会计机构设置层次不清晰、分工不具体等问题,有的微小企业为了解决成本,甚至不安排会计人员或者安排自己的亲戚担任会计,有的甚至是一点儿会计知识都不具备,更不用提持证上岗了;还有一部分采用的会计外包的方式,兼职会计问题严重,流动性强,管理性差。同时,还存在着会计人员学历层次低、会计人员老龄化、会计培训不到位等问题。中小企业会计人才缺乏一方面与经营者的个人素质和重视程度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企业规模小,激励方式有限,对优秀会计人员的吸引力不够,造成会计人员招不来,留不住,发展不好,人员不稳定,跳槽现象严重,这些都对企业会计核算水平造成了直接影响。
1.2核算主体不清晰,违规问题严重
中小企业具有“船小好调头”的优势,同时也有产权不明晰,管理不规范的劣势。我国的很多中小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高度集中,投资方和管理方混为一谈,产权不明晰,都给会计核算工作带来了困难,由于有些企业对会计工作不够重视,不按照规定记账,造成会计核算中很多不规范的地方,比如不设立账面,以票代帐,或者账面管理混乱。在会计核算方面,有些企业用记账的方式操纵利润,或者用收入不计入账面、虚增成本等手段逃税,给国家带来损失。有些中小企业不按照会计制度对固定资产折旧进行分类,而是根据自己需要尽快处理等等,这些操作都没有认真执行相关规定,而是按照经营者的意图随意更改账面,造成会计信息的失真。另外,还存在着一些企业为了降低成本,在交易时愿意和合作方执行较低的价格,会计记账时采用不合规的收据入账或者根本不入账,不仅仅违反会计制度,也有悖于法律的要求。
1.3企业内部控制制度不完善,缺乏有效监督
通过走访,我们发现很多中小企业没有完善的企业管理制度,或不完善或根本没有,有的企业虽然各项规章制度齐全、财务制度健全,但在执行中形同虚设,没有得到真正的实施。一些企业经营者虽然看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因为企业小,觉得时机还不是很好,有的则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现有的管理人员素质无法到达建立完善制度的程度,制度不健全对企业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给企业带来了一些负面的作用,不仅造成内部管理混乱,造成企业资产流失,人员流失,会计失真,无法为经营者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损害了企业的根本利益;而且也对外部管理和监督带来了很多困难。由于一些中小企业的管理者经常干预会计工作,会计很难独立的处理会计问题,而是受制于老板,按照经营者的意图调整会计,无法真正发挥会计的监督作用。
1.4对会计档案重视不够,会计资料保存不善
一些中小企业为了节约成本,没有按照要求将会计档案保存好,既没有专人负责资料的管理,也没有固定的地方存放,造成大量的会计报表和会计凭证随意堆放,到账会计资料损毁、丢失的事情经常出现,这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比如上市对会计信息的披露要求等等,中小企业的管理者应加强管理,切实保证会计信息的完整性。
2.解决中小企业会计核算存在问题的对策
当前,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很多问题,会计核算执行不严格,会计信息不完善的问题比较突出,因为应加强以下几点工作。
2.1建立相关会计机构,提高从业人员工作水平
中小企业管理者要高度重视会计核算工作,按照《会计制度》的要求建立相关会计机构,同时,根据业务开展情况,安排和企业规模相匹配的会计人员,招聘会计人员第一需要人数要充足,不能仅仅配备一名人员应付会计工作,第二综合素质要高,一般应具有会计从业资格,规模较大的企业甚至需要中级职称以上的会计。会计人员绝不仅仅是记账这么简单,还有对日常经营状况进行监督,为经营者和管理者提供决策依据。为了招得来、留得住这些会计人员,要制定优惠政策和激励机制,制定培训计划,对留下来的会计人员进行定期培训,提高业务素质,尤其是加强会计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确保他们按照会计法和会计准则进行账簿设置,照章纳税,加强对日常账面的处理的练习,掌握基本技能,提高业务能力和道德素质。
2.2规范会计日常工作,提高工作能力
新形势下,如何加强会计核算主体的管理,使之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成为我们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我们要密切关注会计核算范围的新变化和新特点,会计部门提供的会计信息要提供给管理者、经营者和有关国家经济管理部门。会计工作关系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处理的好坏不仅仅影响到企业和国家间的利益分配,也涉及到工人工资的发放乃至社会的稳定。所以,企业经营者要高度重视会计核算工作,做好风险防范,确保会计信息的准确度,使会计信息公允的反应企业的经营情况,为经营者决策提供参考依据,准确的判断企业的经营状况和预测企业发展前景。
2.3加强外部监督管理,完善企业各项制度
如果随着中小企业的发展,经营者的水平不能同步提高,企业管理和内部控制的弊端就会逐渐显现,比如岗位设置不合理和监督机制不健全就会妨碍内部控制指标的实现。如果企业会计核算做不好,会计监管不力就会造成会计信息失真,甚至会造成企业的财务风险。所以,企业要随着规模的扩大,加强对财务会计的重视程度,加强企业外部监管,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确保会计核算的时效性和准确性。我国目前的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决定了不能依靠企业自身的自律来加强对企业会计核算的监管,更多的还是依靠来自政府部门的外部监管,对中小企业进行会计规范,所以按照有关要求,企业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建立完整的会计制度,对于没有按时按规定建立账簿体系的要严肃处理。同时,财政部门和税务部门也要加强对中小企业的工作指导,帮助中小企业建立完善的账目和会计核算制度。
篇8：试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完善
试论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和完善
[内容提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日益完善，曾对民事纠纷起到很大作用的法院调解制度显露出诸多弊端，阻碍了我国民事审判改革的进行，对这一制度进行探讨是非常必要的。本文旨就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及完善问题进行探讨。文章首先对当前的法院调解制度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该制度存在着以调代审、以“和稀泥”代替“查明事实真相”、强制与自愿相矛盾、原有的调解制度与当前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相冲突的四个弊端；接着针对弊端提出完善我国调解制度的构想；切实落实好自愿原则、明确确定调解的适用范围、实行调解程序与判决程序的分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法院调解，又称诉讼调解，是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几年来，随着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发展，在法学界和司法界都对法院调解制度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归纳起来有废除、保留、改革完善三种不同观点。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并试图对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及其完善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
改革我们的调解制度应针对存在的弊端进行。如果对法院调解制度存在的弊端没有充分的认识和深入分析就提出改革方案，不会有好的效果。归纳起来法院调解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调解程序代替审判程序
从客观上纵容某些审判人员违反程序法办案，使法定的程序形同虚设，从根本上损害了实体正义。调解程序与审判程序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程序。从要求上看，调解程序比较简单，可以由审判员一人主持，也可以由合议庭主持，并尽可能就地进行，可以用简便方式通知当事人、证人到庭。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只要当事人自愿、调解协议合法，法律上并无别的程序要求。从适用范围上看，我国诉讼调解的案件范围定得很宽，且规定调解不得上诉，这无疑为法官规避严格、具体的审判程序提供了极大的方便。调解本身所具有的这些特点能给法官带来在相同时间内办更多的案件，回避作出困难的判断、风险较小等益处。出于对自身利益关系的考虑，多数法官倾向于选择快速、省力、风险小的调解，而回避费时、费力、风险大的判决。法官的这种调解偏好使得调解在实践中仍站主导地位，一些本应该适用审判程序结案的案件被代之以调解程序结案，使得严格遵循程序规则进行操作的'状态发生了变异，最终损害实体正义。以调解程序代审判程序比较典型的做法是：在当事人不愿意解时，以各种方法强迫当事人进入调解程序，并以调解结案。再者就是在调解未达成协议时；径行判决。这种未通过法庭调查、法庭辩论，未经法定程序，当事人尚未行使诉权的情况下，判决已做出来的做法与我国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当事人如不同意调解，或者未达成协议，人民法院应当即时转入诉讼程序”和“在诉讼程序中，直接查明争议事实，确定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作出公正的判决”是背道而驰的。如果一审这样做，当事人有望通过上诉主张权利。但遗憾的是，二审法院也经常这样办，这样做不仅严重地侵蚀了当事人的各项诉讼权利，而且从根本上损害了实体正义。
2、以“和稀泥”代替“查明事实真相”，对法治建设形成长远的、深层的危害
从理论上讲，调解方式只适用于那些权利义务明确，基本事实清楚的案件，民事诉讼法也规定调解应在事实清楚的情况下进行。由于调解方式自身的局限性，决定了它不具备查明事实的功能，应当说，真正事实清楚、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只是当事人因固执己见而诉诸法院的案件，为数不多；而法院大量使用调解方式结案的事实，又给人们造成了相反的印象。实际情况是，有大量的民事案件，是在法院未查明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强行调解结案的。基本做法就是和稀泥，搞折衷；不做审查、判断证据的工作（而且，这也不是法院调解所能承担的任务）；而是向双方当事人“做工作”，“讲道理”。因而调解结果不是“解决”纠纷，而实际上是“化解”纠纷，只要纠纷不存在，调解就达到了目的，不管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是否明白了。这样做；表面看起来似乎是大量纠纷经由调解这种双方自愿、自主的方式解决了，实际上既对当事人实体权利的保护和对侵权行为的制裁不利，又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的行使无益；更严重的是，最终损害了当事人对法院的信任，从而对法治建设形成长远的、深层的危害。有些当事人，对调解委员会的调解不满才诉诸法院，相信法院会公正地解决问题，没想到法院调解还是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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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浅谈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完善
浅谈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完善
周国平
当前，我国的劳动关系普遍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困难，劳动争议发生的比例很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时代的进步，市场经济主体越来越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人不喜欢诉讼的传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劳动者往往首先选择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劳动争议，这既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又加速劳动争议的处理，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但是，我国的劳动争议的协商和调解制度却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部分劳动职工希望通过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劳动争议，另一方面是，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设定存在问题，使得这些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完善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是解决目前数量庞大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劳动争议协商与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者维权意识差，劳动争议处理知识缺乏。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劳动者对于一般的权益受到侵害往往报以忍受，比较大的利益损失才立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解决，更有部分劳动者开始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丧失信任。广大职工，对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知晓程度较低，许多人不知道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很难想象，一个对于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不了解或者基本不了解的人在权利受到亲还是会依然决然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劳动者对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的了解程度很不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设立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设立劳动者实体权利的实现，与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
