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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摘 要：未成年人犯罪作为世界“三大公害”之一，对社会发展有着非常严重的阻碍作用，如何有效遏制未成年人犯罪是当前刑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犯罪和刑事责任关系密切，源于未成年人与成年人在体质、智力等方面的差别，在刑事责任方面也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在刑法典中设立有关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的专章，减轻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惩罚力度。
关键词：未成年人 刑事责任 犯罪
未成年人犯罪由来已久，但是真正成为刑法学研究的重点则开始于二战之后。二战之后，西方青少年犯罪问题日益严重，数量急剧上升，逐步演变为一个国际性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我国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对象，犯罪动机、犯罪性质、犯罪形式都出现了新变化。针对日益严重的犯罪问题，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成为刑法学的研究重点。
一、未成年人犯罪形式责任的理论阐释
(1)未年人犯罪的内涵及特点
未成年人犯罪不仅是一种法律概念，同时也是一种法律现象，源于不同国家差异化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法律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界定是有所不同的。而从年龄角度来界定，未成年犯罪就指的是已满14周岁而不满18周岁的人实施了犯罪行为。在我国刑法理论界，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层面的未成年人犯罪包括两个方面，一种是一般意义上的未成年犯罪，另一种是未成年人不良行为和刑事违法行为;狭义层面的未成年人犯罪主要就是指违法了刑事法律并且受到了刑法制裁的行为。
(2)未成年人犯罪的特点
未成年人不同于成年人，他们辨别能力差、是非模糊、易于感情用事，很容易走上犯罪的道路，其犯罪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多样性。一直以来，财产犯罪、暴力犯罪、性犯罪等都是未成年人犯罪的主要类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价值多元化的影响，偷盗、抢劫、伤害等传统犯罪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与此同时，招摇撞骗、贩卖毒、故意毁坏财物、非法拘禁、侮辱等案件未成年人也有所涉足，犯罪呈现多样化的特点。
第二，过渡性。未成年人正处于从童年到成年的过渡时期，其人格发展、价值观还处于一种从不稳定到稳定的趋势，通常情况下，未成年人此时的犯罪倾向主要有两种模式：自我避免走向犯罪和形成了稳定的犯罪人格和犯罪心理。所以说，基于未成年人的过渡性特征，慎用刑法来规制未成年人犯罪。
第三，团伙性。由于受到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很多未成年人很少或者不愿意和父母交流，而总是和一些性别类似、年龄相仿的未成年人“混”在一起，形成小团体，他们的行动和想法能够更多的得到认同和实现，也容易受到他们的支持和肯定，久而久之就会形成危险性的、带有犯罪特征的团伙。
第四，模仿性。未成年人由于辨别是非的能力较弱，心智尚未发育成熟，不自然的就会去模仿他们不能认识到的错误行为，例如：他们会模仿网络游戏中的杀人情节、会模仿小说电影中的犯罪行为。
二、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制度存在的问题
(1)法律法规不完善
首先，有关法律缺乏内在的联系。在我国，关于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司法制度在许多法律中都得到过体现，但是真正关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条文主要体现在《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监狱法》等法律法规中，他们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内在联系。
其次，法律规范的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始终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为了有效预防未成年人犯罪，逐步形成了一系列有助于遏制未成年人犯罪的方针。但是，具体的立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相对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再加上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不起诉条件、起诉条件都没有系统的规定，所以造成了未成年人犯罪相关的不起诉案件比率很低。
(2)刑罚措施不规范
首先，主刑内容不完善。通常情况下，主刑包括拘役、管制、有期徒刑、无期徒刑和死刑等几个方面。但是，在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界定中，司法实践对主刑措施的实施还存在缺陷。例如：对未成年人管制的刑期过长、管制刑的具体规范不细致，不仅影响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同时也容易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其次，附加刑存在缺陷。一是罚金的缺陷，笔者认为对未成年人犯罪来说要实行严格条件适用罚金刑，二是在剥夺了政治权利层面的缺陷。其实，对于未成年人而言，他们并不享有过多的政治权利，对其权利进行剥夺，没有起到很大的实际效用，并且还容易造成对未成年人自尊心的打击，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再次，刑罚制度执行存在缺陷。在刑罚执行制度上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缓刑、减刑等两个方面。在缓刑方面没有把成年犯和未成年犯区分开来，很难体现对未成年人犯罪的从宽处理，不利于未成年人的基本权益，同时，在减刑方面未成年人和成年人的标准也是不同的，这样就不利于对未成年人进行改造，容易使其重新走向犯罪。
(3)刑事立法不完善
首先，刑事立法方式分散。由于受到多因素的影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立法一直采取分散式立法的模式。分散式立法模式具有易于操作的优点，然而，从实现未成年人犯罪刑事立法的层面看，其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其一，受到普通刑法条文的限制，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规定在分散式立法模式中往往无处安置;其二，分散的立法体系容易造成刑事立法功能发挥不充分。
其次，刑事立法内容不完善。在我国，尽管对未成年人犯罪的立法非常重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强调宽严结合，但是内容界定上还不够完善。第一，无期徒刑仍然适用。未成年人易于改造，可塑性大，如果适用无期徒刑，很容易影响对未成年人的改造;第二，非刑罚处置内容较少，这样就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很难提高教育的效果;第三，在对未成年进行刑罚界定的时候，没有放宽减刑、假释、缓刑等方面的条件。
再次，立法缺乏一定的科学性。一方面，在未成年人犯罪范围方面界定不合理;另一方面，对未成年犯罪进行罚金不尽合理。
篇2：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适用问题探讨
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适用问题探讨
摘 要 青少年的违法犯罪不仅危害社会安定，而且给家庭造成巨大的创伤，更重要的是影响其自身的健康成长，刑法对未成年犯罪不能简单地处罚了事，在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同时，更需要通过各种人性化的措施，减少因单纯的惩罚而造成的不利影响。结合我国刑罚的根本目的和未成年人犯罪的特殊性，应对其实行与成年人犯罪有所不同的刑罚制度。
关键词 未成年犯罪 刑罚 教育
作者简介：张攀，黄河科技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08-033-02
一、未成年人犯罪适用刑罚应遵循的原则
（一）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未成年人犯罪同成年人犯罪一样，刑罚仍然是对其最严厉的惩罚措施。但由于未成年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应针对其生理、心理特点，对未成年人被告人的处罚不应该完全以犯多大罪，判多少刑，单纯的为惩罚而惩罚的罪行报应。对未成年的处罚适当与否，不仅关系到未成年罪犯一辈子的前途，而且还会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处罚犯罪未成年人本身。因此，在对未成年人刑罚的适用上应与成年人有所区别，在所有针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原则中，“教育为主、惩罚为辅”是统领性的、提纲挈领的大原则。教育与惩罚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教育必须以一定的强制为前提，惩罚必须体现出教育理念。而且对犯罪的未成年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着眼点主要在教育，通过刑罚的适用来教育、感化、挽救未成年人，使其最终能够复归社会。www.11665.coM
（二）从宽处罚的原则
《刑法》第十七条规定对于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根据该法定量刑情节的规定，法官在面对未成年人犯罪时，是没有任何自由裁量权的，必须按照刑法的规定从轻或减轻处罚。在一个法定刑幅度内，不能给予最高刑，在具有从宽和从严情节中，应优先考虑适用从宽处罚的情节。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司法机关在遵守法定量刑情节的前提下，还要考虑诸多的酌定情节，如少年犯罪的动机手段、犯罪时的环境条件、造成的损害结果、犯罪少年一贯表现，犯罪后态度、人身危险性等多种因素，依据酌定情节，有针对性地对犯罪少年从轻、减轻判罚，这样既能能弥补法律规定之不足，又能充分体现预防少年犯罪和矫治失足少年之目的。
（三）尽量适用缓刑原则
为了贯彻落实对未成年被告人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缓刑应当成为体现对未成年被告人从宽处罚的一种非常重要的手段。对未成年被告人适用缓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有利于使少年犯感受国家法律的宽大为怀，消除敌对情绪，并依靠社会力量早日改恶从善，重新做人；其次由于缓刑对刑罚保留着执行的可能性，会促使少年犯在缓刑考验期限内不敢恣意妄为，以避免再犯新罪，同时将少年犯放在社会上监督改造，可以避免因关押带来的交叉感染；再次，对少年犯适当多适用缓刑，既可以有力地显示我国基本刑事政策的威力，促使其他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坦白、揭发，又有利于分化瓦解犯罪分子，从而收到预防和减少犯罪的功效。
二、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的特殊性
无论是从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长远发展来看，还是从国际上处罚未成年人犯罪的做法来看，未成年人犯罪在刑罚种类上都应该有其特殊性。 [论文网]
（一）不适用死刑
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几乎是一个世界性准则。1985年第七届《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规定，少年犯任何罪行都不得判处死刑。又如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第6条第5款规定，“对18岁以下的人所犯的罪，不得判处死刑”。我国《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此处“不适用死刑”，是指对于未成年人犯罪，既不适用死刑立即执行，也不适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虽然我国刑法中有关死刑罪名和实践中判处死刑的案件都在逐渐减少，但是我国仍然保留了一定的死刑罪名，对未成年人犯罪不适用死刑，既能体现我国法律的人性化，又能很好地实现刑罚的功能和目的。
（二）不适应剥夺政治权利
剥夺政治权利是剥夺犯罪分子参加国家管理与政治活动权利的刑罚方法，属于资格刑。按照我国刑法和宪法的相关规定，所谓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只是他们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和示威的政治自由，由于其还没有达到相应的年龄规定，对于宪法规定的其他政治权利，他们其实并不享有，而且在刑法上对于构成犯罪的未成年人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其责任能力并不完备，实际上他们并不享有完整的政治权利，因此剥夺未成年人的政治权利，其实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在实践中也缺乏可操作性。这样做既不利于罪犯回归社会，也不利于对未成年人犯罪的教育改造。而对于未成年罪犯在刑罚执行完毕已经成年的情况，因我国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以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使其如何更好地复归社会，而不是考虑如何继续剥夺他们的某些权利。因此，对未成年人不宜附加剥夺政治权利。
（三）不适用没收财产
没收财产是指将犯罪分子所有财产的部分或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有的刑罚方法。因未成年人大多没有收入和个人财产，所判财产刑要么导致空判，要么转嫁至其家庭承担，不仅违背了罪责自负的原则，而且会给未成年人造成可以“以钱赎刑”的不良认识。没收财产是一种严厉的财产刑，一般只适用于两大类犯罪：一是危害国家安全罪；二是贪污性犯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未成年人犯罪大多是暴力型犯罪，基本上不会涉及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和贪污性的犯罪，所以说对于未成年人犯罪不应该而且也很难适用没收财产刑。
（四）不适用前科报告制度
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前科报告义务”。第二款又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十八周岁被判处五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人，免除前款规定的报告义务。免除未成年人前科报告义务与国家现在提倡的以人为本的理念相符，是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一个具体的好措施。未成年人虽然犯了罪，但大都因为年轻无知，可塑性还很强，虽然犯了罪依法受到了处罚，但人生的道路还很长，国家及社会应当对他们予以宽容，给他们的将来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空间。对犯有罪错的未成年人要立足于教育、感化、挽救，而不是一棍子打死，使其染上一辈子的人生污点。免除前科报告义务，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治国方略在逻辑与方向上是一致的。
三、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刑罚制度的建议
（一）扩大缓刑适用范围
对未成年被告人而言，扩大缓刑的适用是现代国际社会的普遍倾向，缓刑能有效避免拘役、一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短期自由刑难以实现刑罚目的、不
利于降低再犯率、增加社会成本等弊病，最大化地发挥刑罚的功效。对未成年人犯罪宣告缓刑不但能使其感受到法律的威严，而且也可以亲身体验到法律和社会的宽容，同时配合社会力量对其进行监督改造、教育教化，使其能够从根本上返璞归真，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能拥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因此，笔者认为立法者可以从立法的层面降低对未成年人犯罪适用缓刑的限制条件，考虑适当降低缓刑考验期，使被宣告缓刑的未成年犯尽早融入社会。（二）放宽假释适用条件
我国刑法对假释条件和假释考验期限的规定，没有考虑到服刑人员在年龄、生理、心理、主观恶性等方面的差别，显得过于僵化。为了更好地调动未成年犯罪人接受改造的积极性，有必要对未成年人犯罪假释制度做出相应的调整。如对未成年人犯罪，可降低执行原判刑期时间的规定，扩大假释的适用范围，适当缩短假释考验期，规定较成年人犯罪更严格的假释撤销条件等。
（三）规定暂缓判决制度
暂缓判决是法院根据未成年所犯的罪行和犯罪后的悔罪表现，在符合一定条件下所作出的延期判决的“决定”，给其设置一定的考察期限，让其继续从事一定的就业、学习等社会活动，考察期满后，综合考虑被告人在考察期间的表现以及其所犯罪行的'具体情况，对未成年人的犯罪行为进行合法合理的判决。
暂缓判决适用于犯罪较轻的未成年人，它既可以消除因判刑给未成年犯带来的恐惧感，能够促使未成年犯自觉醒悟，在家庭和社会的帮助下进行矫正，使其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发挥正能量，又能维护社会的正常秩序，维护社会的整体利益，体现了双向保护原则。我国刑法虽然对暂缓判决没有相关规定，但在司法实践中已加以运用，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因此应将该项制度在明确规定的基础上全面推广。
（四）确立前科消灭制度
目前我国刑法尚未规定前科消灭制度，公民的犯罪前科往往会成为其升学、就业、担任公职等方面的拦路虎，犯罪前科就像是人生的阴影，一直伴随其犯罪后的余生，而且也常常成为他们遭受不公正对待的重要原因。刑罚功能之一是要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和教育改造，并使其重新做人，但是不少重获新生的人在信心满满地走入社会时，却因为前科而被挡在了门槛之外，他们就像“下等人”一样，无奈地注视着世态的炎凉，这既不利于他们正常步入社会，更容易点燃他们再次犯罪的欲望。特别是未成年人，一旦被所谓的前科制约，不但是他们自己的损失，更是整个社会的损失。取消“刑事污点”，可以使曾经受过刑事处罚的犯罪少年在刑罚执行完毕或免刑后能够完全获得新生，不会因为自己的犯罪经历而给他今后的生活带来任何不良影响，该制度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少年特殊保护的思想。
虽然我国《刑法》第一百条规定免除未成年犯罪的前科报告义务，前科报告义务在制度设计上也涉及到前科消灭问题，但是免除报告义务，只是不用报告，但其档案中还是有犯罪记录的，我们应借鉴德国、瑞士的做法，在刑法典中明确规定未成年人的前科消灭制度，就是将未成年人的犯罪档案销毁。
（五）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的适用
根据现代刑法理论和刑事政策，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追究，其目的主要是教育挽救，而非惩罚报复。现代国家大多都淡化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的观念，而代之以非刑罚处理措施。我国也应借鉴国外关于感化未成年人代替监禁等措施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国情，扩大非刑罚处理方法。除了对于那些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采取非刑罚处理方法外，笔者认为，对于一些未成年人的轻度刑事犯罪，也可以采取诸如司法警告、管教协助、保护观察处分、社区服务等措施。
参考文献：
[1]折静，赵国栋.浅析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适用.榆林学院学报.（5）.
