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给大家带来林庚：唐诗综论，本文共7篇，一起来阅读吧，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林庚：唐诗综论
林庚：唐诗综论
近代以前，文学研究主要以两种方式进行，一为文献考订，一为诗文评点（像《文心雕龙》这样的著作不惟空前，而且绝后）。近代以后，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古代文学研究才引进西方的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了考据、评点、西化研究三足鼎立的研究局面。到了上世纪50-60年代，西化的研究方式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考据还因其有现实的需要而若存若亡，评点式的研究则已退化成为“鉴赏”而可有可无了。论者甚至以康德不懂审美却写出了旷代美学巨著而为自己不懂审美辩护。
80年代以来，由于对西化研究方法的反思，古代文学研究出现了不大不小的“回归”热。阶级分析的方法确实已很难被正式发表的文章所运用，鉴赏辞典铺天盖地，考据被重新确立了其重要地位。三者的位置进行了调整。考据恢复了它的重要地位；西化研究换上了社会学、文化学的招牌，理论上更新换代了，原型批评、结构主义、阐释学、文化人类学纷纷登场；只有“鉴赏”，仍然被相当多的研究者看作可有可无，而且被认为是文学研究中不“科学”的标志。
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古代文学，过去成绩不大，现在成绩如何，依然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不过，用西方理论很容易出成绩，对于评职称比较有利。而考据，或称文献学的方法，作为古代文学的基础，是极其重要的，也是知人论世的需要，但考据并不是文学研究本身。
原来文学研究还是需要“悟”的。和其他的学科科学研究不同，文学研究从来是先有结论，后有分析；而不是先有分析，后有结论。当然这种结论，是审美直觉的结论，而非理论的先入之见。占有充分的准确的材料，是文学研究的基础，不过文学研究所用的材料本身有等级之分的。一般的已失去文学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及相关史料可称为“材料”，而把仍具生命力的文学作品也称为“材料”就不合适了。
林庚先生的《唐诗综论》堪称真正的文学研究。在《唐诗综论》的一系列文章中，我们看到鉴赏不仅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它还是文学及文学研究的基础、本身和目的。而“鉴赏力”正是文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能力。
与一般的鉴赏文章不同的是，林庚先生的文章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有开阔的视野，有比较的眼光。林庚先生的文章能抓住对象的本质，而不是出于一般的泛泛而论。但林庚先生的文章又从不对对象作硬性的概念的规定，他对很多问题的解决都是从比较中确定对象的范围。应该说这是一种超出了理性限制的研究方法。而这一切，正是中国古代的文学批评方法所独具的特点之一。
在《唐诗综论》中，最享盛名的是《盛唐气象》一文。该文主题明朗，慢慢看下去，盛唐气象这个不可捉摸的对象渐渐地清楚了：盛唐气象不同于建安风骨是因为“它还有丰实的肌肉，而丰实的肌肉也就更为有力的说明了这个‘骨’。” 盛唐气象不可捉摸，是因为“它丰富到只能用一片气象来说明”，“它乃是建安风骨更丰富的展开”。而汉魏“气象混沌”是“不假悟也”。盛唐则是认识到捕逐而且答于深入浅出的造诣，所以是‘透彻之悟’。汉魏既然还没有致力于捕逐形象，所以形象是淳朴的，又是完整的，因此‘难以句摘’；如同还没有开采的矿山，这也就是‘气象混沌’。而盛唐则由于致力捕逐而获得最直接鲜明的形象，它好像是已经展开的真金美玉的矿藏，美不胜收的放出异样的光彩，这就不能说是混沌，只能说是浑厚了。” 这样盛唐气象就在与建安风骨和汉魏古诗的比较中确立了自己的特征。
读到这里，不能不感叹林先生的文字功底和写作技巧。严羽《沧浪诗话诗辨》说：“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还说：“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 “唐人尚意兴而理在其中；汉魏之诗，词理意兴，无迹可求。”“汉魏古诗，气象混沌，难以句摘。晋以还方有佳句。”应该说林先生的'文章继承了严羽的基本观点，但林先生用“形象”把严羽的这些散落的词语凝结成一个整体，又用了采矿这个比喻，用“浑厚”与“混沌”相对，就更突出了唐诗的特点，也强调了唐诗超越汉魏古诗的艺术地位。
读到这儿，不由得想起当今的主流鉴赏理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也就是鉴赏“趣味无高下论”。当然我们如果花一番功夫，也许会发现“萝卜论”的理论根源要追溯到接受理论或福科。不管怎么样，当今就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任何人都敢说自己的作品是最好的，任何人都敢认为自己的趣味不比别人差。好作品与坏作品的界限模糊了，评论家也变了，他不再关心作品的好坏，不再热中于编排作家的座次。这是一个审美相对主义的时代。