（二）协商制度不健全导致程序弱化。大部分劳动争议没有通过协商而是通过仲裁法来解决，表明协商制度是存在缺陷的，协商制度是最佳的劳动争议处理方式，现在却又很多人不愿意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职工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是该制度不能满足职工需求的无奈。
（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作用发挥有限。大部分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后期望通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解决争议，在单位内部解决纠纷，既方便又不伤和气，对调解组织的期望很高。但现实中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企业较少，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能满足职工维权的要求。且由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未能妥善地处理争议，职工发生争议之后，就不再愿意选择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解决纠纷。
二、完善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建议
（一）加强劳动争议处理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现有的法律尽管很不完善，只要广大的劳动者知道这个法律，至少，他就有可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否则，就只能选择以忍让来息事宁人，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去损害更多的劳动者的权利。因此，劳动争议相关法律的宣传和教育是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工作的基础。尤其，对于低学历人员、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本来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并在社会中占大多数，他们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运行的正常与否，因此，加强对于这一部分人宣传和教育，对于促进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健全劳动争议的协商制度。
在劳动争议处理的四项程序中，协商制度是最不完善的一个制度，这不仅是因为从法律层面看，该制度与其他三项制度相比较是条款最少，内容最少的制度，还表现在没有具体到有关协调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的步骤和程序、协商协议效率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工会以及职工，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将其纳入争议处理程序的考虑之中，从而是个别劳动合同的协商难以进行。
（三）建立劳动行政部门主导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
劳动者虽然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设立在基层的人民调解组织、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在具体的劳动争议发生后，却又不愿意选择这三个机构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调解机构，表明这个制度实行的并不理想，()远没有起到将大部分的争议消灭在协商和调解阶段的目的。笔者建议，应当把调解机构放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行使劳动关系的职能，同时吸收工会和用人单位的代表参加。这样可以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还比较符合中国讲究协商和调解的传统文化。
（四）修改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规定。
严格意义上讲，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名不副实，因为整个处理过程并没有第三方参与，自始自终都是两方，而第三方的存在才是调解制度的基本特征。因为工会是职工的法定代表，企业委派的人是用人单位的代表，但无论是工会的代表，还是企业的代表，他们本身与需要处理的劳动争议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正当程序的原则要求，争议的处理与争议事项不应当有利害关系，因此，在实际上，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称之为“企业劳动争议协商委员会”。因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规定应当作出修改。
（五）修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虽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不久，但是该法的缺陷显而易见，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其一，没有将劳动监察、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纳入一部法律当中，加以全盘考虑；其二，没有突出协商和调解在整个争议处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相反，却在仲裁部分大做文章。因此，应当尽快把修改该法提上日程。
篇10：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和完善
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和完善
近几年来，法院的调解结案率不高，为了提高调解结案的比例，我院在每年的岗位目标责任管理制度中还专门规定了民事案件调解结案应达到的比例，但年终总结时往往未达到年初下达的指标。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事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上过于原则，实践中难以把握尺度。由于这一根本的原因未解决，法官不愿做深入的调解工作，调解成为审判程序中一带而过的走形式，当事人对调解制度亦持怀疑态度，不愿接受调解。如何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平息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调解制度的某些规定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在《民事诉讼法》第八章中，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即为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这三条综合起来，内容有三：1、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2、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3、制作调解书应当写明案件的事实。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与完善
第一，民诉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存在的问题。我国民诉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调解也应事实清楚，分清是非，显然过于苛刻，实践中难以操作，且存在不合理之处。事实清楚和分清是非责任，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判决时应遵循的原则，而不应作为调解结案的必备条件。有些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案件事实尚未查清、是非责任尚未分清，双方当事人就达成了和解协议，这是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进行的处分。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如果当事人并不要求法院查清事实，分清责任，人民法院利用职权执意而为，显然没有什么意义。还有可能在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时，造成部分当事人不满，使已经和解的当事人因认为法院认定其责任过重或过轻而反悔。被认定责任重的一方，会对法院的责任认定不服，相反被认定责任轻的一方，则认为自己还应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放弃调解，以便从判决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使得调解最终不成功。在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依照第八十五条进行的调解，不仅没有促进调解，相反是妨碍调解，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又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此条规定，应当予以修改。与此相对应的，我国民诉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制作调解书时，应写明案件事实这一项，也应修改或删除。
第二，民诉法第八十八条存在的问题。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该条款强调调解必须自愿，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一致的。但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这一条款中的合法、违法的`涵义实践中尚存在争议，在立法上应给予明确的规定，以避免实践中对已生效的调解被认为违法而提起再审。笔者认为，在法律上明确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应注意两点：一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时，只要不违反以上两点，即应认定调解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
三、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急需立法完善
在个案的调解中，一些案件事实较为复杂，案件难度大，对争议的事实各有各的理由，对这样的案件，法官通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们心平气和地协商，当事人也能达成调解或部分调解。之所以能将纷繁复杂的案件进行调解，往往双方当事人都做了一定的让步和努力，尤其权利人主动放弃一些权利，而义务人在履行能力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同意在一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义务。调解虽达成，但权利人往往还是担心调解生效后义务人不自动履行，最终又要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判决一样花费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而当时为了促成调解，放弃了一些应得的权利，就是为了获得义务人的自动履行，结果又达不到目的，权利人往往会有被欺骗的感觉，从而失去对调解的信任。现行法律未规定义务人不按调解协议自动履行时，应进行相应的违约处罚，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鉴于此，有些精明的当事人要求在法官的主持下，在签收调解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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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1：浅谈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完善
