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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杜甫作为中国古代诗歌的代表，忧国忧民的情怀在他的诗歌中形成了独特的特点。下面一起来看看!
一、忧患意识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基本格调
“忧患”贯穿了中国古代文人的始终，渗透文学与文化的各个方面，是最主要的表现主题之一，不管喜怒哀乐，“忧患”都或明或暗地表现出来，它始终是贯穿在中国文人字里行间中的一根明线，织成了中国文学的五彩纷呈。
中国古代诗歌以忧患始终，对国家的忧虑，对百姓的同情，对人生的关切，都构成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基本精神和格调。最早的“忧患”出现在《周易》中的“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使书中也充满了忧患的智慧：“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诗经》的千古诗篇到贾谊《吊屈原赋》的悲愤抑郁，再到杜甫诗歌中的沉郁顿挫，忧生嗟叹，“忧患”无不如影随形地伴着他们从过去走向现在，并将这种影响持续下去。
二、杜甫诗歌中的忧患意识
忧国忧民忧天下的情怀，是杜甫诗歌的重要特点。他目睹了唐代由盛而衰，经历了自己从“放荡齐赵间， 裘马颇清狂”的年轻到“忧端齐终南， 濒洞不可掇”的终老，从开始对个人功名的追求实现到忧国忧民的强烈意识，这一主题贯穿了杜甫的一生。
“沉郁顿挫”是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思想内容深沉凝重，表现手法曲折迂回，语言声律抑扬顿挫，这背后是他那颗兼济天下的柔软的内心。这条“忧患”的线不仅贯穿始终，范围也很广。他为自己的前途、全家的生活和友人的安危而忧虑，但这并非生活的全部，正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由此及彼，由大到小，都是杜甫心之所系。他的视线能够跳出自己，投向更加广阔的现实，这是他超越前人被后人所铭记的原因。
“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中千重万叠，堪比山海的忧愁让人揪心。杜甫坚守温柔敦厚的诗教，但此时，也忍不住大声呼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他把自己当做一个普通的百姓，怀着“人饥己饥，人溺己溺”的.精神，推己及人，忧国忧民，深厚的感情溢于言表。饮酒时“忧国只细倾”、题画时“时危惨淡来悲风”、观舞时“风尘倾洞昏王室”，正如南宋文学家周紫芝所说“少陵有句皆忧国”。
最能代表杜甫的“三吏”“三别”中“忧患”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史之乱，兵事不息，烽火连绵，民不聊生。他在兵荒马乱之际离开洛阳返回华州，路上看见处在战乱中的人们是如何的水深火热，悲苦不堪，到处都是可歌可泣、可悲可恨的场景。诗中呈现的就像是真实的新闻纪实和感人的报道评论，他用不同的镜头和角度去记录他看到的、听到的、问到的种种活生生的现实，只有这样的现实才能刺痛观众心灵最深处的防线，让观众为之动容。
不同的人物、事件和境遇，但他们的不幸却都是相似的。《石壕吏》中“夜久语声绝， 如闻泣幽咽”的凄苦与悲凉;《新安吏》“府帖昨夜下，次选中男行”的无奈与悲愤;《新婚别》一个“暮婚晨告别”，一个“沉痛迫中肠”;《垂老别》“子孙阵亡尽”的老人却也不得不“长揖别上官”的悲苦;《无家别》看到“家乡既荡尽”后“远近理亦齐”无家可别的无奈与苦楚……每一幅画面都像一面镜子，还原了安史之乱后的真实面貌。杜甫用自己特有的镜头记录了安史之乱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政治事件，书写百姓的苦难;他用广阔的视角频繁地写时事，提供了比事件本身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使得他的感情和这些画面彼此交融，呈现在了字里行间。
三、杜甫忧患意识的根源
忧患意识不是发自杜甫，是在先民之初就与生俱来的。上古时期自然环境险恶，在先民心灵深处投下了阴影，从而使神话萌生出一种本能的忧患意识，神农、鲧、禹身上都折射出由于肩负历史使命而承载的压抑和忧患。这种忧患意识， 在历史进程中沉淀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深层。
《诗经》和《楚辞》进一步奠定了忧患主题的里程碑，为后来诗歌和文学发展奠定了基调。春秋战国的孔孟继承了这样的基础，认为忧患重要并且必要，提出了“生于忧患”，并产生了更深刻和广泛的影响。杜甫认同并遵循儒家思想体系中以家国为忧的精神，加上当时的社会环境与自身处境，这种影响的渗透对他是不言而喻的。
这样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也体现在他的人格理想追求里。杜甫以“仁”为安身立命之本， 以儒家思想来指导自己的言行，将儒家对人格的追求融入了自己毕生的理想。杜甫的人格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他的一生， 始终和苍生、社稷的命运紧紧相连。虽然他没有屈原的坚定执着， 也没有李白的潇洒飘逸，但他遵守儒学先贤，用“浩歌弥激烈”表示对儒家之道的坚持。在病重虚弱时，仍不忘以“仁”要求自己，心系百姓，让我们看到了他内心的仁而爱人。不仅如此，他更希望用“仁”来鼓励和要求别人，“公若登台辅， 临危莫爱身”，希望他的朋友们能推行仁政，“上请减兵甲， 下请安井田”。民为邦本， 本固邦宁。他将古圣先贤的意识贯穿到诗中， 这些都反映了他对儒家理想人格的不断追求。
“忧患”贯穿着杜甫诗歌的始终，随着他生活的不断变化，将“时、世、生、死、人、民、进、退、家、己”构成了这一主题的内涵，从大到小，相互交融，使得杜甫诗歌的内容变得丰富和真实。
篇2：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一、忧患意识在杜甫诗歌中的体现
(一)杜甫对国家前途命运的担忧
杜甫关心国事，时时不忘国家的兴亡，担忧祖国的前途命运，他的诗歌渗透着爱国热忱。他无比热爱祖国，特别是在“安史之乱”发生后，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从中突出了他的爱国热情和对祖国命运的忧虑之情。
安史之乱中长安城沦陷，虽山河依旧，但是人事已非，诗人面对国家的破败不堪，对着三春的花鸟心痛得流泪，通过这常见的动作表达出忧虑国家、感时怀人的极其焦虑的心情。山河沦陷，他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其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在投奔唐肃宗时自己不幸被叛军捉住，第二年当他从叛军手中逃脱时，写下了“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的诗句。这时的杜甫悲痛欲绝，为国破家亡的不幸流下热泪，为君王的蒙难深切伤痛，为世事的无常无比感慨。在兵荒马乱的战争时期，人人自危，他逃命尚且来不及，却仍抱着一颗心系国家的赤子之心去哭去行，这样强烈的哀恸之情又怎能不让世人为之动容。
