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分析《诗经》的忧患意识，本文共7篇，欢迎阅读借鉴。
篇1：分析《诗经》的忧患意识
分析《诗经》的忧患意识
《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征，它普遍存在于中国艺术、美学乃至史学、哲学之中，并形成中华民族代代相续的深层心理结构。“忧患”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由此可见作者把《易》看成是一部“忧患”之作。其实，不止（易》，在先秦典籍中，《诗经》也是一部具有忧患意识的作品。孔子说：“……诗可以怨”；（《论语》）司马迁说：“《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为也。”（《史记·太史公自序》）刘腮说：“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采》）都把《诗经》与忧患悲愤的意识情感联系起来。班固说：“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汉书·艺文志》）也把中国古代文学中的“忧患”意识的产生追溯到《诗经》。刘熙载说：“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艺概·诗概》）也明确肯定《诗经》为忧患之作。我国现代著名的文学史家、传记文学家朱东润先生说：“吾尝译《诗》三百五篇之作而窥作者之心，大抵言乐者少而言忧者多，欢愉之趣易穷而忧伤之情无极，此其作者必大有所不得中而后发于外者如此。”美学家高尔泰也指出“诗三百篇，绝大部分是悲愤愁怨之作，欢乐的声音是很少的’。的确，今天我们读起三百篇，印象最深的就是那沉重的忧伤。粗略统计一下，《诗经》中写悲哀愁怨的诗竟有百余篇，超过《诗经》总篇数的三分之一！至于言及悲、忧、哀、伤、愁、怨等诗句，朱东润先生曾加以辑录，将近百数。由上可见《诗经》中忧患意识情感的表达已达到相当自觉、普遍的程度。整部《诗经》处处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忧患意识是个涵盖面较广的，较模糊的概念，指一种忧郁哀伤的思绪和情调。若要加分析，可以区别为忧与患两种情态。前者侧重于对既成事实的愁怨哀伤，后者则更多侧重于对未成事实的忧惧或焦虑。如果说“耿耿不寐，如有隐忧”是后者的话，那么“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吴》）说是患了。前者是较感性的，后者则较理性；前者是消极的，后者则是积极的。当然，这样的区分是生硬的，实际上是两者密切结合在一起，忧是患的前提，患由忧而生。正是经过无数次的具体前提，人们才形成了患的意识，把消极的情感转化为积极的富有实践精神的意向。
关于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的诗歌在《诗经》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国风》一百六十篇，其中爱情诗竟占三分之一以上，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恋爱、婚姻与家庭生活。其中有对美好的爱情婚姻的向往，有情人的悲欢和离合，有对不自由婚姻的控诉，有夫妻的相聚和离别，各种情态都曾在诗人的笔下呈现出来，忧患意识也往往蕴涵其中。
如《郑风·东门之弹》；“其室则迩，其人甚远”，“岂不尔思，子不我即”，描写了自己的心上人近在眼前，而不得见面的急切、焦躁的心情。《郑风·子矜》中的女主人公在久等恋人不来的情况下，急得“挑兮达兮”，惆怅徘徊，心神不安，思念深祝，感情真挚。《王风·采葛》写情人别离之后，苦苦相思，“一日不见，如三月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一日不见，如三岁兮”。《陈风·寨裳》中的男子思念情人，竟达到“劳心悄兮”、“劳心搔兮”、“劳心惨兮”的程度。这是人之常情，容易理解。但令人深思的是，即使是在欢乐的时分所唱的歌，也都带着一种荒寒凄冷和骚动不安的调子，使人听起来感到凉意袭人。例如《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这种忧伤的调子普遍存在于《诗经》之中。通览《诗经》中的婚姻爱情诗，确实是痛苦多于欢乐。特别是弃妇诗，描写了弃妇的悲哀与辛酸。《诗经》中的弃妇诗大约有10首，占婚恋诗总数的七分之一左右。被遗弃的女子大都品行俱佳，或者坚贞美好，品质纯正，如《邺风·柏舟》；她们善持家务，不惜劳苦，如《卫风·氓》、《邺凡谷风》。尽管如此，她们还是被丈夫无情地抛弃了，陷人了痛苦的深渊，诗中充满了她们无尽的哀愁和忧伤。
《诗经》中有些诗表现的是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虑。例如，《唐风·鸭羽》表现了对父母的忧恤之情，是农民控诉繁重摇役的诗。《小雅·寥羲》中的情感表达更为直接和强烈。父母生我养我辛苦劳累，恩深似海，而自己长年行役在外，未能慈乌返哺以尽孝心，返回家中时，交母竟然逝去，他看到家里野草丛生，想起“哀哀父母，生我动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柑我畜我，长我育我，顾我复我，出人腹我。欲报之德，昊天阁极！”父母的无微不至的'养育之恩象昊天一样浩大无私，而自己却不能报答于万一。这些呼喊与痛哭，读之几令人泣下。此诗曾被誉为“千古孝思之绝作”Cpl《诗经》中这种忧思不仅限于对父母，也包括对兄弟、朋友的关爱。《诗经》中涉及兄弟之情者，如《唐风，秋杜》、《王风·葛慕》，都是写流浪异乡无兄弟相助的孤单和哀伤，《邺风·燕燕》写卫君作为兄长涕泣送别远嫁的妹妹。《小雅·常棣》是专写兄弟亲情的名篇，有“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兄弟阅于墙，外御其务。”而《小雅，污水》则是一首悯乱畏谗而戒友的诗。诗人不但自己忧患感伤，而且忠告自己的亲友提高警惕，注意保护自己，以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总之，这类诗作反映了诗人对亲朋好友的关注，有着温情、关心、责任、义务等丰富的内涵，也深深蕴涵了对现实的不满与优患。