浅谈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完善
浅谈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完善周国平
当前，我国的劳动关系普遍存在一定的紧张和困难，劳动争议发生的比例很高。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随着时代的进步，市场经济主体越来越依靠法律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的今天，中国人不喜欢诉讼的传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当发生劳动争议的时候，劳动者往往首先选择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来处理劳动争议，这既减轻了法院的负担，又加速劳动争议的处理，收到一举两得的效果。但是，我国的劳动争议的协商和调解制度却存在一定的问题：一方面是，大部分劳动职工希望通过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来解决劳动争议，另一方面是，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设定存在问题，使得这些制度难以发挥作用，因此，完善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是解决目前数量庞大的劳动争议案件的必由之路。
一、当前劳动争议协商与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劳动者维权意识差，劳动争议处理知识缺乏。在发生劳动争议后，劳动者对于一般的权益受到侵害往往报以忍受，比较大的利益损失才立刻通过法律规定的程序来解决，更有部分劳动者开始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丧失信任。广大职工，对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知晓程度较低，许多人不知道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很难想象，一个对于劳动争议处理机制不了解或者基本不了解的人在权利受到亲还是会依然决然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劳动者对于劳动争议处理法律的了解程度很不理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设立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它影响到了设立劳动者实体权利的实现，与设立这一制度的目的背道而驰。
（二）协商制度不健全导致程序弱化。大部分劳动争议没有通过协商而是通过仲裁法来解决，表明协商制度是存在缺陷的，协商制度是最佳的劳动争议处理方式，现在却又很多人不愿意与用人单位协商解决。这就存在一个矛盾，一方面是职工希望通过协商解决问题的强烈愿望，另一方面则是该制度不能满足职工需求的无奈。
（三）企业劳动争议调解组织的作用发挥有限。大部分劳动者在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纠纷后期望通过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解决争议，在单位内部解决纠纷，既方便又不伤和气，对调解组织的期望很高。但现实中设立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企业较少，不到企业总数的三分之一，并不能满足职工维权的要求。且由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未能妥善地处理争议，职工发生争议之后，就不再愿意选择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解决纠纷。
二、完善劳动争议协商和调解制度的建议
（一）加强劳动争议处理法律的宣传和教育力度。
现有的法律尽管很不完善，只要广大的劳动者知道这个法律，至少，他就有可能拿起法律的武器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否则，就只能选择以忍让来息事宁人，从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去损害更多的劳动者的权利。因此，劳动争议相关法律的宣传和教育是完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工作的基础。尤其，对于低学历人员、失业人员、农村进城务工人员本来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并在社会中占大多数，他们对于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了解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劳动争议处理制度运行的正常与否，因此，加强对于这一部分人宣传和教育，对于促进劳动争议处理制度的完善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二）健全劳动争议的协商制度。
在劳动争议处理的四项程序中，协商制度是最不完善的一个制度，这不仅是因为从法律层面看，该制度与其他三项制度相比较是条款最少，内容最少的制度，还表现在没有具体到有关协调主体、协商的内容、协商的步骤和程序、协商协议效率的规定，导致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用人单位还是工会以及职工，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将其纳入争议处理程序的考虑之中，从而是个别劳动合同的协商难以进行。
（三）建立劳动行政部门主导的劳动争议调解机构。
劳动者虽然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设立在基层的人民调解组织、在乡镇、街道设立的具有劳动争议调解职能的组织都抱有很高的`期望，但是在具体的劳动争议发生后，却又不愿意选择这三个机构作为处理劳动争议的调解机构，表明这个制度实行的并不理想，远没有起到将大部分的争议消灭在协商和调解阶段的目的。笔者建议，应当把调解机构放在劳动行政主管部门，代表政府行使劳动关系的职能，同时吸收工会和用人单位的代表参加。这样可以发挥政府的作用，而且还比较符合中国讲究协商和调解的传统文化。
（四）修改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规定。
严格意义上讲，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名不副实，因为整个处理过程并没有第三方参与，自始自终都是两方，而第三方的存在才是调解制度的基本特征。()因为工会是职工的法定代表，企业委派的人是用人单位的代表，但无论是工会的代表，还是企业的代表，他们本身与需要处理的劳动争议都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根据正当程序的原则要求，争议的处理与争议事项不应当有利害关系，因此，在实际上，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应当称之为“企业劳动争议协商委员会”。因此《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关于企业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的规定应当作出修改。
（五）修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
虽然《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不久，但是该法的缺陷显而易见，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其一，没有将劳动监察、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纳入一部法律当中，加以全盘考虑；其二，没有突出协商和调解在整个争议处理中的中心地位和作用，相反，却在仲裁部分大做文章。因此，应当尽快把修改该法提上日程。
篇12：论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论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
法院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新中国几十年的民事审判实践中，法院调解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甚至一度成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主要方式，受到立法、司法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偏爱和重视。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推行以来，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开始成为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的热点之一。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直接体现着国家法治化的进程和水平，关系到“公正与效率”这一世纪主题的实现，而对于在我国民事诉讼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法院调解制度的改革来讲，显得尤为重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如下几个问题的回答，来说明改革法院调解制度的必要性以及改革的思路，并就此提出相应的改革建议。一、法院调解制度的历史考察及比较研究
法院调解，是指在人民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通过自愿协商，达成协议，解决民事争议的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作为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处理民事纠纷的`一种形式，一般认为在我国的民事审判中有如下意义：一是有利于彻底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防止矛盾激化；二是有利于简化诉讼程序，及时化解矛盾；三是有利于法制宣传，预防纠纷。
一般认为，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法院调解，产生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1]，是对我国自根据地时期以来司法工作的经验总结。在抗日根据地时期，人民政权的司法审判中就明确将“调解为主，审判为辅”作为处理民事纠纷的基本方针。建国后较长时期内“调解为主”的方针继续在司法实践中贯彻。 [2]因此，“重调解、轻判决”的现象无论在立法上还是在审判实践中一直存在。直到20世纪80年代，适应“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国家”这一目标的要求，为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的地位，避免造成审判与调解的对立，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将“调解为主”的提法改为“着重调解”。同样是出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也还是出于提高民事诉讼中审判地位的目的，1991年《民事诉讼法》又将“着重调解”改为“根据自愿和合法的原则进行调解”， [3]对法院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事诉讼制度在法律上做了准确定位，从法律规定上消除了“重调解，轻判决”的立法倾向。
与其他国家相比，像我国这样调解与审判程序合一的制度几乎没有，但与我国法院调解相类似的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他国家广泛存在，最相似的制度便是诉讼和解。诉讼和解在其他国家民事诉讼程序中普遍存在并占有重要地位。以美国为例，90%以上的案件是以和解方式解决的。国外的诉讼和解制度同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相比，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共同点主要表现在：首先，两者都可在诉讼的任何阶段发生。其次，两者都可通过某种途径获得类似判决的效力。比如在英美法系的英、美两国，当事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可通过向法院申请 “合意判决”，以使和解协议具有强制执行力；而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和解协议一经记入法院笔录即具有执行力。最后，在两种程序中，法官都要主持协商活动并对当事人进行说服。同时，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首先是在民事诉讼中的地位不同。法院调解在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地位显然极为重要，除了立法、司法实践中一直重视调解外，重视调解的思想在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指导性意义。而在国外，虽然许多国家也鼓励当事人和解，但制度设计的着眼点却是审判程序。其次是具体制度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调解人员（或主持和解人员）与本案审判人员的关系上，在我国的法院调解中，调解人员与审判人员在身份上是重合的；而在国外的诉讼和解中，二者的身份是相互独立的，这种相互独立的身份能切断和解与判决之间的联系，因此不会出现“强制和解”（像我国法院调解中存在的“强制调解”）。以美国为例，主持和解的法官一般不是对此案进行审判的法官；在德国、日本，通常主审法官可以询问、鼓励当事人和解，但要涉及到实质问题的协商和谈判，则要把案件移交给受命法官和受托法官主持和解。 [4]最后是法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同。在我国，法官在调解程序的开始、终结以及调解协议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甚至有的调解协议是完全在法官的操作下达成；而在其他国家的和解程序中发挥主要作用的是律师，他们诉讼和解率高主要得益于其发达的律师制度。