[2]李静.对未成年人犯罪刑法适用有关问题的探讨.党史博采.（10）.
[3]颜小冬.论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法适用.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
[4]张雯.中外少年司法制度比较研究.贵州民族学院学报.（1）.
篇3：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论文
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完善论文
人类生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是每一个人的共同责任，在全球气候变暖不断加剧的今天，保护环境不再是一个口号，而切切实实地被贯彻到人们的生活中。每一个社会体系都会有符合这个社会发展的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对整个社会具有非常好的约束力，这也是为什么在提倡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要建设一套与之相匹配的刑法的原因。作为我国最严厉的法律，《刑法》将规范每一种环境污染犯罪的判定以及相关的处罚。
虽然我国先后出台了《刑法修正案(八)》《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一系列规范性文件，希望通过立法、司法活动来强化对环境污染行为的遏制，但是近年来国家大力发展经济，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落后于经济发展速度，以至于各项环境污染问题层出不穷，最终得到法律制裁的环境污染刑事案件却很少。无论是从人类发展还是国家经济持续发展的角度，环境污染刑事立法都应该尽快完善，执行法律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以加快推进环境保护。
一、我国环境污染犯罪刑事立法现状
环境进入立法内容是在1979年的《刑法》，其中第一次涉及到了环境犯罪相关的规定。由于环境犯罪并不是独立存在的法律概念，因此1979年的《刑法》并未起到规范环境犯罪的作用。直到19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再次确定了修改《刑法》的决定，在新《刑法》的第六章第六节增加“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并增加七条和修改两项关于环境犯罪的规定。
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定修改《刑法》，此次修改主要针对环境犯罪中的一条，即为了惩治毁林开垦和乱占滥用林地的犯罪，切实保护森林资源，将《刑法》第三百四十二条修改为：“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二、我国《刑法》中环境犯罪立法的不足
(一)环境犯罪归罪原则不合理
按照我国《刑法》规定，环境犯罪规则采用过错责任归罪原则，而国际上采用的犯罪归罪原则是危险恐惧感原则，即如果环境法律关系人在利用、开发或使用环境时未能消除危险恐惧感，就应该承担罪责。相较于国际通用的环境犯罪归罪原则，我国所采用的过错责任归罪原则存在着一定的弊端，因为环境犯罪作为一项特殊的罪行，犯罪客体不具备人为思考能力，一但环境遭到破坏将没有可参照的依据，因此无法对环境犯罪进行归罪，这也是我国环境犯罪行为无法得到有效的法律制裁的根本原因。
国内的相关法律学者对我国目前环境犯罪归罪原则进行调整，有学者主张将无过错责任原则或者严格责任原则作为犯罪归罪原则，但由于无过错责任原则无法准确地判断行为是否符合环境犯罪的标准，遭到一部分人反对。笔者认为，根据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无过错责任原则不符合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的界定。
(二)罪名结构不完善
从《刑法》第六章第六节得知，我国环境犯罪罪名有九
种，虽然涵盖所有环境破坏行为，但是这些罪名仍然比较模糊，主要集中在两点：个人行为和企业行为的划分;量的界定。环保部在5月31日《关于开展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若干意见》)提出将选择具有一定条件的省、市环境保护部门开展试点工作，并列明了阶段目标：“-为探索试点阶段。2013-为重点突破阶段。-为全面推进阶段。”但是对照该《若干意见》，完成覆盖全国的环境污染损害鉴定评估要到以后，这意味着，环境污染罪的犯罪结果仍将处于无法确定状态。
例如，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
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从罪名的界定来看，《刑法》缺少对量的界定。对什么情况下算重大污染事故，是否造成小的污染事故就不会受到《刑法》的制裁，均没有明确界定，将会对已经出现的`犯罪行为增加太多的人为因素，导致法律失去公平效益。
三、对我国环境犯罪刑事立法的建议
(一)转换立法角度
法是根据人的中心价值来判断的，简单来说就是用法律来保护人的基本利益不受侵害。但是环境犯罪脱离了人与人的行为界定，无法依据环境本身来界定犯罪的行为，由于犯罪行为的犯罪主体对人类利益造成的破坏是间接的，环境犯罪无法在短期内对环境造成影响，但在长期会对环境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目前我国《刑法》对环境犯罪立法是以人类利益的角度进行的，而事实上环境犯罪的对象是环境或者说是自然界本身，结合我国其他立法行为，环境犯罪立法需要转化立法角度，从环境破坏本身制定相关规定。
转换立法角度首先需要我国立法和司法工作人员在立法意识上进行转变，当人们意识到环境犯罪立法的根本在于保护环境，规范人类行为，阻止人类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后，立法的角度就会出现变化，随之而来的就是内容和本质的改变。
(二)统一罪名认定标准
从目前来看，统一罪名认定标准要从《刑法》中环境污染犯罪的入手，细化环境犯罪认定，将任意一种可能存在的犯罪行为作为单独的一项制定。例如水污染犯罪，《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向土地、水体、大气排放、倾倒或者处置有放射性的废物、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有毒物质或者其他危险废物，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致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属于犯罪行为;《刑法》第三百四十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属于犯罪行为。由此分析，水污染犯罪实际上可以进一步细化，独立成为一项专门立法内容。不仅是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地污染、破坏深林植被等都可以独立立法。
从长远来看，我国的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应该独立出来，单独立法，将每一种可能存在的人为造成的环境污染，按照情节轻重分别进行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判定。当然根据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立法进程，环境犯罪立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对于国内的情况，国外很多国家立法已经非常完善，因此，我国环境污染犯罪立法可以对其经验予以借鉴。
(三)弱化行政从属性
按照我国的立法程序，环境犯罪具有行政从属性，也就是常说的典型的法定犯。从环境犯罪罪名实施以来，存在环境犯罪缺少判断依据、环境犯罪难以取证的问题，应该考虑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因为从立法罪状设计上，环境犯罪罪状设计多采用空白罪状的形式，也就是认定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行的决定性因素，还是在于行政法规的介入。因此，很多学者将环境犯罪视为行政犯并具有行政从属性，但是这一观点的根本性错误在于，其将环境犯罪具有的行政前置评价特征理解为环境犯罪对环境行政执法和行政管理的从属性，后果在于，不仅从理论上降低了环境刑法学在环境保护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使环境刑法学沦为环境行政法规的附庸，而且极大压缩了环境刑法学的适用空间，使得很多本已构成环境犯罪的案件被作为环境行政案件处理，在事实上导致环境刑法被架空。尤其是当行为人按照行政法规的要求或者经行政机关许可后实施某种行为，但却严重污染环境，甚至发生了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结果，就会出现案件定性的困难：如果仅仅认定为环境违法或者意外事件，无疑有轻纵犯罪的嫌疑;但在行为人没有违反环境行政法规的情况下，又难以认定行为人构成相应的环境犯罪。摆脱这种两难困境的有效做法只能是弱化环境犯罪的行政从属性。
四、结语
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是以自由刑和罚金刑为中心构建的，但由于整体刑罚偏轻，不仅没有有效地实现预防环境犯罪的设想，还导致被破坏的环境资源无法及时恢复甚至遭到永久性破坏。鉴于此，有必要在环境犯罪中增设相应的资格刑，以避免将来可能出现的环境损害。因此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刻不容缓，重刑治理环境刻不容缓。
篇4：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试论我国立法听证制度之完善
毫无疑问，“听证”一词，往往都是与“民主”相伴随而存在的，在现代国家和社会，立法民主原则，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所谓立法听证，就是让与一部即将出台的法律有直接或间接利益关系的公众，或者法律专家、学者积极参与了解该法律的立法背景、宗旨、体例及具体内容，并发现、质疑该法律中存在的问题，以监督、保障该法律趋于完善的一种立法程序，它是立法民主的一种具体体现形式。
正是因为体现着民主的精神，立法听证制度在西方国家也是随着民主精神的发展而得到不断健全完善的，有论者甚至认为，其最初甚至可以在英国12的《自由大宪章》有关公民的“法律保护权”的观念和制度中找到影子[1].它的发展经历着一个从司法听证到立法听证的过程，最初在英国、美国的司法审判制度中确立了听证制度，如美国司法制度中著名的“正当法律程序”就包含着听证程序；随着民主和法治的发展，西方社会公众参与立法和行政的事务的呼声高涨，立法听证制度便应运而生，受到普遍认同，特别是二战之后，日本和拉美等一些国家相应实行了立法听证[2].对立法听证制度的作用，美国学者D??杜鲁门的阐释最为精辟：一是从政策和技术上就法案的条款、名词等作出正确的解释；二是作为传播手段向公众灌输法案的内容；三是通过听证会这一安全阀为公众提供缓和冲突及解除困扰的手段[3].
