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本文共17篇，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您。
篇1：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对于学习和研究中国法律史的人来说可谓是不可不读之经典著作。笔者初入法律之门时，曾读过梁治平先生的《法辨》一书，先生在《身份社会与伦理法律》一文中归纳了他读此书时归纳的两个命题：“第一，中国古代社会是身份社会；第二，中国古代法律是伦理法律。”在阅读前述书籍和文章的基础上，谈谈我对阅读该书后的一些认识。
一、本书论点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一书主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家族、父权、教令权、财产权、身份权，推及到婚姻的禁忌、缔结、解除、妻子的权利义务，再延伸到社会生活中的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礼仪式、丧葬、祭祀差别，阐明了贵族特权，人的良贱、主奴之分，之后讲到了巫术宗教对法律的影响，最后对儒法两家思想进行了释明，得出中国古代法律的家族主义和阶级两个特征。该书分六章，前两章写家族、婚姻，之后写阶级，再后写巫术与宗教，最后上升到意识形态方面的儒法两家思想。家族主义的核心在于父权，作为一家之主的父有对子女的教令权，有对财产的处置权，能够决定子女的婚姻状况，在亲属相犯的事件中，作为尊亲属的父和依托父权产生的其他尊亲属都享有一些优越的权利。代刑、缓刑、免刑的得利者仍是尊亲属，复仇案中也多是子女报父仇。而关于婚姻，更多的是保障夫权，上事夫家宗庙，下继夫家香火。女子归入夫宗后，其权利是从属于丈夫的，夫殴妻减刑，妻殴夫加刑，妻对于夫之尊亲属有诸多义务，遇离婚，妻又处于劣势地位。父权和夫权正是家族主义的体现。阶级的差别体现在饮食、衣饰、房舍、舆马、婚礼仪式、丧葬、祭祀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人有良贱、主奴之分，贵族及其亲属享有诸多特权。阶级、种族有不平等性。巫术宗教与法律的功能存在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古人相信神喜欢正直无罪的人，官吏常因疑狱不决而求梦于神，人君常因天降灾异而重理冤狱，又有官吏因福孽报应而为受刑者开脱。秋冬行刑，遇祭祀日停刑，可见法律受神与宗教影响。而害人之巫术又为法律所禁止。意识形态方向上的儒法两家思想，儒家主张伦常纲记以及礼影响下的贵贱、尊卑、长幼、亲疏之别，法家则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儒家主张德治，法家主张重刑。自汉以后，以礼入法，法律儒家化逐渐形成。
二、读书感悟
人的家族身份和社会阶级身份的学理支撑在于儒家思想中的礼，礼的实质在于求异，故在家族中产生贵贱、尊卑、长幼、亲属之别，在社会阶级上产生贵族、官吏、平民、贱民的划分。古人常言：“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简言之，礼的适用对象主要是贵族、官吏，刑的主要适用对象是平民。统观全书不难发现，家族、婚姻两章中，作者在阐述观点时，清之前多扼要简述，清代则多引用《刑案汇览》中的案牍。观察这些案牍，主体多系平民，对这些犯罪的平民，刑是不可避免，礼的应用只是调节刑罚轻重的依据。而在阶级两章中，犯罪之贵族、官吏适用“八议”、上请、官当，至于死刑亦多能全其体面，而主犯奴、良犯贱，罪要轻很多。此皆赖于身份之取得，维护身份的又恰恰是礼。
三、婚姻略论
读《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时常会想到曹雪芹先生的《红楼梦》一书。更兼瞿同祖先生在论及丧葬礼制时对秦可卿与贾母的丧事进行比较，更激起笔者通过《红楼梦》中的人物、故事来简要论证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婚姻。“婚姻者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事。”贾、王、史、薛四大家族。贾政与王夫人结为夫妻，王熙凤又嫁于贾琏，这种被费孝通先生在《江村经济》中称为“上山”型的婚姻，确实使贾府一度达到鼎盛。林黛玉父母的亡故，其自身的体弱多病，“回乡”型婚姻的不利，使得宝黛很难实现木石前盟。相反薛宝钗条件要好很多，薛姨妈与王夫人是亲姐妹，薛家本身又是四大家族之一，在贾薛两家日渐衰微之际，两家依婚姻关系的结合在当时情况下是不二之选，金玉良缘已是注定。至于其中涉及明清律禁姑舅两姨姊妹为婚，弛其禁，清代以例废律，听从民便，该律条之禁忌成为具文。婚姻缔结中父母有绝对主婚权。早期中国法律中对阶级婚姻的禁止，常使笔者联想到古印度法中的种姓制度，婆罗门、刹帝利、吠舍、首陀罗四大种姓的禁止通婚。与之相比，中国古代阶级婚姻文明很多。综上可见：中国古代法律与社会，受礼教影响之深。
篇2：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读后感
最近因私事被惊扰，恰逢要翻译法律史的文章，颜老师就推荐了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给我，读完了结合生活有一些感悟，记录下来：
1、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完全是建立在一种严谨稳健的等级制度之上，这一制度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权为核心，不断向外延伸，形成家族内部的伦理秩序。家族内部的等级制度构成了法律适用的微观前提，同时也是法律维护与保障的对象。如亲属间的侵犯，侵犯者与被侵犯者之间的辈分关系则尤为重要，以尊犯卑，处分较轻，以卑犯尊，则处罚由重。法律之适用取决于血缘之亲疏，而该亲疏关系则以服制为中心，形成一条长幼有序的数列，蜿蜒数千年，为中国古代等级制度以及法律制度奠下基石。
2、婚姻关系成为联结着一个个长幼有序的家庭之间的纽带，“婚姻者合两姓之好”，建立在“两姓”关系上的婚姻制度昭示着代表家族之间的结合关系。无论是婚姻关系的缔结还是解除，其核心问题都是家族利益。婚姻关系联结了不同的家族，但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以父权为核心的家族等级结构中，一个家族与其妻族的关系极为疏薄，婚姻关系更多是在社会意义而非法律意义上影响两个家族的关系。婚姻中较有意义的或许是妻的地位问题，在一夫一妻多妾制下，妻虽有“与己其者”之名义上的平等地位地位，实际上还是隶属于夫的权威。在中国古代社会，女性仅为家族的'附属品，出嫁之前从于父，出嫁以后从于夫，断无多少权利可言。而妾的地位更是卑微，“聘则为妻，奔则为妾”，妾并非家庭的一员，故非“合两姓之好”，女子在中国古代社会的地位可见一斑。
3、跳出以血缘关系为核心的家族与婚姻的藩篱，阶级便成为在社会层面上划分等级秩序的标准。家族内部划分长幼有序的标尺扩张到整个社会，便成为尊卑有别的砝码。不同的阶层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细化至饮食、衣饰、房舍、车马，均可以以法律作出强制规定。阶级间的通婚成为禁止，以维护血统的纯正和阶级的尊贵。法律针对不同阶级作出了区别性的规定，亦有一根体现阶级间差序格局的数列蜿蜒而下，精准地对不同身份、地位的人作出度量。家族是个体的，在各个家族中以父权为核心形成一个以血缘为度量的同心圆以确认家族内部的秩序，而婚姻关系则使得各个独立的同心圆之间形成交集。在家族之上，整个社会则是由阶级构成，形成一种差序格局。每个个体在这一社会结构中都有自身的位置，或尊或卑，或主或从，或良或贱，每个人都有一个专属自身社会地位的烙印。针对这一社会结构，中国古代法律也相应地形成一种不对等的规范体系，它建立在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基础之上，小至于家，大至于国，“等级”二字成为构筑中国社会之核心所在，“法”与“礼”结合，成为维护这一有序的等级结构的工具。
4、在现代活成封建大家庭的代价太大，不一定一荣俱荣，但必然一损俱损，因为归因模式已经变化。中国曾经的家庭是父权家长制，父祖是统治的首脑，又因为重视祖先崇拜，且无论是察举制还是科举制，考试内容又比较固定，所以曾经的子孙成就往往要归咎于所谓家风血脉。但独立意志是现今做学问或者做事业的前提，家风已经很难成为承继良好品质的介质，往往是固守的传承，在一个大环境里互相不断强化，专注于自己的感受。若不想反思，每一个人就要不停扮演长辈曾扮演的角色，循环往复不停成为对方影子的复刻，互相维护彼此然后亲亲与共，将底色不停固定渲染。而对于权利的贪恋往往会造成许多中国当今父母对于曾经父权家长制的追忆，在这种情况下往往亲子关系里父母会太入戏，将这个头衔看作皇帝与官位，要有威权与帝王术要高高在上，孩子要在手下噤若寒蝉隐忍不发积郁成劳，反过来对外宣称孩子懂事乖巧听话，往往太平表象之下已有祸根埋下。
5、要了解舆情，可以不接受一些基于此的规则，但要看透这些规则为什么暗暗盛行，然后不反驳不回应不服从。因为种种社会心理根本改变不了，即使现在已经缺少这样的土壤，也不能骤然稀释。环境的捆绑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不要企图期待一个人会与他生长的环境截然不同，除非能够不停跳脱不停反思诸己，才有一线可能。
6、不要尝试去改变任何人，若有人做了攻击伤害自己的事也不要急于反击。不提醒不告知不报复不陷入情绪更不累及无辜孩子，一来脏了自己的手，二来是自己心胸不宽阔的表现。要相信身边人的认知和格局，从来挨骂的都不是丢人的，骂人的才是。静观其变，不阻止任何人帮助曾攻击自己的人，也不阻止任何将他们推下悬崖的双手。公道自在人心，把自己该做的礼数做全，可以向身边人袒露自己的脆弱，相信他们的选择，接受他们的安慰与支持。
7、往往一个人如何指责别人便体现了他如何看待自己，很多时候对他人的愤怒往往是出于从别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映射，人性最深刻的恐惧便是对自我的厌恶。
8、永远不要害怕承认自己的错误也不要害怕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无论是因为观念差别还是自己陷入情绪鲁莽，要能推己及人冷静分析因果，了解到自己对他人造成的伤害而不是囿于自己的感受大为光火，能够跳出风俗习惯格局放宽，对学术观点的包容要从对生活观点的包容开始。
