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电视谈话节目的“个性化生存”（共8篇），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篇1：电视谈话节目的“个性化生存”
从1995年上海东方电视台创办中国最早的电视谈话节目《东方直播室》起，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至今已走过了近8个年头，这期间，不乏一批具有成熟品格，深受观众喜爱的优秀栏目，但是，对于整体上仍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电视谈话节目来说，目前面临的一个主要困境就是各台谈话节目彼此间模仿抄袭过于严重，缺乏创新，缺乏个性。
那么在电视频道、电视栏目不断增加时，该怎样找寻和拓展电视谈话节目的生存空间?如何才能提高谈话节目的市场竞争力?又该如何利用媒介优势展示话语的魅力?
一、找准“分众时代”的栏目定位
消费时代，人们对电视节目的观赏已不仅仅停在消费文化产品上，而是在有意识地消费一种品牌，而一个产品品牌形象的确立首先就基于它的特色。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中，产品的“特色”概念是相对的，只有找准了你的目标受众，并设法让其欣赏接受，这种“特”才能最终实现品牌的价值和影响。
很多人最初惊异于《对话》，因为它在电视谈话节目“平民化”风格泛起之时，却在话题选择上义无反顾的走了一条“高、大、洋”的路子。而《对话》最终让大家惊异的，却是凭着“另辟蹊径”后并不高的收视率拿下了次年较高的广告收入。这不仅创下了中央二套晚11点后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两个“零”突破，而且也改写了广告商们“收视率至上”的悖论。如果说，前一种惊讶让我们关注的只是一个电视节目在形态上、模式上的“特”，那么后一种惊讶则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个媒介产品成功于分众时代的个性化生存之路。
随着社会发展和技术进步的日新月异，受众层面的定位也将进一步具体化，“雅俗共赏”与“雅俗分赏”的接受选择愈来愈成为现实，在新的电视传播模式中，电视观众不再是一种单一的集体，而是可以被分解为具有不同的观赏兴趣和接受取向的个体的集合，在实际的影响中，这些方面恰恰就是通过频道、栏目的准确定位和优势个性体现出来的。
比如同是中央台的谈话节目，除了《实话实说》，不少栏目在各自的领域也都拥有相对稳定的受众群，这其中，有思考和探索中国体育发展的《五环夜话》，有贴近家庭教育、关注教育改革的《交流》，有反映工人投身改革开放的经济建设的《当代工人》，也有关注老年生活、探讨老年问题的《相约夕阳红》。而且都同样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可见，要使各自节目在全国，乃至全球节目市场化的竞争中实现“个性化生存”，首先就要有对市场的调查和受众细分，不要奢望人人接受，但要勇于在你的预期受众群中保持独一无二的地位，并由此开拓媒介市场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向互动，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创作者对于自身品牌这一无形资产价值的清醒认识和执著追求。
二、展示地域特色，折射地域文化
尽管同8年前初创时相比，我国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无论是内容品类还是传送方式都呈现出了大跨度、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但能够在发展中逐渐寻找并确立自己特色优势的电视谈话节目并不多，所以，有意识地保持各电视台谈话节目的地域特色，反映地域划分中的文化特点和人文色彩，不失为电视谈话节目“个性化生存”的一个便捷而有效的方式。