我国的司法听证制度起步较晚，第一次规定听证制度始于颁布实施的《行政处罚法》，立法听证制度的确立又延迟了几年时间，直到颁布实施的《立法法》才得以正式确立，体现在该法三个条文之中，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发扬社会主义民主，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第三十四条规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律案，法律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以及第五十八条规定“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其中，第五条规定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即奠定了立法听证制度的民主立法原则基础；第三十四条和第五十八条规定则明确规定了立法听证是立法前征求各方面意见的法定选择性程序。
其实，在《立法法》颁布的前一年，6月，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就《广东省建设工程招标投标管理条例》举行了听证会，开创了我国立法听证的先河。同年，深圳市更是制定了全国首个地方人大部门立法的听证规则《深圳市人大计划预算委员会听证制度》[4].《立法法》颁布实施之后，全国多数省市相继以条例、办法或规定等形式制定了本地的立法听证规则，也进行了许多立法听证尝试。应该肯定，这些立法听证尝试都是有益的，对促进我国立法的民主化和科学化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立法法》对立法听证制度只是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定，于是在具体操作实践过程中，各地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立法听证的范围、主体、程序以及效力等各方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且，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国务院在立法过程中，目前还没有开始运作听证程序。因此，只能说立法听证制度在我国，只是开始初步建立，在地方立法中开始正式运作，而谈不上已经建立了完整的立法听证制度。
为此，在《立法法》颁布实施五周年之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目前我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执行情况进行一次重新审视，深入分析其执行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为进一步健全完善立法听证制度，促进立法的民主化、科学化提供有力的法理理论和实践经验支持。
一、目前我国执行立法听证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 [2] [3]
篇5：立法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几点建议
关于立法完善我国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几点建议
[内容提要]：未成年人是家庭的重要成员，在他们身上寄托着父母的期望，也寄托着人类的期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大加快了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但近年来，由于涉及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案件日益增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现行的法律法规已难以适应新的形势。因此，建立一套全面、系统的未成年人权益保护法已显得越来越重要。一、目前我国对未成年人民事权益法律保护的现状
从1980年到19，我国先后修改、修订、补充和新出台的《婚姻法》、《残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教师法》、《劳动法》、《母婴保健法》、《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都有涉及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条款，这些法律法规与地方性法规，共同构成了我国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实施全面、系统的法律保护网络。其中关于我国目前有关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现行《民法通则》中的相关内容。在审判实践中，我们感到，在现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监护制度的法律规定中，父母离婚后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行使原则、离婚后应当如何依法履行监护权利，以及如何处理没有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监护权利的过程中遇到影响其正常行使监护权的问题等，均没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这就造成了双方对离婚时子女监护权归属及离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监护发生纠纷，无法得到及时妥善的解决，有的甚至还因此引起双方当事人之间的矛盾激化，成为社会和家庭生活的不稳定因素。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因没有具体的可操作性法规可依据，在处理时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结果各异。如果对以上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造成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侵害，最终影响下一代的健康成长，影响社会的安定团结。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产生的纠纷，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规不完善，立法滞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监护权归属及如何监护等无明文规定。根据我国《婚姻法》第29条规定：“父母与子女间的关系，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离婚后，子女无论由父方或母方抚养，仍是父母双方的子女”：“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有抚养和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的权利和义务。”“离婚后，哺乳期内的子女，以随哺乳的母亲抚养为原则。哺乳期后的子女，如双方因抚养问题发生争执不能达成协议时，由人民法院根据子女的权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据此表明，父母对子女抚养、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管教、保护的权利义务（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管教、保护均为监护内容之一），均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离婚，父母双方已不能同时与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对子女监护权的行使及其他权利义务和抚养义务的履行方式上会有所变化，父母面临决定子女监护权的归属及行使方式问题，即子女监护权归属于父母双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问题。从以上法条可推知，我国法律主张由离婚父母双方共同行使子女监护权。这样规定的出发点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离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离婚后的未成年人监护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随一方共同生活的特点。由于现实中各种因素的制约，造成未与子女生活的一方无法行使监护权：一是因为他们不可能与子女共同生活，无法进行具体的随时哺育、教育（www.xfhttp.com－雪风网络xfhttp教育网）、监管，也无法承担责任；二是离婚父母一方因种种原因如职业、身体健康状况，住房条件及再婚等，愿意在离婚后停止行使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权；三是易引起纠纷，离婚后一律赋予双方均有监护权，这样离婚的父母对子女抚养问题因意见不一致，而发生矛盾和纠纷的情况常有发生，只好诉到法院，这样极不利于子女的教育（www.xfhtt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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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完善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思考
完善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思考
民事优先权是一种根据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不同性质的若干民事权利发生冲突时，某一民事权利优先于其他民事权利实现的民事权利。①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可谓源远流长、种类不少。但从立法上来看，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以下笔者就如何完善优先权制度的立法作粗浅探讨。 一、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的不足之处 民事优先权制度从罗马法时期就已创立，我国从唐朝开始就有民事优先权的法律规定。但是，目前我国的立法，从种类到项目，从性质、特征到效力、保护的规定，却比西方一些国家的规定要简单得多，且有许多不足，主要是： （一）认识不足，规定不多 作为我国民法基本法的《民法通则》只有第73条规定的按份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和第89条规定的抵押、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两条，种类只有两种，且两种优先权的项目也不齐全。致使优先权制度在理论上的认识和研究，局限在优先购买权与优先受偿权方面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存在问题。 认识不足的主要原因是我国没有建立市场经济及对公民权利的足够重视与保护。我国现行的《民法通则》是1980年颁布的，当时是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没有建立，或者不发达，必然会出现对公民权利保护的弱视情况。因为计划经济就是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全面控制，社会成员没有什么自由与权利。因此，就不可能有一部完备的民法典，当然不可能对包括物权在内的民事权利作出具体详细的规定。 （二）体系松散，项目不全 在《民法通则》的基础上，我国民法特别法和其他法律，对民事优先权的规定有所增加，《破产法》、《专利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同法》和《个人独资企业法》等法律，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也有一些内容涉及到民事优先权。应该说，我国的民事优先权立法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走向多样的过程，目前仍在不断充实完善之中。 尽管如此，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还是存在体系松散、项目不全的问题。例如，特种债权优先权，即先取特权，在不同所有制和不同性质的企业的法律制度中均有规定。与此同时，各种类型的民事优先权项目规定，也比西方一些国家的民法典中规定的少。如先取特权项目，我国规定的主要有诉讼费、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税收、建设工程价款、保险及给付保险金、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等。而《日本民法典》及《法国民法典》规定的先取特权的项目，比我国民商法律规定的先取特权的项目则要多的多，如丧葬费用、债务人日用品的供给、租金、动产不动产的买卖等等。又如留置权的优先受偿权，我国《担保法》仅限于因保管、运输、加工承揽合同三种发生的债务人不履行债务的，债权人有留置权。而《日本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则还有旅店的宿泊、不动产的保存等项目。 （三）条文简陋、操作性差 具体表现为：一是条文少。不管是先取特权，优先受偿权，还是优先购买权、优先承包权、优先申请权，条文都是廖廖无几，很难完全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民事优先权的有关问题。二是条文操作性差，不像西方一些国家对条文及条文所包含的内容作出详细的诠释。如我国许多法律在先取特权的项目上，对工资、税收没有作出详细的界定，工资到底包括哪几个内容，工资在多少时间内必须向法院起诉。又如税收包括哪些，各种税收孰先孰后，对偷漏税的罚款部分能否优先受偿。各种优先权的特征和适用条件，以及如何保护，保护的范围和方式均没有规定。 （四）重复规定，前后不一 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由于不是由民法典统一规定，而是分散在各部门法中，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重复规定，前后不一的现象。如在先取特权的项目规定上，同为企业法人破产，《破产法》与《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规定项目不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先取特权项目为其他企业法人所没有。优先支付个人储蓄存款的先取特权项目，同样为其他企业法人所没有。同为企业法人，在破产时，先取特权的一些项目在破产法和其他部门法重复规定，另外一些项目不同企业法人的部门法却有不同的规定，这种立法上的逻辑错误是显而易见的。又如，关于职工工资和劳动保险费用的先取特权项目，《破产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等都用此概念，而在《个人独资企业法》却用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费用这个概念。 （五）考虑不周，顾此失彼 由于民事优先权的分散性和不连贯性，出现了考虑不同，顾此失彼的现象。如先取特权的清偿，在程序上，国有企业有《破产法》规定，非国有企业有《民事诉讼法》规定，而不具备法人条件的合伙企业和个人独资企业，尽管有先取特权项目，可是，在清偿上却没有程序法上的规定。 二、制定我国民事优先权法的必要性 由于上述等原因，必须加以修改、补充和完善。笔者设想，在我国应当制定民事优先权法，归到物权法中独立一编，成为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一）为了解决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散乱不全的需要 解决我国民事优先权立法存在的种种问题，根本的方法就是对现有有关民事优先权立法进行分析、研究、归纳、删改、补充，制定一部既符合国际惯例，又适合中国国情的民事优先权法，把分散在破产法、公司法、海商法、担保法、保险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工业产权法等中的民事优先权的内容，集中起来加以研究和整合，统一规定在物权法中，作为物权法的一编，这样就可以克服和防止民事优先权立法存在散乱不全的状况，易于人们了解和掌握。 （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市场经济要求公平、公正，体现在民法上，就是要求民事主休地位平等，权利平等。然而，由于“近代民法基础的两个基本判断即所谓平等性和互换性已经丧失，出现了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立”①，因此，拥有强大经济实力的一方，其地位总是要高于经济条件差的一方，这有悖于市场经济对公平、公正追求的初衷。因此，必须抛弃形式上的公平、追求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对弱者的一些民事权利予以特殊的照顾和保护，就成为市场经济追求公平而在民法上所作的必然选择，也是现代民法追求实质正义理念的一个鲜明的体现。同时，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信用基础上的经济，担保物权则在其中充当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要求在制定民事优先权法时一并解决。 （三）完善物权制度的需要 民事优先权基本上都具有物权性质，即使是特种债权优先权，也具有物权性质。实际上，民事优先权是物权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法国和日本民法典都有专章规定，且都规定在物权编中。