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坛变迁作文

时间：2023-02-04 08:41:27 作文大全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论文坛变迁作文，本文共13篇，希望大家喜欢!

论文坛变迁作文

篇1：论文坛变迁作文

论文坛变迁作文

若把文学全球比成森林，那麼当文学森林中为商业服务而生的树超出整片森林的一半时，他人见到的将是一片沒有一切使用价值的乱木丛。

——题记

中国文坛进到二十一世纪至今，许多作者遗失人格尊严，丧失随意和理想化来创作，这类创作上的急于求成和心浮气躁使中国文坛逐渐迈向商业化的，也使文坛失去其自身的历史人文风采。原以为全部中华史上能够称之为真实的文坛莫不是唐宋元明清、抗战时期及其解放后的百花争艳，百家争鸣阶段了。

Part1理性的'文坛

唐诗宋词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是所有中国古代历史中文学类的精华，诗有李杜，词有苏辛，曲有马致远、张养浩，小说txt有曹雪芹、罗贯中。他们的著作迄今仍是一颗惊艳的真珠，光华得以遮盖以前全部的时期，充足具有了宣传策划和发扬中国古典风格出色文化艺术的正确引导功效。她们的美在于真实，在于寓情于景：高兴时有却看媳妇愁在哪儿，漫卷圣贤喜欲狂，忧愁时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思念时有肠断白苹洲，贬官时有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每一种感情都是有一种經典的诗文相称，如同愁闷时有酒相陪。她们的融合，因此让文人墨客已不孤独，让文坛已不平平淡淡。

Part2革命的文坛

革命有二种方式。一种是拿枪杆的，另一种是拿笔杆的。

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代。八年抗战又三年内战，战争如同一串串的烟花爆竹在全国上下爆发了。悠长的抗争让中华文化千疮百孔、惶惑茫然，军民斗志骤减。好像是清上空的一个霹雳，宁静中的一声呐喊，慷慨激昂的章节竞相诸见报端唤起了迷途中的中国人，偏向了光辉的所属。因此抗争越来越激烈，精神适用也更加强有力。鲁迅先生、李大钊等爱国名人将进取之心化为笔杆改革，文学界也一开始肩负更厚实的历史改革《布尔什维主义的获胜》、《我们中国人确实失去自信心了没有？》等具有鼓励性的文章内容使文坛的深层骤增，文坛也因而变成中华文化的精神支撑。

Part3对外开放的文坛

文革、毫无疑问令文坛低沉得好似死水一般。因此当这道枷锁消除后，伴随着毛泽东百花争艳，百家争鸣战略方针的落实，文坛总算拥有活力。

舞台剧《茶楼》、历史剧《蔡文姬》、经典小说《青春之歌》也是这一环节的优异代表着。她们的问世意味着文坛的又一次释放，也丰富多彩了文坛的內容。

这种文学家的创作自始至终肩负着积极主动的责任感，以最真正社会现实为基本，再进一步推进主题风格，因而这种著作集中体现了那时候的社会现状，使阅读者可以真切体会时期的脉率。

殊不知，现如今的文坛却逐渐迈向衰退了。弥漫着文学销售市场的著作变成了说白了青春疼痛小说集，网络小说等分毫沒有文学使用价值的读物。这种作者以一种冷淡的心态描述着平平淡淡枯燥、乃至是随意拼接的小故事，从这当中看不见人物的内心深处、人物对日常生活的真实体会，更没法感受到大家时期的脉率，一个时期的精神。因此，我们可以称作废弃物。

文学森林的使用价值取决于它能为阅读者出示内心的co2，假若文学失去这一作用，那麼它终究会被时代湮没。

篇2：论秩序与历史变迁

论秩序与历史变迁

摘要：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伟大的思想家孔子把历史解释为合理的秩序，强调历史的发展应当纳入到秩序的轨道之中。他所主张的秩序是恢复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用“正名”的方式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乱无序现象变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有序状态，使历史回归到秩序的轨道。在我看来，孔子的思想包含着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的倾向，他强调历史唯有在秩序中存在。关键词：秩序；历史；历史变迁围绕建立秩序而展开的斗争，是人类历史所表现出来的一个重要的侧面。历史的发展，是以新秩序战胜旧秩序为标志的。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文化所折射出来的历史变迁，都从不同的视角反映了体现在新旧秩序转换过渡中表现出来的历史节奏。一、历史的发展始源于建立新秩序远古时代第一次新秩序是以父权制代替母权制为标志的。早在远古时代，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尚未产生之前的传说时期，人类经历了从母系氏族公社经过繁荣时期到父系家长制的部落联盟解体。从母系氏族社会到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可以说是人类历史跨度最大的一步，这个阶段最显著的变化是母系氏族社会原有的秩序被瓦解。从原始公有制到私有制的出现则是远古时代秩序变化的第二个标志。始自大约五六千年前的父系氏族社会，以陆续逾时千年为周期依次发展出了大黄河流域的大汶口、龙山、齐家、二里头等文化，文字的雏形出现在大汶口文化时代，铜器普遍地发现于齐家文化中。当时各氏族内部已有了贫富分化，甚至可能出现了奴隶。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秩序的瓦解、私有制的产生是远古时代“于神话传说之外”“进入历史时期”的一个重要标志。[1]这一时期，以父系家长制氏族为基础的部落联盟十分活跃，许多部落发生了阶级分化，因而形成为军事联盟性质的部落联盟或部落集团，期间经过不断的战争与接触，终于在林立的部落集团中出现了“协和万国”、“班瑞于群后”的氏族集团。传说中的尧、舜、禹在古时众多的部落酋长（万国）中崛起，使军事民主制联盟的部落联盟成为当时的基本秩序。到作为禹的儿子的启的时代，军事民主选举制度遭到私有权发展的破坏，取而代之以世袭制度的`秩序，从而在我国诞生了第一个雄踞于“万国”之首的、被后来称为“夏王朝”的夏后氏国家机器。第三次新秩序的建立是以奴隶制的瓦解和封建社会的产生为标志的，这一时期迫使贵族“平民化”，一部分夺取了土地的“自由民”社会地位上升。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和封建时代每一个朝代的建立，都是在打破旧的社会秩序、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过程中完成的。中国殷周之际的《易经》早就记述了发生在秩序变动过渡状态中的历史。这部著作产生于社会激变与大分化的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旧秩序正在向“人有土田，汝反有之；人有民人，汝覆夺之”[2]的新秩序转变，这种转变打破了王族对土地和奴隶的垄断，王族之外的另一部分人争夺土地和奴隶的斗争破坏了旧秩序，使旧贵族在新秩序中感到“无恒安处”。历史的发展以封建生产制秩序的建立和奴隶制秩序的瓦解为标志。而反映历史变迁的秩序转换使得探讨人生必变、所变、不变大原理DD《易经》中得到了观念的提升，一部表面看似周人问吉凶的卜筮之书实质上所揭示的乃是中国无古时代一部由秩序演变表现出来的社会历史。[3]周易下经第十九卦“革”卦含有变革、改革之间。“革，己日乃孚，元亨利贞，晦亡。”“革”原意是皮革，兽皮经加工，制造成柔软的皮制品，含有改革、变革之意。这一卦，上卦“兑”是泽，下卦“字：左‘离’右‘隹’”是火，兽皮在水中浸，火中烤，制成皮制品，因而革是一种艰难的动作，亦是一种创新。历史变迁犹如制革，既有改朝换代，移风易俗的变革的一面，也有建立新的社会制度，社会秩序创新的一面。二、创建新秩序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直接动力反观历史，人类社会依然还处于一种以“帝国”为主导的秩序控制之下。帝国的产生，在东方有着极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中国自大秦帝国建立以来，虽然历经无数次改朝换代的王朝战争，建立起来的一个个封建王朝，都不过是秦始皇所建立帝国秩序的复制品。春秋战国时代，秦朝起源于一个由“比于戎翟”的弱小国家，逐渐变得强大，并通过征服各国，最终取胜的艰难历程，历时若一百多年。建立了一个大一统秩序的国家。在历史上，秦王朝虽然只是一个历经两朝的“短命王朝”，始皇帝赢政的子孙未能让大秦帝国延续秦始皇“万世一系”的帝国梦想。然而，秦始皇所创立的帝国制度却在改朝换代的风雨飘摇中延续了两千多年。同样，秦代向汉代的转变，也经历了渐变的过程。中国自秦王朝建立封建帝国以来，一种总体上没有质变的社会秩序在改朝换代的渐变中一直延续下去。中国古代农民战争从本质上说始终没有摆脱“帝王”秩序的窠臼，大规模的农民战争往往以推翻皇帝为目标。其领袖人物大多称王称帝，有的建立了新的王朝。直到19世纪中叶，秦朝所建立的万世一系的社会秩序在世界历史的大潮的冲击下开始发生断裂。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内部由于没有建设新秩序的目标，也缺乏推动秩序转变的力量。因而中国社会只能在旧秩序下徘徊，历史在循环中渐变。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建立，打断了中国社会历史渐变发展的链条，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挟持的变革力量开始影响并介入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国社会再也无法沿袭改朝换代的老路，维持封建社会的正统秩序。1840年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摧毁了一个古老的王国，从那时起，死而不僵的这个封建秩序的百足之虫又苟延残喘了一百多年，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期，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经历了漫长的秩序过度混乱期之后，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为标志，新社会秩序的形成，终于宣告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反思历史，社会秩序变迁的逻辑甬道已让我们能够从中窥探出编程为秩序格式的历史发展奥秘。在世界普遍走向新社会的过程中，随着信息时代、后信息时代的来临，[4]人类社会的秩序又将发生新的变化，把握社会秩序的变迁转换的趋势，探寻推动这种变迁转换的内在力量，自主地在新秩序的框架下实现社会转型，乃是我们在当今时代进行历史发展的主体性运作的机遇。西方的历史发展也经历了与中国社会大同小异的过程。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J.F.C富勒在其恢宏巨著《西洋世界军事史》中考察了“三个地理性的集团”的战争，认为战争所造成的“政治性大事”是一系列帝国的产生。他认为，主要发生在地中海地区和西南亚的“那些从远古时代一直到李班多（Lepanto）之战为止的战争”，“最主要的政治性大事为罗马帝国的产生”；而李班多以后的主要发生在大西洋边缘的到“滑铁卢之战为止的战争”，“则为不列颠帝国的产生；“自一八一五年以后，因为工业、科学和运输的进步，战争才开始以整个世界为舞台了”，这个集团虽然“结果如何尚难逆料”，但“仍旧依照”“前例演变”“而发展成为另一种帝国主义的形式”。在当时的世界舞台上只剩下了美国和俄国两大战国，富勒说，“假使在明天若发生了冲突，而其中有一面获得了优势，那么下面的那一个帝国很可能是全球性的了”。可见思想的穿透力。历史发展的结局显然并没有超出思想家的预言，在美苏冷战对峙45年之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美国幸运地成为“获得了优势”的那一面，而成为富勒预言中的那个活跃在世界舞台的“全球性帝国”。

