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走进它的时候，我感到一股衰颓之气扑来，斑驳的墙体已彩色尽倾，蛛网遍结的木梁上，堆积着一层厚厚的灰尘，精雕细镂的花窗和镌刻着先祖来历的碑铭，仍依稀可窥这个家族在数百年历史流转中曾有的显赫与辉煌。这就是我儿时记忆中的祠堂，温暖了二十余年心灵巢穴的地方。
我出生的村庄名叫铁厂，因清朝时期先祖迁居来到这里，以炼铁为业而得名。村子房屋散居在一条狭长的山梁上，两边是绿野平畴，清澈明亮的小河穿田而过，整日流水淙淙，儿时的耳畔，常飘过“铁厂铁厂，人在中间坐，水朝两边淌，三条小河村中过，河水直流金沙江”的童谣。祠堂修建在山梁的正中，年代已无从考证，从我记事起，它供祖祭祀的功用就已消失，甚至连祖先牌位也早撤了。村里把它改造为学校后，这里就成了全村文化的渊薮，文脉流芳的源头，甚至是这个古老村庄数百年历史的缩影，由此发生的传说和轶事伴随了我的成长，延伸了我对历史与未来最初的审美想象，也参与了我早年的精神建构。
站在祠堂宽敞宏阔的院落中心，看着走马转角楼似的房屋建制，一幕幕往事涌上心头。在我二十余年来的人生旅程中，每当探究地方民族文化史时，一个与祠堂密切相关的老人形象便长久地盘踞在心中。老人是我们村中为数不多的读书人之一，对他过去那些年代往事的认识，更多来源于我父辈的叙说。据说，他年轻时曾在地方上任过官职，带过枪，威赫一方，新中国成立时，他所效力的旧政权被推翻，一批原来的官吏被收编在新生政权的统治之下。当时的他还很年轻，尽管属于被“解放”的类型，但之前并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父老乡亲的事情，按理，依然可以在新的政权里谋到一份不错的职位。可是他却选择了退隐，在三十岁左右这事业如日中天的年华，甘愿将全部的心力付之于本村的文化教育传播上。凭借着深厚的文化功底，他在祠堂旧址改造的学校里，招纳村里适龄儿童前来就读。名为新学，教授的内容依然以国文为主，突出传统文化的启蒙与研习，重视对学生古典诗文阅读写作能力的培养，并以极大的课时数量，培养学生的书法技艺。上课期间，师生们要么摇头晃脑，诗声朗朗，要么横平竖直，一丝不苟。他门下教出来的学生，长大后无论继续坚守土地还是外出闯荡，大都能填一手好词，赋几首古诗，挥就一笔漂亮书法。这种颇具古典的教学方式随着时光的流逝，社会生态与文化语境的变迁之后，已渐渐消失得了无踪迹。铁厂村新中国成立后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代读书人，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出现。
在一个百废俱兴、吐故纳新的时代，这一代人身上有着新旧文化交织的痕迹，偏居山野，接触新文化的熏陶不多，目光却可以穿透时光的轨道，直抵传统的深层。他们中很少有人能够走出大山的牵绊，毕竟在一个物质基础极为落后，文化思想封闭单一的环境中，人们缺乏向外冲闯的意识和狠劲。但正是这座祠堂的吞吐和凝聚，使得铁厂村书香延续，文气长存，现在春节间回去，可看到家家户户门楣上粘贴的春联，大多出自村里中老年人手笔，铁划银钩，飘逸潇洒。或者选择一个向晚的黄昏，到祖先坟茔间踯躅，倾心聆听那整齐墓碑下沉埋着的一颗颗曾经鲜活灵魂的诉说。他们平凡而辛劳的一生，大都被后辈勒石为铭，概括精准而评价甚高，浓缩为教育后代子孙的有效文本，仔细吟咏，竟发觉碑铭文采斐然，雕刻之功的精湛，自不用说。
二
祠堂中的第二代读书人，是我的父辈。他们大都生于建国后十年间，虽然没有经历天翻地覆的时代巨变，但这代人苦难、挣扎的传奇历史让我今天回顾时依然充满敬意。童蒙之初遭遇自然灾害，衣不蔽体的生活使得读书成为一种奢望，当物质生活有所好转，背着木制的书箱进入祠堂的时候，他们大都已告别童年，成为少年小子了。可随之而来的极左思潮又冲毁了他们美好的梦想，“文化大革命”的飓风将这个偏僻山村的平静秩序完全打乱，生产变得不再重要，政治活动的狂嚣压倒一切。我的父亲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走进了祠堂，磕磕碰碰地接受他们这一代人最初的启蒙教育。外界政治气候的风向标常强有力地影响到这偏僻一隅的山村，此时的教学，从内容到模式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传统的古典文学渐渐式微，代之以算术课的加入，并夹以极大比例的政治宣教和劳动课。
