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沉郁顿挫”杜甫诗风格成因的探讨，本文共8篇，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篇1：“沉郁顿挫”杜甫诗风格成因的探讨
“沉郁顿挫”杜甫诗风格成因的探讨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有其坚实的思想、情感和现实基础。
杜甫的忧患意识和批判意识都是源自儒家仁政思想，杜甫的理想模式仍是儒家的政治模式。在他的诗中病树、桔楠、桔棕、古塞、秋云……甚至高江、急峡、危城、孤舟、啼猿、翔鸟、落花、寒月以及那辛苦的织女、堂前扑枣的老妇、重负下呻吟的老农、新婚离别的夫妻、那巧取豪夺的官吏、骄横跋扈的将军、粗暴无礼的恶少、长安水边的丽人都成为颇能代表杜诗风格的意象，表现了诗人杜甫对中兴济世的期盼，对混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同情，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和对博施济众的赞美。
杜甫现存诗千余首，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二十多年的社会全貌。诗人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国家、百姓的生活紧密结合，达到了思想内容与艺术形式的完美统一。
杜甫的一生都怀着爱国的热忱，“济时敢爱死，寂寞壮心惊”(《岁暮》)，诗人对祖国是何等热爱;“独使至尊忧社稷，诸君何以答升平”(《诸将》)，诗人对祖国前途是何等忧虑;“必若救疮痍，应先去蟊贼”(《送韦讽上阆州录事参军》)，这是诗人为力挽国运、拯救人民而开出的药方：“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这是诗人对朋友的殷切厚望。公元759年是安史之乱爆发的第五年，虽然失地已收复，但战乱并未平息，国家仍未安定，人民还处在水深火热当中。以忧国忧民为己任的杜甫时时关注着平叛战争。在西行秦州前夕，他先后写下了《洗别马》、“三吏”(《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等关注平叛战争的诗篇，对国家走向统一表示了关注之情。
除了赤诚的爱国之情，忧民之情同样在杜甫诗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例如《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六、其八。
诗人来到秦州，看到奉诏从金微调来的士兵为解御河北的叛军而“赴沧海”。当他目睹“士苦形骸黑”时，便对长途跋涉的士兵表示同情，于是在结尾写道“那堪往来戍，恨解邺城围”。战乱是乱世的主要特征，它与和谐社会是根本对立的，用诗歌反映战争的残酷，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希望国泰民安的'心愿。他的《兵车行》在“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的无奈及沉重的叹息中传达了人民对无休止的战争的厌恶之情，又用士卒“君不见汉家山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的血泪控诉，揭示了战争给后方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些诗句字里行间。都传达出作者对深受战争之苦的广大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价值的深深疑虑。
可以说“万方多难”的时代，“忧国忧民”的情怀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重要原因。
诗人对家乡的思念和因痛失亲人而肝肠寸断，因自己颠沛的遭遇而唏嘘不已的情怀，在很多诗中都得到了明显的体现，我们不能忽视这些因素对杜甫诗作“沉郁顿挫”风格的重要影响。我们看杜甫的《登高》一诗。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主要表达的是诗人潦倒窘迫的人生之痛和多事不宁的家国之忧。在苍茫邈远、空阔无依的天地之间，诗人让一个“百年多病”、“万里悲秋”的孤苦老人蹒跚地走了出来。“万里”可见诗人漂泊流落之远;“作客”照应“万里”，再用一个“常”字，可见诗人滞流异乡时间之久：“悲秋”透出诗人内心的感伤;“百年”表明诗人年事已高：一个“病”字再加一个“多”字，表明诗人身体衰弱，已是风烛残年;“独登台”则足见诗人之孤独与行走之蹒跚艰难。杜诗中登高望秋兴叹的形象，不能不让我们联想到两千多年前那个形容枯槁、衣衫褴褛、行吟于泽畔的屈子。诗人就像强劲的秋风里高挂在枝头摇曳着的一片枯黄的树叶，真担心他随时都有被吹下来的危险。诗中写尽了诗人自己的苦况，可以说这种人生之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为，杜甫视诗歌为生命，他的诗歌也与其个人丰富的人生阅历休戚相关。为了排遣他对于不合理社会的愤怒与不平，宣泄在生活中、思想上长期蕴蓄的内在矛盾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他最终形成了这种 “沉郁顿挫”的诗风。可以说，历史成就了杜甫的“沉郁顿挫”，也成就了杜甫在中国文学史上至高无上的“诗圣”地位。
篇2：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
杜甫的“沉郁顿挫”风格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他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呢?
