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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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小编为大家带来吕思勉名言，本文共6篇，希望大家能够受用!

吕思勉名言

篇1：吕思勉名言

吕思勉名言推荐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民国时期“史学四大家”之一，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1.“天下只有天良发现之个人，无有天良发现之阶级;只有自行觉悟之个人，无有自行觉悟之阶级”

2.讲史学的人，总说历史有裨于修养，我说历史的有裨于修养，无过于看王荆公这一种人物的传记了。

3.其实中国历代的百姓，和官府都没甚关系，何况朝廷?只要当“士大夫”的少造几句谣言，就皇帝病一百年，秩序也不会乱的。

4.原来研究学问，有两种法子，其一是胪列了许多证据，以主观判断其真伪。其二是不以主观下判断，而先审查这证据的孰为可信。譬如东门失火，咱们人在西门：听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各不同。拣其最近情理的一种信他，是前一种法子。且不管他所说的话，谁近情，谁不近情，先去审查各个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条件，以为去取的`标准，是后一种法子，把这两种法子比较起来，当然后一种更为谨严。

5.原来古代的治法，是从极少的地方做起的。所谓国家，起初都是个小部落。君主和人民，本不十分悬隔;而政治上的机关，却极完备，所以一切事务易于推行，而且易于监察，难于有弊。到后世，就大然了，一县的地方，甚或大于古代的一国，何况天子。而所设的机关，却极其疏阔。就有良法美意，也无从推行。而且专制政体的官吏，都是对于君主一个人而负责任的;君主监察所不及，就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固然也有好的官吏，然而政治上不能只凭希望)。那么，更有什么事情能办得好;不但办不好，而且总是有弊，倒不如一事不做，还好苟且偷安(所以中国一切事情的停滞不进，和君主专制政体，是有很深的关系的。)

6.“以先富带动后富，吾决不信也”

7.6 .外戚是一种“特殊阶级”。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它应当灭亡的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8.制度是一层层的，不管理论堆积起来的;所以愈到后世，愈不切于事实，俞不合于理论。

9.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一公例：“承平了数十百年，生齿渐渐地繁起来;一部分人的生活，渐渐地奢侈起来;那贫富也就渐渐地不均起来，这种现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就又是如此了。”(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的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

10.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归纳起来，得一个公例。若把儒家改制所托的话，通统认作实在，在后世，都是“欺人孤儿寡母”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个“天下为公”的尧舜，在后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汉高，而在古代，忽然有个“非富天下”的汤，“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异“如金石卉木之不同类”，就无从互相比较，无从把许多事情，归纳了而得其公例，科学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这些“偶像”，不能不打破他，并不是要跟死人为难.

篇2：吕思勉简介与名言

吕思勉简介与名言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汉族，江苏常州人。民国时期“史学四大家”之一，十二岁以后在父母师友的指导下读史书，了解中国历史。16岁自学古史典籍。1905年起，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江苏省立第一师范专修科等校任教。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期间，归乡闭户著书。抗战胜利后，重返光华大学。1951年院系合并后，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史学代表作品：《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通史》、《秦汉史》为代表的四部断代史、《吕思勉读史札记》等。与钱穆、陈垣、陈寅恪并称为严耕望所评选的“现代四大史学家”。

1. 其实中国历代的百姓，和官府都没甚关系，何况朝廷?只要当“士大夫”的少造几句谣言，就皇帝病一百年，秩序也不会乱的。

2. 原来研究学问，有两种法子，其一是胪列了许多证据，以主观判断其真伪。其二是不以主观下判断，而先审查这证据的孰为可信。譬如东门失火，咱们人在西门：听得人述失火的原因和情形，各各不同。拣其最近情理的一种信他，是前一种法子。且不管他所说的话，谁近情，谁不近情，先去审查各个传说的人，谁是在东门眼见的，谁的说话，是素来诚实的条件，以为去取的标准，是后一种法子，把这两种法子比较起来，当然后一种更为谨严。

3. 制度是一层层的，不管理论堆积起来的;所以愈到后世，愈不切于事实，俞不合于理论。

4. 原来把科学家的眼光看起来，人是差不多的——在科学上，是不承认有什么非常之人，也不承认有什么太善极恶之人的。研究历史的目的，在于把古今的事情互相比较，而观其会通。就是要把许多事情，归纳起来，得一个公例。若把儒家改制所托的话，通统认作实在，在后世，都是“欺人孤儿寡母”的操、莽，而古代忽然有个“天下为公”的尧舜，在后世，都是“彼可取而代也”的项羽，“大丈夫当如此也”的汉高，而在古代，忽然有个“非富天下”的汤，“以至仁伐至不仁”的武王。那就人的`相异“如金石卉木之不同类”，就无从互相比较，无从把许多事情，归纳了而得其公例，科学的研究，根本取消了。所以这些“偶像”，不能不打破他，并不是要跟死人为难.