二、法院调解制度存在基础的变化
作为我国人民司法的优良传统和民事审判的成功经验，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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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3：论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完善
赵研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越来越不满足于只是吃饱、穿暖，而是向更高的目标迈进，房子自然成了人们渴求的目标。但是许多人在投资购买商品房之前对市场了解不深，缺乏房地产法律知识，加之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跟进的不及时，结果在购房中引起一连串的法律问题，给购房者带来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因此，我们应当对我国有关法律法规进行研究和分析，并指出对策和建议，以完善我国的商品房预售制度。
篇14：论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完善
（一）概念
商品房预售又称做期房买卖，是指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而尚未竣工的商品房预先卖给买房人，买房人交付购房款或者定金，并在以后确定的时间将预售的房屋及所有权转移给买房人的一种法律行为。
（二）特征
1.商品房预售是一种关系复杂的交易行为。
2.商品房预售是一种附期限而且市场风险较大的一种交易行为。
3.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存在的缺陷。
篇15：论商品房预售制度的完善
商品房预售时，标的物尚不存在，开发商无法即时履行交付房屋的义务。预售作为一种远期交货买卖，由于信息不对称，本身就隐含了一定的缺陷。
（一）商品房预售存在的风险
商品房预售具有履行周期长、标的物尚不确定的特点，是法律关系比较复杂的交易行为。同时，房屋预售制度降低了房地产企业的门槛，部分并不具备开发实力的企业进入市场，破坏了正常的经营秩序。一旦房地产企业投资出现问题，银行和购房人要面临承担较大的金融风险和市场风险。
（二）因监管不到位造成的问题
我国正逐步加快建立并完善商品房预售制度。1994年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是我国在立法上第一次确认引进商品房预售制度。此后，我国又颁布实施了一系列商品房预售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各地方的地方性法规，从总体上看，我国对商品房预售制度是有法可依的，但是从实践看来，这些法律无论是在风险分担机制还是资金运作和监管及违规处罚等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和不足。
（三）商品房预售制度的立法尚不完善
预售登记制度保护了购房者的合法权益，又避免和预防了一些不必要的纠纷，但商品房预售制度并不导致物权的设立与变动，只是使购房者取得了对尚在建的商品房的具有物权性质的期待权，而且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只赋予了商品房预售登记行政上备案的意义，并不是一种法律强制性的要求。
三 完善我国商品房预售制度应采取的有效措施
在预售制度中，交易标的有许多不确定因素，使预购人所面临的风险要比现房买卖大得多。并且在预售合同的签约机会上双方力量也难均衡，基于对弱小消费者特别保护和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考虑。我国在预售制度建立健全方面应十分注意这一问题，尽量采取一些较为完善的措施。
（一）实施科学严谨的房地产市场准入制度和退出制度
目前房地产预售出现众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缺乏严格的.市场准入和退出机制，很多缺乏开发能力的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涌入，不但给自己的生存埋下隐患，也给银行和消费者带了巨大的风险。
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完备的企业信用体系，严厉打击虚假出资等不法行为，并全面实行市场准入制度改革，进一步加强市场的监管，严格把握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成立条件，保证开发商资力雄厚、信誉良好，以确保房地产开发秩序的稳定，避免一些资信不良者随意进行房地产开发，以抬高商品房预售者准入门槛，将那些实力较弱、融资能力不强的开发企业排挤出市场，实现优胜劣汰，以强化开发企业商业信用，承担商业责任。
（二）建立开发商信息披露制度
在商品房预售中，可以通过特别立法对开发商的“信息披露”作为一项法定义务加以规定。
建议规定最低信息透露制度，最大限度公开信息。有关房屋的合法性事项，开发商调整，有关房屋的优先受偿权、限制抵押等关键信息必须公布。开发商往往以商业秘密为由，把本来应当告知消费者的内容故意隐瞒，比如开发商和承包商的关系，甚至恶意用已售房重复抵押，骗取银行贷款。使有的家庭丧失了平生之所蓄，欲哭无泪。
建议与房产有关的部门合署办公，使所掌握的信息共享，并且把这些信息集中公布，供购房者参阅，防止消费者因信息获知不够或被误导而做出错误决策。对各地段的地价、房屋的基本成本造价，公布一个指导性的价格，以防止房产开发商暴利，逃避税收。同时应当建立健全房屋中介品评制度，建立开发商的质量、信誉、价格，资质评比制度。便于普通消费者选择决策。
（三）建立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制度
对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不力已经成为困扰房地产业健康发展的一个严重问题。建立商品房预售资金的监管制度，对于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和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来说意义昭然。应当指定或委托房产评估事务所或会计事务所或工程监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消费者有权对资金的使用去向进行查询，质疑。
并且指定地点集中交易，把预售房纳入成品房一同管理，便于竞价和消费者集中选择。无论是成品还是半成品房，都会涉及到要实地察看，集中交易使消费者显得更强大，也有利于防止国家税收的偷逃。
同时严格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政府关于房屋预售条件的规定。()要普通购房者去审查大量法律文件，既没有必要也难于实现。建议由一个职能部门承担，这既体现了人性化的要求，也是消费者的现实需要。当然，对售房者虽实行多部门立体审查，但消费者只需审查最终审批文件即可。
（四）其他
要加大对商品房预售法律制度的宣传力度，正确理解和适用有关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和立法本意。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尤其是市、县级政府依法具有房产行政管理和土地行政管理职能的行政执法部门，更应当熟悉和掌握。
并且购房者要签好补充协议。由于正式购房合同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当事人双方的真实情况，买卖双方往往应根据需要订立补充协议，即通过补充协议对正式合同内容回以修改、补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的规定，“格式条款与非格式条款不一致的，应当采用非格式条款”。所以，补充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比正式合同更重要。
四 结束语
总而言之，商品房预售制度自实施以来，对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开发企业的资金筹集与项目开发、购房者的利益保证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应当在立法上予以肯定，只有对该制度从多方面进行完善，才能真正保护购房者的利益，抑制开发企业的不法或违约行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篇16：试论诉前调解制度的程序设置及完善
试论诉前调解制度的程序设置及完善
论文摘要诉前调解，是指人民法院在民商事案件立案审查时，认为该纠纷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经由当事人同意暂缓立案，而将案件转交人民调解委员会对纠纷进行调解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诉前调解有着方便、高效、节约司法资源等优势。然鉴于我国立法目前并未对诉前调解制度加以明确规定，该制度在应用于实践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本文拟从诉前调解制度的实施背景、以及该制度较于民事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优劣、及在实践中存在的缺陷并尝试就该制度的完善谈谈自己的看法。
论文关键词诉前调解 调解协议 司法实践
一、诉前调解制度产生的背景
自古以来，因调解制度在有效解决民事纠纷，减轻节约国家司法资源，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颇有成效，故而被广泛的应用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是中国司法制度中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不仅在我国，诉讼外调解制度的良好效果在世界各国也得到充分的认可，许多国家相继创设了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即ADR (Altemative Dispute Resolution) ，如美国制定的《解决纠纷法》明确鼓励各地成立民间调解组织、实行民间调解制度;日本1951年颁布的《民事调解法》也规定调解协议书具有与判决书同等的法律效力。
但在当今和谐社会创建的形势下，单纯的诉讼调解显然因纠纷解决途径的单一性和制度本身的缺陷，已不能为社会转型期较多的矛盾纠纷提供高效的纠纷解决机制，探索的目光转而投向构筑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人民调解，行业性调解、陪审员调解等社会化调解方式纷纷进入实践并发挥积极作用。
诉前调解作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之一，因克服了诉讼方式解决纠纷的成本高、时间长、效率低等缺点，成为了我国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重要形式。
二、诉前调解制度的优势所在
诉前调解制度，是指法院启动诉讼程序之前，经法官释明引导，在经当事人同意暂缓立案后而将民事纠纷案件转交人民调解委员会促成纠纷双方达成调解协议，进而化解纠纷的一项制度。若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要求法院据协议书内容制作调解书，当事人可凭调解书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如若调解不成，当事人则可直接选择立案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
诉前调解制度是一种将法院调解与社会调解相结合的新型调解方式，既独立于民事诉讼程序而又与民事诉讼程序密切相连。在性质上它属于替代诉讼的纠纷解决机制，较民事诉讼程序他有着自己独特的优势：
一是对当事人来说，诉前调解程序灵活简便，省时省力。鉴于当前立法在诉前调解制度并未有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相对繁琐的程序要求，故纠纷当事人可不必严格遵循实体法和程序法规则进行诉讼，所以该制度在操作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简便快捷性，能有效减少了审判工作的中间环节、缩短诉讼周期。大大节省了诉讼程序中诉讼当事人需大量支出的时间和金钱，能够更好的挽回当事人的利益损失，让其权益得到更快的救济。
且诉前调解程序不需像诉讼程序经过公开审判，而是在人民调解员的主持下进行的面对面的调节，能够有效的保护双方当事人的隐私。还有正是由于诉前调解程序简便，调解员甚至可以直接到当事人家中或所在的社区开展调解活动，在化解双方矛盾的同时，也可在当地起到良好的教育示范作用，为缓和家庭成员间矛盾，维护邻里间关系的和解方面作用明显。
二是对于法院来说，诉前调解程序节约了司法资源，减轻法院的工作压力。诉前调解制度可以很好地起到分流案件的作用，一些事实清楚、争议不大的民事纠纷在立案前通过调解就得以化解，能够大大减少法院案件数量，缓解了目前法院工作案多人少的局面、从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法院和法官可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真正需要审判的案件上，更有利于提高法院法官的办案质量。