在这样一个时代，说一个作品比另一个作品好是要冒闲言碎语的风险的。某些读者会问：“为什么说XX的作品不好？我就喜欢！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眼光嘛！”
其实，作品有高下，是鉴赏存在的基本前提。一个人的审美感觉越敏锐，他区分的作品高下就越细微。林语堂曾经说过，他只看极上流书和极下流书，因为中流剽上窃下，最无足观。鲁迅对此有一个极为精辟的评价：这透彻地表明了其人的毫无自信。 确实，林语堂否定中流，只不过用相对主义为自己的低下趣味辩护，他又标榜极上流，也只是为了掩饰自己的不自信而已。
那些以作品及接受者的差别为趣味无高下辩护的说法是似是而非的。我们过分强调接受主体的独特性，而忽略了杰出作品的超越性。其实，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个体的独特性是微不足道的。一个作品经历了千百年的时间的磨练而流传至今，它本身就说明了它的超越性。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作品的时候，不应该斤斤于为自己的独特辩护，而应该忘掉自我，反思自己为什么不能接受经历了时间洗礼的经典作品。文学作品有高下之分，有雅俗之别，如何辨别高下雅俗，正是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出发点和基本任务。
林庚先生在文章中对“盛唐气象”作了精彩的说明。如果文章到此为止，那么我们说这篇文章已有风骨。不过文章中“盛唐气象的艺术特征”一节，却是本文的真正的点睛之笔，因为它使该文达到了如“盛唐气象”一般的气象。尽管其中也用了“浪漫主义”、“人民”之类当时流行的话语，但文内的主旨却完全超越了这些概念。在这一节中，林庚先生采取了古代诗文评点的形式。请看：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庐山秀出南斗傍，屏风九叠云锦张……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林评：“一种青春的旋律，无限的展望，就是盛唐诗普遍的特征。”李白《横江词》：“人道横江好，侬道横江恶。一风三日吹倒山，白浪高于瓦官阁。”林评：“在风浪的险恶中，却写出了如此壮观的局面，这与《蜀道难》的惊心动魄，乃同为时代雄伟的歌声。而这一首民歌似的短诗，它究竟说‘横江恶’还是在更深入的礼赞‘横江好’呢？这就是现实生活中丰富的歌唱。在现实生活中矛盾是不可能没有的，然而那压倒一切的辉煌的形象，它说明了一个经得起风浪的时代性格的成长。”
最为精彩的当属对李白《将进酒》的点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何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謔。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林庚先生分析说，如果单看了字面，那么“白发三千丈”，“同销万古愁”仅仅说愁之多，愁之长了，感情岂不过于沉重？可其中形象的充沛饱满，才是真正的盛唐气象的造诣。如果和李后主的《虞美人》相比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个形象就决不是盛唐气象了，而是一副可怜相。那么是不是一定要用“长江”“黄河”才能构成盛唐气象呢？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又如何？“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林庚先生说：“盛唐气象是饱满的，蓬勃的，正因其在生活的每个角落都是充沛的，它夸大到‘白发三千丈’不觉得夸大，细小到‘一片冰心在玉壶’不觉细小。正如一朵小小的蒲公英，也耀眼的说明了整个春天的世界。”
显然林先生的评点和流行的“鉴赏辞典”的赏析文章写法不太一样。我们从这里可以明白古人采用简洁的评点方式的原由。对作品的赏析，尤其要注意一点不要喧宾夺主，赏析文字不要凌驾于作品之上。所谓的“鉴赏”，我们的目的是引导别人进入作品的境界，而不是赏析人驰骋才华的时候。这有点像打篮球的时候的上蓝，球到筐前，轻轻一送即可，因为球本身就有速度，再用力，就过分了。
《盛唐气象》一向被称为林先生的代表作，所谓“少年精神，盛唐气象”。在我看来，《说木叶》一文所具有的典范性的意义比《盛唐气象》更为明显。如果说《盛唐气象》还主要是对前人所提出的命题积薪式的发挥，那么《说木叶》一文则更具独创的意味。其语言之生动优美，其分析之精当微妙，尤其是其中体现的作者的审美感觉之敏锐，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地步。
杜甫名作《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回。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其中“无边落木萧萧下”，相信每一个人读到这句诗都会有类似的感觉：“落木”，太奇怪了，一查注释，则落木又是落叶的意思。于是我们便轻松放过去了，以为这是一个训诂的问题。这样的例子在古诗里实在太多了。
可林庚先生却在《说木叶》一文中发现，古代诗歌中经常用“木叶”，却很少用“树叶”。“洞庭波兮木叶下”（屈原《九歌》）“九月寒砧催木叶”（沈佺期《古意》）……而且“木”都与秋天有关联。“秋月照层岭，寒风扫高木”（吴均《答柳恽》）用高树不行吗？可以，“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曹植《野田黄雀行》）然则“高树”饱满，“高木”则空阔。