5. 讲史学的人，总说历史有裨于修养，我说历史的有裨于修养，无过于看王荆公这一种人物的传记了。

6. 外戚是一种“特殊阶级”。凡是一种特殊阶级，不到它应当灭亡的无论他怎样作恶，人家总只怪着阶级里的人，并不怪着阶级的本身，这是社会的觉悟，有一定的限度，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7. 从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上，有一公例：“承平了数十百年，生齿渐渐地繁起来;一部分人的生活，渐渐地奢侈起来;那贫富也就渐渐地不均起来，这种现象，一天甚似一天就要酿成大乱为止。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就又是如此了。”(这是由于生产方法和生产社会的组织，始终没有变更的缘故)

8. 原来古代的治法，是从极少的地方做起的。所谓国家，起初都是个小部落。君主和人民，本不十分悬隔;而政治上的机关，却极完备，所以一切事务易于推行，而且易于监察，难于有弊。到后世，就大然了，一县的地方，甚或大于古代的一国，何况天子。而所设的机关，却极其疏阔。就有良法美意，也无从推行。而且专制政体的官吏，都是对于君主一个人而负责任的;君主监察所不及，就无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固然也有好的官吏，然而政治上不能只凭希望)。那么，更有什么事情能办得好;不但办不好，而且总是有弊，倒不如一事不做，还好苟且偷安(所以中国一切事情的停滞不进，和君主专制政体，是有很深的关系的。)

篇3：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与《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史学家，知识渊博，学术造诣高。他的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在中国通史、断代史和各种专史领域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为后人的学习研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著名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就说过，“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1]。但是目前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中，人们往往对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等人比较重视，对吕思勉先生则相对冷落，这与他在学术界应受到的重视程度是不相称的。加强对吕思勉先生学术的研究，对于科学地把握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和推进当代史学的进一步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一、《白话本国史》的开创之功

在吕思勉先生众多的学术著作中，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白话本国史》是他的史学成名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曾长期被用做大学教材和青年“自修适用”读物，仅1933年至1935年间就重版了4次，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史坛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吕思勉先生曾在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任过编审历史教科书、参考书的编辑，又长期从事历史教学工作的实践，对当时流行的通史教材状况有很深的了解。他认为，“中国历史是很繁的。要想博览，很不容易。专看其一部分，则知识偏而不全。前人因求简要，钞出的书，亦都偏于一方面。如《通鉴》专记理乱兴衰，《通考》专详典章经制等。且其去取的眼光，多和现在不同。近来所出的书，简是很简的了。但又有两种毛病：(1 )其所谓简，是在全部历史里头，随意摘取几条。并不是真有研究，知道所摘出的事情，都是有关紧要的。(2)措词的时候，随意下笔，不但把自己主观羼入，失掉古代事实的真相；甚至错误到全不可据”，这样的著述既不能适应历史教学，又不能满足学生求知的欲望。鉴于此，吕思勉先生本着“把中国的历史，就个人眼光所及，认认真真的，将他紧要之处摘出来；而有用极严谨的法子，都把原文钞录，有删节而无改易。自己的意见，只注明于后”[2]的原则撰写了《白话本国史》。该书是吕思勉先生在历年教学讲稿和史学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全书分4册，约60万字。内容框架由绪论和五编构成，在每一编里又分若干章，详细地记叙了上起远古时代，下至民国十一年华盛顿会议期间的中国历史，既有政治史事又有社会经济、文化现象，而且还叙述了东南亚中西亚各国、各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全书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组织的变化分为六个不同的时期，即：上古(秦以前)；中古(秦汉至唐朝全盛)；近古(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近世(元朝至清朝中期)；最近世(西力东渐至清朝灭亡)；现代(辛亥革命以后)。这种按照社会进化的观点划分历史阶段的做法明显区别于以往的史书，对时人和以后的史学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白话本国史》出版以前，严格地说，当时的中国并没有一部真正的新式通史。19出版的柳诒徵的《历代史略》是在日本学者那珂通世著的《支那通史》的基础上改编而成的。由于《支那通史》是专为日本人而写，虽经柳诒徵改编，从总体上看仍然不能很好地反映中国的历史；19出版的夏曾佑的《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和刘师培的《中国历史教科书》都是未完成之作，夏曾佑的书下限只到隋朝，刘师培的书下限只到西周末年。而《白话本国史》则是从远古时代写到了民国初年，是一本完全意义上的通史。

由于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无论在研究方法还是在内容体例等方面都明显地具有新意，高于时人的地方很多，因而受到了人们的赞誉。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就说： “中国通史的写作，到迄今为止，出版的书虽已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本来以一个人的力量来写通史，是最困难的事业，而中国史上须待考证研究的地方又太多，故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编著中国通史的人，最易犯的毛病，是条例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一个新的纪元”；“《白话本国史》四册，书中虽略有可议的地方，但在今日尚不失为一部极好的著作”[3]。《白话本国史》为中国通史的编撰开创了一个新纪元。

