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刘禹锡的散文特色，本文共10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刘禹锡的散文特色
刘禹锡的散文特色
刘禹锡在散文创作上也很有建树，在其传世文集中除了大量诗作外，还保留有很多散文作品，大家知道刘禹锡的散文特色是什么吗?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一生以其诗歌创作闻名于世，而刘禹锡在散文创作上也很有建树，在其传世文集中除了大量诗作外，还保留有很多散文作品，仅从数量上来看，散文篇数占整体创作的三分之一，其散文功力也是非常卓著的，如《旧唐书》中说：“贞元、大和之间，以文学耸动缙绅之伍者，宗元、禹锡而已。”《唐故中书侍郎平章韦公集纪》中李翱称“翱昔与韩吏部退之为文章盟主，同时伦辈，惟柳仪曹宗元、刘宾客梦得耳。”由此可见前代文人对刘禹锡散文创作是肯定和推崇的。
散文研究现状
刘禹锡的散文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其传世的近千余首诗文中，文的创作近三百篇，占总创作量的三分之一。刘氏的散文在议论方面，大都说理透辟，论证充足，词锋犀利，雄健流畅，记叙与描写方面又能做到文情并茂，生动感人。正如柳宗元所说刘禹锡的散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除一些应酬公文之外，不管是长篇巨论或精简短小的作品，多数意味深厚，引人人胜。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刘禹锡的散文研究还只是一些单篇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95年唐骥在《宁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略论》[1]，马来西亚学者林水在《唐代文学研究》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成就》[2]，章放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体式风潮个性――刘禹锡散文新论》[3]，以及福建师范大学苏文根的硕士毕业论文《刘禹锡散文研究》[4]。而这些论文从刘禹锡散文的风格、思想、成就方面论述刘禹锡散文的价值，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当然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综合历代大家和当前学者对于刘禹锡诗文的研究，目前对于刘禹锡散文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刘禹锡生平、年谱的编纂
对于刘禹锡生平年谱的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子葵在《南风》上发表的`《刘禹锡》对其生平作了系年，之后对于刘禹锡生平的研究开始深入，1960年敬堂发表了《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1963年又出版了《刘禹锡年谱(简编)》，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卞孝萱先生编著的《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生平经历和大部分诗作作了系年，由此掀起了对于刘禹锡编年研究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相关论文，如吴在庆《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5]等文。此外，近年来在所出版的刘禹锡文集，全集，评传等著作中逐渐将刘禹锡生平年谱附录，进一步完善了刘禹锡年谱的编辑考察，如由陶敏、陶红雨编著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6]就是这方面的佳作。
综合历年来对于刘禹锡年谱的编校整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刘禹锡的籍贯、家世和年龄上，其争议的原因在于史料记载的差异，首先，对于刘禹锡的籍贯，《旧唐书》本传称为“彭城人”，而《新唐书》本传则称：“自言系出中山。”彭城在今江苏徐州，而中山则是今天的河北唐县，由此引发籍贯的争议。其次，关于刘禹锡的家世，在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自称系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有以胡姓“刘亮”为七代祖，前后不一，而产生矛盾。再次，关于刘禹锡的年龄，《旧唐书》本传称“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而《新唐书》本传则称“卒于七十二”由于记载的不同而一度引起学者的论战。
2、交游情况的考察
刘禹锡一生为官，历经数朝，宦海沉浮，期间和大量文人、政客有交往，而对于刘禹锡交游情况的考察除了依据刘禹锡年谱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论文论及，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交游新考》[7]，瞿蜕园的《刘禹锡交游录》[8]以及一些单篇论文，这些研究将刘禹锡的交友活动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韩愈、武元衡、令狐楚、裴度等人身上。
柳宗元与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被看做是与刘禹锡交游最为紧密的人，研究二者的文章也最多，从现有期刊上来看，相关论文十余篇，如卞孝萱《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张春山《珠联璧合两知己――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友谊》、陈琼光《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等，而值得一提的是20汪政在《安徽文学》上发表的《刘禹锡、柳宗元散文题材比较》更是在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游的基础上将二者在文学上的成就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展现相同贬谪经历给刘柳二人带来的影响。
此外，刘禹锡与韩愈的关系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在刘禹锡的《祭韩吏部文》中，感人至深的将韩愈的一生加以颂扬，但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陈克明《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等，都从史诗的角度探求他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3、作品真伪的考辨
对于刘禹锡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上，因为此文在《文苑英华》和《唐文萃》上都没有收录，前代各种版本的刘集也没有收录，仅见于清人所编《古文观止》，所以后人对其著作权提出异议。反对之声首先来自卞孝萱，他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所做，1979年于北山引用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材料，也认为此非刘氏所出。赞同《陋室铭》为刘禹锡所做的主要以吴汝煜为代表，吴汝煜在他的《谈刘禹锡的陋室铭》中也提出，虽然《陋室铭》不见于前代各本刘集，但他以刻石和碑帖的形式流传，其可靠程度决不再本集之下，并从《陋室铭》的思想内容、刘禹锡的经历和诗歌作品找出根据加以佐证。一时间，学界对于《陋室铭》的真伪以及归属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讨论。而随着《陋室铭》真伪问题的产生和升温，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于《陋室铭》中“陋室”所在地的考辨，但是上述这些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所以尚难定案。
除了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外，刘禹锡的一些诗歌也存在作者归属的问题，如《杨柳枝》等。
篇2：刘禹锡《竹枝词》内容的艺术特色
刘禹锡《竹枝词》内容的艺术特色
刘禹锡在文人诗和民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创作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竹枝词》。
可以这样说，中唐诗歌是唐诗发展中继盛唐之后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诗人名家辈出：韩愈、孟郊一派通过奇思幻想，用僻字造奇韵，打造出一种宏伟奇崛的风格;而白居易、元稹诗派却是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诗风迎得世人的交口称赞;李贺独辟蹊径，新颖诡异、精辟含蓄是他的诗句带给我们的印象。面对上述三大诗派，刘禹锡没有盲目趋同，他从不为世人所耻的民歌中汲取营养，凭借其自身深厚的艺术修养和勤奋的艺术实践，在文人诗和民歌中间杀出一条血路，始终保持自己独立的艺术品格，最终成为与韩孟派、元白派、李贺派相抗衡的一支异军。
如果说夔州三年是刘禹锡民歌体乐府诗的收获期的话，那么朗州、连州的岁月则是他重要的奠基期。朗州位于沅湘之滨，民歌相当盛行，历经千年未见衰弱，虽然当地竹枝“词语尘下，音韵鄙俚”，但其内容清新，格调激扬，旋律轻快，这一切吸引了正处于探求中诗人的目光。在博采众收的基础上，他开始尝试民歌体乐府诗的创作。写于这时期的《采菱行》初步显示了作者学习民歌的成效，他在《采菱行》的序中写道：
“武陵素嗜芰菱。岁秋矣，有女郎盛游于白马湖，薄言采之，归以御客。古有采菱曲，罕传其词，故赋之以佾采诗者。”刘禹锡写的《竹枝词》共两组。一组是九首，另一组为二首，合起来正好十一首，篇篇都是佳作。
《竹枝词》的内容特色在于它鲜明的地域性和民俗性。刘禹锡是幸运的，他以其敏锐的思辨能力，致力于描写巴蜀下层人民的劳动场景、巴蜀风情与民俗，不仅形式上具有创新意义，而且在取材也有新颖独到之处，从而使诗歌在反映社会现实和表现生活水平的广度与深度上有所突破。也许我们能够这样说，从陶渊明之后，唯有他能将下层劳动人民平凡的春种秋收作为乐于驾驭的题材。读着他的《竹枝词》，恍如自己已身临巴蜀山水之间。在此，诗人尤其擅长对生活中的某个场面进行描写，从而将一幅幅西南少数民族人民劳动的画面展示出来。如《竹枝词九首》之九：
山上层层桃李花，云间烟火是人家。
银钏金钗来负水，长刀短笠去烧畲。
这里，诗人以“银钏金钗”来代妇女，“长刀短笠”来代劳作中的男子，生动形象，也反映了当地的人情、服饰等特征，从而赋予全诗鲜明的地方色彩和浓烈的异乡情调。其中的“烧畲”场面尤其值得我们去仔细回味，刘禹锡在另一首叫《畲田行》的诗中具体细致地描绘了巴蜀人民的这种刀耕火种的生产情景。
何处好畲田，团团缦山腹。
钻龟得雨卦，上山烧卧木。
惊麏走且顾，群雉声咿喔。
红焰远成霞，轻煤飞入郭。
风引上高岑，猎猎度青林。
青林望靡靡，赤光低复起。
照潭出老蛟，爆竹惊山鬼。
夜色不见山，孤明星汉间。
如星复如月，俱逐晓风灭。
本从敲石光，遂至烘天热。
下种暖灰中，乘阳拆牙孽。
苍苍一雨后，苕颖如云发。
巴人拱手吟，耕耨不关心。
由来得地势，径寸有余金。
红艳成霞、鬼惊蛟骇、火光明灭、如星如月。多壮观的一幅烧山开荒劳动场景。刘禹锡只用区区二十几个字，便将当时巴蜀人民的生产情况在诗中完整地体现出来了。身为夔州刺史，他能主动深入山区，了解当地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使自己的诗歌创作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应了“生活是创作的唯一源泉”这句话。又如《竹枝词九首》之一：
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
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陌上动乡情。
“白帝城”在夔州城东，“公孙述据蜀自称白帝，曰白帝城。”《正德夔州府志》“白盐山”则在夔州城东，由于“色若白盐”故而得其美名。作者把当地的古迹、名胜顺手拈来放在自己诗中，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
其次，《竹枝词》十一首中，作者在很多方面都将他的笔伸向下层人民细腻的情感世界，他或者从正面描写或者从侧面衬托，把他们的喜怒哀乐表达出来。爱情是亘古不变的话题，将男女间的爱情作为题材写入诗中加以描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诗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便是佐证。但像刘禹锡那样能够冲破正统的儒家诗教观念束缚，把笔大胆伸向恋情领域，并情不自禁地在诗中对爱情加以讴歌，细腻而又婉转传达出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所经历的欢乐，痛苦以及种种“欲说还休”的微妙心理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他对传统爱情的主题进行了深化。如《竹枝词九首》之四：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这里刻画了一个初恋女郎在江边听到请人唱歌时那种乍喜还疑的'复杂心情和聪明可爱的性格，刘禹锡抓住眼前“东边日出西边雨”的景物，融入诗中女主人公的思想情感，用天气的“晴”与“不晴”来谐对方的“有情”和“无情”，两种本不相干的事物作者此，巧妙地将它们统一起来，使之成为有机融合的一个艺术整体。整首诗清新、向上、自然、健康、活泼，充满着生活情趣。诗人在刻画热恋中的女主人公的形象时，采取一种似露非露，欲吞还吐的抒情方式，表现她们欲喜还忧的特定心理。
值得注意的是，刘禹锡在某些吟咏风情的诗中，也将自己的身世之感寄寓其中。在这些诗中，描写的景物所触发出来的情感，笔者认为是诗人自己的情感。如《竹枝词九首》之六、七：
城西门前滟滪堆，年年波浪不能摧。
懊恼人心不如石，少时东去复西来。
瞿塘嘈嘈十二滩，人言道路古来难。
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这首诗中，作者有借失意女子的口吻来浇己心中块垒之嫌，刘禹锡由滟滪堆的坚不可摧想人心的见异思迁、喜怒无常之态。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因为爱情失意而由爱生恨的怨妇的内心独白，也可看作是诗人自己由于政治上受打击，远大的政治抱负难以实现所发出来的人生愤慨。