篇3：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 蔡惠燕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中国古代法律也不例外。它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维护当时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瞿同祖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详细地阐述了产生这一法律的社会背景，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脉络，了解其演变的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特色，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深入了解其实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历代法制都明确限定了人们在社会以及家族内的身份等级，并且无论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诸多方面都与这种身份等级密切相关。瞿先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揭示了其和法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突出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轨迹，了解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明白了当代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缘由……
与欧洲社会早期国家产生不同，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联系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稳固宗族关系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
西周时期就确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血缘关系网并根据了尊卑、亲疏、远近程度不同，确定了“五服”制度，因此丧服不仅是简单的服丧衣饰，更主要是确定亲属之间关系和等级的标志。中国家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父权本位上。“父为子纲”，父对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子孙有支配和惩罚的权力，不仅对子孙的日常生活加以严格限制（如婚姻等大事也要由父所决定），甚至对子孙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法律对此种行为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从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子孙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不许忤逆、违背父母，不然会被法律、社会当成罪人。“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五刑之属三千，最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历来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都要对其加以严厉惩罚，隋朝确立的“十恶”中有一类是被认为严重侵犯家长权的，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部分），内乱等，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打击，一律不得被普通的大赦所赦免，所谓“常赦所不原”。而且贵族官员犯有这些罪行，也不得援引八议、收赎之类的特权来逃避刑罚，从中可以看出父的绝对权威。“为亲者讳”，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直”当然是超乎法律之上，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原则为准绳的。不过，在法律上，父告子是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责任的，而子一般是不能告父的，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所告是实情，也要接受惩罚。……讲到家族，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礼者，礼之本也。”而婚姻的目的则被认为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是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基于血缘、等级和特殊事件等设定了许多限制，如同姓不婚等，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经过繁缛的程序。“夫为妻纲”，夫就如同是妻的家长，对其行为负责，要求妻对夫百依百从，决不能有半点怠慢，夫也可以纳妾，甚至可以以“七出”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虽然有“三不去”对夫单方面休妻的限制，但是夫休妻的权利还是很大）。妻对夫的殴打等侵害行为，只能默默忍受，不能付诸诉讼，更不能加以反抗，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侵害严重甚至造成死亡等，夫也会照凡人有所减罪；而妻对夫的侵害行为却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妾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总之，妻妾对夫要绝对服从，勤恳祭祀祖先，延续后代，才可以免遭被休弃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健全，父子、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了一步一步的改变，当代社会不会再强调父权、夫权的绝对权威，也不会在法律里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夫妻更多是平等、互相扶助。但是，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在当代还是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农村，重男轻女、暴力干涉婚姻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痕迹。为此，有关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条文，以次来削弱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势力。
欧洲社会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主要是循着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政治性的集权方式得以形成的，所以统治阶级更加注重王权的巩固，建立了君主专制制度。儒家便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忠实奴仆”，儒家向往礼制 ，“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礼记•曲礼》）“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荀子说得更明白：“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贵贱之等、长幼之差、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得其宜。”（《荀子•礼论》），礼成为早期国家划分并确定社会成员尊卑贵贱地位及其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基本依据。“序上下，正人道也”（《白虎通德论》卷一，《礼乐》）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在政治、经济、军事、宗教、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一切重要领域建构了一套贵贱有等、上下有序，极具严肃性和威严性的规范体系。统治者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天子、诸侯、各级贵族、平民以至贱民等阶级，不同阶级在社会中有不同的地位，各异的权利义务，权利从天子递减，义务则是从天子递增，权利义务并不对等。不同等级的人应遵循不同的生活方式规定，服装、饮食、房舍、舆马等都有严格的限制， “见其物而知贵贱。”（《新书》卷一，《服疑》。君主在整个社会中处于最高地位，对臣民拥有根本性权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君主对臣民生杀予夺的权利是毋庸质疑的。臣民对君主要绝对服从，任何时候都要为君主着想，不得侵犯君主的权威，否则会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逃不了严厉的刑罚。地位高的阶级一般都能享受特权（如“八议”制度等），而且能支配、统治地位低的阶级，对地位低的阶级的侵害行为一般也能较凡人减等，而且可以以赎官法、官当法等逃避法律的惩罚，而地位低的阶级承担了大量的义务，对地位高的阶级惟命是从，不得侵害他们的权利，不然等待他们的只能是严刑竣法。不同阶级一般也不允许通婚，所谓“门当户对”是基本准则，特别是地位高的女方不得嫁给地位低的男方，不然会受到社会的唾弃。等级一般是世袭的，特权阶级永远是特权阶级，而贱民阶级只能世世代代做牛做马，不可能成为特权阶级,而且，不同种族中也有不平等，特别是在少数民族统治中国时，这种不平等的情形异常显著，人民都被划分为层次井然的阶级，无论政治、法律及社会各种待遇都依其顺序而定其高低…… 几千年过去了，中国法律得到了健全和完善，许多不合时宜的法律制度都已剔除，法律向着平等、公平的方向发展，但是，儒家思想在中国还是根深蒂固，阶级观念还是在不少人心目中存在，有些官员自以为是特权阶级，整天鱼肉百姓，凌驾于百姓之上，而且官官相卫，形成了新时期的官僚集团，而百姓竟以为自己是弱者，不敢加以反抗，更不用说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且，“世袭制”也没有完全消失，市长的儿子再差也能当个官，而百姓想当官却要费劲周折，这样，真正的英雄只能无用武之地。悲哀！法律究竟应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平之如水”呢？我想最重要的是在执法过程中和社会活动中都要剔除阶级观念，真正做到法律、社会面前人人平等，给以公平的机会，则真正的平等指日可待。