篇3：论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

罗剑

摘要：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它可能由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也可能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布依族民歌作为蕴含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形态，必然也会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引起生存及发展状况的变化。本文拟从社会功能的演变和演唱语言的变化两个方面对布依族民歌的发展演变进行探讨。

篇4：论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

文化变迁是指或由于民族社会内部发展，或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接触，因而引起一个民族文化的改变。它是一切文化的永存现象，是人类文明的恒久因素。而且，文化变迁总是与社会变迁相随，二者密切相关，所以文化变迁也常常称作“社会文化变迁”.它可能由社会内部的变化引起，也可能由自然环境的变化及社会环境的变化引起。布依族民歌作为蕴含民族传统文化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艺术形态，必然也会因社会文化变迁而引起生存及发展状况的变化。社会文化变迁是文化人类学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从布依族民歌的发展历程来看，布依族民歌的发展演变，从社会功能的演变来看，大体经历这样四个阶段，即最初的“娱神”“乐神”、“倚歌择偶”到宣传政府的各项政策、再到今天集各种文艺和商业活动于一体的文化品牌代言，如民歌文化节等。而每个阶段都表现出不同的社会功能。从演唱语言的变迁看，亦表现出“承袭――衍化――变异”的发展路径。这些功能及演唱语言的变化又无不表现出社会人文环境变迁的痕迹。

一、娱神――倚歌择偶――宣传――文化品牌

布依族“聚会作歌”这一古老的民俗，最初的社会功能是“娱神”和“乐神”.这一古老的民俗事象产生于原始社会，其雏形是被包裹在原始宗教信仰之下的民俗活动。在原始社会，一方面，人们的物质资料一刻也离不开自然界；另一方面，自然灾害又随时侵扰破坏布依族先民们的生活，威胁先民们的生存。知识水平的低下限制了布依族先民们对自然现象的正确认识和理解。他们认为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超自然的力量在操控、支配着自然界和人的命运。由于缺乏对自然现象的了解和正确认识，原始宗教信仰观念成为了人类童年时代的必然产物。客观唯物论认为人类在童年时代无一例外都匍匐在“神”的脚趾下战战兢兢地生活。在原始社会里，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群体活动，都离不开原始宗教信仰观念的支配。在此情景之下，聚会作歌便主要是以歌娱神、以歌媚神，祈求神灵的保佑，希望能在神的保护下逢凶化吉、驱邪降福。如《祭祀歌》、《敬神歌》、《驱鬼歌》、《招魂歌》等。原始氏族社会，大自然是至高无上的，对此人们只有毕恭毕敬。每逢祭祀活动，氏族成员全体出动，人们聚集唱歌，载歌载舞，用歌声表达对神灵的崇敬，向神祈祷，祈福禳灾。在生产力低下，一切的一切都归于神灵支配的原始社会，“聚会作歌”的主要内容就是酬神，布依族先民通过“聚会作歌”这一习俗活动与神灵对话，从而达到人神沟通的目的，表现出突出的娱神乐神的社会功能。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布依族地区春节期间还有“请神对歌”的习俗活动。其中有一种叫“姑今”,汉称“请七姊妹”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年轻人中推选一人席地而坐，男女都可以，大多是要会唱歌的。先用头帕蒙好头，然后用蜜蜡熏之，使之进入昏醉状态，唱出各种各样的歌来。这时，称他（她）为“卜今”或“迈今”.以男女歌手各一对，称为“同”（即老庚），引导其一起唱。“卜今”或“迈今”就会唱上天门的歌：他们（她们）翻山越岭，翻江过海，到达天边的大铜水车。这个水车把地下的带到了天上，他们就是坐在车筒上上天的。进入天门，进到第十二层前，每层都有鸭子虎豹和各种神仙鬼怪把守大门。经过了若干道风险，用机智的手段才进入到第十二层。这一层栽种着各种花卉，把它摘下来送给人间的妇女，就会生出聪明伶俐的孩子来……唱的都是自然景物的想象和描述。寨子里男女老少都聚集来听这种歌，听到高兴的地方就哄堂大笑，听到悲伤的时候就凄然泪下。 [1]117

随着社会文化的不断变迁，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演进过程，神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逐渐淡化，人的主体意识渐渐增强，最初祭祀活动的“聚会作歌”成了以青年男女互相对唱为主的一项文化活动。当社会的婚姻制度发展到对偶婚制的时候，“聚会作歌”的歌会、歌节便为青年男女倚歌择偶提供了场所。布依族先民进入农耕社会之后，对偶婚制代替了群婚制。氏族内部禁止同族的男女相互结婚，他们必须和别的氏族的异性结合。由于当时氏族及部落间的联系较少，加之山水相隔交通不便，部落之间往来有限。因此，歌会这种时间固定、集体性强的对歌活动为不同氏族青年男女之间的提供了场所。此时，在相互唱歌酬神的过程中，便出现偶然的青年男女相互挑逗的情况。歌会活动中“聚会作歌”的娱神、乐神功能就已经成了宗教信仰的外衣，其主体已经变成了倚歌择偶。从民族心理来说，布依族是个喜欢唱歌的民族，()对布依族来说，唱歌即是生活。他们以歌代言、以歌传情，认为歌者必然是聪明能干、心灵美好的人。

