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一个人的成长，是否总与一个具体的地名有关，就我三十多年的生活体念来说，应该是有的。这正如一场盛大的电影，情节的错综复杂总离不开导演虚掩在幕后的指导。导演也是一个名词，然而另一个名词——地名，是我从那一段时光中抽身出来好久之后，依旧牵扯着，或者指挥着我的——我的家乡。把一个人局限在一个地方，无疑是堕落的，有某种囚禁或者执迷不悟的意味。
——题记
一
杨埠村有座不起眼的桥，叫杨埠桥，一个村民组因桥得名。十里之外若问路人问起这座桥名，没人知道。换一个名堂问起，银珠塔，对方便会恍然大悟，哦，有那个地方，手指会伸向西北的重山叠翠之处。这太有趣了，一个村，集几千人之众，名头竟不如一个缺乏实物（指塔本身）的屋场来得响亮。更有趣的事情还有，问“就是那个祖传中医蔡奶奶的村子”时，结果是一样的出乎意料。银珠塔太大了，一百多份人烟，祖上也实在爱热闹，簇拥在一个天井之下，黑暗，仄逼，潮湿和混乱。我出生的时候，家已经搬出了银珠塔。我有必要提到这个名字，不是说我对某个地方盛名之下的鼓吹，更不是屏弃，而是从身份认证的立场开始，让自己有一个确定出处——一个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的人，很容易对出生背景形成考问和怀疑。人们纷纷从银珠塔拆迁出来，以示求新和独立。一个只有历史重量的名称不足框定分散以后的格局，东西南北各成气候，所以也各自命名为东头组，西头组，搬到银珠塔对面山脚的塔脚组，靠近杨埠桥的叫桥头组。盛名就这样被分割掉。现在的银珠塔，除了塔久已淹没在史书当中，人呢？也从一种意识形态当中找到了释放，我能理解的，相似于白蛇传中的雷峰塔的倒掉，一个个都变成了自由的白蛇身。
我就读于杨埠小学的时候，一位老师曾经充满发誓气概的说，要是银珠塔的学生能够升学中皇榜，他头顶地前来吃喜酒。那是一个民办老师，却声名远播，文能绣花，书法和替人保媒（成功率极高），武能炼铁成金。满天下的桃李总从四面八方赶回来探视于“闺中”。他的话我不得不听，也不得不信。我所熟知的60后、70后出生的数十众后生，考取中专两人，塔脚的当了老师，桥头的作了医生，东头和西头组还生根在塔基上，一个跳出龙门的都没有。桥头后来又陆续出了两名大学生，那已经是老先生退休之后的事情。所以他的话是算数的，灵验了。
他的话像是一种诅咒。
二
我一出生，随父亲的入赘便改了姓氏。这对于杨埠桥是一种异数，对于曾祖父下的族系分支来说也是一种异数。奶奶经常怨言，是曾祖父种下的因果，他在世的时候，在堂前东边种下的栗树长成了参天大树，在堂前西边种下的板栗树干高不及两米。这是一个长江东流入大海的暗喻，肥水流入了东家的田。奶奶和母亲经常呆坐在板栗树下叹息，一叹叹到天凉。天凉时节的一个早晨，板栗树挂满刺疙瘩，狗在树底下狂吠，我啼哭着出生在堂前西头。我泼皮，并且成长得很快。经常带着西头的堂妹在她们家门前的栗树下玩，甚至攀上高枝，将小指头大小的栗子摘满口袋。那小玩意儿栗子，可以炒来食用，香浸舌喉。在炒之前，生的还可以插上竹签，在平地上转成陀螺。对于我们，它简直就是充满趣味和诱惑的尤物。堂妹们爬不上粗壮的栗树，我盛气凌人的欺负她们，我生下来就是个喜欢欺负女孩子的坏蛋。
某一年冬天，堂妹家的栗树不再是常青树了，掉了个光头，春后死掉。这并没有妨碍堂妹妈妈，我叫她阿姨的女人一个接一个的，为她们添加了两个妹妹。正值计划生育政策抓紧，再不能往下生了。所谓树倒猢狲散，我的，属于那棵树的快乐结束了。树桩还在，成了栓牛桩。我不敢再靠近那墩树桩，因为我第一次看见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趴在树桩上哭，没有眼泪，哭声泥浆一样浑浊，粗粝沙哑有破碎感，然后他抹一把干涩的眼，看见我站在不远处，眼球红得像烁炭，想要点着我。
我们家的板栗树看上去老了，但它依旧茁壮。剩下的童年，我数着板栗回忆流失的快乐。摆弄的板栗，像极了牌桌上的筛子，丢奇数偶数是不确定的，同样一个家庭生男还是育女，人无法算计。有些人想不明白，我尚幼，也想不明白，想了好多年。
三
奶奶是个好强的人，父亲又生性刚烈，具有奴性的母亲自然约束不了。老虎在笼子里面总是咆哮得更厉害，况且笼子门没上锁，于是老虎破门而出，闯荡到更开阔的地方去了。父亲就是那头老虎。他是只不往巢穴里衔食物的独虎。
母亲带着雌雄两只虎崽，疲于生计。