儒家成功地将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统一起来，在儒家心目中，家族和社会身份是礼的核心，也是儒家所鼓吹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延伸，建立了以“亲亲”、“尊尊”为中心的不平等但有序列的社会格局，强调了君父的绝对权威，构建了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这种格局维系了几千年，成为各个朝代的社会基础。直到现在，我们似乎还可以窥见其痕迹，国人的家国观念还是很浓重，这或许也是一件好事。
法律反映着社会，也深刻影响着社会。可以说，法律和社会的发展脚步是一致的。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国法律史，便是一部中国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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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家族和阶级-读《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有感
中山大学法学院02级4班 蔡惠燕任何社会的法律都是为了维护并巩固其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而制定的，中国古代法律也不例外。它与风俗习惯有着密切的联系，维护当时的制度和道德、伦理等价值观念，反映了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社会结构，竭力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瞿同祖先生在其大作《中国法律和中国社会》中详细地阐述了产生这一法律的社会背景，研究并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本精神和主要特征，揭示了法律的意义和作用。通过他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古代法律的发展脉络，了解其演变的规律和不同阶段的基本特色，由表及里，由现象到本质，深入了解其实质。
中国古代法律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家族主义和阶级概念上。这两者是儒家意识形态的核心和中国社会的基础，也是中国法律所着重维护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秩序。中国历代法制都明确限定了人们在社会以及家族内的身份等级，并且无论刑事、民事、诉讼、行政诸多方面都与这种身份等级密切相关。瞿先生花费了大量笔墨分析了家族、婚姻和社会阶级，揭示了其和法律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突出了儒家思想对法律的深刻影响，我个人觉得这一部分写得最为精彩，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让我看到了古代中国社会法律的发展轨迹，了解了古代中国家国一体的牢固格局，明白了当代中国某些法律制度和社会制度的历史缘由……
与欧洲社会早期国家产生不同，在中国国家的形成过程中，血缘的联系非但没有被打破，反而愈加紧密，宗族成为政治结构的`主要单位，稳固宗族关系是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早在
西周时期就确定了以男性为中心的宗法制血缘关系网并根据了尊卑、亲疏、远近程度不同，确定了“五服”制度，因此丧服不仅是简单的服丧衣饰，更主要是确定亲属之间关系和等级的标志。中国家族主义的主要特点体现在其父权本位上。“父为子纲”，父对子孙拥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对子孙有支配和惩罚的权力，不仅对子孙的日常生活加以严格限制（如婚姻等大事也要由父所决定），甚至对子孙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正所谓“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法律对此种行为一般都会网开一面，从轻甚至不用追究责任。子孙对父母要绝对服从，不许忤逆、违背父母，不然会被法律、社会当成罪人。“刑三百，罪莫重于不孝”、“五刑之属三千，最莫大于不孝”，对于父母等至亲尊长的不孝行为，历来被当作罪大恶极的事情，法律都要对其加以严厉惩罚，隋朝确立的“十恶”中有一类是被认为严重侵犯家长权的，如恶逆、不孝、不睦、不义（部分），内乱等，这些罪行都要受到严厉打击，一律不得被普通的大赦所赦免，所谓“常赦所不原”。而且贵族官员犯有这些罪行，也不得援引八议、收赎之类的特权来逃避刑罚，从中可以看出父的绝对权威。“为亲者讳”，儒家认为父子之间应该互相隐瞒犯罪，不应互相告发，这才算“直”，这种“直”当然是超乎法律之上，是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制原则为准绳的。不过，在法律上，父告子是可以从轻甚至不用承担责任的，而子一般是不能告父的，不然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所告是实情，也要接受惩罚。……讲到家族，不可避免地要谈到婚姻，因为婚姻是家族的前提和基础，“婚礼者，礼之本也。”而婚姻的目的则被认为是“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也”，婚姻主要是被作为可以祭祀祖先、延续后代的手段。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且基于血缘、等级和特殊事件等设定了许多限制，如同姓不婚等，婚姻的缔结一般都要经过繁缛的程序。“夫为妻纲”，夫就如同是妻的家长，对其行为负责，要求妻对夫百依百从，决不能有半点怠慢，夫也可以纳妾，甚至可以以“七出”单方面解除婚姻，休弃妻子（虽然有“三不去”对夫单方面休妻的限制，但是夫休妻的权利还是很大）。妻对夫的殴打等侵害行为，只能默默忍受，不能付诸诉讼，更不能加以反抗，否则会受到严厉惩罚，就算侵害严重甚至造成死亡等，夫也会照凡人有所减罪；而妻对夫的侵害行为却要受到更为严厉的惩罚，妾则会受到更加严重的惩罚。总之，妻妾对夫要绝对服从，勤恳祭祀祖先，延续后代，才可以免遭被休弃的命运――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法律的健全，父子、夫妻的权利和义务关系有了一步一步的改变，当代社会不会再强调父权、夫权的绝对权威，也不会在法律里规定“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夫妻更多是平等、互相扶助。但是，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在当代还是有一定影响。在许多农村，重男轻女、暴力干涉婚姻等现象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几千年来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痕迹。为此，有关法律规定了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条文，以次来削弱家族主义、父权夫权思想的势力。
欧洲社会早期国家权力的形成主要是循着经济发展的路径，而中国的国家权力是通过政治性的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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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社会
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社会
上世纪末,后现代主义思潮西学东渐,来势汹汹,波及到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如今作为一种大规模的思潮它已逐渐式微.进入21世纪以来,后现代主义研究虽然比不上20世纪末那样“热门”,但它在中国的影响却没有减弱,而是悄悄催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新的形势下,结合中国实际,对后现代主义进行解读,可以发现“异质的平等观”作为一种核心思想,贯穿于后现代主义始终;而“后现代思想批判”和“后现代生活”是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两种基本状态.文化领域上的广袤性、理论体系上的零散性和历史时间上的交叠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三大特点.