另外，就《白话本国史》对秦桧和岳飞的评价而引起的诉讼案实际上属于学术争鸣的范畴，很多学者如明代的丘@①、清代的赵翼等对秦、岳二人都有过不同的看法。吕思勉先生对这一问题做了如下说明：“此书(《白话本国史》)曾为龚德柏君所讼，谓予诋毁岳飞，乃系危害民国。其实书中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龚君之意，亦以与商务印书馆不快，借此与商务为难耳。然至今，尚有以此事诋余者，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欲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事，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4]表明吕思勉先生十分注重自己独立思考所获得的见解，主张“治学要根据自己研究的心得，不要妄从一般人和什么权威的说法”[5]。这场诉讼案在学术界可以见仁见智，但沸沸扬扬的修改事件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白话本国史》在当时的影响是很大的。

二、《白话本国史》的独特风格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时代意识很强的史学家，他在史事考证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传统，但又不同于乾嘉学派的为考证而考证，其思想能够紧紧跟上史学进步的潮流。《白话本国史》产生于20世纪代，因此有着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与西方著史风格交互影响的特征。《白话本国史》之所以有很大的学术魅力，与该书的独特风格和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是分不开的。

第一，《白话本国史》热情地宣扬进化史观。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变革的时期，中西文化交融为史学研究输入了新鲜的血液。进化史观最先由严复通过翻译《天演论》介绍到了国内，与此同时梁启超在19和1902年先后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系统地向国人论述了进化论历史观，发出了“史界革命”的号召，要求推翻旧史学，建立新史学，从而使中国史学的传统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进化史观一时成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吕思勉先生热情地接受了进化史观，并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撰写了《白话本国史》，以此来声援新文化运动。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热情地宣扬了进化史观，将整个世界看成是一个不断运动和变化的实体。他说：“ 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研究社会进化现象的一部分，就唤做历史学”，“现在研究史学，是把所存的材料，用种种科学的.眼光，去研究他，以便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这是朴素的正确的历史发展观点。”[6 ]他运用进化史观对中国远古的历史进行探讨，认为中国可考的历史起于三皇五帝，燧人氏代表渔猎时代，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农耕时代，人类社会是由野蛮逐步走向文明的。这种用进化观点诠释传说中的历史的做法虽然有不确切之处，但运用进化论的观点把上古时代作阶段性的划分，这在前代是没有出现过的，读来使人耳目一新，用吕思勉先生自己的话说就是“颇有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此外，吕思勉先生还依据进化观点对婚姻、官制、赋税、兵制等进行了论述。《白话本国史》全书就是以进化史观作为指导思想叙述的中国历史，证明了人类社会是在不断的进化之中走向发展的，从而打破了古人的循环之见和崇古卑今的观念。这在当时是一种很大的进步，反映了“新史学”的发展方向。也正是基于此，《白话本国史》成为了中国史学界第一部有系统的新式通史。

