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曾巩为文章》，本文共6篇，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曾巩为文章》
曾巩(1019-1083)是一位擅名两宋、沾溉明清的文章家。秦观赞誉他“以文章为世师”(《哀词》)，他的文章一出，无论是学士大夫，还是穷乡僻壤普通人，即手抄口诵。“其(曾巩)所为文，落纸辄为人传出，不旬月而周天下。学士大夫手抄口诵，唯恐得之晚也。”(曾肇《行状》)“公(曾巩)之声名在天下二十余年。虽穷阎绝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诵，惟恐不及”。(林希《墓志》)他博得了“以文章名天下”的美誉(《答李沿书》)。当时的时尚是崇曾的。
他的教师欧阳修很喜欢他这个学生，对他的文章甚感稀奇，“见其文，奇之”(宋史《曾巩传》)，并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曾巩)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王安石说，在他交往的人中还没有人与他的文章相当，称赞他可与班固、杨雄并肩。“巩文学议论，在某交游中不见可敌”(《与段逢书》)，“曾子文章众无有，水之江汉星之斗”，“借令不幸贱且死，后日犹为班与扬”(《赠曾子固》)。他的学士陈师道甚至把他与孔子并称。苏轼说他是欧阳修教师门下德才兼备最为突出的一个，“醉翁门下生，杂遝难为贤，曾子独超轶，孤芳陋群妍”(《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苏辙赞扬他文章学术可赶得上春秋时齐国的稷门学士，可与西汉的学者相比，慨叹他的去世使欧阳修的学生很为零落。“儒术远追齐稷下，文词近比汉京西”，“试数庐陵门下士，十年零落晓星低”(《挽词》)。曾巩师友的这些评价，反映出曾巩生前享有崇高的文章学术声誉，所以宋史说他的文章胜于王安石，自成一家。“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纡徐而不烦，简奥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谓难矣。”
“为文章，上下驰骋，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经》，斟酌于同马迁、韩愈，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曾巩传》)曾巩去世后，盛誉不衰。正如清代顾崧龄概括的，“先生(曾巩)之文，自宋以来，序而跋之者众矣”(《曾南丰全集跋》)。朱熹就独服曾巩，“余年二十许，便喜读南丰先生之文，而窃慕效之，竟以才力浅短，不能遂其所愿”(《跋曾南丰帖》)，并编有《欧曾文粹》。明代贝琼认为他仅次于欧阳修，自成一家。“韩之奇，柳之峻，欧阳之粹，曾之严，王之洁，苏之博，各有其体，固有不可至者”(《唐宋六家文衡序》)。明代宁瑞鲁甚至认为自孟子以来，没有人达到他的文章水平。“先生之文至矣，乃六经之羽翼，人治之元龟，自孟轲氏以来，未有臻斯者也。”(《重刻曾南丰先生文集序》)。这些评论，足见曾巩在文章史中的地位之高，后人尊他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
曾巩一生不仅写了大量的文章，而且在文章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从他传世的《元丰类稿》和《隆平集》来看，除了诗以外，其他绝大部分是文章，其中有不少脍炙人口的应用文。他继承了韩愈政教中心论的文章明道理论，并有较为具体的阐述。他认为必顺先实行教化，然后才谈得上治理。“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为于世，则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后乃可以为治，此不易之道也。”(《与王介甫第二书》)他给文章以极高的地位，认为文章是国家的光耀。
“文章为国之光华”(《越州贺提刑夏倚状》)，“文擅国华”(《贺郓州邵资政改侍郎状》)。他主张文章的内容要合于道，形式要善“开合驰骋”，语言要“丽而不浮”。“其(文章)语则博而精，丽而不浮，其归要不离于道。”(《答孙都官书》)“其(曾巩)议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其为文章，句非一律，虽开合驰骋，应用不穷，然言近指远”。(林希《墓志》)他的文章实践和理论，带动了一些人走上探讨古文写作的道路，如刘弇和吕南公。他从内容与形式两方面研究文章写作，为清代文章义法论的提出准备了一定的条件。
但现今对他的文章理论研究很不够，这是与他的文章大家地位很不相称的。本文仅就他的文章理论作些探讨，以付诸阙如。
一、道法说
曾巩主张文以明道。“夫学者之于道，非知其大略之难也，知其精微之际固难矣”(《说苑目录序》)，“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南齐书目录序》)，“幹独能考六艺，推仲尼、孟轲之旨，述而论之。求其辞，时若有小失者：要其归，不合于道者少矣”(《徐幹中论目录序》)，“余读其书，知文叔虽久穷，而讲道益明”(《张文叔文集序》)，“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答李沿书》)，“介卿居今世行古道，其文章称其行”(《怀友一首寄介卿》)，对“今世布衣多不谈治道”深为不满(《上田正言书》)，并自诩“造于道，尤宏且深”(《上范资政书》)。这些见解，都反映了他的明道观。
曾巩在他的文集中，对“道”有“先王之道”、“圣人之道”、“吾之道”三种提法，并分别阐述了它们的内容及其相互间的关系。
