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股权转让纠纷案例，本文共7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股权转让纠纷案例
原告：黄某，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
原告：林某，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
被告：马某，男，汉族，年月日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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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址。被告：刘某，男，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
被告：刘某，女，汉族，年月日出生，住址。
诉讼请求：
1、要求被告立即支付拖欠原告的股权转让款600万元；
2、要求被告立即退还原告的抵押金10万元；
3、要求被告承担逾期付款的违约金300万元；
4、要求被告承担本案的全部诉讼费及送达费用。
7月5日，原告黄某与其妻子即原告林某共同出资成立了某矿业有限公司，公司在经营过程中，两原告与12月8日与被告马某签订了一份《股权转让协议书》，协议约定：原告将某公司的所有股权及公司所有资产（除某市XX路X号某商住高层X座X1、X2、X3三套房产及某XXX皮卡车以外）一次性转让给被告，双方同意以月8日为本次股权转让、资产交接、债权债务界定的基准日。被告须以现金方式分三次向原告支付转让款即：首次以本协议生效15日内向原告方支付转让费总价的50%，即1000万元（其中预留400万元作为原告处理与某1公司矿权纠纷的补偿费，不足部分从被告第二次付款中扣除）；第二次于7月8日再向原告支付转让费总价的25%即500万元；第三次于2012月8日支付转让费总价的25%即500万元。如果被告逾期付款，每延迟1日须向原告支付转让款总额1%的违约金。合同签订的当日原告即将某公司的股权全部变更到三被告名下，随后即将公司资产移交给被告。原告上述义务履行完毕后，被告向原告支付了600万元股权转让款，但是被告并没有按协议约定时间支付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在扣除与某1企公司矿权纠纷的补偿费800万元后，被告尚有600万元转让费未给原告支付。在此期间原告多次从内地前往某地向被告索要剩余款项，被告总是一拖再拖，至今分文未付。无奈之下原告只能诉至贵院，以此保护其合法权益最终得以实现。另外根据协议约定，被告延期付款的违约金已超过1000万元，但原告只主张其中的300万元。恳请
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给予及时、公正的判决，以切实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
住：原被告不在同一地区。
经过法院受理原告黄某、林某与被告马某、刘某男、刘某女股权转让纠纷一案，马某在提交答辩状期间对管辖权提出异议，认为其与黄某、林某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主体并不包括刘某男、刘某女二人，马某将受让股权部分转让给刘某男、刘某女属另一法律关系，该二人不应属本案被告。根据法律规定，该案应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故请求原告中级法院法院依法将本案移送被告马某市中级法院审理。
经审查，本院认为，对刘某男、刘某女是否属于本案被告及马某与刘某男、刘某女是否与本案不属同一法律关系，应经实体审理后才能确认，故原告有权根据其诉讼请求确定本案的当事人。根据法律规定“同一诉讼的几个被告住所地、经常住地在两个以上人民法院辖区的，各该人民法院都享有管辖权。本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第三十八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被告马某对本案管辖权提出的异议。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裁定书送达之日十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原告高级人民法院。
本案经过了上诉，高级法院的民事裁定是：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本裁定是终审裁定。
又经过了反诉，最后双方达成了调解协议。
笔者认为，在案件事实清楚的情况下，代理人应该向当事人说明情况，因为诉讼的时间是很长的，前前后后一年的时间，最后还是达成调解。若及时的与双方当事沟通，或双方的代理人进行沟通，案件最提前结案的。
篇2：股权转让纠纷上诉状
上诉人一：郎XX，男，xxxx年9月18日出生，汉族
上诉人二：郎X，男，xxxx年5月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一：王XX，男，xxxx年8月29日出生，汉族
被上诉人二：查XX，男，1xxxx年9月22日出生，汉族
上诉请求：
撤销原(xxxx)铜中民二初字第00063号判决，并依法改判：
1、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支付欠款580万元。
2、被上诉人一向上诉人支付违约金315万元。
3、被上诉人二对被上诉人一所欠上诉人的所有债务(本金及违约金)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注：第1项与第2项合计为895万元。)
4、两被上诉人承担一、二审全部诉讼费用。
事实与理由：
上诉人郎XX、郎X与被上诉人王XX于xxxx年9月21日签订一份《企业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称《转让协议》)，《转让协议》约定：由郎XX、郎X向王XX转让安徽铜陵xx矿业有限公司所属的安徽铜陵xx矿业有限公司大明铅锌矿(以下称大明铅锌矿)的全部资产，包括企业名称权、企业占地、房产、供电设施、设备等;转让价款为人民币1050万元，于《转让协议》签订之日付500万元整(王前胜已支付)，余款550万元在xxxx年10月20日前一次性付清;大明铅锌矿在工商登记变更手续办理之前的的一切债权债务，由郎XX、郎X负责;协议生效后，任何一方出现违约，需在违约责任确定后的十五天内按《转让协议》总价款的30%向对方支付违约金，等等。
《转让协议》签订后，郎XX、郎X按照约定办理移交手续，并进行相应的工商变更登记。然而，王XX未按照约定的时间支付余款。
xxxx年10月18日，王XX就大明铅锌矿转让款的剩余部分出具《欠条》，写明：欠甲方(即两上诉人)矿山转让款580万元，其中500万元矿山转让款、30万元利息、50万元承包款;月底付清，如月底未付，按主合同(即《转让协议》)承担违约责任，等等，被上诉人查XX在该《欠条》上签名捺印。
由于王XX至今仍未将剩余股权转让款支付给郎XX、郎X。故，两上诉人诉诸安徽省铜陵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要求支付转让款及违约金，合计895万元。一审法院于xxxx年12月11日作出判决，驳回郎X、郎XX的诉讼请求。上诉人不服一审判决，特上诉至贵院。理由如下：
一、上诉人与王XX签订的《企业资产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转让协议》)，其性质为股权转让合同，一审法院对《转让协议》的性质认定错误。
1、从合同主体来看。股权转让的主体是公司的股东，在本案中系xx公司的原股东郎XX、郎X及转让后的新股东王XX，由于公司与股东之间的法律人格相互独立，资产转让的主体只能是具有独立法律人格的公司。在本案中，上诉人将其原xx公司股东身份有偿让渡给王XX等，使其成为xx公司的新股东，从合同履行前后双方当事人对xx公司地位的转变来看，具有股权转让的典型特征。
2、从合同内容来看。《转让协议》在【三、转让资产交付办法】第4项，“甲方于本协议签订之后，甲方协助乙方将安徽铜陵xx矿业有限公司大明铅锌矿的法定代表人及相关执照更为乙方”;《转让协议》在【四、其他约定】第2项对xx公司债权债务关系的约定中，也系以工商变更登记为分界点;双方在付款方式中也约定，“工商变更手续办好，应交甲方保管”。可见《转让协议》的内容是进行股权转让变更。
3、从合同履行来看。上诉人与王XX签订合同后，上诉人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和被告的要求，对xx公司的工商登记信息(主要是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状况)进行了变更(详见一审原告证据三，xx公司的工商基本信息及变更信息)，而资产转让合同的履行仅需交付，不包括对法定代表人和股东的变更。可见，《转让协议》的履行方式系股权转让变更。