第二，《白话本国史》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用白话文写成的中国通史。五四时期，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学革命”深深地影响了史学著作的语言风格，一些史家也开始尝试运用白话文来撰写史著，如梁启超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特别是当时的《中国白话报》、《杭州白话报》等刊物，专辟有‘历史’ 或‘历史故事’栏，以通俗的口语向人们介绍中外历史知识。……同时，中国历史通俗读物激增，……此后，北京教育部也正式提倡国语，训令学校教材使用语体文。”[7] 吕思勉先生积极地接受新思想，首次使用白话文来撰写通史，《白话本国史》成为最早使用白话文撰写的新式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全书基本上是用较为浅显的白话写成的，“但遇到①文言不能翻译成白话处；②虽能翻而不免要减少其精神处；③考据必须照录原文处，仍用原文”[2]，这表明吕思勉先生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来对待白话文的。在1920年发表的《新旧文学之研究》一文中，吕思勉先生认为文学创造美的途径是“心有美感，以语言为形式而表现之”，运用白话文可以使语言具有美感、突出时代性，且更易于“行远而传后”；而文言的最大弊端就在于它陈旧、不合时宜和不易流传。所以文言必须去掉其不适合当代人的思想和古代专用语的部分以此来白话化。但是文言也有用简洁的句式表达深刻的内涵和语法严谨等优点，所以，应当文言与白话互相取长补短，同时进行。虽然吕思勉先生的这种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可议之处，但在白话文刚刚起步的20世纪20年代，他能够看到二者的利与弊，大胆地肯定白话、运用白话的做法比同时代的许多人都进步得多。由于《白话本国史》使用了通俗的白话文，去掉了晦涩难懂的文言词语，顺应了时代潮流，反映了时代特征，从而受到了欢迎，成为青年学生学习中国历史的“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对于历史知识的普及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第三，《白话本国史》注重从社会经济、宗教、民族、文化等方面阐述与分析历史发展的原因和过程。梁启超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统计学》中指出，“我们以为，欲知历史真相，决不能单看台面上几个大人物几桩大事件便完结，重要的是看到全个社会的活动变化”，“往往有很小的事，平常人绝不注意者，一旦把他同类的全搜集起来，分别部局一研究，便可以发现出极新奇的现象，而且发明出极有价值的原则”[8]，也就是要求历史研究者应关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更加注意被旧史家忽略的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以便从中发现有价值的史料，拓宽史学研究的范围。吕思勉先生自言一生思想经过了三次较大的变化，少年时期最信康有为、梁启超的学说；17岁时服膺法家中的术家之说；47岁时开始信仰马列主义。所以，当梁启超发起“史界革命”时，当时年仅十四五岁的吕思勉先生在思想上的震动是巨大的，他抛弃了旧的史学观念，在思想上开始追随梁启超，在实践中开始运用新的研究方法来重新认识中国历史。以后吕思勉先生“在治史的规模上深受梁启超‘新史学’的影响，如将吕思勉先生的几部断代史与梁启超在 1901年所拟的‘中国通史目录’做一比较，我们不难发现，吕思勉先生的史学正是梁启超所设想的‘新史学’的具体实践”[9]。也正是基于此，吕思勉先生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吕思勉先生批评了旧史的“常事不书”，认为“常人、常事是风化，特殊的人所做的特殊的事是山崩。不知道风化，决不能知道山崩的所以然，如其知道了风化，则山崩只是当然的结果”[10]。所以，《白话本国史》收集了丰富的“常人常事”材料，概括而系统地论述了我国历史上的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和衣食住行的源流和演变。《白话本国史》除了叙述重大的政治军事事件以外，其中言社会经济、宗教、文化和汉族以外诸族历史的内容也十分丰富，而且对一些重大的历史现象都作出了分析。吕思勉先生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基本的政治组织――宗法制度是古代贵族社会的根底，通过它把“血族团体里头的人，无论亲疏远近都团结了起来，横里头的范围也广，竖里头的时间也长久了”[2] 。对于中国历史上几乎每朝每代都发生的农民起义，他认为最根本原因就在于从秦汉统一以后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生产方法和生产的社会组织始终没有变更，而中国人的生计就在于农业，所以当农民的土地被霸占以后势必就会发生农民起义，这些看法确实很有见地。更为可贵的是，吕思勉先生在《白话本国史》里叙述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时更加强调了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按照历史发展的顺序分别叙述了每个王朝国家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称这些少数民族为“汉族以外的其他各族”，而且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称之为“朝”，“这为当时编写中国通史开创了新体例”[6]。从而使《白话本国史》明显区别于其他旧史，从观点到内容诸方面都有新意，是新史学思潮在中国通史撰述上的典型反映。

三、吕思勉先生的治史方法

吕思勉先生是“一位文史底蕴深厚、服膺顾炎武治学精神而又深受西方近代史观影响的史学大师”[11]。就《白话本国史》而言，吕思勉先生研究历史的方法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即占有丰富的史料和融合社会学知识。

第一、以进步的史识驾驭丰富的史料。吕思勉先生治史注重占有丰富的史料，主张论从史出，反对主观的武断。他认为史书上的史料是十分珍贵的，“读史必求原始的史料。真正原始的史料，现在实不易得；大体上，众共据为原始材料的，则历代正史而已” [10]。吕思勉从19起首次通读正史，以后又对正史通读了三次，做到了融会贯通，在史料的把握方面十分得心应手。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本着“必古人所未及就，后世之必不可无著者而为之”的原则，做到一般与特殊相结合，最大限度地收集史料，并一一注明篇名卷第，所以全书“虽不过六十万言，而读者不啻得到二三百万言的参考书”。他认为中国传统的史学偏重于政治而忽略了经济，实际上经济也是很重要的，是整个社会的根柢。因此，吕思勉先生很注意谈社会经济方面的情况，运用的史料很丰富，尤其注意封建的赋税制度，认为这是民生状况的反映。他说，“从秦汉统一以后，直到前清海禁大开以前，二千多年，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变更。这个时代，中国人的生计，是以农业为本位。要看当时社会的经济状况，就须注意农民。但是中国史家，记载平民的生活状况是很少的。xì@②是当时的田赋制度，便是当时农民生活状况的反映”[2]。所以，他详细地叙述了中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沿革，在叙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赋税制度时，吕思勉先生不仅参考了正史的食货志，而且还参阅了《文献通考・田献门》的记载，详细地叙述了晋朝的“户调式”和魏朝的“均田令 ”以及唐朝的“租庸调制”实施和瓦解的过程，并由此而得出在封建社会平均地权行不通的结论。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白话本国史》所用史料几乎都以古籍为主，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新发现的史料却未加运用，这反映了他的史料观点尚有陈旧之处。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其价值。