从“聚会作歌”酬神活动中的偶然碰撞到能自由地表达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慕之情，这是布依族“聚会作歌”这一古老民俗社会功能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偶婚制为布依族歌会、歌节的形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使倚歌择偶的功能在不断地被强化。魏晋以后，布依族先民对歌习俗的发展已经非常突出了，歌会十分盛行了。但是，到了清朝中叶，由于“改土归流”的`推行，布依族地区地主经济迅速发展。封建统治者视各民族歌谣习俗为陋俗，把群众以歌代言、以歌为乐、以歌传情，男女自择婚配视为“伤风败俗”,加以明令禁止，颁布过各种禁令。到了民国时期，禁歌更为严厉。反映在主流文化的书写传统中，如在各种方志文献、史料和风俗考中，对布依族对歌习俗虽也有一些溢美和赞赏之词，例如余上泗的《水西竹枝词》中描写仲家（布依族）歌谣习俗的一些诗篇。但是，在强势的主流文化语境下，大多是充满“卖弄风情”、“公然调笑”、“极事挑逗”、“婚不避姓”、“答歌媾和”、“渎戏婚娶”、“男女相谑”、“各自改配”、“惟随所欲”、“风淫”等等之词，蕴含对“蛮族”风俗的轻视之意，都带有对异族风俗的鄙薄和猎奇。但是，对歌活动禁而不止，当地民众并不理睬这些禁令，正如一首民歌唱到“只有衙门管官府、哪个管得唱歌人”,表现出对歌这一民族民间口头传统及民族民间习俗活动顽强旺盛的生命力。

1949年以后，布依族对歌活动又重新兴起，但随后又几经周折。到20世纪80年代后，对歌活动才得以自由发展。从对偶婚制开始到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歌活动的自由发展，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在这一漫长的过程中，正是在不同的人文环境下，不同视野中对对歌活动“倚歌择偶”功能的不同认识，才使得对歌这一民俗活动历经磨难。然而，正是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使得对歌这一民俗活动倚歌择偶功能的不断强化，表明这种源自于民众心里，表达对美好情感向往的歌声是不能禁止的。既然如此，不如充分地加以利用。因此，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布依族地区出现了政府组织的歌会活动，利用群众对歌这一形式来宣传政府的政策和社会道德观念等，例如，宣传普法知识、计划生育政策、税收政策等等。对歌活动不再是“倚歌择偶”的场所了，已经成了社会道德观念和政策宣传的工具，其宣传和教育功能被不断强化了。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旅游业的兴起，民族文化成了助推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歌会作为布依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象征符号之一，是政府大力扶持和宣传的民族文化品牌。各种民族风情节、民歌文化节等粉墨登场。文化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民族文化的品牌效应、宣传功能在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表现得淋漓尽致。表现出在经济文化化、文化经济化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个性的文化是当代人立足的根基，也是文化多样性的基础。我们知道，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长期积淀凝结而成的，是民族个体的文化之根。民族文化的基因具有强大的延续能力和表达能力，是当代人进行文化创造的基础之一。布依族对歌这一民俗活动作为一种文化资本，是一种能转化经济效益的文化品牌。

当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大力改善，对歌的“倚歌择偶”功能已经在不断弱化或消失，现代的恋人们已经不再像前人那样爬上山头、聚会作歌，用对歌的方式来谈情说爱、倚歌择偶了，手机、电脑等现代化的工具使人们的联系更为便捷。当下布依族歌会、歌节除了文化品牌代言外，还同时具有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促进社会进步、协调人际关系、陶冶性情、发展文化产业等功能。

以上可见，不同阶段的聚会作歌（歌会）凸现的社会功能是不一样的，但是，各种不同的功能之间并不是相互孤立的，不同时期当然会有多种不同的功能相互并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在不同的人文社会环境下，只有一种功能作为主要功能被不断放大。我们在关注当前歌会的文化品牌效应，思考民族文化在现代社会的传承发展时，必须理解民族文化的真正意义在于其对人文重建的作用。布依族聚会作歌（歌会）这一古老民俗活动从古至今的发展历程，经历了从“神圣”到“世俗”的转化过程，其社会功能也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变化。在这一变化过程中，布依族民歌文化的变迁不仅是其自身的发展问题，也涉及到许许多多非民歌因素，比如宗教信仰的、政治的、社会的、民族心理的和自然生态环境的等等。其中社会因素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力。

俗话说，时代在发展，社会在变化。社会文化的变迁必然导致与那个时代、社会、文化有关的民歌自身的不断变化。而这些变化又将深刻地影响其文化性质，使其社会功能不断发生改变。但无论如何变化，不管是在神圣的娱神阶段，还是世俗的娱人阶段，布依族民歌都是布依族人们身心自我调节的一种活动。只不过是在娱神阶段是通过敬神驱邪、}灾祈福，减轻人们心中的恐惧和焦虑，间接地达到身心自我同调节的目的。而到了娱人阶段，人们剥去了其原始宗教信仰的外衣，尽情地娱乐自我，放松自我，在“聚会作歌”的对歌活动中淋漓尽致地表现自己爱恨情怨。到了当下，各种歌会、歌节又以其独特的文化方式向世人展示文化的魅力。

从功能不断演变的过程中，不难看出社会文化变迁和人文环境的深刻影响。这是一个文化发展的渐变过程，我们必须注意到这一文化发展过程总是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这就是必定沿着吸收和扬弃的发展演变轨迹运行。在自身（内因）和外力（外因）的作用下，为保持与社会人文环境的协调发展，民歌的改变是必然的发展趋势。社会人文环境的变迁改变着民歌的社会功能，而民歌社会功能的改变又反作用于社会人文环境。

二、承袭――衍化――变异

在布依族民歌的发展演进过程中，单纯布依语演唱的时期是远古和古代社会时期。这一时期布依语是布依族人民群众沟通交际的主要语言工具。历史上，由于交通等地理条件的限制，布依族与汉族之间的交往并不像现在如此频繁，大部分人一年到头都固守在本村本寨，与汉族交流交往的机会极少，因此，汉语渗透到布依族的可能性和汉语在布依族地区不可能被接受。加之，作为布依族文化的结晶，布依语的词汇亦十分丰富。这一点在内容丰富的布依语民歌中就有充分的体现，尤其是古歌、叙事民歌当中。这些布依语民歌承袭着布依族人民世世代代创造的精神财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其自身的特点反映这一民歌的文化特色。例如，在布依语民歌中，反映布依族人日常生活、生产劳动、婚姻家庭、伦理道德等具有民族特色的语言词汇很多。从发展的观点看，每个民族的语言史和文化史是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的，历史上存在过的各种文化现象，都不可能避免地要在语言中留下一定的痕迹。透过现存的布依语民歌词汇，我们可以追溯到布依族的历史与文化。

当然，布依族也是受汉文化影响较早的民族。据史学界的研究，布依族先民古越人最晚在秦末汉初，就与大批从北方南下的华夏人杂居共处了。西汉末年，汉灭夜郎建郡后，进一步推进了汉文化向夜郎、地区的传播。当时，派驻的军队和官吏，其中不乏中原汉族饱学之士。而当地的学人，亦常到汉族地区求学。但这种杂居共处和文化交流相对布依族先民“骆越”来说，由于范围有限对布依族文化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冲击和影响。加之，自秦汉开始，中央王朝在少数民族地区实现的是较为宽松的“羁縻”政策，即承认少数民族首领酋长在本民族和本地区中的政治统治地位，继续任用少数民族地方首领为地方官吏，保持或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形式和管理机构。少数民族地区一切事务均由少数民族首领自己管理，只是在政治上隶属于中央王朝，经济上有定期朝贡的一些义务。这一政策除了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首领有机会与中原王朝交流外，民间广大群众并没有多大交流的机会。

但是，到了明清时期情况就不同了。一是从中原迁徙而来的大规模的移民，包括官员、军队、商人、流民等大量进入布依族聚居地区，民族之间交流和融合逐渐频繁。二是由于可以参加科举考试，更激发了布依族学习汉文化的积极性。这个时期，布依族一些精英人士开始自觉地学习汉文化，学习汉语。布依族男子束发读汉书，慨然慕循吏成为时尚。他们不仅入学读书，还积极兴办学馆学堂，让更多布依族子弟有了进学堂读书的机会，有力地推动了汉文化在布依族地区的普及。在这一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其中语言的沟通又是文化交流的首要因素。受此影响，在布依族一些地区，布依族民歌的对唱开始出现布、汉相杂的现象。一些汉语词汇进入到布依语系统，因为这些新词在布依语系统中，人们无法找到更准确的翻译，只能直接借用汉语。这种现象也表现在民歌的对唱之中，于是便形成布依族民歌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夹黄歌”,即一首歌中偶尔有一两句汉语或一首用汉语演唱的歌中偶尔有一两句汉语。例如：

……

baaic miz xos loc bix,

鼎罐不要放了哥哥，

doix miz xos loc laanl,

碗筷不要摆了小辈们，

soongl rauz xaux siffaanl xezbanh,

我们两个刚刚吃饭过，

soongl menl xaux genlhaux xezbanh.