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政治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历史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中国文学流露出非常深重的忧伤，以至于我们在阅读古典作品时就是在间接地体验忧愁和哀伤。
这固然跟几千年来民生多艰有关，但又何尝不是《诗经》的影响呢？孔子日“不学诗，无以言”《诗经》作为古典诗歌的典范，对后世影响之大，是我们无法估量的。自（楚辞》以来，优患意识一直贯串在历代的文学作品中，以最直接地受其影响的抒情诗而言，几乎在所有的大诗人的作品里都闪耀着它的光辉。屈原对国家前途的担优，对奸债小人的斥责，就直接继承了《诗经》的传统；曹植生当乱世，满腔济世壮志被兄、侄所抑，后半生处于被疑忌当中，终日惶恐不安，其诗多流露出忧生忧国之情。而后的陶渊明、鲍照、庚信、陈子昂、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直到清代诗人顾炎武、吴嘉纪、龚自珍……许许多多的文人学子都受到《诗经》的强烈影响。
篇2：《诗经》 忧患意识
《诗经》 忧患意识
《诗经》是一部具有深广忧患意识的作品，它流露出一种浓烈的对社会、对现实、对人生的忧患，在控诉婚姻恋爱的不自由中.在情人的隔绝相思中，在弃妇的怨愤中，在日常家庭生活对父母、兄弟、朋友生活处境的忧患中，在对国运盛衰的忧思和对自身状况的忧患中，都时时反映出来;而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为历代的文学家所继承和 发展 ，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
忧患意识，自古及今延绵不息，它是在《诗经》中，有许多作品特别是怨刺诗表现了对 政治 腐败，世道艰难，家国沦亡，人民生活贫穷的忧患。西周中叶以后，周室衰微，朝纲废驰，社会动荡，政治黑暗，各种矛盾激化，灾难频繁。一些有识之士对此忧心忡忡，发出了悲愤忧虑的哀歌。如《大雅》中的《民劳》、《板》、《荡》、《抑》、《桑柔》、《瞻印》、《召曼》;《小雅》中的《节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无正》、《小昊》、《巧言》、《巷伯》等一批诗歌反映了厉王、幽王时赋税苛重，政治黑暗腐朽，社会弊端丛生，民不聊生的现实;国风中的《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邺风·新台》、《嘟风·墙有茨》、《嘟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辛辣的讽刺中寓有强烈的怨愤和不平。这些被后人称为“变风”、“变雅”的作品，是政治腐朽和社会黑暗的产物。在周室衰微，礼崩乐坏，政教缺失，人伦废绝，刑政苛酷的时代背景下，公卿列士、贵族大夫及社会各阶层人士，悯时丧乱，忧世优生，以诗来针贬时政和社会弊端，感叹身世遭遇。
大雅中的怨刺诗针贬朝政，情绪愤激，但讽中有谏，既欲力挽狂澜，又充满无可奈何的悲哀。如《桑柔》，作者用桑树的荣枯比喻周王朝的盛衰:“莞彼桑柔，其下侯旬。将采其刘，虞此下民。”周朝旺盛时，犹如枝繁叶茂的桑树，而今衰落了，似掉光了叶子的秃树，人民也得不到荫庇。而社会现实是“乱生不夷，靡国不泯。民靡有黎，具祸以烬。”到处是**，到处是横祸，到处是死亡。“国步灭资，天不我将”，国家已到了天人共弃的地步。对于这样的局面，作者厉声责问:“谁生厉阶，至今为梗?”其针对的正是朝廷上那些为非作歹的奸臣。作者在叹息生不逢时、生此乱世的同时，仍严肃地告诫周厉王要慎重谋划，举贤授能。《桑柔》一诗揭露了周厉王统治下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景。又如《荡》第一章直接谴责厉王，其他七章都是托文王指斥殷封王的口吻讽刺厉王，借古讽今，告诫厉王:殷鉴在夏，夏荣之亡国是殷封王的一面镜子，表明周鉴亦在殷，殷封之亡国又是厉王的一面镜子。
小雅的怨刺诗不仅指斥政治的黑暗，悲悼周王朝国运已尽，忧国哀民，而且感叹自身遭遇。针贬时弊时，更多地将笔锋集中在奸俊身上，言辞更为激怨，情绪更为怨愤。《节南山》，是周大夫家父斥责执政者尹氏的诗。诗中讽刺周王重用太师尹氏，太师执掌国柄，却为政不善，做事不公，不亲临国事，重用裙带关系，欺君阁民，肆无忌惮，以致于天怒人怨，天下大乱。诗中专刺尹氏，但末章说:“家父作诵，以究王翘。式讹尔心，以畜万邦。”这里“王汹”指王朝凶恶的`根源。“尔心”，指周王任用尹氏之心。讹，指改变。可见其讽怨所向，又在周王身上。周代幽、厉二王，朝政败坏，奸臣当政，民怨鼎沸，国家命运几乎倾垮。清代魏源在《诗序集义》中说:“幽、厉之恶莫大于用小人。幽王所用皆按幸、柔恶之人;厉王所用皆强御倍克、刚恶之人。……厉恶类封，故屡托殷商以陈刺。”这话是很切中要害的。此外，幽王时寺人孟子作的《巷伯》在遭遇谗受谤“骄人好好，劳人草草，苍天苍天，视彼骄人，矜此劳人”，愤激之余，发出了愤怒的诅咒:“彼潜人者，谁适与谍，取彼潜人，投界豹虎。豹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正月》也是揭露当时政治的腐朽，统治者的残暴，小人充斥朝廷、人民处于危难绝境之中，作者怨恨上天的昏债，悲悼周王朝的沦亡。《十月之交》是日蚀和大地震后，主朝官吏叙事抒情之作，讽刺贵族统治阶级扰乱朝政，以致灾异迭起，民不聊生，国运将尽，并慨叹自己无辜遭受迫害、谗毁，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雨无正》刺幽王昏暴，小人误国。这些诗歌多直抒胸臆，言辞激烈，令人感到痛快淋漓。