说便捷，是因为中国有着丰富多彩的地域文化。从朴实豪爽的黄河文化和细腻婉转的长江文化，到“京派”、“海派”的对比和剖析，中国地域文化在演变中被划分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但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人际交流的日趋频繁，各种地域特色在每个人的身上似乎体现得越来越不明显。当我们无法明确周围的人究竟谁才是“北京人”，谁又是地道的“上海人”时，新时期地域文化的特征反而是越来越趋同了，而正是在这细分与趋同之间，才有可能使并非生长在同一地域的受众萌生“关注着你的关注”的共鸣和认同。这无疑也给我们的文化传播者创造了一个“立足地方，放眼全国”的途径。
说有效，是因为关注地域、关注人文，这原本就是一个永恒的话题。但是在反映地域特色的认识上，目前的一些谈话节目容易出现这样两个偏差：一是把地域化简单地理解为本土化，于是，我们会看到《实话实说》的“这儿的版”、“那儿的版”，虽然所有的谈话因素都是全新的，甚至还间插着方言的调侃，但对于这种变了味的“川味菜”，外地观众不买帐，当地观众又觉得“不够味”；再就是把地域化认作是乡俗化，不仅话题的设置局限、狭隘，而且更有甚者会把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语、俗事摆出来津津乐道，这种貌似追求地域个性的“标新”最终将把自己“立异”于发展之外。
强调地域特色，并不单是地理概念上的界限分割，它应是能跳出地域风俗习性的大气的文化观照，并将这种文化精神的引领与细致具体的信息帮助紧密结合在一起。
比如，同是闲聊式的谈话，重庆电视台的《龙门阵》就定位在“老百姓饭桌上的闲聊”，无论是茶座式的谈话现场，还是贴近百姓生活的话题设置，这种定位都顺应了重庆市民固有的`生活特点和生活习惯。谈话间，你不仅能强烈感受到重庆人浓郁的“麻辣”特色，还能从话题的引申和讨论中捕捉到对于“局外人”的实用信息，同时，更能从情感的释放和激烈的争锋中领会到“麻辣”背后的重庆精神和城市品格。
篇2：电视谈话节目的“个性化生存”
由此看来，对于目前很多电视台在谈话节目改版和创办中出现的话题枯竭、嘉宾难寻的困扰，与其一味盲目向外地跟风和赶潮，倒不如转而向内来得更实际，也更亲近。
三、依托载体，突出电视谈话节目的“媒介个性”
作为一种电视节目样式，谈话节目区别于其他节目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以“话”为本；而作为一种媒介形态，电视谈话节目有别于广播报纸等其他媒介的最明显标志就是视觉感觉和理论思想的相得益彰。
同是谈话，与广播报纸相比，电视的魅力在于以声情并茂的独特的传播方式，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以展示丰富的外露情绪为基础的视觉印象世界。所以，对于电视谈话节目，我们既要强调以“话”为主，更要突出“话画”结合。
谈话节目一个很重要的优势就是语言魅力，而语言的魅力往往在激烈的交锋和碰撞中得以展现，所以，电视谈话节目要取得优于其他节目形式的视听效果，首先就是要把重点放在“话”上。具体到电视谈话节目的策划和操作：一是谈话的内容选择要尽可能地有“争论”性，二是谈话的方式要富有“辩论”色彩。
从《实话实说》及其他谈话节目的播出效果不难看出，能够抓住观众注意力的内容和选题恰恰就是那些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同时又存在矛盾与困惑，能够引起激烈争论，以及在人群中观点分歧较大的问题。尽管有些观点还不能被完全接受，或者暂时属于“弱势话语”，但谈话间颇具戏剧张力的观点的碰撞和对立，不仅能唤起观众“听”的欲望，更能吸引他们“看”的兴趣。
电视谈话节目“可视”、“好看”，还离不开“谈话场”的活跃程度。