当他听到唐王朝的军队收复被叛军占领的河南河北的消息时，不禁“涕泪满衣裳”， 这时的杜甫已经52岁，这年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叛军部将也相继投降，至此持续七年之多的安史之乱宣告结束。大乱初定，消息来得这样出人意料，而这消息又是有关整个国家的大喜之事，哪能不惊喜掉泪?“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诗人忽闻收复失地消息之后，无法抑制胜利喜悦与还乡快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可以看出，诗人的喜怒哀乐完全是和祖国的盛衰起伏相呼应的。
“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这诗句真切地表达了诗人对国家安危的忧患意识和对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到了大历三年，已经58岁的杜甫登上了仰慕已久的岳阳楼。登楼赏美景，看到祖国江山的壮美，诗人本来应该是充满豪情壮志的，但是，谁能想到既老且病的诗人关注的不是自己的身世之悲，而是北方边关的战事，他心系国家安危，为国家的多灾多难而叹息，发出“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痛苦呻吟!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是在杜甫的诗歌中我们总是看到他在流泪，那是因为国破家亡给他带来的是锥心刺骨的痛啊!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人痛苦的呢?
(二)杜甫对黎民百姓的担忧
杜甫关心百姓，对底层百姓的疾苦寄予了深切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他的诗歌非常广泛地反映了百姓的痛苦生活及对民生的忧虑。如他看到统治阶级穷奢极欲，过着荒诞无度的生活，而百姓们却挨冻受饿，甚至惨死街头时，写下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揭露贫富不均的严重阶级对立及民不聊生的现状;看到百姓被繁重的.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时候，发出了 “谁能叩君门，下令减征赋”的呼吁;看到战乱死伤的残酷景象，他写下了“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尽苦难时，写下了“兵戈既未息，儿童尽东征”“丈夫死百役，暮返空村号”等等。这些诗句都是对战乱中人民悲惨生活形象生动、具体真实的极其深刻的刻画。在**的年月，杜甫最关心的是民众的安危。杜诗中对悲惨世界的描写之多，确实是空前的，他倾注了毕生的精力来关注这一问题。一部杜诗，让人无法飘逸轻松洒脱，也主要是因为他笔下常常发出的是感天动地的悲吟，画出的是血泪阑干、尸骨纵横的荒凉，是穷困潦倒的独叟、寡妇、老妪的众生相。
虽然杜甫没有能力去解救人民的苦难，但他希望人民生活能够安定幸福，这种美好的愿望在他的诗歌中也时时流露。如“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表达了杜甫希望战争能够尽快结束，让农民能够回到土地上去安居乐业，天下不再有骄横的官吏横征暴敛的愿望;对侵略自己祖国的敌人，杜甫也能报以仁德之心，“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只要能制止游牧民族的侵略，就不要让更多的人失去生命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这诗句所体现出来的推己及人的思想，更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杜诗强烈忧患意识的形成原因
(一)首先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中国古典文学善于扣住伦理道德、政治的层面，怀着对国家民族和社稷民生的关注，承担着历史留下来的各种精神负担，在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中浸润着浓郁的忧患意识。
中国人的忧患意识比任何一个民族都要来得强烈。在中国历史上最能深刻体现这种意识的学派首推儒家，我们在读儒家经典时，总能在字里行间发现这种深重的忧虑感。如《诗经》中就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的感叹;《尚书?君牙》篇中亦有“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礼记》中说“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儒家学派最著名的人物孔子也曾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孟子更提出了“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命题……儒家的这种忧患意识往往与国家社稷和黎民百姓的强烈责任感融为一体。他们敢于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敢于承担起救世救民的重大使命。他们虽不是国家的当权者，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以天下国家为己忧，以天下国家为己任。这种精神是儒家思想中最为积极的因素，也是杜甫从儒家思想的文化中汲取的最主要的精神力量。高尔泰说过：“这种沉重的情绪环境，这种忧愁的心理氛围，正是中国诗歌由亡而生的肥沃土壤。”杜甫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自然也受到儒家正统思想的熏陶影响，他的感时伤国，就是从“忠君”“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的。这种忧患是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他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洞察国家、人民的隐患，他强烈地希望能够为国为民排忧解难。“忧世心力弱”“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巾”……他的这些诗歌无一不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和对民生的忧心。
(二)杜甫的忧患意识与他所生活的时代环境分不开
杜甫的忧患意识是他根植于个体的情感、生命的体验，由精神、情感体验延伸为时间、历史体验，进而带有明显的实践理性的特点。
“安史之乱”发生前，杜甫在35岁时，来到长安求仕，满以为从此可以“立登要路津”，实现“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然而，此时的玄宗皇帝已然不是开明天子，他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信用奸臣，堵塞言路，生活极端腐化。不过，杜甫对玄宗仍然抱有幻想，以为通过忠臣的努力辅佐，国家仍可回到开元盛世的局面。于是，他积极寻求从政的道路，可是在政治上仍旧屡屡受挫，他的经济条件也日益恶化，他苦苦挣扎了十年，希望还是落空了。