4、从合同目的来看。结合《转让协议》的内容以及当事人对《转让协议》的实际履行方式，可见王XX收购的标的是上诉人对xx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行为完成以后，xx公司的股东发生变化，但其独立的法律人格仍然存在。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上诉人练志伟与被上诉人陈如明及原审被告林惠贞、郑秀英及原审第三人福州市常青实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一案的请示的复函(xxxx年11月13日 [xxxxx]民四他字第22号) 》(复函的全文请见附件一)，本案《转让协议》确属股权转让合同无疑。而一审法院判决认为“当事人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协议和欠条的约定(关于欠条能否视为约定，下文将详述)并按照资产转让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履行通知、协助等义务，全面履行合同义务”(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3页第二段)，系对《转让协议》法律性质的错误认定，未正确厘清本案各方当事人基础法律关系及权利义务关系，以此为基础，最终导致本案错误的判决。
二、根据股权转让合同的性质、约定及上诉人履行合同的情况，一审法院认为付款条件不成就，与事实不符。
1、《转让协议》中对当事人双方的权利义务约定明确，上诉人已依约履行。
根据《转让协议》的约定，上诉人的合同义务明确，即将其所持xx公司100%股份转让给王XX。上诉人按约进行了xx公司股权的变更(详见一审原告证据三，xx公司的工商基本信息及变更信息)。王XX仅以承兑汇票的形式向上诉人支付了前期转让款(前期转让款也非足额支付，汇票兑现产生的30万元贴息系上诉人承担，王XX等在庭审中也认可)，拖欠后期550万元转让款及30万元的贴息的金额，至今未付。根据诚实信用原则，王XX等应当支付上述拖欠款项，并按照《转让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一审法院以xx公司被杨XX、xx选厂起诉，公司资产被查封，王XX承担赔偿了xx公司在资产转让前的法院执行款为由，认为付款条件不成就，与事实不符，且法律适用错误。
1)xx公司对案外人所负债务未经债权人认可的情况下，应当由xx公司承担，不能转移给上诉人。
按照民法的基本原理，债务的转移，需要由债务受让人和债务转让人达成协议，并征得债权人的同意。在本案中，债务人xx公司，债权人杨XX、xx选厂均是案外人，上诉人与王XX对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约定，未经债权人同意，不能发生债务转移的效果，王XX不能要求上诉人直接向债权人进行清偿。况且，《转让协议》第四条的内容，实质是对上诉人转股前债务承担的约定，并不是对股权转让设定条件，更不是清结。因此，根据债的`相对性原理，王XX所谓的债务，理应由xx公司负担，再根据《转让协议》相关条款的约定，由上诉人承担。而由于xx公司怠于向债权人清偿，导致公司资产、采矿权被保全，系xx公司及王XX的过错造成，与上诉人无关。
2)xx公司与案外人杨XX、xx选厂之间的债权债务，与本案不属于同一法律关系，应另案解决。
股权转让合同关系和公司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两个独立的法律关系，公司是一个独立的企业法人，对外以其公司全部财产承担责任，不足承担，可以申请破产。在本案中，一审原告是xx公司原股东，将股份整体转让给一审被告，并签订了《转让协议》，双方之间成立的是股份转让合同关系。xx公司对案外人的债务关系乃至xx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债务关系，都与本案非同一法律关系，不应在本案中处理。况且，所谓的债务，也是因xx公司的行为产生，不应当由原股东(上诉人)承担。
况且，王XX等所述的xx公司与两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是否确定?其清偿是否属实?所谓的收条是否确系两案外人所写?这些应当以xx公司为主体进行另诉解决的法律关系，一审法院在未进行核实的情况下就认定为付款条件不成就的理由，相当于在股权转让的案件中对xx公司与两案外人、xx公司与上诉人之间的债权债务进行评判，明显违反诉讼程序。
3)xx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其诉讼主体应当是xx公司，而非王XX，王XX无权代替xx公司进行主张。
如前所述，王XX所主张xx公司对案外人所负债务，在xx公司承担之后(上诉人提请贵院注意的是，该两笔债务系xx公司所清偿，而非一审法院认定的由王XX清偿，从一审被告提供的证据6中两张收条可以看出)，即使需要向上诉人追偿，那么追偿的主体也应当是xx公司。王XX作为xx公司的股东，在法律人格上独立于xx公司，其以自己的名义向上诉人追偿，明显属于主体不适格。因此，对于上诉人与xx公司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享有请求权的只能是xx公司，xx应当另行起诉，不应在本案中处理。王XX等要求冲抵股权转让款的主张，混淆了公司财产与股东个人财产的概念，无权在本案中向上诉人主张。况且，很明显王XX等拖欠的转让款高达数百万元的数额，足以清偿所谓的几十万元的债务，以此为由拒付所有转让款，其用心昭然若揭。
3、一审法院认为xx公司未进行矿山整治达标，导致露天开采被关闭，采矿权被安徽省国土资源厅查封，与事实不符，更不能以此为由认为付款条件不成就。
1)xx公司未进行矿山整治达标与事实不符，事实上，根据王XX等提交的证据，仅能证明开采设计已通过审查。
恰恰相反，根据王XX等提交的证据4，铜陵县安监局同意《安全专篇》并通过了审查(详见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4《关于铜陵xx矿业有限公司大明铅锌矿露天开采工程安全设施设计的批复》);铜陵县黄金工业管理局同意《安徽省铜陵xx矿业有限公司大明铅锌矿露天开采初步设计》(详见一审被告提交的证据4《关于安徽省铜陵xx矿业有限公司大明铅锌矿露天开采初步设计的批复》);铜陵县环境保护局同意项目xx公司提交的《报告书》结论。纵览王XX提交的全部证据材料，无任何一份证据证明露天开采被关闭，采矿权被查封(仅有采矿权证因杨正德一案查封，且系xx公司未履行判决导致)的事实。
2)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王XX对xx公司大明铅锌矿及债权债务的情况明知。
在xxxx年4月10日，王XX已经与上诉人签订《矿山租赁协议》(以下简称《租赁协议》，该证据一审中已提交法庭，经王XX等质证系真实的，详见一审庭审笔录第7页第二、三段，不知何故，一审判决对此只字不提)，由王XX租赁并开采xx公司大明铅锌矿。在王XX租赁大明铅锌矿近半年之后，即xxxx年9月21日，又与上诉人签订《转让协议》，意在收购xx公司股权。由于王XX在签订《转让协议》之前，就已经开始使用、开采大明铅锌矿，其先租后买的行为，明显是建立在对矿山的储量、开采条件及收益等知悉并接受的基础上。
同时，根据王XX等提交的证据，案外人杨XX保全320型挖掘机发生在xxxx年5月30日(详见一审中王XX等提交的证据2中安徽省铜陵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xxxx】铜民二初字第278号)，xx公司与案外人xx选厂的执行通知及传票时间为xxxx年8月31日(详见一审中王XX提交的证据2中铜陵县人民法院执行通知书及传票【xxxx】铜法执字第00283号)，王XX从xxxx年4月就开始租赁经营大明铅锌矿，对这两个案件怎么可能不清楚?
4、一审法院以上诉人拖欠案外人安徽华安矿业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汤XX，以下简称华安公司)股权受让款为由，认为付款条件不成就，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错误。
上诉人在外债务是否清结、何时清结、如何清结，是上诉人与案外人之间的事情，与本案没有关系，不能作为王XX等违约的理由，不再赘述。即使上诉人与案外人华安公司之间的xx公司股权转让款未结清，也不影响上诉人对xx公司股份的所有权，何况该股份在签订《转让协议》后，已按照约定转让给王XX，并办理了工商变更。王XX等再次故意将本案的法律关系与案外人的债权债务关系进行混淆，意在逃避支付转让款。况且，根据《转让协议》约定，王XX应当在xxxx年10月20日前付清550万元余款，其却以xxxx年10月20日之后才知悉的情况(根据一审王XX等提交的证据，案外人华安公司所谓的暂缓付款的函件落款日期为xxxx年10月25日)作为拒付转让款的理由，掩盖其故意拖欠的事实。如此颠倒逻辑关系，岂不荒谬?
