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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

时间:2022-05-29 01:04:04 其他范文 收藏本文 下载本文

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收集的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本文共7篇,仅供参考,欢迎大家阅读,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

篇1: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

83年前,在娄山关轰隆的炮声中,一代伟人毛泽东写出了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壮阔诗篇;83年后,作为共产党员的我,来到险峻的娄山关,感受它跳动的脉搏,寻找红军当年的痕迹。5月30日至6月2日,在公司党委的精心安排下,在“红色之魂”遵义进行了党性教育培训,感悟颇丰。

长征---人类历史上的一次壮举,是一卷波澜壮阔的史诗,翻开每一页都会让人心潮澎湃,史诗中最耀眼的明珠,非遵义莫属,因为,遵义会议在这里召开,遵义会议因中国革命转折而辉映史册。今年,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革命精神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以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为代表的革命文化精神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永续发展的力量源泉。

遵义会议的背景

1935年春,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伍修权同志作《历史转折》一诗:

铁壁合围难突破,暮色苍茫别红都。

强渡湘江血如注,三军今日奔何处?

娄山关前鏖战急,遵义城头赤帜竖。

舵手一易齐桨橹,革命从此上新途。

这首诗,生动鲜明地传达出一名亲历者对遵义会议前后这段艰难曲折、转危为安的革命历程的深刻体会和认识。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主力红军为了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包围追击,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中央红军被国民党装备精良的40万军队一路围追堵截,特别在湘江战役中损失惨重,从出发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5万人。

篇2: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是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重要会议,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取消了“三人团”,结束了“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向成熟,是人民军队走向胜利的重要里程碑,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向,毛泽东的思想为全党全军所接受。遵义会议实现党的领导核心的转变,开始形成坚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从此中国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征程。遵义会议实现了政治方向的转变,采取正确的党内斗争,为人民军队的胜利提供了坚强有力的政治保障。以遵义会议为转折点,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凤凰涅槃,实现了自我革命的完美转身,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在政治上走向成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集体开始形成,中国革命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征程。

篇3: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和新时代

遵义会议精神所带给我的新时代是坚定信念,忠诚革命;坚持真理,实事求是;顾全大局,民主团结;独立自主,实现转折。它集中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优秀品格;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是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要历史参照;它作为民族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提供了历史之镜。

习近平总书记6月16日视察遵义时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总书记的讲话无疑深刻揭示出:在今天迈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遵义会议及其形成的伟大精神,是我们坚定步履的宝贵精神财富。

我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应该要时代化且需要现实支撑。不论是国家改革,还是个人发展,都会遇到攻坚期,深水区,精神力量是神秘的伟大的。遵义会议精神中有丰富的自我革新,敢闯新路的精神元素,用于解决问题是很有效用的。 不论是基层党组织党建还是个人党性淬炼,强化遵义会议精神的钙质元素都是极为必要的。 新形势下,面临各种新的考验,例如精神懈怠、能力不足、脱离群众、消极腐败,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尤为典型。 遵义会议精神教育恰好是党员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融入到党的建设中去,可以收到震撼心灵、净化灵魂、升华精神的效果。另外,遵义会议的光荣传统是把群众路线运用到党内生活中去,在新时代的党建工作中尤为值得借鉴 。召开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推动形成团结—批评—团结的良好政治生态。最后,作为新时代下的共产党员,应该切实向参加遵义会议的老一辈共产党人那样,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做人要实,在平凡的工作中,砥砺奋进。

我坚信,而且一直坚信,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知促行,一定能把革命精神的感召力、凝聚力转化为奋力实现中国梦的行动力和实践力,同心共筑,在迈向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闪耀着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光荣与梦想!