“明先王之道”。他在《筠州学记》中批评汉之学士了解经书从解释章句出发，难免穿凿附会，杂以私见，所以先王之道不明，能明先王之道的只有扬雄，并肯定当今学士使后学者明白“明先王之道”的道理。“惟知经者为善矣，又争为章句训诂之学，以其私见，妾穿凿为说。故先王之道不明”。“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以后之学者。”他的“先王之道”的内容就是“养民之性，防民之欲”。“古今之变不同，而俗之便习亦异，则亦屡变其法以宜之，何必一二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于养民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未先后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礼阁新仪目录序》)。“养民之性”是教化的问题，“防民之欲”是治理的问题，先教化，后治理，“理化之具”不可或缺。这就是他的以政教为中心的文章明道观。这种文章观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他的“先王之道”说法是如何统治人民之道。
“明圣人之道。”他称赞欧阳修继韩愈之后，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批评汉以来学者的文章圣人之道不明，主张文章要明圣人之道。“退之既没，骤登其域，广开其辞，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亦难矣哉。”(《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由汉以来，益远于治。故学者虽有魁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驰骋上下，伟丽可喜者甚众，然是非取舍，不当于圣人之意者已多矣。其说未尝一，而圣人之道未尝明也。”(《王子直文集序》)要明圣人之道，必须排除百家传注，因为他认为百家传注免不了穿凿附会。只有推崇儒家经书，才能振兴文章。“其破去百家传注推散缺不全之经，以明圣人之道于千载之后，所以振斯文於将坠，回学者於既溺”(《王深父文集序》)。他所谓的圣人之道就是孔孟之道。“仲尼既没，析辨诡词，骊驾塞路，观圣人之道者，宜莫如孟、荀、扬、韩四君子之书也”(《上欧阳学士第一书》)。
圣人之道就是先王之法。先王之道与圣人之道的关系就是“道”与“法”的关系。他在《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中论及春秋时“道之难全”，是由于诸侯混战。孔子只好“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使学者有所寄托。“仲尼生於干戈之间，无时无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学者有所依归。”显然“道”与“法”是两个概念。孔子“存帝王之法於天下”，当然是存在他的著作中，那末儒家典籍便是圣人之道了。因此，“帝王之法”就是“圣人之道”。“法”要合乎“道”。他在《战国策目录序》中论述孔孟独明先王之道，是因为他们认为先王之道不可改，“天下之主”所处的时代不同，环境不同，依据先王之道而为“当世之法”，并使“当世之法”合乎先王之意，即“养民之性，防民之欲”的先王之道。“二子(孔孟)乃独明先王之道，以谓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
“道”与“法”不同在于道不变，法可变，他从唐、虞、夏、商、周之治，时代不同，法不同，但道相同的历史事实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道”与“法”的关系是本末关系。因为“养民之性，防民之欲”的道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自己的统治地位，这是根本，不能不同;法要因时适变，为实现道服务，不可尽同。如若时代环境变了而法不变，就不能实现道，也就不能达到维护统治阶级自己的统治地位的目的。“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战国策目录序》)因此，他认为圣人之道既适应於以前的时代，也必须适应於以后的时代。“夫世之所谓大贤者，何哉?以其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圣人之心于百世之下。”(《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这就说明圣人之道可以损益。因而，“天子而行圣贤之道，不古圣贤然者否也”(《上蔡学士书》)。
“发明吾道”。“吾之道所以为天下之通道也”(《梁书目录序》)，“发明吾道，则有文章之深淳”(《贺提刑状》)。他立志“发明吾道”。使文章深刻而质朴，达到“有为於世”的目的。他的所谓“吾之道”实质上就是圣人之道。“未尝不以前古圣人之至德要道，可行於当今之世者，使巩薰蒸渐渍”，“巩既夤缘幸知少之所学，有分寸合於圣贤之道”(《上欧阳学士第二书》)。“尝自谓於圣人之道，有丝发之见焉”(《上欧阳学士第一书》)。“若巩者，诚鄙且贱，然常从事於书，而得古圣贤之道”(《上杜相公书》)。如前所述，圣人之道就是先王之法，“吾之道”当然属于法的范畴了。
这样，曾巩的道的内容就可用“道”与“法”来概括了。道与法的关系，法要合乎道，为实现道服务;道是根本，是不变的，法因时适变。它们的关系是本和末的关系。
二、事理说
曾巩认为文章内容必须合乎理。“读其书，知其与汉以来各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后。考其意，不当於理者亦少矣。”(《王子直文集序》)并在该文中，对文章内容必须合乎理作了比较具体的阐述。因为理出于道，根据文以明道的原则，文章要明道，必须合乎理，不合乎理，则道不明。至于理为何出于道，曾巩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阐述：天下大治则“道德同而风俗一”，“言理者”虽因时因人而异，而理皆相同，这是因为“道一”而“理当故无二”的缘故;乱则“学者人人异见，而诸子各自为家”，而理皆不同，这是因为“先王之法废”，先王之道不传，理“故不能一”。
由“道一”而“理一”，“道不一”而“理不一”推断出理出于道。他反对道家佛家之理。认为颜真卿的“学问文章，往往杂于神仙浮屠之说，不皆合於理”(《抚州端鲁公祠堂记》)，主张“察三才之道，辩万物之理”(《梁书目录序》)，即自然的、社会的万事万物之理。这是他的理进步的一面，唯物的一面。但也有消极的一面，他认为刘向“采传记、百家所载行事之迹”而为《说苑》，“往往不当於理”，说明他反对“百家之言”，这与当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相悖。然而，我们不应当这样苛求於他，他反对“百家之言”只不过是当时加强儒家思想对文章的控制，使文章成为巩固封建统治更得力的工具的趋势使然，为他的阶级局限所决定。