综上，王XX等罗列及一审法院认为“付款条件不成就”的种种理由，或与事实不符，或系xx公司与案外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纠纷，与本案不属于同一主体及法律关系。对债权而言，xx公司是权利主体和行为主体;对债务而言，xx公司是承债主体和清偿主体，可以独立于股东(上诉人)依法合规地进行处置，与股权转让不构成相互制约，与本案中股权转让款更无对待给付关系。上述借口均系王XX等为了逃避合同义务而故意混淆法律关系及捏造的事实，一审法院未核实客观证据，仅凭王XX单方面发出的数封告知函就认定上述“事实”(从一审判决书大量引用王XX的所谓“告知函”就可见一斑)，令人费解。
三、其他
1、关于两被告xxxx年10月18日出具的欠条。对于一审判决中认为，“证据足以证明郎X、郎XX确保转让资产权属无争议的承诺与事实不符，欠条中载明的钱款在‘无其他争议后一次性付清’的给付条件尚不成就”(详见一审判决书第14页10~12行)，与事实不符。首先，该欠条系王XX等单方面书写，未得到上诉人的书面甚至口头认可，只体现了王XX等单方面的意志，这种欠条不是合同，所谓的“无其他争议后一次性付清”不能作为双方履行《转让协议》的条件。其次，根据《转让协议》，当事人双方约定的是上诉人确保“资产权属无争议”，在履行过程中，涉案资产的权属无任何争议，顺利让渡，何来给付条件不成就之说?
2、关于王XX等前期转让款承兑汇票的贴息30万。王XX等系采用承兑汇票的方式向上诉人支付前期转让款500万元，上诉人为将该款项兑现承担贴息30万元，实际上诉人仅收到前期转让款470万元，王XX等在欠条及庭审中均予以认可。由于该部分贴息系因为王XX未按照《转让协议》约定付款，致使上诉人未收足前期转让款，则王XX等欠付转让款的总额为580万元【1050万元—470万元=580万元】。
3、关于挖掘机及采矿权证被查封。法院裁判的被执行人系xx公司，挖掘机及采矿权证被查封，系因为xx公司未及时履行法院裁判所致，与上诉人无关。况且，从铜陵县法院的裁定书可以看出，其对挖掘机及采矿权证的查封，仅仅限制在查封期间不得变卖抵押，且由xx公司保管，并不影响xx公司用来从事经营活动。因此，王XX等所主张的损失(其实应由xx公司主张，王XX作为股东，主体不适格)并不存在，即使存在，也不应由上诉人承担。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判决事实不清，法律关系不明，上诉人恳请贵院在查明事实的基础上，依法予以改判。
此致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郎XX、郎X
xxxx年12月20日
篇3：股权转让纠纷上诉状
上诉人(原审被告)：袁某，男，汉族，xxxx年2月19日生。
住址：上海市xx区xx路***弄***号xx室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方某，男，汉族，xxxx年9月8日生。
住址：上海市xx区延xx路***弄***号****室
上诉人因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的(xxxx)杨民二(民)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判决，现依法提起上诉，请求依法改判。
上诉请求：
一、请求二审法院撤销杨浦区人民法院的(xxxx)杨民二(民)初字第432号民事判决书第一项和第二项的判决;
二、请求二审法院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依法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的诉讼请求;
三、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及理由：
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约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为上诉人给付股权款的条件，不符合事实。
上诉人与被上诉人于xxxx年2月1日，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被上诉人名下的上海****有限公司60%的股权以15万元转让给上诉人，上诉人每月支付被上诉人1500元股权转让款，直至15万元付清，并约定于协议签订后尽快到工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虽然，上诉人与被上诉人未在股权转让协议中明确办理变更股东登记的具体时间要求，但并不是说被上诉人可以无限期的拖延办理变更登记，更不是说上诉人只有付完股权转让款后才能要求被上诉人办理变更登记，而且上诉人与被上诉人约定了尽快办理股权变更登记。xxxx年2月至12月，上诉人均依约定按时将股权转让款支付予被上诉人。但，被上诉人在长达11个月的时间内均未积极配合上诉人到工商变更登记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11个月也远远超出了“尽快”所应包含的时间要求。上诉人无奈之下，只好拖延付款，以期被上诉人积极配合其办理股权变更手续，但，被上诉人仍未配合。一审法院仅因上诉人与被上诉人间未约定具体的股权变更登记时间，就认为办理股权变更不是上诉人支付被上诉人股权转让款的条件，明显违反事实，对上诉人不公。
二、一审法院判决将被上诉人名下上海****有限公司60%股权全部变更到上诉人名下，由上诉人100%持有，于法于理不符，对上诉人不公。
被上诉人将股权转让给上诉人后，上诉人就有权处理自己的股权，上诉人将受让的股权全部变更到自己名下，或指定变理到他人名下，都是对自己权利的处理，合法合理。再者，上海****有限公司，原有股东仅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注册资本为3万元，为公司要求的最低注册资本，如果被上诉人退出后，又不允许同时有其他人加入，该公司将会变成一人公司，而公司法规定，一人公司最低注册资本必须达到10万。这就意味着，上诉人与被上诉人变更股权登记的同时，需增加7万的注册资本，这严重加重了上诉人的负担。对此，上诉人要求被上诉人将其名下的股权部分直接变更到第三人名下，合情合理合法，被上诉人无权拒绝。
三、一审法院判决上诉人一次性支付被上诉人剩余股权转让款，缺乏法律依据。
首先，上诉人并未违约，并不是无理拖延支付股权转让款，上诉人拖延支付转让款只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退一步说，就算上诉人拖延支付股权转让款存在过错，那也只能按着双方的协议继续履行合同，如果因上诉人的拖延付款的行为给被上诉人造成损失，直接赔偿损失就可以，而不应该完全不顾双方的协议，直接要求上诉人一次性全额支付剩余股权转让款。一审法院严重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作出判决，属违法裁判，严重损害了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综上所述，一审法院无论在事实认定还是在法律适用上，均存在错误，导致认定事实不清，违法裁判，严重侵害上诉人的合法权益。上诉人不服，特向贵院提起上诉，恳请贵院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袁某
日 期：xxxx-10-10
篇4：股权转让纠纷申诉状
股权转让纠纷申诉状
股权转让纠纷申诉状
申诉人(一审被告、二审上诉人)：陈xx，男，汉族，1xxx年2月1日出生，住所地xx省xx市xx区xx镇xx村xxxxx号，身份号码：xxxxxxxxxxxxxx;
被申诉人(一审原告、二审被上诉人)：杨xx，女，汉族，1xxx年5月2x日出生，住所地xx省神州市x区xx村x座x，身份证号码：xxxxxxxxxx。
陈xx因与杨xx股权转让纠纷一案，不服xx市xx区人民法院(xxx)秀民初字第3xxx号民事判决、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x)莆民终字第1515号民事判决，依法向xx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申诉。
申诉请求：
1、请求依法对本案进行再审，撤销xx市xx区人民法院(xxx)秀民初字第3xxx号民事判决、xx市中级人民法院(xxx)莆民终字第1515号民事判决;
2、依法驳回被申诉人杨xx退还投资款诉讼请求。
事实与理由：
一审、二审以申诉人未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给被申诉人，已构成违约为由，判决申诉人应将投资款返还给被申诉人，是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理由如下：
1、申诉人与被申诉人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实际履行后，虽然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但不影响被申诉人股东地位实际取得，被申诉人不能以转让行为未登记为由要求申诉人返还投资款。
一审、二审判决确认双方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对于股权转让协议，法律并无必须登记才生效的规定，故协议应自成立时生效。因此，当事人嗣后未办理股东变更登记，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协议的效力。双方当事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后，已实际履行了协议，即股权转让款的已全部实际交付，被申诉人从公司xxx年3月10日成立起一直在公司中任财务的职位，实际参与公司经营，从被上诉人xxxx年交付投资款开始五年当中被申诉人一直默认自己为公司实际股东，也没有向申诉人要求将相应股权变更登记给被申诉人;虽然股权转让至今未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但该股权转让行为原则上只是对公司以外不产生法律效力，但并不影响对股权转让各方的法律效力，也不影响被申诉人股东地位实际取得，根据公司法相关规定，股东的出资依法不得抽回，只可以依法转让。而被申诉人在取得股东地位后，由于公司亏损，不想承担公司亏损份额，就想抽回投资款，这是违反法律规定，故被申诉人要求申诉人返还投资款没有依据。因此正确判法应该是驳回被申诉人原审诉讼请求，对被申诉人请求申诉人返还投资款的请求不予支持，然后双方在判决生效后可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办理股东变更登记。作为公司股东如无继续合作意愿，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可将所持股份转让给其他股东，或经其他股东同意，转让给股东以外的第三人。如公司股东均无继续经营公司的意愿，就解散公司形成合意，则应依法对公司进行解散后清算公司。