在一档电视谈话节目中，通常会有三重“谈话场”：嘉宾和主持人；主持人、嘉宾这个核心群体与演播室里的观众；演播室里所有成员与屏幕外的观众。“谈话场”的活跃，不仅要努力创造前两重“谈话场”的生动，更要由此激发屏幕外“谈话场”的延伸。因此，在话题的设计和谈话的策划中，要尽可能搭建一个最广阔的“话语”平台，包容和展现足够多的不同另外，对于电视谈话节目“可视性”的挖掘，还要考虑媒介优势中的“审美感”和“艺术性”。具体到节目形式上，就是要以话题为主线，以谈话讨论为主要形式，充分发挥电视不受时空限制的优势，综合运用外景采访、背景图像、字幕标题、音乐音响、片花动画等丰富多彩的视听元素为谈话服务，不仅使电视谈话“听”得精彩，更有“看”的味道。
需要指出的是，电视谈话节目“冲突性”因素和“争论性”话题，是在语言特点认知基础上对电视媒介中话语魅力的探讨，这样的强调和探讨离不开社会的舆论环境，更不能背离中国的国情和基本的价值观念。如今，很多谈话节目在策划中都注重和强调了“冲突点”、“看点”，在这里，冲突的挖掘最终是为了能向我们展示生活中更多的真、善、美，而不是被恶意地强化，甚至是刻意地包装，或者仅仅是作为一种语言技巧的程式化运用。
四、凸显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个性风采
电视的传播是人际的传播，需要有个人的魅力来吸引观众。
由于谈话节目的特殊形态和即兴交流的特殊要求，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不仅会成为节目的核心代表，而且也容易在受众中拥有比其它类型的主持人更大的感召力和更深的影响力。因此，要想使电视谈话节目在激烈的行业竞争中保持一席之地，抓住一批基本的热心观众，就要善于在节目中挖掘主持人的优势潜质，积极在谈话中展示出主持人的个人风采和个人性魅力。
中央台的《艺术人生》凭借倾诉真情的艺术追求和人生讲述，成为当年谈话节目中最大的亮点。难能可贵的是，一个原本普通甚至多少有些泛滥和讨人嫌的“明星故事”，不仅没有流于媚俗，而且在节目的成长中逐渐形成了栏目自身的独特的“艺术品位”，这其中，主持人朱军的个性特质与栏目定位的契合使谈话本身增添了更多的个性化色彩，同时其主持优势也伴随栏目的发展得以进一步发挥和释放。
对于电视谈话节目主持人的“个性”要求，不仅包括了风格迥异的语言模式和主持状态，更体现了不尽相同的成长经历、情感感悟和阅历知识的积淀。这种“个性”的凸显，既是栏目与主持人的相互契合，也是媒介竞争中谈话节目得以在“特立独行”中开拓生存空间的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李立】
电视谈话节目的“个性化生存”
篇3：电视谈话节目
中国的电视谈话节目起步较晚，在90年代中期才逐步形成且有全国性影响的电视谈话节目，有新闻信息类的《焦点访谈》，名人访谈的《东方之子》以及在“全民开讲”意义上有一定影响的《实话实说》等。
其实，谈话栏目在西方电视界已有多年的历史。
作为一种与日常生活高度接近，极其真实的节目形态，它在不断创造令人叹为观止的高收视率神话的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时代风尚和大众的行为方式。
篇4：电视谈话节目
谈话类节目在我国的兴起势在必行。
它一方面是社会文明程度、开放程度提升的结果，是社会成员自我意识、个人独立性日益突显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传媒遭遇激烈的市场竞争后不断调整战略战术，在传播观念上急剧更新的结果。
纵观近几年来我国电视谈话节目的发展历程，在不到里，全国各电视台开办的谈话类栏目已有百余个。
电视谈话节目已经度过了蹒跚学步的童年时期，正在一步一步成熟起来。
所以，从电视谈话节目中，我们可以追寻到许多值得探讨的经验和规律，进而把握不断发展、更新的传播观念。
受众是谈话类节目的核心
谈话节目是媒介向电视机前的广大受众传播，可谈论的话题成千上万，但最终选中的只有少数，这里把受众的兴趣作为重要的因素加以考虑从而确定选题是谈话节目的关键环节。
受众是节目的核心。
选题的内容与方式，节目的结构与节奏，主持人的风格，电视语言的运用以及节目包装等等一系列的元素都要受到它的制约。
只有明确了节目的目标受众，并将其牢牢抓住，才能保持节目稳定的收视率;然后通过这些目标受众对节目的评价和赞誉，去影响、吸引更多人的关注并逐渐成为节目的忠实观众，从而不断提升节目的收视率，扩大节目的社会影响。