作 者：陈卓 CHEN ZHuo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杭州,310028 刊 名：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 13(5) 分类号：B089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 异质的平等观 “后现代思想批判” “后现代生活”篇6：《中国社会分层》读后感
《中国社会分层》读后感
首先我说一下一下社会分层的概念分层：原是地质学家研究地质结构所使用的名词, 是指地质构造的不同层面。社会学家发现: 社会也存在着差别、不平等, 人与人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 如同地质结构一样, 也存在高低有序的若干等级层次。于是,社会学家就将“分层”这一概念借用来分析社会, 这种分析就是“社会分层”。所谓社会分层是将社会中的人们按一定标准, 划分成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与现象。如果划分根据不同, 则划分的方法及划分的结果会大相径庭。一般说来, 阶层的划分是根据人们的财富、权力、名望等差别。所以, 任何社会分层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每一层次内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相同的地位或在某些方面具有相似的特征。每一次分层都必须遵循一定的标准, 这种标准的某一级别实际上也就是某一层次内的所有个体的共同特征或相似属性。（2）仅仅具有共同特征或相似属性的类属或集团,还不一定就是分层。例如, 根据性别将人分为男人和女人; 根据肤色将人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 这只是分类,，而不是分层。分层要求各层次之间应具有高低有序的关系,体现出社会的纵向结构关系。 阶层划分的标准主要是人们与社会性资源关系方面的社会差别和不平等。这种差别和不平等是按劳分工原则分配不均的结果。社会性资源在社会位置上的不平均分配, 造成人们社会位置的高低差别即通常所说的社会地位差别, 从而将处于不同社会位置的人们划分成不同阶层。由于社会性资源的不平均分配造成社会地位的差别, 因此社会性资源的构成要素也被用来作为社会地位的特征, 或者作为地位分层的指标或标准。社会地位主要由经济地位、政治地位、职业地位、文化地位等构成。一般用收入作为划分经济地位的标准, 用政治权力作为划分政治地位的'标准, 用职业声望作为划分职业地位的标准, 用教育程度作为划分文化地位的标准。 中国的社会分层结构的不尽合理, 已经引起和将要引起一些社会问题, 尤其是在城市。最主要的问题是引起社会的不稳定。其实, 在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的口号并没有错。只是让哪些人先富起来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情况是,最初进入富人层的主要是社会边缘群体, 文化素质水平都不高,这不能说是合理的分层机制的结果。合理的分层机制应该是一种择优机制, 即使社会上的优秀分子能顺利进入社会上层。 因此，要使这局面有所改变应该：首先, 逐步扭转脑体倒挂 现象。按西方经济效用价值论, 具有较高文化素质的劳动力创造更多财富, 理所当然也应得到更高的报酬。应依据按劳分配、职位功能、教育训练原则, 从整体上系统分析不同阶层、群体和不同职业对社会贡献大小, 排列一个高低不同的序列, 确定社会利益在不同阶层、群体、职业间的理想分配模式。其次, 扶持科学技术的发展, 使现代的消费品能够被大量地生产出来, 从而使居民( 尤其是城市居民) 的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低廉, 因而绝大多数居民都能过上小康生活。这样也能避免因争夺基本生活必需品而发生的生活冲突。再次, 建立健全城市的社会保障制度, 保障贫困层人口的最低生存标准。 最后, 建立严格的税收制度, 将从根本上调解贫富两极分化。实行个人税收入的申报制度, 适时开征遗产税。加强税务部门的管理, 严厉惩罚偷税漏税者。总之, 利用各种办法, 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营造一个适合中间阶层成长的社会环境,这是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的保障。篇7：民间宗教与中国社会
民间宗教与中国社会
民间宗教以巫术及民间信仰为依托,往往借助于社会关系发生变迁的历史机缘形成一定规模的`宗教结社.由于它们的结社理念具有不同程度的政治色彩,所宣传的思想也因此常与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尤其是对“末劫”的信仰,所表达的是变革现实社会状况的潜在要求.民间宗教是中国民间的一股不可忽视的潜在力量,其存在和发展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组织方式以及这种组织方式的局限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作 者：金尚理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学报编辑部,海南,海口,570228 刊 名：海南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HAINAN NORMAL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14(4) 分类号：B922 关键词：民间宗教 民间信仰 宗教结社 宗法 “社会”篇8：西部大开发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西部大开发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西部大开发是关系到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重大战略问题,国家历代领导人都给予高度重视,它对于提高西部多民族地区生活水平,缩小东西部差距,增进民族团结,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推进全国的改革深入和持续发展都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的侧重点不同,西部大开发的内涵和形式均有所不同.
作 者：邵朋来 袁刚 孙胜存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北京,100871 刊 名：河北大学成人教育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ADULT EDUCATION OF HEBEI UNIVERSITY 年，卷(期)：2001 3(3) 分类号：F2 关键词：西部大开发 三线建设 观念更新 知识经济篇9：“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水”与中国法律起源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认为“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明裁判方式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法”字“水”旁有关的传说故事悄悄传述着中国法律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
关键词：水神裁判 治水 法律起源20世纪30年代陈寅恪在读过沈兼士《鬼的原始意义试探》后，致函沈氏说：“依照今日训诂学之标准，凡解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1]“法”正是这样一个字，对它的破解，即可作一部关于法律起源的文化史。本文试图从“法”字“水”旁本身表现的事实出发，结合古老的传世文献和地下出土文物，证诸神话传说和文化人类学材料，探寻中国远古初民时代法律文化事实和观念，以期有助于理解“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一关于“水”与法律的关系，从文字学的角度切入进行考察，东汉许慎的解释无疑最值得我们注意。他在《说文解字》十部上“D”部说：“，刑也。平之如水，从水。D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D]去。法，今文省。”“水”旁在“法”中的意义是“平之如水”的象征，这一解释高度凝聚了秦汉时期人们的传统认识，并影响后代中国人的理解。 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进一步作了解释，在“水”下注曰：“说从水之意，张释之曰：廷尉，天下之平也。”段玉裁是信服和支持许慎的解释。可见“平之如水”的解释既能长期沿袭流传而不被怀疑，确实是有一定的认识依据。从造字结构来看，古“”字是由“水”、“D”“去”三部分合成的，对照出土的钟鼎文和秦基竹简可得到证实。许慎的认识依据可以进一步检索《说文解字》：“水，准也，北方之行，象众水并流，中有微阳之气，凡水之属皆从水。”由此可见在许慎生活的时代，“水”的主要指示特征为“准”，参照段玉裁注可知，“水”当时普遍取“平”“准”之意。 但是关于法字中的“水”旁是“平之如水”之说受到当代少数学者提出的怀疑和新的解释的挑战。较有代表性的看法有三种：一、蔡枢衡先生认为，“水”当指把有罪者置于水上,随流漂去,即今之所谓驱逐。[2]二、武树臣先生提出“水”的原始功能是禁忌与流放，本义是消除犯罪和确保平安。[3]三、苏力先生以为“水”旁，可以理解为古人强调法象流水是自上向下颁布的。[4]他们均怀疑“水”表示“公平”“正义”的抽象含义。 