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燥热的五月风，吹得遍野麦子黄了梢。
当年，父亲以一座雕塑的姿势蹲在田埂上，一缕缕烟雾从旱烟锅子里升腾而起。他黏黏的目光牢牢地盯着大片的麦田，眼神复杂。眼前的麦子，是我们冀南平原所特有的高杆儿“莛子麦”，最适合掐草帽辫，产量却不尽如人意。
“麦种该更新换代了”，他想。身为生产队长，父亲考虑最多的当然是粮食产量，但麦莛子作为家庭唯一的副业收入，同样不可或缺啊。
父亲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幕乱哄哄的场景：每年麦收时节，麦场上总要上演类似的“战争”——那辆拉麦捆子的大车刚进场，就被妇女们围了个水泄不通。她们一个个拉开架势疯了似的争抢，一抱粗的麦捆子两只胳膊各挟一个，竟能没半点分量似的快跑如飞。谁要强谁就能多抢到麦捆子，谁刷出来的多，谁就一年四季有麦莛子掐。莛子掐成草帽辫，就是一家大小的吃喝零花啊。一通争抢完毕，妇女们拿一柄麦叉子刷起来，刷掉残留在麦杆上的乱糟糟的麦叶，一大把一大把地刷净捋顺了，再把麦穗头上的麦粒摔打下来，捆成一大捆。这就属于社员自己的了。她们头上搭着条毛巾，顶着大晌午毒辣辣的太阳一直干到日头过午，连饭都顾不上吃。趁晌午歇晌的工夫，男人们也来帮忙。
午后两点钟，一天中最热的时候。该催促着社员们上工了，晒了一晌午的麦子得趁焦热劲儿碾压。男人们陆续进场了，拿叉的翻场，驾牲口的碾场。而妇女们依然恋恋不舍地在刷麦子，不愿离开。这就需要队长父亲带领几位副队长高声喊喝着往外轰人。父亲总是以身作则，跑过去先夺了母亲手里的麦叉子，继而又把她辛辛苦苦刷好的麦捆子一脚踢散。没办法，谁叫他是队长呢？满场里的眼睛都盯着哩！年幼的我躲在母亲背后，拿疑惑而陌生的目光瞅着他，吓得哇哇大哭。心疼得母亲直发火：你个二百五！你别吓着了俺孩子！看父亲转身去轰别人了，母亲边蹲下身哄我，边小声抱怨：看你爹这队长当的，一点光沾不上甭说，还净跟着吃亏。那些妇女们见父亲动了真格的，这才一百个不情愿地嘟囔着朝场外走。
父亲猛然掐断了纷乱的思绪，把一锅子烟灰磕打得满地沧桑。他站起身并随手拍打着屁股上的尘土。燠热的仲夏风阵阵掠过，让他感到既惬意又苦涩。
二
母亲弯下任劳任怨的腰身，将父亲踢乱的麦捆子重新收拾整齐，然后一个个搬到场边上。抓起粗壮的袢绳，架上柔弱的双肩。手推车装载着全家人一年的零花指望，接连不停地往家运，一趟，两趟，三趟……车子太小，一直往返到傍黑时分，还剩下两个小一点的麦捆子装不上。母亲叮嘱我在那里好生看着，她宁愿多拐一个来回也舍不得丢弃。可我光顾着玩了，早把母亲的吩咐忘到了爪洼国。等母亲气喘吁吁地赶回来，发现那两个麦捆子已被人顺手牵羊拿走了。一向疼爱我的母亲发了火，埋怨我不操心不懂事。两个麦捆子虽小，却是母亲付出了辛苦与汗水刷出来的，如果掐成草帽辫，能换来好几元钱的零花，母亲怎能不心疼呢？
掐草帽辫的确是我们冀南乡下的一大风景。所谓的“掐”，就是拿双手拇指与食指捏着编的意思。掐草帽辫需要七根麦莛子，左三右四或相反，右手把四根中最外边的一根别到左边去，左手再把最外边的一根别到右边去。左右两手不停地别来别去，“唰唰啦啦”的响，双手间的草帽辫不断延长，长蛇似的拖在下面。哪一根莛子掐尽了，就搭上一根新的续上。
那时候一年四季，勤劳的妇女们双手都离不开草帽辫。除了下地侍弄庄稼、做饭忙家务，掐草帽辫就是她们最好的活计。吃罢晚饭，母亲掖下夹着老粗的一大包莛子，和胡同里的婶子大娘们聚到一起，咯咯罗罗地闲聊着家长里短，手上的草帽辫也飞快地掐个不停；放电影的夜晚，银幕底下的女孩们也在掐，集市上有什么稀罕的布料鞋袜，全指着手上的草帽辫换了钱去买。不光女人，男人也掐。冬闲时候，地里没活了，男人闷在家里无聊也会帮着掐几挂，总比出去玩牌赌博强。听父亲讲，抓革命促生产的年月，白天干活夜里开会，男人们都是边听队长传达上级指示边掐草帽辫。会开完了，一大包莛子也掐完了。领会精神与搞家庭创收，两不误。当时一挂草帽辫能卖一毛多钱，只要双手不停地掐，一天下来块把钱到手，油盐酱醋等零花钱就有了。
我七八岁的时候，常常尾随着母亲坐在人堆里学掐草帽辫。一个男孩子掐草帽辫，不过是在玩耍罢了。两只小手别了半天，还被婶子大娘们取笑：傻小子，你那不是草帽辫，那叫草龙！编草龙，编草龙，越编越穷！所以大多数时候，母亲让我干的是掐掉麦秆外面的莛“裤子”，有用的部分是根部那一截光溜细滑的莛子。用的时候，按粗细分成几个等级。用到哪个等级了，要先投进泔水里，浸泡一个昼夜。那样的莛子掐出草帽辫来又白又亮，能卖个好价钱。约半寸宽的草帽辫掐出来，剪去边缘多余的莛刺儿，还得一圈圈地盘起来。以从肩膀到胳膊肘的长度为一庹，十庹为一挂。收草帽辫的贩子是以挂论价的。记得那时候，母亲正做着早饭呢，隐约听见巷口有收草帽辫的吆喝声，而她又走不开，就把我从被窝里揪起来，让我去卖。还再三叮嘱：每挂给一毛六就卖。当我把十几挂草帽辫递给那个人，紧张地看着他翻来倒去地打量。一毛六，卖不卖？我连忙说：卖！接了钱回家，把经过细细学说一遍，母亲抱怨说，你呀真不会卖东西！人家已经给一毛六了，你咋不问他要一毛七呢？我觉得委屈，是你说给一毛六就卖的嘛！呵！记忆里的草帽辫故事大多跟母亲有关。她那份隐忍与勤勉为我的童年岁月涂上一抹很温暖的亮色。无论悲喜忧欢，都是一份亲切而真实的回忆。
