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从谁的书里拾起一句话，是卡夫卡说的，我的耳廓一面粗糙，一面光滑，它多汁，象一枚叶子。记得不够详尽，也许原文想表达的意思在我的引用中，已经发生了某些蜕变，变得面目全非也未可知。记忆就是这种东西，赖不如一根烂笔头。有一天我看见普里什文描述的俄罗斯北方，我告诉自己，应该记住，普里什文写作之背景在俄罗斯北方；又有梭罗的思想起源在瓦尔登湖，我又记下了——连连续续，我在笔记本中记下了，远在湘西的沈从文，近在武汉的池莉；北岛把诗歌带去了美国，余华的《兄弟》已经是韩文第三次再版。。种种，然而“记”乃言已，这无疑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注脚，当一个人也需要用记的方式给自己的童年和青春留下符号的时候，显然是一个充满荒诞趣味的事情。
杨埠小学就是一个需要“记”的地方。它于我而言，不过是一个泛指的符号，与具体人和地域好像已经毫无干系，是一个人对当下乡村环境及人文变迁历史的客观记录——却是我对乡村种种认知之中，锚定文化属性和派生文字爱好的最初的地方。我忘了，教育资源的整合抛弃了杨埠小学，然后杨埠小学也抛弃了我。我需要记下它，就像是被曾经在那里授课的老师长长揪起的我那多汁的耳廓，痛或者痒只能言表。我发现我越来越有文化气息了，就像是一个警觉的猎人，嗅着猎物的气息不断前行，这里，一种蹑手蹑脚的写作姿态，算得上我对它无限的敬重，然而面对它的消失，我也只能这样了。
众多的小学中，杨埠算不上美丽之屋，它却有自己的颜色和姿态。它的小，像是汪在盏中的清酒——我又记起来了，清酒产自日本，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是一种遥远而陌生的代名词——某种意义上的杨埠小学，也就是清酒。被延绵丘陵突出的嘴巴含着，被掩映的绿树噙着，这透彻不表现液体张力的清酒，和一片月色一缕光有什么区别？谁能说这浅浅的液体深处，没有比沙漠大海更辽阔的背景？
最近一次目睹它的风采，是今年清明节扫墓，站在自家祖坟山上远眺，看见然后留下的影像，稍显清晰。我倒是愿意用相片的存放时间来描叙它的清晰程度，那只是一张未满一岁的相片，没有塑封，时间和风雨都还没来得及侵蚀到它。隔代的祖坟未必亲切，望见它时我竟然亲切并兴奋起来，起初像是见到了童年的玩伴，尔后又像是远游归来的父亲，远远的欲将我揽在怀里，无形中有一种引力，像空气中伸出的一只大手，擎住我的胸襟。情绪很快退隐，我被一阵忧伤困住：那多半是来源于几个贫乏的毫无诗意的词汇，譬如“荒芜，暮年和沉睡”。
写着我便犯困了。一只手撑在侧垂着的头，碰到我的耳朵。我的耳廓一面粗糙，一面光滑，它多汁，象一枚树叶。我默念着卡夫卡的诗歌睡着了。很久之后手撑的地方麻木了，隐隐有些痛，我突然惊醒了，像是被谁揪着耳朵叫醒的。
一幅刚刚被谁体罚的样子。好像刚刚有一个熟悉的，穿着中山装的男子从我身旁经过。他的一只手拿着折尺，那只手是低垂的，折尺没有从我的身体上走过。另一只手刚刚从我耳朵斜上方的空气中划过，轻摔，想要摔掉一些顽劣的东西。我们都培养了一种被折罚的脾性，我们改不了了；同样我们认定了穿中山装的男人，走路读书摇头晃脑的样子。穿过漏斗型的天空，他们的现在就是我们的未来。仅仅是，现在我们还走在四水归堂的天井，以及读书声回荡的环型走廊上，或者凝听冬天里寒风弄响寒窗，披披掉掉的塑料薄膜飞扬在我们的哄闹里。
杨埠小学作为一种物质形态的存在，仿佛一下子就矗立在面前。有趣的是我去上学，沿着一条小沟渠逆流而上就可以了，道路没有分茬，途中要过两座桥，其实也算不得桥，两三块条形石头并列着搭在沟渠的两岸。我们跳跃着从石桥上经过，从桥的左侧到桥的右侧，过一道弯，又从桥的右侧跳跃到桥的左侧。有一点是肯定的，家和学校都在沟渠的左侧。那是一条充满趣味的道路，它成了我启蒙教育和快乐童年的一部分。我不是一个乖张的孩子，胆大而野性，总有一群孩子跟在我身后。那个不大的村落成了我们撒野的乐园。杨埠小学的存在，竟成了我们唯一的禁锢。总是还游荡在小渠边上时候，学校的上课铃声响起，我们便像是一群马蜂，从并不宽敞的学校石头拱门，蜂拥而入。站在回廊上摇铃的老师，一幅恶狠狠的样子。他盯的是整个的群体，然而更像是只盯住了我，让我变得心虚，拼命往教室里奔去，不敢抬头。
远望中的校舍，渐渐模糊在铃声缥缈，浮尘泛泛的往事里。
我离开母校渐远。当想象和笔触再一次的伸向它，校舍一下子瘦弱了，象被孩子放弃的老汉，斜依在山峦上磕痒。对于我来说，杨埠小学的骨架会变成另外一种铁器，一种比骨头更坚硬的东西。在绿叶和落叶构成的背景中，帮我寻找内心的支撑和信仰。
学校没了，空有一双多汁的耳朵，我能倾听到什么？
★一枚戒指
★一枚戒指
★落叶
《记忆，像一枚落叶.doc》
将本文的Word文档下载到电脑，方便收藏和打印
推荐度：
点击下载文档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