民事优先权实际是一种独立的物权，如果物权法中没有民事优先权的一席之地，必将是物权法的一大遗憾，即使物权法制定出来，将来还是要补充民事优先权的内容。 三、完善我国民事优先权制度的构想 以实现市场经济公平正义的内在价值为追求，借鉴外国的先进立法经验，做到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国际潮流，建立民事优先权法定主义，使每一种民事优先权都成为独立的物权。 （一）关于民事优先权制度的立法体例 民事优先权从本质上属于物权范畴，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国、德国、日本等立法例，在民法典中均有专编或专章规定民事优先权的一般内容，若缺少作为物权性质的民事优先权，民法典的物权制度的完整性将大打折扣，因此，我国正在制定的属于民法典重要组成的物权法，应当有专编或专章对民事优先权的一般内容进行规定。当然，《日本民法典》和《法国民法典》把债权优先权与物权优先权混在一起规定，是我们不值得借鉴的。 物权法在民事优先权制度的规定上，当然不能事无巨细都加以规定，否则物权法就会显得条文繁多、臃肿。物权法应当就民事优先权的种类、性质，公示的方式与效力，适用条件，顺序，保护范围和方式这些一般性的内容作出规定，对于一些特殊的内容，如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详细内容，抵押权、留置权和质权的种类，优先购买权的同等条件的含义，优先承包权和优先承租权的范围，优先申请权的限制等内容，可由相关的.法律作出详细具体的规定，这样处理，既可以使物权法保持其体系完整性，又可以使民事优先权在立法上得到全面详尽的规定，达到原则性与具体性相结合的目的。 （二）完善民事优先权制度的具体构想 1、关于先取特权的完善方面 （1）先取特权的项目 我国法律对先取特权的项目规定，相对法国和日本民法典来说，要少得多。但外国规定的一些已不符合时代要求和不符合我国国情的先取特权项目，必须加以抛弃。在我国，除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和税收外，需要增加的先取特权项目有： ①共益费用 包括诉讼费用、清算费用。实际上，我国法律对共益费用优先受偿有明确规定，《破产法》和《保险法》中称为破产费用，《公司法》、《商业银行法》、《合伙企业法》等则称为清算费用，这种费用没有在先取特权项目的顺序中明确列出来，但却明确规定要优先拨付。因此，从立法的严谨、科学和易懂出发，必须把破产费用或清算费用以共益费用一词来表达，并明确在先取特权的项目顺序中以第一顺序列出。 ②丧葬费用 丧葬费用的设立主要是从人道主义考虑。其包括债务人的丧葬费用和债务人应扶养的近亲属的丧葬费用，丧葬费用的标准应当有个明确规定，可以根据死者的社会身份和不同时期确定一个数额。 ③债务人及其扶养人必需的生活费用 这里“必需的”生活费用，就是一个数量上的限制。笔者认为“必需的”生活费用，可以参照《日本民法典》，时间上为债务人及其抚养人的最后6个月。在具体数量上，每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以按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为限。因此，我国在先取特权项目上，应明确增加这个内容。 ④建设工程价款 虽然我国《合同法》第286条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已作出规定，但其包括哪些内容，是否要登记等则没有作出规定，因此，在制定物权法中， 要对建设工程价款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 此外，还有《海商法》、《民用航空器法》等特别法特别规定的内容。 （2）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内容 我国法律对先取特权项目的内容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以致司法实践中遇到不少麻烦，笔者认为，我国先取特权每个项目的内容应为： ①共益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和清算费用。 ②职工工资及社会保险费用。对于所有行业，不管是否具备法人资格的企业职工，其劳动报酬都得到同等的保护，工资组成包括标准工资，有规定标准的各种奖金、津贴和补贴。工资债权以企业歇业或破产前二年为限。 职工社会保险费用包括职工因公而伤、残、死亡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生育保险五个内容。职工社会保险费用由法律、法规授权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强制向企业按月征缴，企业不缴纳的，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③丧葬费用。债务人及其抚养人按其身份和时期所确定死亡时的丧葬费用。 ④债务人及其抚养人必需的生活费用。 债务人及其抚养人最后6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每个月必需的生活费用以当地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费用为基准。 ⑤建设工程价款。承包人、建筑师及工人就不动产的优先权，存在于该不动产上，但仅限于该不动产的增价现存部分为限，且在工程开工和竣工时都必须进行登记才能生效。 ⑥税收。立法上应当明确税收不分国税和地税，均有优先权。但土地增值税最优先，关税只就应税进口货物本身优先于其他税收，其他税收优先权之间地位相同。税收优先权不包括税收罚款部分。 （3）先取特权的保护方式 先取特权在保护方式上应当完善的地方是，先取特权债权人应当先就债务人的动产受偿，只有动产不足时，才能从其不动产中受偿。此外，先取特权债权人在行使代位权后，立法上应明确先取特权债权人可以从第三人返还的财产中直接受偿。同时，要明确规定先取特权优先权与其他优先权冲突时，先取特权优先权更优先。 2、关于优先购买权的完善方面 （1）明确优先购买权的类型及相关内容 在我国优先购买权的类型中，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可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人的优先购买权。股东优先购买权可分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和中外合资企业股东的优先购买权三种。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应当包括租赁房屋的（公房和私房均可）优先购买权，小型租赁企业买卖的优先购买权和承租土地的使用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三种。“废除存在价值不大的典权”①。还有诸如地邻优先购买权，由于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不符合时代精神，因此也不应规定。 此外，对于优先购买权的性质、效力、行使、限制、期间、适用条件、当事人的权利义务等，都要作出具体的规定，便于司法机关在司法实践中操作和适用。 （2）明确规定通知义务及其法律后果 出卖人在出卖给第三人时，应把买卖的内容书面通知优先购买权人。出卖人不通知优先购买权人而把标的卖给第三人，优先购买权人可以请求法院宣告该买卖无效。优先购买权人在接到出卖人书面通知后，在法定时间没有作出购买的意思表示，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3）明确规定“同等条件”的含义 我国法律对“同等条件”未予明确界定。笔者认为，“同等条件”包含两个方面。一是积极条件，即一般指同等价格。二是消极条件，即法律限制的条件，如按照有关法律规定，城镇个人建住宅，建筑面积每人不得超过20平方米，如果承租人或共有人有上述情况的，就丧失优先购买权。 3、关于优先承包权的完善方面 优先承包权的完善方面，主要是完善优先承包权的实现方法，即赋予优先承包权人请求法院确认其与发包人形成发包人与第三人以同等条件为内容的承包合同关系。 4、关于优先受偿权的完善方面 （1）关于抵押权人与取得标的物第三人的关系方面，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抵押人转让抵押物给第三人的行为有效，但要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抵押人在出卖时必须通知抵押权人，二是第三人必须把价款交给抵押权人，否则转让无效，抵押权人可以行使追及权。 （2）关于质权人、留置权人与未取得标的物第三人的关系，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的债务人清偿债务前，债务人把标的物转让给第三人的，第三人不能取得对标的物的占有，也不能向质权人或留置权人提出交付质物或留置物的请求权。只有第三人向债务人支付了质权人或留置权人的价款后，才能取得对标的物的所有权。 （3）关于优先受偿权的保护范围方面，我国《担保法》应明确规定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三种债权的保护范围，包括利息部分，但利息部分应当办理登记，否则利息部分不具有优先权。如果登记中没有约定利率，要视情而定。若主合同有约定利率，只要不是高利，该约定利率就是担保债权。若主合同没有约定利率，从债权人催讨之日起，按法定利率计息，属于优先受偿范围。同时，利息优先受偿应有期间限制。 此外，在质权保护范围中，对于出质人要求质权人提存质物，只要不是质权人明显侵害出质人的权利，质权人的提存费用应属于质权保护的范围。 （4）关于优先受偿权的实现方法上，我国法律应明确规定同一抵押物上有数个抵押权的，处在最前面顺位的抵押权人，可以不经其他抵押权人同意而与抵押人协议移转抵押物所有权，但订立协议的抵押权人有通知其他抵押权人的义务，以便其他抵押权人监督抵押物折价是否合理，有无明显低于市场价格而可能损害其他抵押权人的利益。 在抵押物变卖时，我国《担保法》应规定以抵押人为变卖人或委托人，同时规定抵押人在变卖抵押物时，须有抵押权人与抵押人的变卖协议，并且买受人应当把价金交给抵押权人，没有变卖协议的，变卖无效。买受人没有把价金交给抵押权人，造成抵押权人不能优先受偿的，由抵押人和买受人负连带责任。
篇7：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和完善
调解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和完善
近几年来，法院的调解结案率不高，为了提高调解结案的比例，我院在每年的岗位目标责任管理制度中还专门规定了民事案件调解结案应达到的比例，但年终总结时往往未达到年初下达的指标。究其原因，主要是民事调解制度在法律规定上过于原则，实践中难以把握尺度。由于这一根本的原因未解决，法官不愿做深入的调解工作，调解成为审判程序中一带而过的走形式，当事人对调解制度亦持怀疑态度，不愿接受调解。如何发挥调解在化解矛盾、平息纠纷中的重要作用，笔者认为，有必要对现行调解制度的某些规定进行改革和完善。一、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依据
我国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在《民事诉讼法》第八章中，其中最重要的规定即为第八十五条、第八十八条、第八十九条，这三条综合起来，内容有三：1、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2、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3、制作调解书应当写明案件的事实。
二、民事诉讼调解制度立法上存在的问题及改革与完善
第一，民诉法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九条存在的问题。我国民诉法第八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笔者认为，该条款规定调解也应事实清楚，分清是非，显然过于苛刻，实践中难以操作，且存在不合理之处。事实清楚和分清是非责任，是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判决时应遵循的原则，而不应作为调解结案的必备条件。有些案件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案件事实尚未查清、是非责任尚未分清，双方当事人就达成了和解协议，这是当事人对自己的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进行的处分。民事审判的基本原则就是应当充分尊重当事人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如果当事人并不要求法院查清事实，分清责任，人民法院利用职权执意而为，显然没有什么意义。还有可能在法院认定各方当事人的责任时，造成部分当事人不满，使已经和解的当事人因认为法院认定其责任过重或过轻而反悔。被认定责任重的一方，会对法院的责任认定不服，相反被认定责任轻的一方，则认为自己还应获得更大的利益而放弃调解，以便从判决中获得更多的利益，使得调解最终不成功。在此种情况下，人民法院依照第八十五条进行的调解，不仅没有促进调解，相反是妨碍调解，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负担，又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不利于提高审判效率。因此，笔者认为此条规定，应当予以修改。与此相对应的，我国民诉法第八十九条规定在制作调解书时，应写明案件事实这一项，也应修改或删除。
第二，民诉法第八十八条存在的问题。民诉法第八十八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该条款强调调解必须自愿，这与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是一致的。但调解协议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这一条款中的合法、违法的`涵义实践中尚存在争议，在立法上应给予明确的规定，以避免实践中对已生效的调解被认为违法而提起再审。笔者认为，在法律上明确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应注意两点：一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性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是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在对调解协议的内容进行审查时，只要不违反以上两点，即应认定调解内容不违反法律规定。
三、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急需立法完善
在个案的调解中，一些案件事实较为复杂，案件难度大，对争议的事实各有各的理由，对这样的案件，法官通过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促使他们心平气和地协商，当事人也能达成调解或部分调解。之所以能将纷繁复杂的案件进行调解，往往双方当事人都做了一定的让步和努力，尤其权利人主动放弃一些权利，而义务人在履行能力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同意在一定的期限内自动履行义务。调解虽达成，但权利人往往还是担心调解生效后义务人不自动履行，最终又要到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同判决一样花费一定的人力和物力。而当时为了促成调解，放弃了一些应得的权利，就是为了获得义务人的自动履行，结果又达不到目的，权利人往往会有被欺骗的感觉，从而失去对调解的信任。现行法律未规定义务人不按调解协议自动履行时，应进行相应的违约处罚，以弥补权利人的损失。鉴于此，有些精明的当事人要求在法官的主持下，在签收调解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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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论我国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论我国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完善
[内容提要] 证据制度是一国诉讼制度的灵魂，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基础内容。我国证据制度尚存在着许多缺陷，既不利于我国司法制度的完善，也不适应我国目前的司法实践。为此，本文通过对我国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加以宏观及微观两方面分析，就如何完善我国证据制度的问题提出设想。[关键词] 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宏观层次，微观层次，立法完善
证据制度是诉讼制度的灵魂，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其基本涵义是指关于证据概念，种类及运用证据之规则的总和。证据制度具体体现在各类诉讼法典和其他法律之中，包括证据的分类制度，证据的收集、查证、认证及证据保全等制度。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其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证据制度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通过证据制度的各项规则，明确应受追诉者，保护无辜者。因此，完善证据制度对于实现法律的最终目的，即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其次，证据制度决定着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司法制度先进与否关键在于其程序制度能否有效地保证实体公正的实现。证据制度作为一国诉讼制度的核心必然决定着实体公正的实现程度。因此，要较大程度地实现实体公正，即诉讼最终结果必须以先进的证据制度为保障。由此可见，一国司法制度先进与否，最终决定于该国证据制度的发展状况。