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当时受人喜欢，晚唐诗人温庭筠是这样来形容刘诗的流传之广的：“京口贵公子，襄阳诸女儿，折花兼踏月，多唱柳郎词。”(温庭筠《秘书刘尚节挽歌词》)京口和襄阳都非刘禹锡为官之地，可见，他的诗是多么受人喜欢。群众是最好的评论家，他们对刘禹锡诗歌的热爱就是刘禹锡努力向民歌学习的最好奖赏。确实，当时文学唯有和民间诗歌血肉相连地密切结合在一起，才能够掌握语言的艺术。这也算得上是刘禹锡在《竹枝词》创作中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和启示。
篇3：刘禹锡散文的研究
刘禹锡散文的研究
刘禹锡，是中唐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一生以其诗歌创作闻名于世，而刘禹锡在散文创作上也很有建树，在其传世文集中除了大量诗作外，还保留有很多散文作品。
刘禹锡的散文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有相当可观的成绩。其传世的近千余首诗文中，文的创作近三百篇，占总创作量的三分之一。刘氏的散文在议论方面，大都说理透辟，论证充足，词锋犀利，雄健流畅，记叙与描写方面又能做到文情并茂，生动感人。正如柳宗元所说刘禹锡的散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除一些应酬公文之外，不管是长篇巨论或精简短小的作品，多数意味深厚，引人人胜。
就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对于刘禹锡的散文研究还只是一些单篇论文，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1995年唐骥在《宁夏大学学报》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略论》[1]，马来西亚学者林水在《唐代文学研究》上发表的《刘禹锡散文成就》[2]，章放在《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上发表的《体式风潮个性――刘禹锡散文新论》[3]，以及福建师范大学苏文根的硕士毕业论文《刘禹锡散文研究》[4]。而这些论文从刘禹锡散文的风格、思想、成就方面论述刘禹锡散文的价值，都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当然也有有待商榷的地方。综合历代大家和当前学者对于刘禹锡诗文的研究，目前对于刘禹锡散文的发掘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刘禹锡生平、年谱的编纂
对于刘禹锡生平年谱的考察始于20世纪30年代，1931年子葵在《南风》上发表的《刘禹锡》对其生平作了系年，之后对于刘禹锡生平的研究开始深入，1960年敬堂发表了《关于刘禹锡生平的一些问题》，1963年又出版了《刘禹锡年谱(简编)》，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卞孝萱先生编著的《刘禹锡年谱》，对刘禹锡生平经历和大部分诗作作了系年，由此掀起了对于刘禹锡编年研究的热潮，在此基础上产生了一大批相关论文，如吴在庆《卞著<刘禹锡年谱>辨补》[5]等文。此外，近年来在所出版的刘禹锡文集，全集，评传等著作中逐渐将刘禹锡生平年谱附录，进一步完善了刘禹锡年谱的编辑考察，如由陶敏、陶红雨编著的《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6]就是这方面的佳作。
综合历年来对于刘禹锡年谱的编校整理，问题主要集中在刘禹锡的籍贯、家世和年龄上，其争议的原因在于史料记载的差异，首先，对于刘禹锡的籍贯，《旧唐书》本传称为“彭城人”，而《新唐书》本传则称：“自言系出中山。”彭城在今江苏徐州，而中山则是今天的河北唐县，由此引发籍贯的争议。其次，关于刘禹锡的家世，在刘禹锡的《子刘子自传》中自称系出“汉中山靖王刘胜”，后有以胡姓“刘亮”为七代祖，前后不一，而产生矛盾。再次，关于刘禹锡的年龄，《旧唐书》本传称“会昌二年七月卒，时年七十一”，而《新唐书》本传则称“卒于七十二”由于记载的不同而一度引起学者的论战。
2、交游情况的考察
刘禹锡一生为官，历经数朝，宦海沉浮，期间和大量文人、政客有交往，而对于刘禹锡交游情况的考察除了依据刘禹锡年谱外，还有一些专门的论文论及，如卞孝萱的《刘禹锡交游新考》[7]，瞿蜕园的.《刘禹锡交游录》[8]以及一些单篇论文，这些研究将刘禹锡的交友活动主要集中在柳宗元、白居易、元稹、韩愈、武元衡、令狐楚、裴度等人身上。
柳宗元与刘禹锡“二十年来万事同”，被看做是与刘禹锡交游最为紧密的人，研究二者的文章也最多，从现有期刊上来看，相关论文十余篇，如卞孝萱《试释“二十年来万事同”――刘禹锡与柳宗元交游小考》，张春山《珠联璧合两知己――论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友谊》、陈琼光《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关系》等，而值得一提的是20汪政在《安徽文学》上发表的《刘禹锡、柳宗元散文题材比较》更是在刘禹锡与柳宗元的交游的基础上将二者在文学上的成就加以比较研究，从中展现相同贬谪经历给刘柳二人带来的影响。
此外，刘禹锡与韩愈的关系一直都是学界研究的焦点，在刘禹锡的《祭韩吏部文》中，感人至深的将韩愈的一生加以颂扬，但真实的情况又是如何，卞孝萱的《刘禹锡与韩愈――<刘禹锡的交游>之一》陈克明《略论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的友谊和分歧》等，都从史诗的角度探求他们之间真正的关系。
3、作品真伪的考辨
对于刘禹锡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主要集中在千古名篇《陋室铭》上，因为此文在《文苑英华》和《唐文萃》上都没有收录，前代各种版本的刘集也没有收录，仅见于清人所编《古文观止》，所以后人对其著作权提出异议。反对之声首先来自卞孝萱，他在1963年出版的《刘禹锡年谱》中提出《陋室铭》非刘禹锡所做，1979年于北山引用北宋释智圆《闲居编》中的材料，也认为此非刘氏所出。赞同《陋室铭》为刘禹锡所做的主要以吴汝煜为代表，吴汝煜在他的《谈刘禹锡的陋室铭》中也提出，虽然《陋室铭》不见于前代各本刘集，但他以刻石和碑帖的形式流传，其可靠程度决不再本集之下，并从《陋室铭》的思想内容、刘禹锡的经历和诗歌作品找出根据加以佐证。一时间，学界对于《陋室铭》的真伪以及归属问题展开的激烈的讨论。而随着《陋室铭》真伪问题的产生和升温，也带来了一系列相关讨论，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对于《陋室铭》中“陋室”所在地的考辨，但是上述这些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所以尚难定案。
除了散文真伪问题的考辨外，刘禹锡的一些诗歌也存在作者归属的问题，如《杨柳枝》等。
篇4：徐志摩散文特色
1，很强的个性
2，自我思想感情的剖露，哲理和诗情的融合
3，散文的诗化文字.奇艳瑰丽
三者合而为一， 构成了他的散文的“别一世界”。
郁达夫曾把徐志摩一路的散文家写作的散文的共同特征，归结为“带有自叙传的色彩”，这些自剖性的散文，作者的心胸是畅露的，文笔也是生动的，然而，调子是低沉的，认识是空幻的。
篇5：徐志摩散文特色
起造一座墙
你我千万不可亵渎那一个字，
别忘了在上帝跟前起的誓。
我不仅要你最柔软的柔情，
蕉衣似的永远裹着我的心;
我要你的爱有纯钢似的强，
在这流动的生里起造一座墙;
任凭秋风吹尽满园的黄叶，
任凭白蚁蛀烂千年的画壁;
就使有一天霹雳震翻了宇宙，——
也震不翻你我“爱墙”内的自由!
翡冷翠的一夜
你真的走了，明天?那我，那我，……
你也不用管，迟早有那一天;
你愿意记着我，就记着我，
要不然趁早忘了这世界上
有我，省得想起时空着恼，
只当是一个梦，一个幻想;
只当是前天我们见的残红，
怯怜怜的在风前抖擞，一瓣，
两瓣，落地，叫人踩，变泥……
唉，叫人踩，变泥——变了泥倒干净，
这半死不活的才叫是受罪，
看着寒伧，累赘，叫人白眼——
天呀!你何苦来，你何苦来……
我可忘不了你，那一天你来，
就比如黑暗的前途见了光彩，
你是我的先生，我爱，我的恩人，
你教给我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爱，
你惊醒我的昏迷，偿还我的天真。
没有你我哪知道天是高，草是青?
你摸摸我的心，它这下跳得多快;
再摸我的脸，烧得多焦，亏这夜黑
看不见;爱，我气都喘不过来了，
别亲我了;我受不住这烈火似的活，
这阵子我的灵魂就象是火砖上的
熟铁，在爱的槌子下，砸，砸，火花
四散的飞洒……我晕了，抱着我，
爱，就让我在这儿清静的园内，
闭着眼，死在你的胸前，多美!
头顶白树上的风声，沙沙的，
算是我的丧歌，这一阵清风，
橄榄林里吹来的，带着石榴花香，
就带了我的灵魂走，还有那萤火，
多情的殷勤的萤火，有他们照路，
我到了那三环洞的桥上再停步，
听你在这儿抱着我半暖的身体，
悲声的叫我，亲我，摇我，咂我，……
我就微笑的再跟着清风走，
随他领着我，天堂，地狱，哪儿都成，
反正丢了这可厌的人生，实现这死
在爱里，这爱中心的死，不强如
五百次的投生?……自私，我知道，
可我也管不着……你伴着我死?
什么，不成双就不是完全的“爱死”，
要飞升也得两对翅膀儿打伙，
进了天堂还不一样的要照顾，
我少不了你，你也不能没有我;
要是地狱，我单身去你更不放心，
你说地狱不定比这世界文明
(虽则我不信，)象我这娇嫩的花朵，
难保不再遭风暴，不叫雨打，
那时候我喊你，你也听不分明，——
那不是求解脱反投进了泥坑，
倒叫冷眼的鬼串通了冷心的人，
笑我的命运，笑你懦怯的粗心?
这话也有理，那叫我怎么办呢?
活着难，太难就死也不得自由，
我又不愿你为我牺牲你的前程……
唉!你说还是活着等，等那一天!
有那一天吗?——你在，就是我的信心;
可是天亮你就得走，你真的忍心
丢了我走?我又不能留你，这是命;
但这花，没阳光晒，没甘露浸，
不死也不免瓣尖儿焦萎，多可怜!
你不能忘我，爱，除了在你的心里，
我再没有命;是，我听你的话，我等，
等铁树儿开花我也得耐心等;
爱，你永远是我头顶的一颗明星：
要是不幸死了，我就变一个萤火，
在这园里，挨着草根，暗沉沉的飞，
黄昏飞到半夜，半夜飞到天明，
只愿天空不生云，我望得见天
天上那颗不变的大星，那是你，
但愿你为我多放光明，隔着夜，
隔着天，通着恋爱的灵犀一点……
六月十一日，一九二五年翡冷翠山中
最后的那一天
在春风不再回来的那一年，
在枯枝不再青条的那一天，
那时间天空再没有光照，
只黑蒙蒙的妖氛弥漫着
太阳，月亮，星光死去了的空间;
在一切标准推翻的那一天，
在一切价值重估的那时间：
暴露在最后审判的威灵中
一切的虚伪与虚荣与虚空：
赤裸裸的灵魂们匍匐在主的跟前;——
我爱，那时间你我再不必张皇，
更不须声诉，辨冤，再不必隐藏，——
你我的心，象一朵雪白的并蒂莲，
在爱的青梗上秀挺，欢欣，鲜妍，——
在主的跟前，爱是唯一的荣光。
偶 然
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
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
你不必讶异，
更无须欢喜——
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
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你记得也好，
最好你忘掉，
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
我有一个恋爱
我有一个恋爱;——
我爱天上的明星;
我爱他们的晶莹：
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在冷峭的暮冬的黄昏，
在寂寞的灰色的清晨。
在海上，在风雨后的山顶——
永远有一颗，万颗的明星!
山涧边小草花的知心，
高楼上小孩童的欢欣，
旅行人的灯亮与南针：——
万万里外闪烁的精灵!
我有一个破碎的魂灵，
像一堆破碎的水晶，
散布在荒野的枯草里——
饱啜你一瞬瞬的殷勤。
人生的冰激与柔情，
我也曾尝味，我也曾容忍;
有时阶砌下蟋蟀的秋吟，
引起我心伤，逼迫我泪零。
我袒露我的坦白的胸襟，
献爱与一天的明星，
任凭人生是幻是真
地球在或是消派——
大空中永远有不昧的明星!
沪杭车中
匆匆匆!催催催!
一卷烟，一片山，几点云影，
一道水，一条桥，一支橹声，
一林松，一丛竹，红叶纷纷：
艳色的田野，艳色的秋景，
梦境似的分明，模糊，消隐，——
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
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
沙扬挪拉一首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象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蜜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再别康桥
轻轻的我走了，
正如我轻轻的来;
我轻轻的招手，
作别西天的云彩。
那河畔的金柳
是夕阳中的新娘
波光里的艳影，
在我的心头荡漾。
软泥上的青荇，
油油的在水底招摇;
在康河的柔波里，
我甘心做一条水草
那树荫下的'一潭，
不是清泉，是天上虹
揉碎在浮藻间，
沉淀着彩虹似的梦。
寻梦?撑一支长篙，
向青草更青处漫溯，
满载一船星辉，
在星辉斑斓里放歌
但我不能放歌，
悄悄是别离的笙箫;
夏虫也为我沉默，
沉默是今晚的康桥!
悄悄的我走了，
正如我悄悄的来;
我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十一月六日
落叶
我又再次见到了那飘散着的一片片落叶。
见到落叶并不稀奇，但是这是在春天，四月的春天!春天见得最多的应是傲然怒放的鲜花和春风得意的杨柳，而不是这像蝴蝶一般在空中翩翩起舞，萦绕的落叶。我看着地上的落叶，有三种不同的颜色：翡翠般绿的，金子般黄的，火一般红的，真可以说是色彩繁多了。今年似乎与往年不同，春天的落叶特别多，几乎在每一棵树旁，都会有一片片落叶静静地躺在那儿等着清洁工人来打扫。
有些地方的叶子更多。我家附近的一个公园里，成堆的落叶铺散在石路上，没有什么人来打扫这里。一次，我放学来到这里，踩着已经没有水分的落叶，发出簌簌的响声，好像叶子碎了。但细心一点就会发现，这里的落叶竟一片也没有碎裂。
落叶有很多种，按季节，可以分为春夏秋冬四个季节的叶子;按树木，可以分为梨树叶、桃树叶、樟树叶等形态各异的叶子;按颜色，可以分为红、绿、黄三种颜色。
谁都知道，落叶是秋的使者，在秋天，会有许许多多的落叶像仙女一样飘落下来，但在春天，也会有许多落叶的。其实，每一个季节都会有落叶的包括在寒风凛冽的冬天，四季常青的樟树也会有落叶。
海滩上种花
朋友是一种奢华：且不说酒肉势利，那是说不上朋友，真朋友是相知，但相知谈何容易，你要打开人家的心，你先得打开你自己的，你要在你的心里容纳人家的心，你先得把你的心推放到人家的心里去;这真心或真性情的相互的流转，是朋友的秘密，是朋友的快乐。但这是说你内心的力量够得到，性灵的活动有富余，可以随时开放，随时往外流，像山里的泉水，流向容得住你的同情的沟槽;有时你得冒险，你得花本钱，你得抵拚在I羹岈的乱石间，触刺的草缝里耐心的寻路，那时候艰难，苦痛，消耗，在在是可能的，在你这水一般灵动，水一般柔顺的寻求同情的心能找到平安欣快以前。
我所以说朋友是奢华，“相知”是宝贝，但得拿真性情的血本去换，去拚。因此我不敢轻易说话，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来源有限，十分的谨慎尚且不时有破产的恐惧;我不能随便“花”。前天有几位小朋友来邀我跟你们讲话，他们的恳切折服了我，使我不得不从命，但是小朋友们，说也惭愧，我拿什么来给你们呢?