《登高》《蜀相》两诗，代表了杜甫七律最高成就，其风格亦可以“沉郁顿挫”一词概括。关于这一点，前人早有论述。胡应麟称《登高》“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诗菽》)，纪昀称《蜀相》“忽变沉郁，魅力极大”(《瀛奎律髓汇评》)。
《登高》《蜀相》思想情感的“沉郁”表现于下列三方面：
内容上的厚实丰满。无论是描摹现实，还是勾勒历史，杜诗都表现出厚实的思想内蕴和凝重的历史意识。《登高》中的“艰难苦恨”四字，包含着郁积难舒的爱国情感和排遣不开的羁旅愁思。不仅仅写出个人的漂泊西南衰老多病，鬓毛早衰止酒停杯，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社会的动荡不安满目疮痍，人民颠沛流离受尽苦难。作者的悲情凝聚于这四字之中，郁结深厚而寄慨深广。
情感上的起伏回旋。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登高》首句“风急天高猿啸哀”，如来自天外，将诗人的“悲秋”情绪展现于读者面前。“渚清沙白鸟飞回”又语势舒缓，仿佛令这悲情受到限制。“无边落木萧萧下”，又将诗人的“悲秋”心境推向一个新的层次。 “不尽长江滚滚来”滚滚而来的“长江”展现的开阔辽远的境界，又仿佛缓冲了这段悲情。通过对景物的描绘，可以揣摩到诗人悲情世界的情感起伏。《蜀相》首联：“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诗人点出武侯祠地理位置和自然环境，其间妙笔天成的一个“寻”字，使得一问一答巧相连属，写出了初至成都的诗人寻觅遗踪的急切情绪，给人的印象充满着憧憬和希望。然而，“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颔联的情感却起了急剧的变化，“寻”的结果是祠庙的寂寥冷落悄无人迹，诗人形单影只而来，又孤寂伤怀而返。这就形成了一种情感上的落差。诗人倾吐的情感不是一览无余的，而是起伏张弛回旋的。
表达上的迂折含蓄。作者往往将充沛的感情隐藏于心灵深处，九曲回肠冲撞旋转，并不肆情宣泄倾泻无遗。《登高》具有沉而悲的特色，读者从作品中读到的是一个兀立高台的穷儒形象。然而，作者之情，悲郁深沉而并不过分，凄苦冷落而不见消沉。《蜀相》首联用一设问句，突出诗人问路寻途迫不及待的心境，也给读者留下悬念。可是步入祠堂，诗人不写殿宇高大、塑像凛凛，独独扣住那“映阶春草”“隔叶黄鹂”做足文章，字字写景，却又字字含情，可谓含蓄蕴藉，“别有深意在其间”。
“沉郁之中，运以顿挫，方是词中最上乘”(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七)。不独是词，诗亦如此。《登高》《蜀相》语言形式的“顿挫” 除了音节上的铿锵嘹亮，词句上的精练警策外更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章法上开合变化。东方树《昭昧詹言》论《登高》章法：“前四句景，后四句情。一、二碎，三、四整，变化笔法。五、六接递开合，兼叙点，一气喷薄而出……收不觉为对句，换笔换意，一定章法也。”“悲秋”是《登高》主旨所在。前四句写景，作者的主观感受与景物的客观特征达到和谐统一，产生的艺术魅力已非一般描摹景物的诗句可比拟。后四句的抒情，则将万里漂泊多病的孤零悲苦之情作了直接抒发。最后却令人颇感意外地落笔于“新停浊酒杯”这一生活细节上，纵横开阖变化自如。正这是这种曲折有致的章法，既令文势波澜横生，也令情感的表达深厚凝重。
结构上的回环照应。《登高》一、三两句相承写山景，二、四两句相承写江景，五、七两句相承写悲苦，六、八两句相承写多病。照应之妙，实不多见。首、颔二联写景，引出“悲秋”，颈、尾二联写景，由“悲秋”而及“苦恨”，因“多病”而致停杯。环环相扣浑然一体。《蜀相》首联“何处寻”三字为全诗赞颂、痛惜之辞预留伏笔，此为一折。颔联以“碧草”“黄鹂”两个特写镜头，反衬英雄悲情，此为二折。颈联胸臆直泻，以凝练之语概括诸葛武侯千秋功业，此为三折。经此三折，诗人方揭出点睛之笔：“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凡用顿挫，必不平直，从两诗结构上的起承转合回环照应，正可见杜诗运笔之顿挫风格。
拓展：
杜甫的生平
年少优游
杜甫因青少年时因家庭环境优越，因此过着较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学，七岁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他少年时也很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东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
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长安。
仕途不顺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年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等候分配，因主试者仍为李林甫所以没有得到官职。
天宝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个河西尉这种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朝廷就将之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低阶官职，负责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门禁锁钥)。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长安也十年有余，为生计而接受了这所学无用之职。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甫入门即闻哭泣，原来稚子饿死。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战乱流离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鄜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但因官小，未予囚禁。