在国外，证据制度作为诉讼法的一项基础制度，广受关注。相较而言，我国的证据立法尚不完善，证据理论研究也还处于初步阶段。我国实行实事求是的证据制度。其主要内容是司法人员办理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案件，必须坚持从实际出发，采取调查研究的方法，以充分，可靠的证据为根据，准确地查明案件的真实情况。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实事求是，是我国证据制度的基本精神 .我国现行的证据制度对于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条件的逐步转变，公民的权利观念日趋增强，尤其是我国庭审方式逐渐由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转换，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已不适目前司法实践的需要。
首先，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序地发展。市场观念、个人本位已深入人心。在此情况下，人们对行为的判断更为理性，从而对诉讼结果的可预测性要求更高。因此，司法实践迫切需要以科学、完备的证据规范排除诉讼过程中的意外因素。我国原则的证据立法根本无法适应这种新情况。
其次，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诉讼制度有了较大的改善，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诉讼法体系。它以各诉讼法典为基础，辅以大量的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各诉讼法律制度大多处于良性发展之中。但我国现行证据制度的滞后，明显阻碍了我国诉讼制度的进一步发展。要想使我国诉讼制度改革取得进一步推进，必须对作为诉讼制度核心的证据制度进行改革。
证据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搞清楚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通过分析其存在的问题进而谋求解决问题的途径。
一、我国现行证据制度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首先从宏观上加以分析
第一，我国证据制度的立法过于原则。
内容粗陋是我国证据制度的一个鲜明特点。在我国，并没有对证据制度进行专门立法。有关证据制度的规范散见于刑事，民事，行政诉讼法典，有关司法解释以及个案批复中。其中《刑事诉讼法》占了8条，《民事诉讼法》占了12条，而《行政诉讼法》仅有6条。司法解释及个案批复虽然对某些证据问题作了补充，但因为主要是针对具体问题所作，其普遍适用性难免有所欠缺。所以，它也仅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证据制度立法匮乏的局面。但是证据制度的操作性实用性非常强，这就需要大量有关证据制度的操作细则加以规范，从而达到较为理想的状态。
第二，证据理论研究匮乏。
虽然学界近年来对证据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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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目前我国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及其完善
公正仰仗于完善的司法。随着我国诉讼法制度的规范，司法改革已是紧锣密鼓。司法鉴定作为诉讼中的重要环节，直接关系着诉讼的进程。但是，我国目前的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呼吁多年但依然雷声大雨点小。笔者结合工作实际，试就司法鉴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措施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目前的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我国鉴定机构主要包括三种组织体系，即分别隶属于公、检、法机关的部门鉴定机构；司法鉴定委员会；有鉴定审批权的司法行政机关批准设立的科研机构和服务机构。这种相对繁杂多元的机构的设置，使得众多的鉴定机构在涉案鉴定时，缺乏统一规范的鉴定程序，导致结论常常不一致，前后矛盾。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更会间接导致对司法鉴定的公正度产生怀疑。众多涉案鉴定机构从事鉴定无统一的设立、审批、监督、承担法律责任等规范性文件。鉴定机关涉案鉴定随意性很大，负有的权利和义务不明确，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做保障。
2、我国目前司法鉴定是多元化的体系，有资格参与鉴定的单位很多。公安、检察院、法院都设有自己的鉴定机构。司法鉴定工作的中立性与鉴定职能的从属性、依附性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公安司法机关内部普遍设立鉴定机构，导致了鉴定权的分散；鉴定管理权的混乱，直接表现为多次鉴定和重复鉴定的现象。不仅浪费了不必要的诉讼成本，而且也直接影响到了司法的公正性。
3、近年来，我国许多地方都制定了《司法鉴定管理条例》，我市也制定了相关规定，规定了司法鉴定机构的设立条件，明确了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规范了司法鉴定的实施程序，这对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也出现了一种不好的倾向，各地在立法的过程中为了遏制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多次鉴定、重复鉴定等现象，普遍加强了办案部门、上级鉴定部门、省级司法鉴定委员会等对鉴定启动程序的干预以及立法对鉴定结论效力的强制性规定，导致我国鉴定立法出现了严重的职权化和行政化色彩。
二、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一）、保护鉴定人和鉴定机构的相对独立性和中立性。撤销公安、检察和法院的司法鉴定机构。将它们统一纳入一个相对中立的机构进行管理，避免“自侦自鉴、自检自鉴、自审自鉴”的发生，维护司法的公正。
人类对司法价值的最一般追求，就是公平和正义，也就是公正。司法鉴定制度也必须符合这一要求。鉴定人对法官做出正确的裁判发挥着重要的辅助作用，因而鉴定人在身份上也应当与法官一样保持相对独立性，特别是要相对独立于诉讼双方当事人。只有这样，才能使鉴定人员摆脱各种非正当因素，特别是诉讼双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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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产品责任法相关问题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产品责任法相关问题比较及我国立法的完善
本文写作从比较法所具有的特殊性出发，选择产品责任制度这一具体法律制度进行比较，以期对我国认识和完善这一制度有所帮助。选择产品责任问题进行比较，有两个方面原因。一方面，我国产品质量问题非常严重，另一方面，我国在产品责任立法方面，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无法有效地提供司法救济。相比之下，国外的产品责任立法与实践则较为成熟，积累了丰富经验，因此，值得借鉴。
下文将从立法体例、产品范围、缺陷认定、归类原……
一、产品责任法概述
产品责任是指产品的制造者和销售者由于其提供的产品具有缺陷造成消费者人身或财产方面的损害而应当向受害者承担的民事法律责任。
产品责任法就是调整上述产品责任关系的法律规范总体，其目的在于最大限度地约束生产者和销售者的行为，维护消费者利益并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
产品责任法是本世纪以来在各主要发达国家新兴的法律部门。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商品品种稀少，结构简单，人们对所需商品的选择凭其经验即可，不易发生错误。因此当时的法律只强调“买者注意”，若买者未尽注意选择不当受到损害，则应自负其责。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产品种类增多，复杂性增强，使人仅凭一般经验和知识水平难以作出恰当的选择。而以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经营者，又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可能不惜违反诚实信用的交易规则而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粗制滥造，损害消费者利益。在此背景下，“卖者注意”的信条逐渐取代了“买者注意”。各国也相继开始制定专门的产品责任法，以更有效地解决因缺陷产品造成的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美国1979年《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1987年英国的《消费者保护法》，1989年联邦德国的《产品责任法》等。（注：本文涉及的国外法规除特别指明外，参见国家技术监督局政策法规司编《国外产品质量与产品责任法规选编》，中国计量出版社1992年版。）
我国的产品责任法起步较晚。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产品品种少，复杂的高档产品更少，即使出现产品致人损害的问题，也是极个别现象，按一般损害赔偿关系处理即可。但是80年代以后，随着产品种类的丰富、构造的复杂，产品致人损害的现象日益突出，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消费者问题和产品责任问题，需要立法加以调整。1986年4月5日，国务院发布《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主要规定的是行政责任，产品也只限于工业产品，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品责任法。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委员第三十次会议于1993年2 月22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则包含了产品责任法的主要内容。此外，我国有关产品责任的规定还散见于各有关法律法规中，如《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食品卫生法》等。
二、立法体例比较
我国没有形式意义上的、 独立的产品责任法， 其主要内容存在于1993年施行的《产品质量法》中，这是一部综合型的法律文件。除了产品责任的内容外，还包括产品生产者、销售者应尽的产品质量义务，甚至包括国家行政机关，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制度。如质量认证制度、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产品质量的抽查、检查制度以及违反这些制度的罚则等。而就国外主要发达国家及国际组织的立法体例看，无一例外地采取了产品责任单独立法的做法。如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加拿大、欧共体等。以1989年12月15日德国联邦议会通过的《联邦德国产品责任法》为例，共19条，对产品责任所涉及的主要概念都作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如责任的认定及免责（第1条），产品范围（第2条），缺陷含义（第3条）、 生产者范围（第4条）、责任范围及赔偿方式（第7―10条）等。
这两种立法体例谁更合理呢？笔者的看法是我国的大杂烩式的立法体例是不可取的。它至少存在下面两个问题：
1.公私不分。从立法内容的性质上看，产品责任属于侵权责任。因此产品责任法为私法，适用民法原则；而该法的其它内容则多数是行政法范畴，甚至还有刑法内容，因而为公法。两者在行为后果、责任认定、处理结果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硬是将两种具有独立内容、性质不同的规范揉合在一起是不合适的。
2.重点不明。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大而全的偏好，反映在立法上，可能就认为产品责任法条文较少，似乎够不上“一个法”。但事实上，它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和理论价值却远远大于和它并列的其它部分。象占很大篇幅的产品质量的监督管理只能算是一种质量标准的制定，是行政管理的手段。将这两部分绑在一起，显然忽视了产品责任法的独立价值和重要意义。这对理论上的探讨和立法上的改进制造了困难。（注：1993年以后出版的大部分经济法教科书都是按照《产品质量法》的文本格式来阐述产品责任法的有关内容，使其淹没于一大堆的行政法规的引述之中，完全打乱了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但武汉大学漆多俊教授则把《产品质量法》的内容一分为二，抛开了立法结构，按产品责任法和质量管理法来讲述，参见漆多俊主编：《经济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
基于上述理由，在以后对《产品质量法》进行修改时，应参考国外立法的经验，将产品责任法体系独立出来。这种独立一方面是理论上的需要，另一方面也蕴示了我国对产品责任问题危害性和迫切性的重视，因为它是维护广大消费者切身权益的最后的法律屏障。
三、产品范围比较
产品是导致产品责任产生的客观物质对象，它是构筑产品责任法体系和确立产品责任实际承担的基点。因此，各国立法虽都采用产品一词作为产品责任客体的代用语，但在认定何为产品时则存在不同。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将产品界定为“产品是具有真正价值的、为进入市场而生产的，能够作为组装整件或作为部件，零售给付的物品，但人体组织、器官、血液组成成分除外。”该定义用概括的方式，界定了产品的内涵。出于保护产品使用者的基本公共政策的考虑，法官们的态度倾向于采用更广泛、更灵活的产品定义。例如：1987年哈雷斯诉西北天然气公司案，将天然品纳入产品范围。同年，科罗拉多州法院在一案中裁定，血液应视为产品。关于计算机软件是否属于产品，学者们认为，普通软件批量销售，广泛运用于工业生产、服务领域和日常生活，与消费者利益息息相关，生产者处于控制危险较有利的地位，故有必要将普通软件列为产品。可见，美国产品责任法确定的产品范围相当广泛。（注：参见程信和、赵湘英：《产品责任法比较研究》，载《中山大学学报（社科版）》第6期。）
英国1987年通过的《消费者保护法》认为产品是指“任何产品或电，且包括不论是作为零部件还是作为原材料或者作为其他东西组装到另一产品中的产品。但未经加工的捕获物和农产品，不在产品范畴之列。”
联邦德国1989年《产品责任法》认为，产品是“指任何动产及电流，其中动产也指构成其他动产或不动产的部分。凡是出自土地、动物饲养、养蜂业和捕鱼业的农业品（天然农业品），只要未经加工，都不是产品；本法规定同样适用于狩猎物品。”
从以上各国对产品概念的界定可以看出，产品的涵盖范围不一致。美国最为宽泛，这一方面和美国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有关，另一方面，和美国强大的消费者群体的`存在和强烈的维权意识有关。英、德和在这里没有一一列举的其它发达国家则次之，如天然品被排除在产品概念之外，但差距不大。
我国《产品质量法》规定：“产品是指经过加工、制作，用于销售的产品，建设工程不适用本法规定。”采用的是概念式规定，产品必须具备两个条件：首先，必须经过加工、制做。这就排除了未经过加工的天然品（如原煤、原矿、天然气、石油等）及初级农产品（如未经过加工、制做的农、林、牧、渔业产品和猎物）。其次，用于销售。这是区分产品责任法意义上的产品与其他物品的又一重要特征。这样，非为销售而加工、制做的物品被排除在外。
对比我国的概念可以看出，我国的产品范围则最为狭窄。当然，考虑到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完全适用发达国家的产品概念是不实际的。但在具体产品的认定上，则不能拘泥于我国的规定。比如把无形产品一概排除已经不合适。曾有这么一个事例，某地在不长时间内连续发生几起煤气中毒身亡事件，在调查中发现，该地煤气公司提供的管道煤气未经加臭处理。但受害者无法证明自己在使用上没有过错，因此，都不了了之。而如果把产品的范围也包括此类无体物，则可以按产品责任法的归责原则处理，即受害者只要证明其提供的煤气存在缺陷（未加臭）就可获得救济。因此我国应参照美、英等国做法，首先把无体物（包括电、天然气等）包括在产品范围之内。
总体看来，“产品”的范围在逐步扩大，这符合现代产品形式迅速发展的客观趋势，亦有利于保护消费者。我国应当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实际状况，逐步扩大“产品”范围。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考虑确定这么一个弹性标准，即如果某一商品主要是以正常的商业方式进入流通，生产商在防止损害发生和分散损害风险方面处于较使用者更有利的地位，就应当认定为“产品”并承担产品责任。
四、产品缺陷认定比较
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是承担产品责任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各国产品立法都对缺陷的认定作了明确的规定。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34条规定：“本法所称缺陷，是指产品存在危及人身、他人财产安全的危险；产品有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是指不符合该标准。”
