涉外独立保证纠纷中的相关问题

时间：2023-08-20 08:24:50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带来的涉外独立保证纠纷中的相关问题，本文共8篇，希望大家喜欢，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涉外独立保证纠纷中的相关问题

篇1：涉外独立保证纠纷中的相关问题

涉外独立保证纠纷中的相关问题

沈红雨

独立保证是指由银行或其他机构或个人开立的一项独立的付款义务的承诺，国际惯例上称为独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我国于20世纪80年代引入了独立保函、备用信用证这种金融担保工具。由于1995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并没有明确承认独立保证以及规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从而产生了国际商务实践与法律脱节的情况，人民法院在处理涉外独立保证纠纷时存在着诸多难题。

独立保证的适用范围

在司法实践中，尽管对我国《担保法》第5条是否为独立保证的发展预留空间没有形成统一见解，目前亦仅在国际商事交易纠纷中认可独立保证，但依照私法领域内法无禁止即许可的原理，法理上并未做国际国内双轨处理的依据。因此维持双轨还是并轨，完全取决于实务中的利弊权衡和政策价值导向，需充分调研，深思熟虑。一方面，独立保证能使债权人利益获得更为快捷有效的保护，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深层次的保障，而独立保证通常并存反担保的独立保证，无法清晰界定涉外和国内交易，双轨运行容易产生对保证独立性效力解释不统一的情形。另一方面，我国目前商业社会不熟悉独立保证的运作模式，在市场交易主体信用状况欠佳的情况下，独立保证因其责任严厉性和易被滥用性，确实可能导致法律纠纷增多，反而不利于独立保证制度在我国的发展。采取逐步放开，先国际交易后国内交易分阶段调整的模式，也未尝不是现阶段利大于弊的选择。

考察为数不多的独立保证的各国立法，一般都从独立保证的主体范围的角度作限制。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仅限于我国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开立独立保证较为稳妥，对我国一般企业和个人排除适用独立保证。一是金融机构专业性强，对独立保证的条款设计及责任有清楚的认知；二是金融机构通常不愿介入基础交易，以独立保证为常态担保，从属保证为特殊担保，相对较容易界定保证的性质。独立保证的开立主体位于我国境外的，则依其属人法确定独立保证的效力。

独立保证的准据法

在准据法和当事人选择的国际惯例的关系问题上，需要厘清两点：一是独立保证的准据法按照合同准据法的一般规则，取决于文本规定，即当事人意思自治，与基础交易准据法无关；文本未规定准据法的，按照最密切联系原则，适用开立人住所地法律，独立保证文本由开立人分支机构开立的，适用该分支机构所在地法律；二是分清准据法的强制性规范和任意性规范，一般而言，除独立保证的适用范围、欺诈、对外担保等领域有强制性规定，其他规定均为任意性规定，是为当事人准备的“漏洞填补规则”。文本的'条款或援引的国际惯例规则与准据法任意性规范冲突，文本规定即当事人约定优先。

独立保证的欺诈止付程序

依据“欺诈使一切归于无效”的法理，欺诈是否定独立保证之独立性的唯一情形，因此各国无一例外都引入了独立保证欺诈止付的司法程序。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我国各地法院程序及止付实体标准不一，亟需加以规范。

首先，在程序构造上，止付令的性质属于行为禁令，不是针对财产的冻结措施，独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尚未付款的，只能以行为禁令方式阻止开立人不得履行付款的合同义务，而不能将独立保函或备用信用证项下的款项作为受益人的财产或其到期应得收益采取冻结措施。按时间阶段，止付令可以分为诉前止付令、中间止付令和终局止付令。1月1日实施的新《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和第一百零一条新增了对行为的保全，为欺诈止付令提供了法律依据。不足的是，民诉法的行为保全只是程序性的救济措施，不是一项独立的禁令之诉，最后必须依靠实体判决取得既判力，因此欺诈止付纠纷需经历裁定临时止付、复议、实体判决、上诉等一系列诉讼程序，客观上给止付申请人滥用申请权利创造了机会，不利于独立保证制度效用的发挥。今后如何将欺诈止付令进行简单化的改造，值得进一步研究。

其次，关于举证责任分配。止付申请人必须承担举证证明受益人欺诈的责任，证据应为现时可得、不需要通过人民法院通过调取证据的途径获得的，举证标准应达到一目了然、非常充分的程度。在审判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极端现象，一种是只要申请人提供有效担保，法院不加仔细审查，就按照财产保全程序裁定止付；一种是将保函欺诈纠纷转化成基础交易纠纷进行全面审理。()这两种做法都是错误的。笔者认为，应当区分不同阶段，由于独立保证项下的审单付款期限只有3至7个营业日，大部分申请人都申请诉前止付令，参照财产保全的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在48小时内作出，此时只要能够证明存在受益人欺诈的很高可能性，可以作出止付裁定。而在终局止付判决中，不仅要求欺诈的证明标准则必须是明显、清楚，而且必须是合理的唯一推论。