2、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根据一审、二审判决认定事实与适用合同法第10x条规定，申诉人行为属于一般违约，应判决申诉人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违约责任即补办股东变更登记，并不是判决解除申诉人与被申诉人达成股权转让协议，返还投资款，如果要那样判决的.话，应适用合同法第xx条规定。
违约行为分为一般违约和根本违约，如果是构成根本违约，那么其法律后果是要解除合同，恢复原状，在本案中就是返还投资款，如果是构成一般违约，那么其法律后果是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违约责任，在本案中就是要求申诉人补办股东变更登记;从一审、二审所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来看，一审、二审认定事实是申诉人与被申诉人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系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一审、二审判决都没有认定解除股权转让协议，况且一审、二审适用法律是合同法第10x条，这一条法律规定只适用于一般违约，因此一审、二审判决认定申诉人只构成一般违约，但是判决结果却是申诉人承担根本违约法律后果;如果是根本违约应适用合同法第xx条规定，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七条规定，“合同解除后，尚未履行的，终止履行;已经履行的，根据履行情况和合同性质，当事人可以要求恢复原状、采取其他补救措施，并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但是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却是合同法第10x条规定，因此一审二审判决适用法律是错误的。
3、申诉人在出具给被申诉人《承诺》中并没有同意被申诉人返还投资款请求，只是同意超过约定时间未结清账目，要承担利息违约责任。
被申诉人在一审判决中提供承诺来证明申诉人同意被申诉人退还投资款，是没有事实根据，双方只是约定对这两家公司的账户进行对账，如果没有在约定时间对账的话，申诉人要承担支付利息给被申诉人违约责任，况且这两家公司还没有进行结算，这两家公司是盈利还是亏损，一审、二审判决都没有查清楚，就简单判决申诉人返还投资款，明显是十分草率。
综上所述，为维护申诉人的合法权益，特向贵院提出申诉，恳请贵院支持申诉人的申诉请求，并依法改判。
此致
xx省高级人民法院
申诉人：
年 月 日
常见的股权转让纠纷
(一) 因纠纷而提起的诉讼
1、股权转让合同的违约之诉，主要是转受让双方当事人就股权转让合同所约定的义务之履行和权利之实现而发生的争执;
2、股权转让合同的无效和撤销之诉，主要是公司或公司其他股东就股权转让合同违法、违反《公司章程》或损害公司或其他股东利益而提起的诉讼;
3、股权转让合同生效后，因办理股权工商变更登记而产生的纠纷。
(二) 因假冒公司股东签名非法转让公司股权而引发的诉讼。
假冒公司股东签名非法转让公司股权主要是指公司股东签名被他人冒用，导致其股权被转让并丧失股东身份的诉讼。
(三) 因公司增资扩股而引发的诉讼。
主要包括公司为引进外部资金，控制公司的股东或公司管理人员以公司名义，与公司部分股东或公司股东外第三人签署出资或投资协议，以改变公司股权结构的行为。
表面上看，此类行为虽不直接发生股权转让，但是增资扩股往往会导致公司其他股东权益被稀释，公司控制权发生转移的结果，这在许多地方等同于公司股东权益被转让，所以，这种情况也算是公司股权转让纠纷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
(四) 因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实施了对公司股权进行错误登记或应当进行工商变更登记而不予登记或擅自将公司股东权益进行变更登记等行为而引发的诉讼。
篇5：土地转让纠纷案例
土地转让纠纷案例篇3
上诉人(原审原告)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住所地本市海淀区。
法定代表人李XX，经理。
委托代理人郑瑞，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冯建平，北京市新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住所地本市海淀区祁家豁子华严北里。
法定代表人董XX，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周XX，男，北京市泼发工贸公司副经理，住本市丰台区。
委托代理人阎XX，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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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诉人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因土地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海民初字第3774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以下简称吉安斯中心)之委托代理人郑瑞、冯建平，被上诉人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以下简称大发公司)之委托代理人周以龙、阎XX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4月，吉安斯中心以大发公司隐瞒事实与其签订土地转让合同，使其遭受巨大损失为由起诉至原审法院要求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无效，大发公司赔偿设计费100万元，为履行合同支付的房租、电话费、工资154547元及孽息。原审法院经审理确认双方签订的合同有效，吉安斯中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赔偿经济损失及孽息的诉讼请求，无事实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要求确认合同无效，要求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赔偿设计费100万元、房租、电话费、工资154547元及孽息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吉安斯中心不服，以大发公司在与其签订合同时隐瞒实情，且没有土地使用权为由上诉至本院，大发公司同意原判。
经审理查明，10月6日，大发公司与吉安斯中心签订合同书，根据合同约定，大发公司(甲方)将其所属位于本市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75亩土地使用权和地上建筑物的所有权转让给吉安斯中心(乙方)，计价人民币600万元，甲方负责提供土地使用权现有的有关文件、土地规划所需文字材料，为乙方提供办公用房2间、电话1部;乙方负责筹建敬老院，支付费用600万元及交纳土地过户相关费用，办理土地工程规划要点、建设工程立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负担为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及规划要点前的前期公关费用。乙方如推迟付款期截止到193月20日，甲方有权终止合作，乙方费用自负。若前期工作到位，甲方不与乙方合作，乙方有权不交出批示文本，甲方每推迟搬迁一日，扣罚已付款的千分之一交乙方。同日，双方又签订合同附件一、附件二，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和协作型联营合同(松散型)。在协作联营合同中约定双方联合组成北京吉大联合公司，同时约定了联营项目及双方分工等。在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中，明确甲方将75亩土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所有权一次性全部转让给乙方，转让金额为2505万元(即合同书中的600万元和协作型联营合同中的1905万元)。乙方保证按双方约定于9月30日首次拨款1500元，并同时签订办理过户手续。合同签订后，吉安斯中心于同年9月19日，以大发公司名义向规划部门申报敬老院建设项目。1910月10日，吉安斯中心与中城咨询部签订建设工程设计合同，其委托中城咨询部对北京市碧盛园敬老中心进行工程设计，约定设计费为1的万元，吉安斯中已支付设计费95万元。年11月20日，北京市城市规划局向大发公司发出规划要点通知书。吉安斯中心向市规划局交纳预收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执照费1元。198月8日，吉安斯中心与大发公司又签订“关于合同有关问题的约定”对原合同书有关问题约定的第三条、第五条的修订约定。年11月26日，北京市规划管理局向大发公司发出审定设计方案通知书，对1998年9月17日申报的“北京中咨四方工程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的敬老院工程的设计方法同意在海淀区肖家河按审定事项绘制施工图，在合同履行期间，吉安斯中心未给付大发公司转让费，大发公司亦未将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交予吉安斯中心。吉安斯中心法定代表人李XX曾于1997年11月5日，从大发公司借走农林办京政农发(1997)057号文件。又于1998年7月26日，从大发公司取走金鹏公司于1995年7月给大发公司函的复印件、北京市人民政府公文批办单(94年2月3日)一张并写有收据。诉讼期间，吉安斯中心提交了1997年至1998年其单位租房交付水电费、工资表、餐费发票。北京市房屋土地管理局房地权属管理处出具证明：“北京市大发畜产公司位于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的土地为1990年依法征用的土地，权属来源清楚，现正在申办国有土地使用权。 另查，大发公司曾于1994年9月26日与北京市金鹏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简称金鹏公司)签订协议，大发公司(甲方)交给市政府海淀区肖家河75亩地由金鹏公司(乙方)开发建设，为此，市财政局已拨款10 0 0 万元给甲方，其余1000万元待办完全部产权划转及土地变更手续后再拨付。在协议签订前后，金鹏公司先后以土地转让费的名义，向大发公司支付人民币2000万元，金鹏公司付款后双方未履行土地移交手续。1995年7月18日，金鹏公司致函大发公司，要求将75亩土地退还大发公司，同时要求大发公司全部退还2000万元。大发公司未作答复，1997年7月23日，金鹏公司之上级单位北京经济发展投资公司与大发公司就归还2000万元进行了洽谈，会谈纪要称，大发公司将于同年8月底作出还款计划。会谈后大发公司未做还款计划，亦未归还欠款。1999年3月3日，金鹏公司对大发公司提起诉讼，经本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大发公司归还金鹏公司2000万元。