一些经过诉前调解达成调解协议而进入法院诉讼程序进行确认的案件，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法院的民商事案件的调撤率与执行案件的自动履行率。
三是对于社会来说，诉前调解制度能缓和社会矛盾，改善司法的社会效果。诉前调解的面对面的协商比较民事诉讼中的审判对质，能够大大缓和双方当事人在诉讼程序中表现出来的对抗性，避免正面冲突，在人民调解员主持下双方当事人进行的'调解、协商能够促使双方理性、平和地解决纠纷。且从最终化解纠纷矛盾的效果上讲，诉前调解比判决更能有效消除民事纠纷，且在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还可将社会上的情理道德、公序良俗、传统习惯等引入用以解决纠纷，较之民事诉讼依据法律法规进行判决更符合社会实际，更具被大众所接受的亲和力。
三、诉前调解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诉前调解制度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法制补充制度，弥补了目前民事诉讼制度所固有的一些缺陷而被许多法院广泛采用，且如上所述存在着诸多优点，但在现阶段作为新生事物的诉前调解制度相应的也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我国在立法上对于诉前调解制度的相关法律规定的缺失。目前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中还没有明确的规定诉前调解制度，其在第八章所规定的调解也仅是是诉讼调解。3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发挥诉讼调解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积极作用的若干意见》的第二条中指出，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是和谐司法的重要内容。和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应当进一步完善立案阶段的调解制度。立案后并经当事人同意后，人民法院可以在立案阶段对案件进行调解。可以看出以上法律规定也仅局限于对立案阶段的诉讼调解的认可，而有关立案程序前的诉前调解的立法规定尚属于空白。虽然各地法院对于诉前调解都有做一些尝试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仍没有统一的模式，缺乏相应的法律规范。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所作的诉前调解行为有着相当大的随意性，而欠缺规范性的更容易导致各地区人民调解室的做法不一，影响到司法工作的公信力。
二是诉前调解人员的素质有待提升。目前我国基层调解组织从业人员同实际需求还存有差距。一些发达地区的人民调解员可以经过资质考核从社会中吸取较为优秀的调解人员担任，但在基层农村，一般做法则是选择当地村民或居民中拥有较高的威望和丰富的社会经验的老干部担任，但相当这部分人因自身经历所限往往缺乏相关的法律知识储备和法律适用经验，对于法律、法规了解不多、不深，让这样的调解员参与社会纠纷的调解，由其依照社会经验对纠纷事实来下判断是不够严肃的，也可能导致一些合情而不合法的结果出现，进而有可能会损害国家或第三人的利益。而且现阶段人民调解员的队伍也才刚刚形成相应的调解人员也并未像律师执业队伍那样形成完善的道德规范和执行监督机制，显然缺乏职业规范约束，这对于诉前调解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三是诉前调解案件操作流程也需统一。目前我国对于诉前调解制度没明确规定的情形下，各地法院实施的程序也形成了各自的调节模式，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人民调解室，如湖州市吴兴区法院“沈金汝法官调解工作室”和杭州市江干区法院“朱学军法官调解工作室”，积累了一些丰富、有益的经验，但实际上各个人民调解室的做法并未统一。特别是在关于诉前调解制度在程序操作中，诉前调解案件的案件受理范围、管辖范围及证据材料要求方面，法院与人民调解室之间文书的交接、案件登记，诉前调解案件的审限要求，调解协议确认类的案件的承办庭室。省高院《民商事案件审前调解工作规程》(定稿)仅对审前案件的收费进行了规定，却未对确认民事调解协议案件收费标准进行统一。
四是人民群众对于诉前调解制度了的解和信任度还不够。在立案引导阶段发现大部分群众表示不知道不大清楚可经过诉前调解方式解决纠纷这项救济途径，对于人民调解委员会的职能作用也了解不深，同时也表现出来对人民调解行为效力的怀疑，还未能知道诉前调解所有的解决纠纷周期短、免费、方便等优势。
篇17：论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论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内容提要】现行《行政诉讼法》已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其修改势在必行。《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是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满足入世的要求及扩充行政诉讼的功能。在具体制度上，应从诉讼类型、受案范围、审级制度、当事人制度、审理程序、庭审方式、审理标准、证据规则至判决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修改。此外，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还需要关注制度的外围环境和配套制度的建立健全。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制定是我国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但行政诉讼制度并非源自我国本土文化，而是对西方制度的移植，因此在《行政诉讼法》实施的十多年中，遭遇了比其他法律更为严重的问题。这里既有《行政诉讼法》条文之外的制度、文化原因；也有《行政诉讼法》自身规定的不足。随着我国的入世，《行政诉讼法》规定的欠缺愈加突出，因此，对《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已势在必行。《行政诉讼法》的修改是一庞大工程，需要全方位的研究论证。本文将从《行政诉讼法》修订的目标、行政诉讼具体制度的完善以及《行政诉讼法》修订要注意的问题等方面进行探讨。
一、《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
按照什么思路来修订《行政诉讼法》，直接影响到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目标既不能过于理想，也不能太迁就现实。目标过高，难于实现；目标太低，将失去修订的意义。我们认为，《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至少要实现以下四个目标：
1.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现行《行政诉讼法》存在许多问题。如受案范围方面，不仅受案范围过窄，而且法律规定不清晰。《行政诉讼法》第2条规定具体行政行为具有可诉性，但究竟何为具体行政行为，没有界定。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司法解释中拓展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但仍有许多模糊地方，如事实行为是否可诉，证明行为是否可诉，纯程序性的行为是否可诉等，都不十分清楚。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局限，导致大量行政争议案件无法进入行政诉讼程序，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再如行政诉讼中的原告资格，审查标准，裁判制度等都有许多不足。另外，现行的行政诉讼仅限于对国家行政的监督，而将其他的公共行政（注：公共行政是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国家行政只是公共行政的基础部分，此外，在我国还有大量的公共机构承担公共管理的职能，如国立大学、行政组织、社区组织等。在我国，由于公共行政不发达，人们常把公共行政等同于国家行政，是对公共行政的片面理解。）排除在监督之外，这一范围的局限也值得人们检讨。
修订《行政诉讼法》，就是要解决行政诉讼实践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当然，这些问题不仅源于法律规定的不完善，还有许多法律条文之外的原因。但凡是通过立法能解决的，要尽可能在修订法律条文时解决。
2.实现人权公约的承诺
中国签署的两个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注：中国于10月27日签署《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于10月5日签署《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缔约国应保障个人的生命权、人身自由权、迁徙选择住所权、自决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主要限于对人身权和财产权的保护，行政诉讼对其他权利的保护有很大局限。有权利必有救济，中国保障人权的措施应在司法救济途径中体现，凡是法律法规和签署的国际公约中规定的权利，都属于行政诉讼的保护范围。因此，《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要尽可能符合人权公约的承诺。
3.满足入世的要求
《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对司法审查制度的承诺与《行政诉讼法》的修订直接相关。其承诺主要包括以下几项：第一，受到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是指执行涉及WTO事项的法律、法规、有普遍约束力的司法判决和行政决定的全部行政行为；第二，受司法审查的行政行为种类包括进出口许可证、审批和配额的获得和发放，以及任何在WTO协定范围内的其他措施；第三，执行知识产权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行政行为也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第四，审查程序应当包括给予当事人最后上诉至司法机构的机会，即司法最终原则；第五，受到被复审的任何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者企业有权提起上诉；第六，审查机构独立于行政机关，且成员国可以通过其本国政府直接在WTO争端解决机构寻求救济。（注：参见《中国入世议定书》及于安《行政法是中国履行WTO义务的核心法律机制》，载《政法论坛》第1期。）
我国政府承诺的以上六项内容，影响行政诉讼以下几方面具体制度的修正：第一，受案范围。我国承诺的受案范围包括部分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行政行为和贸易保护行为等。我国目前司法审查范围远远小于承诺范围。一些单行法律法规已相应作出扩大司法审查范围的修改，（注：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反补贴条例》第52条规定，对终裁；是否征收反补贴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的决定；复审决定不服可以提起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第53条规定，对终裁；是否征收反倾销税的决定以及追溯征收、退税、对新出口经营者征税的决定；复审不服，可提起行政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货物进出口管理条例》第71条规定，对行政机关发放配额、关税配额、许可证或自动许可证明的决定；对确定国营贸易企业或指定经营企业资格的决定；或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提起复议或诉讼。《中华人民共和国技术进出口管理条例》第53条规定，对国务院外经贸主管部门作出的有关技术进出口的批准、许可、登记或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提起复议或诉讼。）《行政诉讼法》也应扩大受案范围。第二，原告资格。中国承诺的原告资格包括受到行政行为影响的个人或企业。我国现行法律关于原告资格的规定是法律上有利害关系，包括行政行为指向的对象，以及通过《若干解释》列举了行政行为可能影响相对人权益的几种情形。此种规定小于承诺的范围，对此《行政诉讼法》应作出放宽原告资格的修改。第三，审查标准。WTO规则将司法审查称为“上诉”或“复审”，意味着法院对行政行为的审查不同于民事诉讼的初审[1]。法院在审查时要尊重行政机关的初次判断，主要是法律审，事实问题的审查针对的是证据事实。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审查标准，实践中法院照搬民事诉讼全面审查标准，既不能实现行政诉讼的功能，又不符合WTO规则。《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根据司法审查作为“上诉”审的性质，并结合我国现实国情规定审查标准。此外，为适应WTO规则的统一要求，一系列配套制度也要相应改革，如审判机关独立原则就要求改革现行的审判组织，摆脱司法地方化的困境。
4.扩充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
行政诉讼制度不仅是保障相对人权利的救济手段，还承担着维护公法秩序的重要功能。通常情况下，当行政机关的行为侵犯特定相对人的利益时，受影响的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但在有些情况下，行政机关的行为并不造成对特定相对人利益的损害，而是对一国的公法秩序和公共利益有不利影响。传统的行政诉讼功能单一性把诉权仅赋予了受影响的特定相对人，使公共利益受损时缺少启动主体，造成公共利益受损时无从救济的局面。我国现行行政诉讼制度功能单一不仅表现在公