国风中的怨刺诗或抨击统治者的凶狠残暴，或讽刺不劳而获、贪得无厌者，或揭露统治者的无耻与丑恶，笔触更加辛辣犀利，怨愤与不平更加强烈。如《魏风·伐檀》对不劳而获者提出质问:“不稼不稿，胡取禾三百崖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悬担兮?”揭露统治者的寄生生活。《魏风·硕鼠》则把统治者比作大老鼠，贪婪、掠夺，使人民陷人绝境，四处逃散。这些怨刺诗，都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反映。
《诗经》中的怨刺诗有一些出自于民间，也有一些出自公卿列士之手，是贵族士大夫们阂时伤乱、讽谕劝戒之作。它们或借鉴 历史 经验，或揭露现实际矛盾，或针贬昏君，或斥责俊臣，真切地揭露了社会的瘤疾，充满忧患意识，呼唤人们从善去恶，拯救衰世，读来有切肤之感，令人震撼。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几千年来，它在学子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中长期渗透、凝练、积淀，成了一种民族心理的结晶。
论《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关键词:《诗经》 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 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 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日“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 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 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二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 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 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 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 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 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 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 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洪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 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 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 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 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话,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 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 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 《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潆。我东日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 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建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40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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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诗篇中流淌着十分浓郁而又深重的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曰“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一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淇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 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 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活，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 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 。我东曰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篇4：论《诗经》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以四言诗为主的乐歌总集,它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原始歌谣的终结,古典诗歌时代的开始,是我国文学发展史上一颗璀璨而又耀眼的明珠。《诗经》本身是一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巨著,所以《诗经》中总承载着一种浓郁的忧患意识。无数先哲,对《诗经》中的忧患意识都有深刻感悟,比如《论语》中孔子日“诗可以怨”,这种“怨”就是一种忧患意识的体现;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写道:“《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作也”,可见《诗经》中的诗篇多是诗人忧心愤慨之作;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论述道:“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清代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也提到:“大雅之变,具忧世之怀,小雅之变,多忧生之意”,《诗经》中的忧患意识可见二般。《诗经》三百零五篇,按照题材内容主要可以分为表现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三大类,而忧患意识则无不浸润在这些诗行中。
一、婚姻爱情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婚姻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命题在《诗经》中又得到了力证,表现婚姻爱情的诗篇约占《诗经》的三分之一,是《诗经》最重要也最为精彩的一部分。这类表现婚姻爱情的题材之所以魅力永具,绝不是因为它们单单表现了婚姻爱情的缠绵和甜蜜,更重要的是这类诗篇散发着浓浓的忧患意识。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诗人追求自己心仪的对象但又得不到对方的垂青,内心的忧伤、苦闷、焦躁、担心表露无遗。如《周南·关雎》。
《关雎》是诗经之首篇,这首诗描写的是周南地区的一位男子对一位美丽姑娘的热烈追求、深切思恋,以及在求而不得的情景下无比哀伤、惆怅和苦闷的心情。孔子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中只评价了这一首《关雎》,孔子评它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这种忧患哀伤之意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孔子那里就读出了其深意。试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样温柔娴慧而又漂亮的女子,是多好的理想人生伴侣呀!但诗人忧患的是“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诗人最后忧伤苦闷得翻来覆去也睡不着觉。诗歌充满了对人的情感世界的观照。
(二)在追求恋爱自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受到当时礼法束缚,家长世俗的反对,而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
在《诗经》的时代,据《周礼》记载,男女间婚姻爱情大事已经受到礼教的深重压制和束缚,恋爱婚姻已是“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齐风·南山》).即恋爱婚姻、娶妻生子必须首先征得父母的同意,男女间的婚姻必须要通过媒人介绍才是光明正大、名正言顺的婚姻,否则就会受到嘲笑、不被人们祝福,甚至阻扰。婚姻爱情面对如此深重的礼教束缚、家长包办、世俗讥议等恶劣环境,男女主人公在争取自由恋爱、婚姻幸福的征途中所表现出来的反叛抗争、忧患痛苦之情也就不言而喻了。
(三)在婚姻爱情中遭受不幸所表现出来的忧患痛苦。