曾巩认为理是由事来体现的，“君之思见於事者，不违於理”(《思轩诗序》)。只有天事、地事、人事齐备，而又能明辨事之兴废、起落和变化，就能明道。“经於天地人事，无不备者”，“於事之益损张弛有戾焉，不辨之则道不明”(《上欧阳含人书》)，“阁下之於道何如哉?当其至於事之几微，而讲之以《易》之变化，其岂有未尽者邪?”(《上范资政书》)这是因为事出于法，法要合乎道，事也就自然合乎道了;能辨“事之几微，也就能明道了。至於事为何出于法，曾巩也作了较为具体的论述。他在《王容季文集序》中认为，“叙事莫如《书》”，在《尧典》中记叙尧了解气象是“观天以历象”，《舜曲》记叙舜了解气象除“观天以历象”以外，还“察之以玑衡”，这说明了解气象的事，舜比尧更完备了。《书》相传为孔子所编选，被儒家列为经典之一。如前所述，儒家经典存的是先王之法，《书》所述也是先王之法了，故而事出于法。
事出于法他在《请令长贰自举属官劄子》中也有同样的论述。人主之事是辨别百官贤与不肖、功与罪，依章予以爵赏，“使百官莫不昭明”，而此事出自《尧典》的“平章百姓，百姓照明”;宰相之事是“承人主之志，广引人材，进诸朝庭”，而此事出自《说命》的“惟说式克钦承，旁招俊乂，列於庶位”;“诸司长官之事”是自己选择自己的僚属以胜任其职，而此事出自《命》的“慎简乃僚，无以巧言令色，便僻侧媚，其惟吉士”。《尧典》、《说命》、《命》皆出自《书》，《书》所述皆先王之成法，所以人主之事、宰相之事、“诸司长官之事”皆出自先王之法，故而事出于法。
综上所述，理出于道，事出于法;法合乎道，事合乎理。“道一”而“理当故无二”，法因时适变，事须“斟酌损益”才能完备。事又是体现理的，所以辨“事之几微”就能尽理。“诚能磨砻长养，至於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在于理者，未有不能尽也”(《熙宁转对疏》)。这“磨砻长养”便是指辨“事之几微”。根据道法与理事的对应关系，文章既然要明道，就要“穷尽事理”，所以他赞扬黎生安生的文章能“穷尽事理”，(《赠黎安二生序》)。
三、辞工说
曾巩主张讲究辞章，反对专务辞章。李沿来信问他，“其发愤而为辞章，则自谓浅俗而不明，不若其始思之锐也”是什么原因。他在《答李沿书》中首先肯定李沿“悯时病俗之心”是“有志乎道”的问题，接着指出为辞章，“或浅俗而不明”是辞的问题。问辞而不问道，是追求浅层次的问题而忘了深层次的问题，应该先解决的问题反而放后解决。还进一步指出，道的最后归宿，是“得诸心，充诸身”，施行於国家，不要“汲汲乎辞”。“夫足下之书，始所云者欲至乎道也，而所质者则辞也，无乃务其浅，忘其深，当急者反徐之欤!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已，非汲汲乎辞也。其所以不已乎辞者，非得已也。”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先道后辞，重道重辞，道不明时则“非汲汲乎辞”，否则就是专务辞章;明道后则可以”急於辞”，“急於辞”就是讲究辞章。“今足下其自谓已得诸心、充诸身欤?扩而被之国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欤?不然，何急遽於辞也?”这后一个否定形式的反诘句就是肯定的意思，道“得诸心、充诸身”，迫不及待地施行於国家时，就可以“急於辞”了。
曾巩讲究辞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说得十分明确。他赞扬张文叔的儿子张仲伟“文辞”甚工”(《张文叔文集序》)，认为铭之所以不传，“辞之不工”是原因之一(《寄欧阳舍人书》)。他肯定黎生“文不近俗”的文章，以为“同乎俗，必离乎道”，称道其文“诚闳隽伟”(《赠黎安二生序》)。他赞美傅权的文章“文辞甚美”(《回傅权书》)，王子直的文章“伟丽可喜”(《王子直文集序》)，欧阳修的文章“醇深炳蔚”(《祭欧阳少师文》)，他祖父曾致尧的文章“闳深隽美”(《先大夫集后序》)，他兄长曾晔的.文章“宏赡瑰丽可喜”(《亡兄墓志铭》)，王逵的文章“丽兼组藻，美轶琼瑰”(《祭王逵龙图文》)，张文叔的文章“辞精深雅赡”(《张文叔文集序》)。他提倡文辞“闳放隽伟”(《故翰林侍读学士钱公墓志铭》)，“文如黼藻 ”(《回毫州知府谏议状》)，“文辞烂然”(《回运使郎中状》)。
他甚而认为“英辞华国”(《回陆佃谢馆职启》)。这些见解足以证明，讲究文采是他一贯的思想。他决心做到“奋文章之温雅”(《回人谢馆职启》)，“言为黼藻，饰陋质以为荣”(《移毫州回人贺状》)，而“获承黼藻之褒”(《福州回曾侍中状》)。看来，他不仅口头提倡文采而已，而且身体力行。
曾巩反对专务辞章的思想在他的其他文章中也说得十分明确。专务辞章就是雕琢文章。他批评近世学士雕琢文章的不实之辞，“近世学士，饰藻缋以夸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他还批评梁肖子显编撰南齐书，更改、雕琢太多，使文章大为逊色。“子显之於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设辞不善”的毛病，从而使“事迹暧昧”，不能播告天下，先王之道“将暗而不章”(《南齐书目录序》)。他反对雕琢文章，“故不得专力尽思，琢雕文章，以载私心难见之情”(《学舍记》)。讲究文辞，不等於雕琢文章，“濡墨操纸，写之文辞。春阳满野，万物荣兹。匪营匪饰，叠异并奇”(《馆中祭丁元珍文》)，他认为，文章有如“春阳满田野，万物欣欣向荣”般奇异，并不是雕琢。他对讲究辞章和专务辞章是区分得很清楚的。
曾巩讲究辞章，反对专务辞章的理论是从明道的原则出发的。道未能“得诸心、充诸身，扩而被之於国家”时，不要“汲汲乎辞”，反之，就可以“急於辞”。
四、史铭说
曾巩多年从事史书编纂工作，对史传、碑志的写作较有研究。《南齐书目录序》系统地反映了他的史传写作理论。他认为写史要忠于史实，作者必须以是非、得失、兴废、治乱的变故为法度，才能传之久远。“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於久，此史之所作也。”这个定义的要点有两个，一是史书的内容要忠于史实，二是作者“必得其所托”，讲的是作者的素质问题。作者的素质不好，“所托不得其人”，就会出现“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的弊病，而造成殊功伟德非常之迹“暗而不章”，奸恶“可幸而掩”的现象。比如肖子显编撰南齐书，“更改破析刻雕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犯了“设辞之不善”的错误，就是“所托不得其人”。
