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启蒙老师白广印，从1973年春到1978年夏，我的小学阶段基本上是他教的。他文化程度不算高，最大也就初中毕业吧，民办教师，我村的人，但工作很认真，人缘也好，故在粉碎“四人帮”后，还被西安市委授予“优秀教师”称号，“农转非”了呢。在当时可谓摇响了铃。
在他当班主任期间我总是班长，也算他的得意门生。在公社组织的一次文化课抽考中，有道数学题全学区只有我做对了，令我名声大振，给他脸上也增光不少。他很爱我，对我的学习也费尽心血。为了提高我的作文水平，他搞到不少高年级的作文让我抄。我当时很不明白，凭什么你白老师剥削我让我替你抄东西？后来才明白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的道理，他不是让我给他抄资料，而是让我给自己积累资料。由于抄了那些文章里有不少精彩句子，如描写下雨前情景的，什么“电鞭划破长空”啦、“瓢泼大雨倾盆而下”啦、“霎时地面积水成渠”啦等等句子我都熟记烂背于心，日后的作文我便得心应手多了。现在想来，我能写出些像样的作品，还真得益于他给打下的基础呢。
他给我作文的帮助还表现在教我读报学课外知识上。大约在小学三年级吧（1976年），他要求我们能定起报的同学几人合订一份《西安日报》，课余时间读报学习，把好的文章诗词进行摘录，他还把其中好的文章组织大家在课堂上学习呢。记得有篇写小学生生活的小报告文学《芹芹和二牛》，他就在班上给大家念得津津有味，我也兴奋得在下边念，他就说，要么让白来勤给大家念。他还鼓励我参加公社组织的征文活动，只说这对我有好处，却没说清究竟有什么好处，年少的我也没将此当回事。
后来，当我们听说他要转公办老师、调离我们学校，心里都很难过，班级同学的思想还形成一些波动。因为那时我们正上五年级，眼看就要参加升学考试，他便在课堂上对我们讲，没事的，同学们，大家安心学习吧，我会将你们送到初中才离开咱学校。果然，他在我们新王村小学坚持了一年，看着我班的26名同学一个不落的考上初中，才如释重负的走向新的工作岗位。如今，听说他在街道办文教科供职。多年不见了，不知他可安好？
曾担任过我小学班主任的老师还有王振斌先生、田月亭先生、李国珍先生，除王先生外，大都只代了几天课。王先生是我们二年级时的班主任，他大大的个子，写得一手仿宋大字。他是我村人，民办教师。人是个好人，很正直，我村的这所小学就是他参与创建的，尽管教学能力很有限，但他尽心尽力，也教给了我们不少做人的道理。由于种种较为复杂的原因，他在后来清理民办教师时，被清理出教师队伍，回到村里仍不忘助人为乐，在村人的红白喜事上当执事头儿。我至今很难想象，当他离开自己亲手参与创建的这所乡村小学时的心情。最终于12年前在村中心情非常不爽的去世了。
田先生棋琴书画样样精通，是我儿时最敬慕的老师之一，我的整个小学阶段的美术音乐课都是他代的。他个子不高不低，略显清瘦，厚厚的眼镜片遮住他细小的眼睛，衣着很朴素，他只给我们代了不到一月的课就由王先生当我们的班主任了。他也是民办教师，听说田先生后来在乡中心小学当了副校长,最后也“农转非”了。
李国珍先生是外地人，瘦高个儿，戴眼镜，隶书写的特别棒，特别是写“小学”的“学”字，那弯勾很有特色，我一眼就能认出是他写的。他是位公办教师，外地人。李先生听说最后由区教育局机关退休。
李彦西先生是我们小学的第一任校长，一位老革命，解放初长安县皇埔乡第一任乡长，有着颇具传奇色彩的经历。他人很和蔼，他认为孩子天性好动，要让孩子发挥其天性，在快乐中学习、成长，学生们都喜欢他，因为他经常给我们讲革命故事特别是他的反特故事，给学生理发。记得在“学黄帅、反潮流、批师道尊严”的学生运动中，没一个学生给他写大字报。今年80岁了，退休在家。身体仍很好，见我后依旧讲他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经历，讲做人处事的道理。
王正荣老师是我们小学的第二任校长，戴眼镜，极似电影《决裂》中的孙子清教授。他曾亲自为我掏耳屎，令我至今难忘。后来当我高考落榜在一乡村小学当代理教师时，他又调任我所在的学区党支部书记。谈起当年教我们时，感慨良多。1986年秋，我经考试被某金融单位录用将离开教育战线时，他竭力说服当时的校长为我开欢送会，鼓励我在新的单位再立新功。后来他还热情的为我介绍对象，令我感动。现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我的小学老师文化程度都不高，但他们都很敬业。“一树蓓蕾莫道是他人子弟，满园桃李总看作自家儿孙”。他们像蜡烛，常常含着欢喜的泪水，祝贺自己把生命化为光辉。老师，你虽只有一滴水，却让我们看到了太阳，却让我们想到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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