第三，关于欺诈的具体情形。有以下四点值得注意：一是欺诈属于传统的公共政策范畴，受法院地法约束，如果国际惯例规则也都不规定欺诈例外情形的，交由国内法调整。二是最高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规定》第8条列举了信用证欺诈情形，但由于独立保证单据与跟单商业信用证单据存在较大区别，例如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货物无价值；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等情形，不能适用于独立保证。三是欺诈具体情形可以借鉴公约的规定。四是应当确立有限审查原则。法院在确定欺诈成立与否时必然涉及到对基础交易的审查，但应仅限于与欺诈情形相关的有限审查，而不能全面介入基础交易的审理，否则独立保证无异于从属性保证。

我们必须看到独立保证对我国积极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改善经济信用环境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不应轻易干预当事人关于独立保证的独立性安排，在欺诈止付令的运用上，必须慎之又慎，避免因止付申请人滥用欺诈止付程序削弱乃至破坏独立保证机制的稳定运行和商业效用。

篇2：房屋买卖纠纷中的问题及其法律探讨

房屋买卖纠纷中的问题及其法律探讨

近年来，随着我国房地产业的不断发展，由此而产生的房屋买卖纠纷案件也不断增多，这类案件争执的标的一般较大，案情又复杂多样，处理不当，很可能造成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现就此类案件处理中出现的部分问题阐述一下处理的方法和法律观点：

一、关于私有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确认

这个问题是处理和解决房屋买卖纠纷首先应当解决的问题，私有房屋买卖是私有房屋所有权产生转移、变动的重要原因，然而房屋是重要的不动产，房屋的买卖与一般动产的买卖有着不同的要求：1、房屋买卖合同为要件合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由此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应以书面形式，从而排除了口头形式达成房屋买卖合同。2、对房屋买卖合同主体的限制。根据《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规定“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城市私有房屋，如因特殊需要必须购买，须经县以上人民政府批准”。此条规定明确了机关、团体、部队、企业、事业单位购买城市私有房屋尚需一定的程序。私有房屋分为农村和城镇两方面，其中农村私有房屋的买卖，国家并未明确规定需经有关部门批准和办理任何手续，但国家对于宅基地的转让是有规定的，例如：1985年国务院《关于制止农村建房侵占耕地的紧急通知》中规定：分配给社员的宅基地等，社员只有使用权，即不准出租、买卖和擅自转让，也不准在承包地、自留地上建房。1982年2月13日国务院发布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中规定：由于买卖房屋转让宅基地使用权的，必需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土地管理法》中也规定：依法改变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必需办理土地权属变更登记手续、更换证书。这一方面不再多述。3、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在司法界对办理产权登记手续是否为私有房屋买卖合同生效的必要条件呢？未办理登记手续的买卖合同是否就无效呢？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未办理登记手续的应认定为无效，因为这违反了有关法律法规。笔者赞成下面一种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的，依照其规定。由此可以看出，合同生效有两种情形：一是须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才生效，这种批准、登记指的是双方当事人签订合同后，将合同在规定的部门办理批准或登记才生效。二是合同一经签订，合同即具有法律效力，合同本身无需批准或登记。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属于第二种情形，他调整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一种债权债务关系，买卖后的产权登记不是合同生效的要求，而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是物权变动的要求，所以，是否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影响的是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否依法转移，而对买卖合同及其效力并无影响。另外从《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条“……房屋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时，须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所有权转移或房屋现状变更登记手续”的规定中也可以看出，所有权登记手续仅是房屋产权转移的必经程序，而不是买卖合同的有效条件，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能认定房屋所有权发生转移，但不能以此来认定买卖合同无效；另一方面，买卖合同是办理所有权登记的必须证件之一，而无效合同是不能作为产权登记证件的。所以最高人民法院在有关的文件中所指的“买卖无效”应当理解为不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力，在实践中，如果将登记要件绝对化，不区分具体情况，则不利于保护善意一方当事人的利益，维护交易秩序和财产秩序。

二、房屋买卖中房屋所有权转移时间的认定

这是一个处理房屋买卖纠纷中的又一重要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按照合同或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和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这一条是一般原则性的规定。一般认为，这里规定的当事人另有约定，只能是对于特定物买卖的约定，法律另有规定一般是指对于不动产买卖的规定。具体到私有房屋买卖上，农村私房买卖合同，因这一方面国家目前还没有专门的管理部门负责产权登记，一般的处理原则是：凡是买卖合同有效成立的，买卖发生在《土地管理法》生效之前的，应自交付时起转移，反之，应自办理完土地使用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取得宅基地使用权证书之日起转移，而城市私有房屋买卖的所有权转移则从房管部门变更登记之日起转移。