上述事实，有双方当事人陈述、合同书、合同附件一、二、联营协议、京政发(1997)057号文件、批办单、收条、建设工程设计合同、规划要点通知书、发票、(1999)一中民初字第1089号民事调解书等证据材料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根据查明事实，大发公司在本币海淀区肖家河东村甲1号的土地系1990年依法征用的土地，现虽尚未取得国有土地使用证，但其已实际享有该土地的使用权。其公司与吉安斯中心签订的上述土地使用权和地上物所有权转让合同系双方自愿签订，应属有效合同，现吉安斯中心以大发公司没有取得土地使用证，故不享有土地使用权，无权与其签订上述合同的上诉主张，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吉安斯中心提出的大发公司隐瞒原与金鹏公司之间的土地转让事实一节，根据吉安斯中心法定代表人从大发公司借走和取走的有关文件、函件以及吉安斯中心与大发公司在1998年8月仍在继续修订合同的情况，不存在大发公司隐瞒该事实的情况，且大发公司与金鹏公司未实际履行土地移交手续，双方债务纠纷已经本院调解解决，该土地使用权仍归大发公司享有。故吉安斯中心的此项主张缺乏事实依据，本院不予支持。综上所述，原判正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一、二审案件受理费各15783元，均由北京吉安斯科贸中心负担(已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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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中市江城房地产开发公司与中国银行扬中支行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
上诉人(原审原告)扬中市江城房地产开发公司(简称江城公司)，住所地扬中市扬子中路。
法定代表人何XX，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钱XX，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文XX，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原审被告)中国银行扬中支行(简称扬中支行)，住所地扬中市港西南路8号。
委托代理人陈洪平，镇江政和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江城公司、上诉人扬中支行因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江城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钱XX、文XX，上诉人扬中支行的委托代理人陈洪平，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认为：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以及补充协议，合法有效。扬中支行应当按约给付转让费，经确认尚有24.44万元转让费未支付，江城公司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江城公司理应转让无任何纠纷的土地交扬中支行使用，由于江城公司没有处理好征地补偿费问题，致使中行在施工期间受到群众阻挠并支付了征地安置补偿费13.5万元，该费用应由江城公司负担。至于中行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停工等造成的损失28万元与江城公司无因果关系，该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原审法院判决：一、扬中支行给付江城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24.44万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8.9255万元(从1997年6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1999年12月21日止)。二、江城公司给付扬中支行征地补偿安置费13.5万元。三、驳回扬中支行的其他诉讼请求。
江城公司上诉认为：
一、江城公司与支付征地补偿安置费无涉。江城公司通过转让方式从扬中房地产开发总公司(简称地产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此后，江城公司将土地转让给扬中支行，江城公司既不是国有土地出让合同的受让方，也不是土地征用方，不存在缴纳征地安置补偿费问题。
二、被上诉人扬中支行支付的征地补偿安置费事实不清。
原审法院仅凭扬中支行13.5万元的付款凭证即认定该款项是付给当地群众，用于征地补偿安置费不足部分及石闸、披屋等损失，属于事实不清、是非责任不明。应当查清付补偿安置费的依据是什么、原本是谁支付、尚欠多少?
三、扬中支行在一审中的反诉不能成立。
本案的本诉是江城公司起诉扬中支行拖欠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而扬中支行反诉是土地管理部门在征用土地中遗漏了补偿安置费问题，两者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即使拖欠安置费，那是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的事，扬中支行据此对江城公司提起反诉没有事实、法律依据。反诉理由不成立。
据此，江城公司上诉请求，撤销原审判决第二项，驳回一审反诉请求。
扬中支行上诉认为：
一、原审判决认定上诉人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停工等造成的损失与被上诉人无因果关系，与事实不符。理由是：
1.双方地界以江城公司商品房为界，由于当时商品房未建，所以地界不明确。
2.江城公司建设商品房没有按照建筑规范要求让界9米，也未取得政府的规划、施工许可证，属于非法建筑。由于江城公司商品房离界太近，达不到建筑规范要求，导致政府部门重新规划上诉人大楼，收回原规划、施工许可证，造成上诉人的损失。
二、原审判决没有全面保护上诉人的合法权益。
一审过程中，上诉人增加诉讼请求，要求江城公司分摊径深8.5米的土地使用费，原审法院没有支持。根据建筑规范，江城公司建房必须离界9米，其只离界0.5米，江城公司实际与上诉人共同使用了径深8.5米的土地，江城公司应当分摊土地使用费。
据此，扬中支行请求二审法院撤销原判，依法改判。
经审理查明，1994年6月，地产公司经扬中县土地管理局批准征用了扬中县三茅镇建设村6组(简称建设村)土地10.901亩(即8-58号宗地)，用于开发商住楼。
1994年12月，江城公司与地产公司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地产公司将扬中市扬子中路电视台西侧8-58号宗地转让给江城公司。土地使用权转让后，江城公司领取土地使用权证。
，扬中支行与江城公司协商土地转让事宜。195月6日、7月24日，经扬中支行申请，市政府就该宗地转让的费用、土地使用权变更手续等事宜召开了协调会，并达成一致意见，江城公司转让部分土地给扬中支行。
年11月5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填写了地籍调查表，确认了双方的地界，东：广播电视局;西：翠西北路;南：扬子中路;北：江城公司商住楼。
1997年4月14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正式签订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合同约定了以下条款：1.转让面积5549.3平方米，转让年限40年，转让费金额187.25万元。2.关于违约责任，约定：如扬中支行逾期付款，每日按应缴纳费用5‰给付滞纳金。如因江城公司的过失致使扬中支行延期占用土地使用权的，则转让期限相应顺延，同时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
同日，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又就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达成补充协议，明确：扬中支行应付江城公司征地款利息104.9万元，图纸费、补偿费、地下管通费、征地补给费、劳力安置费、排水费、代垫的投资方向调节税等93.1万元。 合同以及补充协议签订以后，至1997年6月9日止，扬中支行总计支付转让费360万元，尚欠江城公司24.44万元没有支付。
1998年4月，扬中支行取得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开始施工建造办公楼。
施工过程中，建设村六组村民阻止施工，要求扬中支行补偿有关费用的不足部分13.5万元。
1998年6月4日，扬中支行向建设村民委员会支付了上述款项。
1998年6月7日，扬中市建委向扬中支行发出停工通知，原因是：1.建设单位未领取工程施工许可证;2.该工程施工放线未经规划管理部门核准，擅自施工，且擅自改变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确定的内容。同时，扬中支行领取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被收回。
1998年8月28日，扬中市政府召开协调会，要求扬中支行到规划部门重新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经规划部门现场验线后方可开工。
1998年9月4日，扬中支行领取了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同年9月21日，扬中市建委重新核发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工程恢复施工。
以上事实双方当事人没有异议。
本案争议焦点是：1.江城公司应否承担扬中支行向建设村支付的13.5万元?2.扬中支行建设工程停工、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是否由江城公司造成，损失应否由江城公司赔偿?