在家乡村头有一小型辫庄，是专门收购草帽辫的地方。每次从辫庄的门口经过，看见大片大片晾晒着的被漂白了的半成品，心头总有一种感慨：这得从多少人手里掐出来啊！这些半成品还要运到县城里的大草编厂才能被加工成草帽。到了麦收前夕，你去各个乡村集市上看吧，成堆成摞雪白的草帽被爱俏的男女老少买回家。收割麦子的时候，在炎炎烈日下，广袤的麦野里就像漂浮起一顶顶雪白的蘑菇。草帽产自乡野又回到乡野，就像艺术来自民间又回到民间一样。
三
“一条长虫七颗牙，出溜出溜往上爬。”为了哄十岁的女儿睡觉，妻竟然念了个久违了的谜语。料女儿猜不出，妻先自己道出谜底：掐草帽辫。女儿眨着好奇的眼睛问：妈妈，草帽辫是什么东西啊？妻与我相顾无言。曾几何时，这谜语经常被母亲念叨，那慈爱的腔调仿佛仍在耳边，可我们的下一代恐怕连见一见它的样子都很困难了。
婚后不久，我带妻携女远离了故乡，移居到这个繁华都市里打拼想要的生活。渐渐疏远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存方式，却把对童年的眷恋留在那个村庄。我灵魂的根须，每个夜晚都会伸向那片热土，伸向白发苍苍的父母，还有血脉相连的兄弟姐妹。关于故乡，关于田野，关于草帽辫的往事是我割舍不断的情结。
我与妻常常以回味的方式更新着从各方面获取的相关话题。
我说，上午跟老父亲打电话，他说今年用的是联合收割机，再也不用打场压场了。过去最忙碌最辛苦的麦收变得非常轻松惬意。镰刀钝得生了锈，一点用处也没有了。我问草帽辫还有人掐吗？你猜父亲咋说？麦杆子直接粉碎撒在大田里了，哪儿还见得着麦莛子？
妻说，也是啊。如今你去大田里看看，还有戴草帽的庄稼人吗？听说草帽辫已涨到一元钱一挂了，掐草帽辫的人却不多了。除了一些上岁数的老太太还在掐，她们说，只当免心焦呢，不然手里也没个拿捏。上次我回老家探望俺娘，一路上的确没见到一个掐草帽辫的人。
我突然想起了什么，问妻，你娘也不掐了么？妻说，早不掐了。如今跟一帮老太太打牌玩呢。
我忍不住窃笑了一下。记起那年高考落榜赋闲在家，一时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出路。去未婚妻家求婚，遭到岳母大人讥嘲说，怎么听说你净在家掐草辫子来着？这句话，气得我登时七窍生烟，感觉受了莫大的侮辱。那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乡亲们都忙着挣钱致富，他们或赶集市做生意，或开小型作坊搞加工，或托关系求人情往城里找门路，一派热火朝天蒸蒸日上的繁忙景象。当时谁窝在家里掐草帽辫，就是无能的表现、庸才的象征。试想：哪个热血男儿愿意承认自己是没本事的人呢？我辩解说，要说掐，小时候可能掐过，现在才不会掐它呢！我暗暗憋了一股子劲：哼，等着瞧吧，我非得做出点名堂来让你刮目相看不可！看看是谁净在家里掐草辫子！有趣的是，老岳母说这话时，她自己手上恰好捏着草帽辫唰啦唰啦地在掐。也多亏她当年英明地使了个激将法，不然我指不定混到啥份上呢。
我感慨万千地说，哎呀，没想到连她老人家也玩起打牌来了。
妻说，如今咱老家的人眼光高着哩，再也不愿意憋屈在家乡讨生活了。尤其是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上海、苏州、天津，去哪儿的都有。一年下来哪个不挣一两万块钱！谁还稀罕辛辛苦苦掐草帽辫挣的那点零花钱哩。
日子是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了。曾经那么红火那么普及的草帽辫，竟要永远地退出历史舞台了。几天前，偶然领我的女儿去参观市里的博物馆，看到各地区丰富物产的介绍，忽然瞥见墙角那个高塑筒里竟插着一大把莛子麦！一时竟有故人重逢的感觉。我想，假如莛子麦能给乡亲们带来财富的话，相信会有更多的人来开发它。除了做草帽之外，它还有其他更多可利用的价值空间。
恍然之间，眼前闪现出一大片金黄色的麦浪，望不到边际的莛子麦随风摇曳着喜人的丰姿。不远处的村庄里，一座座现代草编工艺品厂拔地而起。村里的年轻人再也不用朝外跑，他们不仅把家乡的特产莛子麦做出了大名堂，而且还吸引得许多外地人来打工呢。
★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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