只有这样，谈话节目才能迈着稳健的步伐逐步走向成熟，形成节目的风格。
所谓节目的风格，是指一个栏目长期实践所形成的内在的、稳定的传播特质，它是栏目的传播内容与传播形式相结合的产物。
兴奋点是谈话节目好看的保证
谈话节目要取得优于其他节目形式的视听效果，充分发挥自身的特点即争论电视性是不可避免的。
争论性指两方面，一是谈话内容的选择尽可能要有争论性，二是谈话的方式上要有辩论色彩。
可以说，《实话实说》是我国颇具影响的观众参与性谈话节目，话题包罗万象，在形式上分讨论型和展示型两种，前者是对社会生活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进行思想观念上的交锋、讨论，后者主要是通过具体事件或个人体验进行情感和经验上的交流。
从观众欣赏的心理需求看，对抗是他们所期待的。
电视谈话节目中若能恰到好处地引入对抗因素，譬如两种对立思想、对立观点的辩论，必然能激起观众收视的兴趣。
解剖国内各电视台开办的谈话节目，我们不难发现，它们的逻辑结构基本上都是顺着嘉宾的思路，谈他的人生经历，术业专攻。
倘若我们反其道而行之，在谈话中寻找合适的点，采取逆向思维的方式对嘉宾提出反诘、追问、疑问，与其进行交流、碰撞，观众必然由于出乎意料而好奇，而兴奋，从而增强参与或收视的兴趣。
还可以采用制造悬念的手法，让观众在急切期待的心态下关注节目的发展，同时又通过节目发展的不可预测性，调动起观众好奇、探究的心理，不断地判断、推测，参与到节目中来。
譬如，在嘉宾讲述某种事情的过程中，主持人可在合适的点上暂停嘉宾的叙述，而由观众判断事件应该如何进行，朝什么方向发展，出现什么样的结局;然后再由嘉宾道出最终结果。
无论结局相同或是相异，都能触动观众的思考，并在思考中产生愉悦和满足。
集体中的个体与个体本位
电视谈话节目中，在主持人、嘉宾、观众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的同时，整个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也成为一个开放的系统，成为一个各种信息多向流动，不同思想相互撞击的“场”，观众不在被动地接受信息，而是以强烈的参与意识积极主动的反馈使传播通畅进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整体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而是社会中的一个角色。
人本思想的这一本土化特色在中国的谈话节目中明显地表现出来。
以《实话实说》的一期《房子为谁盖》为例：该期节目嘉宾孙大娘摸爬滚打地辛苦大半辈子，目的就是为了给两个儿子盖房子娶媳妇。
应该说，这是一个具体观照个人经历和情感的个案，但它又绝非一个个例。
像孙大娘这样一心为儿子“奔前程”的父母在中国的许许多多家庭中都可以见到。
并且，这个个案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又十分丰富。
因此，它一经媒体展示，便立即引发了许多人对于生活的重新思索，从而激发起全社会的兴奋。
由此可见，该期节目以小见大，通过一个孙大娘反映了全国成千上万个家庭这个“集体”中的现状，获得广泛的关注与共鸣。
与此相反，纯粹表现个人经历、缺乏集体典型特征和社会普遍意义的'个案，只能遭遇尴尬的处境。
观众成为谈话节目的组成部分
为什么节目录制现场要增设观众?是为了增强节目的参与感。
现场观众应该是栏目目标受众群的代言人，整个演播厅是一个舞台，不管是台上嘉宾还是台下观众，他们在节目中同等重要，都是这台戏的主角。
现场观众与嘉宾开诚布公地平等对话，不仅有利于深化节目的主题，而且也能活跃现场的谈话气氛，使之热烈、真诚、动人，增加节目的可视性。
电视谈话节目的出现，使媒介从高耸的云端重回大众之中，以平民化的风格、平等的交流氛围、大众的话题重新成为表述普通人传统理念和价值观的公共论坛。
与新闻节目的播报，传统社教节目的播讲，文艺节目的演播相比，电视谈话节目是以自然交谈方式进行的，它体现了真实的说话过程。
生动真实的话语表达和对生活的关注最终赢得了观众。