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从成西金光门逃出长安穿过对峙的两军到凤翔(今陕西凤翔)投奔肃宗，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十二月肃宗召回杜甫复任左拾遗。
杜甫在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六月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秋，任华州司功参军。杜甫原在朝中任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被贬到华州(今华县)，负责祭祀、礼乐、学校、选举、医筮、考课等事。到华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闷和烦恼。他常游西溪畔的郑县亭子(在今杏林镇老官台附近)，以排忧遣闷。他在《题郑县亭子》、《早秋苦热堆案相仍》、《独立》和《瘦马行》等诗中，抒发了对仕途失意、世态炎凉、奸佞进谗的感叹和愤懑。
尽管个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无时无刻不忧国忧民。时值安史之乱，他时刻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写了两篇文章：《为华州郭使君进灭残冠形势图状》和《乾元元年华州试进士策问五首》，为剿灭安史叛军献策，考虑如何减轻人民的负担。当讨伐叛军的劲旅——镇西北庭节度使李嗣业的兵马路过华州时，他写了《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的诗，表达了爱国的热情。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年底，杜甫暂离华州，到洛阳、偃师(均在今河南省)探亲。第二年三月，唐军与安史叛军的邺城(今河南安阳)之战爆发，唐军大败。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的途中，见到战乱给百姓带来的无穷灾难和人民忍辱负重参军参战的爱国行为，感慨万千，便奋笔创作了不朽的史诗——“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和“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并在回华州后，将其修订脱稿。“满目悲生事，因人作远游。”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夏天，华州及关中大旱，杜甫写下《夏日叹》和《夏夜叹》，忧时伤乱，咏叹国难民苦。这年立秋后，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而放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职务，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杜甫在华州司功任内，共作诗30多首。
杜甫几经辗转，最后到了成都，在严武等人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称“杜甫草堂”， 也称“浣花草堂”。后被严武荐为节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节县。
两年后，离开奉节县到江陵、衡阳一带辗转流离。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诗人病死在衡阳市湘江的一只小船中。
在他最后漂泊西南的十一年间，他虽过着“生涯似众人” 的生活，但却写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秋兴》、《岁晏行》等一千多首诗。
篇3：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
杜甫诗歌的沉郁顿挫
杜诗中的情感表达不是平铺直叙的，而是有着隐显缓急的变化。
“沉郁顿挫”一词首见于杜甫中年所作：的《进雕赋表》中的“……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呜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流，遮可企及也。”“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是杜甫临终前对自己作品带有总结性的哀叹。是的，杜甫一生呕心沥血写成的诗歌，在当时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但他死后不久，诗名就日益显赫了，自中唐到晚唐，以迄宋代，文坛上对杜甫的推崇不遗余力，但除了宋代的严羽在他的《沧浪诗话》中提出“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这样的评论之外，并没见到有人谈及杜诗沉郁顿挫之风格。发现杜甫这个偶然的自我评价最能代表他作品风格并提出来的，可能首推清代诗论家袁枚了，他在《随园诗话》中指出：“人必先有俳恻芬芳之怀，而有沉郁顿挫之作。人但知少陵每饭不忘君，而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儿女间，何在而不一往情深耶?……”随后，朱彝尊、陈廷焯等人也曾论及。虽然他们这些论述多半是诗话式的，缺乏条理和系统，但由于这个概念首先出自杜甫自谓，且大体上确实能代表杜甫大多数作品，因此“沉郁顿挫”作为杜诗的艺术风格逐渐为人们熟知并接受，且成为今天文学史上的定论了。
杜甫是一位系念国家安危和生命疾苦的诗人。**的时代，个人的坎坷遭遇，一有感触，则悲慨满怀。他的诗有一种深沉的忧思，无论是写生民疾苦、怀友思乡，还是写自己的穷愁潦倒，感情都是深沉阔大的。他的诗，蕴含着一种厚积的感情力量，每欲喷薄而出时，他的仁者之心、他的儒家涵养所形成的中和处世的心态，便把这喷薄欲出的悲怆抑制住了，使它变得缓慢、深沉，变得低回起伏。个人的悲痛变成了对于百姓苦难的深沉忧思，留下了无穷韵味。沉郁顿挫，是杜诗的主要风格。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杜诗如此“沉郁顿挫”的风格是怎样形成的呢?这除了与他个人的丰富坎坷的人生经历、固有的天才、不懈的追求有关之外，更是与他所处的急剧变化的时代、中国文学的阶段发展密不可分。