我最先想来对你们说些孩子话，因为你们都还是孩子。但是那孩子的我到哪里去了?仿佛昨天我还是个孩子，今天不知怎的就变了样。什么是孩子要不为一点活泼的天真，但天真就比是泥土里的嫩芽，天冷泥土硬就压住了它的生机——这年头问谁去要和暖的春风?
篇6：汪曾祺散文特色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汪曾祺曾说过：“我觉得伤感主义是散文的大敌。挺大的人，说些姑娘似的话……我是希望把散文写得平淡一点，自然一点，家常一点的。”因此品读汪曾祺的散文好像聆听一位性情和蔼、见识广博的老者谈话，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
汪曾祺的散文写风俗，谈文化，忆旧闻，述掌故，寄乡情，花鸟鱼虫，瓜果食物，无所不涉。在《夏天的昆虫》中，他向读者介绍了蝈蝈、蝉、蜻蜓、螳螂的品种、习性和孩童捕捉昆虫的情形。如他说：“叫蚰子（蝈蝈的俗称）是可以吃的。得是三尾的，腹大多子。扔在枯树枝火中，一会儿就熟了。味极似虾”。说北京的孩子在竹竿上涂上黏胶捉蝉。作者小时候用蜘蛛网捉蝉。选一根结实的长芦苇，一头撅成三角形，用线缚住，看见有大蜘蛛网就一绞，三角里络满了蜘蛛网。瞅准了一只蝉，轻轻一捂，蝉就被黏住了。读到此处，不觉会心一笑，好像说的就是我自己童年的情形。
文如其人，汪曾祺散文的平淡质朴，不事雕琢，缘于他心地的淡泊和对人情世物的达观与超脱，即使身处逆境，也心境释然。在被打为右派下放劳动的日子里，他奉命画出了一套马铃薯图谱。他认为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是“神仙过的日子”，画完一个整薯，还要切开来画一个剖面，画完了，“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二人。”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的文学》和《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就是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价值意义
当今社会，由于复制技术造成的那种虚拟幻化的“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 ”，因为它们的虚幻和刻板，已经不再具备可体验的审美特征。真正具有可体验的美的特征的，恰好是真实的个体生存中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小文化”“小话语”“小叙事”。汪曾祺在中国当代文坛上的贡献，就在于他对“大文化”“大话语”“大叙事”的解构，在于他对个体生存的富有人情味的真境界的昭示和呼唤，在于他帮助人们发现了就在自己身边的“凡人小事”之美。美在身边，美在本分。汪曾祺散文的精神气质和艺术神韵之所以能对读者产生强大的魅力，就在于他对“凡人小事”的审视，能做到自小其“小”，以小见大，而不是自大其“小”，以小媚“大”。必须指出，汪曾祺写“凡人小事”的小品文深蕴着他独特的人生体验，但其效用并不只是自娱一己的性情，他强调自己的作品还应于世道人心有补，于社会人生有益，决不是要把个人与社会隔离开来，对立起来。
他的作品间或也流露出道家主张的随缘自适、自足自保的悠然任化的意趣，但断然有别于魏晋文人的清谈和颓废，在本质上他对人生的理解和描绘是乐观向上的，相信“人类是有希望的，中国是会好起来的”。现代艺术，太多的夸饰，太多的刺激，太多的借助声光电气。汪曾祺则是要从内容到形式上建立一种原汁原味的“本色艺术”或“绿色艺术”，创造真境界，传达真感情，引领人们到达精神世界的净土。
现代人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身边的“凡人小事”还没来得及完全呈现自己的意义就被抛到记忆的背后。由此看来，人们除了被“忙”包裹、挤压之外，似乎根本体验不到人生还有什么其他乐趣。汪曾祺的散文在向人们发出这样的吁请：慢点走，欣赏你自己啊!
小说特色
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中国人必然会接受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影响”。儒、道、佛三家，“比较起来，我还是接受儒家的思想多一些”；不过，“我不是从道理上，而是从感情上接受儒家思想的”。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这是他艺术追求的方向，也是他小说的灵魂。 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我们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他说：“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而美与健康的人性，不论在多么古老的民族传统中，永远是清新得如同荷风露珠一般。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受戒》和《大淖记事》。《受戒》中一对活泼可爱的小儿女之间萌发的'天真无邪的朦胧爱情，蕴含着对生活和人生的热爱，洋溢着人性和人情的欢歌。这种内在的欢乐情绪同古代乐府和民间情歌相同。《大淖记事》的爱情故事略为曲折。娟美可人的巧云和年轻风流的锡匠十一子纯真赤诚的爱情遭到野蛮的蹂躏，然而无比坚贞的爱竟可使生者死、死者生，使所有人为之敬佩，文中描写的锡匠形象尤为鲜明。这是令作家“向往”和“惊奇”的美，它深藏在民间，深藏在我们民族的传统中。
然而，它在展示美与健康的人性的同时，也常常对人性的丑恶发出深沉的叹喟。 《钓人的孩子》反映的是货币使人变魔鬼，《珠子灯》揭示的是封建贞操观念的零落，《职业》写的是失去童年的“童年”和人世多辛苦，《陈小手》更揭示了封建主义、男权专制的残暴。当然，作者也无意掩饰我们民族心理和性格的弱质。《异秉》中对市井平民沿袭为常的僵硬刻板生活，于生无望而求助于“异秉”的猥琐心理，也进行了不无调侃的讽刺：《八千岁》中米店老板的心理自我调节也颇似阿Q。
对于自卑、平庸、麻木的心理状态，作者都有所针砭，但毕竟同情与悲悯要多于批判。因为在作者看来，今天写过去的事，需要经过反复沉淀，除净火气，特别是除净感伤主义。所以即使在《八月骄阳》中写老舍之死时，也只是将一腔愤懑深藏在凄清和冷寂中。除净火气、感伤，达到恬静、淡泊，可说是汪曾祺小说的主要风格，也是他自己饶有特色的“抒情现实主义的心理基础”。但也诚如林斤澜所说：“‘除净火气’，也可能除净了‘血气’。除净了‘感伤’，也可能除净了‘创伤’。”
篇7：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浅论柳宗元散文特色
一
自唐至清，传统的儒学家对柳宗元参加“永贞革新”都持否定态度。说他“不义”者有之，骂他“小人”者有之。清人秦笃辉说：“后世讲道学者，每以苛刻论人，而不惟其实，不求其允。今之集矢于子厚，盖犹万口一声。”(《平书》卷七)尽管人们对他的政治态度“一例贬之”(同上)，对他的文学成就尤其是散文成就却交口称赞，给予很高的评价。唐人韩愈说柳文“表表愈伟” ( 《祭柳子厚文》，《韩昌黎集》卷一 ) ，“雄深雅健” ( 刘禹锡《〈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引韩愈语，《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 ;刘禹锡说柳文“粲焉如繁星丽天，而芒寒色正” ( 《〈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同上 ) ;《旧唐书·柳宗元传》谓柳文“下笔构思，与古为侔，精裁密致，璨若珠贝”。宋人田锡说柳文“纬地经天” ( 《题罗池庙碑阴文》，柳宗元《河 东 先生集》附录卷上 ) ;穆修认为“至韩、柳氏起，然后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与仁义相华实丽不杂” ( 《河南穆修公集》卷二 ) ;梅尧臣说“其言粲星斗，百岁犹比晨” ( 《永州守王公糙寄九岩亭记，云此地疑是柳子厚所说万石亭也。因为二百言以答，愿当留咏》，《宛陵先生集》卷三十七 ) ;欧阳修说柳文“出语多崔嵬” ( 《永州万石亭》，《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 ) ;苏轼“流转海外……惟陶渊明一集、柳子厚诗文数册，常置左右，目为二友” ( 《东坡续集》卷七 ) ：吕南公谓“繇扬雄至元和干百年间，而后韩、柳作……而前此中间寂寞，无足称” ( 《与江秘校论文书》，《灌园集》卷十一 ) ;朱熹说“今日要做好文者，但读《史》、《汉》、韩、柳，而不能，便请斫老僧头去” (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 ;晏殊认为“横行阔视于缀述之场者，子厚一人而已” ( 陈善《扪虱新语》卷九引晏殊语 ) ：沈晦谓柳文“简古雅奥，不易刊削” ( 四明新本柳文后序，《增广注释音辩 唐柳 先生集》附录 ) ;李褫说柳宗元“文章光艳，为万世法” ( 柳州旧本柳文后序，同上 ) ;高似孙说柳文“卓伟精致” ( 《纬略》卷三 ) ：罗大经说“柳子厚文章精丽” ( 《鹤林玉露》卷十四 ) 。明人叶子奇认为“三百年中，能文者不啻千余家，专其美者，独韩、柳二人而己” ( 《谈薮篇》，《草木子》卷四 ) ;茅坤说柳文如“偏裨锐师，骁勇突击，囊沙背水，出奇制胜，而刁斗仍白森严” ( 《柳文引》，《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 ;杨继益把柳文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并提 ( 见《澹斋内言》 ) 。清人张伯行谓柳文“卓然不愧大家之称，流传至今而不朽” ( 《〈唐宋八大家文钞〉序》，《唐宋八大家文钞》卷首 ) ;袁枚认为柳文“奥博无涯涣” ( 《答友人论文第二书》，《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 ) ：孙琮谓柳文“驱驾气势，掀雷扶电，撑抉于天地之垠，与昌黎倡和千古” ({ 山晓阁选唐大家柳柳州全集》评语，卷头语 ) ：黄式三认为“唐之文，韩、柳二子为冠，定论也” ( 《读柳子厚文集》，《儆居集读子集》一 ) ：刘熙载谓“柳文如奇峰异嶂，层见叠出” ( 《艺概》卷一 ) 。这说明柳文在唐代及唐以后历代都备受推崇。历史上“韩柳”并称，韩文、柳文，不仅是唐文之冠，而且是唐以后历代散文的典范，其影响不亚于“六经”、《左传》、《庄子》、《史记》。
柳宗元的著作，最早由刘禹锡编成《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可惜早已失传。南宋以后，历代柳集版本众多，流传较广的有《新刊增广百家详补注 唐柳 先生文集》 ( 即百家注本 ) 及世彩堂本《河 东 先生集》。解放后出版的柳宗元集或以百家注本为底本整理校勘，或以世彩堂本为底本整理。柳文现存 463 篇，大多是敌句单行的“古文”：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议论文、传记、寓言、山水记和杂文。柳文有两点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体裁的多样性。凡是先秦、两汉出现过的文章体裁，柳文都有，而且都蔚为大观，在继承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展，形成自己的独特面貌。二是文艺性强，纯文学作品多。柳宗元固然是古代千年的文章宗师，以今天作家的标准衡量，他也不愧为成就卓著的大家。
二
柳宗元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它们各自的特色。这里，想从风格、结构、语言三方面总结一下柳文的整体特色。
风格沉郁 冷峻奇诡
柳宗元生活在“安史之乱”结束不久的中唐衰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目睹朝廷黑暗，藩镇割据，吏治腐败，民生困苦等社会弊端，有一种很强的忧患意识。家道的中落、父亲的失意、亲人的早逝，又使年轻的柳宗元内心笼罩着浓郁的悲凉。革新失败，远谪蛮荒，“量移”无望，长为孤囚，“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的政治抱负固然无法实现，续嗣的问题也难以解决，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悲愤与悒郁。恶劣的心绪和恶劣的生活环境都在摧毁着他的健康，长年患病又加重他的悲郁。现实的黑暗、个人的不幸，使柳宗元的散文，特别是永州时期的散文，带着一种沉郁的格调。明人茅坤说：“巉岩崱屴，若游峻壑削壁，而谷风凄雨四至者，柳宗元之文也。” ( 《唐宋八大家文钞》论例 ) 诚然，作家作品风格的形成，除了社会环境、个人遭遇等因素之外，还与作家的思想、性格、气质、审美取向有关;但“沉郁”这种风格的形成，社会环境、个人遭遇起着决定的作用。杜甫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旧唐书·柳宗元传》说他“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正道出柳宗元的不幸遭遇与他的散文沉郁风格的关系。
柳宗元长安时期为亡故亲人写的祭文、墓志铭，悲恸沉郁，往往在缅怀柳家昔日辉煌的同时，发出今非昔比、家道中落的悲叹。他在科场落败时向别人干谒的书启，流露出自己的失意、苦闷与彷徨，格调沉郁凄婉。《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悒然悲愤，显示出柳文沉郁的风格特征。
贬永州以后，柳宗元的散文创作进入高峰期。《新唐书·柳宗元传》说：“俄而叔文败，贬邵州刺史，不半道，贬永州司马。……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时期的散文最能体现柳文沉郁的风格特色。《寄许京兆孟容书》、《与杨京兆凭书》、《与萧翰林悦书》、《与顾十郎书》等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向人乞怜求助的信，悲愤哀怨，令读者酸鼻。《寄许京兆孟容书》先写自己的健康状况，继而写自己政治失意、壮志难酬、四面受敌，“堙厄感郁”，使人动容：
宗元早岁，与负罪者亲善，始奇其能，谓可以共立仁义，裨教化。过不自料，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不知愚陋，不可力强，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厄 塞臲 臬兀 ，凡事壅隔，很忤贵近，狂疏缪戾，蹈不测之辜，群言沸腾，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贱，暴起领事，人所不信。射利求进者，填门排户，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以此大罪之外， 讠互 诃万 端，旁午构扇，尽为敌仇，协心同攻，外连强暴失职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闻见，不敢为他人道说。怀不能已，复载简牍。
《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的健康状况、贬地的火灾和“无以托嗣续”的忧虑，“悃愊郁结”情词俱苦：
自遭责逐，继以大故，荒乱耗竭，又常积忧恐，神志少矣，所读书随又遗忘。一二年来，痞气尤甚，加以众疾，动作不常。眊眊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虽有意穷文章，而病夺其志矣。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又永州多火灾，五年之间，四为天火所迫。徒跣走出，坏墙穴牖，仅免燔灼。书籍散乱毁裂，不知所往。一遇火恐，累日茫洋，不能出言，又安能尽意于笔砚，矻矻自苦，以危伤败之魂哉 ? 中心之悃愊郁结，具载所献《许京兆丈人书》，不能重烦于陈列。凡人之黜弃，皆望望思得效用，而宗元独以无有是念。自以罪大不可解，才质无所入，苟焉以叙忧栗为幸，敢有他志 ? ……身世孑然，无可以为家，虽甚崇宠之，孰与为荣 ? 独恨不幸获托姻好，而早凋落，寡居十余年。尝有一男子，然无一日之命，至今无以托嗣续，恨痛常在心目。孟子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今之汲汲于世者，唯惧此而已矣 ! 天若不弃先君之德，使有世嗣，或者犹望延寿命，以及大宥，得归乡间，立家室，则子道毕矣。过是而犹竟于宠利者，天厌之 ! 天厌之 !