原来木叶与树叶在概念上虽无差别，但在诗歌语言中差别就非常之大。“木”的潜在形象正是“木头、木料、木板”，它与“叶”相排斥，于是木叶正暗示落叶。而树，本身具有繁茂的枝叶，具有密密层层浓荫的联想。因此随之有了更多的暗示。木在触觉上是干燥的而不是湿润的，颜色可能是黄的，而树，颜色是绿色，触觉上是湿润的。于是“木叶”是属于风的而不是属于雨的，属于爽朗的晴空而不属于沉沉的阴天。“至于落木呢？则比‘木叶’还要显得空阔，它连‘叶’这一字所保留的一点绵密之意也洗净了：
落木千山天远大
充分说明了这个空阔；这是到了要斩断柔情的时候了。”
最后，林先生感叹说，“‘木叶’之与‘树叶’不过是一字之差，‘木’与‘树’在概念上原是相去无几的，然而到艺术形象的领域，这里的差别就几乎是一字千金。”
当我们看林庚先生《说木叶》一文时，也正有同样的感觉。我们读林庚先生的《说木叶》也觉得几乎是一字千金。
关于树与木的区别，乃是一个天才的发现。我不知道古人写诗时是否意识到这个区别，不过我相信，即使起古人于底下，与他讲一讲树与木的区别，他也会由衷地佩服。
汪维辉先生曾经从语言学的角度描述过树与木的词语使用的变化。在从上古到中古发生了以“树”这个词取代“木”这个词的变化。 不过既然到唐代这种取代已经完成，那么唐及其前后诗人们仍然喜欢用“木叶”而不用“树叶”，就足够说明了：这仍然是一个诗学的问题而不纯粹是一个语言学的问题。
《唐诗综论》里的每一篇文章都有其精彩之处。像《青与绿》、《诗的活力与新原质》都别出心裁。而且从作品本身出发，而不是从理论出发，真正做到了见微知著，而不是借题发挥。林先生60年前说：“我们今天正走在这古老历史要更新的阶段，诗因此要全力争取这时代，如同矮小的松树要种植在沙漠化的童山上一样。”(《诗的活力与新原质》)今天，文化的沙漠化与六十年前相比，有更严重的趋势。林先生此言，值得我们每一个从事文学工作的人深思。
知道林先生很晚，还是1995年在武大读硕士的时候，熊礼汇先生给我们推荐林先生的《唐诗综论》，我才从图书馆把书借出来看了一遍。记得当时很震撼，是看《说木叶》的时候。《说木叶》里关于“树”与“木”的分辨使我产生了一种不可企及的感觉。从那以后，我的脑子里便多了一个问题：作者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呢？作者又怎么会想到要去辨析“树”与“木”的区别呢？因此有一次在电视上看到“东方之子”对林庚先生的访谈时，便产生了一种类似于追星族对明星所产生的情感。只是遗憾，没能听到萦绕在心的问题的答案。
认识林庚先生，是在上个世纪的。那时我正准备北大博士生的入学考试。误入幽静的燕南园。哎，那不是上次电视上看到的林先生吗？……
于是在林先生家，那个幽静的燕南园62号，就有了下面的一段对话：
“您是怎么想到要区别树与木的含义呢？”
“因为我看到古代诗歌里很少说树叶，而木叶反而很常见。”
噢！原来这么简单啊！可是……作者到底是怎么想到的呢？
不用再去追寻了吧！对于文学研究而言，一个人固然可以掌握大量的材料，皓首穷经，也能做出不朽的成绩，不过，仅仅这样做，总觉得和文学有点隔阂吧？就像王国维所说，如雾里观花，终隔一层。那么林先生是怎么想到“树”与“木”的区别的呢？也许就在那一闪念？
也许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就在这一闪念吧。
篇2：林庚的诗
林庚（1910- ），出版的诗集有《夜》（1933）、《春野与窗》（1934）、《北平情歌》（1936）、《冬眠曲及其他》（1936）、《林庚诗选》（1985）等。
冰河 朦胧 活 广场冰河
从一个村落到一个村落
这一条冰河小心的流着
人们看不见水的蓝颜色
今天是二九明天是什么
在长的路上人们来往着
这一个冬天在冰里度过
没有人看见水的蓝颜色
这一条冰河带走了日月
今天是二九明天是什么
这一条冰河带走了日月
朦胧
常听见有小孩的脚步声向我跑来
中止于一霎突然的寂寞里
春天如水的幽明
遂有一切之倒影
薄暮朦胧处
两排绿树下的路上
是有个不可知的希望在飞吗
是的，有一只黑色的蜻蜓
飞入冥冥的草中了
活
我们要活着都是为什么
我们说不出也没有想说
今年的冬天像是一把刀
我们在刀里就这样活着
明天的日子比今天更多
春天要来了像一条小河
流过这一家流过这一家
春天的日子像是一首歌
我们不用说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思想像一个广告
广场
阴天都是云看不见太阳
今天的日子跟每天一样
我们要说话要走出大门
这世界今天是一个广场
我说这世界是一个广场
这正是人们集聚的地方
我们把今天写在墙壁上
我们的话是公开的思想
一切明白的用不着多讲
我们原来是跟每天一样
阴天都是云看不见太阳
这世界今天是一个广场
篇3：儿化规范综论
儿化规范综论
本文为普通话儿化规范提供了学理上的依据,论述了儿化现象并不只是北京话才有的'地方性特征.目前口语中儿化词使用数量上的减少并不等于“儿化本身有萎缩的趋势”,更不能由此认定“普通话基本上不该有儿化韵尾”:儿化也并不是一种“无实质性作用”的语言表达手段.从语法上说,儿化是一种语音构词手段,从词汇和语用角度说,儿化对丰富语言表现力、语体风格色彩的多样化也有重要作用.儿化规范将促使民族共同语向更为丰富多彩的道路上健康发展.
作 者：王理嘉 Wang Lijia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中文系/汉语语言学研究中心,北京,100871 刊 名：语言文字应用 PKU CSSCI英文刊名：APPLIED LINGUISTICS 年，卷(期)： “”(3) 分类号：H102 关键词：儿化韵 儿化规范 民族共同语篇4：中学校长综论中考改革
中学校长综论中考改革
中学校长综论中考改革 12月01日 11:49 来源:合肥报业网??