这类表现婚姻与家庭不幸生活的“弃妇诗”是最能体现《诗经》作品中的忧患意识的。在西周时期的男权社会里,男女的婚姻制度很不合理,女子一旦被男子抛弃,其人生命运十分凄惨,其中的忧患和痛苦十分深重。最具代表的作品有《卫风·氓》。
《卫风·氓》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首长篇的叙事诗,描写的是一位女子从她恋爱、结婚到受虐待以至被弃的全过程,抒发了她内心的不平、哀伤、怨恨和反抗。诗的结尾弃妇抱定与氓决裂的态度,性格由多情、忍耐转为清醒、刚强和果断。诗中女主人公的忧患意识十分浓烈,有恋爱时“非我愆期,子无良媒”之忧;有氓逼婚时的“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之忧;有爱情受到挫折“不见复关,泣涕涟涟”之忧;有担心沉迷爱情最后不能自拔的“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之忧;有容颜已逝、青春不在的“桑之落矣,其黄而陨”之忧;有遭受抛弃、行道迟迟的“洪水汤汤,渐车为裳”的痛苦不堪;有遭受家庭暴力的“言既遂矣,至于暴矣”的担忧恐惧;有被休回家、得不到父母兄弟安慰理解的“兄弟不知,咥其笑矣”的暗自神伤;有“淇则有岸,隰则有畔”的无穷无尽的哀伤埋怨。全诗充满了对妇女婚姻不幸的关怀和同情。
二、农事劳动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由于周民族的'始祖后稷,即为尧舜时的农官,所以周代统治者都以农立国,很重视农事,而《诗经》主要收集的是周初至春秋中叶的诗篇,所以《诗经》中以农业生产、农事劳动为主要题材内容的诗篇表现得十分突出。先秦时期,社会生产力极力低下,再加上统治者穷奢极欲的挥霍和压榨剥削,以及当时严重的洪水、干旱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人们要想获得足够的物质资料维持生存,就必须从事十分艰辛的农业生产和农事劳动,所以《诗经》这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反映农事劳动题材的诗篇中忧患意识和表现得十分强烈。如《豳风·七月》《魏风·伐檀》。
《豳风·七月》是全面反映农奴终年劳动情景的诗篇,也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诗篇首章至末章由春耕写到寒冬凿冰,反复咏叹,诉说男女奴隶一年到头除繁重的农业生产,还要为奴隶主贵族制衣、打猎、酿酒、修房、凿冰、服役,结果却劳而无获,无衣无食,充分揭示了奴隶们内心的悲苦和哀伤,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一幅古代奴隶社会的生活图画。农奴们有“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无衣抵御寒冬的生存之忧;有蚕桑女采桑劳作时“女心伤悲,殆及公子同归”的忧心恐惧之情。
《魏风·伐檀》写的是劳动人民遭受统治者残酷剥削,过着举步维艰、忧心恐惧的生话,表现了劳动人民对统治者剥削压榨的讽刺揭露和愤怒抗争。诗篇中的忧患意识十分突出,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的忧惧之心逃离之意,将统治者比作大老鼠,十分形象生动。正如《诗序》中说:“《硕鼠》,刺重敛也。国人刺其君重敛,蚕食于民,不修其政,贪而畏人,若大鼠也。”
三、战争徭役题材诗篇中的忧患意识
《诗经》中以战争徭役为题材内容的诗篇较多,这与周王室的平叛、外族入侵和频繁的诸侯兼并战争有关,这些诗篇多是西周晚期和春秋时期的作品。这些叙写战争徭役的诗篇具有十分强烈的忧患意识。《左传》里记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和徭役是压在当时劳动人民身上最为深重的负荷之一,是人民最为忧惧的一件大事。这些诗篇主要反映了战争、徭役和离乱给民众带来的深重灾难和巨大痛苦。如《豳风·东山》《小雅·何草不黄》《王风·君子于役》。
《豳风·东山》通过参加周公东征归来的将士所见战后农村的破残景象和他们对家乡亲人的思念之情,控诉了战争给人民生活造成的深重灾难。诗中写道:“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潆。我东日归,我心西悲”、“鹳鸣于垤,妇叹于室”,可见将士的忧伤之情和羁旅之思;诗中以一个士兵的角度,将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对家乡的思念、对妻子的哀叹写得入木三分,全诗萦绕在一片悲喜杂味之中。
《小雅·何草不黄》控诉了统治者的穷兵黩武、兵役不息和人民困苦不堪。“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可见战争之广,当时老百姓都要去服役,人人都不能幸免,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不去服役;“哀我征夫,独为匪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可见战争中士兵的艰辛和行途的危险。其中浸透着强烈的忧生惧祸之情。
《王风·君子于役》借山村农妇怀念久役不归的丈夫,揭露征役给百姓带来的无限痛苦。战争徭役造成了老百姓居无定所,背井离乡,骨肉分离。“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士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可见战争徭役不但深广沉重,而且还无期无尽,造成了妻离子散的无数家庭惨剧。