明人茅坤云：“予览子厚书，由贬谪永州、柳州以后，大较并从司马迁《答任少卿》及杨恽《报孙会宗书》中来，故其为书，多悲怆呜咽之旨，而其辞气环诡跌宕，譬之听胡笳，闻塞曲，令人肠断者也。” (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一 ) 茅坤对柳宗元的政治遭遇深表同情，因而也最能体味柳文的沉郁。《吊屈原文》、《闵生赋》、《梦归赋》、《囚山赋》等骚赋体散文哀怨愤激，表现出鲜明的沉郁风格。试看《闵生赋》的开首部分：
闵吾生之险厄兮，纷丧志以逢尤。气沉郁以杏眇兮，涕浪浪而常流。膏液竭而枯居兮，魄离散而远游。言不信而莫余白兮，虽遑遑欲焉求。合喙而隐志兮，幽默以待尽。为与世而斥谬兮，固离披以颠陨。骐骥之弃辱兮，驽骀以为骋。玄虬蹶泥兮，畏避蛙黾。行不容之峥嵘兮，质魁垒而无所隐。鳞介槁以横陆兮，鸥啸群而厉吻。心沉抑以不舒兮，形低摧而自愍。
《囚山赋》把永州四围环合的高山比喻为牢柙，而作者则是牢柙中的囚徒，郁勃之气如山岚岳雾，弥漫堆积。《愚溪对》、《愚溪诗序》以游戏式的文宁，表现忠而见弃的悲愤，谐谑之中，透露出多少悒郁不平! 柳宗元在游山览水之时，也没有忘怀自己的遭遇，他的，山水散文同他的山水诗一样，无不打上身世的印记，在摹山范水的同时，抒写放逐蛮荒的不平。《始得西山宴游记》开篇就是：“白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钴鉧潭记》以“孰使予乐居夷而忘故土者，非兹潭也欤”作结，眼前的美景没有使作者忘记自己的不幸。《钴鉧潭西小丘记》结尾一段云：
噫 ! 以兹丘之胜，致之沣、镐、鄠、杜，则贵游之士争买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农夫渔父过而陋之，贾四百，连岁不能售。而我与深源、克己独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 ! 书于石，所以贺兹丘之遭也。
钴鉧潭西小丘的美景，要是放置在京城长安附近，则身价百倍;而今却埋没荒野，无人间津 ! 作者以小丘喻己，身世之感显而易见。而小丘最终还是遇到赏识它的人，则它的遭遇又胜于作者，故作者为它的“有遭”而庆贺——贺“兹丘之遭”，实际是叹已之不遇。短短的一段议论，蕴含多少抑郁不平! 《小石城山记》在记小石城山奇异景色之后，结尾也有一段类似的议论：
噫 ! 吾疑造物者之有无久矣。及是，愈以为诚有。又怪其不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故劳而无用。神者倘不宜如是，则其果无乎 ? 或曰：“以慰夫贤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气之灵不为伟人，而独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佶之。
这里，曲折地表现了作者远隔中州，贤而受辱，“不得一售其伎”的抑郁愤懑。“水州八记”写无人间津、由作者发现的荒僻之景，寄寓着他的身世之感：而清幽凄冷的境界，又表现出他内心的落寞与凄清。
柳宗元散文又有冷峻的一面。他是政治上的失败者，却又是个勇猛的斗士。他愤世嫉俗，不为世屈，无论处境如何，总是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哲学观点，无情地揭露社会的黑暗、批判现实的丑恶。他的许多文章写得尖锐深刻，气势凌厉，有一股凛然冷峭之气。刘禹锡说柳文“芒寒色正” ( 《唐故柳州刺 史柳 君集序》，《刘梦得文集》卷二十三 ) ，道出了柳文冷峻的风格特点。
柳宗元的议论性散文，如《四维论》，《时令沦》、《断刑论》、《六逆沦》、《非国语》等，锋芒毕露，气势凌厉;他的一些亦叙亦议的杂文，如《晋文公问守原议》、《桐叶封弟辩》、《铁炉步志》、《愚溪诗序》、《愚溪对》、《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等幽冷劲峭，词锋犀利;他的劝戒性的寓言，如《三戒》、《蝜蝂传》、《罴说》等，讽刺尖锐，不留情面。这几类文章最能代表柳文的冷峻风格。请看《四维论》：
《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谓廉者，曰不蔽恶也;世人之命谦者，曰不苟得也。所谓耻者，曰不从枉也：世人之命耻者，曰羞为非也。然则二者果义欤 ? 非欤 ? 吾见其有二维，未见其所以为四也。夫不蔽恶者，岂不以蔽恶为不义而去之乎 ? 夫不苟得者，岂不以苟得为不义而不为乎 ? 虽不从枉与羞为非皆然。然则廉与耻，义之小节也，不得与义抗而为维。圣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思者亲之，断者宜之，而理道毕矣。蹈之斯为道，得之斯为德，履之斯为礼，诚之斯为信，皆由其所之而异名。今管氏所以为维者，殆非圣人之所立乎 ? 又曰：“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若义之绝，则廉与耻其果存乎 ? 廉与耻存，则义果绝乎 ? 人既蔽恶矣，苟得矣，从枉矣，为非而无羞矣，则义果存乎 ? 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
《管子·牧民》说：“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这四维就是礼、义、廉、耻。《四维论》批判《管了》“以礼、义、廉、耻为四维”之说。柳宗元认为，《管子》所说的廉，是说不掩盖丑恶：而世人对廉的解释就是不用不正当的于段去获取。《管子》所说的耻，是说不做正当的事：而世人对耻的解释，就是知道羞耻而不去干不正当的事。柳宗元认为，无论是《管子》对廉、耻的解释，还足世人对廉、耻的理解，廉、耻都属于义的范围，足义的小节，不能把它们同义相提并论而视为维。他认为只有二维，那就是仁、义。“仁主恩，义主断”。恩就是爱人，断就是处理得当。圣贤提倡的道、德、礼信都包含在仁、义当中。如果没有了义，廉、耻也就不会存在，因此“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不能成立。《四维论》多用反问，语势逼人。柳宗元对历来被视为圣贤的管子 ( 管仲 ) 毫不客气。文章—开头就说：“《管子》以礼、义、廉，耻为四维，吾疑非管子之言也。”这是欲擒故纵的手法，当中隐含着深刻的讥讽。结尾又说：“使管子庸人也，则为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则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也。”言外之意是：管子是个庸人，他才会说出这一番谬论;要是他稍为懂得治理国家之道，他就不会有“四维”之说。对管子可谓极尽冷嘲热讽。《四维沦》文笔尖锐冷峭，这正是柳文的风格。再看《愚溪诗序》的议论部分：
夫水，智者乐也。今是溪独见辱于愚，何哉 ? 盖其流甚下，不可以溉灌;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浅狭，蛟龙不悄，不能兴云雨。无以利世，而适类于余，然则虽辱而愚之，可也。宁武子“邦无道则愚”，智而为愚者也;颜子“终日不违如愚”，睿而为愚者也;皆不得为真愚。今余遭有道，而违于理，悖于事，故凡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则天下莫能争是溪，余得专而名焉。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莹秀澈，锵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以愚辞歌愚溪，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于是作《八愚诗》，纪于溪石上。
文章运用反语，表达自己忠而见弃、怀才不遇的悲愤。表面看来，文章语势平和：而反语当中，隐藏着尖锐的讥讽，平和的背后，透露出逼入的冷峻。《愚溪对》写愚溪之神因不满作者以“愚”为自己命名，觉得名实不副，引出与作者梦中的对话。此文同样运用正话反说的手法，抒写作者贬谪蛮荒的强烈不满，诣谑中表现出冷峻。除上述的几类文章之外，柳文的冷峻随处可见。如《复杜温夫书》中的一段：
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观之矣。吾性呆滞，多所未甚谕，安敢悬断是且非耶 ? 书抵吾必曰周，孔，周，孔安可当也 ? 语人必于其伦，生以直躬见抵，宜无所谀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岂得无骇怪 ? 且疑生悖乱浮诞，无所取幅尺，以故愈不对答。来柳州，见一刺史，即周，孔之;今而去我，道连而谒于潮，之二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师，京师显人为文词，立声名以千数，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胸中扰扰焉多周，孔哉 !
杜温夫求名心切，不择手段，屡次向柳宗元写信献文，为达到柳宗元为他延誉的日的，在来信中对柳宗元阿谀奉承，将柳宗元比作周公、孔子。柳宗元在复信中直斥其“悖乱浮诞”，说：杜温夫至柳州见到他，就尊他为周公、孔子;到连州、潮州，又会称刘禹锡、韩愈为周公、孔子：京城以文章出名的人数以千计，到了京城，岂不是又会发现成百成千的周公、孔子 ? 《复杜温夫书》对杜的轻浮荒诞作了无情的讥讽。又如《与杨诲之第二书》中对杨海之的批评：
凡儒者之所取，大莫尚孔子。孔子七十而纵心。彼其纵之也，度不逾矩而后纵之。今子年有几 ? 自度果能不逾矩乎 ? 而遽乐于纵也 ! 传说曰：“惟狂克念作圣。”今夫狙猴之处山，叫呼跳梁，其轻躁狠戾异甚，然得而絷之，未半日则定坐求食，唯人之为制。其或优人得之，加鞭棰，狎而扰焉，跪起趋走，咸能为人所为者，未有一焉，狂奔掣顿，踣弊自绝，故吾信夫狂之为圣也。今子有贤人之资，反不肯为狂之克念者，而曰“我不能，我不能”。舍子其孰能乎 ? 是孟子之所谓不为也，非不能也。
这里批评杨诲之生性狂放而又不行悔改，词锋尖锐。柳宗元指出杨海之年纪轻轻便“遽乐于纵”，难免要“逾矩”，并以“轻躁狠戾异甚”的猴子最终也可以驯服为例，说明只要他肯下决心改正狂放的毛病，也可以成为圣贤。文章冷峻中又表现出恳切。又如《骂尸虫文》中骂尸虫的一段：
来，尸虫 ! 汝曷不自形其形 ? 阴幽跪侧而寓乎人，以贼厥灵。膏盲是处兮，不择秽阜;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以曲为形，以邪为质;以仁为凶，以僭为吉;以淫谀谄诬为族类，以中正和平为罪疾;以通行直遂为颠蹶，以逆施反斗为安佚。谮下谩上，恒其心术，妒人之能，幸人之失。利昏伺睡，旁睨窃出，走谗于帝，遽入自屈。羃然无声，其意乃毕。求味己口，胡人之恤 ! 彼修蛔恙心，短蛲穴胃，外搜疥疠，下索瘘痔，侵人肌肤，为已得味。世皆祸之，则惟汝类。良医刮杀，聚毒攻饵。旋死无余，乃行正气。汝虽巧能，未必为利 ! 帝之聪明，宜好正直，宁悬嘉飨，答汝谗慝 ? 叱付九关，贻虎豹食。下民舞蹈，荷帝主力。是则宜然，何利之得 ! 速收汝之生，速灭汝之精。蓐收震怒，将敕雷霆，击汝酆都，糜烂纵横。俟帝之命，乃施于刑。群邪殄夷，大道显明，害气永革，厚人之生，岂不圣且神欤 !