贫穷太漫长了。我记不清我们吃过几顿肉。猪油也匮乏，常年闻着菜籽油吃饭，我都听腻了。如今没有人理解我反感植物油的原因，红烧肉当前我也从来不表现出君子风度。对那段时光的回忆，我总会想起解放初流传民间的一句顺口溜，“正月素肉肥肉两边扒，二月菜里寻油渣，三月箩里孩子哭妈妈”（注：正月从肥肉里找素肉。箩，竹制摇篮）。那也是一段时间里我们生活的写照，念起时，心头总涌满酸楚，眼眶潮湿。两个场景我一直记得。一晚，菜是三碗，香油炒白菜，香油炒韭菜，咸萝卜。我吃了少量的饭，把碗筷使劲往桌上一推，冲着桌子喊，吃不饱，吃不下，人又不是木头。母亲坐一旁，碗筷也在手里，木头一样，听。我开始以为她是装着没听见，我继续喊，数落这样数落那样。母亲本来就是一个言语不多的人，此时，静静的听了一段，然后只能点头，我埋怨父亲的同时也埋怨她，她也点头，点得那么认同。昏暗的煤油灯，我看不见她的眼睛是否湿润，久了，才感觉自己的面岬有液体，是热的液体。于是我将头转向黑暗，黑暗的墙上有一扇窗，灯光贴着我的耳廓照着窗外的树枝，扑朔迷离。到了半夜，我穿着背心裤头，跟着她，到河沟里挑水浇灌干枯的田。经过那次，我不再埋怨，我总是笑对母亲，觉得我的微笑是属于大家的，最后的快乐。大概到了冬天，放学，挑水将水缸填满，然后将牛从牛栏牵入屋内，添了草，我还没走进厨房，一股有别于往常的香油味扑面，里面洇散弥漫，我嗅着鼻子，抄着手走进去。母亲以为塑料油桶内剩油几无，往锅里倒，一大块黑乎乎的油垢滑进锅里，显然这是她没想到的，试图用铁铲重新装进油桶内，没有成功，索性将切好的萝卜倒进去。那一锅烧萝卜就是当晚的红烧肉，确实好吃，成为那晚幸福记忆的一部分。
我练得一身做庄稼的好把式，后来却与农活擦肩而过，太可惜了。现在经常这么想。我长得和那匹逍遥的老虎一样壮观，完全能够应付农耕时期的各种主要靠力气成就的活。别人对我评价中肯而动听，但是我自己清楚，养份的供给不足，破衣烂衫里头包裹的只是宽阔的骨架。我经常觉得乏力，如今依旧觉得乏力，乏力成了我精神或者骨髓里的常态，从青春期开始延绵不绝。这也为我提供了一种借口——我不止一次的去咨询过远近闻名的蔡奶奶，像英文（Gotoseedocter）可以直接翻译成去看医生，我就是去看望那个老人家，与看病其实无关，长大后的自己已经是医生了。
四
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蔡奶奶的药房和学校一墙之隔。药房的窗口正对着学校的回廊，煲药的弥香在校园内飘散，我是从那时候就喜欢上这种与医疗有关的味道，与我后来选择医生这个行当应该有内在的关联。
没有人会忘记那个老师的诅语，银珠塔出来的一丘之貉，我只是乌合之众中的一个。我对于读书不抱什么希望，跟所有青春期的适龄儿童一样，去完成一件工作而已，不过我觉得属于我的工作过程好玩，近乎享受。母亲秭妹中的老三，我叫她姑姑，她总是背着我，不让有机会在去学校的沟渠边耍赖，更大的可能是沟渠对于一个玩劣的孩子，始终潜伏着危险。另一个角度看，独生子就是一个家庭的秤砣。
一眨眼。我觉得在人背上生活的两年只是一眨眼之间，直至二姑姑犯了腿痛的毛病。年纪轻轻的腿常痛，竟没有引起家庭的关注。奶奶常说，那是风湿，遗传的，她自己有那个毛病，大姑姑也有。大姑姑嫁了个清贫的人家，出嫁在我出生之前，是否吹锣打鼓我不得而知，我所能记忆的，她与这个娘家没什么铺张和隆重的来往。最隆重那次我记得，被两个壮汉装篮子抬回来（注：篮子相当于轿子，人平趟着，盖着被褥，多用于月子里的妇女和病人），后面跟着姑爷，一副落魄的样子。大姑姑的腿痛发作了，严重了。据说在当地经过了数月的治疗，看来是越发严重，这样才想起杨埠村有个名头响当当的蔡奶奶。
那个将中药的气息粘合在我小学时光中的蔡奶奶，就这样走近了我的亲人和他们的病。
我喜欢蔡奶奶，甚于亲奶。她戴一幅眼镜，镜脚有着金色的链条，面色白皙，一头干净的银发，捋在脑后的髻，一根古铜色的竹簪绾在其中。她是我见到的最有气质和知识底蕴的女人，在她的年龄段上，被天所养，我经常这样认为，人间烟火久已远离她而去。
大姑姑躺在简易的床上。裤子退到膝盖处，露出老树枝一样的大腿，映衬着白色床单。我屏住呼吸站在那里，看着“树枝”上创面，腐朽得任意有一只虫子或是蛆会从里面钻出来。蔡奶奶说她患的是骨疡，须经刮骨疗伤，祛除腐肉，方可生肌，久之浓疡才有可能结痂。在场的奶奶，二姑姑和母亲都看着猥琐的姑爷，没有人敢出声。我向来是个拿不定主意的人，但丝毫不影响我替别人拿主意。我说，蔡奶厉害，什么疑难的病都治得好，听她的。我无数次的“在场”为我的发言，在那一刻，起到积极的佐证，也为我的话语权争取了信任。最后大家都同意了。
一个月过去，虽然大姑姑的腿远没有愈合的迹象，但是疼痛减轻了，肌肉变成了正常人肌肉的颜色，流的是鲜血，渗的是清水。无法继续呆在我家，她的家已经荒芜很久了。二姑姑也进行相应的治疗。很长一段时间，“蔡奶奶”成了我家最通俗的词，一直到我上初中，住校，其间大姑姑去世，二姑姑嫁进大山，她瘸了一只腿，爬不上山头，成了享受抬篮子的第三种人。
★故乡
★一只眼睛
★一只山羊
《一只装下故乡的容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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