综上所述,《诗经》中的忧患意识浓郁而又深重,这种忧患意识在《诗经》婚姻爱情、农事劳作、战争徭役等题材中表现得特别突出。这些诗篇深刻地反映了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也很清晰完整地勾勒出了一幅下层劳动人民艰辛痛苦的生活图画。这种深重的忧患意识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
唐建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重庆401520]
篇5：《诗经》战争分析
关于《诗经》战争分析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305篇。其中的战争徭役诗大约占全部的十分之一，它是汉唐边塞题材诗歌的源头。与西方战争诗歌不同，它不侧重表现激烈的战斗场面，而是要归结到道德方面，教化人民。《诗经》中的战争徭役诗按内容可分为四类。
1、有些战争徭役诗是对战争的正面歌颂，从正面描写天子、诸侯的武功，气势磅礴，铺陈扬历，声势浩盛，表现出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这类诗完全从正面歌颂角度出发，不注重具体的战斗场面，而是集中展示军事声威而西方古希腊地区地少人多，临近海洋，岛屿众多，极度短缺的土地使他们种族自小形成对外侵略的思维模式，近乎疯狂的对外扩张是希腊的战争愈演愈烈，自然通过诗歌表现出来的战争诗篇充满着惨烈的战斗场面。可以想象，在荒废的战场上到处是沾满血渍的尸体，横七竖八的战旗，战火的烽烟以及被染红的滔滔江水。而中国《诗经》战争诗却以爱国为主线，重点突出战将的英勇形象，如写大臣方叔伐荆之事，突出他的雄才大略来表现战争的正义性，着重强调道德的感化和军事力量的震慑。
2、在古代，农业是国家的根本经济支柱，在地大物博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小农经济一直占主导地位。周人创造了农业文明，也就热爱和平稳定的'农业生产活动，于是一些表现出对战争的厌恶、对和平的向往的忧伤诗篇也就应运而生。黄梅戏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就体现出百姓都渴望一种宁静和平的生活家园。而战争却是美好的生活变得残酷，如《采薇》中“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出征前满面春风，杨柳依依，回来后沧海变桑田，大雪纷飞，战争使我身心疲惫，谁又知道我内心的哀愁呢？看过《花木兰》的朋友可能依然记得替父从军的木兰离家时无奈与悲伤的表情，在她父亲看来，花家的人战死沙场才是最光荣的。而年复一年的征战，有谁还会去歌颂战争的威武呢。《采薇》与《花木兰》还有相通之处，都是为了抵御外辱而征战沙场，是表现的对敌人痛恨之情和思乡自伤之情，而《东山》反映的就完全是士卒的厌战情绪了，在“我东曰归，我心西悲”就直接体现了对战争的厌恶。
篇6：诗经采薇分析
诗经采薇分析
这首诗的主题是严肃的。猃狁的凶悍，周朝军士严阵以待，作者以戍役军士的身份描述了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守卫中国，军旅的严肃威武，生活的紧张艰辛。作者的爱国情怀是通过对猃狁的仇恨来表现的。更是通过对他们忠于职守的叙述——“不遑启居”、“不遑启处”、“岂敢定居”、“岂不日戒”和他们内心极度思乡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全诗再衬以动人的自然景物的描写：薇之生，薇之柔，薇之刚，棠棣花开，依依杨柳，霏霏雨雪，都烘托了军士们“日戒”的生活，心里却是思归的情愫，这里写的都是将士们真真实实的思想，忧伤的情调并不降低本篇作为爱国诗篇的价值，恰恰相反是表现了人们的纯真朴实，合情合理的思想内容和情感，也正是这种纯正的真实性，赋予了这首诗强盛的生命力和感染力。[11]
第一部分的三章采用重章叠句的形式，反复表达戍卒远别家室、历久不归的凄苦心情。这三章的第一句都是“采薇采薇”，以此来引起下文。诗歌的一开始就给读者展示了一幅凄凉的戍边生活画面，我们仿佛看到戍卒一边在荒野漫坡上采集野菜，一边思念着久别的家乡，屈指计算着返家的日期……第一章开头两句写道：“采薇采薇，薇亦作止”，这是写春天，薇菜刚刚绽出嫩绿的芽尖;第二章写道：“采薇采薇，薇亦柔止”，这是写夏天，薇菜的叶片肥嫩;第三章则是：“采薇采薇，薇亦刚止”，这是写秋天，薇菜的叶茎将老而粗硬。从春到秋，薇菜由嫩而老，时光无情地流逝了;戍卒思归，从春到秋，一年将尽，何时才能归家呢?其实在诗里，诗人原是把天地四时的瞬息变化，自然生物的生死消长，都看作是生命的见证，人生的比照。因此，兴是自然予人的最朴素也最直接的感悟，其中有着体认生命的深刻之义。于是在“采薇”这样一个凝固在戍卒记忆里的姿势里，看到的不只是四季的轮回，光阴的流逝，还看到思念的成长，看到生命走向苍老的痕迹。
前三章的前后两层，同时交织着恋家思亲的个人情和为国赴难的责任感，这是两种互相矛盾又同样真实的思想感情。这样的豪迈和悲凉的交织构成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只是思归的个人情愫和战斗的责任感，在不同的章节有不同的表现。