接着从明、道、智、文四个方面提出了作为史官的四个条件，“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显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这是正确的。在他看来，只有尧时的史家具备了这四个条件，就是后来的司马迁、班固也未具备这四个条件。其理由之一，司马迁“传记百家之说”，有“创己意”，“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的一面。这恰恰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他“所害之法”是儒家之法，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儒家思想的束缚，这不是“是非颠倒”，而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理由之二，司马迁、班固“盖圣贤之高致”，“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於后者矣”。他主张史书写作要很好地传达圣贤的实情，这是与他的写史要忠于史实的观点是一致的，对史传写作水平的提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铭的写作理论见於他的《寄欧阳舍人书》。他首先指出铭的写作原理与史相通，而不同于史。史铭的同点是，从内容方面来说要忠于事实，从作用方面来说都有“为后世法”的警劝意义。史铭的异点是，史善恶并书，铭只书善，不书恶。铭存於庙内、墓碑上，使死者满意，生者得到整肃，所以只书善，不书恶。“夫铭志之著于世，义近於史，而亦有与史异者。盖史之於善恶无所不书，而铭者，盖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义之美者，惧后世之不知，则必铭而见之。或纳于庙，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恶，则於铭乎何有?此其所以与史异也。”“至於通材达识，义烈节士，喜言善状，皆见於篇，则足以为后世法，警劝之道，非近乎史，其将安乐?”由于只书善，不书恶，就造成了“铭始不实”的情况。
分析其原因，一方面“为人之子孙者”都想为其父祖“勒铭以夸后世”;另一方面“立言者”受人之托而徇私情，不书其恶。铭与实不符，使铭文不传。因此，千百年来，无论是公卿士大夫还是平民百姓“莫不有铭”，“而传者盖少”。探究铭文不传的原因，是“立言者”不能做到“公与是”。如果要恢复铭的警劝意义，与史文并传不朽，“立言者”做到“公与是”，必须做到两点：一是“畜道德”，二是“能文章”。“然则孰为其人而能尽公与是欤?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无以为也。”有道德的“立言者”，对于坏人就能拒绝作铭而不徇，对于一般人就能辨别真伪而不惑。“不惑不徇，则公且是矣”;“能文章”，“辞工”而“文章兼胜”，传之久远。
五、内外说
曾巩对文章形成的过程也有论及，虽然不甚具体。他认为学习能够形成自己的思想观点，言词能够把它表达出来，“学足以求其内，辞足以达其外”(《王容季墓志铭》)。既然有了心得，就要借助言词写成文章，“既得之于内矣，乃将以言相求于外邪”(《赠黎安二生序》)。“内”指心得，即思想;“外”指文章而言。
内是由作者个人丰富的知识积累转化而来的。作者通过学习，积累了丰富的知识、材料、语汇，然后对获得的各种知识、材料、语汇进行研究，揭示其内在的联系，从而能辨万物变化之真伪，明是非兴废之道理，察显隐大小事之原委底细，这就叫“得于内”。“乃知公(晏元献)于六艺、太史、百家之方言，骚人墨客之文章，至于地志、族谱、佛老、方伎之众说，旁及九州之外，蛮夷荒忽诡变奇迹之序录，皆披寻紬，而於三才万物变化情伪，是非兴废之理，显隐细钜之委曲，莫不究尽。公之得於内者在此也。”(《类要序》)转化为内的途径是学习，转化为内的方法是推敲、酝酿、提炼。“得之於心者，其术非他，学焉而已”;“诚能磨砻长养，至於有以自得，则天下之事有於理者，未有不能尽也”。(《熙宁转对疏》)
文章是由作者的心得即思想有感而发，“源源而来”的词语转化来的。知识、材料、语汇积累得越深厚，“得於内者”就越多。遇事有感而发，辞便源源而来，没有杂质，使文章去粗取精，增添文采。“虽千万年之远，而若会於吾心，盖自喜其资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辄发，足以自壮其气，觉其辞源源来而不杂，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质华。”(《读贾谊传》)并能做到言能称物，没有什么毛病，“言不忤物，而辞无可疵”(《祭宋龙图文》)。
曾巩的文章理论是以“明道”为中心的一个体系。他的道法说是原则，是中心，道是根本，法因时适变，为实行道服务。他的事理说是文章的内容，道与法、理与事，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文章要明道，必须“穷尽事理”。他的辞工说是文章的形式，文“同乎俗”，必“离乎道”;辞不工，则文不传，文章是明道的，文不传自然就谈不上明道了。雕琢文章，“其文益下”，道将“暗而不章”。他主张“文章兼胜”的同时，反对“文同乎俗”与雕琢文章两种倾向。他的史铭说讲的是两种文体写作，史要明道，“盖史者所以明夫汉天下之道也”;铭也要明警劝之道。他的内外说讲的是文章转化规律，也是以道为中心的。他赞扬欧阳修“义益坚而德益高，出乎外者合乎内”(《上欧阳学士第一书》)。“义”在文中是指“道”而言的。他在《答李沿书》中说得更明确，“夫道之大归非他，欲其得诸心”。“内”已得道，“外”也就能明道了。
篇2：曾巩《墨池记》文章大意
曾巩《墨池记》文章大意
墨池记
临川之城东，有地隐然而高，以临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洼然而方以长，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临川记》云也。羲之尝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为其故迹，岂信然邪?