中考要不要改，如何改？11月12日，第三届21世纪教育论坛对话会上，四位中学校长应邀就此展开讨论，大家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中考考试制度是罪魁祸首
高万祥(张家港高级中学校长)：现行的中考制度惨不忍睹，中考改革非改不可。我们的学生普遍物质发育过剩，精神发育不良，这与教育评价、改革制度有关。中考考试制度是罪魁祸首！中考改革我认为首先要重心下移，中考没有全国统考，省与省、地与地都有变化，要根本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就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比如重点中学就可以自行命题。其次，学科可以更扩展。不是现在的教什么，学什么，考什么；而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这么多学科如何考，应该让其他学校重新评定。再次，文化课考试要再简单。中考与高考不同，中考还是考学生结果，至少在语文学科，我认为可以以一篇作文为主。有人认为以一篇作文考查学生成绩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于漪老师也主张语文的高、中考都要化繁为简。另外我认为小学生的语文练习册应统统烧光，中学语文也不要做作业。
我对中考改革充满恐惧
郑杰(上海北郊中学校长)：我对中考改革充满恐惧。第一，假设中考没有了选拔功能，我这个校长就很难再当下去。如果把学校当作生命力，呼吸就是考试。升学、期中、期末等考试是一般的呼吸，而中考则是深呼吸，如果没有深呼吸，学校的生命节律就会被打乱。我认为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前，这种节律不能被打乱。第二，假如没有中考，没有升学率，如何监管老师，以什么来衡量老师？第三，没有中考教师将会面临恐慌。没有中考综合评价老师，老师将是牺牲品。因为许多老师也只是通过中考这种考试形式片面发展出来的，本身就没有综合能力。第四，家长凭什么依据来证明你是一所好学校、差学校？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中考走出来的家庭困难的孩子，希望会更渺茫。第五，我也想通过中考升学率，为个人前途谋些政治资本，好调到好学校，如果没有中考我的这个理想也许就会破灭。当然我是主张改造学校，改造教育的，不过我考虑的是如何研究现有的制度，花很短的时间而不是题海战术来提高学习成绩。
中考改革要回到逻辑起点
李杰(苏州一中校长)：中考改革很复杂，中考改革要回到逻辑起点。中考是选拔、评估，“选拔”的功能要求中考必须考，“评估”的.功能要求中考必须改。中考必须改，从教育评估来讲，中考要有利于培养学生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从教育过程来评判，中考不可少，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中国离不开考试。那么中考究竟怎么改？我认为，第一，要看中考由谁来负责考，是不是非要政府负责不可。可不可以尝试由学校自己来考，特别是民办学校。第二，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要考？重点中学或职业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不一定都要考。第三，是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考，是不是学多少考多少，是不是心理测试与能力测试相结合……所以中考改革要综合考虑。
中考改革要体现三个“一致”
曹伦华(苏州外国语学校校长)：苏州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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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中学校长综论中考改革
中学校长综论中考改革
中学校长综论中考改革 月01日 11:49 来源:合肥报业网??
中考要不要改，如何改？11月12日，第三届21世纪教育论坛对话会上，四位中学校长应邀就此展开讨论，大家唇枪舌剑，针锋相对――
中考考试制度是罪魁祸首
高万祥(张家港高级中学校长)：现行的中考制度惨不忍睹，中考改革非改不可。我们的学生普遍物质发育过剩，精神发育不良，这与教育评价、改革制度有关。中考考试制度是罪魁祸首！中考改革我认为首先要重心下移，中考没有全国统考，省与省、地与地都有变化，要根本改变一考定终身的局面就要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比如重点中学就可以自行命题。其次，学科可以更扩展。不是现在的教什么，学什么，考什么；而是考什么，教什么，学什么，这么多学科如何考，应该让其他学校重新评定。再次，文化课考试要再简单。中考与高考不同，中考还是考学生结果，至少在语文学科，我认为可以以一篇作文为主。有人认为以一篇作文考查学生成绩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于漪老师也主张语文的高、中考都要化繁为简。另外我认为小学生的语文练习册应统统烧光，中学语文也不要做作业。
我对中考改革充满恐惧
郑杰(上海北郊中学校长)：我对中考改革充满恐惧。第一，假设中考没有了选拔功能，我这个校长就很难再当下去。如果把学校当作生命力，呼吸就是考试。升学、期中、期末等考试是一般的呼吸，而中考则是深呼吸，如果没有深呼吸，学校的生命节律就会被打乱。我认为没有找到好的办法前，这种节律不能被打乱。第二，假如没有中考，没有升学率，如何监管老师，以什么来衡量老师？第三，没有中考教师将会面临恐慌。没有中考综合评价老师，老师将是牺牲品。因为许多老师也只是通过中考这种考试形式片面发展出来的，本身就没有综合能力。第四，家长凭什么依据来证明你是一所好学校、差学校？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中考走出来的家庭困难的孩子，希望会更渺茫。第五，我也想通过中考升学率，为个人前途谋些政治资本，好调到好学校，如果没有中考我的这个理想也许就会破灭。当然我是主张改造学校，改造教育的，不过我考虑的是如何研究现有的制度，花很短的时间而不是题海战术来提高学习成绩。
中考改革要回到逻辑起点
李杰(苏州一中校长)：中考改革很复杂，中考改革要回到逻辑起点。中考是选拔、评估，“选拔”的功能要求中考必须考，“评估”的功能要求中考必须改。中考必须改，从教育评估来讲，中考要有利于培养学生能力，特别是创新能力；从教育过程来评判，中考不可少，考试在一定程度上引领着中国的基础教育发展，中国离不开考试。那么中考究竟怎么改？我认为，第一，要看中考由谁来负责考，是不是非要政府负责不可。可不可以尝试由学校自己来考，特别是民办学校。第二，是不是所有的学生都要考？重点中学或职业学校的学生我觉得不一定都要考。第三，是不是所有的内容都要考，是不是学多少考多少，是不是心理测试与能力测试相结合……所以中考改革要综合考虑。