四、五章追述行军作战的紧张生活。写出了军容之壮，戒备之严，全篇气势为之一振。其情调，也由忧伤的.思归之情转而为激昂的战斗之情。这两章同样四句一意，可分四层读。四章前四句，诗人自问自答，以“维常之华”，兴起“君子之车”，流露出军人特有的自豪之情。接着围绕战车描写了两个战斗场面：“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这概括地描写了威武的军容、高昂的士气和频繁的战斗;“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这又进而具体描写了在战车的掩护和将帅的指挥下，士卒们紧随战车冲锋陷阵的场面。最后，由战斗场面又写到将士的装备：“四牡翼翼，象弭鱼服。”战马强壮而训练有素，武器精良而战无不胜。将士们天天严阵以待，只因为猃狁实在猖狂，“岂不日戒，猃狁孔棘”，既反映了当时边关的形势，又再次说明了久戍难归的原因。而这两章的色调如此的华美，那密密层层的棠棣之花，雄俊高大的战马，威风凛凛的将军，华贵的弓箭，齐整的战车，这里洋溢着一种报效国家，不惜血酒疆场的豪放情怀。而在残酷战争之中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的悲哀，以及对遥远的故乡的浓得化不开的思念，这些阴暗的色调就在这里被冲淡了。因为当自己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正因为身后有如此承载着自己的温暖思念的美丽的家园。
从手法上说，这首诗的特点还在于选择了一个最佳角度，即“在路上”，这是一条世界上最远最长的路，它如此之长，长得足以承载一场战争，长得足以装满一个人年年岁岁的思念，长得足以盛满一个人生命中的苦乐悲欣。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让那一股缠绵的、深邃的、飘忽的情思，从风景画面中自然流出，含蓄深永，味之无尽。这四句诗被后人誉为《诗经》中最好的句子。这是写景记时，更是抒情伤怀。这几句诗句里有着悲欣交集的故事，也仿佛是个人生命的寓言。是谁曾经在那个春光烂漫的春天里，在杨柳依依中送别我?而当我在大雪飘飞的时候经历九死一生返回的时候，还有谁在等我?是《木兰辞》里亲人欢迎的盛况，还是《十五从军征》里荒草萋萋的情景?别离时的春光，回归时的大雪，季节在变换，时光在流逝，我们离去，我们归来，而在来来去去里，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呢?没有答案，只有漫天的飞雪中一个被沉重的相思和焦虑烧灼的又饥又渴的征人孤独的身影，步履蹒跚地，战战兢兢地走向他不知道的未来。
这一首诗与《诗经》中的其它篇章如《击鼓》《东山》《无衣》对读，可以读出更完整的故事，更真切的生命感受。如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戍卒，是那位吟出“死生契阔，与子成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士兵，也是那唱着昂扬的战歌“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行”的士兵，同时还是那位在蒙蒙的细雨里唱着归乡的“我徂东山，滔滔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的士兵。那么，《采薇》的故事就更丰富了，事实上，这一首诗里的确有着太丰富的色彩，太深沉的情怀。相思之情与报国之志，豪放与苍凉如此和谐地交织在一起，奏响的是真实的生命乐章。在后来的如陈陶《陇西行》，如范仲淹的《渔家傲》等伟大的作品里，也能依稀地听到这首诗在时间和生命的河流里所激起的辽远而空旷的回音。
篇7：分析《诗经》的爱情
分析《诗经》的爱情
《诗经》里的内容，以爱情诗的成就为最。《诗经》中的爱情诗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早期心理和文化。
人生的伦理是由男女相爱而成为夫妇开始的。所谓君臣、父子、兄弟、朋友、社会的一切发展都是由从男女关系的问题开始的。《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人一生下来就是要吃饭，长大后男人要女人，女人要男人，几乎没有什么大事。所以西方某些性心理学家的观念强调世界进步，乃至整部人类历史都是性心理推动的。无疑，爱情对民族心理和文化影响是至深的。那么，爱情作为一种民族心理和文化在《诗经》中是如何体现的呢?
一、温婉含蓄的爱情，温柔敦厚的诗教
在论语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来总评诗经中的爱情。《关雎》是一首关于男孩追女孩的诗。追的过程用一句现代化来说就是“痛并快乐着。”怎么样痛苦呢?《关雎》中描写了“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寤寐思服。”那男孩在床上打滚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整天昏昏沉沉，醒着想那姑娘，梦里还是想那姑娘。那快乐的时候呢?“琴瑟友之，钟鼓乐之。”
孔子所评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就在表述一种理念了：快乐的时候不过度，痛苦的时候不悲观、不丧失斗志。以此来教育他的学生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握一个度。这反映到中华民族的心理文化中便是中庸之道了。和西方那种只要你爱我，我爱你就OK的简单直接的爱情诗完全不同。再看诗经的其他诗篇，如秦风・《蒹葭》中浓浓的相思之情：“白露为霜”给我们传达出节气已是深秋了，而天才破晓，因为芦苇叶片上还存留着夜间露水凝成的霜华。就在这样一个深秋的`凌晨，诗人来到河边，为的是追寻那思念的人儿，而出现在眼前的是弥望的茫茫芦苇丛，呈出冷寂与落寞，诗人所苦苦期盼的人儿在哪里呢?只知道在河水的另外一边。但这是一个确定性的存在吗?从下文看，并非如此。是诗人根本就不明伊人的居处，还是伊人像“东游江北岸，习俗潇湘”的“南国佳人”一样迁徙无定，我们也无从知晓。这种也许是毫无希望但却充满诱惑地追寻在诗人脚下和笔下展开。把“溯洄”、“溯游”理解成逆流而上和顺流而下或者沿着弯曲的水道和沿着直流的水道，都不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