方羲之之不可强以仕，而尝极东方，出沧海，以娱其意于山水之间;岂其徜徉肆恣，而又尝自休于此邪?羲之之书晚乃善，则其所能，盖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后世未有能及者，岂其学不如彼邪?则学固岂可以少哉，况欲深造道德者邪?
墨池之上，今为州学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书‘晋王右军墨池’之六字于楹间以揭之。又告于巩曰：“愿有记”。推王君之心，岂爱人之善，虽一能不以废，而因以及乎其迹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学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后人尚之如此，况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被于来世者何如哉!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记。
文章大意
临川郡城的东面，有一块地微微高起，并且靠近溪流，叫做新城。新城上面，有个池子低洼呈长方形，说是王羲之的墨池，这是荀伯子《临川记》里说的。
羲之曾经仰慕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的精神，(现在说)这是羲之的(墨池)遗址，难道是真的吗?当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曾经游遍东方，出游东海，在山水之间使他的心情快乐。莫非他在尽情游览时，曾在这里停留过?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特别好。那么他能达到这步，大概也是靠他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并不是天生的。但是后代没有能够赶上他的人，是不是后人学习下的功夫不如他呢?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何况想在道德修养上深造的人呢?
墨池的旁边，现在是抚州州学的校舍，教授王盛先生担心墨池不能出名，写了“晋王右军墨池”六个字挂在屋前两柱之间，又请求我说：“希望有一篇(墨池)记。”推测王先生的用心，是不是喜爱别人的优点，即使是一技之长也不让它埋没，因而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呢?莫非也想推广王羲之的事迹来勉励那些学员吧?一个人有一技之长，就能使后人像这样尊重他;何况那些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对于后世的影响那就更不用说了!
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曾巩作记。
注释
(1)临川：临川：宋朝的抚州临川郡(今江西省临川市)。
(2)隐然而高：微微地高起。隐然：不显露的样子。
(3)临：从高处往低处看，这里有“靠近”的意思。
(4)洼然：低深的样子。
(5)方以长：方而长，就是长方形。
(6)王羲之(321—379)：字逸少，东晋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他是古代有名的大书法家，世称“书圣”。苟伯子：南朝宋人，曾任临川内史。著有《临川记》六卷，其中提到：“王羲之尝为临川内史，置宅于郡城东南高坡，名曰新城。旁临回溪，特据层阜，其地爽垲(kǎi，地势高而干燥)，山川如画。今旧井及墨池犹存。”
(7)张芝：东汉末年书法家，善草书，世称“草圣”。王羲之“曾与人书云：‘张芝临池学书，池水尽黑，使人耽(dān，酷爱)之若是，未必后之也。’”(《晋书·王羲之传》)
(8)信然：果真如此。
(9)邪：吗，同“耶”。
(10)方：当……时。
(11)强以仕：勉强要(他)作官。王羲之原与王述齐名，但他轻视王述，两人感情不好。后羲之任会稽内史时，朝廷任王述为扬州刺史，管辖会稽郡。羲之深以为耻，称病去职，誓不再仕，从此“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
(12)极东方：游遍东方。极，穷尽。
(13)出沧海：出游东海。沧海，指东海。
(14)娱其意：使他的心情快乐。
(15)岂有：莫非。
(16)徜徉肆恣：尽情游览。徜徉，徘徊，漫游。肆恣，任意，尽情。
(17)休：停留。
(18)书：书法。
(19)晚乃善：到晚年才特别好。《晋书·王羲之传》：“羲之书初不胜(不及)庾翼、郄愔(xìyìn)，及其暮年方妙。尝以章草答庾亮，而(庾)翼深叹伏。”所能：能够达到这步。
(20)盖：大概，副词。以精力自致者：靠自己的精神和毅力取得的。
(21)致，取得。天成：天然生成。
(22)及：赶上。
(23)岂其学不如彼邪：是不是他们学习下的功夫不如王羲之呢?岂，是不是，表示揣测，副词。学，指勤学苦练。
(24)则学固岂可以少哉：那么学习的功夫难道可以少下吗?则，那么，连词。固，原来，本。岂，难道，表示反问，副词。
(25)深造道德：在道德修养上深造，指在道德修养上有很高的成就。
(26)州学舍：指抚州州学的校舍。
(27)教授：官名。宋朝在路学、府学、州学都置教授，主管学政和教育所属生员。
(28)其：指代墨池。
(29)章：通“彰”，显著。
(30)楹间：指两柱子之间的上方一般挂匾额的地方。楹，房屋前面的柱子。
(31)揭：挂起，标出。
(32)推：推测。
(33)一能：一技之长，指王羲之的书法。
(34)不以废：不让它埋没。
(35)因以及乎其迹：因此推广到王羲之的遗迹。
(36)推：推广。
(37)学者：求学的人。
(38)夫：语气词，放在句首，表示将发议论。
(39)尚之如此：像这样尊重他。尚，尊重，崇尚。
(40)仁人庄士：指品德高尚、行为端庄的人。