我常好奇地与父亲交谈他们这一代人的人生，探求他们独特的心路历程，留意他们言语和意识深层中显露出来的知识背景。他们生长于正红旗下，时代主潮本应以尊崇知识为荣，但人文领域的审美意识却异常单一，一元思想的绝对性严重地压抑了独立个性的生长，僵化的社会学读本和纷扰的时代浪潮造成他们精神世界的狂迷与无序，知识结构是驳杂的，紊乱的。“文革”开始时，父亲已九岁，在这个对外界具有稳定记忆和充满无穷想象的年龄，入眼的却是乡亲邻里之间无穷尽的相互批斗，他们的心灵也因此受到深深的戕害，怀疑主义的情绪自小萌发。父亲每当与我谈起那些年在祠堂里读书的经历，言语中都饱含着一种复杂的意味，一方面是书本中充满理想主义口号的召唤，一方面却要忍受来自物质与精神匮乏的双重煎熬，这种疏离与反讽，常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所幸历史给了这代人重新振作的机会，大集体时代培育出的协作精神和集体意识，半工半读生活所孕育的坚韧毅力，在“文革”结束后的年月中，全化作了他们搏击命运的有力武器。最让我感佩的是，父亲他们在用算盘计算复杂数据时，常表现出惊人的娴熟与精确，口中念着数字，手里拨动珠子，三下五除二，一大堆账目已清算完毕。业精于勤，这些硬功夫的养成，得益于小学假期间为村里记录工分的艰苦训练。他们中，已经陆续有人走出大山，挣回了数量不菲的钱，带回了山外的信息，影响着一批又一批的同伴继续外出。这个昔日封闭的小山村，开始进行它最初的艰难蜕变。
三
历史时光犹如静水深流，平静的表面下萌动着惊涛骇浪，沸腾着一往无前的强劲动力。铁厂村的历史车轮终于驶进了八十年代，祠堂也迎来了我们这一批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孩子。生逢政治清明的盛世，我们与祖辈、父辈在接受知识的启蒙与教育上已有根本性的不同，村里开始有了外地调来的教师，也有外村前来就读的学生，教育从此走向新的旅程。
这是一段与我的人生历程紧密关联的岁月，虽然过去十余年，可往事依然鲜活如初，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情境在脑海中一一浮现：朝阳初上，天空还飘浮着凛冽的寒气，全校师生整齐地站立在祠堂的天井中，在老师口琴声的伴奏下唱起国歌，眼睛随着国旗向上移动，直到它在视线里与太阳融为一体。旗杆是老师自己上山砍削树木制成的，包括简易球场上竖立的球架。那些年，一周里组织的两次升降旗活动，在我们眼里是世界上最庄严肃穆的仪式，可堪与新人拜天地仪式相媲美。让我们兴趣盎然的活动还有篮球比赛，在老师的倡导和带动下，我们进入学校后就喜欢上了篮球运动，矮小的个儿放学后整日只知在球场上腾跃。而没想到的是，有一年的元旦节，老师竟然组织了一场全校性的文艺演出。这在铁厂村是首次，当时村里还没有一台电视机，村民的精神生活极为匮乏，他们对文艺的认知仅来源于村里偶尔放映的几场电影。想到自己的孩子要参加文艺表演，村民们似乎比孩子还要激动，那天，本来很宽敞的祠堂显得拥挤不堪，密密匝匝地坐满了人。我清晰地记得一名低年级的学生当时被老师点将上讲台表演节目，神情局促不安，小脸涨得通红，双手不停地搓着衣角，眼睛不知该往哪儿看。连请了三遍也不敢跨上前去，老师只好投来一个理解的眼神，继续主持下一个节目。这个同学的表现在我们那年代里很有代表性，文化活动单一，对外界又近乎茫然无知，造成我们内向的性格，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在班里，男女生之间几乎是不讲话不来往的，记得有几次回乡，途中遇到几名与自己年龄相仿的青年女子，看着感觉面熟可一时想不起来究竟是谁，事后仔细回想，才知道我们原来曾同在一座教室念书多年。
我深深感恩这段充满童稚气息的青葱岁月，祠堂古朴陈旧的氛围让我们有一种对文化与生俱来的敬畏心理。当老师刚教我们学认了几个汉字时，我们便争先恐后地去辨认祠堂墙壁上的碑铭，小手指指点点，口里喃喃自语，那种强烈的求知欲望，冥冥中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文化选择，尽管当时这种选择还是潜隐的。多年以后的今天，当我外出求学谋生，偶尔也能用文言文写点文章时，我承认自己依然对那些古意深奥的铭文无法做详尽透彻的解读，而这解读，我已进行了近二十年！
六十年的沧桑风雨全浓缩在祠堂的草木荣枯上，它高高地耸立着，如一位看淡风云变幻的老者，默然静观尘世变化，同时又展现着傲视全村，领袖群伦的气概。祠堂在不同时期的功用决定了它不同的伦理与文化内涵，最初的祭祀，中间的文化传播，直至今天走向废弃，我想，作为教育场所的年代应是它最辉煌的时期。三代人走过了整整一个甲子的历史，这六十年，从祠堂里走出的一位位读书人，以他们的勤勉、朴直和睿智，接续了祠堂的文脉，见证并参与了共和国的成长。
★祠堂对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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