以上诸家大胆怀疑，又小心求证，使我们对“法”字的认识挣脱了迷信经典的好古传统，进入了一个重新思考探索的阶段。 许慎在观念上没有突破时代流行看法的情况下，又缺乏上古材料验证（证明或证伪）他的解释，可能犯了以他生活时代的认识代替“法”字发生时代的事实的错误。对于“法”字中无意表现的事实，可算得没有参过水的古史材料，可能作了“参了水”的解释，因而出现若干疑点，而且他忽略了“法”对于探寻法律起源的价值，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古人。现在，随着地下考古发现的增多和科学研究方法的更新，我们对于中国早期文明有了更生动、更确凿的认识条件，从而可能恢复“法”字所隐涵的.古史原貌，并可见“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关系。二在出土的上古文物中，甲骨刻辞有“御D”的字样，周代的铜器铭文正式出现“”字。周初彝器《盂鼎》、《师酉簋》、《克鼎》、《恒簋》铭文均刻有“”字。由于金文所用质料和书写手段的关系，其象形程度往往高于甲骨文，金文“”字更有利于我们探索造字取象的原始意义。 通过比较金文“”字的几种写法，可以确证，“法”是由“水”“D”“去”三部分构成，但三者位置并不固定，是一组形象的组合。这三者构成“”字的原始依据。现在我们的任务是追寻“水”的故事，找到在上古初民生活中“水”与“法”的原始联系。“水”在中国文明发轫时期给初民留下了惊心动魄的记忆，也激发了中华民族最初的意识觉醒。康有为说：“洪水者，大地所共也。人类之生皆在洪水之后。大地民众皆区萌于夏禹之时。”[5]丁山明确提出“《尧典》洪水即中国历史的起点。”[6]透过中国古老的经典我们仍可以管窥一些上古“洪水”的消息：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 “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尚书・益稷》）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诗经・商颂・长发》） 由于洪水规模浩大，声势威猛，先民们无不为之震恐色变，惊惧不已。洪水泛滥，山林丘埠都被淹没，“大益横流，无有丘阜高陵，尽皆灭之。”人们的生存空间剧减，大家纷相奔走河岸、争夺山头，原有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的氏族分立的社会秩序被打破，争战时有发生。 在中华民族的众多民族中都有类似的洪水故事。放眼世界，大洪水可以说是每个民族历史记忆中一个可怕的梦魇。对照全球各地古老民族开创史的传说，无不是从洪水谈起，如巴比伦最早的文献《吉尔加美士》记载的历史，就是从追述“大洪水”开始的，希伯来名著《旧约・创世纪》也是从洪水中的诺亚方舟开始。他们都描述了古老的洪水故事和在洪水面前战战兢兢、震慑恐惧的心理状态。 由于“水”对于中华民族的生存如此重要，而水的神威又如此超乎人的想像，中华民族把水奉为文明之源。在古人眼里看来，洪水等自然力的巨大威力不可捉摸，他们只好归之于神灵的行为，并乞求神灵保佑，于是原始宗教和神话产生了。水既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命根子，而洪水又是如此可怕，人们普遍认为江河湖海都有神主宰。“水”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神物。中华族对水的崇拜似较其他民族更甚，于是人们想象出超人的水神、水伯、水母、龙王等等，。 水神：“集于天地而产于万物，产于金石而集诸生，故曰水神”（《管子・水地》） 水伯：“朝阳之谷，神曰天吴，是为水伯”（《山海经・海外东经》） 水母：“玄武步兮水母，与吾期兮南荣”（王褒《九怀思忠》） 由于水神有着超人的智慧和力量，当人们遇到难以决断的争执纠纷时，就求诸水神--投诸于水，让水神裁判。这也许是“水”与“法”建立起的最初最直接的联系。 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周易》记载：“或跃于渊”、“利涉大川”、“不利涉大川”。就透露出“水神”裁判的信息。《乾卦》“或跃于渊，无咎”，反映了古代跳入大河深渊作为神明裁决的习惯。《需卦》“有孚，光亨、贞吉，利涉大川”，说的是对俘获物的亨有发生争议时，可以用跳入大河的神明判决手段来判断是非。《讼卦》是诉讼的专卦：“有孚，窒惕，中吉、终凶，利见大人，不利涉川”，即对俘获物的占有发生争议不能和解，应投诉于大人，不要使用跳入大河的神明裁判，亦可见《周易》制作时代“水神”裁判渐渐衰落之势。[7] 对照民族学、文化人类学调查资料，许多原始部族都存在类似的借助“水”神进行裁判和惩罚的法律现象。水神裁判应该说是古老的神明裁判中流行较广的一种，我国南方山地少数民族也有调查记录，如景颇族遇到疑案，难以决断，可请山官等人主持，以“闷水”决曲直：当事人双方各沿一竹竿潜入水中，以在水中停留时间最长者为胜。[8]非常类似在南洋的尼亚士族人中流行的沈水神判也是这样进行的：纠纷是双方均沉于水中，最久者得胜，淹死者即有罪，死是神对他的惩罚。[9] 由此可以推测，“法”字的“水”，是根据原始宗教还处在自然崇拜阶段形成的“水神”裁判习俗的取象。“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中国法最古老的渊源。因此，“水神”的神明裁判可以说是“水”在法律起源阶段的主要意义。三上古洪水灾难的挑战是推动中华文明起源的强大原动力。大禹治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传说，从洪水到大禹治水，与中国国家和法律的起源有着至为紧密的关系。诚如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国文明起源和国家起源，“从文献与考古结合考察，洪水与治水传说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中原地区的文明起源要从洪水到治水谈起。”[10]事实上，从法律文化的角度考察，我们可以说是上古洪水和治水活动直接导致了中国法律的起源。 国外学者过去认为“文明起于大河”，主要指两河流域及尼罗河流域的灌溉水利工程的兴修催生了文明。但是，在中国古代则意味着江河带来的洪水灾难，江河灌溉水利工程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 尧舜禹时代治水主要是为了对付洪水灾难，而不仅仅是兴修水利工程。组织抗洪救灾更重要的是一项社会工程。为了生存而治理洪水，导致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还处于氏族社会阶段的各酋邦，不得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组织起强有力的治水机构DD从治水联盟到治水联合体，最终催生了超经济的国家的出现，即如苏秉琦先生指出，“中原地区国家的最终形成，主要是在从洪水到治水的推动下促成的，这是超越社会大分工产生政治实体的推动力。”[11]中国国家和法的产生是以上古洪水和治水为契机，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治水导致中国法律的早熟。现代西方著名思想家、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非常重视治水对中国文明的影响，在《儒教与道教》中他多次提及治水，并强调：“治水的必要性，在中国与在埃及一样，是一切合理、经济的决定性前提。回顾一下中国整个历史，便不难发现治水的这一必要性是中央政权及其世袭官僚制之所以成立的关键所在。”“在中国，如前文所述，某些根本性的命运（对我们来说则是史前的命运）也许是由治水的重要意义所决定的。”[12]韦伯的学生、美籍德裔著名史学家卡尔・魏特夫在其代表作《东方专制主义DD对于极权力量的比较研究》更明确提出“治水社会”的系统理论。但是他主要是从灌溉农业的认识出发，认为在干旱、半干旱地区，自然条件决定了它的经济形式是治水农业，“治水农业包含特殊类型的劳动分工，它促使耕作加强，它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合作”。[13]治水社会的统治者为了有效地管理庞大的人力、物力，必须建立一个遍及全国或者至少及于全国人口重要中心的政治权力网，必须确立严格的纪律、从属关系和强有力的领导，于是必然产生专制主义。
治水导致了公共权力的诞生和完善。治水的英雄赢得了人们的支持、尊重和崇拜，成为了公认的权威，他们进而取得了凌驾于民众之上制定法律和规则的神圣地位。 “尚书独载尧以来”。相传尧部落地势低洼，最易受水患。大面积泛滥成灾的洪水超越了单个的酋邦部落的范围 ，为了防治水患，尧部落积极活动，与黄河流域的其他部落组成治水联盟。《尧典》说：“（帝尧）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大致地说明了尧创建治水联盟的经过。尧主要地是运用神权和族权，建立起 治水联盟，成为最高首领，但是对于参加治水联盟的各部落“未有分职”，治水联盟的组织建设尚不完善。他对于治水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于是“ 咨四岳”，“四岳谓四方诸侯”（《汉书・百官公卿表》），四岳应是各部落首领，四岳一致推荐鲧主持治水，尧舜只得同意，说明尧舜的权力，还没有达到专制擅断的地步。 “舜之践帝位，载天子期。…十七年而崩，…禹亦乃让舜子，如舜让尧子，诸侯归之，然后禹践天子位。”治水需要更为有力的组织，舜组织治水联合体。舜基本上承袭了尧的地位，继续领导治水联盟抗击洪水。由于治水是当时首要的大任务，舜上台以后第一把火，就是严惩主持治水而无功，反而给一些参加治水联盟的部落带来严重灾难的鲧，“殛鲧于羽山”，并且将一些不合作的部落酋长加以惩治。接着重新整顿治水联盟，“设官分职”，任命禹为司空，主持治水，任命皋陶为士，主管刑罚和治安，契为司徒，主管思想教育，弃为后稷，主管农业，…实际上，舜已经开始了一个新的阶段，把治水联盟改造朝着治水联合体迈进。 