中考改革要体现三个“一致”
曹伦华(苏州外国语学校校长)：苏州市的中考改革近两年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中考的走向总体让人满意。我认为中考改革主要要体现三个“一致”：第一，中考改革要与新大纲、新课程标准一致。新大纲是中考试题考查学生知识能力应参照的标准。低于大纲要求或超出大纲要求的试题都不利于对教学结果的评价和鉴定，也不利于对今后教学的导向。如果说大纲指导规范教学是在宏观层面上的话，那么课程标准，则是比较具体的教学规则。因此，中考应该在新课程标准所规定的范围内对学生进行考查，教师也应该更深入地学习和理解新课程标准，使考和教，教和学都能够统一在新课程标准的原则上。由于新课程标准总结了近年来教学改革的成果，体现了教育现代化的要求，突出了教学的创新，在这些方面，我们尤其需要认真学习和领会，从而使中考改革能够继续健康地向前发展。第二，中考改革要和培养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标一致。培养具有综合性素质的人才是当今时代和未来对人才提出的要求。拿外语来说，目前中考对学生的要求比较单一，在这样的要求指导下进行的英语教学，其结果肯定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因为中考只能用一个尺度，它必须照顾到所有的学生，而且只考听读写，不考说。因此以中考为轴心的初中英语教学，就不得不以较低的要求、教学生一些只能面对考试的英语，这样的学生无法应对一般交际，更无从应对多领域的专业化交际，这样的状况和苏州这样的开放性城市对人才的要求距离太远。所以我建议，英语中考能否改用考级的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的需要，根据社会对不同人才的要求，设立能够体现实用性和满足多领域交际要求的英语能级。这样的能级对学生听、说、读、写都有考核要求，对初中毕业生设定最基本能级，而对学有余力的学生则可以允许他们去考更高的能级。这样是不是更有利于我们实现培养综合性人才大目标呢？第三，中考改革要和终生学习的要求一致。中考指挥棒要向有助于培养学生终生学习能力上倾斜，也就是说，中考要指导我们的教师在平时的教学中，除了教知识而外，还要以更多的精力去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比如学习的方法，学习的态度，学习习惯，比如如何收集、储存和处理资料和信息，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对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等等，这些方面，我想应该在中考试题中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方面的题目能否再增加一些比重，或者推出适当的新题型使其指向性更加明确。
特派记者 孙韬
篇6：《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
白居易元和元年(806)以唐玄宗、杨贵妃故事为题材创作的《长恨歌》，到已经进入第1200个年头。《长恨歌》以婉丽多情的文本，从一个侧面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强盛的唐王朝由盛而衰的重大转折——甚至可能艺术地揭示了其中的重要原因，无疑是中国古典叙事诗的经典之作。不过，由于所取帝王题材波及甚广，内容丰富复杂，因此《长恨歌》的创作刚刚完成，对这部经典长诗的解读、阐释就揭开序幕，分歧巨大的争论也由此展开。
关于《长恨歌》的各种研究既多，述评一类论文亦不少。但已有的述评或限于某一时段，如《六十年来国内〈长恨歌〉研究述要》 (《文史知识》1983年第7期) 、《近二十年〈长恨歌〉主题之争综述》 (《上饶师专学报》第2期) 、《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评》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 ;或以“共时”方式进行分类整理，如《〈长恨歌〉主题研究述论》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第4期) 、《〈长恨歌〉主题思想述评》 (《山西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长恨歌》主题研究全面的时间线索及发展轨迹并不清晰。因此，本文拟以时间为“经”，相对集中的时段则以不同类别分述，注重阐述各说在不同时段的演进与变化，力求展示约12来《长恨歌》研究的宏观发展轨迹，并对《长恨歌》主题研究的走向提出一些看法，以有利于推进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说明的是，由于述论已多，所以对各说的阐述相对从简，而把重点放在“发展”和其他研究没有论及的问题上。
一 公元8至20世纪初:集中于有无规讽史笔、是否“艳体”
据《长恨歌传》记载，元和元年(806)十二月，白居易从校书郎调(今陕西周至)作县尉，陈鸿与王质夫住在，闲暇时一起游览仙游寺，谈起李、杨故事，互相感叹不已，“质夫举酒于乐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乐天因为《长恨歌》。……歌既成，使鸿传焉”。从这段记载来看，《长恨歌》创作刚刚完成，白居易即委托陈鸿作《长恨歌传》。“传”即“传注”，是对《长恨歌》进行阐释。《长恨歌传》指出，白居易创作《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即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惨祸的“尤物”，阻断违背朝纲的乱源，以作为将来的鉴戒。这是对《长恨歌》讽谕主题的最早诠释，几乎与《长恨歌》创作“同步”。
陈鸿对《长恨歌》创作目的的阐释是否准确可靠，一开始就有争议。从可获得的史料来看，白居易本人没有明确表示异议。不过，中、晚唐时期不少人似乎并不理会陈鸿的评价。李戡就斥责《长恨歌》为“淫言媟语”，恨“不得用法以治之”。看来当时对《长恨歌》是严肃的讽谕帝王、批判“尤物”还是轻浮的“淫言媟语”颇有争议。宋代对《长恨歌》责难更多，以张戒最为极端，他的《岁寒堂诗话》干脆认为“《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各种责难集中于认为规讽、批评之意全无或极少，而对帝、妃情长的描写又远不够庄重、雅致。
进入明代，对《长恨歌》的积极评价增多。何良俊说:“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推为古今长歌第一。”这里，“推为古今长歌第一”的关键标准是“直陈时事”，可见明代的积极评价主要是否定了唐宋以来的“艳体”之说，肯定《长恨歌》的讽谕意义。清代学者沈德潜在所选《唐诗别裁集》中沿用了明代唐汝询《唐诗解》的评论:“《长恨歌》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这大致反映清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乾隆年间御编《唐宋诗醇》评《长恨歌》“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则代表当时官方意见。因此清代基本上稳定了明代以来对《长恨歌》讽谕意义的肯定。这种意见一直延伸到20世纪上半叶之前。