我们妹妹两人刚刚吃饭过。[2]

这是在布依语演唱的民歌夹带一两句汉语，歌中“siffaanl”就是读音上就是汉语的“吃饭”.这首歌就夹杂有汉语“吃饭”二字。但是，并非所有的山歌都可以这样夹带汉字，而是必须做到押韵和意思衔接的恰到好处。此歌，“siffaanl”与上一句的“laanl”刚好押韵。夹带“汉语”的这种情况，比较多的是在一首歌的最后两句，同义换词，以达到叠句的效果。又如：

一个铜钱滚过街，

滚来滚去滚回来。

一个铜钱多少子？

改故干蒙夜六秧，

顺减着蒙夜六合。[3]39

在这首歌中前三句汉语，后两句是布依语，意思是“我来讲给你听亲戚”,“我来理给你听客人”.这种布、汉两种语言混杂演唱的“夹黄歌”的出现，既是布依族人民在学习汉民族民歌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现象，也是布依族民歌适应社会语言发展趋势的必然。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读了书的歌师们喜欢在民歌中夹杂一些新的汉语词汇，一方面可以让民歌有一种新的感觉，另一方面也让对方觉得自己有文化，而博得对方的喜欢等因素。这也反映了明清以来，随着各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日益频繁，布依族在与其他民族长期的交往和生活中，不同语言之间的相互接触和相互影响，布依语中也有了相当数量的汉语借代词。这些借代词的存在不仅大大地丰富了布依语的词汇，而且对研究汉族和布依族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都很有价值。

布依族民歌演进发生的历史性变异，是直接演变为用汉语演唱。这一演变的主要原因就是民族语言的丢失。一些布依族地区人们交际的语言从原来占主导地位的布依语变成了汉语。这种现象，在一些布依族第二土语区和第三土语区比较严重，在民歌的演唱中，基本上没有继承传统的民族语言演唱，完全是用汉语演唱了。例如：

月亮出来明又明，照到妹家金竹林；

好吃不过金竹笋，好玩不过青年人。

情妹走路一排排，一样衣服一样鞋；

一样人才一样美，可惜情歌配不来。

……[4]111

总之，布依族民歌的这样一种发展演进轨迹，既是社会文化发展与变迁所导致的结果，也是布依族与汉民族之间相互融合交流的文化的痕迹，对布依族民族文化的发展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对布依族民歌汉化之后，失去了布依族民族语言的所具有个性和特色，正如海德格尔所说的“语言是存在之家”,没有自己的民族语言，若干年之后，文化之根本将在何处，这是包括布依族民歌文化变迁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变迁所引起的思考。

参考文献：

[1] 黄义仁、韦廉舟编撰。布依族民俗志[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117.

[2] 田野资料：杨正云口述。鄂启科记录、翻译、整理。时间：8月，望谟县里奖寨。

[3] 何积全。贵州民间歌谣概论[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39.

[4] 贵阳市白云区民族宗教事务局、白云区布依学会编。布依族民歌[M]（内资:111）。

本文刊载于《贵州社会科学》第2期，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2XMZ035“人类学视野下的布依族口传民歌weanl文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作者罗剑为该项目负责人，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文化。

篇5：论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的变迁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陈周旺张爱阳

内容提要：文章就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公共行政理论的发展与变迁作了较全面的论述，总结归纳出三大不同时代的公共行政理论及其变迁的价值取向。

70年代以来，世界各主要西方国家兴起了大规模的行政改革运动，目的是要变革传统公共行政机构臃肿、体制僵化、效率低下、官僚主义的缺陷，以适应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要求。由此，在改革的不同时期，相应地形成了一系列重要的公共行政理论，作为“治道变革”的基础。

一、70年代：新公共管理理论

西方传统公共行政理论坚持行政活动与政治活动相分离，古德诺、威尔逊等人把政治视为国家法律与公共政策的制定，而把行政视为法律和政策的执行领域，认为行政人员要恪守“价值中立”原则，不干预政治事务。政治活动追求民主，行政活动作为政治意志的执行，追求的则是效率。一般认为，集权比民主更有利于提高效率。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指导下，就形成了集权型的行政体制。集权体制导致行政机构越来越庞杂、僵化，行政人员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下降，在“价值中立”的口号下，行政人员日益失去对自身工作的责任感，因为任何个人都毋需对公共行政活动真正负责。

随着70年代政府干预经济的深化，公共行政事务越来越纷繁复杂，变化不断的市场也对公共行政的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公共行政一方面要保证效率，另一方面又要突破传统局限，使公共行政活动与社会民意相衔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以“行政民主化”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目的是建立一套崭新的行政权力复合型结构，在此基础上通过行政机制的更新来实现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在行政体系内部，奥斯特罗姆认为必须把公共行政组织的'命令权限制在最小程度，要求在公共行政组织内部对权力进行分解，每一个行政部门都具有相对独立的权力与责任，形成无数权力中心，这样在行政组织内部就能实现相互制衡，避免出现个别官员或个别部门说了算的行政局面。同时，在行政体系与社会相联结的环节上，通过设立调研制度、听证制度等机制和一定的程序，确保公众对政策提出意见的权利。

奥斯特罗姆认为，复合型的行政权力结构可以给公共行政带来两个方面的变革。第一，以公众为中心而不是传统上以官员为中心。公共行政是为公民服务的，因而必须从公民的需要出发来开展活动，摒弃传统的以官员偏好凌驾于社会偏好之上的做法。第二，行政决策的民主化。由于具有决策责任，公共行政不能片面追求效率，而要从更高的层次追求行政活动的“好”与“坏”，这取决于行政决策在多大程度上体现了民意，行政决策的民主化就是一个重要的制度保证。奥斯特罗姆强调民主的公共行政“不能与民主政治中内在的公共控制进程相分离”，换言之，公共行政必须以充分的民意表达为前提。

公共行政的这种决策多元化、管辖权多元化的模式，对于在变化急剧的经济条件下保证公民福利，具有特别的意义。但是这一模式几乎不可避免地出现职能的重叠和权位的冲突。进入80年代，西方国家保守主义重新抬头，政府对自身功能进行重新定位，减少了对市场的干预。以强化政府管制为基础的公共管理理论也就逐渐被新公共行政理论所取代。

二、80年代：新公共行政理论

新公共管理理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共行政过分集权的弊病，然而对于提高公共行政效率，则显得无能为力。对效率的追求，是由公共行政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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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的变迁

作者 | 刘林海

摘要：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经济史上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不仅对理解中国古代历史变迁内在逻辑有莫大帮助，更对今天的区域协调发展起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作用。本文从客观史实出发，结合前人成果，浅析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过程、原因、影响、意义及启示。通过对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的研究，为今天的区域协调发展提供历史经验。

关键词：经济重心重心南移南方

一、何谓经济重心变迁

“重心”是物理学名词，系指物体各部分所受重力的合力的作用点。经济重心，是指某地区的经济总量占全国经济总量的比重很大。至于其标准，各学者观点不一，主要是根据其自身工作实践提出。宁志新以户口、人丁、垦田、租赋的数值及比重为标准，杜玉文以人口、商品经济、对外贸易、自然环境为标准。

郑学檬、陈衍德提出以下三条标准：

“第一，经济重心所在地区生产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超过其他地区，具体表现为：人口众多，劳力充足；主要生产部门的产量与质量名列前茅；商品经济发达。

第二，经济重心地区所在地区生产发展具有持久性和稳定性，不只是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居优势地位，而是持续占优势的趋势，就是说其优势为后世所继承。

第三，新的经济重心取代了旧的经济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经济上倚重新的经济中心，并在政治上有所反映。”

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

笔者认为，程民生以区域经济的发展、人口、土地、劳动力素质、自然环境和商品经济为标准的做法较好，一方面与郑学檬、陈衍德所提标准相近，另一方面吸收了宁志新对数据的关注。但笔者对程教授认为不适合南宋以降的部分提法持有不同看法。事实上，经济重心与政治中心间的关系在南宋后反而较先前更为复杂，二者之间虽相互分离但其政治关联却更加密切。

经济重心变迁中，又以经济重心南移最为重要。这其中又牵涉到南北方的分界，地理学上的南北分界线在秦岭―淮河一线，以此划分经济史中的南北方没有多大疑义。但问题在于各自的边界，笔者认为北方地区应以长城作为其北界，长城作为农牧分界线将牧区与种植业区分开，而我们讨论古代经济重心毫无疑问是从农业区考虑（古代经济重心首先是农业生产重心、粮食生产重心）；而南方地区的西界，笔者认为应划在一条北段在成都平原、南段在云贵高原东缘的线以西区域。宁志新曾质疑郑、陈将四川及云贵地区排除在江南地区外，排除四川可能是因为不属于狭义上的江南，但排除云贵则较好理解，一是因为对云贵地区的实际控制（改土归流）是自元以后的事，相对晚近，此时经济重心业已南移；二是古代这一地区的经济在南方中的地位也不高。