《骂尸虫文》以尸虫 ( 寄生虫 ) 喻皇帝身边的谗佞之徒，指出他们“潜下漫上，恒其心术，妒入之能，幸入之失”的本性。文章运用生动的比喻，对他们的丑恶行径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讥讽，并指出他们必然会落得个可耻的下场，死后也会受雷霆轰市，“糜烂纵横”，文笔冷峭，语气凌厉。
宋人王十朋说：“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了东坡。” ( 《 梅溪王 先生文集》前集卷十九 ) 用“奇”字概括柳文的风格特点。宋人朱熹也认为柳宗元“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 ( 《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九 ) 。奇，确是柳文显著的风格特点。
柳文之奇，表现在立意构思。《童区寄传》通篇围绕一个“奇”字来写，达到扣人心弦的目的。文章通过区寄奇异的经历，突出其机智勇敢的性格。《愚溪对》设想梦中与愚溪之神对话，抒写自己忠而见弃的幽愤，构思极为奇巧。《与太学诸生喜诣阙留阳城司业书》，命题着一“喜”字就出人意表。太学诸生“百数十人”为阳城赴阙请愿，在封建专制社会是大逆不道的非常事件，文章以“喜”字命题，给人强烈的感官刺激。文中用“抚手喜甚，震扑不宁，不意古道复形于今”来表达作者听到太学诺生赴阙请愿事件后的狂喜，使读者产生强烈的震撼。《贺进士十参元失火书》也是千古奇文。失火是不幸之事，“失火”而“贺”，命题甚为奇特。信一开头就写道：
得杨八书，知足下遇火灾，家无余储。仆始闻而骇，中而疑，终乃大喜，盖将吊而更以贺也。道远言略，犹未能究知其状，若果荡焉泯焉而悉无有，乃吾所以尤贺者也。
下面通过说明“贺”的原因，揭露官场黑暗造成人才埋没的社会现实，读者才恍然大悟，感到“贺”得有理。全文立意构思，奇异新巧。《李赤传》中的李赤原是士人，后来沦落为江湖浪者，他自命“喜为歌诗，诗类李白”，“故自号曰李赤”。他或许得了颠狂病，或许为厕鬼所惑，视溷厕为“帝居钧天、清都”，觉得它“宏大富丽，椒兰之气，油然而起”，反而把人世看作溷厕。他三番四次地自投厕中，朋友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救起，最终他还是溺死于厕。《李赤传》塑造了一个香臭不辨、美丑不分、执迷不悟、最终走向灭亡的士人的形象。立意新巧，构思奇特。虽然有人说李赤真有其人，但无论怎样，此文虚拟性很强，与作者同时代流行的传奇小说相类。《敌戒》以立意新奇为人们所称誉。全文如下：
皆知敌之仇，而不知为益之尤;皆知敌之害，而不知为利之大。秦有六国，兢兢以强;**既除， 乃亡。晋败楚鄢，范文为患;厉之不图，举国遣怨。孟孙恶臧，孟死臧恤：“药石去矣，吾亡无日。”智能知之，犹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 ! 敌存而惧，敌去而舞，废备自盈，祗益为愈。敌存灭祸，敌去召过。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惩病克寿，矜壮死暴。纵欲不戒，匪愚伊耄。我作戒诗，思者无咎。
文章列举人量事实，说明“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秦有六国为敌，它兢兢业业而日益强大：秦灭六国，它冈得意忘形而走向火亡。晋败楚于鄢，晋大夫范文子感到：晋厉公以为胜利了就不励精图治，结果举国怨声四起。孟孙讨厌臧孙，孟孙死后臧孙却感到忧虑说：“治病的药石没有了，我死期不远了。”《敌戒》闪耀着辩证的光芒，表现了作者卓异的见识。此外《囚山赋》、《憎王孙文》也是立意构思翻新出奇的突出例子，这里就不再多述。
柳文之奇，还表现在行文用笔之奇诡。
柳宗元的散文往往一起笔便出入意表，显得峭拔奇言诡。《四维沦》开篇就否定《管子》 “四维”之说，并对管子冷嘲热讽，令读者为之惊异。又如《送韩丰群公诗后序》开篇：
春秋时，晋有叔向者，垂声迈烈，显白当世。而其兄铜鞮伯华，匿德藏光，退居保和，士大夫其不与叔向游者，罕知伯华矣。然仲尼称叔向曰“遗直”：“由义”。又称伯华曰“多闻”、“内植”，进退两尊，荣于策书，故羊舌氏之美，至于今不废。
韩丰，字茂实。柳宗元任监察御史里行时韩丰的弟弟韩泰 ( 字安平) 任监察御史，由于这种关系而认识韩丰。文章赞誉韩丰“敦朴而知变，弘和而守节，温淳重厚，与直道为伍”的品德和淡泊功名的性格，并表达送别之意。文章在进入正题之前，以春秋时晋国伯华、叔向兄弟为例，况明“进退两尊”的道理，为卜文赞扬韩丰“遗名居实，淡泊如也”作铺垫。《送韩丰群公诗后序》以史开篇，横空而起，峻拔奇伟。又如《答问》开篇：
有问 柳 先生者曰：“先生貌类学古者，然遭有道不能奋厥志，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游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骂先生者不忌，陵先生者无谪。遇揖目动，闻言心惕，时行草野，不知何适。独何劣耶 ? 观今之贤智，莫不舒翘扬英，推类援朋，叠足天庭，魁礨恢张，群驱连行。奇谋高论，左右抗声，出入翕忽，拥门填扃，一言出口，流光垂荣。岂非伟耶 ? 先生虽读古人书，自谓知理道，识事机，而其施为若是其悖也 ! 狼狈摈僇，何以自表于今之世乎 ?
作者借问者之门，以谐谑之笔，用对比手法，把自己嘲讽一番，写山自己被贬谪后身陷蛮荒，亲朋见弃，孤立无援，任人毁骂的处境。自嘲之中，激射出悲愤;嬉笑里面，隐含着悒郁。起笔如奇峰异嶂，灾兀奇诡。再如《送崔群序》开篇：
贞松严于岩岭，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千仞之表，和气之发也。禀和气之至者，必合以正性。于是有贞心劲质，用固其本，御攘冰霜，以贯岁寒，故君子仪之。
《送崔群序》以赞扬崔群道德人品为中心，而以高矗于岩岭之松为开篇。由松之“高直耸秀，条畅硕茂，粹然立于干仞之表”的外在形象，写及它的“贞心劲质”，为下文写崔群的道德人品起象征和烘托作用。开篇如奇峰峻岭，凌空矗立。《同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厅》也有类似的开篇。文章不长，全录如下：
观室者，观其隅。隅之巍然，直方以固，则其中必端庄宏达可居者也。人孰异夫是 ? 今若 杜 君之隅可观，而中可居，居之者德也。赞南方之理，理是以大;总留府之政，政是以光。其道不挠，好古书百家言，洋洋满车，行则与俱，止则相对，积为义府，溢为高文。悫而和，肆而信，岂《诗》所谓“抑抑威仪，惟德之隅”者耶 ? 今往也，有以其道闻于天子。天子唯士之求为急， 杜 君欲辞争臣侍从之位，其可得乎 ? 濮阳吴武陵，直而甚文， 乐杜 君之道，作诗以言。余犹吴也，故于是乎序焉。
杜留后，指杜周士。贞元十七年 (801) 进士，曾为桂管观察留后。他从桂管观察留后入侍京师，吴武陵作诗送别，柳宗元作序。序的开首以房屋设喻，说：看房屋，只要看它的外观，就可椎知它的内部。外观巍然耸立，笔直方正而稳固，内部就必定端庄宏阔，适合人居住。下面以“人孰异夫是”一句为转捩，由屋及人，从赞扬杜周士的外表言行，到称颂他的道德、
政绩、学问、文章、品性。开篇奇峰陡起，卓异不凡。再看《送诗人廖有方序》。全文如下：
交州多南金。珠玑、玳瑁，象犀，其产皆奇怪，至于草木亦殊异。吾尝怪阳德之炳耀，独发于粉葩瑰丽，而罕钟乎人。今廖生刚键重厚，孝悌信让，以质乎中而文乎外。为唐诗有大雅之道，夫固钟于阳德者邪 ? 是世之所罕也。今之世，恒人其于纷葩瑰丽，则凡知贵之矣，其亦有贵廖生者耶 ? 果能是，则吾不渭之恒人也，实亦世之罕也。
此文以赞誉廖有方的品德诗才为中心，开篇却写交州的奇珍异木，横中起笔，峻拔奇诡。
柳宗元的散文往往在行文中突然转折，令读者惊诧不已。《送崔群序》从松写到崔群、引司吴武陵送前桂州杜留后诗序》，由房屋写及杜周士，都采用突转的手法。《送独孤中叔侍亲往河东序》这篇短文两处突转，奇峰迭起，巉岩峭拔：
河东，古吾土也 , 家世迁徒，莫能就绪。闻其间有大河、条山，气盖关左，文士往往仿佯临望，坐得胜概焉。吾固翘翘褰裳，奋怀旧都，日以滋甚。独孤生，周人也，往而先我。且又爱慕文雅，甚达经要，才与身长，志益强力。挟是而东，夫岂徒往乎 ? 温凊奉引之隙，必有美制。倘飞以示我，我将易观而待，所不敢忽。古之序者，期以申导志义，不为富厚，而今也反是。生至于晋，出吾斯文于笔砚之伍，其有评我太简者，慎勿以知文许之。
作者先写河东是自己的故土，那里山川雄壮，自己对故土十分想望。然后突然转入正题，赞扬独孤中叔的才能学问，今往河东，必然有所作为。最后又突然转到关于序文的议论，说古人作序，“期以中导志义”，不一定要长篇大论。今人则不同。人们一定会说这篇序过于简短，希望他到河东后不要随便示人。两处转折，均出人意表。《复吴子〈松说〉》在解答了吴武陵提出的“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天、贵贱”跟造物主的关系问题之后，突然转到对当今现实的批判，最后又突然转到责备吴武陵不探究社会弊病，而提出“木肤有怪文”这样的与现实毫无关系的问题。两处转折，均出人意料，行文奇峭突兀。《钴鉧潭西小丘记》前面记小丘之位置、竹树、怪石及在小丘上远望所见之浮云、溪流、鸟兽等等，结处突然转到关于小丘命运的议论。这种行文中的陡转突折，在柳义中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结构密致回转
《旧唐书·柳宗元传》在评价柳文时，突出其结构上“精裁密致”的特点。宋入欧阳修极力贬斥柳宗元的政治主张、学术思想，但对柳宗元的才能文章却多所赞誉，他谈及柳文之工时，说：“至于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如唐之刘、柳，无称于事业，而姚、宋不见于文章。” ( 《欧阳文忠公文集》四《居士集》卷四十四 ) 这里谈出“穷而后工”的道理，同时指出柳文“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柳文之精，表现在结构上就是精严有序。
柳宗元的议论性敝论证条理清晰，段与段之间，不仅有内在严密的逻辑联系，而且有外在文字上的连结、转折和呼应，布局谋篇，一丝不苟。以《封建论》为例。此文论述分封制之不可取，郡县制之不可改。全文分三个大段。第一大段正面论述论点。这个大段又分为三个小段。第一小段从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说明早期实行分封制并非圣人的旨意，而是客观形势使然。这个小段先提出“封建，非圣人意也”的观点，然后以事实论证，最后用“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小结，并与前边呼应。第二小段由周室实行分封制最终分裂败亡的.史实，说明分封制之不可取。这个小段用“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周而甚详”领起，以下详述周代实行分封制走向分裂败亡的史实，最后以“则周之败端，其在此乎”归纳，并与开首呼应。以上两个小段正面论证了中心论点的前半部分。第三小段从实行郡县制以来的历史，正面论述中心论点的后半部分。这个小段由秦而汉而唐，按照朝代的顺序展开，最后以“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小结。第二大段批驳敌论，从反面论证中心论点。行文时用“或者曰”、“或者又曰”、“或者又以为”等语将敌论逐一摆出，逐一批驳。第三大段是全文的总结。文章以“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结束，与第一大段第一小段结句遥相呼应。全文正反论述，条分缕析，脉络清楚，处处照应，无论大段或小段均精心安排，紧密联结。就结构而言，《封建论》就像织工精细的锦缎，经纬分明，紧密联结，浑然成幅。清人林纾说：“《封建》; ! 论，为古今至文，直与《过秦》抗席。……今就文论文，识见之伟特，文阵之前后提紧，彼此照应，不惟识高，文亦高也。” ( 《韩柳文研究法·柳文研究法》 ) 再以《六逆论》为例。文章分四段。第一段提出“其所谓‘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虽为理之本可也，何必闩乱”这… - 论点。下面则通过对“贱妨贵、远间亲、新间旧”的批驳，从反面论证沦点。第二段从理论上驳斥：先驳“贱妨贵”，再驳“远间亲、新间旧”。第三段举历史事实驳斥：先驳“贱妨贵”，次驳“远间亲”，再驳“新间旧”。最后一段归纳出“斯言殆可以废矣”的结论，与文章开头提出的论点呼应，并由此推及“古之言理者，罕能尽其说”，劝诫人们应“定其是非”，不要盲从。全文层次分明，段与段之间过渡自然，二、三、四段分别用“大”、“呜呼”、“噫”领起，形成语气卜的连接和呼应。《六逆论》结构密致有序，可谓“极于精思”。