益诉讼、监督诉讼没有确立，执行诉讼（注：我国目前还没有建立完整意义上的执行诉讼，对生效行政行为的执行是通过非诉的方式完成的。）也极不健全。因此，有必要将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从保障公民权利的单一性，扩充至不仅对相对人权利提供救济，也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而且，从法治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将涉及公共利益纳入司法的保护范围是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修订《行政诉讼法》，要在可行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扩充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二、《行政诉讼法》具体制度的完善
在行政诉讼中，有许多方面需要完善与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拓展行政诉讼类型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的类型单一，限于对相对人的救济。虽有撤销、变更、履行、确认、赔偿诉讼和非诉执行等种类的划分，但主要是以判决种类为依据，并没有超出对相对人救济的范畴。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类型应以行政诉讼两大功能为标准，除个人救济诉讼外，还应增加公法秩序诉讼。
1.个人救济诉讼
个人救济诉讼是为个人及其延伸组织合法权益提供救济的诉讼类型，其根据行政争议的性质、诉讼标的、法院的审理规则和方式等又可分为以下两类：
(1)行政行为诉讼。这里仅指对行政行为（注：我国目前对行政行为的认识很不一致，这里的行政行为从狭义理解，仅指行政机关或公法机构单方面作出的影响相对人权利义务的有法律效果的行为。不包括事实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也不包括行政合同行为。）不服引起的诉讼。其诉讼标的仅仅是单方行政行为，不包括民事权益或行政合同权益。法院在审理这类案件时要严格遵循行政诉讼的特殊审理规则，举证责任一般由被告承担，且法院的司法权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根据诉讼请求的不同，行政行为诉讼可作如下细分：
第一，撤销之诉。撤销之诉指原告认为行政行为违法诉请法院撤销的诉讼。撤销之诉的标的应限定在直接对相对人权益进行处理的行为，不包括行政裁决等行为。
第二，变更之诉。变更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对行政行为予以变更的诉讼。变更之诉中，法院行使完全的审判权，可以直接改变原行政行为。我国的变更之诉应从显失公正的行政处罚扩展至一切影响公民人身自由权及重大财产权的行为。
第三，履行之诉。履行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责令行政机关履行法定职责的诉讼。我国履行之诉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其履行判决的明确程度，是仅要求履行义务还是明确如何履行义务。从保护相对人及节约司法资源考虑，法院应根据行政机关或其他公共机构在具体案件中享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规定履行的具体要求。
第四，确认之诉。确认之诉是原告请求法院确认行为违法或无效的诉讼。确认之诉仅存在于行政行为无效，或行政行为违法但不可撤销或撤销已无意义的情况。
第五，禁止令之诉。禁止令之诉是英国行政法中普通救济诉讼中的令状请求之一，主要用来阻止、禁止或停止行政机关某种违法的命令，也可用来阻止行政机关拟将越权的行为[2](P.237)。从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角度考虑，有必要增加禁止令之诉。
(2)非行政行为诉讼
非行政行为诉讼相对于行政行为诉讼而言，其诉讼标的并不在于行政行为，而是行政行为影响的民事权益或其他权益。法院在审理非行政行为诉讼时不必完全拘泥于行政诉讼特殊的审理规则，可部分适用行政诉讼的规则，部分适用民事诉讼的规则。非行政行为诉讼主要存在以下四类：
第一，当事人诉讼。当事人诉讼是日本行政诉讼中特有的诉讼类型，指关于确认或形成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的处分或裁决的诉讼，是以该法律关系的一方当事人作被告以及有关公法上法律关系的诉讼。[3](P.255)日本的当事人诉讼对我国解决行政裁决案件有借鉴意义。我国应增设当事人诉讼，以民事法律关系的另一方当事人为被告，裁决主体作为特殊身份的人参加诉讼。法院既要解决民事争议，适用民事诉讼程序，也要一并解决裁决行为的合法性问题。
第二，行政合同诉讼。法院在审理行政合同案件时，对行政合同中公权力部分的审查要适用行政诉讼的特殊规则，如行政合同缔结程序的合法性，行政机关单方面中止合同的理由等，但合同的履行等方面应适用民事诉讼的程序和规则。
第三，事实行为诉讼。事实行为虽然不直接改变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对当事人也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但事实行为违法也会侵害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对事实行为的合法性，也可纳入法院的监督范围。对事实行为，主要适用确认判决。
第四，行政赔偿诉讼。行政赔偿诉讼的特点是适用对象广泛，不仅包括行政行为侵权，还包括事实行为侵权。（注：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条已规定行政赔偿的范围包括部分事实行为。）行政赔偿诉讼作为非行政行为诉讼的一种，在涉及赔偿问题时也适用类似民事诉讼的程序。
2.公法秩序诉讼
这类诉讼的功能是保障公法秩序的安定。在我国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公益诉讼
公益诉讼的增设是维护公共利益和公法秩序的必然要求。考虑到我国公民诉权意识薄弱，公民个人不具有与行政机关抗衡的实力，公益诉讼的启动主体应由检察院代表国家提起行政公诉，在检察院不作为的情形下，可由普通公民提起民众诉讼。（注：民众诉讼是日本行政诉讼的类型之一，指以选举人资格或其他与自己无法律上利益关系资格提起，请求纠正国家或公共团体机关的违法行为的诉讼。）至于行业组织、利益团体能否成为公益诉讼的原告，需要进一步研究。
(2)执行诉讼
我国的强制执行权由法院和行政机关分享，且以申请法院执行为原则，行政机关自行执行为例外，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非诉执行案件——行政机关对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申请法院执行。笔者认为应设立执行诉讼，作为独立的诉讼类型，专门受理行政机关申请执行生效行政行为的案件，法院对执行诉讼案件进行实质性审查，这既可避免法院地位不中立之嫌，又能很好地保障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二）扩大受案范围
受案范围过窄是《行政诉讼法》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学者们讨论的重心。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需要扩大，这在学界和实务界已达成共识，问题在于作多大程度的扩展。从理想的角度看，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越宽，越有利于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但受案范围的设定必须考虑各种制约因素，如法院的能力，包括法院的地位、法官的素质和权力，社会对法院的认可程度等；行政诉讼外其他救济渠道的发达与否；公民的权利意识和社会的需求；入世的承诺；判例法的作用和违宪审查制度的完备程度等。
综合上述各种因素，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可扩展到部分抽象行政行为、部分内部行政行为、事实行为、证明行为、部分纯程序性的行为、公共机构的行为以及入世承诺中有关国际贸易方面的行为等。在规定方式上，可采用概括加排除的做法。除了应排除的行为不可诉外，原则上所有的行政行为都具有可诉性。
（三）改革审级制度
我国的审级和审判组织设置不科学，一是一审法院级别过低，二是二审终审不尽合理，难以摆脱地方干预。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实行三审终审，几乎所有的案件都能上诉至最高法院。我国两审终审在实践中造成审判质量不高，再审案件比例大，是对司法权威的一种破坏。再者，行政案件涉及一国法律法规的统一适用，不宜由中级法院终审。因此
，我国行政诉讼也应采用三审终审制，并且第三审为法律审。（四）完善当事人制度
1.放宽原告资格
放宽原告资格已经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对个人救济诉讼而言，原告资格应从“法定权利之诉”发展到“利益之诉”，凡是受行政机关行为不利影响的人都赋予其原告资格。对公法秩序诉讼，其公益诉讼的原告可为检察院以及有监督利益的公民、行业组织或利益团体等。
关于原告的确认规则主要涉及当一个组织或该组织部分成员受行政机关行为侵害时，原告如何确定。在该组织的法定代表人不愿代表部分成员起诉时，应赋予受害成员自身原告资格。
2.简化被告制度
国外行政诉讼被告制度多是出于诉讼便利，存在大量的形式被告，一般由作出行为的机关或官员作被告，无法确定时由行政主体作被告。（注：如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704节规定司法审查的诉讼可对美国、对机关以机关的名称、或者对有关的官员提起。）
我国行政诉讼被告与行政机关对应，被告制度过于烦琐，不利于相对人诉权的行使。笔者建议，我国的被告确认制度也可采取形式被告的作法，让原告选择由作出行为的机关或机构作被告，或由同级政府作被告；在被告无法确定的情况下，由同级政府作被告。这样就可以避免在诉讼中确定被告的困难和无被告局面的出现，而且行政机关行为的责任归属于同级政府，也便于强化政府对下设部门的监督。
（五）改革审理程序
行政案件不分复杂程度一律适用普通程序的做法，往往导致司法资源的浪费，并无法给予当事人及时迅速的救济。因此，增设行政诉讼简易程序十分必要。《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应当对不同案件的程序进行分流处理，对案情简单、标的较小的行政诉讼案件，可以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审理过程不必完全遵循普通程序的步骤，审限也应缩短。
在普通程序中，法院不分法律与事实、是否属于诉讼请求范围一律全面审查的做法也需要检讨。司法权作为消极中立的权力，不应主动审理诉讼请求之外的内容；且诉讼的基本功能在于解决争议，只要案件审理到可以裁判的程度即完成审理任务，不必将案件所有问题都由法院审查清楚。（注：如撤销判决，只需满足一个条件即可撤销，不必将所有条件都审理清楚。）再者，为了便于法院集中、有效率的解决争议，可以借鉴英美国家审前会议的做法，对案情简单的案件可直接进入开庭审理，比较复杂、争议较大的案件，在开庭前交换并固定证据，形成争点，双方无争议的事实法院不再审查，以便开庭时围绕争点集中审查。
和审理程序相关的是受理程序。行政案件在进入行政审判庭审理之前，须通过法院立案庭的审查，对符合起诉条件的案件法院才予受理。立案庭的审查直接涉及原告诉权的行使。由于实践中起诉条件的规定模糊，许多概念在理论界仍争论不休，难以判断，（注：如具体行政行为、行政行为、事实行为等概念，关系着现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界限，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和标准。）将如此复杂困难的问题交由法官自行判断，难以确保判断的.公正。因此，增设简易审理程序来审查起诉是十分必要的。原被告可以在法庭上就该案是否属于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是否符合起诉条件等进行陈述和辩论，法院在充分听取双方意见和理由的基础上判断其是否应当受理，以便更公正的保护行政诉权的行使。
（六）转变庭审方式
我国行政诉讼庭审职权主义色彩浓重，庭前进行实质审查，开庭只是形式，这样既加重法院负担，又不利于突出被告对其行为的合法性承担举证责任的特点，容易造成法院与被告一同审原告的局面。在原告、被告和法院三方关系中，法院应当是中立的第三方，根据原被告各自的举证来判断案件的胜负。因此，转变庭审方式的方向应当是淡化职权主义色彩，向当事人主义发展。但鉴于行政诉讼原被告实力的不平等，法院可以在保障相对人权益方面采取一些职权主义的做法。
（七）明确审查标准
审查标准即法院审查行政案件的程度或深度。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审查标准没有明确规定，从而给法官的审查留下了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从确保行政审判权的正确行使和合理架构行政权和司法权的关系来看，需要通过立法明确审查标准。
确定审查标准，要考虑以下因素：首先，要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对不同部分采用不同审查标准。因为每部分问题的性质不同，决定了法院的不同审查程度。区分法律问题与事实问题，并对其适用密度不同的审查标准，在西方国家已成为一种惯例。其次，根据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大小确定不同的标准。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可分为低度自由裁量权，中度自由裁量权和高度（或政策性、高度人性化判断）自由裁量权。法院相应对其审查也适用严格、合理到尊重（明显违法）的不同标准。再次，根据不同的诉讼类型确定。在不同的诉讼类型中，法官享有不同的审判权。完全审判权的基础来自对事实问题的全面认定。因此，对行政行为诉讼中的变更之诉、履行之诉和非行政行为诉讼适用完全审查标准；其余行政案件一般适用合理性标准。最后，应考虑到我国行政行为实施的具体情况，行政程序和案卷制度的缺乏使我国不能完全照搬美国尊重行政机关决定的标准，而应更多地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