篇4:关于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遵义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决议》,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会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

(2)对中共中央和红军领导进行改组,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3)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决定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随后,中央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

扩展资料:

遵义会议 [1-4]  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 [5]  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 [6]  。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会议背景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红军力量遭受的严重损失,引起了广大干部和战士对王明军事路线的怀疑和不满,纷纷要求改换错误的领导。同时,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对执行王明军事路线的一些领导同志做了耐心细致的工作,使他们很快觉悟过来。在这种情况下,为了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西征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根据黎平政治局会议的决定,在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领导同志的努力促成下,红军占领遵义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遵义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篇5: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相关知识点

一.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遵义会议是在紧急的战争形势下召开的,没有全面地讨论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而是集中地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革命的航船终于有了一位能驾驭其进程的舵手!这些成果,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以-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屡遭挫折的红军从此有了从失败走向胜利的保证。

二.遵义会议会址

遵义会议会址原为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修建于30年代初。整个建筑分主楼、跨院两个部分。主楼为中西合璧,临街有八间铺面房,当年为房主经营酱醋及颜料纸张。铺面居中有一小牌楼,檐下悬挂着-1964年11月题写的“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字的黑漆金匾(此为-为全国革命纪念地唯一的题字)。街面房连接主楼与跨院之间有一座青砖牌坊。牌坊上方用碎蓝瓷镶嵌着“慰庐”二字。牌坊的另一面有“慎笃”二字。遵义会议会址主楼坐北朝南,一楼一底,为曲尺形,砖木结构,歇山式屋顶,上盖小青瓦。楼房有抱厦一圈,楼顶有一老虎窗。楼层有走廊上,可以凭眺四围苍翠挺拔的群山,指点昔日红军二占遵义时与敌军鏖战地红花岗,插旗山、玉屏山、凤凰山诸峰。会址主楼上下的门窗,漆板栗色,所有窗牖均镶嵌彩色玻璃。紧挨主楼的跨院纯为木结构四合院,仍漆板栗色。

三.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 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 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王明、李德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方面问题的会议。这次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篇6:高三历史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遵义会议是指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次极其重要的扩大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

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问题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这次会议初步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篇7:高三历史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的各项工作中,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得到更加变本加厉的推行。在这种错误领导下,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了,迫使红军放弃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

长征初期,“左”倾教条主义者从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变成退却中的逃跑主义,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使部队的行军速度非常缓慢,致使敌人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兵力,对红军实行围追堵截,红军在突围过程中损失惨重。为了摆脱尾追和堵击的敌军,毛泽东同志建议中央红军放弃去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企图,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挺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

遵义会议参会人员

中央政治局委员

秦邦宪(1907年—1946年)又名博古,1926年留学苏联,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朱德(1886年—1976年)清末秀才,曾留学德国进修社会学和哲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兼红一方面军司令。

陈云(1905年—1995年)学徒工出身,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治委员,遵义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

张闻天(1900年—1976年)又名洛甫,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任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1893年—1976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毕业,中共一大代表,中共三届中央局常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周恩来(1898年—1976年)曾留学日本、法国、德国、英国等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长征开始时为中央“三人团”成员。

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王稼祥(1906年—197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

邓发(1906年—1946年)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刘少奇(1898年—1969年)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长征开始时为红八军团中央代表,黎平会议后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何克全(1906年—1955年)又名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长征开始时为红九军团中央代表。

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员

刘伯承(1892年—1986年)红军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遵义警备司令部司令员。

李富春(1900—1975年)中央候补委员、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代主任。

林彪(1907年—1971年)红一军团军团长。

聂荣臻(1899年—1992年)红一军团政治委员。

彭德怀(1898年—1974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军团长。

杨尚昆(1907年—1998年)中央候补委员、红三军团政治委员。

李卓然(1899年—1989年)红五军团政治委员。

遵义会议历史过程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第五次反“围剿”的经验教训。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极力为“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辩护。

接着,周恩来作了副报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中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着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以及博古在总结报告中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辩护的错误观点。

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在会上发言,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委托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并由常委审查通过。决议肯定了毛泽东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否定了博古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战胜川、滇、黔的敌军,在那里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当时应无常委之说),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会后,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长征中的军事指挥工作。至此,遵义会议以后的中央组织整顿工作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的会议内容

事实上确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后来在长征途中的扎西会议上通过。

陈云手稿记载的遵义会议作出的四条决定:

(1)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2)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再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5)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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