柳宗元的记叙性散文脉络连贯，环环紧扣。《游黄溪记》、《罴说》就是突出的例子。《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先写耳之所闻，次写目之所见，再写身之所感，分别从听觉、视觉、感觉描写小石潭水声之悦耳、景色之清丽、环境之幽邃。从写水声到写潭景，以“伐竹取道”为过渡;从写潭景到写环境，以“坐潭上”为转折。其中潭上之景为详写，水声、环境为略写。潭上之景依次写潭水之清，潭底之奇，草树之美，游鱼之乐。全篇结构布局，“精裁密致”。再看《石渠记》的记叙部分：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桥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鸣乍大乍细。渠之广，或咫尺，或倍尺，其长可十许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逾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鲦鱼。又北曲行纡余，睨若无穷，然卒入于渴。其侧皆诡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
文章先写石渠的位置和水声，次写石渠的广、长、流向及流经的石泓、小潭之景，最后总写石渠两岸的景色。写石渠的流向，用“抵”、“又折西行”、“北堕”、“又北曲行”等连接，而石泓、小潭之景则以石渠贯串。结构精密谨严。
明人茅坤说：“子厚之文，多峻峭巉岩，而骨理特深。“ ( 《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四评柳文 ) 柳文结构精严而不平直，密致当中又显得曲折回环，波澜迭起。如《桐叶封弟辩》，宋人谢枋得就曾指出它结构上“七节转换”的特点 ( 《文章轨范》卷二 ) 。又如《童区寄传》，亦以曲折起伏著称。这篇传记分为三大段。第一大段从“越人少恩，生男女必货视之”，儿童多被劫卖，被劫卖者“少得自脱”的情况，引出“惟童区寄以十一岁胜，斯亦奇矣”，作为全篇领起。第二大段是文章的重点，详叙区寄被二豪贼劫持终得白脱的经过，环诡跌宕，扣人心弦。他被二豪贼劫持至 40 里外的墟市贩卖，伪装恐惧啼哭以麻痹贼人，使他们放松警觉，后来趁一个贼人到墟市做买卖、一个贼人醉卧之机，割断绳索，把醉卧的贼人杀死，这是一个起伏。一贼人被杀，区寄以为可以选出劫贼之手，殊不知“逃未及远，市者还”，这又是一个起伏。在贼人正要将他杀害之时，他巧妙说服贼人，选过被杀的厄运，这又是一个起伏。贼人把他捆缚得更牢，他乘黑夜用炉火烧断绳索，手刃劫贼，逃出生天，这又是一个起伏。“植刃道上”这一细节描写为下文埋下伏笔，对情节发展至关重要。这个大段开首以“童区寄者”承上启下，结处用“愿闻于官”引出第三人段。第三大段是故事的尾声，写官吏将区寄的事迹层层上报，“刺史颜证奇之，留为小吏，不肯”，最后得以还乡，并以“乡之行劫缚者”对区寄的畏惧，从侧面衬托他的机智勇敢。《童区寄传》段与段之间过渡自然，联系紧密，故事围绕 - 个“奇”字展廾，环环紧扣而又回旋曲折。再看看《辩 ( 鶡冠子 ) 。其文如下：
余渎贾谊《鹏赋》，嘉其辞，而学者以为尽出《鶡冠子》。余往来京师，求《鶡冠子》，无所见;至长少，始得其书。读之，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者。吾意好事者伪其书，反用《鹏赋》以文饰之，非谊有所取之，决也。太史公《伯夷列传》称贾子曰：“贪夫殉财，烈士殉名，夸者死权。”不称《鶡冠子》。迁号为博极群书，假令当时有共书，迁岂不见耶?假令真有《鶡冠子》书，亦必不取《鹏赋》以充入之者。何以如共然耶 ? 曰：不类。
这篇短文不仅精严密致，而且层折回转。文章开篇摆出学者以为贾谊《鹏赋》“尽出《鶡冠子圹这一见解。下面对这种错误见解展开层层批驳。先由自己读过《鶡冠子》之后，觉得它“尽鄙浅言也，唯谊所引用为美，余无可取。这一事实，引出《鶡冠子》是“好事者”的伪作，是他用《鹏赋》来文饰自己的作品，而“非谊有所取之”的判断。这是一层。接着说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没有提及《鶡冠子》，而司马迁“博极群书”，要是当时真有《鶡冠子》其书，他不可能没有见过。用推理方法，证明《鶡冠子》是后人的伪作。这是又一层。最后退一步假设如果真有《鶡冠子》其书，作者亦不可能取晚出的《鹏赋》充入其中。而《鶡冠子》与《鹏赋》文字不相类，《鶡冠子》“用《鹏赋》以文饰之。显而易见，由此证明《鶡冠子》非真有其书，是后人的伪作。这又是一层。全文 156 字，议论部分仅 137 字，而三层三折。
语言精炼形象
语言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元素，最能反映作家的功力和才华。语言运用水平的高下，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质量。南朝梁人刘勰《文心雕龙·章句》云：“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枳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矣。”把字句即语言看作是文章之本，认为掌握了这个“本”，则“振本而木从，知一而万毕”。前人谓“韩如海，柳如泉” ( 杨慎《升庵诗话》卷五引李耆卿评义 ) 。韩文汪洋恣肆，柳文“精裁密致”。宋人罗大经认为“柳子厚文章精丽。 ( 《鹤林玉器》卷十四 ) ，“柳如精金” ( 同上卷十五 ) 。柳文之“精”表现在结构，也表现在语言。清人王士祯说“柳子厚妙于语言” ( 《香祖笔记》卷十二 ) ，这是正确的评价。在古代散文当中，柳文语言之精妙显得异常突出，这是柳宗元被奉为文章宗师的重要原因。柳文语言的精妙，具体表现为精炼、形象。
精炼的一个表现是简洁。柳文固然有洋洋数千言的鸿篇巨制，但更多的是千言以下的短篇。柳宗元的散文绝不拖沓冗繁，没有多余的句子，甚至没有多余的字，往往不能增减一句、一字。宋人谢枋得评 { 桐叶封弟辩 } 云：“字字经思，句句着意，无一句懈怠。” ( 《文章轨范》卷二 ) 评《晋文公问守原议》也云;“字字经思，句句有法，无一字一句懈怠。” ( 同上 ) 评《送薛存义序》亦云：“章法、句法、字法皆好。” ( 同上卷五 ) 明人唐顺之谓《驳复仇议》“无一字懒散” ( 《山晓阁选唐人家柳柳州全集》卷一 ) 。试看《晋文公问守原议》：
晋文公既受原于王，难其守。问寺人勃鞮，以畀赵衰，余谓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树霸功，致命诸侯，不宜谋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虽或衰之贤足以守，国之政不为败，而贼贤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当其时不乏言议之臣乎 ? 狐偃为谋臣，先轸将中军，晋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于内竖，其可以为法乎 ? 且晋君将袭齐桓之业，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齐桓任管仲以兴，进竖刁以败。则获原启疆，适其始政，所以观示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兴，迹其所以败。然而能霸诸侯者，以土则大，以力则强，以义则天子之册也。诚畏之矣，乌能得其心服哉 ! 其后景监得以相卫鞅，弘、石得以杀望之，误之者晋文公也。呜呼 ! 得贤臣以守大邑，则问非失举也，盖失问也。然犹羞当时、陷后代若此，况于问与举又两失者，其何以救之哉 ? 余故著晋君之罪，以附《春秋》许世子止、赵盾之义。
全文分四层：第一层先用 20 个字把《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用许多文字记载的故事概述出来，然后由此引出派谁去管治原地这样的政治大事不该征询宦官意见这一论点。第二层以晋文公当时不乏能议事的大臣这一事实，说明“晋君疏而不咨，外而小求，乃卒定于内竖”之不可效法，从而论证论点。第三层用齐桓公任用管仲国家兴盛，进用宦官招致衰败的经验教训，进一步论证沦点。第三层指出后来秦孝公因宠臣景监的推荐而任卫鞅为相，汉元帝听了近臣弘恭、石显的谗言而杀害建议罢中书宦官的萧望之，其根源都在晋文公重用宦官的错误，从反面深入论证沦点。第四层是全文的总结。《晋文公问守原议》论证了不该让宦官干预朝政这样的一个大问题，文章正反议沦，摆事实，讲道理，层层深入，而全文仅用 326 个字，确实“无一字一句懈怠”。再看看别的例子。如 { 辩 ( 亢仓了 )} ：
太史公为《庄周列传》，称其为书，《畏累》、《亢桑子》皆空言无事实。今世有《亢桑子》书，其首篇出《庄子》，而益以庸言。盖周所云者尚不能有事实，又况取其语而益之者，其为空言尤也。刘向、班固录书无《亢仓子》，而今之为术者，乃始为之传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 !
此文辩《亢桑子》 ( 一作“亢仓子” ) 之伪。全文分为四个层次：司马迁写《庄周列传》，他写书的时候，《畏累》、《亢桑子》皆空洞而无事实，这是第一层。今世有《亢桑了》一书，其首篇即出自《庄子》，而且增加了一些无用的活。庄子所言尚且不能有事实，又何况窃取《庄子》而加以增益的 ? 这是第二层。刘向、班图收录诸子百家的书而没有收录《亢桑子》，这是第三层。现今搞异术的人却廾始为它传注，拿它来教给世人，这种人实在糊涂，这是第四层。前三层从不同的角度论辩《亢桑子》之伪，最后一层对“今之为术者”为《亢桑子》传注加以嘲讽，作为全文的总结。这篇短文仅 98 字，而结构完整，层次清楚，论证有力，真是字字千钧，无一虚设。又如《封建论》的第二段：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面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这一段先用几句话描述人类最初出现时的蒙昧状态和生存环境之恶劣。然后以荀卿的一句话为过渡，叙述人类由个体而群居，由“群之长”的产生到太子的出现的漫长的社会形成和发展过程。“是故”以下，则是上文叙述的理论总结。时间跨度如此之长，内容如此之丰富，而且有描写，有叙述，有议论，写得层次清楚，条理井然，总共也只用 283 个字。
语句的简洁是文章简洁的基础。柳宗元之所以能用尽可能短的篇幅，表现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是因为他十分注意语句的锤炼。举些例子看看。《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潭底岩石露出水面之状：
为坻为屿，为嵁，为岩。
用八个字就将岩石的各种形状形象地描写出来。同一篇文章写树木藤蔓的情态：
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
“蒙络摇缀”四字，写出“翠蔓”遮蔽、缠绕“青树”和随风摇摆、互相连缀的情况，可渭异墨如金 ! 同一篇文章写注水入潭的小溪之状： 。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
远望小溪，像北斗星座—般屈折，如蛇行一般弯曲，一会儿出现，一会儿又消失，这种情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八个字，表现那么丰富的内容，写得那么形象生动，无怪乎千载以下，人们惊叹柳文之精了。《黔之驴》写虎试探着冒犯驴的情景：
稍近，益狎，荡倚冲冒……
“稍近，益狎”四个字写山虎欲行冒犯而又小心翼翼的心理状态和由“近”而“狎”的行为渐进过程。“荡倚冲冒”四宁写虎碰撞、靠倚、冲击、冒犯四种行为动作。八个宁写了如此丰富的内容，可谓字字珠玑 ! 《敌戒》论述了敌之“为利之大”以后，用八个字作总结：
敌存灭祸，敌去召过。
这个总结言简意赅，饱含深刻的哲理，令读者长久地回味。《送薛存义序》写薛存义在永州零陵任代理县令的政绩，仅用 13 个字：
讼者平，赋者均，老弱无怀诈暴憎。
狱讼得到公平的处理，赋税合理公平，老的少的对薛存义没有心怀欺诈，外露憎恨。前六字写他理政公平，后 - 匕字写他取得百姓的信任和好感。用极少的文字表达厂丰富的内容。
精炼的另一个表现是准确。柳宗元散文的语言既简洁又准确，因而能在较短的篇幅中包含丰富的内容，表现深刻的思想，清楚地说明道理。宋人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云：
柳子厚书段太尉逸事：“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郭晞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曰：‘吾戴吾头来矣。'”宋景文修《新书》，曰：“吾载头来矣”，去一“吾”字，便不成语。言戴头来者，果何人之头耶 ?