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应确立如下审查标准：
1.事实结论
事实部分根据诉讼类型及行政自由裁量权大小可以确立三个不同的标准。
(1)合理性标准：适用于一般的行政案件。合理性标准是审查事实裁定的一般标准，即只要行政机关作出事实裁定有合理的证据支持，法院就应尊重行政机关的事实结论。
(2)明显违法标准：适用于高度专业性及人性化判断等事项。在这类案件中，如环境污染指数评定、考试成绩评定等。法院的审查受到专业技术性的影响，只进行明显违法审查，即不审查事实决定内容的合理性，除非其决定明显违法。法院在此类案件中可转向程序审查，审查行政机关作出判断的过程是否合法。
(3)完全审查标准：适用于行政行为诉讼中的变更之诉、履行之诉和非行政行为诉讼。完全审查标准即法院可以不顾行政机关对事实的认定，以自己的判断代替行政机关的判断。完全审查标准的采用源于法院在此类案件中享有完全的审判权。
2.法律适用
法官是法律问题的专家，对行政机关适用法律是否正确有最终的发言权。因此，法律适用原则上应采用完全审查标准，但对技术性、专业性的法律问题，要尊重行政机关的意见。
3.处理结果
处理结果部分包含以事实裁定为依据并适用法律作出处理结果的过程，是事实与法律的混合问题。处理结果应适用与事实结论同样的审查标准。
（八）完善证据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对证据问题的规定简略，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6月4日通过了单独的证据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但仍需要在修订《行政诉讼法》时对证据规则作全面规定。除了司法解释的规定外，证据制度还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举证责任的进一步细化。不同类型的行政诉讼，应确立不同的举证规则。如行政行为诉讼，应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从行政行为与证据的关系来看，被告应在行政程序中完成举证义务，由被告承担举证责任，符合行政诉讼的救济本质。而对非行政行为诉讼，则应原则上适用谁
主张谁举证的规则。非行政行为诉讼与民事案件类似，适用民事诉讼的举证规则。二是明确证明标准。证明标准是为了实现法定证明任务，法律规定在每一个案件中诉讼证明必须达到的程度[4](P.167)。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了统一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统一严格的证明标准抹煞了三大诉讼的差别，难以满足行政诉讼的实际需要。最高法院关于证据规则的司法解释并未提及证明标准问题，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缺失。笔者认为，行政案件的特殊性和多样性不能仅为其设定证明标准，还可以根据诉讼类型的不同，分别适用不同的证明标准。
(1)明显优势标准：适用于一般行政案件。一般行政案件中，行政机关的行为对相对人权利的影响介于民事、刑事案件之间，因此应适用介于二者之间的证明标准。
(2)排除合理怀疑标准：适用于限制人身自由、责令停产停业、吊销执照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以及经过听证程序作出的行为。限制人身自由等严重影响相对人权利的行为，基于其影响相对人权利的深度，应适用与刑事诉讼相同的证明标准。经过听证程序的案件，在争议进入诉讼前已经过辩论、质证等准诉讼程序，其证明标准也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3)证据优势标准：适用于非行政行为诉讼。非行政行为诉讼类似于民事诉讼，诉讼标的主要是民事权益，适用民事诉讼的审理规则，因而其证明标准也采用民事诉讼的证据优势标准。
（九）重构行政判决制度
我国现行行政判决种类有维持、撤销（包括撤销后重作）、履行、变更、确认、赔偿判决和驳回诉讼请求判决等。总的来说，我国的行政判决种类设置不科学，如有些行政判决与诉讼请求相脱节，违反不告不理原则，禁止令判决欠缺等。现行的行政判决制度无法为当事人提供完整的救济，因此，有必要重构行政判决制度。
在指导思想上，行政判决制度的重构要考虑原告的诉讼请求，不同诉讼类型的实体处理要求，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以及合理解决纠纷和完善救济的需要。具体地说，我国行政判决种类应重构如下：
1.主体判决
主体判决根据原告诉讼请求设置，不同的诉讼请求适用不同的判决。主体判决根据诉讼请求可分以下六类：第一，撤销判决。适用于行政行为已完成时，法院通过撤销判决使违法的行为自始无效。第二，履行判决。适用于行政机关不履行义务时，出于保护相对人权益及诉讼经济考虑，法院可以根据自由裁量权的大小，规定履行的具体条件。在自由裁量权缩减为零时，（注：即行政机关在具体案件中选择余地可能压缩到一种处理方式，只有这一种处理方式没有裁量暇疵。参见［德］哈特穆特·毛雷尔著《德国行政法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版，第132页。）法院可以明确规定行政主体应如何履行。第三，禁止令判决。用于禁止行政机关实施一定的行为。该判决主要适用于前文所述之禁止令之诉，对正在进行的违法行为起到阻止作用，防止违法行为完成后适用撤销等判决救济的滞后。第四，确认判决。即判断某种法律关系是否存在或行政行为是否违法。一般而言，只有在行政行为不可撤销或撤销已无意义，或履行判决也无意义时才适用。确认判决的适用范围较广，包括部分事实行为，其往往是赔偿的前提。第五，变更判决。适用于需要法院直接改变当事人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变更判决不仅适用于变更之诉，在非行政行为诉讼中都存在适用变更判决的空间。第六，赔偿判决。赔偿判决是对违法行为造成损害进行救济的判决方式，一般以确认或撤销判决为前提，且其适用范围广泛，包括部分事实行为。
2.辅助判决
辅助判决相对主体判决而言，根据行政诉讼的其他需要设置。辅助判决主要有以下四种：第一，驳回诉讼请求判决。适用于上述各种判决不成立时，可以涵盖以前的维持判决，但其不是一种独立的判决种类，处于次要地位。第二，自为判决。是法院撤销行政行为后，自己代替行政主体作出决定。（注：如我国台湾地区“行政争讼法”第97条规定：“撤销诉讼，其诉讼标的之行政处分涉及金钱或其他替代物之给付或确认者，行政法院得以确定不同金额之给付或以不同之确认代替之。”）自为判决的适用应规定严格的条件，仅适用于原告对行政行为被撤销后行政机关重作的行为不服提起的诉讼。第三，情况判决。情况判决发源于日本的事情判决，在我国台湾地区也存在。情况判决的适用基于公共利益，对本应撤销、变更或禁止的行为不作上述处理。情况判决作为考虑公共利益或利益权衡的判决，其适用应有以下三个条件：(1)行政主体的行为违法；(2)撤销、变更或禁止原行为对公益有重大损害；(3)经斟酌原告所受损害、赔偿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因素，应驳回原告起诉，以免撤销或变更原行为致使公益受损。完整的情况判决应包括三部分：(1)驳回原告起诉。(2)确认原行为违法。(3)判令被告予以赔偿[5](P.200-214)。第四，中间判决及部分判决。中间判决是对诉讼程序进行中产生的独立的争点进行的判决，并不是对诉讼标的本身下判断。法院的终局判决受中间判决的约束。部分判决是对诉讼标的的数项，其中一项或几项已达到可以裁判的程度，法院就这部分作出终局判决[5](P.183-198)。中间判决及部分判决的增设是出于诉讼效率及便利的考虑，对先决问题或部分诉讼标的先行作出裁判。
行政判决制度的完善还需要对行政判决效力进行规定，如既判力问题。既判力的理论基础是司法最终原则。法院的判决不仅约束当事人，还约束行政机关。因此，判决的既判力包含行政机关不得作出与判决精神相悖的行为。这里既涉及公法秩序的稳定，也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研究。
（十）建立和解和调解制度
和解是诉讼当事人达成合意，法院就当事人合意内容做成笔录，且有与判决相同的效力，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承认行政诉讼中的和解。
调解是我国民事诉讼，刑事自诉和赔偿诉讼中的特有制度，是在尊重当事人意愿的前提下由法院进行的调解。
我国《行政诉讼法》排除了和解与调解，但诉讼外的调解大量存在。笔者认为，我国行政诉讼法也应承认和解或调解原则，理由如下：诉讼的基本功能是解决争议，和解或调解是解决争议的方式之一，且是基于当事人的同意与合意，符合诉讼经济原则。以往强调的行政机关不得随意放弃、变更公权力，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持。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之外放弃、变更公权力行为的大量存在，足以证明上述理论的贫乏。至于涉及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的和解和调解，可由人民法院来审查，通知第三人参加，以确保公共利益或第三人利益不受侵害，这一点与民事诉讼并无区别。
此外，行政诉讼时效制度、起诉不停止执行制度等都是《行政诉讼法》修订必须考虑的内容。
三、修订《行政诉讼法》应注意的问题
除行政诉讼具体制度外，《行政诉讼法》的修订还要考虑外围问题和配套制度，如《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范围，司法体制等，因为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离不开制度的外围环境和条件。我们认为，修订《行政诉讼法》，要考虑以下配套问题：
（一）《行政诉讼法》的适用范围
在我国，由于公法制度不发达，因而，行政法的调整范围主要限于国家行政，其他的公共行政不受公法规范，《行政诉讼法》也只是适用于国家行政部分。这种现状不利于我国行政法治
的发展。从理论上说，行政诉讼作为维护公法秩序的法律手段，其监督范围包括所有承担公共行政职能的组织及其行为。行政机关无疑是承担行政职能的组织，是国家行政的主要手段。现实中行使公共行政职能的大量公务组织也是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应纳入行政诉讼的调整范围，而不能任其游离于法律控制之外。大体上公务组织可分为以下三类：一是承担某种专门公共职能的社团。这类社团的设立源于其专业特殊性、利益团体性，较典型的如行业协会。二是行政性公司。行政性公司本身是企业，由于这类企业涉及国家重大利益，投资多，风险大而一般由政府投资设立，且承担一定的公共行政职能。在我国如煤气公司、邮政电信企业等。三是公营造物。（注：公营造物这一概念由德国行政法学家奥托·梅耶(Otto Mayor)提出，在德、日、台行政法中都存在。）公营造物是由人与物组成，以持续方式达成特定行政目的的组织体[6]。如国立大学、国家医疗单位、博物馆等。《行政诉讼法》的修订可以在行政法的调整范围方面尝试作一些突破。（二）民事、行政争议冲突的解决机制
我国法院内部按专业分设审判庭，分别审理不同性质的案件。但现实中一些案件处于民事、行政争议的灰色地带，很难判别究竟属于民事或行政争议；如何处理这些案件，缺乏合理机制。（注：在普通法系国家不存在民事、行政争议的区分问题，因为不存在公私法的划分；在大陆法系国家区分民事、行政争议，需要民事、行政争议解决机制的存在，典型的如法国的权限争议法庭。）从保护权利的角度考虑，《行政诉讼法》应增加民事、行政争议冲突的解决机制。民事、行政争议冲突有两种：一种是积极争议，即当事人同时向民事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起诉，且都被受理。另一种是消极争议，即当事人分别向民事审判庭和行政审判庭起诉，且都以该案不属于民事或行政争议为由被拒绝受理。对这些争议案件，应设置相应的裁决机制解决。如果争议发生在同一法院内，可由该法院组成临时裁决委员会裁决或由审判委员会解决；如果发生在不同法院之间，则由有审判监督权的上一级法院裁决。
民事、行政争议的冲突解决还涉及另一种情况，即民事、行政混合案件的审理，其中民事或行政问题是审理行政或民事案件的先决问题。如果民事、行政争议都属于同一个法院管辖，则由民事或行政审判庭直接移送行政或民事审判庭，先决问题处理完毕再交回原审判庭继续审理。如果民事、行政争议不属同一法院管辖，则由审判庭先将先决问题移送有管辖权的法院解决，这样可以避免原告两次起诉，减少原告的诉累。
（三）行政判例的地位
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或大陆法系国家，都肯定行政判例的效力。行政判例制度的普遍存在绝不是一个偶然现象，其源于行政法法典化的困难。行政诉讼中的受案范围、审理标准、举证责任、证明标准等许多问题很难统一为成文规则，判例的适用不可避免。我国法律不承认判例的效力，导致行政诉讼缺乏判例的支持，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案件，刚性的法律规定有很大缺陷。因此，行政判例的法律效力应得到《行政诉讼法》的肯认。鉴于我国的成文法传统，行政判例只能作为辅助性法源存在，作为成文法的补充，不得与成文法相抵触。鉴于我国目前司法地方化问题严重，法官素质不高，为保证法律适用统一及判例质量，可在最高人民法院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决定具有先例价值的行政判决，下级法院在审理类似案件时必须遵守。
（四）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
行政审判权由国家统一行使，审判独立不受地方或其他因素干扰，是行政审判体制改革的方向。行政诉讼是对行政机关行为的审判，法院的独立性要求就更为迫切。笔者认为，解决行政审判独立问题的出路是设立独立的行政法院，并且使行政法院的辖区与行政区划分相分离。可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三级行政法院——最高、上诉和初审（地区）行政法院。全国设一所最高行政法院，上诉行政法院可在省级行政区域设置，在每个省份，根据人口多少和地域面积设置四到六个地区行政法院。地区行政法院还可设立若干巡回审判庭。行政法院将隶属于司法系统，但相对独立。虽然《行政诉讼法》难于就行政审判体制改革作出具体规定，但在管辖、巡回法庭的设置方面可适当进行尝试。
收稿日期：-12-20
【参考文献】
[1] 孔祥俊.WTO法律对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影响[J].政法论坛，2002,(1).