电视谈话节目的平民色彩赢来了极高的观众参与率，使观众不仅成为信息的接收者，更成为信息的发送者、节目制作的参与者。
篇5：电视谈话节目背后的隐忧
通观目前的电视谈话节目，数量喜人的背后是质量欠缺的隐忧，概括起来有如下不足：
1.智力投入不够，缺少原创
如果你打开电视，很容易在众多的频道中找到一档谈话类的节目。从《实话实说》受到观众关注开始，谈话节目成了各个电视台的主打王牌，各式各样的谈话节目应有尽有，内容涉及国际、家庭、社会领域，可谓包罗万象。可是数量并不能代表质量，众多的谈话节目雷同的现象十分严重。制作角度千篇 一律，大都是嘉宾与主持人对话，最多加点儿观众的发言，画面单调、呆板，一样的时段，相似的选题，主持人的语调语气、动作表情活脱脱是模仿秀。简单的模仿是创新的天敌，当众多电视台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去追逐模仿某一名牌节目时，无疑是放弃了自我，压抑了本台的创新能力。模仿的关键是细嚼慢咽，消化吸收，将他人的长处作为创新的起点和基础。《实话实说》大获成功后，许多地方台克隆它，而中央电视台的《当代工人》栏目却只是学习了《实话实说》的形式，同时针对自己的栏目定位有所发展。他们走出演播室，把摄像机搬到工人工作的现场，突出了真实感和现场感；节目形式更加活泼，劳动号子、引吭高歌、技术绝活，生活中所拥有的在荧屏前都可以兴之所至一展身手，主持人亲切随和，不表现自我，以工人为主角。现在的《当代工人》不同于《实话实说》，有了自己的个性和风格。只有创新才有出路，简单的模仿只能是死路一条。
2.选题一般，谈话流于表面
电视谈话节目通常有4个组成因素：话题、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其中话题是节目的主要内容，也是节目的核心。但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的选题一般化，缺乏鲜明的时代特色，视野狭窄。究竟应该谈些什么?美国这类节目走的是突破禁区的路子，但类似的内容不适合中国国情。值得借鉴和考虑的，那就是谈话要抓住观众，要吸引人，要到位，要说大家想听、有人情味的东西。首先要根据节目的定位选取真正的热点、难点，甚至盲点，总之要有个性，要能够引起目标受众群的关注；其次，谈话节目提供的话题必须是参与各方对之有所思、有所感的，或者是能激发参与者去思、去感的，只有这样，参与者才会有说话的欲望，才能积极地参与讨论。一般而言，与人们切身利益相关、或者具争议性的话题容易“出彩”。像《谈话》21期《一路走好》(关于行人违反交通规则，司机“撞了白撞”的讨论)、26期《保笼啊保笼》(关于杭州要不要拆保笼的讨论)、38期《让我欢喜让我忧》(关于家庭装修的讨论)等话题都激发了现场观众的参与热情，形成了浓厚的谈话氛围。所选话题必须能够引起讨论，一边倒的结论式话题只能带来肤浅的表态，不会有真正的思想碰撞与交锋。对此，崔永元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实话实说》的策划人，大多是电视圈外的社会学学者。他们对传统的电视操作不感兴趣，所强调的就是节目要说什么，怎么说，说得是否明白。话题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观众推荐的，我们关注的是话题可以引起多少种声音；如果只有一种声音，那题目就不做。我们有两条原则，“丰富性”和“可评论性”，两条都齐了，才是“上品”。
3.缺少好的主持人
电视谈话节目的主持人是现场的调度者，类似乐队的指挥。一个谈话节目如果找到一个合适的主持人，就等于成功了一半。同时，主持人的文化和个性又会成为这个节目的最主要的特征。《实话实说》之所以“人缘”较好，与主持人崔永元的形象朴实随和，谈话轻松活泼，机智幽默分不开。正像《实话实说》的制片人时间所说：“没有崔永元，就没有《实话实说》!”说到主持人，在个性、神态、言语等方面，我国的主持人和国外同类节目的主持人相比均略逊一筹。原因很简单，我们没有科学的主持人选拔制度，多少年来，我国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多侧重于容貌和仪表等外在素质。