二 20世纪50年代前后:集中于讽谕说与爱情说的论争
20世纪代末，俞平伯提出了臆测性很浓的“隐事说” (《〈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传疑》，《小说月报》20卷2号，1929年) ，由于大多拘于字句百般搜求、穿凿附会，尽管后来不乏响应者，但仅属于大胆假设或想象而非严肃的学术立说。4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再次确认陈鸿受白居易委托创作的《长恨歌传》阐明了《长恨歌》主旨 (《〈长恨歌〉笺证》，《清华学报》14卷1期，1947年) ，并认为白居易《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是“长恨歌及传”的改写或缩写，所以“读《长恨歌》必须取此篇参读之，然后始能全解” (《元白诗笺证稿·新乐府之“李夫人”》，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264页) 。《李夫人》在白居易诗集中归入讽谕诗，陈寅恪推崇讽谕主题的意思十分清楚。这是现代讽谕说的发端。
50年代至60年代初，受当时政治环境与左倾思潮影响，关于《长恨歌》的阐释不但以讽谕说为主，而且大多十分尖锐。如白枫认为，《长恨歌》“通过唐明皇和杨贵妃的恋爱和他们的悲剧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 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反映出唐朝的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已达到了极端尖锐的程度” (《〈长恨歌〉的思想性》，《光明日报》1955年9月11日) ，由传统讽谕演化为暴露、批判说，直指封建统治者及封建统治体系。
这一时期与讽谕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爱情说。褚斌杰先生认为，《长恨歌》反映了封建帝王和妃子的真挚爱情，“《长恨歌》中所描写的主人公虽然是一个皇帝、一个贵妃，但诗人在诗中并不是向他们歌功颂德，或者是把他们当作封建社会神圣的权威来加以粉饰和拥护，而描写的是他们另一方面——即他们爱情的故事。……莎士比亚的许多戏剧以及很多有价值的古代童话和民间故事不都是用皇帝、国王、公主、王子等等来表现的么?”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及其评价》，《光明日报》1955年7月10日) 不过，更多研究者从文学艺术的典型理论出发，认为《长恨歌》歌颂的坚贞、专一爱情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具有一定普遍意义。20世纪50年代有代表性的北京大学《中国文学史》(二)认为，作者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历史人物的帝王贵妃来写，而是把他们当作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了那种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长诗后半部中的明皇和杨妃在思想感情上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他们已经成为体现坚贞专一的爱情的形象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0—201页) 。罗方认为李、杨故事与梁祝故事一样，“属于人民的精神情绪的表现” (《谈“长恨歌”》，《光明日报》1956年5月27日) 。
由于讽谕、爱情两说各有所据，分歧巨大，难以形成统一意见，于是出现了讽谕、爱情兼有的双重主题说。一般认为王运熙首先提出了双重说:“诗篇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 (《略谈〈长恨歌〉内容的构成》，《复旦》1959年第7期) 王士菁也认为《长恨歌》具有同情和批判两个方面，但却是分别针对杨贵妃、唐玄宗的，对杨贵妃是同情，对唐玄宗则是批判 (《唐代诗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22页) 。
三 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多向延伸，新论叠出
20世纪70年代以后，《长恨歌》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首先，爱情说与讽谕说的争论继续延伸并进一步深化。不过，与50年代前后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讽谕说略占上风不同的是，80年代以来几乎是爱情说的一统天下，目前高校的中国文学史或有关《长恨歌》的选注本不是采用爱情说，就是采用双重说，所谓双重说其实往往偏于爱情说，单纯的讽谕说已逐渐退出高校教材和各种唐代诗歌的选注本。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二卷)认为，《长恨歌》通过“净化”等艺术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已脱离了历史原貌，特殊事件获得了广泛的意义，“李、杨的爱情得以升华，普天下的痴男怨女则从中看到自己的面影，受到心灵的震撼” (高等教育出版社版，第348—350页) ，对典型爱情说作了精微的发挥，是这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爱情说的代表性阐释。此外，在“帝王爱情说”、“典型爱情说”基础上，提出了“作者寄托说”及“爱情品格说”。“作者寄托说”认为白居易借帝王之事，写一己之情。王拾遗考证白居易贞元末年在徐州曾与一位叫“湘灵”的女子感情深厚，为礼教所限忍痛分别，因此《长恨歌》中也寄托着自己的“长恨”( 《“他生未卜此生休”——论〈长恨歌〉主题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 。丁毅、文超作了进一步发挥 (《〈长恨歌〉评价之管窥》，《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极端的作者寄托说进一步向“湘灵”倾斜，全面淡化李、杨关系，代之以白居易与湘灵的恋爱经历，“《长恨歌》哭为湘灵” (张军《长歌哭为湘灵——白居易〈长恨歌〉抒情客体论》，《南昌大学学报》第2期) ，以李、杨故事为题材的《长恨歌》似乎可称《湘灵歌》了。不过，尽管存在偏颇，寄托说从作者心理内部进行研究，有助于揭示《长恨歌》创作的心理动因，探索文艺创作的规律。“爱情品格说”则认为诗人批评唐玄宗宠妃行乐而误朝，目的是为了说明唐玄宗爱情的社会品格不高(曹保合《〈长恨歌〉主题辨析》，《长沙水电师院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3期) ，必须把爱情控制在适当的范围内，摆在适当的位置上 (萧瑞峰、彭万隆《刘禹锡、白居易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版，第110—111页) ，与以前爱情说有所不同。