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认为缺陷的含义是（1 ）产品制造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2）产品设计上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3）未给予适当警告或指示，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4 ）产品不符合产品销售者的明示担保，致使产品存在不合理的不安全性。
《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6条认为，“在考虑了所有情况后， 若产品未给人们提供有权期待的安全程度，那么该产品就是有缺陷的。所应考虑的情况包括：（1）产品的说明；（2）符合产品本来用途的合理使用；（3）产品投入流通的时间。 ”因为欧共体成员国国内法都向欧共体指令靠拢，在缺陷认定上与指令一致。
从国外的对产品缺陷的立法看，其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将产品缺陷界定为“不合理危险”或“不能提供人们有权期待的安全”。不论其称谓如何，无实质差别，即都指缺乏合理的安全性。
分析我国的规定，可以认为，我国在认为缺陷时采用的是不合理危险标准和生产标准二者的结合，且以不符合该生产标准为优先适用。对于前一标准，借鉴了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避免了因具体罗列缺陷种类而可能导致的法律疏漏。值得商榷的是，这样的规定不利于保护消费者。
因为按照现行规定，当产品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却仍对消费者造成损害时，无疑会使消费者无法获得损害赔偿。而问题在于，在这些标准的制订和修改过程中，生产商们拥有很大的发言权。他们往往通过对标准的制订施加影响以尽量减轻其责任。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而严重损害了消费者利益。按我国行业标准产生的实际过程看，有些专业标准就是委托生产商制订的。此外从另一方面来说，科技水平的发展和新产品的不断出现，都使得标准的制订和修改具有滞后性，故而无法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因此，应把国家或行业标准作为产品进入市场的行政许可的最低要求，若产品违反了该标准，则成为产品有缺陷的直接证据，生产商应承担责任；若产品已符合该标准，则是产品无缺陷的初步证据，受害人如果按其他标准证明产品确实具有缺陷，则生产商仍应承担责任。
综合以上对比分析，我国在产品缺陷认定时宜采用弹性标准，即以“不合理危险”为衡量标准，并在具体个案中再具体认定是何种缺陷。当然，硬性的生产标准可以作为参考，但它不应作为优先标准适用。
五、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比较
产品责任归责原则是指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在其产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况下，根据何种标准和原则确定其民事责任。它在整个产品责任法中居于重要地位。是解决产品责任问题的理论依据。
在美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的新发展是1973年，在具有历史意义的格林曼诉尤巴电力产品公司案的判决中，确立了严格责任原则。该案原告之妻买了一种电力工具，在原告按说明书锯木时，一小木块从机器中飞出砸在其前额，致成重伤，法院在判决中确立的原则现在一般统称为格林曼规则：“当一个制造商将一件产品投放市场时，明知它将不经检查缺陷而使用，如果此项产品表明含有使人受到伤害的缺陷，那么该制造商在侵权方面负有严格责任”。而且法院申明“责任不是按照协议承担的而是由法律设立的。拒绝允许制造商限定其对有缺陷的产品的责任范围，明确申明，责任不是由契约保证方面的法律管辖，而是由侵权方面的严格责任法律管辖。”（注：参见［澳］P・A・C 斯奈曼：《美国严格产品责任学说的演变》，载《法学译丛》1985年第4期。）
严格产品责任的确立，使消费者在使用有缺陷产品遭受损害时，只要证明自己所受的损害与该产品的缺陷有关即可获得赔偿，不必举证证明产品缺陷之所在，也不必证明制造人或销售人存在过错。世界其它发达国家的产品责任发展历程与美国相比是基本一致的，最终都朝着严格责任的方向迈进。
产品责任最终发展为严格责任，有其合理性必然性。因为当代新型侵权行为，如企业的经营，汽车的使用，商品的产销及核子装置的持有，是现代社会生活中必要的经济活动，实无“反社会性”和“违法性”可言。因此，不应适用传统侵权行为法中的过错原则。而严格责任制度的基本思想，乃在于对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不幸损害的合理分担。严格责任正是基于下述价值判断，即在产品制造者和受害人之间，受害者最不应该承担该项风险，而制造者则是承担责任的适当人选。理由一，根据“谁受益谁负担风险”的罗马法原则，产品制造者应对产品缺陷所致损害负责；理由二，制造者可以通过价格和责任保险，将支出转嫁给广大消费者。（注：参见梁慧星：《论产品制造者、销售者的严格责任》，载《法学研究》1990年第5期。）
在我国，产品责任尚是一个刚开拓不久的新领域，《民法通则》和《产品质量法》未对产品缺陷责任的归责原则作出明确规定，而且两者
在销售者责任问题上还存在法律冲突。下面对照条文作具体分析。
《民法通则》第122条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 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29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缺陷产品以外的其他财产损害的，生产者应当承担赔偿损失”。《产品质量法》第30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据《民法通则》第122条， 主要精神是生产者和销售者在产品责任诉讼中对消费者承担的都是严格责任，即只要因产品缺陷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生产者和销售者不管主观上是否有过错，都应负赔偿责任。据《产品质量法》第29条，对生产者责任的规定和《民法通则》是一致的，即也认为生产者应承担严格责任。但该法第30条规定却是典型的过错责任原则的表达方式，即对产品销售者采用了过错责任原则。这和《民法通则》中对销售者责任的规定是不同的。很明显，《民法通则》加重了销售者的责任，而《产品质量法》却减轻了销售者的责任，加重了消费者的举证责任。这两种规定孰优孰劣？孤立地看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让我们回到现实中去。
我国的产品责任事故发生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即假冒伪劣产品泛滥，这在西方国家是难以想象的，现已成为我国的一大公害。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当然很多，但笔者认为，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是销售者知假贩假，知劣贩劣。从这一点出发，对销售者课以严格责任至少存在如下理由：
①与消费者相比，销售者无论从产品性能的了解还是从对进货渠道的判断上，都有明显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让消费者来承担购买伪劣产品的风险是不公平的。
②从执法成本看，查找伪劣产品的生产者是极其困难的。有些名牌产品的生产者为维护其产品声誉，出巨资追查伪劣产品源头，都一无所获，更不用说我们司法机关那点有限的经费了。而销售者则相对容易确定。
③从举证角度看，受害者很难证明是销售者的过错而使产品存在缺陷，销售者完全可以通过把责任推给生产者而免责。而如果生产者的下落又无法确定，则其权益就得不到保护。
④从利益平衡角度看，如果销售者销售的是伪劣产品，则让其承担责任于情于理并无不当。而如果的确是生产者的责任，则销售者在承担赔偿责任后，完全可以再向生产者追偿，使其承担违约责任。这一方面有利于迅速补偿受害者的损失；势单力薄的消费者与有一定实力的销售者相比，其承受损失的能力显然处于弱势地位；另一方面，也使事实上无过错的销售者的权益得到了保护。
综合以上分析，让销售者承担严格责任是合理的。相对于《民法通则》中的规定，《产品质量法》中的规定是立法上的倒退。
六、损害赔偿数额比较
损害赔偿数额的大小至少有两方面意义。一方面，它直接关系到受害者的损害赔偿要求能否得到充分满足，另一方面，它关系到对产品生产者、销售者的威慑力的大小。这对于积极、主动地防止产品侵权的再次发生有重要意义。
美国的《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对产品责任的损害赔偿数额未设限制。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额很高，法院判处高额赔偿金的现象相当普遍，以至部分生产者和产品责任人不堪垂负。因此，90年代以来，美国许多州出现了损害赔偿的限制，要求适用惩罚性赔偿时要公平。
为避免美国产品责任诉讼中出现的高额赔偿金所带来的问题，各国开始规定损害赔偿的最高限额和最低限额。如《联邦德国产品责任法》第10条规定，因人身伤害而引起的损害赔偿其最高限额为1亿6000 万德国马克。同时规定，若财产损害致使受害人损失不超过1125 德国马克，不得依本法请求赔偿，只能依民法一般规定寻求救济。《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第16条则允许各成员国对因同一种类、同一缺陷而导致死亡或人身伤害的损害赔偿额定一限额限制，但不得少于7000万欧洲货币单位。它也同时规定了财产损失的价值不得低于500 欧洲货币单位，否则不认为是本指令所称的“损害”。
我国的《产品的质量法》未对赔偿限额作出规定，但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产品责任案件的赔偿数额不是过高，而是过低。既无法充分保障受害者权益，又无法使加害者受到惩戒。因此，我国在这一方面还没有必要参照国外的做法，而且，要做的事情正相反，即必须提高损害赔偿数额。
曾有这么一案例，说是我国企业出口至美国的爆竹炸瞎了美国孩子的一只眼睛，通过诉讼获得了巨额赔偿。而同期我国一个小孩也因爆竹被炸身亡，却只得到一笔少得可怜的抚恤金。一条人命抵不过一只眼睛，此等对比令人心寒。
从我国当前产品责任的现状来看，经营者恶意或因重大过失造成消费者损害的行为屡见不鲜，故而施加一定的惩罚性赔偿对制止此类恶意行为，防止故意损害的发生有积极意义。具体的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可参考美国《统一产品责任示范法》第120条规定， 由法官综合考虑下列因素自由裁量：a、生产者的不当行为造成严重损害的可能性；b、生产者对上述可能性的觉察程度；c、不当行为对生产者的可获利性；d、不当行为的持续时间和生产者隐瞒行为；e、 生产者在不当行为被发现后采取的态度和行为；f、生产者的财务状况；g、生产者由于不当行为已经或可能受到的其他处罚的综合惩罚效果；h、 原告所遭受的损害是否亦是原告对自身安全采取轻率漠视的结果。具体的实践中可以按不同情况，由最高人民法院分别拟定赔偿比例加以规范。
因此，我国目前应采用个案处理的方法，根据产品责任的性质、加害者的过错程度和赔偿能力，酌情加大惩罚力度，尤其是对于伪劣产品生产者，必须予以严惩，这对于我国市场经济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篇11：略论我国当前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略论我国当前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立法的直接目的是要使法得到实施，最终目的则是调整、规范社会关系，使社会健康、有序、快速地发展。这既取决于法适应社会需要的程度，又取决于法的体系内部是否和谐。?由于立法的不周延以及立法侵权等原因，直接造成了法的体系内部不和谐，其突出表现是：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部委规章等相互之间不协调一致。由此便带来了法的实施困难重重：要么无所适从，要么各取所需，妨碍了法的统一实施，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日益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与部门保护主义。本文拟结合实例分析我国立法中存在的几个问题。?
一、立法权限问题?
在立法实践中存在着严重的侵权现象，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混乱。有人称之为“立法无序”??〔1〕?。表现在：?
（1）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情况。一方面，存在着立法混乱，本该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民事诉讼法》，却是由其常委会制定，直到1991年4月9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才修改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是先由全国人大“原则通过”，再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授权加以修改后颁布；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是直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另一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时，有些实际上已从根本上修改了该法律。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的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1982年由全国人大进行了第一次修正，1986年和1995年又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了两次修正，修改补充的条文数分别都占了一半以上。《刑法》自1980年1月1日施行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至少已补充修改了17次，先后通过了24个单行刑事法律，并在70多个非刑事法律中设置附属刑法规范。这些修改补充涉及：空间效力、法律溯及力、犯罪主体、共同犯罪定罪和处罚原则、刑罚种类、量刑制度、一罪和数罪问题、缓刑制度、分则罪名（由110多个增加到近200个）、罪状（即犯罪构成）、法定刑、罚金适用、法条适用等13个方面。??〔2〕?如此众多的补充修改，有些不仅与“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且直接修改了一些基本原则。如在空间效力上增加了普遍管辖权原则，在法律溯及力方面，也采用了与刑法第9条规定的从旧兼从轻原则不同的原则。?
（2）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的情况。有关收容审查，没有法律来对此加以调整，而是由国务院于1980年2月29日发布的《关于将强制劳动和收容审查两项措施统一于劳动教养的通知》规定了收容审查的对象。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颁布实施多的时间里，大约有80％－90％的被判刑者，一开始并不是被逮捕或者被拘留，而是以收容审查的方式被羁押于公安机关，人身自由受到长达数月的.完全限制。??〔3〕?从近几年湖南省收容审查的情况来看，经审查符合扣留或者逮捕条件的仅占30％，给予劳动教养或其他治安处罚的占20％，解除收审（即无罪）的占50％。??〔4〕?总之，收容审查制度不仅损害了不少无辜者的权利，而且是违背宪法的。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人民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同时，收容审查制度还违反了刑事诉讼法。刑诉法从保障基本人权出发，对侦查手段的使用和侦查羁押期限的限制等都作了明确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关于刑事案件办案期限的补充规定》。收容审查却导致诉讼外羁押时间过长，诉讼内的羁押期间又没有用足。?
（3）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情况。有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制定地方性法规时，只对本行政区域的“具体情况和实际需要”考虑得多，而对是否符合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等则考虑得少，或者根本就置之不理。这是地方保护主义在立法中的集中表现。《渔业法》第33条规定，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通知之日起30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并没有规定必须先向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然而，某市修改水产养殖保护条例的决定却规定，当事人必须先向上一级主管部门申请复议，不服复议决定之后，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就使得行政复议成为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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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2：保安处分制度与我国刑法的立法完善
保安处分制度与我国刑法的立法完善
保安处分制度是近代刑罚改革的产物,是对传统刑罚制度的.革新.作为刑罚制度的一个补充手段,保安处分与刑罚密切配合,为预防犯罪、维护社会安全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中存在着一些与西方保安处分制度性质近似的保安措施,但实践中却存在着大量严重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因而将保安措施纳入我国的刑法体系并将其立法化、规范化,是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途径.