第一，“风格形成的主要根基是：作家丰富的生活和对人生的崇高愿望。丰富的生活迫使他有话可说，作品充实;崇高的愿望指导他的作品为人生效力。”是的，杜甫一生仕途坎坷，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疾病缠身，穷愁潦倒，奔波衣食，但仍意志弥坚，矢志不渝，这些磨砺了杜甫，也玉成了杜甫。因此，诗人丰富的生活和救国救民的崇高而强烈的愿望，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原因之一。
第二，“万方多难”的时代特征是形成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又一主要原因。杜甫的一生，正值唐帝国由盛而衰的急剧转变的时代，既经历了繁荣昌盛的“开元全盛日”，也经历了“流血川原丹”《垂老别》的'安史之乱，并看到安史之乱后唐王朝一蹶不振、江河日下的败落景象。可以说，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和他所处的那个“万方多难”的时代息息相关。紧扣时代脉搏，同情民生疾苦，关心国家兴衰是杜诗永恒的旋律。
老杜忧国忧民和表现自己不幸遭遇的作品大多具有这种风格，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全诗共三段，每段都从不同角度抒发自己忧国忧民之情，可谓“一篇之内，三致志焉”，极具沉郁顿挫之情，而第一段表现得尤为突出。诗曰：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转拙。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居然成瓠落，白首甘契阔。盖棺事则已，此志常觊豁。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取笑同学翁，浩歌弥激烈。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当今廊庙具，构厦岂云缺?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夺。顾惟蝼蚁辈，但自求其穴。胡为慕大鲸，辄拟偃溟渤?以兹悟生理，独耻事干谒。兀兀遂至今，忍为尘埃没。终愧巢与由，未能易其节。沉饮聊自适，放歌破愁绝。
先感慨自己窃比稷契的愚拙，但马卜顿出“自首甘契阔”至死不渝的决心，次感慨自己忧民之心被同学翁取笑，但马上顿出“浩歌弥激烈”的更深忧思;复次说自己并非不知隐逸为高，但马上顿出皇帝于自己有知遇之恩，自己不忍离去;再次说自己也非以为国无其人，但马上顿出忠君之情处于本性，实难移易;继而又说虽想放弃鲲鹏大志而效仿蝼蚁之辈，但马上顿出仍然耻于干谒;最后感叹耿直的本性使自己碌碌无为，但马上顿出仍要坚守节操，在百感交集之时只好借酒浇愁了。虽然全段之意不离忠君爱国、忧国忧民，但可谓笔笔转、句句转，在顿挫之中将感情表达得更为深挚。
第三，“语言的准确性是优良的风格的基础。”杜甫，并不像他同时代的众多诗人那样，只把写诗作为炫示文才，猎取功名的手段，或者陶治性情，以及应酬交际之用，而是自觉地把诗歌当作“史笔”来写，“文章本是吾家事”，一直到晚年，仍是“他乡阅迟暮，不敢废诗篇”(《归》)。他的目标很高，对自己的要求也就非常严格，务求达到“毫发无遗恨”(《敬赠郑谏议》)的境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读书破万卷”(《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他是这样宣布的，也是这样做的，“新诗必罢自长吟”(《解闷》)，他经常改诗。因此杜诗语言精要凝练，准确生动。如被前代人称道的是：“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十四个字中就包含九层可悲的意思：他乡作客，一可悲;经常作客，二可悲;万里作客，三可悲;又值秋风萧瑟，四可悲;重九佳节，无有可乐，只有登高，五可悲;独自去登，六可悲;扶病去登，七可悲;病又是如此之多，八可悲;年过半百，事事无成，九可悲。真是包含无限艰辛，凄泪横流。何其凝练!再如《春望》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一个“溅”字，可谓点睛之笔，这泪流得何其多，时间何其长，心情何其惨痛!象这样的例子，在杜诗中俯拾皆是，不可胜数。努力使语句准确、凝练、生动，这也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形成的原因。
总之，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强烈地表现了为民请命、以天下为已任的怀抱和心声，在诗歌艺术E达到了“超凡人圣”的境地。这种风格，是诗人愁苦潦倒的阅历，忧抑郁的思想性格，万方多难的时代以及宏博精深的艺术修养各种因素的统一，使诗人达到现实主义顶峰，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篇4：杜甫诗歌风格
杜甫诗歌风格
【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
“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意象】
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篇5：杜甫诗歌风格
杜甫诗歌风格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篇6：杜甫诗歌风格是什么
杜甫诗歌风格是什么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33] 。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格律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 。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篇7：浅析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艺术特点
浅析杜甫诗歌沉郁顿挫的艺术特点
杜甫时常将一腔深情选择含蓄凝练的表达出来，先将感情蕴藉甚深甚浓，已蓄势待发之时，受儒家的“仁”的思想的影响，又将感情及时遏制住，转为婉转低回的表达，因此杜甫感情蕴藉浓郁而表达顿挫。