邵博引录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状》的一段文字，说明柳文用字之准确。郭晞军士 17 入残杀百姓，段太尉斩杀行凶军士，仅带一牵马老卒，徒手入郭晞军营，责备郭晞。“吾戴吾头来矣”是进郭晞军营时说的一句话。“吾头”的“吾”字，看似多余，其实非常重要，不仅表明是谁之“头”，而且表现出段太尉大义凛然，拼死伸张正义的精神品格。删去这个“吾”字，不仅语意不清，这句话的表现力也大为逊色。这样的例子很多。《骂尸虫文》以尸虫喻朝中谗害忠贤的奸佞，对他们的卑劣行径进行无情的揭露和批判。其中对尸虫的描写：
膏盲是处兮，不择秽卑;潜窥默听兮，导人为非;冥持札牍兮，摇动祸机;卑陬拳缩兮，宅体险微。
“潜”、“默”准确地写出谗佞之徒躲在暗处窥视别人行动，偷听别人说话，暗中搜集材料害人的无耻行为。“导”意为引诱，与“潜”、“默”二字配搭得非常恰当。《斩曲几文》写制作曲几的生长不良的曲木：
禀气失中，遭生不完;托地硗垤，反时燠寒。
这些树之所以生得奇形怪状，是因为它们禀受的元气失当，生长发育不完全;生长在硗瘠之地，所处环境又冷热反常。这里的“禀”字、“失”字、“托”字、“反”字都用得十分准确。《送李渭赴京师序》写李渭浪游南方各地：
过洞庭，上湘江，非有罪左迁者罕至。又况逾临源岭，下漓水，出荔浦……
“过”、“上”、“逾”、“下”、“出”几个动词，与宾语配搭得恰到好处。洞庭是湖，故用“过”;溯湘江而行，故用“上”;临源岭山高路险，故用“逾”;漓江在南，故用“下”;离廾荔浦再往南，故曰：“出”。《晋问》写晋地之形势：
晋之故封，太行掎之，首阳起之，黄河迤之，大陆靡之。
晋是昔日的封地，太行山是它的掎角，首阳山是它的起点，黄河弯曲而来，大陆伸展到无边无际。“掎”字、“起”字、“迤”字、“靡”字都下得精确。《答韦中立沦师道书》谈自己的为文之道：
抑之欲其奥，扬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节，激而发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抑”字、“扬”字、“疏”宁、“廉”字、“激”字、“发”字、“固”字、“存”宁的运用，确实是经过“苦心危虑”：而“抑”与“奥”配搭、“扬”与“明”配搭、“疏”与“通”配搭、“廉”与“节”配搭、“激而发”与“清”配搭、“固而存”与“重”配搭，都恰到好处。“羽翼”用为动词，准确而生动地说明了“文”与“道”的关系。
形象是柳宗元散文语言的另一个显著特色。柳宗元逻辑思维、形象思维都有过人的天分，这是他作为出色的思想家和文学家的先决条件。他的文章中心突出，思路明晰，思想表述得生动形象。说理与叙事相比较，柳宗元更长于叙事。
柳宗元的寓言、传记、山水记等记叙性散文以生动形象著称。《临江之糜》写群犬初见小鹿的情景：“群犬垂涎，扬尾皆来。”“垂涎”写见小鹿垂涎欲滴之状，“扬尾”弓见小鹿而高兴之态，均形象生动，跃然纸上。犬始终是犬，既害怕主人，又情不自禁：“大畏主人，与之俯仰甚善，然时啖其舌。”寥寥数笔，便将犬与小鹿相处时复杂的行为、心理形象写出。《黔之驴》对虎的描写，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初见驴，“以为神”，“蔽林问窥之，稍出近之”，“驴一呜，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益习其声，又近山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反复的试探之后，知道驴“技止此”时，终于“跳踉大 口 阚 ，断其喉，尽其肉，乃去”。作者以生动之笔，形象地写出虎的心理、行为的渐进过程。《黔之驴》以其语言之生动形象世代为人们所传诵。柳宋元善厂描写人物语言。请看《段太尉逸事状》中段太尉徒手只身入郭晞军营劝谕郭曦的一段对话描写：
……解佩刀，选老躄者一人持马，至晞门下。甲者出，太尉笑且入，日：“杀一老卒，何甲也 ? 吾戴吾头来矣。”甲者愕。因谕曰：“尚书固负若属耶 ? 副元帅固负若属耶 ? 奈何欲以乱败郭氏 ? 为白尚书，出听我言。”晞出，见太尉。太尉曰：“副元帅勋塞天地，当务始终。今尚书恣卒为暴，暴且乱，乱天子边，欲谁归罪 ? 罪且及副元帅。今邠人恶子弟以货窜名军籍中，杀害人，如是不止，几日不大乱 ? 大乱由尚书出，人皆曰尚书倚副元帅不戢士，然则郭氏之功名其与存者几何 ? ”言未毕，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思甚大，愿奉军以从。”顾叱左右曰;“皆解甲，散还火伍中，敢哗者死 ! ”大尉曰：“吾未哺食，请假设草具。”既食，曰：“吾疾作，愿留宿门下。”命持马者去，旦日来。遂卧军中。晞不解衣，戒候卒击柝卫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谢不能，请改过。邠州由是无祸。
段太尉来到郭晞军营;遇到披甲士卒阻拦。他晓之以理，让士卒向郭晞通报。见到郭晞，他先对郭晞“卒十为暴”严辞斥责，然后指出郭晞的错误有损其父郭子仪美誉，终于使郭晞明白自己的错误，翻然悔悟。这里通过生动的对话描写，突出段太尉不畏强暴，大义凛然，勇于为民请命的性格。《梓人传》写梓人 ( 木匠 ) 指挥群工的一段，令读者如临其境：
其后京兆尹将饰官署，余往过焉。委群材，会众工。或执斧斤，或执刀锯，皆环立向之。梓人左持引右执杖而中处焉。量栋宇之任，视木之能，举挥其杖曰：“斧 ! ”彼执斧者奔而右;顾而指曰：“锯 ! ”彼执锯者趋而左。俄而斤者斫，刀者削，皆视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断者。其不胜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
众人或手执斧子，或手拿刀锯，站在梓人四周，等着他下令操作。梓人左手拿着长尺，右手执着手杖，站在中间。他测量房宇各种结构的可承受重量，察看木料的功能，然后举杖指挥，说：“用斧砍 ! ”执斧的就奔向右边;梓人回头看，指着另一些木料说;“用锯子锯 ! ”拿锯子的快步奔向左边。群工拿斧的用斧斫，拿刀的用刀削，都依梓人的脸色、说话行事，不敢自作主张。那些不胜任的，就把他们斥退，也不敢脸有愠色。……他胸有成竹，指挥若定，在群工中有绝对的权威。此处着墨不多，人物的神态、动作、语言写得栩栩如生。《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景物描写生动形象著称。此文写潭上之景，由写水声引人。以佩环之呜响，形容水声琮琮悦耳。写潭上之景，用“伐竹取道”过渡，以“水尤清冽”领起。写小潭，先写潭底之石，次写潭上树蔓，再写潭中之负，再写注水入潭的小溪，最后写环境之凄寒。写潭底，用“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八字，形象地描写露出水面的潭底岩石之状。“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寥寥几笔，便写出树木、藤蔓相遮蔽、缠绕、摇摆、连缀、披拂的景象，有颜色，有情态，形象生动，如在眼前。写潭中游鱼最为出色，无论是古代作家，还是今天的作家，都难以匹敌。不仅游鱼写得生动无比，出神入化，而且通过“皆若中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等描写，从侧面衬托潭水之清，笔法之高妙、语言之形象，令人叹为观止 ! 小溪之屈曲而流，时隐时隐现亦写得生动异常。《石渠记》也有许多形象的描写：写泉鸣，如闻其声;写渠水，似见其流。“风摇其巅，韵动崖谷：视之既静，其听始远”——风吹动竹梢树杪，发出阵阵响声：看着被风吹动的竹树静止不动了，而被吹动时发出的声响，才从远处传来。几句写回声，形象细致，是神来之笔。 ( 石涧记 ) 写涧底：“亘石为底，达于西涯。若床养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写水流：“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操琴。”均比喻生动，状物传神。
柳宗元的议论文、杂文、书信等待往往也有生动形象的描写。《断刑沦》下写死囚求速死而不得的痛苦：
贯三木，加连锁，而致之狱。更大暑者数月，痒不得搔，痹不得摇，痛不得摩，饥不得时而食，渴不得时而饮，目不得暝，支不得舒，怨号之声，闻于里人。
文章通过对死囚所受痛苦的生动描述，对“刑必秋冬”作了有力的批判。《封建论》用“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两句，形象地描写人类早期生存环境之恶劣荒凉.《鹘说》通过对鹘的议论，说明不能从表面分辨人的善恶的道理。文中写鹘之仁：
有鸷曰鹘者，穴于长安荐福浮图有年矣。浮图之人室宇于其下者，伺之甚熟，为余说之曰：“冬日之夕，是鹘也，必取鸟之盈握者完而致之，以燠其爪掌，左右而易之。旦则执而上浮图之 焉。纵之，延其首以望，极其所如往，必背而去焉。苟东矣，则是日也不东逐，南北西亦然。”
栖身于长安荐福寺佛塔的那只鹘，每逢冬夜，必完整无缺地带一只小鸟回巢，它用自己的爪捂热小鸟的爪，还左右爪不停地轮换着来捂。次日清晨就带小鸟登上佛塔之项，把小鸟放走，还伸长脖子翘首而望，望着小鸟飞往远处，就背着小鸟飞去的方向离开。如果小鸟飞向东，这一天鹘就决不会往东觅食，其他南、北、西三个方向的情况亦是如此。文章对鹘如何温暖受冻的小鸟，如何将它放生，又如何不跟它争食，都写得细致入微，形神兼备。《复吴子 < 松说 >》以“云之始作”为例，说明“木肤有怪文，与人之贤不肖、寿夭、贵贱”跟造物主无关：
子不见夫云之始作乎 ? 勃怒冲涌，击石薄木，而肆乎空中，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为宫室，谁其搏而斫之者 ?
“勃怒冲涌”写云起之状，“击石薄木”写云涌之势，“肆乎空中”写云铺天盖地的情景，“偃然为人，拳然为禽，敷舒为林木，嵑 山 蘖 为宫室”写云之变幻，都异常生动。在《答吴武陵论 < 非国语 >书》中，柳宗元用“文锦覆陷阱”来比喻“务富文采，不顾事实”的骈文对青年的危害，生动形象，揭露深刻。《寄许京兆孟容书》写他在永州收到京兆尹许孟容来信时的情景：
伏蒙赐书诲谕，微悉重厚，欣跃恍惚，疑若梦寐，捧书叩头，悸不自定。
那种欣喜雀跃、激动不宁之状，写得何等传神 ! 《与杨京兆凭书》诉说自己贬谪永州之后的精神状态：
目毛 目毛 然骚扰内生，霾雾填拥惨沮……每闻人大言，则蹶气震怖，抚心按胆，不能自止。
用“眊眊然”写眼睛之蒙昧昏乱，用“霾雾填拥”形容心绪之悒郁惨淡，用“蹶气震怖，抚心按胆”写自己内心之惊恐，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上门下李夷简相公陈情书》通过生动的比喻和形象的描述，写出作者被贬 14 年来的险恶处境、求助无门的苦况和对李夷简的热切企盼，令读者为之动容。《读韩愈所著 ( 毛颖传 ) 后题》写读《毛颖传》时的情景：
杨子诲之来，始持其书，索而读之，若捕龙蛇，搏虎豹，急与之角而力不敢暇，信韩子之怪于文也。
这几句不仅形象地写出《毛颖传》的卓异不凡，而且将读《毛颖传》的独特感受表现得生动突出。接着用“模似窜窃，取青媲白，肥皮厚肉，柔筋脆骨”写骈体文之竞尚浮艳，内容空洞，也十分生动。《送幸南容归使联句诗序》写朋辈在送别幸南容聚会上联句的情景：
比词联韵，奇藻递发。烂若编贝，粲如贯珠。琅琅清响，交动左右。
幸南容，洪州 ( 治所在今江西南昌 ) 人。与柳宗元是同榜进士，后任职南方。这几句把文才之盛、诗句之美、声韵之悠扬以及朋友相聚联句的情景形象地描绘出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用“编贝”、“贯珠”喻联句之精美，形象而富于韵味。
篇8：孟子散文特色
摘 要：孟子作为继孔子之后的一位集大成式的儒家大师，其学说与文章都是在孔子开创性的基础之上，又一次更深的发展与弘扬。
其著作《孟子》一书，作为先秦散文杰出代表之一，与同时代的其他儒家代表作和先秦诸子散文相比，都极具艺术特色。
仅就这一点讲，它对当今乃至今后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同样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和不容忽视的深远影响。
篇9：孟子散文特色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儒家大师，是战国中期的思想家、散文家。
他受业于孔子的孙子子思的门人，以继承孔子之业，宣扬儒家道统为己任。
后世以他与孔子并称“孔孟”。
孟子早年曾游学各国，其才学受到各国诸侯尊礼，但其学说终不见用。
原因是诸侯争雄、战争激烈的战国时代，诸侯崇尚“攻伐”，而孟子主张行“王道”，施“仁政”，与其相悖。
后来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全书三万五千多字，比较详细地记录了孟子游说各国诸侯时与诸侯王以及其他一些人论难各种问题的经过和言论。
在思想内容方面，它进一步发扬孔子“仁”的主张，提倡以人为本，施仁政，行王道。
在体裁形式等方面，它虽然没有脱离语录体，但无论在篇章结构、言辞文采和整体风格上，都与《论语》有很大不同：孟子言词激烈雄辩，《论语》则雍容迂徐;孟子散文词采铺张扬厉，《论语》则简洁含蓄、辞约义丰;孟子散文在篇章上也明显加长，且宛转曲折，波澜壮阔，《论语》则多三言两语、格言式的论断。
总之，孟子散文更富于文学色彩，更具有艺术魅力。
一、以仁义为本，施仁政，行王道
孟子散文的思想内容是以仁义为本，主张施仁政，行王道。
并从性善论出发，要求统治者发挥人的善性，推恩爱民。
面对梁惠王曰“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把仁义作为头等大事，作为施政之本，治国之基，兴旺之源。
并具体提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仁者爱人”，“省刑罚，薄赋敛”的纲领。
他明确指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把对受苦受难者的同情之心和对丑恶行径的羞耻之心作为判断是不是人的根本标准和“仁义”的开端。
他主张行王道，要给人民一个“仰足以养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起码生活条件。
并提出：“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
在他的思想中，表现了较强的民本思想。
他还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把民看得比君还高贵，而是说他看到了君对民的依附关系。
所以他说：“得乎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意思是说取得了老百姓的信任才能得天下，而取得天子的信任只不过当个诸侯罢了。
这些都体现了儒家的思想。
孟子思想虽属儒家，他也自命是孔子学派的继承人，但他的思想观点却比孔子激烈得多，性格也刚烈得多。
孔子面对诸侯的肆虐和其他学派的攻击，只采取规劝和躲避态度，以致被道家讥为“辟人之士”，而孟子对于统治阶级的横征暴敛，肆意攻伐，对于“民之憔悴于虐政”的现实极为愤慨，给予无情的揭露和抨击。
揭露他们“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的残酷本质。
斥责他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行为是“率土地而食人”，“罪不容于死”。