作 者：张彦华 Zhang Yan-hua 作者单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现代科技教研室,河南,郑州,450007 刊 名：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THE PAPTY SCHOOL OF CPC ZHENGZHOU MUNICIPAL COMMITTEE 年，卷(期)： “”(6) 分类号：B920.0 关键词：保安处分 立法完善 刑法体系篇13：浅议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论文
浅议司法鉴定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论文
当前我国法律仅在三大诉讼法中对司法鉴定作出了原则性规定，且各自的适用范围较为有限，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中的鉴定机构的成立及其管理、鉴定人员的从业资格、司法鉴定的程序规则等等方面的内容都缺乏统一的规定，不利于我国审判工作的正常开展。
一、司法鉴定概述
司法鉴定，指的是在我国诉讼过程中，为了查明案件的相关事实，当事人申请或法院依职权委托或指派司法鉴定机构中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对案件所涉及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的活动。鉴定意见是我国诉讼证据的种类之一。证据问题是所有诉讼活动中的核心问题，对于人们法院案件审判意义重大。鉴定结论是诉讼证据之一。证据问题是诉讼活动的核心问题，与诉讼的实体内容直接相关，对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证据制度中的专门性问题的司法鉴定，司法鉴定制度越完善，证据审查越科学，对案件处理越有帮助。如果司法鉴定制度有缺陷，在证据审查中将出现大量问题，当事人对案件结果不服，必然会多诉诸法律。
二、当前司法鉴定中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法律中归于司法鉴定的法律法规还较为欠缺，还没有统一的司法鉴定法律，仅在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中对司法鉴定的.程序和部分问题做了零散规定。为了与我国司法实践领域实务相匹配，我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和司法部分别就司法鉴定事宜作出了部分规定，这些规定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完善，但是由于部门之间的利益不同，不同部门的规定存在在互相矛盾和适用范围下载的问题，且这些规定多为部位规章，效力层次较低。当前，我国除了司法精神疾病和法医鉴定外尚没有形成一部在全国范围内有效的司法鉴定行业标准，且不同部门的鉴定标准大多依据经验制定，存在科学性的质疑，同一事项的鉴定，依据不同行业标准将产生较大的结果差别。
(一)司法鉴定机构设置不合理
当前我国司法鉴定机构设置非常多，管理杂乱，没有专门同一的部门进行领导和监督。我国司法鉴定机构属于社会中介机构，部分是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本门是专业性鉴定机构，还有些是医院学校单位机构。各个机构之间各自为政，为了招揽业务，导致鉴定标准常被轻视。同时鉴定机构之间联系较少，没有统一的领导部门，只在一定范围内服从各自的管理部门，难以建立统一的国家司法鉴定标准和操作规范。
(二)司法鉴定程序缺乏规定，鉴定制度不规范化
目前，多数鉴定领域没有技术标准，导致鉴定随意性大、重复鉴定等问题。法医鉴定的适用标准都是很早制订的，难以适应现在诉讼的要求，特别是伤残鉴定，只有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伤残等级标准和工伤事故损害赔偿的伤残等级标准，却没有统一的人身损害赔偿的伤残等级标准，导致评定人身损害伤残等级时无标准可引用，出现引用的标准不同，伤残等级大不相同，同样的伤情鉴定结论相差悬殊。
(三)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够完善
司法鉴定人是我国审判制度中的特殊证人，我国现有诉讼法规定司法鉴定人员应当出庭作证。然而在实践中，鉴定人员出庭的概率非常低，这一方面是我国法官对司法鉴定制度存在认识偏差，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鉴定人的法制观念淡薄以及地域经济条件等造成的，这些都致使我国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由于司法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不完善导致涉诉案件当事人对鉴定结论不服而缠诉、上访，降低了诉讼调解纷争的功能。
三、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对策
(一)完善司法鉴定机构管理体制
我国当前司法鉴定机构混乱，欠缺管理和领导的状况，要求对司法鉴定行业进行统一的管理。这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改进：一是将司法鉴定机构独立出来，区别于行政机构和其他事业单位。二是建立统一的司法鉴定标准，对同一鉴定事项应建立统一的标准，防止当事人和鉴定机构的道德风险。三是统一鉴定费用收取标准，这能更好地保护涉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四是鉴定必须费用要求败诉方承担，这能更加显现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第五是建立司法鉴定行业级别制度，这可以不断促进行业内良性竞争，同时上一级机构可以否定下级机构的鉴定结论，使得鉴定机构更加遵守职业守则，保证待鉴事项能够有明确的最终鉴定结论。不断加强鉴定机构的管理，对鉴定人把好准入关，推动高水平的司法鉴定机构设立，并加强对他们的管理和考核。定期进行鉴定人培训，提高他们专业技术水平。司法鉴定是我国证据体系的重要内容，公正与效率理应成为该制度的价值取向，这对于鉴别案件事实具有重要作用。我国司法鉴定机关混乱的现状，必须将公检法机关中内设的鉴定机构急性剥离，以免出现自审自鉴等不符合诉讼原理的现象，更好保障鉴定结论的客观公正和客观性。
(二)加强对鉴定人员的管理
首先，要对鉴定资格的取得规定严格程序。可以按照不同的鉴定类别组织不同的资格考试，只有取得考试合格证的人才能在相应的范围内从事对应的鉴定工作。为了督促鉴定人员不断学习，可以按照鉴定种类的难以程度，对鉴定人员定期(1年或2年)进行考核培训并组织统一的测试，对通过继续考核的鉴定人才允许其继续执业。其次，以立法的形式对鉴定人的权利义务进行明确规定。当前我国相关规定鉴定人员具有查询权、参与权、要求权、拒绝权、获得报酬权等权利，但是规定鉴定人的安全保障权对于提高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的概率非常重要，这样可以较大城的山个消除鉴定人容易成为涉案人员打击报复对象的心理顾虑。另外，也需要健全对鉴定人的责任追究。我国现行法律对鉴定人责任只是笼统地指出“应当承担法律责任”，但是具体承担什么责任以及承担方式却没有予以具体规定，这需要在法律修改案中进行完善。
(三)规范司法鉴定程序
第一，具体规定鉴定启动权。我国当前鉴定启动权主体包括当事人和法院，但是按照
我国实际，可以建议建立法官行使鉴定的启动权，赋予当事人申请权。第二，鉴定机构的选择应充分遵循当事人意见，这样能够使得当事人对鉴定机构作出的鉴定意见更为信服，减少重复鉴定现象的发生。第三，加大法官审查、采信鉴定结论的法定义务。鉴定意见是我国当前法律规定的证据种类之一，法官在开庭时应认真对鉴定意见组织双方当事人进行质证，防止对鉴定意见的质证流于形式与表面。第四，不断完善重新鉴定的程序规定，至于重新鉴定的主体应赋予给当事人，但是将决定权赋予法院。
(四)加强对中介机构鉴定活动的监督
司法鉴定机构的发展，必须要加强对其鉴定活动的监督。我国当前的鉴定机构都是自负盈亏的中介机构，为了使鉴定机构活动更好地服务审判，保证审判活动公证、高效进行，必须加强对鉴定机构的系统和科学管理，根据法院当事人的选择确定鉴定机构，对信誉不高的鉴定机构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不断强化司法鉴定监督，强化对鉴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对鉴定活动中出现的违规事件，出现以期查办以期并及时采取通报清除等措施，敦促其进行整改。
四、结语
当前，我国诉讼活动不断朝着制度化、民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将我国建成社会和足以现代法治国家的必经途径和必然选择，能否实现社会主义法制化，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司法证明方法的科学和理性。而司法证明方法中司法鉴定制度是重要内容，完善我国司法鉴定制度是我国法律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应有之义。
篇14：试论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
试论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
不动产物权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形式，也是各国物权立法的重要内容。由于不动产登记制度影响交易安全和社会财产秩序甚大，现代各国莫不对之重视有加。我国目前尚没有制定物权法，也没有制定不动产物权登记法，这使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存在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本文拟通过对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基本理论的探讨，以及对我国当前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分析，提出完善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设想，以裨于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一．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基本理论。
1、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法律意义。
不动产物权登记是指土地及其它定着物之所有权和他物权的取得、丧失与变更，依法定程序记载于有关专职机关掌管的专门薄册上，它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公示形式。物权公示是物权法的一项重要原则，是指物权享有与变动的可取信于公众的外部表现形式。根据现代各国物权法的规定，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不动产物权以登记，即物权变更登记，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动产以交付，即占有的移转，为物权变动的公示方法。物权以登物权变动之所以要公示，是由物权的性质决定的。物权是一种绝对权、对世权，具有绝对排他性效力，对物权人的物权，任何人都负有不得侵犯和不得干涉、妨碍的义务，但如果不能从其外部察悉物权变动的征象，则会给第三人造成难以预测的损害，直接威胁交易安全。物权公示就是要使物权具有可识别性，通过公示使物权法律关系得以公开透明，使当事人及第三人直接从外部就可以知悉物权的存在及其现状，其目的就是要维护物的占有秩序和交易安全，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
2、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性质及登记机关
不动产登记的性质，依我国学者之通说，属于一种行政行为，它体现的是国家行政权力机关对不动产物权合理干预，目的是为了明晰各种不动产物权，依法保护物权人的合法权益。
关于不动产物权登记之主办机关，现代各国和地区做法不尽一致，但主要做法有二：一是由司法机关主办。二是由隶属政府的专门的不动产登记局或“地政事务所”主办。如日本的不动产物权登记为法务局、地方法务局、支局及派出所，在瑞士则为各洲地方法院，在德国为地方法院中设立的“土地登记局”，在英国，统一管理城乡土地权属的登记机构是“政府土地登记局”。
关于登记机关的职责，综合民办各国的立法例，主要有三种做法：
一是登记采形式审查主义。登记机关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申请，只进行形式上的审查，倘若申请登记所提出的书件完备，即依照契据所载的内容，予以登记。至于契据所载权利事项，在实质上是否存在，有无瑕疵，则不过问，登记机关也不承担错误登记的责任。
二是登记采实质审查主义。即登记机关对于登记之申请，除须审查登记书件是否完备外，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与事实是否相符，有无瑕疵，也须详加审查，经确定后方予登记。如果登记有错误、遗漏、虚伪，而致权利人于损害时，受害人得请求国家赔偿，但登记机关本身不予赔偿。
三是任意登记主义。对于不动产物权变动不作强制要求，但是一经登记，则登记具有不可推翻之效力，如登记有错误、虚伪、遗漏而致真正权利人受损害时，登记机关则负损害赔偿之责。
3、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
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效力，世界各国民法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立法例：
一是登记对抗主义。认为不动产物登记并非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必须程序。不动产物权的变动依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力，但非登记不能对抗第三人。法国、日本等国采此立法例。
二是登记要件主义。认为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要件，不动产物权变动除了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外，还要进行登记，非经登记不仅不能对抗第三人，而且在当事人之间也不发生法律效力。德国等国采此立法例。
三是地券交付主义。又称托伦斯登记制，该制度采任意登记制，不强制一切土地都必须申请所有权他项权利登记。但如申请不动产物权登记，则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另外，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多数国家及地区还根据登记原因的不同而赋予登记不同的效力。
一是依当事人的民事法律行为而变动不动产物权者，非经登记不生效力。这里所说的民事法律行为包括买卖、赠与、互易及在不动产上设定物权的行为。“非登记不生效力”是指只有当事人的法律行为与国家专职机关的登记行为相结合，才能实际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
二是依法律行为以外的法律事实而取得物权者，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如因继承、没收、征收、法院判决、强制执行、土地回复、附和、房屋新建等原因而取得物权者，均不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但是出于维护交易安全的考虑，各国和地区的民法同时规定，此等场合，物权人在登记以前，不得处分已取得的物权。
二、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
我国迄今尚未制定物权法，也没颁布专门的不动产登记法，有关不动产物权登记的规定主要散见于各项单行民事法律法规及一些司法解释，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尚未在中国得到系统地建立，而且现行法规中的有关制度基本上说不上完全是民法物权法意义上的制度。其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登记的法律依据不统一。不动产物权登记，通行的做法，实质上依据一国民法典之有关规定，程序上则依据专门制定的不动产登记法。而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单行民事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国家土地管理局颁行的《土地登记规则》、《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政出多门。
2、登记机关不统一。根据不动产物权类型的不同，我国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分为土地物权登记、房屋物权登记、矿产物权登记、水权登记、渔权登记和林权登记，相应地，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机关也有六家之多，分别是国土管理机关、房产管理机关、矿产管理机关、水行政管理机关、渔政管理机关以及林业管理机关。登记机关不统一，损害了登记制度的基础权威。