(41)遗风余思：遗留下来令人思慕的美好风范。余思，指后人的怀念。余，也是“遗”的意思。
(42)被于来世：对于后世的影响。被，影响。
(43)何如哉：会怎么样呢?这里是“那就更不用说了”的意思。
篇3：曾巩名言
1、老去衣衿尘土在
2、朱楼四面钩疏箔
3、乱条犹未变初黄
4、清言喜自洽
5、繁香泫清露
6. 官无虚名，职无废事
7. 举世不知何足怪?力行无顾是豪雄
8. 一川风露荷花晓，六月蓬瀛燕望凉。何须辛苦求人外，自有仙乡在水乡。
9、俯仰林泉绕舍清
10、不关清赏合留连
11、香清一榻氍毹暖
12、清田去榛荒
13、数篇清绝赓歌意
14、清欢期少留
15、草木清含雪后天
16、清旷亭边雁欲回
17、郎位袭清尘
18、高情清兴入林泉
19、五年清兴属
20、一乡清问更谁知
21、玉润冰清不受尘
22、吟清猿
23、拥褐晨香清
24、阶除嚚拺讼清
25、气象更清连日月
篇4：南丰曾巩
曾巩(1019～1083) 宋代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固。建昌郡南丰(今属江西)人。后居临川(今江西抚州市西)。巩自称家世为儒(《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20岁后，因文才出众，受到欧阳修的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二书》)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嘉□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曾巩考中进士。曾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司法参军,如编校史馆书籍,迁馆阁校勘，集贤校理,为实录检讨官。在这期间,曾巩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写过一些叙录。如《新序目录序》、《列女传目录序》、《战国策目录序》等。他不甚满意刘向，而比较推重扬雄，曾在所作《筠州学记》及《答王深甫论扬雄书》中阐明了他的看法。其后,曾巩离开馆阁，又作了十几年的地方官吏,颇有政绩。为了侍奉亲老，曾一再申请内调。后被神宗召见，留在京师，勾当三班院。元丰四年(1081)，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擢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四月，在金陵(今江苏南京市)逝世。
【生平】
曾巩自称“家世为儒”(曾巩《上欧阳学士第一书》)，祖父作过尚书户部郎中，父为太常博士。曾巩天资聪慧，记忆力非常强，幼时读诗书，脱口能吟诵，与兄长曾晔一道，勤学苦读，自幼就表现出良好的天赋。史称巩“十二岁能文，语已惊人”。其弟曾肇在《亡兄行状》中称其“生而警敏，不类童子”，而且记忆力超群，“读书数万言，脱口辄诵”。18岁时，赴京赶考，与随父在京的王安石相识，并结成挚友。20岁入太学，上书欧阳修并献《时务策》。欧阳修见其文笔独特，非常赏识。欧阳修说：“过吾门者百千人，独于得生为喜。”(《上欧阳学士第二书》)自此名闻天下，但因其擅长策论，轻于应举时文，故屡试不第。庆历七年(1047)，其父去世，其身为次子(其上尚有一兄长)，只好辍学回归故里，尽心侍奉继母。曾巩少年时与王安石为密友，登欧阳修之门以后，就向欧阳修推荐了王安石。直至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主持会试，坚持以古文、策论为主，诗赋为辅命题，曾巩才与其弟曾牟、曾布及堂弟曾阜一同登进士第。
嘉祐四年(1059)，任太平州(今安徽当涂县)司法参军，以明习律令，量刑适当而闻名。五年，由欧阳修举荐到京师当馆阁校勘、集贤校理，理校出《战国策》、《说苑》、《新序》、《梁书》、《陈书》、《唐令》、《李太白集》、《鲍溶诗集》和《列女传》等大量古籍，对历代图书作了很多整理工作，并撰写了大量序文。熙宁二年(1069)，任《宋英宗实录》检讨，不久被外放越州(今浙江绍兴)通判。熙宁五年后，历任齐州、襄州、洪州、福州、明州、亳州等知州。为政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他根据王安石的新法宗旨，结合实际情况加以实施。致力于平反冤狱、维护治安、打击豪强、救灾防疫、疏河架桥、设置驿馆、修缮城池、兴办学校、削减公文、整顿吏治、废除苛捐杂税，深受群众拥戴。
元丰三年(1080)，改任沧州(今河北)知州，途经京城开封时，宋神宗召见。宋神宗对其“节约为理财之要”的建议大为赞赏，留任为三班院勾判。元丰四年，朝廷认为“曾巩史学见称士类，宜典五朝史事”，任为史官修撰，管勾编修院，判太常寺兼礼仪事。元丰五年，拜中书舍人。同年九月，遭母丧，去官。次年，病逝于江宁府(今南京)。后葬于南丰源头崇觉寺右。南宋理宗时追谥为“文定”，人称“南丰先生”。
【扩展】
曾巩，字子固，建昌南丰人。生而警敏，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欧阳修见其文，奇之。
嘉祐二年进士第，出通判越州。岁饥，度常平①不足赡，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谕告属县，讽富人自实粟，总十五万石，视常平价稍增以予民。民得从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余。又贷之种粮，使随秋赋以偿，农事不乏。
知齐州，其治以疾奸急盗为本。曲堤周氏子高横纵，贼良民，力能动权豪，州县吏莫敢诘。巩取置于法。章邱民聚党村落间，号“霸王社”，椎剽夺囚，无不如志。巩属民为保伍，使凡察其出入，有盗则鸣鼓相援，每发辄得盗。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出首。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巩外视章显，实欲携贰其徒，使之不能复合也。自是外户不闭。