在爱情说几乎一统天下的80、90年代，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庚舜、董乃斌先生主编的《唐代文学史》(下)采“批判”说，但持论已较50、60年代温和，显示这一时期讽谕说发展的基本趋势;关于唐玄宗的悼念、方士觅魂，即一般所指的后半部分，认为突出了“无比的痛苦，意义很为深刻”，“是更为深入一层地鞭挞这个悲剧角色的灵魂”，最后“写出唐玄宗永远也饮不尽他自己所斟下的苦酒，批判唐玄宗的主题从而也就得以彻底完成”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9—281页) 。与这一时期大多数研究多少有些重情轻理相比较，《唐代文学史》(下)的相关论述沉稳而多理性分析。此外，在传统惩戒说及50年代的暴露、批判说基础上，提出了“揭露阴谋说”、“解剖制度说”。“揭露阴谋说”认为，《长恨歌》以国史实录和未入史的史料为素材，写宠爱、赐死、唐玄宗自杀三部曲，采用的方法与“隐事说”近似，也是搜求《长恨歌》背后的隐秘“事件” (贾恩洪《〈长恨歌〉主题的商榷》，《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8年第4期) 。“解剖制度说”认为，《长恨歌》把探寻的触角伸到封建君主制无法克服的矛盾内部，揭示了封建社会存在的弊端，“是一把解剖封建制度的利刃” (周相录《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河南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带有新的极端化倾向。
80年代还提出了感伤主题。陈允吉先生认为，“安史之乱”后的一代中唐知识分子和大多数群众忆念“开元盛世”，“哀悼理想社会失去”，痛感“中兴”成梦，这是一件沉重地压在人们心头但又无可挽回的恨事。白居易凭着他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和他过人的敏感，很及时地发现了它的深邃意义。“《长恨歌》作为一首感伤诗所以能激起如此大的反响，根本原因就在它通过李、杨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悲剧故事的叙述，传递和宣泄出了中唐整整一代人叹恨时事变迁的感伤情绪” (《从〈欢喜国王缘〉变文看〈长恨歌〉故事的构成》，《复旦学报》1985年第3期) 。
在爱情、讽谕、感伤主题的基础上，90年代提出了三重主题说，认为“一篇作品一个主题”的艺术教条长期禁锢着我们的头脑，应摈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式，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居于不同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统一整体 (蹇长春《〈长恨歌〉主题平议——兼及〈长恨歌〉悲剧意蕴的多层次性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6期) 。金学智先生认为，《长恨歌》以“情”为线索，串起了追怆感伤的正主题和追念盛世、讽谕规正的副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多重奏——兼论诗人的创作心理与诗中的性格悲剧》，《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 ，也包含多重主题。
50年代提出的双重主题说也有新的进展，在“兼有说”的基础上，80年代相继提出了“形象大于思想说” (雨辰《形象大于思想的适例——也谈〈长恨歌〉的主题思想》，《郑州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 与“矛盾主题说” (郭象《主观动机与客观效果相矛盾的杰作》，《邢台师专学报》1988年第2期) ，前者认为《长恨歌》创造的艺术形象所显示的客观意义溢出了作者主观设定的讽谕主题，后者认为主、客观矛盾是导致双重说的成因，在解释双重说的形成方面有新的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出现了无主题(思想)说与“泛主题”说。黄永年先生以大量篇幅考证《长恨歌》描写的真实性问题，判断有违史实甚多，但并不深究白居易进行创造(有意识的艺术虚构)的目的，认为“像《长恨歌》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思想则说不上什么” (《〈长恨歌〉新解》，《文史集林》1985年第4期)。 刘维治先生强调接受者的主观作用，认为各种理解都有合理性，而且时代不同，对《长恨歌》的理解不同，《长恨歌》的主题也可以发生变化，基本上不承认有一个客观存在的主题或主要思想倾向 (《关于〈长恨歌〉讨论之我 见》，《辽宁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 。
80年代前后至今的多向延伸把《长恨歌》研究推向深入，也使《长恨歌》主题的争论更加纷繁歧异，迷雾重重。
四 白居易对《长恨歌》主旨的自述及归类研究
元和十年(815)，即《长很歌》创作近十年后，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中说:“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持爱情说者一般认为:“作者自述主旨(指爱情主题)如此，当不容置疑。” (马茂元、王松龄《论〈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 持讽谕说者则认为“长恨”与“秦吟”并举，属于互文，恰恰表明《长恨歌》与“秦吟”等讽谕诗一样表达讽谕主题 (周明《释“一篇长恨有风情”》，《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基本上各执一端。
要破解白居易自述的真实内涵，只有详考“风情”在汉唐时代的涵义。从白居易“风情”、“正声”对应的表述来看，“风情”指《诗经》“风诗之情”没有问题。现在认为，所谓风诗其实只是当时各地的民歌，除了极少数诗篇可能具有倾向性外，大部分是没有明确政治目的的。但经秦火之后，“诗三百”在汉代始立为经，汉儒开始不遗余力搜求所谓“微言大义”，大加发挥阐扬，不惜穿凿比附，使风诗罩上了几乎首首都有“寄托”的神秘面纱，风诗的政治作用被明显夸大，“风”也逐渐被赋予婉转以“讽(谏劝)”的含义。从孔颖达的疏证来看，唐代不但接受，而且进一步强化了汉儒的观点，以为风诗乃是婉转以“讽”、有种种寄寓的政治诗的经典。