但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遇到了一些新的情况值得我们讨论、研究。例如：一些房地产开发商（或公民个人）把自建的房屋售给公民个人，因管理制度上尚不够完善，一直不组织办理产权登记手续，也有一些情况是销售方也收取了办理过户手续的相关费用，但迟迟不予办理相关手续，而销售方又将房屋卖给另一方，或购买方又将房屋卖给其他公民，该类房屋所有权从何时转移呢？象这类情况，房屋未办理产权登记的原因完全在销售方或政府部门，而购房方毫无过错和违约行为，故不能让购房一方来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对于此类房屋的买卖如一律以未办理登记而不承认产权转移，既违反民法原理中的公平原则，也不利于经济关系的稳定。故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应当根据《民法通则》第72条的一般性规定处理，自交付之日起所有权发生转移，按照地方惯例和市场交易习惯，如卖房一方将自己一方的原有房产权证书或住房钥匙等能够控制、管理、居住、使用房屋的手续交付给了买房一方，就应当认定已经交付，房屋所有权已发生了转移。

三、如何解决城镇私有房屋中双重买卖纠纷中存在的问题

某商品房销售中心或公民个人将自己的房屋首先销售给了一方，之后又重复将该房卖给另一方，法律应当支持哪一方购房户，这类纠纷在现实生活中也并不少见，这里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1、如果先购房一方已进行了产权登记，后购房方未予登记，则可依法支持前者，认定后者的购房合同有效，由卖方承担违约责任。2、如前、后两方都进行产权登记，则应根据双方产权登记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或登记先后顺序来认定各自的效力问题。3、如果前、后两方均未办理产权登记，前方的购房合同意思表示真实，买卖合同依法有效成立，虽未进行登记，但根据现实中分房、买卖房屋的交易惯例，交付了钥匙、产权证书等，即购方就可对住房进行居住使用和控制，也并未有违反禁止性的法律规定，就应当认定为已经交付，所有权已经转移。后者的购房合同也应认定为有效，但由于卖方已经将合同约定的标的物转移给他人，从而导致合同无法履行，卖方对其违约行为应承担违约责任。4、如果前者未办理过户手续，后者却办理了过户手续，那么就要看后者是否具有侵害前者债权的恶意，或具有与销售方恶意串通的行为，或故意采用违法的、违背善良风俗的方法侵害前者的利益，即所谓的善意取得。如具有这些因素，也应认定后者的房屋买卖合同和产权登记有效，由卖方承担违约责任。如不具备这些因素，则后者的产权变更登记的效力应当受到法律的维护，即不能否认已通过登记对房屋所享有的所有权，也只有这样才能确认并保护因登记取得的权利，否则的话，产权登记的公信力难以维护。在司法实践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保护后者对房屋的所有权时，会遇到一个矛盾，即前者可能对房屋进行装修、修缮，这样当后者要求交付房款时，前者即使已交付，也不能恢复原状，或恢复原状

在经济利益上是极不合理的，如不恢复原状，则前者对房屋所作的装修不一定符合后者的需要，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后者一定要求前者必须搬出，这里我们应当考虑到，前者也是有责任的'，因为前者应当知道在自己办理房屋产权登记前，自己还没有在法律上取得对房屋的所有权，在此情况下，他冒然对房屋进行装修，则应承担这种不利的风险后果，但又要考虑到在前者的购房合同未被确认无效前，不能不说前者对房屋的占有是无法律依据，笔者认为，除各方当事人依法请求返还财产或支付各种损失及各种费用外，装修、修缮的相关费用前者也应当有权获得补偿，在必要时前者还可获得搬出房屋的搬迁费用。

四、如何解决未经权属登记的房屋转让纠纷的问题

在现实生活中，如A将其所有的房屋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卖与B，并将房屋实际交付，但双方未办理房屋转移登记，B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又通过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将该房屋卖给C，并交付给C.上述交易活动中，对A与B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的效力问题无什么岐义，但BC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效力存在如下两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BC之间的房屋买卖合同应是无效合同，因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以下简称《房地产法》）第37条第（六）项规定“未依法登记领取权属证书的房地产不得转让。”虽然B与A签订了房屋协议，由于双方未办理产权过户，A仍然是该房屋的真正所有权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一条“无处分权处分他人的财产”以及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B与C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违反了上述规定，故B与C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是无效合同。

另一种观点认为，B与C之间签订的合同应是有效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56条的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善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由此从A公司与B签订协议并交付房屋时起，B事实上已对该房屋享有物权的职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双方只是欠缺房屋产权转移过户的形式要件。B与C之间签订的合同是双方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的，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双方的买卖行为应受法律的保护，双方所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应当认定为合法、有效。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理由如下：在房屋买卖案件中，常常认为未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的房屋买卖合同无效，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如前所述，买卖后的产权登记不是合同生效的要求，而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当履行的义务，是物权变动的要求，所以，是否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影响的是标的物的所有权是否依法转移，而买卖合同是一种债权，标的物是否转移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当然，C为了标的物的产权有效转移，使标的物的产权无瑕疵，尚需办理产权过户，但是，C不能通过与B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办理产权过户。在实际操作中，A要通过与B之间签订的房屋买卖合同将标的物过户给B，B再通过与C的房屋买卖合同将房屋转移给C，通过这种程序，也避免了国家税收的流失。