正是由于诗人在困守长安的时候，生活潦倒，在这“长安苦寒谁独悲，杜陵野老骨欲折。……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裘何啻联百结”的生活中，使他更加正视现实，认清统治者的罪恶和腐朽，也看到人民的贫困和痛苦，因而在诗中发出了“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感叹。于是对国家和民生的忧患在他的诗歌中开始有了越来越深广的体现，杜甫诗歌中的忧国忧民的主导风格，就是在此期间开始逐渐形成的。在这期间他写下了《兵车行》《丽人行》等名篇，其中以《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为最，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安史之乱”发生后，杜甫和难民在兵荒马乱中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共同经历了战乱的痛苦。这就使他对人民的苦难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与认识，与人民的感情也更加密切了。于是，他的忧患意识就更加深重了，这种忧患思想，在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残酷现实中一直不断地在滋长。他的诗越来越多地反映人民疾苦，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三吏”“三别”。
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杜甫受到了人民的热爱，也成为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情感，真正体现出了中国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是中国文化中的一种理想人格。
篇3：浅析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的论文
浅析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的论文
【关键词】杜甫诗歌忧患意识儒家思想责任
【摘要】所谓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时期，一些文人志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实中存在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表现出对人类社会的强烈忧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这种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究其根源，是因为他骨子里根深蒂固、终身奉行不愈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是他内心对自己国家和人民的深切关爱和责任所致。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篇4：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论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篇5：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杜甫诗歌中现实主义精神的体现
杜甫一生坚持“奉儒守官”，形成了积极用世、忠慈仁爱的性格和襟怀。纵观其诗，儒家的仁者情怀与关注民生疾苦的精神高度统一于其身。诗人常常以时代的观察者和记录者身份对民生疾苦赋予深厚的同情，他的诗歌中较多涉及“骨”字，随物赋形，以“骨”述他人与社会之境况，具有博爱精神，这些富含“骨”字的诗作被称为“骨诗”。顾名思义，所谓骨诗，指诗句中带“骨”字的诗。骨是人和脊椎动物体内支持身体、保护内脏的坚硬组织，在这里比喻人的品格、气质、神韵。这些 “骨诗”将作者关爱生命和忧国忧民的情怀融为一体，集中彰显了杜甫悲天悯人的博大胸襟、敢于担当的责任意识、亲情友情的真诚呼唤和疾恶如仇的仁爱情怀。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是杜甫流落蜀中时写的一首著名诗篇，其中“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宁苦身以利人”的精神，千载之后，依然感人。“三吏”、“三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中的不朽之作，集中体现了杜甫对安史之乱中人民苦难的认同和深切同情，如《新婚别》中，诗人以新嫁娘的口气诉说了千回百转的心事。《杜诗祥注》说此诗“君”字凡七见，“君妻”，“君床”，聚之短也;“君行”，“君往”，别之速也;“随君”，情之切也;“对君”，意之伤也;“与君永相望”，志之坚且贞也。频频呼君，几乎一声一泪。这样的诗，句句都能打动读者的心弦。
与热爱人民的感情相联系，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是诗人经常表现的重要主题。他的笔锋永远指向最高统治者。在《丽人行》中，他以非常生动而含蓄的笔墨，讽刺了在唐玄宗的娇宠下，杨氏姐妹所过的奢侈淫乱的生活;在《遣遇》、《甘林》等诗中，揭露出官吏把人民搜刮一空，造成处处卖儿鬻女缴纳租庸的凄惨景象。不仅如此，诗人还对统治集团其他各种腐朽现象加以多方面抨击：在《洗兵马》中，他指斥李林甫等官僚的得势嚣张;在《草堂》中，他谴责成都军阀李忠厚的作威作福和残杀人民;在《潼关吏》、《诸将五首》等诗中，他又嘲笑唐军将领的庸懦无能……可以说杜甫的不少诗都反映了徭役、租税和征战等给普通百姓带来的灾难，批判可谓入木三分。
在儒家文化中，“骨”、“骨气”，“气骨”是刚健中正的表征，诗人仁心广被，泽及天下苍生，以诗抒怀，用仁义培植和浇灌的爱国爱民的伟大品格在诗中得以充分彰显。应该说，这些仁爱情怀是传统儒家仁爱思想在杜甫诗歌中的自然推演。儒家仁的观念中带有浓浓的爱意，这种爱不是一己之爱，而是一种大爱、博爱、泛爱，它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影响。杜甫生在唐王朝由盛转衰的急速转变时代，一生饱经忧患，境遇十分坎坷，他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身体会，因而往往能一语中的，引起读者深层次的共鸣。
在唐代，给人民带来最深苦难的是由于统治阶级的腐败引起的内乱外患，这种情形在杜甫诗中得到了深刻的反映：“路衢唯见哭，城市不闻歌”(《征夫》)。更为可贵的是，诗人不仅反映了战乱给社会带来的残破景象，而且揭示出了更尖锐的社会矛盾。由于连年战乱，人口锐减，壮丁尤少，于是统治阶级便用残暴手段，把结婚才一天的丈夫，还没有成年的“中男”，甚至年老妇人都一起强征入伍或服役，这一切都反映在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中，尤其在《石壕吏》这首诗中，表现得最集中、最深刻。
