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汉学家布•艾维斯在一本著作中指出：“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后期，引文文化在中国的奇特发展令全球为之瞩目。当时各级官员、各派组织及普通民众开口说话时，总要先引一段‘最高指示’，否则便有遭受责难或罢黜的风险。”日本学者大藏一郎认为，“最近二十年来，引用领袖语录的风气虽然式微，但中国根深蒂固的引文文化并未因此消失，而是朝着另外两个方向蓬勃发展。一是大量引用西方现代典籍，引用对象所在的国家越强大，其观点似乎就越具说服力；二是大量引用中国古籍，引用的越古老，越生僻，越能换取无知者的敬意。”
阿根廷阐释学研究者安•西雪丽亚说过一段意味深长的话：“您怎么还在不断引用汤因比、德里达等人的言论？据我所知，有些发展中国家正在试图改变这种状况。以中国为例，中国一些时髦人士觉得，总引欧美学者的话太俗。现在，他们挺爱援引我们拉美作家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博学，至少证明他们对搜索引擎运用得比较娴熟。估计下一段，他们就该引用爱斯基摩人的格言了。”
《高考作文素材——引文.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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