围绕第一个争议焦点，扬中支行举证认为，该款项是征地补偿款，应由江城公司向被征地单位建设村支付。对此，扬中支行提交了下列证据：1.建设村委会收款凭证以及情况说明;2.转让合同补充协议。
江城公司质证认为，征地安置补偿费应当根据法律规定支付，扬中支行支付上述费用没有依据。扬中支行所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江城公司有义务支付13.5万元，证据1只能说明扬中支行与建设村协商一致支付了13.5万元，证据2证明江城公司与扬中支行土地转让费用的构成。
江城公司举证认为：其转让给江城公司的土地是从地产公司受让取得，地产公司作为征地单位已经支付了征地补偿款。对此，江城公司提交了以下证据：1.扬中市国土管理局征地批复和建设用地批准书;2.国土管理局与建设村征地补偿协议;3.地产公司与国土管理局征地费用包干协议;4.江城公司与地产公司土地转让合同。
对以上证据，扬中支行质证认为，根据以上证据，征地补偿协议的主体是国土管理局，而不是地产公司。
对于争议的第一个焦点，本院认为，根据江城公司提交的证据证明：8-58号宗地原是建设村集体土地，地产公司经批准征用办理了出让手续后又转让给江城公司。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用地单位应当依照国家法律以及有关规定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产公司在征地过程中，通过土地管理局与建设村订立安置补偿协议，对建设村进行了补偿。扬中支行在建房过程中，又支付给建设村13.5万元，因地产公司、建设村未参加诉讼，根据现有证据无法判断13.5万元款项的性质、构成以及支付的义务主体，即：1.该款项是否为原征地补偿协议约定应由用地单位支付，但有义务支付的单位未向建设村支付?2.该款项是否属于虽未在征地补偿协议中约定，但依法应当补偿的费用?3.该款项是否属于建设村单方提高补偿标准而发生，扬中支行为平息事端自愿给付?因此，对于江城公司应否承担扬中支行向建设村支付的13.5万元费用问题，因涉及地产公司、建设村等其他诉讼主体，该项反诉请求，不符合反诉条件，不应并案审理，扬中支行应另行起诉。
围绕第二个争议焦点，即扬中支行建设工程停工、因规划变更修改图纸是否由江城公司造成，损失应否由江城公司赔偿问题，扬中支行举证认为其停工和变更设计是江城公司的下列行为造成：1.双方在确认以江城公司商品楼为界时，江城公司商品楼未建，因此地界不明;2.江城公司未按规范建房，造成停工并重新规划设计。对此，扬中支行提供的证据是：1.扬中支行建房批复;2.建房示意图;3.停工通知。 江城公司质证认为，停工通知清楚地载明，停工的原因是建设单位自身的原因造成，停工与江城公司无关。至于规划变更，是政府规划的需要，也与江城公司无关。对此，江城公司提交了政府会议纪要。该会议纪要载明，扬中支行综合楼必须服从规划并进行调整。
对于争议的第二个焦点，本院认为，扬中支行综合楼停工是扬中市建委发出停工通知并收回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设计变更是服从政府的规划要求，以上均由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因此扬中支行的该项请求不符合反诉条件，扬中支行对因政府的行政行为造成的损失应当提起行政诉讼。扬中支行上诉请求判令江城公司赔偿损失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江城公司取得土地使用权以后，经政府有关部门同意将土地使用权转让给扬中支行，转让行为符合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暂行规定和房地产管理法的规定，因此，双方签订的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有效。扬中支行应当支付尚欠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款24.44万元。江城公司的该项诉讼请求应予支持，原审判决的第一项应当维持。
关于扬中支行的原审反诉请求，1.请求判令江城公司支付13.5万元征地补偿款，2.请求判令江城公司赔偿其因红线移动和修改图纸造成的损失28.03万元，以上请求1涉及其他诉讼主体：地产公司和建设村，应当另案起诉;请求2系因政府的行政行为所致，应当提起行政诉讼，故扬中支行的反诉均不符合反诉条件，原审法院认为反诉原告的反诉成立且并案审理，系适用法律错误，因此原审判决的第二项、第三项应当撤销。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一、维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即扬中支行给付江城公司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费24.44万元及逾期付款滞纳金8.9255万元(从1997年6月22日起，按每日万分之四计算至1999年12月21日止)。
二、撤销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镇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第二项、第三项;
二审案件受理费16062元由扬中支行负担。
篇6：土地转让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
上诉人(一审原告)：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昆明市西昌路204—206号。
法定代表：陈美莉，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马怀德，北京市杰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李梦欣，北京市尚龚律师事务所。
被上诉人(一审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住所地：昆明市拓东路118号。
法定代表人：周峰越，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熊斌，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金曦，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律师。
一审第三人：昆明市盘龙区人民政府东华街道办事处。住所地昆明市白龙路19号
法定代表人：华丕瑞，该办事处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磊，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律师。委托代理人：袁仲斌，建纬(昆明)律师事务所。
4月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恒利公司)投巨资建盖翡翠大楼，大楼才开始建盖时，就有群众向12345市长热线进行举报，市长热线将这一案件交给了昆明市规划局查办，之后昆明市规划局又收到了市信访办转来的一份紧急报告，进一步点明了大楼是无证建盖。昆明市规划局立案调查后，于207月27日下达了停工通知，可大楼的施工没有停止。
年10月12日，昆明市规划局依据《“12345”市政府市长热线受理交办件》和中共昆明市委、昆明市人民政府《信(访)事项转办函》，经现场勘查测绘后以第三人东华街道处在小龙路建设面积为14 953.44平方米的六层综合楼(地下一层建筑面积2469.28平方米;地上五层建筑面积12 484.16平方米)，未经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审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三十二条、《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属于违法建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云南省城市规划管理条例》四十一条的规定，作出了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的决定，认定办事处“在小龙路建设的六层综合楼，属于违法建设”，限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于2006年10月31日前自行拆除违法所建的综合楼工程。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不服，以小龙路综合楼是自己投资建设的，被告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越权行政，侵犯了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的合法权益为由向高院提起行政诉讼。诉求依法撤销被告昆明市规划局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将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判令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于10月11日以市规()217号《昆明市规划局关于撤销<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昆规法罚[2006]0063号)决定》，撤销了被诉具体行政行为。
【法院判决】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有的权利。被告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的权利，程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的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且只有在违法建设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况下才能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被告昆明市规划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本案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者是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及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
本案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证据不足，程序违法，应予撤销，但在诉讼过程中被告昆明规划局已经作出了撤销决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原告不撤诉，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认为原具体行政行为合法的，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的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作出确认其违法的判决。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已由被告昆明市规划局自行撤销，因此，原告昆明威恒利公司“请求判令将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主张不能成立。判决确认被告昆明市规划局2006年10月12日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驳回原告昆明威恒利商贸有限责任公司要求判令将昆明市规划局的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诉讼请求。
昆明威恒利公司不符一审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称：涉案工程系政府工程和政府招商引资项目，没有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必须拆除处理的地步，被诉行政行为显失公正，一审判决仅确认被诉行政处罚决定违法是不够的，应当从保护当事人信赖利益的角度对显失公正的处罚决定予以变更。诉求撤销一审的第二项判决，判令昆明市规划局将其处罚决定变更为罚款补办手续。