由于杜甫看到人民在战乱中受到的灾难太深、太重了，因此他热切盼望战乱平息，好让人民过上太平的生活。他在诗中不断喊出代表着当时人民愿望的呼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洗兵马》)，“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昼梦》)，直到诗人老年，也一直没有停歇过这样的呼喊。当安禄山率领胡兵蹂躏着祖国的土地，在大敌当前时，诗人一方面看到人民在官吏的横暴下被强征入伍，情形极为悲惨，另一方面他又怀着沉痛的矛盾心情，在《新婚别》等诗中，劝人民去从军，平息这一给国家民族带来极大祸害的叛乱。正因为诗人对人民怀着这样深厚的感情，因此，当他听到有人建议迁都洛阳，取其地势险固，他却表示反对，认为只要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实行良好的政治，天下就能安宁。所谓“盗贼”，其实是被逼得无路可走的人民。这就是他在《有感五首》中表现出来的光辉思想：“不过行俭德，盗贼本王臣。”
破碎的祖国一旦出现山河复整的气象，悲歌了一生的诗人又写出了欢乐而感人的诗，如著名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首诗不仅从他的每一个形象里涌出喜悦的感情，而且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像春天的旋舞曲似地飞转着轻快的旋律。
杜甫的一生是为人民忧虑的一生，是为人民歌唱的一生。直到他病倒在湘江船上，在生命的最后，也没有忘记过多难的祖国、多苦的百姓。他在最后一首诗中慨叹道：“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风疾舟中伏枕抒怀》)这就是壮怀一腔忧国忧民之思的杜甫，在他的眼中，广大民众的苦难忧乐始终都是最值得关注和同情的对象，始终都在为社会的不公、时代的不幸而摇旗呐喊。
杜甫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崇高的人格集中体现了中国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品质，从而教育、激励了后世无数诗人和爱国者――陆游、辛弃疾、文天祥、顾炎武等人。杜甫伟大的诗篇和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吸引和启迪后世一代又一代的诗人，从中唐的白居易到晚清的黄遵宪，他们的创作与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都是一脉相承的。
总之，杜甫的“骨”诗可谓“气骨峥嵘，体势雄浑”，是其仁爱精神的诠释，这种情感恰恰是诗人在生活中的体察，激发了诗人与生俱来的对生命的珍重与责任，并在生命里程中越来越深厚地表露出来，这种“爱”与责任不是简单思想的投射，而是重天下轻己身的利他人格的体现，是封建文人的奉献精神和牺牲精神的显现。这种无时无处由其胸襟发出的对国家、对人民、对朋友、对亲人的关爱，正是人文关怀的良知性善的真切发现。其大量深切关注人民疾苦、仁爱之情的“骨”诗，全面诠释了儒家“为人之仁”的人格追求与真谛。
篇6：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哪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体现在哪里
杜甫一生写下的大量诗篇中就充满了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不仅贯穿于他的诗歌创作中，而且贯穿于他的一生。
忧患意识，是指社会危机引发出来的人类主体世界焦心忧虑的一种思想意识。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因为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认识社会的能力，容易发现社会现状的不足而希望变革创新，并以诗文抨击社会现实，对人类社会的忧患表现得更突出，这成为他们创作活动的动力。所谓“愤怒出诗人”就是这个道理。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一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的诗歌无论是叙事抒怀，还是写景咏物，都是结合现实，其中充满着浓厚的忧患意识。这种意识贯穿他的一生，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到晚年越是强烈、真挚。年轻的杜甫“归醉每无愁”，是没有多少忧虑的，所关注的就是个人的抱负和功名的追求。自从他为求仕途人长安再次应试落第后，被迫“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开始“十年困守”的艰难生活，使他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国家的现状。自此，他的忧患意识也由个人前途的忧虑逐渐转为对国家民生的忧虑。诗歌中也由“家人忧几杖，甲子混泥途”转为“君不见汉家LLI东二百州，千村万落生荆杞。纵有健妇把锄犁，禾生陇亩无东西”。他对唐玄宗盲目发动开边拓土的不义战争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危害深为担忧;他对清浊不分、贤愚不辨的黑暗政治忧心如焚：“秦山忽破碎，泾渭不可求。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他看到大雨成灾，就忧虑劳动人民的苦难：“吁嗟呼苍生，稼穑不可救”，他“一饭四五起，凭轩心力穷”。面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黑暗现实，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成长为一位自觉的忧国忧民的诗人。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唐王朝陷入了战争的深渊，使人民坠人了沉重的苦海。诗人杜甫也被卷入战争的乱离漂泊之中，他亲眼看到了安史叛军的屠杀焚掠，亲身经历了与民同难的艰险流离，亲自感受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的心更贴近了劳动人民，忧患意识更加广泛深刻了。诗人最忧虑的是安史叛军还未平定，四方盗贼仍是很多：“所忧盗贼多，重见衣冠走”，又担忧官吏不顾百姓死活而横征暴敛，引起人民的反抗：“庶官务割剥，不暇忧反侧”，他希望有贤德的官吏实行仁德之治：“诛求多门户，贤者贵为德”。直到临死之前，诗人仍在忧虑：“公孙仍恃险，侯景未生擒。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
二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I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 “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家庭，始终自称“儒生”、“老儒”、“腐儒”。儒家“人世”、“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影响他一生，“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是他人生态度的集中体现。