第二，融合社会学的知识。五四运动后，中国出现了科学的新史学。新史学十分强调方法论，要求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历史。吕思勉先生对这种新史学的发展趋势有着他自己的理解，认为“史学是说明社会之所以然的，即说明现在的社会为什么成为这个样子。……前人的记载，只是一大堆材料。我们必先知观察之法，然对于其事，乃觉有意义，所以各种社会科学，实在是史学的根基，而尤其是社会学。因为社会是整个的，所以分为各种社会科学，不过因一人的能力有限，分从各方面观察，并非其事各不相干，所以不可不有一个综合的观察。综合的观察就是社会学了。……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于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12]。由于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十分强调社会学的根基作用，所以他将历史研究的目光放眼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白话本国史》里，吕思勉先生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社会各方面的历史；以后他又以历史学的眼光撰写了关于社会历史的各种专著，足以证明社会学对他的历史研究影响深远。吕思勉先生的女儿吕翼仁女士就曾说过：“父亲是在广泛研究社会科学基础上治史的，以治史的人而论，眼光就比较宽。眼界宽，看事情容易融会贯通，以横的角度来说，就能着眼于事情的变化发展；从纵的角度来说，也有利于比较研究。父亲所以能在通史方面做出较大的贡献，说不定和他治学方法有关。父亲早年就认为历史的基础是社会科学，在研究历史之前，对各种社会科学应当多少懂一点。”[13]吕思勉先生正是因为拥有了广泛的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才使他的著作眼界开阔，能紧紧地跟上时代的步伐。

吕思勉先生的《白话本国史》反映了他早期的史学见解，以后他又对其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修正，使史论更加符合史实，40年代由开明书店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则是他较为成熟的通史著作。

收稿日期：-04-14

【参考文献】

[1]严耕望.治史三书・钱穆宾四先生与我[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19.

[2]吕思勉.白话本国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1；3；112-113；407.

[3]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M].南京：胜利出版公司，1947.85.

[4]吕思勉.自述――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总结[J].史学理论研究，，(2).

[5]蔡尚思.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史论・值得回忆的吕思勉先生[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510.

[6]杨宽.吕思勉先生的史学研究[A].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生活[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5；6；15.

[7]赵晓阳.西学传入与近代中国历史观念的创新[J].史学理论研究，，(2).

[8]梁启超.历史统计学[N].史地学报，1923，2，Vol.2.

[9]张耕华.吕思勉：史学大师[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86.

[10]吕思勉.史学四种[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8；57.

[11]刘学照.爱国、述变、求真的《吕著中国近代史》[J].历史教学问题，1998，(2).

[12]吕思勉.自述学习历史之经过[A].俞振基.蒿庐问学记――吕思勉生平与学术[C].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233.

[13]吕翼仁.回忆我的父亲――吕思勉先生[J].历史教学问题，1998，(2).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氵右睿

@②原字左谷右阝

篇4：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分析论文

民国时期吕思勉的朱子学分析论文

吕思勉先生一生学术尤以史学见长，与陈垣、陈寅洛及钱穆并称“现代史学四大家”。除此之外，他在经学、理学等领域亦建树颇丰。其中，《理学纲要》是其涉足理学的重要成果。该书计巧篇，为吕思勉据民国巧年他在上海沪江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所手编之讲义略加修改而成。正如吕思勉在序中所言，他作此书的初衷乃由于繁重的学案之作令读者不得理学要领，故举理学家重要学说，一一掣其大要，以便读者能知理学之大概。然而，或许是由于吕思勉的史学成就太过耀眼，致使学界对其理学恩想鲜有关注。郭齐勇和乐爱国两位教授对吕思免理学思想的有关方面有过一些零星阐述，其中，郭齐勇对吕思勉理气为一观点、乐爱国对吕思勉朱子学与科学关系有所认识。但是，他们的梳理与论述仍欠细致，更未能对吕思勉的朱子学思想形成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了解。本文尝试以《理学纲要》为中心，进一步梳理吕思勉关于朱子知行观、理气观、科学观及朱子与北宋五子思想承继关系、朱陆之异等方面的思想，力求全面展示吕氏的朱子学思想，并揭示其时代价值。

一对朱子思想的阐释

吕思勉对朱子学(晦庵之学)的研究，主要围绕理气论、鬼神论、心性论及知行关系展开。他的这些观点，择要回答了民国时期朱子思想研究领域的许多重要问题，不仅在其时，即使在当今亦具有相当的理论参考价值。他的《理学纲要》虽从北宋五子至浙学、陆王心学等无所不窥，但吕思勉尤其重视对朱子之学的阐发亦是显而易见，这与他视朱子为宋学集大成者不无关系。