篇3：涉外公证翻译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涉外公证翻译中必须注意的问题

我们知道涉外公证是指“我国公证机关依法办理的公证事项，发往域外使用所出具的证明文书。”[2]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Trend in Economic Globalization）的增强，我国公民，尤其是大、中学生出国势头一浪高过一浪，因此，涉外公证的涉及面也可谓愈来愈广。涉外公证的工作多集中于婚姻状况公证、学历公证、未受刑事制裁公证（无刑事犯罪记录公证）、亲属关系公证和收养公证等。下面，我就日常注意到的几点问题展开讨论，如有纰漏之处，还请有关专家指点为盼。

一、标题的翻译（The Translations of Headings）

公证书可译作“Notarization”或“Notarial Certificate”。笔者认为一旦某一特定公证处采用其中的一种译法，一般不应做改动。

涉外公证翻译工作量最多的往往是：毕业证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Diploma）、学位证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Degree Certificate）、成绩单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Academic Tranion）、亲属关系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Family Relation）、婚姻状况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Marital Status）、无刑事犯罪记录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No Record of Criminal Offense）、及（涉外）收养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Adoption）等。当然，在实践工作中，以上各分类标题都可笼统地译为：“Notarization”或“Notarial Certificate”。

翻译标题时应注意以下问题：

1. 标题中不用引号（Quotation Marks）及句号（Periods）；

2. 标题要在公证书上方中央位置（Center Top）；

3. 公证书标题必须全部大写（Capitalize All Letters）或大写标题中每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Capitalize the Very First Letter of Each Word）；但

4. 标题中的冠词（Articles）及少于5个字母的连词（Conjunctions）、介词（Prepositions）不应大写，除非位于句首；

受公证书类型限制，在公证书标题中一般不会出现象“Between”这样长的连词或介词。

此外，公证书标题的翻译应追求准确、简洁。比如有的公证员将“亲属关系”译为“Relationship”，但是笔者认为用“Relationship”不如用“Domestic Relation ”或“Family Relation”准确；有的公证员将“毕业证”译作“Graduation Certificate”，这就不如用“Diploma”简洁。还有，在译“学位证公证书”时如采用《英汉-汉英双向法律字典》中“学位证书（Diploma）”的译法显然会造成与毕业证表达上的混乱[3].那么，能否区别对待？比如说具体称之为“文科学士学位公证书” （Notarization of B.A. Degree）或“理工科硕士学位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M.S. Degree）等等。

“婚姻状况公证书”的翻译也应依据具体情况分别作“离婚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Divorce）及“未婚公证书”（Notarization of Being Single）[4].诸如此类的细分。

二、公证书正文即公证词的翻译（The Translations of the Body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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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涉外公证翻译中须注意的问题

26、S/O shipping3 order 装货单

27、G.S.P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普通优惠制

28、C.C.V.O combined certificate of value and origin 估价和原产地联合证明书

29、A.W.B air waybill 空运提单

30、A/V ad valorem 从价

31、C.O.D cash on delivery 货到付款

32、D/W deadweight 重量货物

33、D.W.T deadweight tonnage 载重吨位，重量吨位

34、D.P.V duty-paid value完税价格

35、E/D eport declaration 出口申报单

36、GATT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5 and Trade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37、L/G letter of guarantee担保书，保证书

38、M/T metric ton 公吨

39、N/N non-negotiable,not negotiable非流通的，不可转让的

40、O.B/L ocean bill of lading 海运提单

41、S/D sight draft 定单号数

42、S/D sight draft 即期汇票

43、NTB non tariff4 barrier 非关税壁垒

44、T.P.N.D theft ,pilferage6 and non-delivery偷窃提货不着

45、W.W warehouse7 to warehouse 仓至仓

46、Yd(s) yards码

47、W/M weight or measurement 重量或体积

48、W.R.(W/R) war risk战争险，兵险

49、U.L.underwriter laboratories inc美国保险人公会所设的检验机构

50、T/R trust receipt信托收据[color=#00CED1][/co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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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浅谈独立学院英语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

浅谈独立学院英语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

独立学院的英语教师在英语教学过程中应该结合学生的实际上不断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独立学院的教学特点.

作者：高巍侯丹作者单位：哈工大华德学院外语系,哈尔滨,150025 刊名：科技创新导报英文刊名：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ERALD 年，卷(期)： “”(12) 分类号：G642 关键词：独立学院英语教学改革

篇6：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保证合同中的期间问题

司法实践中如何处理保证合同中的期间问题

期间制度是依据法律的规定，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存在一定时间以后即发生一定的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其内容包括时效（可细分为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除斥期间、诉讼期间等。我国的法律规范中对于期间多有规定，特别是对诉讼时效和除斥期间。诉讼时效是指在权利人怠于行使其权利超过法定期间时，其胜诉权消灭的制度。除斥期间是指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对某项权利规定一个不变的存续时间，当该时间届满时，不论是因何事由，该权利即告消灭的法律制度。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是请求权存续期间，其目的是为了稳定民事法律关系。诉讼时效期间可以中止、中断或延长，是一种可变期间。因此，在某些场合若不加以限制，民事法律关系仍可能使处于无限期的不稳定状态。故民事立法在时效期间之外还规定一个除斥期间，作为在特定情形下对时效期间的一个补充，如：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规定，具有撤销权的当事人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撤销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以下简称《担保法》）关于保证期间的规定，都属关于除斥期间的规定。诉讼时效与除斥期间的区分因二者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不同而具有重要意义。以下本文将结合案例，讨论作为除斥期间一种的“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区别，并就保证期间本身的特点、分类和起算方法等做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正确区分和处理保证合同纠纷中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的问题有所裨益。