他“每饭未尝忘君”，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忠君爱民”的思想也深入骨髓，他主张实行“仁政”、“德治”。这些儒家思想已经融化到其血液中，成为其诗歌中体现的忧患意识的内在动因，也成为诗人一生坚持不辍的创作主题。
另外，诗人所处的唐王朝由盛转衰的社会环境和诗人漂泊艰辛的一生经历，使得他诗歌中的忧患意识表现得强烈和突出。诗人生活的唐王朝正是从鼎盛转向衰落的急遮变化的社会大动荡时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复杂。统治阶级内部尔虞我诈，李林甫和杨国忠的先后执政，使得国事日非，朝政日昏。边将和藩镇的飞扬跋扈，加重了受压迫人民的不满。“安史之乱”又将唐王朝推向深渊。这种现实必然促使杜甫用儒家思想的尺度思考和衡量社会现状，内心尺度与现实的反差使得他对现实社会产生强烈的忧患意识;他“残杯与冷炙，处处潜悲辛”的长安十年穷愁潦倒、“苦摇乞食尾，常恐曝恩腮”的困守生活、“饥借家家米，愁征处处粮”的漂泊生涯更增添了诗人诗歌中难以消解的忧患意识。
篇7：试论扬雄的忧患意识在儒学发展上的体现
试论扬雄的忧患意识在儒学发展上的体现
扬雄(前53-18),字子云,蜀郡成都(今四川成都)人,西汉末年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和语言学家.<汉书>有本传.关于扬雄思想的实质和影响,学界多着眼其思想继承性和组成要素等方面,而从忧患意识入手研究扬雄思想,只见许结<汉代文学思想史>中关于扬雄的`章节,惜论述不详.本文试图探讨忧患意识在扬雄思想中的体现,希冀以此视角来研究扬雄在儒学发展上的地位.敬请方家指正.
作 者：张晓明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山东,青岛,266071 刊 名：求实 PKU CSSCI英文刊名：TRUTH SEEKING 年，卷(期)： ”"(z1) 分类号：B0 关键词：篇8：在抗疫中增强民族忧患意识
忧患意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品质，是防范化解各种风险的思维方式。“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国家治理的基本要求。今年以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斗争，充分表明了增强忧患意识是有效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心理前提，是贯通疫情防控乃至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的精神条件。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疫情防控斗争中强调，要增强忧患意识。这不仅是对执政党的要求，也是对中华民族精神品质的揭示。有了强烈的忧患意识，我们才能够众志成城、共克时艰，坚决打赢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才能够主动防范，从源头遏制疫情风险，全力救难，尽力减少疫情风险危害。
疫情来袭，众志成城。面对“战疫”与“战贫”的双重考验，广西5300多名驻村第一书记提前结束春节假期，“逆行”奔赴贫困乡村，既当疫情防控尖兵，又做脱贫攻坚战将。图为乐业县百坭村驻村第一书记帮村民搬运农产品。新华社发
一丶忧患意识是对可能发生的祸害、灾难的忧虑和防备。未来有多种可能，包含不利的、有害的可能，对这种可能的预感、预测、预防，构成忧患意识的核心。考察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的历史，忧患意识是一种共同体意识。民族经历的灾难越多，文化反思的能力越强，忧患意识的基因也就越明显。安全需要是人类社会和每个个人的基本需要，忧患意识就是追求安全的思维活动。中华民族历史上经历过很多磨难，长城实际上就是抵御外来掠夺的忧患意识的产物和标志。《诗经》中“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诗句饱含着忧患意识，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则是文学史上的“忧患名篇”。忧患意识深深植入民族精神之中。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国家内忧外患、民族危难之时，面对强大的敌人和失败的危险，始终保持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磨难挫折中成长，以弱胜强、反败为胜，谦虚谨慎、艰苦奋斗，不忘初心、终成气象。我们党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面临的“四大考验”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面临的“四种危险”具有尖锐性和严峻性，忧患意识有着鲜明的时代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要求坚持底线思维、防控重大风险、维护国家安全、进行伟大斗争，都是基于对前进道路上困难和挑战、矛盾和阻力的深刻洞察。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中列举了8个方面16个具体风险，其中提到“像非典那样的重大传染性疾病，也要时刻保持警惕、严密防范”。2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时刻保持如履薄冰的谨慎、见叶知秋的敏锐，既要高度警惕和防范自己所负责领域内的重大风险，也要密切关注全局性重大风险，第一时间提出意见和建议。这种忧患意识，既是民族精神的传承，又是培育和塑造民族精神的因素。
在这场疫情防控斗争中，忧患意识鲜明体现在及时果断阻止疫情蔓延的重大决策上。疫情发生后，党中央高度重视，审时度势、综合研判，迅速作出部署，及时提出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总要求，明确了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总目标。1月22日，党中央果断要求湖北省对人员外流实施全面严格管控。如果当断不断，必定反受其乱。忧患意识还鲜明体现在采取最全面、最严格、最彻底的防控举措上，从武汉到湖北，从华中到各地，打响了一场全覆盖、全方位、全民参战的抗疫人民战争，这是其他国家做不到的。忧患意识亦鲜明体现在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掌控上。经济社会是一个动态循环系统，不能长时间停摆。中央在确保疫情防控到位的前提下，适时推动非疫情防控重点地区企事业单位复工复产，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减少、化解、弥补疫情对经济发展的冲击。