依吕思勉的看法，哲学的根本，是关于宇宙观与人生观的思想，有何宇宙观，必有与之相应的人生观。故而，朱子的理气思想作为宇宙观一部分，是其研究的重要课题。而民国时期，朱子的理气关系思想广为讨论，谢无量等持朱子为“理气为决然二物”的理气二元观，冯友兰等有所谓“至于理与普通的气为有之先后，则须自两方面言之:盖依事实言，则有理即有气，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若就逻辑言，则‘须说先有是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的逻辑在先论。针对当时学界这些观点，吕思勉针锋相对地提出自己的理气为一观点。吕思勉直言:‘故理气为二之说，实不如理气为一之说之的。他的理据为:‘有其然必有其所以然，乃人类思想如此，非事实也”。就实际言，然与所以然，原系一事。”由之，理气二元非一客观事实，寻其原因，则各“所以然”之“理”实为人类假立一名，以资推论而己。当然，至于学界疑朱子为理气二元者，吕思勉亦析其产生之缘由。在他看来，朱子思想中固然存在某些语焉不详的成分，这是学界混淆朱子理气关系的重要原因。如他说:“《语类》云:‘太极，理也。动静，气也。气行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尝相离也。当初元无一物，只有此理。有此理，便会动而生阳，静而生阴;静极复动，动极复静’云云。极似以理为实有其物者。此等处，最易招后人之警议。”不过，他又说道:“《语类》又云:‘太极非是别为一物。即阴阳而在阴阳，即五行而在五行，即万物而在万物，只是一个理而己。”，综合以上，吕思勉则最终认为，统观全体，朱子未在气之外将理立为一实有之物。要言之，他认为朱子是理气为一论者。

至于朱子的知行观，吕思勉认为，朱子于致知、力行关系，是兼而论之，初未尝偏废。他举例说:“又曰:‘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处。只这上，便紧紧着力主定。一面格物。’是朱子实谓力行致知，当同时并进也。……又曰:‘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则知必有待于行，几与阳明之言，如出一口矣。”另外，吕思勉还特别提到朱子的格物致知离不开小学之功夫:“朱子所谓格物致知，乃大学之功，其下尚有小学一段工夫。论朱子之说者，亦不可不知。朱子答吴晦叔曰:‘夫泛论知行之理，而就一事以观之，则知之为先，行之为后，无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浅深，行之大小而言，则非有以先成乎其小，亦将何以驯致乎其大者哉?……故《大学》之书，虽以格物致知，为用力之始，然非谓初不涵养践履，而直从事于此也;又非谓物未格，知未至，则意可以不诚，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修，家可以不齐也。若曰:必侯知至而后可行，则夫事亲从兄，承上接下，乃人生所一日不能废者，岂可谓吾知未至，而暂辍以侯其至而后行之哉?’读此书，而朱子于知行二者，无所轻重先后，可以晓然矣。”综合以上，就一事而言，知先行后无疑。然并非初不涵养践履，若认为必侯知至而后可行，则误了人伦大义，也就失了朱子于致知力行无所偏废之理。不过，吕思勉也认为朱子思想中的确不乏偏重于知之说。他说“如曰:‘讲得道理明时，自是事亲不得不孝，事兄不得不弟，交朋友不得不信。’……皆以为知即能行。”只是此所谓“知”，非全离于行，必须且力行，且体验，方能有所得。概而言之，在知行关系方面，吕思勉倾向于会通朱、王，而主张“盖讲学者，大抵系对一时人说话。阳明之时，理学既己大行。不患此理之不明，惟患知之而不能有之于己，故阳明救以知行合一之说。若朱子之时，则理学尚未大行，知而不行之弊未著，惟以人之不知为患，故朱子稍侧重于此。”故而他认为朱、王思想的差异是不同时代使然，二者“未必不易地皆然也”。

至于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则素来是学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对此问题的回答长期以来莫衷一是，而吕思勉在其他学纲要》中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朱子学与科学的关系。吕思勉指出:“理学家之所谓理，非普通人之所谓理也。普通人之所谓理，乃就彼所知之事，糟绎得之，约略言之而己。至理学家之所谓理，则必贯通万事而无碍，乃足以当之。……职是故，理学家之于物理，亦多有格致之功;以此虽非急务，固亦在其学问之范围内也。朱子之好学深思，实非寻常理学家所及。故于物理，探索尤勤，发明亦多。衡以科学，固多不足信。然自是当时哲学家一种见解，而于其学问宗旨，亦多有关系，固不可以不知也。”由之，一方面，吕思勉认为朱子于物理的许多发明考之于科学，固多不足信;另一方面，他认为由于理学家之所谓理，必贯通万事而无碍，故而理学家之于物理颇有格致之功;换言之，尽管格物致知的终极目的是所谓的`“要在明善”，但朱子的格物致知学亦不排除事物所以然的本质与规律。此外，朱子为学之深思、探索物理之勤谨，亦与科学所要求的精神有相互发明之处。再者，当学者考察朱子思想与科学的关系时，常提及朱子的宇宙论，因为其中涉及诸多朱子对宇宙生成、演化及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解读，而朱子依观察得来的某些认识与当今的科学发现几近一致。吕思勉在列举朱子对多种有关宇宙生成、毁坏的自然现象所作的解释后，指出:“可见其深信物理规则，又谓‘虽坏而不断绝’，‘动静无端、阴阳无始’;则其说，虽置之论识论中，亦无病矣。”因之，吕思勉认为朱子的宇宙观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另外，在论及朱子的鬼神观时，吕思勉一方面认为朱子几于即以生人之精神为鬼神，而将世俗所谓有鬼之见摧毁殆尽;另一方面又认为“故虽有哲学思想者，于神怪之说，亦多认其有”，朱子亦不能免之。然朱子对传统神怪说能“以物理释之”，“其说虽未得当，然其务以平易可据之理，解释奇怪不可思议之事”，从而朱子的鬼神观中亦体现出一定的科学精神。正因此故，吕思勉的结论是:“然宋学所以仅能为哲学，而不能兼神教之用者亦以此。”