二、宜其室家、求同务实的婚姻观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篇大家耳熟能详的《诗经》名篇《桃夭》塑造了一个德容并茂的女子形象。以灼灼桃花之艳来喻其容，以宜其室家之好来昭其德。这首诗反映了这样一种思想，一个姑娘，不仅要有艳如桃花的外貌，还要有“宜室”、“宜家”的内在美。这首诗，祝贺人新婚，但不像一般贺人新婚的诗那样，或者夸耀男方世家如何显赫，或者显示女方陪嫁如何丰盛，而是再三再四地讲“宜其家人”，一再强调使家庭和美，确实高人一等。《礼记・大学》引到《桃夭》这首诗时说：“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这可真是一语道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家庭的巩固与否与社会的巩固与否，关系十分密切。到了现代，出现了“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之说。不论“三纲”，还是“五常”，它们都以夫妇关系为根本，认为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其它的四种关系都是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宋代理学家朱熹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男女者，三纲之本，万事之先也。”(《诗集传》卷七)。从这段论述，我们也可以看出统治者为什么那么重视婚姻、家庭问题。听古乐唯恐卧，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的魏文侯有一段名言，说得很透僻。他说：“家贫则思良妻，国乱则思良相。上承宗庙，下启子孙，如之何可以苟，如之何其可不慎重以求之也!”“宜家”是为了“宜国”，在他们眼里，“宜家”与“宜国”原本是一回事，当然便被看得十分重要了。
三、卑弱的媳妇，伟大的母亲
古代女性的地位，并非由于先天的特质，而是由以男性为主的社会文化所塑造而成的。《诗经》中有许多关于女性的诗篇，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心理，以及对女性的要求。女子生来就注定无法与男子享同等的权利，也没有同等的期望和责任。可以说，社会对女性的期望非常低，不要求她有自主的能力，只要求她顺从。因此，女性被强化为卑弱的气质，而终身成为被支持者。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女性的婚姻也是很悲惨的。在婚姻中她们被要求做一个贤妻良母，而且她们也差不多是相当自觉的在做的。可是一个贤妻良母并不好当，受苦受累是她的责任，挨打挨骂是她的义务，权利则是没有的。能够不挨打挨骂便是她的福气，能不被休弃便是她的造化了。
可是古代女子，对于寻找归宿，是极为迫切的。婚姻是女性最佳的生存保障，如《召南・有梅》即道出了女性吉时未嫁的恐慌。然而，女性一旦出嫁了，是否保证从此可以安然栖身?当然是未尽如此。故而，古代中国女人的幸福是有赖于跟她们终身作伴的男人。女人的受苦，多由于男人的暴戾粗鲁。倘男人天生情理、脾气好、慎思虑，女人便不至于受苦。然而即使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夹在母亲和妻子的中间，也很少冒着忤逆母亲的罪名而维护妻子的。在中国大家庭中，媳妇的生活负着许多责任，实在是一种艰难的生活。因此，纵观中国女人的历史，是一部悲惨的历史，一部忍气吞声的历史。可是令人可叹的是在“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下，所有小孩子，包括男孩的教育却是掌握在女人的手里。估计林语堂先生说的中国人忍耐的德行便发端于此吧。古代中国女人的地位如此低下，而家庭的主导权以及小孩的养育权却牢牢地抓在女人的手中。
《史记・周本纪》说：“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太姒，文王正妃也。”《列女传》称其“生十男，亲自教诲。自少及长，未尝见邪僻之事。文王继而教之，卒成武王、周公之德。”周室由古公父到季历、文王三代，都有贤妃良母助兴周室。所以能形成姬周王室七八百年的宗室王朝，都是由其上辈“齐家、治国”的德育教化而来，并非偶然徒然地提三尺剑，一战功成而得的天下。因此，后世尊称别人的妻子叫“太太”，便是从周室有三位“太”字辈贤妻良母，母仪可风的典故而来，并非是随随便便的口头语。《思齐》一诗歌颂文王善于修身持家，治国有方。但同时也歌颂了女性，从侧面表明一个伟大男人的身后会有一个伟大的女人，一个伟大儿子的母亲，是一个伟大母亲。林语堂先生也说：“女人倘做了母亲，她的人格当会更伟大。”甚至可以这样断言：“中国的家教，从古到今一直得力于中**亲的教育。”若云现代的女性的解放，我想解放的重点理当是放在“贤妻”这块，至于“良母”这块大可保持并发扬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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