最高法院二审认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权利，一审判决认定程序违法，并无不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据此，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且只有在违法建设达到“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情况才能作出限期拆除的处罚决定。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者是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及小龙路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一审判决认定作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主要证据不足，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一审诉讼过程中，昆明市规划局作出了撤销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决定，昆明威恒利公司不撤诉，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确认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违法的判决，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解释》第五十条第三款的规定。上诉人昆明威恒利公司要求判令昆明市规划局将其处罚决定变更为罚款补办手续，因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在诉讼过程中已由昆明市规划局自行撤销，一审判决驳回其该项诉讼请求，并无不妥，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综上，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判程序合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第六十一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例启示】
本案是昆明威恒利公司以规划局的行政处罚决定认定事实不清、程序违法且越权行政，侵犯了原告的合法权益为由对昆明市规划局提起的行政诉讼。由于本案涉及到法院对规划局处罚行为的合法性的审查，以及规划局在一审期间撤销了该处罚决定，且涉案标的额高，社会影响较大，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也值得我们深思。
(一)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
行政机关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合法性，还要考虑合理性，尤其是行政处罚牵涉到行政相对人的实体利益，但是在行政诉讼中，法院只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予以审查，而不需要考虑该具体行政行为的合理性。本案中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该规划局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问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规划法》第四十条的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影响城市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处罚款。”规划局的处罚决定存在以下两点不合法之处：第一，处罚的对象不合法。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的处罚对象是违法建设的建设者，而该处罚决定的对象东华街道办事处并不是该违法建筑的建造者，该建筑的实际建造者是原告威恒利公司，所以该处罚决定的处罚对象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这也是昆明市规划局在一审期间撤销该处罚决定的主要原因。第二，拆除该楼不合法。根据以上规定，违法建筑是否需要拆除判定的关键就在于：该建筑是否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程度。对于“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界定，事实上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标准，行政机关对此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是其自由裁量必须基于已有的证据。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机关对其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负有举证责任，而法院认定昆明市规划局所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违法建筑小龙综合楼的建设已经达到了“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事实。所以昆明市规划局对该建筑作出拆除的处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二)规划局作出处罚决定的程序性问题
行政处罚的作出不仅要依法有据，还必须遵循法律规定的程序，《行政诉讼法》就作出了规定，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的，判决撤销或者部分撤销，并可以判决被告重新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一条也做出了规定：“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证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和申辩，行政处罚不能成立;当事人放弃陈述或者申辩权利的除外。由此可见，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的程序合法性将直接影响该行政行为的成立与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被上诉人昆明市规划局作出昆规法罚(2006)0063号行政处罚决定之前，没有告知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作出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第三人东华街道办事处依法享有权利，在程序上是不合法的。
(三)关于变更处罚决定为罚款并补办手续的问题
本案中，原告诉求法院依法撤销被告昆明市规划局昆规法罚(2006)0063号《违法建设行政处罚决定书》，判令将处罚措施变更为罚款并补办手续。至今该大楼的建设仍未经任何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性质上仍属于违法建筑。由于昆明市规划局在一审期间撤销了其处罚决定，所以该处罚已不存在，当然也就无法变更了，自然也不存在补办手续的问题。而是否对该违章建筑罚款是规划局的职权范围，法院无权直接指令。至于补办手续的问题，是要先由当事人自行向规划局提出申请，再有规划局依职权作出决定，不属于法院的审查范围。所以法院判决驳回这一诉讼请求，并无不妥，当事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
篇7：土地转让纠纷案例
【案情简介】
上诉人某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某公司)为与被上诉人某某房屋土地资源管理局(以下简称某某房地局)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一案，不服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00)沪高民初字第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经审理查明：1992年6月8日，中美联合信托公司(以下简称信托公司)、上海新城房产企业公司(以下简称新城公司)、上海市虹口区房屋综合开发经营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公司)与某某房地局签订沪土(1992)出让合同第13号《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A地块出让合同)约定：信托公司、新城公司、开发公司以4，205，800美元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获得上海市吴淞路31号街坊A地块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权期限自1992年8月15日至2042年8月14日止。1993年2月24日，信托公司、新城公司与开发公司经当地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投资组成合资企业某某公司，上述A地块土地使用权即转为某某公司。1994年9月10日，某某公司与某某房地局又签订沪土(1994)出让合同第75号《上海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以下简称B地块出让合同)约定：某某公司取得上海市吴淞路31号街坊B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某某公司如不按与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虹口区政府)签订的《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支付费用，某某房地局有权解除本出让合同，已付的土地出让金不予退还。同日，某某公司与某某房地局签订《A地块出让合同备忘录》载明：双方同意将A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期限延长至2043年10月8日止，与B地块土地使用权期限相同。同年9月9日、9月10日，某某公司分别与案外人虹口区政府签订《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合同》、《补充协议》、《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约定了虹口区政府的拆迁范围、拆迁期限、拆迁费用数额及违约责任等事宜。在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履行上述合同、协议过程中，某某公司发现受让的地块存在民防工程。
1996年10月，某某公司以虹口区政府违反《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合同》及《补充协议》约定的拆迁期限、且在拆迁过程中发现该受让的土地存在民防工程为由，向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依法解除拆迁合同，由虹口区政府返还其支付的动迁费，并支付违约金、设计费、勘察费及A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减少等损失。
【法院判决】
1、一审判决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
(1)合同性质。某某房地局代表国家以合同形式将讼争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给某某公司，双方因土地使用权合同权利义务履行而发生的纠纷，属于平等主体间的民事纠纷，某某房地局要求以行政合同定性，不予支持。
(2)诉讼时效。某某房地局就某某公司诉讼已超过时效所提供的证据为复印件，依法不能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即便某某房地局提供的虹口区民防办谈话通知书能证明某某公司已于1995年1月12日知悉讼争地块有民防工程，但是，早在1996年11月1日，某某公司已提出质疑，因此，某某房地局认为某某公司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的理由不能成立。可认定某某房地局出让给某某公司的地块是有瑕疵的，对此，依法应由某某房地局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3)合同效力。已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1998]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可以确认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的《拆迁合同》等有效，并继续履行。而《拆迁合同》又是本案B地块出让合同解除与否的前提，且某某公司关于解除本案讼争合同的主张，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解除条件，因此，对某某公司请求解除B地块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合同及返还土地出让金的请求，不予支持。