二、经济重心变迁过程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经历了一个先在北方东西摇摆，后再缓慢向南，最终确定在南方的过程。而这一过程中，尤以南移是最为重要的。

（一）远古至秦汉

远古时黄河中下游流域处于亚热带气候区，气候温暖湿润，湖泊密布、河流纵横，黄河水“时至而去，则填淤肥美，民耕田之”，带来了大量疏松、具有一定天然肥力的黄土，由此黄河流域成为我国文明的主要发祥地之一。

夏商之时，经济重心位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地区，这从夏商古都遗址的分布可以看出来。夏商两部族正是仰仗着自己的经济优势，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随着文明的扩散，农业开发主要向着两个方向扩散，向东扩展至华北大平原与向西开发关中平原。在此条件下，掌握先进农业生产技术的周人大力发展农业，最终东进灭商建立周朝。如果没有发达的农业作依托，周人不可能完成东进大业并长久统治中原，从侧面反映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关中是当时中国经济的重心。

但由于气候、井田制破坏等各种原因，关中的经济重心地位不断削弱，并以平王东迁洛邑为标志丧失其地位。由此开始了华北平原作为经济重心的时期，其最发达处，仍属三河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华北平原农业此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虽战乱频繁但一直在发展，在春秋直至战国前期始终牢固占据经济重心地位。

继周人后占据关中的秦人以畜牧起家，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充分利用关中自然条件，直至商鞅变法后，关中才再一次展现其发展潜力。以郑国渠为例，渠成后“收皆亩一钟”，关中成为旱涝保收的沃野，“秦以富强，卒并诸侯”。

从诸多历史事件中，我们也能看出此时关中的经济重心地位，从灭秦过程中围绕关中的归属发生的一系列争夺，到刘邦最终定都长安，无不显示出关中的重要地位。生活在关中鼎盛期的司马迁才会写下“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

但西汉时期是关中作为中国经济重心的顶点。关中虽有“八百里秦川”，但在西汉时便已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粮食需要，需要大量漕运供给，西汉一朝的最高值为一年400万石。关中在经历西汉末年农民起义的巨大破坏后元气大伤，人口锐减致使农业生产长期无从恢复，加之其地缘影响长期受游牧民族威胁，不仅丧失了政治中心地位，还丧失了经济重心地位。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关东地区稳步发展，不仅成为农业中心，更汇聚全国多个商业、手工业中心。关东农业的发展与人口密集有莫大关系，全国60%的人口集中于关东，出现“内郡人众，水泉荐草不能相赡”的现象。一方面使其在农业开发广度与深度上有所发展，另一方面刺激其手工业发展。最终吸引政治中心迁往关东，并且重新成为经济重心。

江南地区长期落后，在西汉中期仍是“丈夫早夭”“亡千金之家”之地。但已经显示出开发的曙光。如建武初，王景到任庐江太守后“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又训令蚕织，为作法制”。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在江南的应用很快就显示其巨大的经济效益。

（二）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史上又一个长期分裂时期，在此期间战乱频繁，经济屡遭严重破坏。在此过程中，南北方分化明显。

北方地区普遍遭受严重破坏。尤以关东地区破坏最为严重。()关东地区经历东汉末年战乱后成为“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绝而无民者，不可胜数”之地，而此后的战争愈演愈烈，甚至“无月不战……诸夏纷乱，无复农者”。关西地区原已萧条下去，战争的劫难更使其陷入绝境。西晋在长安的最后岁月中户不满百的惨状，反映关西衰落至极。而西北地区，多割据政权下战争破坏力也不小，北魏末年的战乱使“崤、潼已西，烟火断绝”。

但在长期战争的间隙，统治者也会想方设法的恢复经济。曹魏采取屯田制，将流民与土地相结合，恢复发展了北方经济，为之后西晋统一全国提供了经济基础。西晋实行占田制，形成了短暂的“太康之治”。五胡十六国中也不乏劝课农桑的君主。最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推行的均田制，均田制成为了此后近3间的土地制度，它使得北方得以重新汇聚起统一全国的力量。

虽然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但北方农业从战争中恢复的速度也十分惊人，稍加时日便可积聚起大量财富。反观南方，相较北方战争虽少，但只要有一次战争摧毁就在很长时间内一蹶不振，例如元嘉之治被元嘉北伐摧毁，侯景之乱将江南杀戮一空。双方从战争中恢复的能力由此可见一斑。

虽然北方屡遭战争破坏，但经济重心仍在北方，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户口，统计资料表明北魏最盛时户口数“已恢复并超过东汉时的水平”；二是技术，《齐民要术》表明当时黄河中下游农业技术依旧先进。南方虽少有战乱，一直处于开发中，但其开发仍处初级阶段，并且其开发区域仅限于长江下游，中游地区及更南的地区尚未得到更多开发，虽屡有北方流民补充，但户口及人口增长依然十分缓慢。

南方经济发展优于北方之处仅在商业与手工业的部分部门，如青瓷制造。大土地所有制及固化的税赋制度制约了南方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农业再生产。

（三）隋唐五代

隋代的繁荣从其巨额的粮食仓储中可见一斑，而从粮仓的分布我们可以看出北方地区，特别是华北平原仍旧是中国经济重心。从统一后对江南十年采取免除劳役的优惠政策可以看出，江南的地位仍处于辅助作用。《隋书・地理志》中的江南广大地区仍旧落后荒凉、生产能力低下，整体上依然不能和北方相比。虽有扬州等发达部分，但其面积狭小，比重不大。

唐代中期，北方地区经济达到鼎盛。关东地区在恢复和平后兴修水利，保持着农业的领先地位，承担着向关西输送漕粮的重任。关西地区在政治中心回归后重新发展起来，经济地位有所恢复，但依然面临着缺粮的窘境。一旦遇到灾年，皇帝就得做“逐粮天子”，就食洛阳。而西北地区则达到了其自身历史上的最高峰，甚至在史书上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虽有疑义，但其发展是历史事实，不过其环境已开始恶化。

农业领域如此，其他领域亦是。手工业中，北方的官营丝织业代表着唐代的最高水准，南方丝织业的发展是唐宋之际丝织业生产的重要变化。畜牧业因自然条件与战争需要，在北方发展得同样繁盛。

南北方经济发展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安史之乱使得北方地区遭受了又一场浩劫，虽然这一地区经常有此劫难，但安史之乱给中国古代政治格局、国防格局及经济格局造成了深远的破坏。一是丧失了发达的陇右地区，西北国防失守，使得关中再度受到外部威胁而没有安定环境，再度衰落；二是唐朝中央政府丧失对河北等传统经济重地的控制权，唐朝中央必须仰仗江南财赋维持日常运转。正是依赖着江南的财赋，唐朝才在安史之乱后又维持了一百多年的统治。

正是在唐末，首次出现了“扬一益二”这一反映南方地区富庶的俗语，这反映出时人对经济重心变迁最直观的的认知。

五代时，北方政权更替频繁，南方政权大都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保持了较长时间的稳定，使得自安史之乱以后的南北方分化趋势延续下来。为最终经济重心南移打下坚实的基础。

（四）两宋及以后

北宋时，受制于唐后期以来的国防格局，北方地区发展环境恶化，河北地区不复唐时繁盛，又逐渐受制于泛滥的黄河，自然条件转坏。

此时的南方则已全面超越北方，在农业、手工业、商业上都占据主要地位。“苏湖熟，天下足”，南方成为漕粮的主要供应地；南方经济作物的品种与产量均多于北方，不仅供应本地，更行销北方乃至辽夏；南方制瓷业崛起了景德镇等一批名窑；商业都会的数量远超北方。种种迹象表明，经济重心已经南移。但南方经济发展并非所有地区一帆风顺，四川地区受北宋初年叛乱影响发展迟缓，东南地区在北宋末年受新旧两党斗争政策变动影响较大。