二丶中华民族在5000多年文明历史进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这一精神根深叶茂、源远流长，随着时代的发展又被不断赋予新质。这一精神体现在平时的生产生活中，更体现在抵御灾害的斗争中。改革开放以来的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和这次抗疫所体现出的精神风貌，都是伟大民族精神在抗击灾害中的具体体现和生动证明。忧患意识作为民族精神的底蕴和成分，有机融入其中。忧患意识促进了疫情防控的创造精神。面对疫情对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严重威胁，疫情防控加速了确定临床救治和药物、疫苗研发、检测技术和产品、病毒病原学和流行病学、动物模型构建等五大主攻方向的进展，加快了生命安全和生物安全领域的重大科技成果作为国之重器的攻关等。忧患意识激励了疫情防控的奋斗精神。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英勇奋战，武汉人民不畏艰险、顽强不屈，广大医务工作者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不负重托，不辱使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安全、民族未来。忧患意识强化了疫情防控的团结精神。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守望相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截至2月23日，已有330多支医疗队、41600多名医护人员驰援武汉和湖北，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当前，经过艰苦努力，国内已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这是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团结奋斗的结果。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忧患意识是以实事求是、科学理性、积极主动为思维内核的，这就保证了在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时的求实精神、科学精神、主体精神。忧患意识不是主观臆测，而是基于以往经验、事物规律、各种因素综合判断的结果，有其客观依据。的非典疫情，使得我们对重大传染性疾病等公共卫生安全风险高度警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评价道：“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展现出中国速度、中国规模、中国效率。”这种反应速度和效率是对疫情危害正确判断的结果。忧患意识不是盲目应对，而是讲求科学、尊重规律、对症下药、综合施策。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要为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大数据技术用于研判疫情形势，实现了精准防控。科学防控就能做到精准防控、分级分区分段防控。忧患意识不是悲观失望，而是积极努力、推动转变，化危为安、转危为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我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是一次危机，也是一次大考，考的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决策力、组织动员力、统筹协调力。这都要求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充分发动人民群众，坚决打赢疫情防控人民战争。
三丶增强忧患意识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要熏陶。改革开放以来，党在带领人民应变局、平**、战洪水、防非典、抗地震、化危机的过程中，不断增强忧患意识，成功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这次应对疫情重大风险，是增强全党和全民族忧患意识的磨刀石。增强忧患意识就要坚持底线思维，把战略的基点放在最坏的基础上来设想，不要因为估计不足而在危机发生时陷于被动，要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同时朝好的方向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这次疫情防控从推出最严格举措到初步呈现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正是运用底线思维的结果。增强忧患意识就要防控重大风险，增强驾驭风险本领，及时发现和果断处理可能发生的各类矛盾和风险，防止发生各种各样的“蝴蝶效应”，不让局部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中外历史上，大疫大灾往往导致社会失序，社会失序又使抗疫抗灾雪上加霜。这次疫情防控，全国各地先后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级党委和政府坚决服从党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依靠全体人民的积极参与、大力支持、主动配合，坚决遏制了疫情蔓延势头和社会风险。
新冠肺炎疫情是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经历的一次磨难，疫情防控是伟大民族精神的一次锤炼，也是增强民族忧患意识的一次契机。在这次应对疫情中，暴露出我国在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等方面存在的短板。这就告诉我们，忧患意识必须继续强化，不能放松和放弃。要放眼长远，总结经验教训，加快补齐治理体系的短板和弱项，为保障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筑牢制度防线，真正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居安思危、有备无患，宁可千日无疫情，不可一日无防备。越是我们的短板漏洞弱项，就越是重大风险的触发点，越是防控风险的关键点。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是中华民族的关键之战，这场斗争实践，为新时代增强民族忧患意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供了生动的教科书和历史启示录，也会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和成熟，继续在前进道路上战胜新的重大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篇9：杜甫诗歌中的爱国精神
杜甫诗歌中的爱国精神
杜甫是继屈原之后又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爱国精神是其诗歌的灵魂。
一说起唐朝，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诗的国度”，唐王朝的诗人、诗作可谓众多，但很多已经淹没在时间的长河里，而杜甫的诗作却愈来愈显出耀眼的光辉。杜甫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是人类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从广阔的角度反映社会的离乱，记录人民的不幸，表达对祖国的无限热爱，表达自己的政治抱负，表达对统治者的深恶痛绝。这些诗无不体现杜甫深切的爱国之情，爱国精神可谓是其诗歌的灵魂。