不过，虽然吕思勉对朱子之学多有阐扬，但在某些地方亦颇有微词。如前文提到朱子之学与科学的关系时，吕思勉便称朱子于物理的研究成果，若考之以科学，固多不足信。粗略言之，吕思勉认为朱子之学不尽善处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朱子说气之聚散有无，因信伊川太过，致使与质力不灭之理相背。他说:‘然朱子之说虽妙，而谓气聚则有，散则无;又谓气之己散者化而无有，根于理而日生者，浩然无穷;则殊与质力不灭之理相背;而与其大钧播物，一去便体之说同病。”因此之故“朱子既有此蔽，故于有无聚散，分别不甚清楚。”其次，朱子论鬼神亦有误会处。他说:“朱子之意，盖以尚有形迹者者为散，毫无形迹，即寻常人所谓空者为无。然此说殊误也。”除去这些，吕思勉还指出:“朱子论人，则以为魄属鬼，气属神。其说曰‘人之语言动作是气，属神。精血是魄，属鬼。发用处皆属阳，是神。气定处皆属阴，是魄。知识处是神，记事处是魄。人初生时，气多魄少。后来魄渐盛。到老魄又少。所以耳聋目昏，精力不强，记事不足。’……皆旧说推度而己矣。”以上矛头，盖集中指向的是朱子鬼神观、格致学中的臆测成分。可以看出，吕思勉在阐扬朱子恩想时，其实己力求客观公正，以使读者了解朱子学问的真切概貌。

二朱子对北宋五子思想的承继

朱子在其学术思想的演变发展中对北宋五子之学屡有评述，而其学问宗旨固与五子有千丝万缕之联系。吕思勉《理学纲要》在分章阐述宋明理学重要代表人物时，亦有论及朱子与五子的思想承继关系散见于文中多处。据此，盖有助窥见朱子生平学术传统之所自。故而，本文也简单整理一下吕思勉的此类观点。周口溪(周敦颐)号称宋学之开山，朱子服膺较深。据吕思勉认为，朱子的格物穷理思想源于镰溪的《书》。他说:“《通书》曰:‘无思而无不通为圣人。不思则不能通微，不睿则不能无不通。是则无不通生于通微，通微生于思。是故思者，圣功之本，而吉凶之几’是也。程朱格物穷理之说，盖本诸此。”此外，朱子的天理人欲之辨源于镰溪的中、静等思想，其学实与周子一脉相承。吕思勉认为:“朱子所谓善者，不外本性全不受形气之累。本性全不受形气之累而发出，则所谓天理。而不然者则所谓人欲也。所谓天理者，乃凡事适得其当之谓，此即周子是所谓中。……故朱子之学，实与周子一脉相承者也。”当然，镰溪之学所涉及的问题甚为广泛，并具有开时代风气的鲜明特征，他对朱子学问的影响自是不限于吕思勉以上所言。事实上，朱子的宇宙论、价值论、功夫论等内容都深刻地汲取了镰溪的思想资源，并有所发展。

虽然吕思勉指出康节(邵雍)之学问宗旨偏于言数，理学家不认为正宗。不过，他也认为朱子与康节有不少相通之处。首先是朱子的理一分殊思想，他说:‘世界之真原因惟一，而人之所知，则限于二。此非世界之本体有二，而人之认识，自如此也。此理邵子亦言九……‘言天而不言地’云云，谓世之所谓二者，其实则一，特自人观之，则见为二耳‘有一则有二，有二则有四’，自此推之，则世界现象，极之亿兆京该，其实一也。朱子所谓一本万殊，万殊一本，即此理。”其次是朱子的循理之说。吕思勉指出:一言蔽之，曰:观察物理而己。其《物外篇》中，推论物理之言颇多。……故程朱循理之说，亦与邵子之学相通也。”此外，朱子格物致知学与康节用数以推测万物之数的道理是一致的。吕思勉说:“若如程朱之说‘人心之灵，莫不有知。天下万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则一物之格未周，即致知之功有歉。邵子所用之法，故不容轻议也。”诚然，朱子与康节都信物理，并都有不少颇合科学的正确见识，这一点的确显示了朱子与康节学问性格的些许相似性。实际上，朱子也曾称赞“康节能尽事物之变”，只是“却于大体有未莹处”。故而，吕思勉的看法应是有所见地的。