靖康之难后，北方遭受严重破坏，后又遭金人“刷地”有过人口大减、农业衰退的时期，但随后又重新发展赶上或超过北宋水平，后又受蒙古军队野蛮屠城影响遭受又一次破坏；相较之下，南方地区在阻挡了南下金军后有着一百多年的稳定，但其经济发展呈现出衰退趋势，不如北宋时，原因同南朝时一样，受大土地所有制影响。加上本已是政府财赋主要来源地，宋室南渡后财政负担全部加于南方，南方经济负担更加沉重。

明代初期，为恢复北方农业，开始了大槐树移民，北方经济逐渐恢复，但除河南地区稍好外，北方其余地区经济均走向衰落，这种衰落不是绝对值上的下降，是相对而言，北方发展乏力，在人口、土地、粮食产量上持续落后于南方。南方孕育出了些许的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并且南方地区间的分工更加明显，由“苏湖熟，天下足”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江浙地区成为对外贸易重地。

清代基本延续明代发展态势，不同的是其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及海禁政策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地，北方政治中心对南方资源的依赖达到顶点，这从清代几次对待大运河被切断的反应中可见一斑。

三、经济重心变迁原因

经济重心变迁，尤其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原因，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传统说法中最普遍的是战乱致使人口南迁，南迁人口挟先进生产技术开发南方说。但这种说法为王大建质疑，王大建质疑南迁人口中的多数并非普通劳动者，而多数是士兵及世家大族，并且他们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不适应南方自然条件。

王大建主张是社会文化上的原因造成了南北方经济分化，北方重农，并且是过度重农，致使自然环境因过度开发而不断恶化，突出例子就是黄河泛滥次数不断增加。而南方，因自然条件优于北方，起初南方并不如北方般重视农业，很早南方便发展起了其他行业，并且随着时间推移，其他行业日益超过农业成为南方经济主要支柱。

王大建指出，北方经济地位衰落也是传统农业自身发展受制于生产技术的结果，数据显示，北方农业在唐代时便已达到其自身巅峰，产量已无太大增长空间。在此之后为扩大产量而采取的开垦反过来威胁保持现有产量。

韩茂莉对王大建的质疑有不同意见，认为南迁人口不可能不去适应江南环境，至于生产技术早晚也会改造以开发江南。并且她认为是北方移民带来的复栽技术提高了南方土地利用率。

除此之外，单项因素说法还有地理环境差异与变化说、农业经济自身发展说、生产关系落后说等，但诸论者均不会简单主张单因素说，多会强调综合因素，突出一个主要因素。

笔者认为，经济重心南移的主要原因是北方自然条件的恶化。小农经济虽然脆弱，但也有韧性，恢复起来很快。但在我国气候逐渐走向冷干的大背景下，北方水热条件转差，加之黄河泛滥，使得农业产出增长乏力。进而无法养活更多人口。南方的自然条件逐渐改善，加之南方社会环境较北方稳定，使南方逐渐超过北方并占据各方面的压倒性优势。

四、经济重心变迁影响及意义

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变迁，特别是南移，影响原重心与现重心的方方面面，意义深远。下面从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角度进行阐述。

（一）政治

经济重心变迁对某一地区政治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其关注度的变化。江南地区从蛮荒之地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变化，就是对此最好的注解。关注度之后，是各地区间政治话语权的变动。唐后期二王八司马事件，反映南方士人集团已经登上了北方中央的政治舞台，在宋朝，经历短暂的沉抑后，南方士人抢滩中央，北宋末年的党争中以地域划分形成的多个朋党中，来自南方的居多。在明代更是如此，内阁首辅大多出自南方，尤以江西居多。越往后越难看到北方士人主导中央政治的情况。

最明显的影响，莫过于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的分离。一定程度上，二者相分离是历史的进步，它说明政治控制力强化；但另一方面，它使得经济重心的政治地位受到政治中心的某些压制，致使其发展空间受限，必须优先服务于政治中心。

（二）经济

最明显的，莫过区域开发。经济重心变迁不断开发新的区域，使得区域间发展趋向均衡。经济重心南移开发了南方广大丘陵山地，发展了经济作物种植，为商品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产品。

漕运，前所未有的成为了朝廷维持运转的生命线。隋代大运河修成后各朝无不极其重视漕运，当漕运切断时，中央政权面临生死存亡威胁。所以为维持漕运畅通，不惜在黄河泛滥时牺牲黄河沿线不堵决口。这也使得江南背负了沉重的税赋，北方政治中心从江南吸收了大量资源，在运输过程中的消耗就足以惊人。

（三）文化

经济重心变迁反映在文化上，便是文化名人的籍贯分布发生重大变化。南北方文化名人比例从北方几乎占绝对优势到后来完全颠倒，这一过程也正是南方逐步发展直至超越北方的过程。

除了文化名人外，还有一个指标值得关注――科举进士录取名额。在宋代，便已出现南北方名额失调问题，明洪武时南北榜的出炉更是为了平衡南北间差距。对南方科举录取名额的限制凸显南方文教的兴盛与北方文教的没落。顾炎武才会在评价北方时说“今日北方有二患，一曰地荒，一曰人荒”。

（四）社会

从时下敏感的地域歧视中，我们就能看出经济重心变迁的影响。地域歧视从来就不是一个新鲜事物，在古代就是一个常见现象。据陈寅恪、周一良等人的研究，魏晋以后，中原人常常咒骂南方人为貉子或貉奴。出于自卑的心理，吴地人企慕中原，仿效北方的洛下风习。与此同时，南朝士大夫鄙夷江淮以北之人，称之为“伧楚”。北方人的自信，来自于北方的经济实力。

北人眼里有南人自魏晋始，北人对文化优势地位深感忧虑在两宋。北宋时期，南北士大夫相轻之风极为盛行，北人视南方为“下国”，而南人则视北人为“伧夫”。自南方超越北方后，北方人面对这种地域歧视就显得弱势许多。

时至今日，这种相互间的地域歧视我们依然非常熟悉，并且还附加上了更多其他因素，但无论如何演进，其根本仍是各地区经济实力的差异。

五、对今日的启示

历史上的经济重心变迁，更多不是出自经济发展自发选择的结果，而是以无数生命与财富的毁灭为代价的。比生命与财富的毁灭更为严重的，是对原重心环境的破坏。中国北方的衰落，一定程度上就是自身环境被破坏后无法恢复的结果。所以，要想实现北方地位的复兴，恢复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论是自然环境还是人文环境）是先决条件。

除此之外，必须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南方在东汉后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北方流民的先进生产技术，在此后的发展中依赖的也是手工业技术进步。各区域要想占据经济发展有利位置，必须将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运用于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程民生.中国北方经济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

[2]郑学檬.中国古代经济重心转移和唐宋江南经济研究[M].湖南长沙：岳麓书社，.

[3]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M].山东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4]宁志新.中国古代经济重心问题浅论[J].河北师院学报，1994（3）.

[4]王大建、刘德增.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原因再探讨[J].文史哲，1999（3）.

[5]韩茂莉.论北方移民所携农业技术与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J].中国史研究，（4）.

篇7：变迁作文

变迁作文

变迁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仁怀县城：

“大虎，还不快去挖野菜！”爹大吼着，一脚把他踹了几步远。

“爹，全县的人都在挖，都已经挖完了，还怎么挖啊？”大虎踉踉跄跄地爬起来。

“去后山，快点，不然晚上汤都不准你喝！”

大虎一瘸一拐地来到后山，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生怕漏掉一根。晚上了，大虎提着30多根野菜回到了破旧的家中。爹叫大虎妹子洗一半煮了，一家人狼吞虎咽之后赶快上了床，免得一会儿又饿得不行。

一家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攥紧的拳头拼命地抵住那不安的胃……

撕扯着狂风的雪越下越紧，那破旧得千疮百孔的棉絮再也遮不住侵入骨髓的寒气……

21世纪初的一天，仁怀市酒都新区：

“回来了，小虎？”

“呃。妈，我的作业多得不得了，你去给我把电脑打开好吗？我要上网查一些资料。”小虎答道。

“你先来帮我这鱼杀了再说吧。”

“哎呀，又是吃鱼！你换个口味行不？”

“吃鱼能补脑，你小子还嫌？”

“蕨粑的营养价值那么高，跟你说了那么久了，你不去买来给我补补，就是鸡呀鱼的。妈，我求你了！”

“那是饿饭年头的人吃的东西，你以为好吃得很。想吃的话明天我就去买来你尝嘛。”

小虎喜形于色，心花怒放，眉毛扬得老高，哼起了“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脚在木地板上打起了拍子。