为了加强治水联盟的联络和沟通，尧舜时期是天子巡狩，至于大禹而变为诸侯朝会，“五载一巡狩，群后四朝”（《尚书・尧典》），“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禹朝诸侯于会稽之上，防风之君后至，而禹斩之。”（《国语・鲁语》） 因为治水中不同部族各自的利益不一致，禹不得不发动频繁的武力征讨，统一治水各方的利益，保障政令畅通。据古籍记载：“禹攻有扈”（《庄子・人间世》），“禹伐有苗”（《墨子・非攻下》）。“禹伐共工”（《荀子・议兵》）。“禹伐曹、魏、屈骛、有扈，以行其教”（《吕氏春秋・召类》）。“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汉书・刑法志》）“防风氏后至，禹杀之”。“禹有功，抑下鸿，辟除民害，逐共工。”（《荀子・成相》）“禹征有苗的直接原因，与治水有关。”这大约是“刑起于兵”的历史原形。过去史家只反复致意“刑起于兵”是中国法律起源的路径，却没有注意动兵的原因，因而未能深入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治水活动在其中的影响和作用。 禹动员九州数万百姓，从而把整个社会的力量都集中与洪水搏斗。治水联合体的组织进一步加强。“夏后氏官百。”（《礼记・明堂位》在氏族基础上建立了的整个酋邦治水联合体社会，国家政权的雏形开始形成，出现专职司法官员，最高司法官员为“大理”基层司法官为“士”或“理”并且建立了监狱，称为“圜土”。 《周易》称：“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洪范》为中国最古老的法典，相传为大禹治水时上帝所赏赐，以后夏商周皆遵用此法。《尚书・洪范》：“维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彝伦攸叙。’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怿，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义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洪范》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明了中国法律理念和基本原则，是中国法律文化史上的宝贵文献。 从上古洪水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也许从另一个侧面反映“水”与中国法律起源的内在联系。 通过以上材料，我们隐约可以看到，“法”字的“水”最初洋溢着神判的灵光，经过上古先民治水活动，从而使“法”由天上掉到了人间，由超人的神秘力量（“法”）变成了权威统治者强制他人服从的暴力工具（“刑”）。“法”字本身却以它“无意表现出的事实”，将“水”有关的传说故事联系起来，悄悄传述着它古老的来历，让我们发现了中国法律起源走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独特道路和文化内涵。
[1] 转引黄巽斋：《汉字文化丛谈》，岳麓书社版， 第3页。 [2] 蔡枢衡：《中国刑法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0页。[3] 武树臣：《寻找最初的“法”--对古“法”字形成过程的法文化考察》，《学习与探索》第1期。[4] 苏力：《“法”的故事》，《读书》19第7期。[5]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9页。[6] 丁山：《中国古代宗教与神话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09页。[7] 参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政治法律卷》《周易》条，复旦大学出版社版，第3-6页。[8] 有关更多情况，可参见夏之乾：《神意裁判》，团结出版社19版，第82-85页。[9] 埃德文・梅耶・列布《苏门答腊的历史和人民》，林惠祥译，《南洋问题资料译丛》（季刊）1960年第3期。[10]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索》，三联书店版，第158，159页。[11]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索》，三联书店19版，第158页。
[12] 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页；第39页。[13] 卡尔・魏特夫《东方专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篇10：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16法学卓越班 刘国香
本学期刚开始，我便在图书馆翻阅法律相关的书籍。因为爱好原因，自己本身并不喜欢枯燥的法律条文或者晦涩难懂的法学大家的著作。在图书馆游走的我，就被这本《法律与文学》抓住了眼球，通读完这本著作让我知道了：法律也是可以有趣的。
波斯纳的作品和他本人的学识经历总会给人一种很怪的感觉：他虽然是美国法学界的巨擎，但其第一个学位却得自耶鲁大学的语言文学专业而非法律专业；虽然身为法官和法学家，但他常常“超越法律”，专注于对经济学、数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学人类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这本《法律与文学》才显的如此有看头，而不是一个单纯的法学家对文学作品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和诠释，个人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文学家运用他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去诠释书中的法律行为。
书中认为“作为法律文本的文学文本”主要就在某种意义上“关于”法律的文学作品展开讨论。在该编中，“法律”的定义很宽泛，包括自然法和复仇这些与实在法共存，并影响后者的规范体系。进行分析的作品包括了西方文化中许多里程碑性的著作，包括荷马、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妥斯陀也夫斯基、梅尔维尔、卡夫卡、卡缪等人的作品。作者认为，我们可以从一些文学作品中学到很多关于法理的知识。实际上，一些表面上与法律或其他规范体系没有多大关系的文学作品，有时从法理的视角来看也可能更好理解。
“法律学术中的文学转变”主要就是否应当对律师和其他法律职业者进行文学修养教育的问题进行探讨。作者认为美国法学界的一些人想讲法律学术的重点从分析转为叙事和比喻。他们想把虚构的文学作品带入法律课堂，让人们活生生地看到受蔑视的人、受忽视的人、受压迫的人，并通过培养对这些人的同情来促进法律改革。另外，作者还对许多著名法官的传记或自传的文学价值和法学价值等问题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波斯纳的这本著作很厚，就不一一的去解读，接下来写写自己对这种文学与法律的交融形式做一下自己的看法：
文学著作中的人物大多都是现实社会的放大版，极具讽刺意味。那种放大了的行为用法律思维去思考则会有种被带入角色的感觉，当你真正被带入这个角色，你就会发现这被放大的喜剧行为被法律思维所诠释是多么有趣。再者来说，我们欣赏整个文学作品的时候大多都是以“上帝”的视角去观看，那么当你总观大局，体会整本书的逻辑链或者是伦理关系，你就会对法理有深刻的认识。
篇11：法律与文学读后感
看苏力的这本《法律与文学》之前就读过他的《法治及其本土资源》、《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也许正在发生―转型中国的法学》、《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等书，知道苏力老师一直致力于开掘中国的本土法学资源，以构建中国自己的'“理想法律图景”，而非一味因袭西方的“法律理想图景”。特别是在《送法下乡》一书中苏力老师写到中国学者可以基于自己迥异于西方的社会传统和知识文化背景在中国法治进程这一史无前例的“学术富矿”中做出“自己的贡献”，但在我看来，前述几本书只是提出了“要”开掘本土资源，但至于“如何”开掘本土资源，并没有阐述的很充分。即使是在《送法下乡》一书里，也只是阐述了一些法官实际判案的做法及其合理性，展示了形象不是太好的中国法官的“实践理性”，但能说这就是中国的“法治本土资源”吗？似乎理论说服力不足。直到《法律与文学》这本书，运用丰富的现代理论，以传统戏剧为材料剖析传统社会，溢出了法律的场域，对传统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深度解读，似乎才是系统的开始了“本土法治资源”的开掘工作。
实际上从时间来看，《法律与文学》是出版的，晚于上述几本书，相对比较成熟也是情理之中的。
应当说，四十余万字的《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限于篇幅限制，在此只提及其中的一个向度：即从制度而非道德层面理解传统社会中的法律，跳出“封建性”“现代性”的意识形态之争（季卫东曰“如果缺乏细致的推敲以及制度化作业跟进，主义之争不是流于意气用事，就是陷入玄谈游戏”），从一个更为理性客观的制度视角出发审视传统社会的治理以及“法”和“礼”各自的位置。
故事从《灰阑记》说起。《灰阑记》记述了张海棠因受陷害，屈打成招，儿子被真凶之一马氏之妻夺走。包拯在查清孩子生母时，运用了“灰阑”之法：用石灰撒了一个圈，看张海棠和马氏之妻谁能把孩子拉出来。张海棠心疼孩子，不愿用力。包拯根据人之常情判定张海棠是孩子生母，查清真相，昭雪了张海棠。这个故事广为流传，被视为包青天英明神武、明察秋毫的典例，与《圣经》里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交映同辉。但现在我们要问两个问题：第一，包公在此案中的判断是否真的经得起技术推敲？第二，罔顾技术，把希望寄托于官员道德修养、全知全能的“德治”传统是基于什么而形成的？在今天有何启发意义？