而随着谈话节目的涌现，我们急需一批知识丰富、灵活机敏、风格独特、富有感染力的'主持人。湖北电视台《财智时代》曾经打出广告50万年薪招聘主持人，此举虽有炒作之嫌，但也说明好的主持人确实难求。《实话实说》节目主持人崔永元深感一个优秀的谈话节目主持人必须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对人生较为深厚的感触，要有广博的知识、敏捷的思维和洞察力。每次准备节目时，他都要下大功夫收集、熟悉与话题有关的素材，向专家讨教如何深化对话题的认识，储备了一定的信息后才敢上阵。和崔永元相比，一些主持人就没有这样清醒的认识和积极的行动，便只能收获空洞和苍白；其次，谈话节目的主持人还要有独特的人格魅力和真诚的态度，懂得尊重和爱护别人，这对于节目的成功同样非常重要。由朱军策划并主持的谈话节目《艺术人生》，从开播到现在，始终保持着央视三套节目收视率前三名的佳绩，开播一年就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牌栏目。节目中一些著名的演艺界人士往往情不自禁地谈起许多个人的往事，说到动情处都会潸然泪下。有的娱记就问朱军：“我们平时问明星的隐私，他们都不肯说，你为什么能问出来呢?”朱军的回答是：“你们问的是隐私，我问的是人生经历。我是用一颗善良的心去和他们聊人生，聊人生的感悟。善良是装不出来的。”主持人对嘉宾这种骨子里的善良和尊重自然散发出来，对节目的成功大有裨益。可是有的主持人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没有以一种平等的身份与大家交谈，居高临下，自以为是，随便打断别人的谈话，听不得不同意见或任意调侃别人，都是缺乏体贴和关怀的表现，难免会叫人陷入尴尬。谈话节目要深入人心，主持人首先就应该是一个善于倾听和有德行的人，同时还特别有必要多研究受众的心理。此外，主持人的幽默感和谈话技巧也很重要。
篇6：电视谈话节目背后的隐忧
4.缺乏良好的谈话氛围，真实度和深刻性不够
北京广播学院电视学院高鑫教授认为，目前电视谈话节目的气氛太拘谨，不够放松，影响了语言的表达以及思维上一些闪光点的出现。空话、套话较多，深入得也不够。谈话形式模式化、定式化和规范化，缺乏创新。而好的谈话节目应透过自然的、个人的、社会的表象，去触及一些本质的东西。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顾问蔡骧先生也认为，目前谈话节目的谈话氛围营造得不够，现场有些脱节，影响话题的深入。他指出，真实是谈话节目的先决条件，参与者讲真话，而不是谈话，节目就肯定好看。应该说，在谈话节目遍地开花，且话题都瞄准社会热点、个人经历等等的情况下，更能见出节目制作者的功力。在谈话节目的制作过程中，谈话气氛的营造显然是十分关键的，它是谈话能否顺利展开的前提。如果失去良好的谈话气氛，不但场上嘉宾、观众和主持人难熬，也激不起场外观众收看的欲望。这样的谈话节目无疑是失败的。和其他的节目不同，谈话节目有意模糊了嘉宾与现场观众的界限，在平视、随意的交流氛围中，谈话的语气、方式都尽力呈现生活的原生态，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个人化的关系”。节目本身蕴含的这种“人际性”魅力激发了观众的参与心理：看看别人说什么，或为和自己意见暗合而欣喜不已，或为意见相左而愤愤不平，或为他人的精妙话语而击节赞叹，一种认同感、归属感牢牢吸引了观众，推动着电视谈话节目的蓬勃发展。同样，真话实说是电视谈话节目的本质特征，不是编造的表演，而是即兴的发挥；不是人为的，而是“野生”的。它直接反映着这个流变的社会和其话语，它的情感是由衷的。如果谈话节目充斥假话、套话，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所以应该摒弃这类节目中的各种作假和导演。崔永元始终认为自己不是什么演艺界人士，而是新闻从业人员，始终都是在作现场采访，只是时间、地点和方式不同而已。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邮编：25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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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谈话节目背后的隐忧