窗外的花园里，蜜蜂哼着小曲儿，花儿随风跳起了秧歌，一切显得是那么的生机勃勃。

21世纪代，周末，仁怀机场：

“爸爸、妈妈，我们还是不出去玩了吧，每个周末都飞来飞去，这人挺累的。我们去山野里玩玩吧，反正都是玩儿？”

“好吧，我们改道！”

一家人沿着田间小道轻快地走着。风儿轻轻的吹拂着，柳絮在天空自由地飘飞。欢声笑语随风飘散，直达云霄。

享受生活，已经成为虎子一家及很多人在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指导教师：李国权

用简练、生动、口语化的语言串起昨天、今天、明天“变迁”的珍珠，辅以恰到好处的细节描写、环境描写，于对比中展示了家乡的巨大变化，读来让人备感亲切而又精神振奋。

变迁

我知道你看得到

树林深处牵着小鹿奔跑的女人

镶着花边的裙摆和你的红房子

门口堆满了不知什么时候寄来的信

有些已经泛黄有些甚至被虫蚁咬噬

上面布满纽扣大小的洞

像丛林一样

可是你看也没看过它们吧

你在想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

你在想那个与你格格不入的长满胡子的猎人

那只曾经被你救过的兔子就是他所打伤的

我不记得对你说过什么

藤蔓攀爬，清晨的露珠空明透彻

紫藤花蔓延至窗口

光彩不同于往昔

马戏团早已解散

厚厚的尘埃与蛛网

至少你不会在意这样细微的变化

或许悲或许卑或许酸涩或许迷惘

阳光透过树隙，投下斑驳的树影

飞虫振翅，鸟儿轰鸣

水光潋滟分明鱼儿跳跃欢快如孩童

水草如鱼尾，摇曳生姿

这一切无论如何显得太过沉重

以至于我们追求远方的步履迟疑了起来

我们所期许的所贪恋的那些未来

以及吹弹可灭的耐心

还没看到就消声匿迹了

曾一同宣誓过的话语

你会笑着帮我实现吗

我幻想着有一天

我们能够在秋风中踱步

然后你笑着告诉我那个留胡渣的男人和他的木屋

那条淙淙流过的小溪

你讲吧，我会认真的听着

可是希冀落空远方不再

变迁

20世纪60年代的一天，仁怀县城：

“大虎，还不快去挖野菜！”爹大吼着，一脚把他踹了几步远。

“爹，全县的人都在挖，都已经挖完了，还怎么挖啊？”大虎踉踉跄跄地爬起来。

“去后山，快点，不然晚上汤都不准你喝！”

一家人在床上翻来覆去，攥紧的拳头拼命地抵住那不安的胃……

撕扯着狂风的雪越下越紧，那破旧得千疮百孔的棉絮再也遮不住侵入骨髓的寒气……

21世纪初的一天，仁怀市酒都新区：

“回来了，小虎？”

“呃。妈，我的作业多得不得了，你去给我把电脑打开好吗？我要上网查一些资料。”小虎答道。

“你先来帮我这鱼杀了再说吧。”

“哎呀，又是吃鱼！你换个口味行不？”

“吃鱼能补脑，你小子还嫌？”

“蕨粑的营养价值那么高，跟你说了那么久了，你不去买来给我补补，就是鸡呀鱼的。妈，我求你了！”

“那是饿饭年头的人吃的东西，你以为好吃得很。想吃的话明天我就去买来你尝嘛。”

小虎喜形于色，心花怒放，眉毛扬得老高，哼起了“咱们老百姓，今儿真高兴”，脚在木地板上打起了拍子。

窗外的花园里，蜜蜂哼着小曲儿，花儿随风跳起了秧歌，一切显得是那么的生机勃勃。

21世纪20年代，周末，仁怀机场：

“爸爸、妈妈，我们还是不出去玩了吧，每个周末都飞来飞去，这人挺累的。我们去山野里玩玩吧，反正都是玩儿？”

“好吧，我们改道！”

一家人沿着田间小道轻快地走着。风儿轻轻的吹拂着，柳絮在天空自由地飘飞。欢声笑语随风飘散，直达云霄。

享受生活，已经成为虎子一家及很多人在这个时代的生活方式。

变迁

刚才粗粗地翻阅了初中三年的日记，发现仅仅一年的时间，我内心所容纳的东西竟就改变了那么多。

初一，我似乎还没从小学的天真里跳出来，一切的言语都显得那么稚嫩，还有那些现在看来丝毫不可能实现的理想。

初二，我开始有了喜欢的人，那些复杂的情感也让我对那时所拥有的一切重新审视。而那时那些让我苦恼不已的嫉妒在现在看来似乎根本称不上嫉妒，那只是一种希望得到自己所没有的东西的情感，占有。也是在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自私。

初三，我写得最多的是小说，其次就是对网络的记录，神秘，天涯，百大都是我最珍惜的朋友。对此的解释我非常清楚，一种逃避现实压力，渴求心里安慰的举动。或许，至今我仍存留着对这一切的眷恋，奇妙的网络，给予我的是任何东西都不可比拟的。

似乎都是昨天的事，可是一转眼我在站在了高中的大门前，面对那陌生的人群心生畏惧。我没有像作文书中那样，找到可以牵着手说心事的朋友，也没有尝到一见钟情的味道。我只知道，作业很多，考试很难，物理难懂，政治难背，心里期盼的一切都成了奢望，我终于理解了为什么新概念的作文都是高中以上的人写的。

过去的终究会过去，但我仍不能释怀。那一段懵懂天真却真正给过我快乐的日子。

变迁

时代的变迁

周立波曾经说过“幸福是看出来的痛苦是悟出来的”，在这个时代或许幸福了或许是苦难。但是我们所追求的是幸福是对时代的渴望是对未来的憧憬。

在家里瞧眼望去，霓虹灯漫天。像是星光点点，又像是一双双迷人的眼，看着我们看着整个世界。重庆的夜景最为美丽，最为吸引人。时光倒退十三十四年，那时的我还正在牙牙学语，那是的我才刚开始睁眼看世界，那时我才看到我辛勤的父母，那是我才看到旧时的重庆就连路灯都很少。就在我快学有所成的时光里，所伴随的也是整个城市的变迁。

就在这些时光中，多了一些口号：“奔小康”。我们也加入到了这个行列当中，在这个大城市，爸爸妈妈有了自己的房子，宽敞而又明亮。因此我也在这个城市落叶扎根了。偶尔抬头时看见父母，感觉父母随着我的成长他们渐渐老去，养一个孩子不容易，更何况两个女孩子。所以没看到父母为事业愁眉苦脸的时候我的心都是揪着的。

道德的变迁

去年在报纸上看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小悦悦被车碾过十八路人视而不见。最终悦悦不幸离世。”或许这是对于一个才刚刚学会说话走路的孩子一个残忍的解脱，或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后也是对于我们广大市民的道德底线的警钟，我们是否该拾起我们落在地上的道德感呢？

白岩松曾经说过“如果在一个时代里，青春正分艰难的被压抑着那么这个时代要怎样才能够朝气蓬勃？如果在人群中，青春中的人们率先抛弃了理想那么这个时代的未来又是什么？”对于社会而言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孩子就是我们的未来就是我们的一切。如果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一切都已失去了保障那么我们的未来又是什么？接二连三的继三聚氰胺的毒奶粉事件之后就是小悦悦时间接着就是校车事件。对于四五岁的孩子而言他们应该是快乐的，因为在这个阶段他们什么都不懂，不清楚。可是他们也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的生活被发展的太快的时代给“遗漏”了。时代变迁的同时，也要后头一看，或许后面还有更多值得拥有的东西。

在这个时代中的我，或许微不足道，但是我在这个时代中是幸福的。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也并不贫穷，我有爱我的父母。我也认识一些充满着理想充满着干劲的青年。我已不是孩子，可能在父母的眼中我永远都长不大，但是对于这个社会而言我所应该做的就是回馈与感恩。

变迁

早上阳光灿烂，妈妈要我和她一起回老家，我不乐意，妈妈就对我说：“家乡的变化可大了，路也不在是以前的泥泞的小路了。”我不相信，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妈妈。