杜甫出生在奉儒守官的家庭，从小接受的是儒家的传统教育，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但杜甫屡试不第，使他出世的幻想破灭。在入世无门的情况下，杜甫的生活更加窘迫，他开始正视现实，写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千古绝唱。安史之乱爆发后，杜甫和人民一样流离失所，亲眼目睹了国破家亡的惨景，写下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感人诗句。杜甫经历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他用自己的笔触铸就了现实主义诗歌创作的高峰。杜甫诗歌有着忧国忧民的情怀，有着悲天悯人的精神，成就了其诗沉郁顿挫的风格。诗中的杜甫有着忧郁的、激愤的情感，他的诗为国谋划，为民呼号，有着赤诚的爱国之心，有着深切的忧民之情。杜甫的爱国情怀是非常丰富的，他有着更进步的爱国之情，将现实主义的诗风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一、赞美祖国河山
古人常借助对祖国山河的赞美表达自己的爱国情怀，杜甫也有大量描绘壮美山河的诗篇。杜诗歌颂了祖国山河的壮丽，具有广阔的内容，真挚的情感和高度的概括性，成为后世的楷模。杜甫二十岁起就南游吴越，后又北游齐赵，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中年寄寓京华，晚年四处漂泊，所到之处均留有诗作，这些诗作无不表达了诗人对祖国壮美河山的热爱之情。国家不仅是一个自然概念，还包含着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因素，所以杜诗在描写自然景观的同时，还融入了对国家政治、经济的关注。当国家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时，诗人由衷的赞颂;当国家危机四伏时，诗人又忧心忡忡。杜甫初回草堂时留下了写景佳作《绝句》：“两只黄林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描绘了一幅生动的画面，黄鹂、青天、白鹭有动有静，给人一种和谐、开阔的感受。
杜甫青年时代生活在唐玄宗开元年间，这时的唐王朝经济繁荣，国力强盛，被称为“开元盛世”。杜甫对祖国的赞颂不同于其他诗人，他是一位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诗人，在赞颂祖国壮美河山的同时，结合社会现实，从盛世的光环中看到重重危机，唱出了一曲曲动人肺腑的悲歌，表达了对祖国命运的深切关注，体现了诗人的忧患意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在安史之乱爆发前，杜甫经过骊山，唐玄宗和杨贵妃正在享乐，杜甫忧心忡忡，用诗讽刺外戚专权的黑暗社会。朝政大权旁落，带来的后果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统治阶级与人民的矛盾日益激化，很快安史叛军暴发了，唐王朝岌岌可危。正是杜甫怀着深切的爱国之情，才能在盛世中洞悉到暗藏的隐患，才用一篇篇诗作来表达深沉的爱国之情。《登高》“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用悲壮的景色，写出了诗人离家漂泊、疾病缠身、国事不宁的忧伤。《秋兴》八首由孤城的落日情景想到昔日长安的繁华景象，表达诗人的.爱国情怀。如果没有深挚的爱国情怀，是写不出这些诗句的。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不仅打破了诗人天下太平的希望，还点燃了他强烈的民族意识。在现实面前，维护国家统一成为他爱国精神的突出表现。
二、维护国家统一
杜甫一生颠沛流离，生活在社会的底层，饱受贫困之苦。特别是安史之乱后，他曾沦为战俘，亲眼目睹了战争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这对他的影响很大，使他更加关注国家命运，反对分裂，维护祖国统一。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借唐朝内部空虚，联合同罗、突厥、契丹等民族，以奉诏讨伐杨国忠为借口在范阳起兵，历时八年之久，后世称为“安史之乱”。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社会经历了空间的大灾难。由于安禄山、史思明及其部下大部分是胡人，所以这场叛乱又带有民族矛盾性，唐王朝的做法则是平息叛乱、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战争。杜甫亲眼目睹了这场战争，深有感触，并写下了大量诗歌，其中两首最具有代表性，一首是《春望》、一首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春望》写于安史之乱占领长安后，杜甫困守长安，面对长安在战乱中的荒凉景象，诗人感怀国破家亡，写下了这首绝世佳作。诗中“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表达了战争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灾难，控诉了战争带来的严重后果，表达了诗人对和平的向往。全诗表达了忧国、念家之情，表现了诗人心系天下的博大胸怀，而这也是杜诗流传千古的重要原因。诗人知道和平是要争取的，当国家动荡、分裂时，要奋起反抗，才能用战争赢得和平。因此杜甫又赞美平定叛军的胜利，当诗人听说收复了失地，叛军投降的消息后，安史之乱结束了，心情大快的状态下创作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叛军投降意味着分裂的国家走向统一。
《春望》与《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这两首诗，有很多相似处。写作背景都是安史之乱，写的是战争的胜负情况。但杜甫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出现这样的差别正因为杜甫的爱国之情。杜甫认为唐军是正义之师，安史叛军是破坏正义，造成国家分裂的原因，所以唐军胜利代表着国家统一，叛军胜利代表着国家分裂。杜甫始终关注人民，特别是安史之乱过程中，诗人与人民一起漂泊，深切体会到人民的苦难，字里行间流露着同情。但对战争，诗人并不是消极避战，而是赞扬以身报国的高尚行为，这将杜甫的爱国精神推向更高的境界。 三、赞颂报国卫家
杜甫一生心系劳苦大众，特别是战乱爆发后，他每次出行都记录了人民的悲苦现状。杜甫经历安史之乱体会到战争给人民带来的不幸，对保家卫国的将士从心里充满了敬佩和赞颂之情，这正是千百年来爱国精神的体现。
安史之乱中，郭子仪、李光弼等统帅，被叛军打败，伤亡较重，亟待补充兵员，朝廷大量征兵。杜甫亲眼目睹了离别的场景，创作了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从这些诗歌中我们能读出人民的苦难，读出人民的爱国之情，读出杜甫对国家和人民的关心。《石壕吏》中的“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门看。吏呼一何怒!妇啼一何苦!”这都是杜甫的所见所闻，这样的家庭还是征兵的对象，可以说战争摧毁了一切美好。