第一，张海棠作为孩子生母，固然可能因为心疼孩子而不愿拉扯，但同样可能因为求子心切而不遗余力地拉扯孩子，加之她比马氏正妻年轻有力，不无可能把孩子拉到自己一边，按包公的判断逻辑，岂非张海棠又被认定为罪犯了？应当说，包拯使用的这一招风险是非常大的，他在此个案中的成功也许可以看成一种“巧合”。是因为传统戏剧的全景式的“上帝视角”让我们得以预知张海棠即是孩子生母，屏蔽了其他可能性，因此包公获得了结果的正义；如果置身于莎翁《哈姆雷特》的“有限视角”（哈姆雷特的叔叔是否为弑父娶母的仇人并不确定），即我们并不事先预知张海棠是或不是孩子生母，那么我们从技术上无法证明包公判案的正确性。实际上如果该案放到今天，包公只需下令做一个亲自鉴定，或DNA检验，基本上就可以解决问题，人们也无需为之惊叹不已。于是乎这也给我们带来了思考第二个问题的思路。
第二，“德”治或者说“人”治传统的形成未必要像惯常理解的那样归之于“封建思想”“封建文化”（梁治平曰“用文化来解释法律，用法律来解释文化”），用一份“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和制度主义进路之眼光来审视的话，实际上是在科学技术落后、专业分工和专业知识缺乏、信息费用高昂的高度约束之下，正规制度无力解决问题时，就不得不依赖于官员的道德品行。因此道德说教已经溢出了个人道德修养的场域，而是具有了强烈的政治意味，成为传统社会为节约治理成本而采用的基本治理模式。《圣经》所罗门国王的判案故事也是此意，因为传统社会资源高度约束、无力实行法治的现实条件并非是中国所独有的。古代中国也并非没有过“法治”的尝试，但是因为不具备一个“法治”治理模式所要求的社会资源条件（生产力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社会财富，加之以现代的会计制度、预决算制度、交通便利降低了对居民个人收入的信息采集费用，因而国家可以获得一份足够而合理的税收，供养数量庞大的司法人员；司法与行政、立法分立与制衡，不至于像传统社会把一切责任压在县太爷身上，并通过“严格责任制”苛刻地对待司法官乃至“剥皮实草”，打击司法官积极性；有先进的勘察鉴定技术和证据采信规则，()如果古代法律也采取严格的“疑罪从无”“禁止刑讯逼供”，那么窦娥固然不会被“冤”，但是以当时的侦查技术，该案以及无数类似案件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也就遥遥无期了，而这不能满足民众预期，势必带来社会治理的溃败）而昙花一现，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儒家之所以能够在舞台上占据两千余年的中心位置，在于它敏锐地察觉到了资源高度约束下仅靠“严刑峻法”无法实行彻底的有效治理，只有通过教化，培养官员的德性，使其从自为到自觉地去参与社会治理，才能达致一种和谐的社会治理状态。
当然我们要追问，这种“和谐”是表象还是实质上的？我们并非前现代的遗老遗少，并无季卫东所指出的“怀古之幽思”，因此并不准备把“人治”的传统社会神圣化。实际上黄仁宇《万历十五年》深刻指出了缺乏数目字管理的大明王朝，是如何用祖宗成法的权威宰制着从皇帝、官僚阶层以至于庶民的整个“超级机器”没有活力地艰难运转；而吴思的《潜规则》、《血酬定律》更为尖刻地指出，道德说教的纸面“阳规则”之外，实际运作中另有一套“阴规则”或曰“潜规则”，丑态百出、目不暇接。这就启示我们：运用道德说教的方式降低社会治理成本，固然是资源高度约束之下传统社会“没有选择的选择”，但并不是一幅理想的社会图景，而只是金观涛、刘青峰提出的“超稳定结构”的无限循环罢了。因而对传统社会“同情的理解”，仍然不能阻止我们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步伐，充其量只是偶尔的停留，回望来时的路，以使以后的路走的更稳健而已。
走笔至此，我们已经大略回答了包公判案是否合理、德治传统何以形成两个问题，而以制度主义进路去回答这些问题对于今日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法治现代化进程有何启发意义？兹小结三点：
第一，有利于以“同情的理解”之态度去剖析传统社会。由于近代史的屈辱和血泪，由于五四运动“矫枉过正”“倒洗澡水把小孩也倒掉了”的特点，今人对传统社会、特别是其思想往往深恶痛绝。之前的马克思主义法学家，动辄戴人以“封建思想”的高帽，《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亦难逃此尘俗之污，良可叹也。如今的话语环境更宽松了，但是仍然有人习惯用强烈的道德色彩去看问题，而制度主义的进路是一种实证分析、价值中立的进路，有利于培养人们理性、客观地分析问题的精神。
第二：既然社会治理模式本身是价值无偏的，何种治理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就会成为“公共选择”的宠儿，而治理模式本身又与社会资源条件紧密相关，因此在大谈法治之前，应先回答几个问题：以今日的社会资源条件，法治与人治谁的成本更低、效果更好？如果答案是法治，那么又如何去创造更好的法治社会条件（苏力甚至说“一个民族的生活创造它的法治，而法学家创造的仅仅是关于法治的理论）？这些问题的思考至少可以防止法学家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
第三：制度主义进路比道德主义进路更有力量。中国人接受了两千余年的道德教化，却几乎每个时代都有“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慨萦绕耳畔，不得不说是讽刺。人性并不纯然是“四端”，是“秉气之清者，为圣为贤，如宝珠之置于清冷水中”，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也有趋利避害甚至“恶”的一面；因此今日之政制，更应强调官员财产公开、严格的预决算和审计监督、司法独立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常态化的巡视制度等等，而不能过分期待官员的“党性”“八荣八耻”。当然正如黄仁宇指出的，道德也是重要的，但道德是一个根本问题，在能用制度、用技术去解决问题时，就不用急着把道德请出来。只有在比如某人的行为违反了制度规定，但又“情有可原”的两难境地，道德才应发挥一个“终极审判”的作用。
正如前文已经述及的，苏力《法律与文学》给人的启示是多向度的，本文说是其中“沧海一粟”固然失之夸张，但确实是单薄而肤浅的，希望在以后的学习中能有更多的发现、更多的收获。但窃以为“从道德到制度”不仅是《法律与文学》一书的主线之一，其暗含的自然法到实证法乃至价值理性到工具理性的思路也是有着“远大前程”的，是“上帝死了，诸神混战”的今日世界之现状，也是方向。
篇12：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法律与宗教读后感
作者：（美）伯尔曼 出 版 社：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8-1 原价：18.00元 当当最低价：14.60元・ 去当当了解更多书籍资料 卓越打折价： 元 去当当网购买本书・・ ・ 法律与宗教内容简介： 本书属“法律文化研究文丛“系列之一，该书的英文原书出版于1974年，H.J.伯尔曼这部《法律与宗教》是极富洞见的一本书。提出这样的问题：生活的意义何在，我们正去向何方？这是真正的哲学问题，宗教问题。《法律与宗教》一书所包含的丰富思想与深刻洞见会给我们留下长久的思考，他所讨论的虽然是永恒问题，此书确只求适时，不求不朽。读者对象:法律爱好者，研究者及宗教研究，爱好者。 这是一部演讲集，而非一部专论或专著。它意在论断和诘难，而非详细论证。虽然所讨论的是永恒的问题，本书却只求适时，不求不朽。 本书的主要观点是，法律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然而彼此相关的方面，是社会经验的两个向度DD在所有社会，尤其是在西方社会，更特别是在今天的.美国社会，都是如此。尽管这两方面之间存在紧张，但任何一方的繁盛发达都离不开另外的一方。没有（我所谓）宗教的法律，会退化成一种机械的法条主义。没有（我所谓）法律的宗教，则会丧失其社会有效性。读者对法律与宗教的最新评论： 当当网用户落英缓缓： 本书系统法律论证了法律与宗教的关系以及信仰对于法律的重要性等反方面的问题，译者翻译的夜很经典，文笔很好，可称为法律人必读之书。当当网用户玛莉梦菲： 内容的经典无需赘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就等于形同虚设这句话更是每个法律人的箴言，同时推荐伯尔曼的另一代表作：《法律与革命》当当网用户Manaka： 有点繁琐，但是值得细心推敲的精辟之作 热门书籍推荐：圣经的故事药师经的济世观如何安住身心塔木德荒漠甘泉（新版）篇13：中国法律名人名言
1) 要使事物合乎正义(公平)，须有毫无偏私的权衡;法律恰恰正是这样一个中道的权衡。――亚里士多德(古希腊)《政治学》
2) 大海和陆地服从宇宙，而人类生活是受最高法律的命令的管辖。――西塞罗(古希腊)《法律篇》
3) 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管子(战国)《管子·法法》
4) 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司马迁(汉)《史记·酷吏列传》
5) 凡法始立必有病。――韩愈(唐)《钱重物轻状》
6) 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刘禹锡(唐)《天论上》
7) 法小弛则是非驳。――刘禹锡(唐)《天论上》
8) 规外求圆，无圆矣;法外求平，无平矣。――宋祁(宋)《宋景文笔记》
9) 法宽则刑者少，刑者少则民为耻矣。――崔敦礼(宋)《刍言》
10) 法无授权不得为，法无禁止不得罚。
11) 举证责任之所在，即败诉之所在。——法谚
12) 在民主的国家里，法律就是国王;在专制的国家里，国王就是法律。——马克思