一、司法实践中如何区分保证期间与诉讼时效

保证期间，又称保证责任期间，是指根据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债权人应向债务人或保证人主张权利的期间，如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主张权利，则保证人不再承担保证责任。保证期间是除斥期间的一种该期间届满消灭的是权利本身，其后果是保证人偿还主债务的法律义务消灭，所以保证期间也是保证合同效力的存续期间。保证期间对债权人权利的这种终结效力是其本质特征。

在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对债务人提起诉讼、申请仲裁或支付令等诉讼请求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债权人已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或支付令等诉讼请求的，保证期间适用诉讼时效中断的规定。在连带保证的情况下，债权人未在保证期间内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的，或未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的，保证人免除保证责任。

诉讼时效期间和保证期间都是民法上关于时间的规定，虽然两者都是法律规定的一种法律事实，权利人在两者期间范围内没有行使权利时，法院均可依法拒绝其强制保证人履行保证责任的请求，但两者的构成要件和法律效果、处理程序均有不同。首先，作为除斥期间一种的保证期间具有除斥期间的法律特点，而除斥期间与诉讼时效之间即有不同：1.除斥期间是某项权利存续的期间，除斥期间届满，权利本身消灭；诉讼时效期间规定的是胜诉权行使或存续期间，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只发生消灭胜诉权的效果，权利本身并不消灭；2.除斥期间届满，因权利本身消灭，若对方当事人以除斥期间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法院应裁定驳回起诉；诉讼时效期间届满，因权利本身并不消灭，若对方当事人以诉讼时效期间届满为由提出抗辩，法院应判决驳回诉讼请求；3.除斥期间是规定权利存续的固定期间，所以依其性质不发生中止或中断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法解释”）第31条中即规定：“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断、中止、延长的法律后果。”因此除斥期间又称不变期间；诉讼时效则有中断、中止、延长的规定，因此诉讼时效又称可变期间；4.除斥期间是从权利成立之时开始计算，是一种较为“客观”的计算方法；诉讼时效通常是从当事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可以行使之时开始计算，是一种较为“主观”的计算方法。民事立法中关于撤销权、解除权、货物质量异议期等方面的规定，应属于除斥期间的规定；对请求权的规定则应属于诉讼时效的规定；5.诉讼时效期间是法律规定的，当事人不得以约定的方式改变诉讼时效期间；除斥期间虽然也有法律法规予以规定，但法律允许当事人以约定的方式确定除斥期间，如《担保法》第二十五条、第二十六条第一款分别规定：“一般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保证期间为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与债权人未约定保证期间的，债权人有权自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六个月内要求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

我国担保法中规定了保证期间，保证期间不因任何事由发生中止、中断、延长的法律后果，在保证期间届满前，主债权人未向保证人（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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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热点分析论文

独立保函纠纷中的法律热点分析论文

自改革开放以来，境内企业的对外经济交往规模呈现井喷式增长。作为一种特殊的风险保障工具，独立保函(Independent Guarantee)也于上个世纪80 年代传入中国，并被大量使用于国际贸易、金融、投资、航运等领域。同时，有关独立保函的纠纷也层出不穷。然而，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以及相关立法的缺位，中国国内法院在处理此类纠纷时往往作出一些“于法无据”的判决和裁定，使司法公信力遭到削弱。本文从实践中常见的几种独立保函纠纷出发，结合国际公约及国内法的相关规定，分析其中的热点法律问题，从法释义学角度探究有关争议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对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重构和立法完善提供些许帮助。

一、独立保函的界定及体系定位

(一) 界定

在长期的国际商事实践中，商人们为了降低交易风险、维护自身利益，创设了许多债权或利益保障机制，独立保函就是众多机制中较为有效的一种。德国学者罗伯特·霍恩教授(Robert Horn)认为，独立担保从广义上可定义为一方当事人(担保人，通常是银行)的严格承诺，根据该承诺，在符合特定条件的情况下向另一方当事人(受益人)支付一定数额的金钱以填补当事人的损失。这种特殊保障机制最初产生于20 世纪60 年代的欧美地区，后于80 年代传入中国。目前，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有效立法尚付阙如。年11 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该《征求意见稿》第一条规定：“独立保函，是指由担保人依照保函申请人的指示开立的，凭与保函条款相符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在保函载明的最高金额内向受益人付款的书面承诺。”此立法例实为借鉴了1995 年《联合国独立担保和备用信用证公约》的界定模式。