对战争中人民遭受的苦难，杜甫抱有深切的同情，对毅然走上前线、保家卫国的将士，杜甫给予更多的是同情和赞扬。如《新婚别》“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这位普通妇女正是新婚，她牺牲自我，用朴素的话语道出了人民的心声，鼓励丈夫上前线奋勇杀敌，不要挂念家中，要为国家努力战斗。杜甫同情战乱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歌颂人民虽然家破人亡，仍积极投身正义战争的伟大精神。
杜甫歌颂报国卫家的精神，与自己的报国之心有着密切关系。杜甫的理想是传统的儒家思想，他生活的年代虽然理想的社会形态已经荡然无存，但杜甫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实现。杜甫一生执着于追求“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青年时的杜甫满怀憧憬，并为之不懈的努力。杜甫应试不第，可他没有死心，又四处奔跑请求举荐，但唐王朝没有给他施展抱负的空间，他的理想破灭了，拳拳的报国之心得不到施展。他把这种情感倾注到保家卫国的将士身上，对他们的行为给予热情的赞扬。
总之，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其诗的灵魂是爱国精神。杜甫一生在离乱途中体验到人民的苦难，写出了一首首具有高度爱国精神的诗篇。他的诗歌既有对祖国壮丽山河的热爱，又有深切的爱国情怀，这种爱国精神成就了杜甫沉郁顿挫的诗风，成就了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篇10：如何在数学教学中体现新理念
如何在数学教学中体现新理念
在21世纪，世界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发展的主要趋势是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将成为一种面向全体的全民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贯穿一生的终身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突出个性的创新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对数学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的价值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数学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已从以获取知识为首要目标转变为首先关注人的发展。《全日制义务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数学课程标准》的前言部分中提出：“其基本出发点是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地发展。”并明确了数学总体目标是通过义务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阶段的数学学习，学生能够：获得适应未来社会生活和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重要数学知识（包括数学事实、数学活动经验）以及基本的数学思想方法和必要的应用技能；初步学会运用数学的思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社会，去解决日常生活中和其他学科学习中的问题，增强应用数学的意识；体会数学与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了解数学的价值，增进对数学的理解和学好数学的信心；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在情感态度和一般能力方面都能得到允分发展。从前言与这一总体目标中，我们可以深刻地了解、体会到：数学教学已不再是以“传授数学知识”为目的了，而是更加关注在数学教学过程中让学生经历知识的形成过程和思维方式的多样化。让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数学实践活动中寻求解决问题的不同策略及良好的情感和态度的形成等等。进而使学生获得对数学理解的同时，体验探索知识、解决问题的感受。促进学生全面、持续、和谐的发展。
为了我们的数学课堂教学适应今天学生的学习需要。教师首先要更新观念，通过学习《全日制义务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数学课程标准》，更新我们的教育（www.35d1.com－上网第一站35d1教育网）教学观念。把新的理念带进课堂，优化学生的学习过程。
一、如何在备课中体现新的理念
1.选择现实的、有意义的素材。
由于教材编写具有时代性，限于当时的社会背景，根据那个年代学生的条件及当时社会对各方面人才需要的要求不同，教材编写的内容及要求只符合一定时期的使用。随着社会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再好的教材经若干年也会滞后的。因此，我们手中的教材有些编排顺序、准备题、例题、呈现方式及例题的情境已不能适应我们今天的学生学习了。这就要求我们备课时，在基本不改变教材的编排意图的同时，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特征，选择学生身边熟悉的、喜欢的'、感兴趣的事物或内容为学习素材。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使他们感到数学就在自己的身边，与现实日常生活密切联系。这样，在学习过程中学生才会乐于参与，他们才会对学习数学产生兴趣。例如改变例题的叙述情节，省编义务教材第七册第43页的归总应用题是先通过准备题总结出“工作效率×工作时间＝工作总量”的数量关系式，然后出示例题。这样的课，用以前的眼光来看是无可非议的，就现在来讲逻辑思维也是很好的。但我们所教的孩子不一样了，他们可能对3小时抽水420吨，5小时抽水多少吨已不会感兴趣了。我想如果改成“老师想了解一下昨天晚上我们班55人一分钟共做多少题”？根据你自己的做题情况编一道数学题。学生四人或两人小组讨论片刻，争相回答。有的学生说：“我一分钟做了20道题。照这样的效率，估计全班55人能做1100道题。”有的说：“我两分钟做了30道题。估计全班55人，可能做825道题。”再让他们说说是怎样计算的？由于这道题是学生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过的事实建构的，所以对例题的结构、数量关系比你去刻意地去教，掌握的要好得多。学生很容易掌握了这类题的解题思路。
2.改变教材的呈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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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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