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前372——前289），名轲，邹人，是孔子之后的儒家大师，继承并发展了儒家学说。游说诸侯，进行政治活动，宣传自己行王道、施仁政的政治主张，是其一生的主要活动内容。刚直不阿，大胆泼辣是其个性特征。
2、《孟子》的作者、篇数和主要内容
《孟子》的作者，向来有三种说法：自著；弟子著；与弟子合著。其中第三种说法较为可信。
《孟子》今存七篇十四章，即《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每篇各分上、下章。
3、孟子的思想主张
仁政学说：反对霸道主张行王道，希望统治者能“发政施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养家糊口，安居乐业，这样他们就不会犯上作乱，自然会拥戴国君，达到“保民而王”。由此他提出“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同情百姓苦难，反对不义战争和横征暴敛，反映了人民的普遍愿望，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但其局限性在于以“性善论”为基础，认为国君本性是善良的，具有仁心，只要加以推广，便能施惠于民。这在诸侯争霸的战国乱世当然行不通，即使在盛世王朝也是行不通的。因为阶级差异决定了阶级剥削的事实存在。
《孟子》的文章形式，已将简明扼要的语录体发展为对话体的论辩文。
4、《孟子》的艺术成就
（1）善于论辩，灵活运用丰富多彩，纯熟老练的论辩技巧。
孟子曾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滕文公下》）在百家争鸣的时代，要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护自己的立场，批评其他学派，就不得不进行论辩。孟子得心应手地运用类比推理，往往是欲擒故纵，反复诘难，迂回曲折把对方引入自己预设的埋伏圈中。如《梁惠王下》中“王顾左右而言他”，先以两个设问，使齐宣王顺着自己的思路，得出两个不言而喻的结论，接着类推下去使齐宣王陷入自我否定的结论中而无言以对。孟子利用对话体论辩文的特点，巧妙设问，缓缓道来，欲擒故纵，引人入彀（gou，靶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2）感情充沛，气盛强劲，个性鲜明。
气势浩然是《孟子》散文的重要风格特征。这种风格，源于孟子人格修养的力量。孟子曾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公孙丑上》）“养气”是指按照人的天赋本心，对仁义道德经久不懈的人格修养，久而久之，这种修养升华出一种至大至刚、充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反映到文章上，自然就情感激越，辞锋犀利，气势磅礴。《孟子》一书以孟轲为中心，通过对他的言行举止、神情语态的生动描述，鲜明地展示了孟子的个性、情感和精神。千载而下，我们仍能看到一个思想家的鲜明形象。如他对黎民百姓的怜悯和同情；对统治者的藐视；对权贵者的鄙视和冷嘲热讽；对异端的无情抨击，甚至破口大骂等等，都反映了孟子激越的情感和刚直的个性。
（3）善用比喻和寓言故事说理，深入浅出，精彩传神。
《孟子》在论辩中常用比喻，把抽象的道理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表现出来。和《庄子》一样都善用比喻，但两者在创作方法和效果上存在差异。《孟子》的比喻是现实主义的，如《齐桓晋文之事》章中“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等，《鱼我所欲也》章中“舍鱼而取熊掌”，都是现实生活中具体可感的事物；而《庄子》设喻的本体都是奇特怪诞的事物，有很大的臆造虚拟性，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如《逍遥游》中的鲲鹏、大瓠、大椿，《应帝王》中的倏和忽等，都是世间不存在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从运用比喻的效果来看，《孟子》中的比喻贴切巧妙，主要用于说明事理，使文章引人入胜，增强说服力。如以“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为喻，说明齐王“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的原因，是“不为也，非不能也。”这些比喻非常通俗浅显，具有雄辩的说服力。而《庄子》的比喻，往往不直接道破其旨意，而是通过生动传神的描绘，造成一种奇幻的境界，使人心驰神往，在艺术的享受中领悟其喻意。此外，《孟子》中也有少数就近取譬，生动有趣的寓言故事，如“齐人有一妻一妾”（《离娄下》），人物毕肖，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具有很强的戏剧性，可以称为精美的微形小说，绝妙的讽刺小品。因此成功地以齐人言行譬喻官场中那般钻营富贵利达之徒，讽刺他们的卑鄙无耻的丑恶嘴脸。
四、语言通俗自然、明快畅达，而又精练准确。很少有艰深、生涩的语句。它继承发展《论语》、《左传》、《国语》等开创的新的书面语言形式，形成了一种精练简约、深入浅出的语言风格。可以说，后来统治了我国两千多年的标准书面语，在《孟子》那里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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