独立保函的内容和形式必须受到严格限定。就内容而言，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向受益人作出的一种承诺，该承诺约定了当受益人提供必要的付款请求书或其他单据时，担保人要无条件付款，即受益人提供必要单据时担保人应当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就形式而言，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非书面形式的独立保函不具备法律效力。由于独立保函经常被使用于国际贸易等资本密集型行业，一旦产生纠纷，标的额动辄千万美金。因此，为了保证有据可查、减少欺诈，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

独立保函的显著特点是单据化和独立性。独立保函中的单据是指受益人向担保人提交的付款请求书或者其他由保函约定成就付款条件的单据。担保人履行付款义务时必须首先审查受益人提交的单据是否系保函项下的相符单据。类似于信用证下的审查方式，担保人仅对单据进行形式审查。此种宽松审查标准是基于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制度价值而设计的。所谓独立性，是指保函独立于基础合同，担保人仅有义务根据提示的单据判断付款条件是否成就，并不介入基础交易，此要求即为独立保函的独立性。

独立保函本质上是一种无偿合同、单务合同和要式合同。独立保函作为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特殊合意，约定担保人在单据相符时承担无条件付款义务，而受益人在受领价款时并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故独立保函是一种无偿合同;在此特殊合同项下，仅有担保人承担特定条件下的付款义务，而受益人之提示相符单据并非义务，而是权利，因此，不存在双方互负对待给付义务，故独立保函为仅有一方当事人负给付义务的合同，即单务合同;如前所述，独立保函必须采用书面形式，否则无效，因而独立保函也是一种要式合同。

(二) 体系定位

当前，在国内的理论著述和司法实践中，提及独立保函时，往往将其与从属性保证相提并论，认为二者的上位概念都是“保证”。在认定保函的性质时，也秉着“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即只要不是从属性保证就认定是独立保函。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约定了付款条件并且严格遵从书面形式要求的特殊合同。笔者以为，它既不同于中国《担保法》规定的五种担保形式之一的“保证合同”，亦不同于商事交易中的“一般保函”。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三者共同隶属于广义上的保证制度。独立保函不同于《担保法》中的保证合同。《担保法》中的保证，是指保证人和债权人约定，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保证人按照约定履行债务或者承担责任的行为。保证合同是为了维护基础合同下债权人的利益而成立的，没有基础合同也就没有保证合同存在的意义。因此其处于从属性地位，是一种从合同。独立保函是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达成的协议，担保人于债务人之外构成对受益人的直接支付责任，其效力不受其他合同影响，具有独立性，并无主从合同之区分，此为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另外，独立保函与主债务之间没有抗辩权上的关联性和从属性，债务人因行使抗辩权而在某一司法程序中被有效免除责任的，并不当然使独立担保人获得该抗辩利益，该类担保人在符合独立保函的约定时仍然要承担直接支付责任。

独立保函区别于商事实践中的一般保函。所谓一般保函，是指担保人向受益人做出的约定在特定情形下由担保人赔偿受益人所受损失的一种承诺，如航运领域的清洁提单保函、无单放货保函等。一般保函仅涉及担保人和受益人两方当事人，担保人承诺承担受益人特定情形下的责任(不论是基于侵权还是违约而产生)，实质上是一种责任保证。不同于独立保函的单据化要求，只要受益人遭受了担保人做出担保的损失，一经举证，担保人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并且独立保函的有效成立并不以严格的书面形式为要件。

概言之，在中国目前法律体系下，独立保函、保证合同和一般保函是三种不同的担保形式，都属于广义的保证制度。三者都是以合同理念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风险保障机制。在实务中，人们往往容易混淆三者的概念，不能准确地识别三者的存在形式。例如，有人认为，保证合同一旦具备了“独立性条款”(即约定保证合同具有独立性)，就成为独立保证。进而将调整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或者国内法错误地适用于保证合同。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有关独立保函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尚属薄弱的情况下，法院在审理独立保函纠纷时法律适用不明确，判决理由不稳定，有损于司法权威的树立。《征求意见稿》第一次对独立保函作出明确规定，实为一种立法的进步。然而，该《征求意见稿》并未理清相关概念的区别，没有明确独立保函在整个保证制度中的体系定位，也没有澄清理论和实务界对相关概念的误解，实为疏漏之处。

二、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与法律适用

就独立保函而言，依其是否具有涉外因素可以区分为涉外独立保函和国内独立保函。中国法院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对独立保函的效力逐渐形成了统一的态度：严格区分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即承认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认为其属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领域;不承认国内案件中的独立保函。相应地，《征求意见稿》第二条规定：“独立保函及其所对应的基础法律关系均不具有涉外因素，当事人主张保函独立性的约定有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关于此种“内外有别”的裁判规则是否合理，在此暂不讨论。本文所研讨的独立保函纠纷主要是针对涉外独立保函。相关纠纷进入司法程序，需要解决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 管辖权