一种审美风格的形成既有文化底蕴的传承的原因也有具体国家社会的环境因素和艺术家个人的因素相互作用的原因，由很多因素相互掺杂融合形成。杜甫诗歌中的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也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受着以儒家传统文化内涵之核心的“仁”的价值观的影响，受着历经磨练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也受着忧国济世的抱负，善感的个人性格气质，崇尚壮美的审美理想和个人的创作态度的影响。一、杜甫深受儒家文化中“仁”的思想的影响，这是影响杜甫人生态度的最主要因素。儒家文化或称儒家哲学，它是一门关于处事态度的情感哲学，“仁”是它的核心，也是最高的道德准则。“仁”是人之所以存在，之所以立足的依据，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关键。这种对人的同情、关爱之情和对万事万物的悲悯情怀，体现在杜甫的诗作中，凝结成了典型的沉郁顿挫的美学风格，这种风格在杜甫的诗歌中俯拾皆是，表现为一种深沉，浓郁，郁结，哀怨，郁愤的情绪，体现为忧患的精神，乐道的精神。如“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这种对出征在外的将士的关怀正是来自于杜甫对于百姓苍生的大爱。二、杜甫的诗歌风格也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个人经历有关。杜甫经历了国家从开元盛世到安史之乱，亲历国家的富庶强大到后来的国民生灵涂炭。他个人的人生也经历了仕途的.不得志和物质生活的由充盈到后来的穷困潦倒、寄人篱下这样一种坎坷。在他的诗歌中不仅有着个人不得志的郁结，而且更包含着对对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注，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对国家前途的忧愁，因此他的诗歌体现了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强烈的民族意识。
杜甫有着诗圣般的情怀，他心中饱含对天下万物都有着关爱和同情，天地万物都关乎生命关乎情感，都能引起对生命的感触和对时间的理解。在杜甫的诗中能得到浓郁的情感体验。通过对杜甫的沉郁风格内涵、形成原因、美学特征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杜甫的诗歌有着沉郁顿挫的艺术特点和风格，沉郁顿挫是以儒家文化为思想内涵，以含蓄蕴藉为特点，是一种哀怨郁愤的情感体验，是由对人及世间万物的爱而生发出的醇美，壮美，含蓄凝练之美。
篇8：杜甫的诗歌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
杜甫的诗歌风格是怎样的呢?从他的诗中可以看出来的吧?下面一起来学习下!
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为妙”。
兼容并蓄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炼字对仗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内容深远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诗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拓展：
【杜甫的生平】
杜甫生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是著名诗人杜审言之孙。7岁学诗， 15岁扬名，一生不得志，只做过一些左拾遗等小官，虽然被后世称为“诗圣”，诗歌被称为“诗史”，可在唐朝当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重视。有一首《戏为六绝句(其二)》就是写“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中不乏也有诗人的自比，杜甫的经历和诗歌创作主要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所谓“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
开元十九年(时二十岁)开始漫游吴越，5年之后归洛阳应举，不第，之后杜甫再漫游齐赵。之后在洛阳遇李白，两人相见恨晚，结下了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这便是“诗仙”与“诗圣”的最后一次相见。
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当朝宰相李林甫为了达到权倾朝野的目的，竟然向唐玄宗说无人中举。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的职位。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玄宗在751年正月8到10日接连举行了三个盛典。杜甫借此机会写成了三篇《大礼赋》，玄宗使待制集贤院，但并未得重用。
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书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琯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书言房琯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四、西南漂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严武为剑南节度使摄成都，杜甫投往严武处，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阳楼》等大量名作。其中最为著名的诗句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而《登高》中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更是千古绝唱。
★杜甫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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