13) 在世界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距离法治最为遥远的一种，甚至与欧洲形成了两极相对的反差。——滋贺秀兰
14) 无论何人，如为他人制定法律，应将同一法律应用于自己身上。——阿奎那
15) 真想解除一国的内忧应该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机会。——亚里士多德
16) 宪法是一个无穷尽的、一个国家的世代人都参与对话的流动的话语。——劳伦·却伯
17) 解释法律系法律学之开端，并为其基础，系一项科学性工作，但又为一种艺术。 ——萨维尼
18) 法律是人类为了共同利益，由人类智慧遵循人类经验所做出的最后成果。 ——强森
19) 法治意味着，政府除非实施众所周知的规则，否则不得对个人实施强制。 ——哈耶克
20)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体系中生活比在无拘无束的孤独中更为自由。——斯宾诺莎
篇14：中国法律名人名言
1) 法律，在它支配着地球上所有人民的场合，就是人类的理性。――孟德斯鸠(法)《论法的精神》
2) 法律只不过是我们意志的记录。――卢梭(法)《社会契约论》
3) 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由而庄严的表现。――罗伯斯庇尔(法)《革命法制和审判》
4) 所谓人的法律，我是指生活的一种方策，使生命与国家皆得安全。――斯宾诺莎(荷)《神学政治论》
5) 法律又是什么?法律就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的意志的表现。――列宁(苏)《社会民主党在~年俄国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
6) 法是一套权威性的审判指南或者基础。――庞德(美)《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
7) 法律是一种强制性秩序。――凯尔森(美)《法律和国家概论》
8) 法者，天下之仪也。所以决疑而明是非也，百姓所县命也。――管子(战国)《管子·禁藏》
9) 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管子(战国)《管子·七臣七主》
10) 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那里就没有自由。――洛克(英)《政府论》
11) 法律总是要遇到立法者的感情和成见的。――孟德斯鸠(法)《论法的精神》
12) 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法)《革命法制和审判》
13) 如果我们的法律只是自然规律的幼芽，它毫无疑问是好法律。这样的法律可以抑恶扬善。――大仲马(法)《马希里选集》
14) 当秩序成了混乱的时候，就不得不用混乱来维持秩序，拯救法律了。――罗曼·罗兰(法)《哥拉·布勒尼翁》
15) 法律规定得愈明确，其条文就愈容易切实地施行。――黑格尔(德)《法哲学原理》
16)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司马迁(汉)《史记·循吏列传》
17) 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班固(汉)《汉书·刑法志》
18) 立善防恶谓之礼，禁非立是谓之法。――傅玄(晋)《傅子·法刑》
19) 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吴兢(唐)《贞观政要·公平》
20) 法者，所以禁民为非而使其迁善远罪也。――欧阳修(宋)《剑州司理参军董寿可大理寺丞制》
篇15：中国法律格言
1. 加强法制教育，培养守法小公民。
2.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3.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
4. 做诚信之人，铸法治之国。
5. 增强青少年的法律意识，提高青少年的法律素质!
6. 做人要诚信，做事要守法。
7. 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提高青少年法律素质!
8.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9. 诚信走遍天下，法治和谐人间。
10. 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
11. 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
12. 坚持依法治校和以德治校相结合!
13. 用诚信美化心灵，用法治规范社会。
14. 普及法律知识，倡导法治精神，彰显法律权威。
15. 学法用法，做遵纪守法好少年!
16. 崇尚法律.遵守法律.维护法律。
17. 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18. 高举宪法旗帜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素质
19. 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推动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深入开展;
20. 努力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
篇16：中国法律格言
1.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
2. 搞好平安创建，服务经济建设
3. 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履行法定义务
4. 宣传宪法精神维护宪法权威
5. 预防和减少青少年违法犯罪，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6. “遵纪守法，做对社会有益的人”
7. “预防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学校.家庭责无旁贷”
8. 实行依法治国坚持执政为民
9. 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制建设
10. 增强宪法观念推进依法治国
11. 不断深化学校法制教育，积极开展“法治校园”创建。
12. 加强青少年法制教育，让青少年远离犯罪!
13. 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高全民法律意识和法律素质
14. 加强青少年的法制教育，维护青少年的合法权益!
15. 青少年学生要从小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品德!
16. 加强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预防和减少未成年人犯罪!
17. 坚持不懈地做好青少年的法制宣传教育工作!
18. 青少年学生的法制教育要做到制度化.规范化!
19. “遵纪守法，从我做起”
20. 增强全民宪法观念和宪法意识，保证宪法的正确贯彻实施
21. 净化青少年成长环境，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22. 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
23. “学法用法，争做遵纪守法的青少年”
24. 学习宪法.掌握宪法.运用宪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25. 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坚持依法行政，提高法治化管理水平
篇17：中国法律格言
1. 落实科学发展观，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
2. 依法治校.法育未来!
3. 知法明理，做“四有”新人!
4. 树立法治权威，构建和谐社会。
5. 学法律，讲权利，讲义务，讲责任。
6.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提高全社会法治化管理水平;
7. 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努力构建和谐社会;
8. 弘扬宪法精神，增强法治观念。
9. 学法.懂法.用法.守法。
10. 没有诚信的坚强基石，法制便犹如是建在沙土上的高层建筑。
11. 维护宪法权威，增强权利义务观念
12. 开创农村普法新局面，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13. 经常用诚信的尺子丈量自己，坚持以诚信的言行对待别人。
14. 学习宪法，宣传宪法，遵守宪法
15. 学法.用法.守法.护法，努力提高全民法律素质;
16. 增强法律意识，树立法治观念。
17. 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18. 以诚取信心灵美,依法循规事业兴。
19. 坚持依法办事，推进依法治校。
20. 弘扬民主法制精神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
21. 把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工作抓紧抓好!
22. 推进依法治市努力建设法治城市
23. 维护青少年合法权益，优化青少年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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