关于中国法院对独立保函纠纷是否具有管辖权的判断，应视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有关管辖的规定。众所周知，保函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一致而形成的合同，其纠纷当属合同纠纷，故法院应当尊重保函中的管辖权协议或仲裁协议。当保函对此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则应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五条之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另外，要注意对基础合同管辖和独立保函管辖进行区分。二者属于截然不同且相互独立的法律关系，独立保函管辖权不受基础合同管辖权协议的约束。在“乌兹特拉斯加斯股份有限公司与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异议申请案”中，法官认为：独立保函虽然因基础合同而开立，但开立之后则成为独立于基础合同的独立担保合同。基础合同的仲裁条款不能约束独立保函纠纷。另一方面，从仲裁条款解释的角度分析，仲裁管辖权来源于当事人在书面仲裁协议中的合意授权。基础合同当事人之间的仲裁约定不能约束独立保函各方当事人。因此，确定独立保函纠纷管辖权不应当受基础合同关系性质影响。

(二) 法律适用

1. 准据法的确定

意思自治原则与最密切联系原则的适用。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五条之规定，独立保函的合同本质属性决定了当事人可依意思自治原则协商确定准据法。独立保函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保函适用的法律，并且，中国法院允许当事人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通过协商一致，选择或者变更选择独立保函争议适用的法律。如果当事人没有选择准据法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保函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保函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在境内担保人为境外受益人开立的独立保函中，保函义务主要依靠境内担保人来履行。因此，当对外独立保函未约定准据法时，应当适用担保人经常居所地法律即中国法。另外，为了增加可预见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外民事或商事合同纠纷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中具体规定了十七类合同的最密切联系地，独立保函的最密切联系地可以参照保证合同之规定。

国际公约及国际惯例的适用。目前，有关独立保函的国际公约和惯例主要是《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IndependentGuarantees and Stand-by Letters of Credit，1995)和国际商会公布的《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The UniformRules for Demand Guarantees，1992)。由于中国尚未加入《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该公约不能作为中国的立法补充，保函当事人约定适用该公约的，不产生法律效力。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二条第三款之规定，当中国法律和公约缺乏相关规定时，法院可以援引国际惯例。

2. 中国法下独立保函的法律适用

独立保函法律关系应当适用《合同法》。前已述及，独立保函是一种与保证合同截然不同的保证制度。因此，在《担保法》下并不存在独立保函的适用空间，只能适用《合同法》的规定。作为一种合同，独立保函法律关系的成立应当符合法定要件：缔约人;意思表示一致;标的。就第一个要件而言，要求担保人和受益人同时具备缔约能力，而且担保人需要具有开立独立保函的资格。对于第三个要件，本质上是保函约定的给付，即担保人的无条件付款义务。

涉外独立保函效力的行政干预：由事前审批到事后登记。在中国法下，独立保函作为一种合同一旦成立之后，应由合同的有效要件对独立保函的效力进行评价。按照《民法通则》第五十五条之规定，合同的有效要件应包括：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意思表示真实;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只有具备这三个要件，法律才会赋予独立保函拘束当事人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由于涉外独立保函特别是银行独立保函事关国家金融安全，所以中国立法以强制性行政法规的形式对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作出了规制。中国人民银行于年公布的《境内机构对外担保管理办法》规定对“对外担保”实行审批制，只有经外汇管理局批准之后，境内机构开立的涉外独立保函才可能具备法律效力。在实践中，担保人常以独立保函未经外汇管理局批准而无效作为拒绝付款的理由，由此也引发了许多的纠纷。然而，国家外汇管理局于年公布的《跨境担保外汇管理规定》一改原来的审批制为登记制，境内机构开立涉外独立保函不再需要事前审批，仅需事后登记即可。故涉外独立保函的效力不再受到强制性行政规范干预。这一变化，既反映了国家层面为了便利跨境担保活动、推进担保项下资本项目可兑换水平所做出的努力，同时也降低了了涉外独立保函受益人所承担的法律风险，有利于进一步加快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脚步。

三、独立保函转让类型化

正如马·格林所言：“法律有权打破平静。”法律并非一成不变，需要不断调整自己以应对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近年来，零星地出现了独立保函转让的案例，特别是国际大宗贸易中独立保函的受益人开始尝试着通过转让独立保函以实现快速、便捷的融资。于是，独立保函的转让成为国际公约和国内法面临的新课题。

国际商会于年修订的《国际商会见索即付保函统一规则》(URDG758)率先变革，新增了“独立保函的转让”条款。依据公约规定，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分为保函转让和款项让渡。前者实质上是指独立保函受益人的变更，即合同主体的变更。基于独立保函的严肃性和欺诈多发性，公约对受益人的变更规定了三个要件：第一，独立保函明确约定“可转让”;第二，提供截止至保函转让之日的所有保函修改文件;第三，提供经签署的声明，证明受让人已经获得基础关系项下的权利和义务。公约之所以对独立保函转让作出较为严格的规制，是由担保人和受益人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所决定的。独立保函“见索即付”的特征使得担保人被请求付款比较容易，因此极易引发保函欺诈，故立法采用“严格主义”。关于款项让渡，事实上属于合同权利的让与。受益人可以将其在保函项下可能有权或可能将要有权获得的任何款项让渡给他人。但是，除非担保人同意，否则担保人没有义务向被让渡人支付款项。