我们在离老家不远处下了车，我的脚踮着地，生怕又踩进烂泥坑里，等我站好了，一看真是熔光焕发呀！百鸟齐鸣，鲜花盛开，绿树成荫。

“好美的景象啊！”我不禁赞叹到。“那个脏池塘到哪去了？”我默默地想到。啊！那个脏池塘现在干净多了，水清清的，连里面的鱼游来游去都能看到，这里也是人们洗衣服的好地方。我都被这景象迷到了，都忘记去奶奶家了。踏进家门，一看，彩电，冰箱样样齐全，破旧的沙发也换成新款的了。我愣一会儿，突然想起奶奶要做饭，我赶紧去问奶奶木柴在哪里，奶奶笑嘻嘻地说：“孙子，你到厨房看看。”我跑过去一看，电饭锅摆在柜桌上，豆浆机也在那摆着……我出来笑着说：“奶奶，咱家也赶上新时代了呀。”奶奶笑着说：“你来的路上，没有看见水泥坑吧。”原来是这样，来的时候只顾欣赏风景，连踩在脚下的新修的水泥路都没在意呀。

家乡的变化真大呀。我越来越爱我的家乡了。

篇8：变迁作文

世代跟随着时间一一在改变，人们也跟随着改变一一在创新，创新的产业、交通等，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一个世代接着一个世代，往往大不相同，是怎样的不相同呢？

在我奶奶的那个世代，跟现在完完全全是相反的，他们不注重于课业，视农业、拼经济为主，生活中也充满着许多的不平衡。由于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受教育，所以观念没有跟现代人达成共识，反而坚持自己是对的，他们也比较传统，较迷信，连已经被修改的制度，在他们眼里都是错误的，常常都会被纠正，虽然不会有什么损失，但心里头就会不怎么舒服。

在我妈妈的那个时代，观念已经改变很多了，不再那么古板，并有义务教育让他们有机会读书。在这个时代里，有一些知识份子的崛起，他们试着结合起来推翻一些不正确的制度、观念，是现代生活的大功臣呢！妈妈们都认为课业要好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因此有许多小孩子没有走在自己兴趣的路上，他们却是拼命在读书，来满足妈妈们的心愿，这些观念应该要改掉，小孩子就会快乐些。

在我这个时代，已经是高科技的领域，是游走于虚幻与现实的游戏世代，白天在学校与大小考卷和父母期望奋战着，晚上回到家变成与同学在虚拟世界里再战，出社会之后要与大量取代人力的机器人一较高下，人类是真的比不过机器人，而被取代吗？

随着时代的变迁，许多东西都会变得不同，世界越来越进步，我们也要学会升级、更新，并不是继续怠慢、懒惰，不然就会像达尔文说的，“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千万不要变成这样。

篇9：变迁作文

我的老家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国家4A级风景区天柱山的脚下．那里清山绿水，鸟儿鸣唱，一派祥和迷人的景象！

在我的记忆里，几年前的家乡，房子还是很矮的土坯和一部分的瓦房，但现在矗立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排排漂亮的小别墅．记得以前我们回老家，爸爸都要把车都要把车停在路边亲戚家，然后还要走上好一段泥泞路才能到家。你看现在水泥路已经铺到了每家每户的门前了，我们的车子能直接停在自家的院子里了。

现在我老家的房子是三层的小洋楼，里面的电器一应俱全，以前可只有一个14英寸的黑白电视机的。现在看的是有线电视，还有宽带上网。楼上楼下有大大的卫生间，抽水马桶，太阳能淋浴器，以前我回老家让妈妈最头疼的事就是我到洗澡大小便就吵着要回常州的家，因为不习惯老家那时的水泥厕所又臭又脏。再看看现在老家的厨房，没有了以前那种占地很大而且很难收拾的，用砖头砌成的土锅灶，烧起饭来满屋是烟，呛的人眼泪直流。现在代替它的是现代化的厨房，用的是沼气，有抽油烟机，以前的放菜用的一个很大柜子，现在也换成了冰箱，现在早上，外婆给我榨新鲜的豆浆，还有香香的煎蛋，和微波炉里弹出的香香的大饼，好吃极了！

最让妈妈兴奋的是，以前妈妈打电话回家，都要让有气管炎的外公跑到一里外的小买部去接的，弄的外公接电话是还气喘吁吁，现在家里不仅有了电话，外公还有了自己的手机，我们随时发个信息，打个电话都能知道他在做什么，身体好不好。要是外公外婆想我了，还可以在网上视频了，真的很方便了！

随着老家的经济飞速发展，老家会更加与时俱进，人们的生活会越来越美好！

这就是我眼里老家的变迁！

篇10：变迁作文

我的老家在大同乡间，附近有条小河，据说直通长江口。

记得小时候，我常去乡下爷爷奶奶家。爷爷奶奶很忙，种地，养鸭，种西瓜，闲时，管理各种果树，金桔、桔子、苹果等等。家里的水果大多是奶奶给我们送来的`。看爷爷奶奶那么忙，我就会帮着把鸭子赶到河边去，看着鸭子在河里欢快地扑腾，我就在河边边捡小石子边逗小鸭子玩。

放眼望去，小河清澈见底。微风拂过，水面荡漾起片片微波。扔一片小石子下去，溅起小小的水花，片刻之后渐渐归于平静。河边水下，胖乎乎的鹅卵石静静地躺着，身上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水草在水底轻轻摇曳，小鱼自由地嬉戏，阳光投射在河面上，小鱼闪烁着银色的光点。披着红盔甲的小虾在河里窜来窜去，让我以为这虾都已经熟了呢。

几年过去，记忆中的小河变了模样。小河不远处，高大粗壮的铁路桥墩竖立在那里，河面变窄了，河水也浑浊了，小鱼小虾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水草懒懒地趴在水底，只有黑乎乎的鹅卵石依旧躺在河边，一动不动。听说不久的将来，小河将被填没，成为沪通铁路下的一片阴凉之地。

爷爷家的鸭子已经不能去这条小河里扑腾了，奶奶会赶着鸭子，去往两里外那条人工开凿的小河。家里新增了不少毛茸茸的小黄鸡，在宅前屋后叽叽喳喳。果树还很茂盛，今秋还能收获一波。爷爷恋恋不舍地告诉我，秋天铁路将延伸过来，家也将迁往新的地方。

老家的小河还在眼前荡漾，我仿佛看见岁月的长河在奔腾跳跃，将老家的小河悄悄湮没。

小河的今昔，代表着时代的变迁！

篇11：仰望文坛星辰750字作文

仰望文坛星辰750字作文

有一个住在草房子里的鸽子少年，叫桑桑；有一个寻找梦中白鹰与百合花女孩的少年，叫根鸟；有一个天真可爱的中法混血少女，叫阿梅；有一个追随永恒的儿童文学作家，叫曹文轩。

他是第一位获得国际安徒生的中国作家，堪称是中国文坛的一位骄傲。大概四五年级的时候，我买了他的《草房子》，那是我第一次认识他，他也是我第一位文学偶像。第一次看到他的名字时，我觉得很好听。文――文学，文化，文章，轩――气宇轩昂，也许这注定是一位作家的名字。

大多数人对他印象最深刻的作品大概就是《草房子》。这本书中，可以把桑桑看做是曹文轩，桑桑的父亲桑乔，也可以看做是曹文轩的父亲。里面有一个故事叫《药寮》最打动我，是真实发生在曹文轩身上的`故事。在他14岁那年，脖子上的一个肿块，被诊断出是绝症。他的父亲带着他四处求医，一直没有放弃，最后在上海，才有一位医生笃定地告诉他们：这只是淋巴结核，会好的。如果没有父亲抱着希望带着他奔波寻医，也许就不会有今天的曹文轩。这就是被曹文轩藏在《草房子》中的回忆，曾经看着这个故事潸然泪下，如今得知故事背景，仍是如此，感慨万分。

我敬佩曹文轩，因为他书中的故事――年少时打打闹闹，疯来疯去，想做就做，固执叛逆……不过就这样打着打着，闹着闹着，疯着疯着，就长大了。这本书里有年少的美好，有少年的成长，有或甜或暖或苦或涩的回忆，有充满了爱的草房子……曹文轩就这样将他的亲身感受和经历，用淳朴，优雅，细腻的文字，融入到他的小说中，这也许就是《草房子》为什么备受欢迎的原因。

我敬佩曹文轩，因为他的文风――优雅淳朴，如诗一般纯美。“这风是那么娇贵，那么温柔，那么安静，它像一个穿着白色长裙的女孩儿，从草地上，从树林里，从水边，从田埂上走过。”这是《野风车》中的一段文字，修辞手法用得恰到好处，如诗，如画，写得优雅，写得传神。这也是我们在写作文时应该学习的一点不是吗？

安徒生的童话，折射出黑暗的社会现实，曹文轩的故事，显现出成长的历程与生命的不屈。曹文轩这颗星星，不是最耀眼的，却是我最想一直仰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