篇7：电视问政节目观后感
对于丽水电视台第二期的问政进行时竟然有了些期待，看了预报是晚八点，七点多后，就开始等待了。
之后，在两个小时的直播进程中，也在微博上同步更新了一些感想，现将一些内容整理在博客上。
首先是关于主持人小单。小单是我毕业的学生。在我的印象中，包括先前的学生时代，包括后来她的导游生涯，以及之后的社区直通车，这是一个小家碧玉型的孩子，有朝气有活力。此次主持问政进行时，突然感觉有了大家闺秀的模样。一开始担心她的掌控力，上一期，隋东的表现是不错的，显得优裕自如，小单会怎么样呢?一个柔性的女人能展示出问政进行时这节目视为生命力的锐气以及杀伤力，能应对环环紧扣环环复杂的起承转合吗?节目推进到10分钟，我悬着的心便放下来，经过几年的电视人生涯的磨练，小单在保留了原先的朝气和活力的同时，还拥有了更多的机智和应变，几句追问几次打断都显得绵里藏针，丰富又得体。看来，这些年，小单同学又成长了不少。
其次是关于嘉宾。对比上一期，基本可以琢磨出嘉宾的构成模式了，一个副厅级领导，携带几个处级领导，然后在边上坐几个副处级的具体业务部门负责人。关于嘉宾的表现，我想说的是，一个节目的成熟，不仅仅体现在节目本身策划、编排、推进的成熟上，还体现在参与节目的人员表现的成熟。很显然，有了上一次的学习借鉴或者是实践经验，在镁光灯下，嘉宾们显得从容多了，面对主持人咄咄逼人的气势，内心的惶恐少多了，底气也显得雄厚了。而且，面对第一期节目各部门之间的分工难以厘清，责任难以界定，因而在某些具体环节出现推诿推脱的情景这样一个前车之鉴，这一期的嘉宾相互间多了理解多了配合多了协同作战，也多了勇于承担责任敢于作出承诺的表现，无疑，这是好事。
第三是关于节目的生成。我的两条微博被节目组滚动到了电视屏幕上。其中一条是这样说的：今天的节目相比上期还是有改进的.，多了随机的互动，多媒体的呼应让节目生成更多了。但在屏幕上滚动的时候，最后的“让节目生成更多了”被改成“让节目生动多了”。其实，“生成”与“生动”还是区别巨大的。“生成”相对于“预设”而言，第一期节目播出的时候，网络上很多质疑是“肯定经过彩排，一切按剧本推进”，这当然是网民的一种误解，但这误解是可以理解的，那就是，节目现场出现的随机互动相对较少，也就是预设相对多，生成少。而昨天的节目，现场互动，微博滚动，网民问题的现场解答等等，让人确信这回真的是现场直播了。当然，还有一个疑问是节目一开始公布了两个热线电话，是没有人打，还是没有高质量的问题，总之，热线不热，还是有待改进的。
第四是关于节目的走向。进行两期了，接下去，至少要思考以下三个问题：1、如何保持节目的锐气和冲击力;2、如何确定嘉宾的人选?3、如何保持节目的纵深感。看似三个问题，实际是一个问题，怎样让节目做得更有人气，产生更多的影响力，而不是像“百姓热线”一样渐渐变得悄无声息。我觉得摆脱模式化是至关重要的，没有风格就是最大的风格，任何的模式总是会被人研究，最后必然导致平庸化。比如说我前面讲到的，相比于第一期，嘉宾表现得更成熟了。这一点，对于嘉宾而言，是一种突破，但这种突破，对于问政进行时这节目却不见得是好事。从节目观看期待来讲，能解决实际问题是一方面，更多民众更希望看到的是官员的狼狈以及出那么一点小丑，与现实产生一点反差。所以相比第一期，这一次剑拔弩张少了很多，其乐融融多了很多。嘉宾感觉好了，观众的感觉自然就不太好了。这一回的嘉宾，有好几人第一期也是嘉宾，我还猜，这一期是嘉宾的人，上一期必然是观众，因为他要熟悉了解这节目的构成，必然要去研究他——做好研究与反研究的工作，对于节目组，还是需要下功夫的。此外，丽水就这么几个相关部门，以后，是否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老面孔呢?至于纵深感，我想说的是，任何好的节目，都应该像剥笋，一层接一层，让人感觉到你在剥，而且越来越接近核心部分……而昨天的节目，是否有些平面化的感觉呢?