中国《征求意见稿》借鉴了URDG758 的相关内容，对于独立保函的转让也做出了原则性规定。但有所不同的是，《征求意见稿》未对独立保函的转让区别对待，而是笼统地以“受益人付款请求权转让”来规定。依据其规定，受益人付款请求权不随主债权转移而转移，并且受益人付款请求权的转让以保函明确约定为前提。概言之，《征求意见稿》在独立保函的转让问题上规定较为宽松，可以增强保函的流通性，但同时也会因规定不明确而滋生纠纷。笔者以为，对转让未作类型化的区分，有悖于合同转让制度的基本原理，并且不利于司法裁判。

在有关国际公约或者国内立法中引入独立保函转让制度，进一步增强了独立保函的融资担保功能，顺应了独立保函机制自身发展的需要。有的学者甚至大胆提出，独立保函的买卖正在演变成为一种金融衍生工具，且呈方兴未艾之势。现阶段的立法，需要为独立保函的转让提供健全、便捷的操作机制，从而减少交易风险，推动其功能创新。

四、独立保函止付机制：欺诈例外原则

独立保函以其独立性特征赋予了受益人最大的风险保障。然而，“先付款，后争议”的运行机制使得申请人陷入一种被动的地位，致使其对受益人的欺诈行为无能为力。为了平衡独立保函机制运转过程中的`风险分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立法在保证“独立性”的同时，也承认“欺诈例外”原则，以此来限制“独立性”。当受益人恶意欺诈或滥用保函所赋予的索赔权利以谋求不正当利益时，法院可依据诚实信用原则及“欺诈使一切无效”的法理依法作出止付裁定。

(一) 欺诈的概念及范畴

对于欺诈的认定，各国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和标准，其界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法官对个案的事实分析和权衡。因而在独立保函欺诈纠纷案件中，欺诈例外原则的适用标准成为审理该类案件的重点问题。关于欺诈的概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之第六十八条规定，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的，可以认定为欺诈行为。这是目前中国立法中唯一有关欺诈概念的条文。在界定独立保函欺诈概念时可以作为借鉴。

关于独立保函欺诈的范畴，公约及各国立法普遍采用列举主义。这种立法模式严格限制了独立保函欺诈的适用空间，从而避免对“独立性”的过度侵害。《联合国独立保函和备用信用证公约》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如下列情形明确清楚的，担保行依诚信原则有权对受益人不予付款：(1)在任何单据非真实或系伪造者;(2)依付款请求及支持单据，付款无正当理由的;(3)根据保函的类型与目的，付款请求没有可信依据的。”中国《征求意见稿》关于欺诈范畴的界定与公约存在略微差异，其限定的欺诈情形为：“(1)受益人与保函申请人或第三方恶意串通，没有真实基础交易的;(2)受益人提交的单据记载内容虚假或系伪造的;(3)根据独立保函的类型和目的，受

益人的付款请求没有可信依据的。”

(二) 欺诈的救济程序

较一般保函而言，独立保函以其“见索即付”特征更受受益人欢迎。然而，这种特征极易滋生“逆向选择”风险。所以，立法中引入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即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防止交易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鉴于各个国家程序法的差异，在欺诈性索赔的救济程序上，《联合国独立保函与备用信用证公约》的规定较为原则性。第二十条第一款规定了“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申请法院采取两种“临时性法院措施”：“发布临时性命令以使受益人不能收到款项，包括命令保证人停止支付所保证之款额”;“发布临时性命令以冻结应向受益人支付之收益”。相比之下，中国《征求意见稿》设计了一套更为细致、完备的止付机制。整套程序包括申请条件、担保、裁定期限、裁定止付的条件、裁定复议以及止付判决等阶段，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指引性。对比两者规定，一个显著区别是公约规定了付款前和付款后的止付机制，而中国《征求意见稿》仅针对付款前设立止付机制。这种差异化的设计引发了一个思考：依照《征求意见稿》之规定，担保人付款后主债务人或申请人是否仍有权向法院申请启动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冻结相关款项?从整个申请止付程序来讲，止付机制启动的前提应当是担保人尚未付款。因此，主债务人或申请人一旦错过了担保人付款前的期间，便丧失了独立保函止付机制赋予的欺诈救济权利。然而，在此种情形下主债务人或申请人可以选择另一条路径来寻求救济，即提起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但诉讼时效应当是一个需要格外注意的问题。而依照公约规定，则不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其规定可以冻结受益人之收益。因此，《征求意见稿》有必要协调独立保函止付机制和违约之诉或侵权之诉的普通救济机制二者之间的关系，使得对受益人的救济程序更加顺畅、完善。

五、结语

独立保函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是纷繁复杂的。在理论界，许多争议问题尚未达成共识。实践领域也存在着众多形态各异的做法。《征求意见稿》的出台，标志着独立保函制度构建在立法层面上开始迈出第一步，是一件可喜的事情。然而，这份《征求意见稿》在许多问题上规定比较粗糙，有待进一步完善。因此，独立保函制度的理论研究和立法完善仍然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