特别是在对待君的态度上，他们之间的差异更大。
孔子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而孟子则语含锋芒：“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而对于那些暴虐之君，他甚至认为可以杀而无憾――“贼仁者，谓之贼; 贼义者，谓之残。
残贼者谓之一夫。
闻诛杀一夫纣矣，未闻杀君也。”他说诛杀纣这样的毁仁毁义的暴君，只是杀了一个独夫民贼，算不上杀什么国君，是正义之举，无罪可言。
这种观点不唯在诸子中少见，而与后世理学家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陈腐观念相比，更富有民主色彩。
在孟子的许多言论中都表现了以仁义为根本为取舍的思想。
例如在他的名篇《告子上・鱼我所欲也》中提出的“舍生取义”的论断，就是以仁义为本，对于有关生死、节操问题展开论述的。
他始终以义与不义两种生死观作对比，赞扬了重义轻生、舍生取义的高贵品质。
特别是篇末：
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而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
这里指出对于这些过去宁死不接受的东西，现在为了“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即为了满足私欲而全接受了。
孟子对于这种见利忘义的不义之人进行了谴责，指出为求富贵而不义的行为是可耻的，是失去人之本心――羞恶之心的表现。
二、浩气磅礴，论辩锋利
孟子散文充满“浩然之气”，具有“好辩”的特点。
宋人苏洵评孟子散文是“语约而意尽，不为谗刻斩绝之
言，而其锋不可犯”。
意思是说孟子散文于平易中见锋芒，具有不可当的逼人气势。
在孟子看来，论辩中之所以能折服对方，关键在于自身所持观点的正义性。
他提出“知言养气”说，知言，就是能辨别那些片面的、过分的、非正道和闪烁其词的言辞，并理解其实质，不被其所迷惑;养气，是指人的道德修养功夫，他认为自己最擅长的是“善养吾浩然之气”。
孟子所谓“浩然之气”是说人要有一种正义凛然的精神状态，这种正气绝非偶然表现，它是长期坚持正义活动，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并且认为这种浩然正气愈充沛，其言辞也就愈有力量，发表言论、写作文章自然理直气壮。
这实质就是思想修养与语言表达、文章写作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说，言辞、文章的优劣，都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和精神气质的体现。
孟子重视“养气”，认为这种“浩然之气”是论辩中克敌制胜的力量源泉。
因此，其散文篇篇浩气磅礴，有不可阻挡之势。
孟子的“好辩”，用他回答其弟子公都子的话说：
“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这确是实情。
孟子生活在诸侯争雄、学派蜂起、百家争鸣的战国中期，为了宣传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必然要与不同思想、不同学派进行交锋，展开辩论，因此其散文充满论辩色彩和战斗性。
如他的《有为神农之言许行》章中旨在说明社会分工的必要，批评农家学派认为人人都应该从事衣食劳动的主张是“下乔木而入幽谷”，即属于使社会倒退的行为，而文章对此先避而不谈，却先提出一连串的问题：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
待终于迫使许行说出了“百工之事，故不可耕且为也”之后，才端出社会分工不可避免的主旨来，使对方无可辩驳。
在孟子散文中，这样的论辩比比皆是。
三、善设机巧，欲擒故纵
文章的气势既是作家思想感情和精神气质的体现，同时也有表达技巧方面的问题。
孟子散文思潮如涌，一泻千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这与他构思的严密以及语言和表达上的技巧是分不开的。
孟子散文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善设技巧，欲擒故纵，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就范。
例如孟子第二次游齐国，劝说齐宣王放弃霸道而行王道的经过。
他首先用以羊易牛的故事使对方承认有“不忍之心”，具有施仁政的条件，进而质问齐宣王何以“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终于迫使齐王接受了对民实行“不忍之政”的王道主张。
论辩顺理成章，合情合理，使对方不得不服。
孟子与齐宣王的另一段对话更为巧妙：
孟子谓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曰：“士师不能治士，则如之何?”曰：“已之(撤他的职)!”曰：“四境之内不治，则如之何?”王顾左右而言他。
这里孟子连用两个比喻说明受人之托而不负责任，官吏失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对于这种自然之理，齐宣王易于接受，所以回答得干脆而肯定。
岂不知他已落入孟子所设的圈套，所以当孟子忽把矛头指向他治国失职时，便只能“顾左右而言他”了。
这里把齐王对待别人错误那样明辨是非、理直气壮的口气与他对待自己的失职行为的窘态形成鲜明对照，生动形象，引人入胜。
四、善用比喻等修辞，增强感染力
孟子论辩时不仅善于层层设伏，步步紧逼，使对方无从躲避，而且善用比喻把抽象复杂的道理阐发得深刻透辟，通俗明白。
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评论说，诸子散文极富形象化，“未尝离事而言理”“深于比兴”“深于取象”，意谓诸子在说理中能引物连类，运用形象手法阐明抽象道理。
诸子中孟子和庄子用譬最多，而二者在方法上又有所不同。
庄子用来设喻的`本体多为怪诞之物，似喻非喻，似真非真，造成一种奇幻境界，使人心驰神往，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孟子则多从生活现实生活中取譬，通俗明晓，形象生动。
《孟子》一书二百六十一章，有九十三章共使用了一百五十九种譬喻，都起到极好的效果。
如他在批评齐宣王不施仁政是“不为，非不能也”时，齐宣王狡辩说“不为与不能之形，何以异?”对于这个问题，如果正面直接回答是很困难的，孟子则以“挟泰山以超北海”和“为长者折枝”为喻，将“不能”与“不为”的差别形象地摆在了对方的面前。
而且由于孟子在选择喻体时进行夸张，使两个比喻的反差很大，这就把“不能”与“不为”的差别表现得非常突出，从而增强了论辩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赵岐《孟子章句・题解辞》中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已独至。”孟子散文中的譬喻可谓随处可见，其喻义之精当令人叹服。
他谴责当时统治者的施虐为“率兽而食人”，把百姓盼望贤君出现喻为“大旱之望云霓”，把那些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行为喻为“揠苗助长”，把企图以霸道得天下喻为“缘木求鱼”等等。
这些贴切而精妙的比喻不仅使行文形象生动，以少胜多，而且由于寓意深刻，语近旨远，往往能发人深思，受到启迪。
此外，孟子散文中的严密推理和排偶、反复等修辞技巧，也是增强文章感染力的重要手段。
如孟子与梁惠王谈及行王道的初步措施的一段话：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
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
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
这里采用的是连锁推理的方法，先以“不违农时”、“数罟不入池”“斧斤以时入山林”为前提，推出“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林木不可胜用”的结论;然后又以此结论为前提，又推出“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的新结论;再以新的结论为前提，推出“王道”已有了开端的更新的结论。
文章几层意思环环相扣，新意迭出，具有势如破竹、一泻千里的气概。
其中三组排偶句，使行文更显严密而酣畅淋漓。
尤其文中谈到施仁政的根本措施一段：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载于道路矣。
这里连用了均由三句构成的四组排偶，由生产说到教育，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方面，描绘出一幅小农经济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的美好图景，富有理想色彩，具有感人力量。
而且文义缜密，气势充沛，令人倾倒。
以上几个方面，展现了孟子散文的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孟子散文的独特风格。
《孟子》散文不仅是唐宋古文家学习的典范，而且对后世散文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即在今天，孟子散文中所表现的磅礴气势和语言技巧，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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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傅佩荣.孟子的智慧[M].北京：中华书局，-6-1.省略
篇10：刘禹锡和白居易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刘禹锡和白居易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在中晚唐诗坛上，以刘禹锡、白居易为代表的唱和诗创作可谓风靡于一时。
作为中唐时期杰出的诗人，刘禹锡、白居易均在诗坛上享有盛名。陈寅恪先生曾说：“乐天一生诗友，前半期为元微之，后半期则为刘梦得。”以唱和诗为例，可见刘白二人的深厚感情。唱和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体裁作品，在传统诗歌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要全面古人的思想世界以及文学创作动态，有必要研究唱和诗，尤其是在中晚唐时期里，刘白二人的唱和诗活动就值得我们去认真探究。本文将从体裁运用、风格互仿等层面浅析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特色。
一.体裁运用
刘、白二人作为一代文坛英寸，在唱和作品中，二人自然会运用到多种体裁，诸如古体诗、近体诗均有涉及。尤为特殊的是，二人除了诗歌唱和体裁之外，还有词体的唱和，即《忆江南词》的唱和词。这两首词被后人一致认为是“诗人‘依声填词’的最早自白”i，而笔者以为，这种词体唱和亦是刘、白诗风成熟的标志之一。
《忆江南词》所配音乐为燕乐，白居易依声填词，改名为《忆江南词》。后来它又有许多别称，如《望江南》、《春去也》等词调。其名目虽多，但词调依旧为单调，词体形式为二十七字、五句，长短依次为三、五、七、七、五言，平仄层次错落，通首平韵，且三、四句相互对仗。
刘禹锡受此影响，亦作《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附和。由于刘禹锡长期处于贬谪之地，所以他没有白居易那份闲情逸趣，因而，诗人在伤春而兼怀人中，语言虽俏丽，感情却深沉婉转，这使得他的这首词具有婉丽之风韵。因此，况周颐评价刘禹锡词说，其词“流丽之笔，下开北宋子野、少游一派。”
二.风格互仿
刘白二人唱和时间一长，其诗风必定会在互相感染、互相促进。从总体上看，白诗受到刘禹锡诗风的影响，其诗风趋于凝练含蓄，而刘诗受白居易诗风的影响亦有趋于平易浅近的倾向。
1.白居易仿效刘禹锡的凝练含蓄。清沈德潜在《说诗语》里就曾说：“大历十子后，刘禹锡骨干气魄，似又高于随州。人与乐天并称，缘刘、白有《唱和集》耳，白之浅易，未可同日语也。”就刘禹锡的具体文学创作而言，其诗风游离在中唐两大诗派之外，他的诗风既不同于元白诗派的通俗平易，也有别于韩孟诗派的奇险怪僻，其诗风大致为骨干气魄、格意奇高。他在《董氏武陵集记》所说：“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里”、“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片言可以明百意”要求文学创作要凝练且深蕴。基于这种文学理念，刘禹锡认为诗歌“工生于才，达生于明”。他的诗歌意境往往因主观情意与客观物象的互相交融，而形成了浑融完美的艺术境界。另外，所谓“境生于象外”，是指作者通过文字刻画的种种物象来表达其在作品中的意旨，其妙处就在于言简义丰中能提供艺术美感，以达到完美的艺术境界，从而使诗歌有韵外之致。
刘禹锡的诗多用凝练含蓄的语言表现社会世事，以再现诗歌的现实意义。白居易诗受其艺术感染亦十分明显，如《春词》：“低花树映小妆楼，春入眉心两点愁。”诗歌在凝练传神之中，将诗人一腔幽怨、哀戚之情活灵活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2.刘禹锡仿效白居易的平易浅切。刘禹锡在唱和诗中多次赞赏过白居易的才华：“才子声名白侍郎，风流虽老尚难当”。可见，刘禹锡对于白居易的诗歌才华十分欣赏、钦佩。在刘白二人唱和之中，二人经常在谈文说道中，互相学习。白居易“意到笔随，景到意随”的创作手法，对刘禹锡影响亦颇大，如刘禹锡的《秋中暑退赠乐天》：“暑服宜秋著，清琴入夜弹。人情皆向菊，风意欲催兰。岁稔贫心泰，天凉病体安。相逢取次第，却甚少年欢。”全诗因眼前景，而写心中事，景因情而现，情因景而生，将好友之间的相互关切之情，在“意到笔随”之中，自然贴切地融化在诗中。另外，需要提及的.是，刘禹锡所创作的带有浓厚民间文学色彩的《杨柳词》、《竹枝词》等诗歌佳作，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受到了白居易主张学习民间歌谣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的影响。
透过刘白的唱和诗，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中唐文人的哀恨离愁与情感波动，也可以从中看出中唐文人在思想世界里的微妙变化。虽然现代学者多鄙薄此类艺术价值不高的唱和诗，但存在即合理，笔者以为，唱和诗作为文学创作活动，它不仅涉及到诗人文化精神领域的变化，更与古代文学传播以及社会环境有着密切的关联。因而，要深入研究中唐文人的思想精神世界以及文学发展特点，决不可忽视对刘白唱和诗的艺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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