问政进行时，正处于发展进行时。
篇8：电视问政节目观后感
2012年8月23日、27日、31日，三场“电视问政”节目相继播出，在我市开辟了行政问责的新渠道，产生了强烈反响，掀起交通大建设、城市大提质、产业大转型的新高潮。三场节目，每期我都认真看完了，最后一期“产业大转型”电视问政，还组织全局干部职工集中进行了观看。观看之余，激动之后，产生以下几点感想：
第一、为政须有责任心。这次电视问政，直指某些部门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存在较长时间的老问题，有的是刚曝露出的新问题。无论新、老问题，电视问政之后，面对群众的质疑、主持人的诘问，官员们都做出了自己的承诺，“两天内解决”、“回去马上落实”、“一个月完成”……一句句承诺掷地有声。事实也证明，节目播出后没几天，一些“老大难”问题便得到解决。于是我在想，为什么电视问政之前，这些问题迟迟解决不了，而在群众、媒体监督的“压力”下却迅速有了结果?这里面，恐怕最重要的还是一个责任心的问题。我们有的同志在平常工作中，责任意识淡薄，不敢担责，不愿担责的现象较为普遍。一事当前，不是积极作为，敢于担当，而是推诿扯皮，规避“风险”。有的甚至“事不关已高高挂起”，怀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态，消极应付工作，冷漠对待群众。有没有责任心，其实反映了从政者是否具有执政为民的情怀。俗话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从政者，尤其是领导干部，需要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事不避难、忠诚履责、尽心尽力，做好自己的工作。
第二、做事要有执行力。有了责任心，便有了做好事情的精神基础。但只有满腔热情，没有攻坚克难的韧劲和能力，也是不行的。有些事情为什么落实不下去?有些工作为什么总是进展不理想?如果只是责怪工作人员没有责任感，不扎实工作，那倒是有失偏颇。因为有的同志工作热情是较高的，责任心也是较强的，只是工作的执行力还不够强，工作的成效也就大打折扣了。一个人工作的执行力，实际反映了他工作的魄力、能力及工作方法等多方面的问题。我们每位同志都要养成认真学习，勤于思考的习惯，认真学习才能掌握理论的武器，把握政策的脉搏，不致于在工作中迷失方向;勤于思考，才能面对问题时不人云亦云，毫无主见，束手无策。除此之外，还要有敢于碰硬、坚韧不拔的精神，尤其是在工作中遇到难过的“坎”时，更应如此。这个时候，如果咬紧牙关，挺一挺便过去了;如果心存畏惧，稍一松懈，便前功尽弃，问题也就成了“老大难”。
第三、监督必须常态化。这次电视问政直击的源头，即是解决庸、懒、散现象。官员在冒汗、尴尬中意识到自己是被监督的对象，责任心被极大地唤醒，这将使官员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方式都有所改变。有专家认为，在改革的攻坚期、发展的关键期、矛盾的凸显期，官员尤其要重视和倾听不同的声音，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理性的判断和正确的决策。电视问政应该说是加强群众监督与新闻舆论监督的一个很好的结合。但是，电视问政绝不能仅仅限于镜头前的一时考验，必须完善配套机制，避免好做法流于形式。要定期向民众通报有说服力的处理意见，对电视问政中披露出的问题要进行跟踪报道，对一些不尽职尽责、不作为或乱作为的人和事要进行严肃处理。除了把电视问政这个监督手段用好外，网络问政、督查问政等形式也应同时跟进，尤其要发挥好县委、县政府督查室这个抓工作落实的主要职能科室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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