[2] ［英］威廉·韦德.行政法[M].徐炳，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3] ［日］室井力，主编.日本现代行政法[M].吴微，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
[4] 高家伟.行政诉讼证据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工商出版社，.
[5] 吴庚.行政法之理论与实践[M].台北：三民书局，（修）.
[6] 马怀德.行政法制度建构与判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篇18：论业主委员会制度的缺憾及完善
论业主委员会制度的缺憾及完善
《物业管理条例》已实施一年有余了，它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物业管理的行政法规，标志着中国物业管理行业步入了法制化、规范化发展的新时期。但现实中的物业管理仍存在许多问题无法可依，本文仅指出业主委员会制度的缺陷并提出几点建议。
一、业主委员会制度存在的缺陷
（一）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模糊
业主委员会简称“业委会”，又称“物业管理委员会”。《物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一次把“业主委员会”在行政法规这样高层次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中予以规定，从而在立法层面上正式创立了业主委员会制度。《条例》第15条规定：“业主委员会是业主大会的执行机构。”而对于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和性质，《条例》的定性十分模糊，在理论界也有不同的表述。有观点认为，业主委员会是独立的社团法人。也有观点认为，业主委员会属于亨有独立的诉讼主体资格的非法人组织。还有观点认为，它既不是独立法人，也不享有《民事诉讼法》中“其他组织”的独立诉讼主体资格。
（二）业主委员会成立的数量少
《条例》第11条明确规定：“业主大会履行下列职责：（二）选举、更换业主委员会委员，监督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第10条规定：“业主委员会应当自选举产生之日起30日内，向物业所在地的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但是，由于《条例》对此并未做强制性规定，也没有规定其不成立或不备案的法律后果，从而造成了某些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业主委员会数量极少的现状。据报载，乌鲁木齐市的物业管理公司大大小小已达242家，物业管理行业已初具规模。然而，全市830多个住宅小区，仅有50多个小区成立了业主委员会，与物业管理公司的`数量相差悬殊。
（三）业主委员会缺乏经费，不能有效地开展管理活动
《条例》第15条规定了业主委员会的五项职责，但是没有规定其办公经费的来源，从而造成了现实中很多业主委员会由于缺乏经费，不能有效地开展物业管理活动。甚至，还出现了业主委员会委员借口缺乏办公经费而拒绝履行其职责的情况。而且，很多委员都很忙，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工作。没有经费加之没有时间成为一些委员拒绝参加业主委员会会议的主要借口。
（四）业主委员会超越代理权、滥用职权
《条例》虽然对业主委员会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但条款过于抽象，缺乏明确性和可操作性。此外，《条例》没有规定业主委员会超越大会授权范围所为民事法律行为的法律效力及其对此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上述问题导致了现实中很多业主委员会超越代理权，甚至滥用职权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的情况。例如，上海市浦东新区德州高层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在没有得到业主大会的同意且没有任何审查的情况下，便同意了物业管理公司使用专项维修基金。一年之中小区内的675家住户少则分摊到2000多元维修费，多则近4000元。在业主们的强烈要求下，业主委员会才召开了部分业主会议，要求物业在5天内公布明细帐目，支出总额及每平方米分摊的费用，但事后又杳无音信。
二、关于完善业主委员会制度的建议
（一）确定业主委员会的法律地位
我们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下的业主委员会应具有非法人团体的性质，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也应当具有诉讼能力。首先，《条例》第16条规定了业主委员会应当向物业所在地区、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而不是按照《社团法人登记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民政部门办理登记。即明确了业主委员会不属于社团法人。
其次，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非法人团体（或称非法人组织）已成为实际存在的第三类民事主体。学者通说也认为非法人团体虽然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具有一定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我国《民事诉讼法》第49条也规定了“其他组织”可以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备受瞩目的《中国物权法草案》第113条也规定，管理委员会和管理人具有当事人能力，可以独立充任原告或被告。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物权法草案》亦倾向于将业主管理委员会纳入“非法人组织”予以规制，并赋予其诉讼当事人的地位。这无疑是对我国《民法通则》中民事主的一个突破，亦是民法理论研究对实践的积极回应。从实践看，既然法律规定了业主委员会有独立的职责，就应为其履行职责提供充分的司法救济，否则对其行使职责无疑是非常不利的。
（二）实现业主委员会的规范化
首先，确立业主委员会聘任制。业主委员会委员由业主大会聘任，并由业主大会向其颁发写明代理权范围的授权书。它的委员可以是业主，也可以是其他人；若不是业主，则必须是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专家。
其次，确定适当的聘期。聘期过长，则易招致惰性，不利于积极有效地开展管理工作；还容易滋生贪污挪用的情况。过短则又会因委员变动频繁，致使业主委员会的工作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也不利于自身的管理。
（三）规范业主委员会与业主大会和业主关系
加强全体业主和业主大会对于业主委员会的监督权。首先，尽快出台实施细则，增强可操作性。现行的物业管理制度虽然就业主委员会应该向业主大会承担的职责有了原则性的规定，但对于更细化的职责，法律法规则缺少相应的规定。为了减少此类纠纷的发生，有必要对其职责做出更详细的规定。其次，确立业主委员会定期报告制度，使其接受全体业主的监督。全体业主对业主委员会的行为负责，同时，业主委员会的委员也应该向全体业主尽善管理人的责任。业主委员会应定期向业主大会报告工作，接受其监督。若业主大会发现业主委员会超越代理权的范围行事，或者为任何损害全体业主利益的行为时，可以随时依照其协议解聘业主委员会委员，拒绝承认其行为对全体业主的法律效力，并保留损害赔偿的请求权。
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刘迎鸽
篇19：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论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自1999年7月1日实施以来，对于规范我国证券发行与交易行为，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保障证券市场健康有序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上的诸多缺漏，致使证券法未能充分有效地发挥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遏阻违法行为、规范证券市场发展的功能与目的，我国证券市场的完善也因此缺乏一套自我发展、自我改良的机制。可以肯定地认为，当前建立与完善我国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完善我国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谈几点粗浅的看法。一、完善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必要性
所谓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是指上市公司、证券公司、中介机构等证券市场主体，因从事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及规章规定的禁止性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依法应当承担的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纵观《证券法》的全部条文可以发现，针对证券市场主体违反禁止性行为而施加的法律责任中，绝大多数都是诸如吊销资格证书、责令停业或关闭、没收违法所得、罚款等行政责任；以及当该违法行为构成犯罪时产生的刑事责任，而极少关于民事责任的规定。此种现象反映了多年来我国经济立法中长期存在的重行政、刑事责任而轻民事责任的倾向。
证券法中忽视民事责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来自于立法者中对法律责任的片面认识，即认为法律责任主要是指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所谓损害赔偿等民事责任只不过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偿办法，无须作为法律责任对待。尤其是认为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实际上是由上市公司将全体投资者的钱用来赔偿部分遭受损失的投资者，最后受损失的还是投资者。因此，在证券法中不宜提倡民事责任。其次，在证券立法中忽视民事责任规定的原因还在于：由于证券市场高度复杂和技术化，参与交易的投资者人数众多，影响证券价格以及投资者判断的因素也很多，因此，当不法行为人从事某种违法行为以后，很难准确地判断该违法行为与受害人所遭受的损失之间的因果联系，以及该行为对受害人损害的.影响程度，在一些情况下，甚至连违法行为的受害者都无法确定。尤其是现代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往往数额巨大，因此一旦发生违法行为可能受害者人数众多，对纠纷处理不善容易影响社会安定，加之证券违法案件具有高度的技术性与专业性，以中国目前法官的水平可能很难胜这样复杂规模巨大的案件。
我认为，尽管我国证券市场已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证券市场中各项制度的建设也在逐步完善之中，但由于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并未真正建立与完善，致使许多因证券违法或违规行为而蒙受损害甚至倾家荡产的投资者无法获得法律上的救济，违法违规行为也难以受到有效的监控和遏制。我国目前证券市场中存在着诸多问题，确与民事责任制度的不完善有直接的关系，长此以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前景的确令人堪忧。尤其是当前中国即将加入WTO，证券业即将面临进一步的开放，此时建立和完善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制度具有更为迫切与更为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这些意义体现在：
第一、民事责任制度通过对受害人遭受的损害予以充分的补救，从而能有效的保障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在各种法律责任制度中，只有民事责任具有给予受害人提供充分救济的功能，然而由于我国证券法中缺乏民事责任的规定，因此在实践中，对有关的违法违规行为一般都采用行政处罚的办法解决，但对受害人却没有给予补偿，例如，实践中已经发生的多起证券欺诈案，如苏三山事件，琼民源虚假报告等等，没有一起对无辜投资者遭受的损害给予补偿。 1998年被查处的“红光实业案”中，尽管证监会的处罚力度很大，却采取的仍然是行政责任，广大受害投资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赔偿。 这种忽视对受害人补救的方式，显然是不妥当的。因为，保护投资者是证券法的首要目的。只有通过对受害人提供充分补救，才能保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并维持公众对投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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