徙洪州。会江西岁大疫，巩命县镇悉储药待求，军民不能自养者，食息官舍，资其食饮衣衾之具，分医视诊。师征安南，所过州为万人备。他吏暴诛亟敛，民不堪。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
徙明、亳、沧三州。巩负才名，久外徙，世颇谓偃蹇不偶。一时后生辈锋出，巩视之泊如也。过阙，神宗召见，劳问甚宠，拜中书舍人。
巩性孝友，父亡，奉继母益至，抚四弟、九妹于委废单弱之中，宦学婚嫁，一出其力。为文章，上下驰骋，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少与王安石游，安石声誉未振，巩导之于欧阳修，及安石得志，遂与之异。神宗尝问：“安石何如人?”对曰：“安石文学行义，不减扬雄，以吝故不及。”帝日：“安石轻富贵，何吝也?”曰;“臣所谓吝者，谓其勇于有为，吝于改过耳。”帝然之。
(节选自《宋史》卷三一九)
[注]①[委废]家境衰败。②[单弱]弱小，无所依靠。③[宦]出仕。④[工]擅长。⑤[行义]行为道义。⑥[杨雄]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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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下列句中加点词语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甫冠，名闻四方 甫：刚刚。
B.度常平不足赡 度：估计。
C.实欲携贰其徒 贰：使……有贰心
D.少与王安石游 游：旅游
5.给文中加波浪线句断句正确的是( )(3分)
A.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
B.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
C.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
D.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
6.下列对原文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曾巩既有为官的才能又有文学盛名，但长时间在京城以外各地方官任上调调去，他却不以为意，这表明他对名利地位的'淡泊。
B.曾巩作越州通判时，在灾荒之时全力筹集粮食，使百姓就近不过度花费就能购买，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
C.在齐州作知府时，豪强周氏之子仗恃财势侵害百姓，为非作歹，州县官吏无人敢过问，曾巩却果断将其绳之以法。
D.曾巩文采非凡，作文曾被文坛巨匠欧阳修称奇，成年后，文章让朝野上下都很震惊，越写越成功。
7.把文言文阅读材料中画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10分)
(1)巩先期区处猝集，师去，市里不知。(6分)
(2)一时工作文词者，鲜能过也。(4分)
8.翻译文中画线的句子。(2分)
安石轻富贵，何吝也?
小题3:曾巩为什么认为王安石“吝”?用自己的话说说文段中曾巩的哪些品性值得我们学习。(4分)
答案
4D
5.命题立意：考查断句。
答案与解析：B(这类试题的解答，一看语境，看上下文的意思;二看提示性的词语，如“之”。 “巩饮食冠裳之/假以骑从/辇所购金帛随之/夸徇四境/盗闻/多出自首。”)
6.命题立意：考查对文本内容的分析与理解。
答案与解析：D(“上下驰骋”是“连通古今”之义。能读通读懂全文是作答正确的前提，而读通读懂须将文本中的关键词语落实准确，这也依赖于平日的积累与训练。)
7.命题立意：考查翻译能力。
答案与解析：结合语境理解大意，要遵循“以直译为主，以意译为辅”的翻译原则。
(1)曾巩则事先分别处理好了大军突然集结时的吃住问题，因此，军队离开后，城乡的百姓都不知道。(“区处”1分，“猝集”前的省略主语“军队”1分，“猝集”后的省略宾语“……的问题”1分，“师”1分，“市里”1分，句意1分)
(2)当时擅长写文章的人，很少能有超过他的。(“一时”1分，“工”1分“，鲜”1分，句意1分)
8.(1)因为曾巩觉得王安石往往不能知错就改。关键词“孝顺.有担当.公正.待人真诚”。
(2)文言实虚词的考查，最常见的命题形式是，指定文中若干个词让学生作解释。要求解释的词，虚词要能辨出一词多义;实词，要识记通假字.一词多义.古今异义.词类活用等用法。如，虚词“之”的用法;实词“鲜”一词多义现象。
篇5：西楼 曾巩
曾 巩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钩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注释】
1西楼，即诗中的朱楼，它依山面海。②钩珠箔，把帘子挂起。
2钩疏箔：把帘子挂起。
【疏箔】用芦苇或柱子编成的帘子，有缝隙可通风。
【译文】
在海浪声声北风吹起雷雨即将来临之际，我在朱楼上钩起了窗户四面垂挂的疏帘，准备躺着看急雨冲刷千山的壮美场景。
【试题】
1.本诗描写了什么景象?诗的前两句从什么角度来渲染这种景象?(2分)
2.这首诗表达了诗人怎样的情感?请结合诗句简要赏析。(2分)
3诗的前两句描写了怎样的画面?各从什么角度描写的?(4分)
4、诗的三、四句，表达了作者怎样的内心世界?请简析。(4分)
【参考答案】
1.(1)描写了海滨暴风雨来临的壮美景象。
(2)从视觉和听觉两个方面写浪卷、云涌、风吹、雷鸣，渲染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
气势。
2.(1)表达了诗人开阔的胸襟和内心的豪情。