3、登记效力不区分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如前所述，世界上多数国家和地区大都根据登记原因之不同而分别赋予登记以不同的效力，而我国现行法不区别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而一律规定非经登记不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如1990年《城市房屋产权产籍管理暂行办法》第18条规定，凡未按照本办法申请并办理房屋产权登记的，其房屋产权的取得、移转、变更和他项权利的设定，均为无效。这一规定，是与我国《继承法》的规定明显相违的。按照我国《继承法》第二条的规定，继承人从被继承人死亡时起即取得被继承人遗产房屋的所有权，而不是继承人于房管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后才取得遗产房屋的所有权。又如，1987年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第10条规定：“新建房屋，应于竣工后三个月内申请办理所有权登记”。问题是，如果建房人在办理登记后才能新建房屋的所有权，那么在这三个月内新建房屋的所有权归谁所有，就很难作出合理的解释了。
4、绝对化的登记要件主义。对于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效力，我国立法一向采纳登记要件主义，如1983年的《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1987年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制订的《城镇房屋所有权登记暂行办法》、《土地管理法》，以及《土地管理法实施细则》
等对此都作了明确规定。根据我国学者的一般看法，不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消灭和变更，非经登记，不能产生法律效力。我国司法审判实践对不动产物权特别是房屋所有权的确认原则上也以登记为准。我国现行立法也安全采纳了登记要件主义。登记要件主义立法，有利于保护原所有人的利益，并因增强登记效力而有利于强化国家对不动产的管理。但是，绝对适用此原则又难免存在不合理现象。在房屋买卖中，如果将登记要件主义绝对化，对因各种原因未登记的交易一概宣布无效，就会诸如不利于保护善意一方当事人、冲击现有财产秩序等问题。
5、把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移转合同生效的要件，混淆了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我国担保法第41条规定：“抵押合同自抵押登记之日起生效”。根据此条规定，不动产抵押合同必须登记才能生效。同样，我国现行行政法规和司法解释还规定房屋买卖合同须经登记方能生效，如199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私房买卖的一般应以产权转移登记为准的复函》规定：“签订房屋买卖协议以后，提出解除买卖协议，末办理产权转移登记手续，应认为该民事法律行为依法尚未成立。一方翻悔是允许的”。
显然，现行法律和司法解释的上述规定不适当地扩大了登记的效力范围，把登记作为不动产物权移转合同的生效要件，误解了登记制度属性，混淆了物权变动和债权变动。不动产物权移转合同，是以移转不动产物权为内容的债权合同，属诺成性合同，该合同只要具备书面形式、主体适格、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的生效要件，便在订约当事人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即发生债权的变动，当事人开始享有债权法上的请求权。依据合同的规定，不动产物权的出卖人有义务转移不动产物权，其在法定期限内应协同买受人前往登记机关办理物权变动登记手续，而买受人则有义务向出卖人支付价款，并有权请求出卖人交付不动产、及时与自己前往登记机关进行登记。不动产物权变动仅是不动产物权移转债权合同履行效力所致，不动产物权登记也是合同的履行行为，其法律效力是发生不动产物权的变动，本质上并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判断。因此，没有进行不动产物权登记，只是未能发生物权变动，而不能否认有效成立的合同的效力。
三、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的立法完善。
如上所述，目前我国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已不能满足不动产市场的发展对登记职能的要求，亟待完善，笔者以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我国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予以立法完善：
1、通过物权立法，统一不动产物权登记的法律依据，消除目前“政出多门”、“各自为政”的不正常现象。
2、制定不动产登记法，规定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的组成、登记工作人员的资格，以及登记程序等，从程序上完善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
3、统一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不动产物权民登记，是维系现代财产秩序非常重要的一环，具有技术性、专业性的特点，只有由专门机关专司其职，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建议设立专门的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统一管辖不动产物权登记工作。
4、登记机关对不动产物权登记申请，实行实质审查主义，以确定登记内容的真实性。登记机关因自己过错造成登记错误，给当事人造成重大损害的，应负赔偿现任。
5、在登记的效力上，区别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原因，规定不同的效力。对于法律行为取得、设立、丧失及变更不动产物权的，实行登记生效主义，非经登记，不生不动产物权变动的效力；对于因非法律行为取得、设立、丧失及变更不动产物权的，则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但在登记之前不得处分已取得的不动产物权，理由如前所述，在此不再累述。
6、明确登记的物权制度属性，正确区分不动产物权移转合同的生效要件和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如前所述，登记只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而不是不动产物权移转合同的生效要件。对于依法生效的不动产移转合同，不登记则不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同时也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因此，建议将来在制定物权法时，应规定如果当事人未就不动产物权的转移及时办理登记手续的，只要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允许当事人继续补办登记；如果出卖人违反合同规定，“一物二卖”，并办理了不动产物权变动登记的，买受人则不能要求继续补办登记，但可以要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
篇15：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建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实行法律监督”。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开展民事诉讼检察监督，收到了实际的效果，发挥了诉讼法律监督的作用。同时，现行民事检察工作在立法和实际操作中的存在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有待于在立法上进一步完善。现笔者结合工作实际，就现行民事检察制度的局限性和立法上如何进一步完善作一些肤浅的探讨。一、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立法上的局限性
1、现行立法的总则和分则的规定相互矛盾。在民事诉讼法中，关于民事诉讼检察的规定，总则和分则不相一致。总则规定检察机关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规定的范围十分宽泛。但是，在分则中，只规定检察机关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确有错误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具体的、可操作性的规定又十分狭窄。在这样前后矛盾的.法律规定面前，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进退两难。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审判活动中的一切违法行为都可以进行监督，但由于分则中没有具体规定，任何一个法院都可以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理由，拒绝检察机关对抗诉以外任何形式的法律监督；检察机关仅仅按照分则的规定，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进行监督，放弃对民事审判活动的全面监督，有悖于总则规定的精神；然而，按照总则的规定实施全面监督，则没有分则的法律依据。
2、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抗诉权过于狭窄。抗诉，是检察机关行使法律监督职能的一项重要权力。包括上诉程序的抗诉权和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完整的抗诉权是将法院全部的判决、裁定、调解都置于监督之下，检察机关对一审判决、裁定、调解和二审判决、裁定、调解都可以抗诉，而不论其是否生效。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抗诉权，并不是完整的抗诉权，而是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权。按照这样的规定，检察机关只能对二审判决、裁定和一审生效的判决、裁定进行抗诉，凡是没有生效的判决、裁定，检察机关无权抗诉。这就是所谓的“事后监督”。同样，检察机关对法院的民事调解也没有监督权，而法院作出的民事调解和判决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法律规定检察机关对民事判决可以提出抗诉，那么对确有错误的民事调解检察机关也应有权提出抗诉。但是现行民事诉讼法却没有赋予机关此项权利。这些充分说明现行民事检察工作中的抗诉权过于狭窄，是不完整的抗诉权。
3、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监督职权过于狭窄。检察机关的民事检察职能既然是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进行监督，那么，就不应当仅仅享有抗诉权，仅仅对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活动中的生效判决和裁定进行监督，而应当按照民事诉讼法总则的规定，对民事审判活动实施全面监督。这种全面监督，不仅仅包括审判监督程序的抗诉，也包括对起诉至判决、裁定、执行全部活动的监督，以及对重要的民事案件参与诉讼的权力和对涉及国有资产流失和社会公益的案件的起诉权。这样的民事检察监督，才是完整的法律监督。然而，现行立法除了赋予检察机关所谓的“事后监督”的抗诉权以外，再没有任何其他的监督权力，检察机关在这样的立法面前，无法实施全面的法律监督职责。
二、现行民事检察制度在实践中存在问题
1、民事抗诉案件的审限太长。现行民事诉讼法未规定抗诉案件再审期限，人民法院接受抗诉案件后“久拖不审”、“久审不决”，明显造成抗诉案件周期长、速度慢的现象，不利于及时纠正错误的裁判，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某种程度上也削弱了检察机关的权威，一些申诉人也因此对向检察机关申诉失去信心，这也是民行检察部门案源不足的原因之一。
2、对妨碍民事检察的行为缺乏强制措施。实践中，妨碍民事检察的行为时有发生。如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对诉讼参与人、证人、及其他诉讼参加人进行侮辱、诽谤、殴打或者打击报复、不配合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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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6：我国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我国内控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文章阐述了内部控制制度的作用,分析了内控制度存在的'四点问题,指出这些问题的存在加剧了有章不循、违章不究,循与不循、究与不究以法人代表意志为转移的情况.今后需要在制定基本内控制度的细化,分类引导、重点督查、严格处罚以及营造外部环境等方面进行改进.
作 者：苏爱萍 作者单位：安阳市公路管理局,河南,安阳,455000 刊 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ZHENGZHOU INSTITUTE OF AERONAUTICAL INDUSTRY MANAGEMENT(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25(3) 分类号：F2 关键词：内控制度 会计控制 财务篇17：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
我国司法独立制度存在的问题及改革对策
一、司法独立制度的重要意义司法独立，指审判意义上的司法独立，是司法机关在法律范围内自主公正地行使司法权，不受任何非法因素的干预。司法独立是世界公认和普遍接受的一项宪法原则，许多国家都严肃地将这一原则载入其宪章之中。?
在现实生活中，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在矛盾中共生共存，各种力量在其中起着不同的调整作用，在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以公知的法律调整为特征的司法手段是最稳固和最有力的手段，也是社会不公平的最后和最权威的救济手段，它事关社会关系能否最终得到正确调整，社会秩序能否最终得到实现。正是司法手段的这种地位和使命决定了司法制度的本质应是公正的。公正的司法制度是秩序的保障，不公正的司法制度则是秩序的祸患，追求公正的司法制度是我们建立和改革司法制度的初衷和最高目标。?
要实现司法公正，就必须司法独立。因为要公正司法，就须居中裁判；要居中裁判，就意味着得独立司法，不受法外各种社会因素所左右或干扰。?
德国学者就把司法独立概括为八个方面：1.独立于国家和社会间的各种势力；2.独立于上级官署；3.独立于政府；4.独立于议会；5.独立于政党；6.独立于新闻舆论；7.独立于国民的'时尚与时好；8、独立于自我偏好、偏见与激情。笔者以为，司法独立体现的是特定社会司法实体的法律自主性，它应该是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国家权力架构中法院的独立地位，即法院单独享有全部司法裁判权力而不依附于任何其他机构；二是司法程序上法官的独立地位，即法官只依法律、自身的学识和道德裁判，不服从任何外部命令和利益。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法院和法官独立于社会其他政权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二是一个法院独立于其他法院（不论上下级或同级）和一个法官独立于其他法官（同样不论级别）；三是法官不受自身的私欲、偏见等非理性因素的影响。只要真正实现上述意义的司法独立，司法公正就有保障，社会就能走入长久法治。?
二、我国现行司法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司法制度主要是在过去计划经济时代参照前苏联模式，结合国家领导人意志建立起来的，其中许多不合法治规律和中国国情的弊端，随着时代发展，日益成为妨碍司法独立和社会主义法治进步的制度性障碍。这些弊端主要表现为：?
（一）婆婆过多，法院对外关系不顺?
在法院工作与党的领导关系问题上，在我国，党领导一切，这是由我们党的性质、地位和我们国家的性质所决定的。党的领导是保持人民司法性质和审判工作方向的根本保证，我们在司法工作中也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但这里有一个什么才是党对法院工作的领导的最合适的形式和途径的问题。?
我国的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是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的定型化和法律化，是全体人民共同意志的体现。严格依法办事，就是实现党的意志，就是坚持党的领导。由于人民法院工作的性质和国家法制统一的需要，法院工作必须坚持党的统一领导。而目前的状况却是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变成了地方党委的“藩镇割据”式的分块领导，甚至变成了地方党委中个别领导人的领导。个别领导不顾国家法律，干预审判工作，甚至具体案件的处理，对依法独立审判的行为动辄斥以“向党闹独立”，使法院工作在权与法面前无所适从。地方党委是党在地方的一级组织，其任务在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保障国家宪法和法律在本地方的实施这一点上与人民法院是一致的。但地方党委的领导不能等同于党中央的统一领导，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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