(4)责任承担。对某某公司提出的赔偿经济损失的主张，因民防工程拆除费用为49，511.98元，应由某某房地局承担。已生效的民事判决书确认某某公司在委托拆迁及市政配套方面也存在违约，因此，某某公司的违约行为亦是造成其土地开发工作闲置的原因之一，某某公司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某某房地局提供的土地存在瑕疵，土地使用权又是有价值的，故可延长土地使用权年限来折价赔偿。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9月18日以(1996)沪高民初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有关上海市吴淞路31号街坊B地块的《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及《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合同》有效，继续履行;二、虹口区政府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付某某公司赔偿金2，645，912.13美元;三、虹口区政府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赔偿某某公司受让的A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减少损失130，146.91美元;四、某某公司的其它诉讼请求不予支持;五、某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支付虹口区政府委托动迁费7，170，505美元，并自1997年6月17日至本判决生效之日止以7，170，505美元为总值按每日万分之三给付滞纳金。
某某公司不服一审法院判决，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称：某某房地局出让的A、B地块存在民防工程，致使其不能达到签订土地出让合同预期的经济利益，某某房地局应当赔偿土地出让金、拆迁费、工程设计费及利息等经济损失;中南会计师事务所对其受让的A、B地块拆除民防工程费用评估为49，511.98元，并非实际发生的费用，该费用的数额应当以实际拆除所发生的费用损失为依据。为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法院判决，依法予以改判。某某房地局答辩同意一审法院判决，请求二审法院予以维持，驳回某某公司的上诉请求。
2、二审判决
最高法院审理认为：
某某公司在二审期间申请追加某某房地局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实际是对双方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有争议，属于另一个性质的法律关系，不属于本案第三人。由于虹口区政府并非在合同约定的14个月内完成拆迁，某某公司根据不安抗辩和同时履行抗辩的原则，有权延迟付款。在某某公司诉讼后，虹口区政府在一审法院开庭时才主张已经完成拆迁，且双方对拆迁范围存在争议因此，在法院没有做出判决上的认定前，不能以开庭日作为已经履行的日期，应当以法院判决生效的日期作为某某公司付款的日期，一审法院判决某某公司自1997年6月17日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7，170，505美元为总值每日按万分之三给付滞纳金，缺乏依据，依法应当纠正。
据此，最高法院判决：
一、维持原判(一)、(二)、(三)、(四)项。
二、变更原判第五项为：某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10内支付虹口区政府委托动迁费7，170，505美元。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某某公司依据与某某房地局签订的《A地块出让合同》及《B地块出让合同》的约定，缴纳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某某房地局依约交付了出让的A、B地块，且某某公司对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其解除土地出让合同的主张及以延长某某公司受让的A、B地块土地使用权年限作为某某公司使用土地年限减少的损失之判决没有提起上诉，因此，某某公司上诉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其土地出让金及利息，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某某房地局与某某公司之间不存在拆迁补偿的法律关系，在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履行《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及《虹口区大市政配套费的合同》中，由于虹口区政府对B地块逾期拆迁，导致某某公司已经受让的A地块延期开发建设，为此，最高院已经判令虹口区政府偿付某某公司赔偿金2，645，912.13美元，赔偿某某公司A地块土地使用年限减少的损失130，146.91美元。某某公司与虹口区政府之间的拆迁合同合法有效，已经履行，因此，某某公司主张某某房地局支付其拆迁费及利息损失，缺乏依据，不予支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及《上海市民防工程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民防工程系防空设施，不得擅自拆除。拆除民防工程必须由用地单位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拆除。某某公司至今尚未向有关民防部门提出拆除民防工程的申请，该工程项目用地至今亦尚未开发建设，且本院(1998)民终字第161号民事判决已经认定：“某某公司在委托拆迁及大市政配套方面也存在违约”，因此，某某公司的违约行为亦是造成其土地开发工作闲置的原因之一。某某公司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工程设计费、工程款等费用，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足，本院不予采纳。
因某某公司没有办理拆除民防工程的报批手续，民防工程尚未实际拆除，一审法院委托中南会计事务所对该民防工程的评估结论，应当作为某某房地局支付某某公司拆除民防工程费用的依据，某某公司以中南会计师事务所评估非实际发生的费用为由主张某某房地局再行支付民防工程的拆除费用，没有事实根据。一审法院根据某某房地局在履行双方签订的《A地块出让合同》及《B地块出让合同》中，没有将某某公司受让的土地存在民防工程的现状告知某某公司的违约事实，判决由某某房地局赔偿某某公司受让取得的A、B地块使用权年限，即从2002年1月1日起算持续50年，某某房地局已经承担了相应的违约责任，某某公司没有举证证明其他实际经济损失发生的事实，本院不予认定。
综上，一审法院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当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2年6月20日以[2002]民一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571，410.30元，由某某公司负担。
三、案件启示
本案涉及国土局出让的土地存在瑕疵，其违约责任的认定及处理的问题。双方的争议焦点是：(1)某某房地局出让给某某公司A、B地块存在民防工程，这一瑕疵是否构成违约;(2)上海房地产是否应向某某公司支付土地出让金、拆迁费经济损失。但是案件却上诉到最高法院，而且一审与二审的判决也存在不少差异，这其中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一)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的性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第8条和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7条的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是指国家以土地所有者身份将土地使用权在一定期限内出让与土地使用者并由土地使用者向国家支付土地使用权出的行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为民事合同还是行政合同，在学术界存在争议，如果说出让合同是民事合同，那么土地管理机关作为合同当事人常常是拥有实权并凌驾在另一方当事人之上;如果说该合同是行政合同，又不利于保护行政相对人，而且国家也可以作为特殊的民事主体。从保护合同相对方的角度出发，应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为民事合同，视为国家行政管理机关代表国家，作为土地所有者，将土地使用权转让或出让给土地使用者，性质上为商品买卖。另外，2001年1月1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试行)的通知》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民事案件案由，因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纠纷属于民事纠纷，应由民事审判庭负责审理，更为恰当。
(二)某某房地局出让的土地存在瑕疵是否构成合同违约
既然《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为民事合同，那么就可以适用《合同法》，《合同法》107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规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2001年7月1日起施行的《上海市土地使用权出让办法》第16条也规定“出让人应当向有意受让土地使用者提供……(六)出让地块的地面现状……(十三)其他有关资料。”根据上述法律、规章的规定，作为合同一方，国家负有告知土地受让者土地现状、保证出让的土地不存在瑕疵的法定义务。本案中，某某房地局与某某公司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没有履行告知某某公司受让的土地存在民防工程这一法定义务，因此，其行为已经构成违约，而且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其以不存在违约为由，拒绝承担违约责任依法无据。
行政主体在于民事主体签订合同时，往往因为自身拥有一定的行政权而凌驾在合同的另一方之上，在履行合同时也未能够尽心尽责的履行合同义务，但是作为平等的主体，行政主体作为合同的当事人时要做好角色定位。
(三)应否支持某某公司有关土地出让金及其他经济损失的诉讼主张
第一、关于赔偿土地出让金的住张。1990年5月19日国务院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低50条规定：“依照本条例收取的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列入财政预算，作为专项基金管理，主要用于城市建设和土地开发。”同时，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6条规定：“土地使用者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支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的，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必须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未按照出让合同约定提供出让的土地的，土地使用者有权解除合同，由土地管理部门返还土地使用权出让金，土地使用者并可以请求违约赔偿。”本案中，某某房地局与某某公司签订的土地出让合同合法有效，而且，某某公司交纳的土地出让金已经列入国家财政预算，用于土地开发和城市建设，某某公司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其土地出让金的主张依据不足，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赔偿拆迁费用的主张。本案中，某某公司与某某房地局之间没有拆迁合同关系。案外人虹口区政府与之有拆迁合同关系，但也已经承担了违反《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逾期拆迁给某某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某某公司由此遭受的经济损失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救济。另外，某某房地局在履行双方签订的《A地块土地出让合同》、《B地块土地出让合同》中，所出让的土地只是存在瑕疵，合同大部分已经履行，而非根本性违约。而且，生效的民事判决认定某某公司在履行《委托拆迁和市政配套合同》中也存在违约行为，这也是不能及时开发某某公司所受让土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某某公司上诉主张某某房地局赔偿上述经济损失，不予支持。
(四) 中南审计事务所出具的评估报告能否作为上海房地产赔偿某某公司民防工程费用的证据
具备相应资格的鉴定单位或评估单位，通过合法的鉴定或评估程序而做出的相关结论，应否作为人民法院认定事实的证据，这涉及到法院对证据采信的问题。不具备资格的机构或不按法定程序做出的结论当然不被采纳，而合资格的机构按法定程序做出的结论一般是应当采纳的，当然法院在对评估结论怀疑的情况下可以重新鉴定。
本案中，某某公司没有依据当地有关部门的要求申请报批民防工程，使得A、B地块存在的民防工程没有拆除，在此情况下，一审法院委托中南审计师事务所评估该民防工程拆除的价格，而且某某公司对中南审计师事务所的评估主体资格、评估程序以及评估结论均无异议，因此该事务所所作的评估结论理应作为某某房地局支付某某公司民防工程拆迁费用的证据，应予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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