(2)暴风雨将临，按常理本当关门闭户躲避，诗人却反而高挂起帘子，打开窗户，为的是能饱览“千山急雨来”的壮观景象。
3、首句从视觉角度描写了一幅海面辽阔，海浪拍岸，如云翻卷去而复回的壮美画面(2分，角度1分，画面1分);第二句从听觉角度描写了一幅北风劲吹，雷声轰鸣，山雨欲来的雄浑景象。(2分，角度1分，画面1分)
4、暴风雨将要来临，按常理本应当关门闭户躲避，而诗人却把楼四面窗户垂挂的疏帘用钩卷卷起，敞开窗户“卧看”“千山急雨来”的壮观景象，(2分)表达了诗人雍容的气度、力求上进，欲有所作为的内心世界。(2分)
【赏析】
诗歌首先写道：“海浪如云去却回。” 诗人观看点在西楼上，所以，这一句主要写了西楼前面的景色。“却”即退，退回。这一句的意思是说，海浪像云一样高耸，去了又回来(海浪汹涌澎湃，撞击海岸，去而复回)。“海浪如云”这一比喻，不但描写了海浪的似如云朵一样白，而且更突出了海浪之高，气势之大。“去却回”是说海浪撞击海岸的力度很大。在写作方法上，诗人将静态的形象和动态的力度结合起来，突出了风雨来临之前海面的壮美气势。
接着第二句写道：“北风吹起数声雷。”“数声”即几声。意思是说，北风吹起时又传来几声雷鸣。这一句是从听觉角度来写的。诗人通过声音的描写，突出了风雨欲来之前的.情景：北风卷过，响起了“数声”雷响。这样，不但增添了海浪赫然的声势，提高了海浪壮美景象，而且也预示着疾风暴雨即将到来。其中，“吹起”二字很有力度，突出了北风的威力之大，也暗示了即将出现“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景象。
第三句接第二句一转写道：“朱楼四面钩疏箔。” “箔”是用苇等织成的帘子。“钩疏箔”即把帘子挂起。诗题“西楼”即就是指“朱楼”。这一句的意思是说，红楼的四周都卷起帘子。风雨即将来临，本应该放下“箔”，而诗人却要敞开朱楼四面窗户。这一逆情悖理性动作，不但激发了读者的兴趣，更易于引起读者深入思考，同时，为后面表现情感做了有力的铺垫。诗人在这不可理解的行为方式中，自然蕴含着独到的思想情感。
所以，诗人最后写道：“卧看千山急雨来。” 意思是说，(我)卧在楼上看着千山中急速暴雨的来临。这一句不但回到了上一句“朱楼四面钩疏箔”原因，解除了读者的疑问，也集中表现了诗人内心的豪情。诗人要看“急雨”来时的情景，感受别样的自然威力。可以说，诗人对这样的境界的追求，正是诗人开阔的心胸、力求上进、欲有所作为的思想表现。其中，一个“卧”字，不但表现了诗人雍容的气度，一种积极面对风云变幻的情怀，也表现了诗人闲情逸致的情趣美。这与宋代诗人陆游的《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中“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夜深了，我躺在床上听到那风雨的声音，就迷迷糊糊地梦见自己骑着披甲的战马，跨过冰封的河流出征北方疆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艺术上，首先，动静结合，以静衬动。其次，诗情跌宕有致，娓娓道来。再次，用词很妙，表现很有力度。
篇6：曾巩诗篇
《城南》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曾巩。其古诗全文如下：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翻译】
春雨迅猛，池塘水满，遥望群山，高低不齐，东边西侧，山路崎岖。热热闹闹地开了一阵的桃花和李花，此刻已开过时了，只见眼前春草萋萋，碧绿一片。
《咏柳》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曾巩。其古诗全文如下：
乱条犹未变初黄，倚得东风势便狂。
解把飞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翻译】
当春天刚到来的.时候，零乱的柳条还没来得及转变为浅淡的青黄色，它就倚仗着东风吹拂而飘忽摇摆，气势更加猖狂。那些柳条只会使柳絮飞上半天，企图遮蔽日月的光辉，却不知秋季来临，天地间还将有一场又一场的严寒霜冻，到那时它就要枯萎凋零了。
《甘露寺多景楼》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曾巩。其古诗全文如下：
欲收嘉景此楼中，徒倚阑干四望通。
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
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帆樯海餐风。
老去衣衿尘土在，只将心目羡冥鸿。
《苦雨》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曾巩。其古诗全文如下：
雾围南山郁冥冥，狭谷荒风驱水声。
只疑日失黄道去，又见雨含沧海生。
如催病骨夜寒入，似送客心衰思惊。
扬州青铜不在照，应有白须添数茎。
《论交》作者是宋代文学家曾巩。其古诗全文如下：
德操庞公林下时，入门岂复知客主。
夷吾鲍叔贫贱间，分财亦不辞多取。
相倾顿使形迹空，素定已各肝胆许。
世间未信亦论交，得失秋毫有乖忤。
《西楼子》作者为宋朝文学家曾巩。古诗词全文如下：
海浪如云去却回，北风吹起数声雷。
朱楼四面钧疏箔，卧看千山急雨来。
【翻译】
海浪像云一样，去了又来，北风吹起时又传来几声雷鸣。红楼的四周都卷起帘子，我卧在楼上看著急急而来的雨。
《城南》作者为当代文学家曾巩。其古诗全文如下：
雨过横塘水满堤，乱山高下路东西。
一番桃李花开尽，惟有青青草色齐。
【翻译】
春雨迅猛，池塘水满，遥望群山，高低不齐，东边西侧，山路崎岖。热热闹闹地开了一阵的桃花和李花，此刻已开过时了，只见眼前春草萋萋，碧绿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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