汉唐学者这种无限夸大政治意义的对风诗的“扭曲”的看法，和我们今天还风诗本来面目之后对风诗的理解很不相同。需要注意，在当时氛围下，是没有人随便认为风诗仅仅是民歌或情诗的(如果是这样的话，“诗三百”作为经典就不免有失妥当)，强调诗歌政治作用的白居易尤其如此。因此，理解白居易的自述，就只能放在“扭曲”的环境氛围中去解读，而不能以今天“还原”了的风诗的意义去理解。这样来看，白居易称“一篇长恨有风情”，其实是说《长恨歌》是风诗那样婉转的政治诗，而非单纯的爱情诗 (参阅拙作《“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兼及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北京大学学报》年第2期) 。
白居易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感伤、闲适、杂律四类，《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这也成为讨论的一个问题。
首先是分类标准。学术界一般认为使用了两个标准，是两次分类的结果 (杨民苏《论白居易的自分诗类》，《昆明师专学报》1988年第4期) 。即第一次以古体(包括讽谕、感伤、闲适)、杂律(近体格律诗)的形式标准分类，第二次以内容不同再分为讽谕、感伤、闲适。但是，讽谕、闲适是根据“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划分的，“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意也” (《与元九书》) 。儒家处世立身思想只有两个方面，并没有为感伤诗留下位置。因此，所谓“两个标准”、“两次分类”未必确切。
其次，《长恨歌》归入感伤诗是否可以表达政治主题。持爱情说者一般都认为这证明《长恨歌》不可能表达政治主题，持讽谕说者不少则认为白居易归类有误，《长恨歌》应归入讽谕诗。其实，从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的论述来看，讽谕与闲适才是两个相对应的.概念，讽谕诗是表达“兼善之志”的政治诗，闲适诗则是“非政治诗”。因而，把《长恨歌》归入感伤诗而没有归入“非政治”的闲适诗，实际上并没有排除《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可能性 (参阅拙作《白居易诗歌归类考——兼及〈长恨歌〉的主题》，《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第4期) 。
篇7：《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
《长恨歌》主题研究涉及的因素很多，这里仅就两个主要问题提出笔者的一些看法。
(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对《长恨歌》研 究影响较大
我们从大致划分的几个阶段可以看出，在不同时期，受当时社会政治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影响，《长恨歌》主题研究明显呈现不同特征。从806年到20世纪初期约1100年间一直延续的“女祸”观点，是封建社会的典型印记，显然偏离了《长恨歌》文本与白居易比较进步的妇女思想。从文本来看，只有唐玄宗是自始至终从未“离场”的中心人物，主题所指也必然在唐玄宗而非杨贵妃。关于“淫言媟语”的指责，显然也和封建社会对人性、人情的漠视有关。
20世纪50年代则明显受政治环境尤其是左倾思潮影响，这从讽谕说的极端化倾向就可以看出。不过，同样需要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前后至今的《长恨歌》研究由于对此前一段时期文学过分政治化或作为政治工具的反感以及反拨，因此在文学研究领域出现某种“厌倦”政治的倾向，在进行接受研究的时候有意“去政治化”——故意忽略、淡化政治因素而强化其中的非政治内容，似乎越远离政治越正确，与20世纪50年代前后越政治化越正确一样，都可能有意无意地导致对文本的误读。
因此，学术研究如何立足于作品本身，尽量避免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非科学性影响，尤其是把《长恨歌》作为一个典型的文学文本而不是泛文化文本进行分析，是《长恨歌》主题研究需要审慎面对的一个问题。
(二)关于“爱情”、“讽谕”术语选择的偏误与策略
“爱情”、“讽谕”是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中使用最多的两个术语。《长恨歌》研究之所以分歧极大，可能部分与术语的选择有关。
在中国主流文化中，爱情具有庄重、神圣等品质，但唐玄宗和杨贵妃的关系十分复杂，如杨玉环先作寿王妃、李杨年龄相差三十多岁等，因此只要使用“爱情”这个术语，学术界就很难统一起来。“情爱”作为现代汉语辞典里的常用语词，具有热烈、浪漫等涵义而不具“爱情”的庄重、神圣，尤其是一个不带强烈褒义色彩的中性词，或许使用“情爱”表述李、杨关系更为准确。
“讽谕”作为文学批评的重要术语出自白居易自编诗集时把自己的诗歌分为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及《与元九书》的相关阐述。白居易170余首讽谕诗，尤其是其中《新乐府》、《秦中吟》等诗篇尖锐直露、近于杂文“匕首投枪”式的风格，赋予了“讽谕”明确无误、不能随意更改的涵义。“讽谕”之说显然无视《长恨歌》“婉丽多情”的文本特征与讽谕诗尖锐、直露等风格的重大差异。或许采用“婉讽”或“劝讽”概念，不但避免把白居易自己归入感伤诗的《长恨歌》与讽谕诗混淆，亦可更准确地揭示《长恨歌》以帝王切身之痛，动之以情、婉转以劝的基本特征 (参阅拙作《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倾向与文化意义》，《文学评论》2004年第4期) 。概而言之，采用“情爱”、“婉(劝)讽”分别代替“爱情”、“讽谕”，可能有助于弥合学术界在李、杨关系定性方面存在的巨大分歧及《长恨歌》主题研究逐步形成共识。
一部约1200年前的文学作品在今天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和出现相当巨大的分歧，是异乎寻常的，表明《长恨歌》文本可能处于某种“临界”状态，具有可从不同方向进行解说的性质。这意味着，作为一部经典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不仅具有无穷的艺术魅力，而且很可能提供了进行文学鉴赏和研究的相当重要的典型样本。1200年后重温对《长恨歌》的阐释和研究，或许能激活更多的思考，进一步揭开其中的迷雾，找到更加合理的科学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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