吕思勉对于横渠(张载)不乏溢美之词，并称张子之于理学，有开山之功。因此，朱子对横渠多有论述。首先，朱子的鬼神观有资于张录“张子以鬼神为二气之良能，程子以鬼神为造化之迹，朱子则兼取其说。”重要的是，朱子的心性论与张子有莫大渊源。吕思勉认为横渠分性为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又以天理人欲对举，这些是理学重要公案。朱子继承这些思想及其心统性情说，既讲心杂理气，兼包善与不善，又讲心之未发、己发等。吕思勉指出:“人之一生，兼备理气二者，其兼备者实为心。故朱子深有取于横渠‘心统性情’之说，以为颠扑不破。又详言之曰:‘性者，心之理。情者，性之动。心者，性情之主。’……心兼动静言，则动静皆宜致养。故朱子曰:‘动静皆主宰，非静时无所用，至动时方有主宰。’又谓‘惟动时能顺理，则无事时能静。静时能存，则动时得力。’须是动时也做工夫，静时也做工夫也。”即是说，朱子对横渠“心统性情”说的吸收也对他的存养功夫论等内容产生深刻影响。

至于程颐两兄弟，吕思勉认为，二者学问宗旨虽无有不同，然二程之性质，实有不同，他说:“朱子喜切实，故宗伊川。象山天资高，故近明道也。”从而，吕思勉认为二程学问性格之差异实际己为日后心学与理学之分歧埋下伏笔。具体至朱子与二程的思想渊源，首应溯及他们的理气论。前文提到吕思勉主张朱子是理气合一论者，事实上，他又认为二程以后之主理气是一者，其说多为二程“所己见及”。他指出:“又案二程之论，虽谓理气是二，然后来主理气是一者，其说亦多为二程所己见及。如‘恶者本非恶，但或过或不及’一语，即主理气是一者所常引用也。……此二说，后之持一元论者，亦常引用之。要之二程论理气道器，用思未尝不深，而所见不如后人之莹澈。此自创始者难为功，继起者易为力也。”由之，则二程作为理学创始者，许多问题虽未莹澈，但己发其端绪，朱子的理气为一论实可在二程处找到思想源头。其次，吕思勉认为二程所谓之理乃全离乎气者，所谓之性乃全离乎生者。而朱子甚善二程性即理之言。他认为:“朱子论性之说如此。盖其所谓善者，标准极高，非全离乎形气，不足以当之，故其说如此。”同时还指出:“朱子论性，亦宗程子‘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之说。”只是在心与性的关系上，因“二程谓心性是一，故于心，亦恒不认其有不善”。而朱子却主张心杂理气，兼包善与不善，故转而更倾向横渠心统性情之说。此外，朱子的致养之方，也有取于伊川(程颐)“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二语。由上可知，吕思勉认识到二程之性质有所差异，并认为朱子与伊川喜切实的学术风格更为接近，这影响到日后理学与心学的分歧，同时认识到朱子的理气论、心性论等思想与二程有莫大关系。

三结语

吕思勉的《理学纲要》涉及朱子思想的若干重要问题，择要回答了当时朱子思想研究中存在的理论分歧，以上仅是大致梳理了这一成果。他的理学研究包括朱子学研究在内皆能力求尽可能客观公允，以使读者了解朱子学问的真切概貌。他的研究成果与研究方式，在民国时期朱子学领域既有代表性和共鸣，又能标明己意。比如，在民国尊崇“德先生，“赛先生”背景下，许多学人包括胡适、熊十力、周予同及吴其昌等在内都注意到朱子思想中的科学精神，吕思勉亦细致研究了朱子思想与科学的关系。又比如，他的理气为一论与其他学者的理气二元论及逻辑在先论并立于民国时期，促进了朱子理气关系研究的深入展开。又如，他认为二程由于学问性格差异，其中己有日后朱陆的分歧，即心学与理学的分歧等，都富有卓识。关于二程之差异及心学与理学的对立，冯友兰先生于1932年发表的《宋明道学中理学心学二派之不同》有类似观点:“吾人若注意此点，即可见朱陆之不同，实非只其为学或修养方法之不同;二人之哲学，根本上实有差异之处。此差异于二程之哲学中即己显著。冯先生这一观点，亦见于其《朱熹哲学》及《中国哲学史》，并产生一定影响。抑或冯、吕两家于此处有相互影响之处，己不得而知，同时冯友兰认为朱陆差异之根本不在为学或修养方法不同，这与吕思勉的观点正有迥然之不同。再如，至于朱子的知行观。周予同先生于1929年的侏熹》中虽也认为朱子有知行不可偏废之关系，但他又说:“关于后者，朱熹与一般哲人之意见无甚殊异，仍以力行为重。至知与行之先后的关系，则主先知后行说。可见，吕思勉与周予同所见既有相同，又有差异。而吕思勉对朱子心性论的认识，认为兼取横渠与二程，谢无量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亦认为:“此可见朱子言性，本于张程矣。如此这般，自是不一而足，实可映出吕思勉朱子学研究之成就。此外，他在浙学及阳明之学的阐述中，也曾附带提及朱子，其观点都较为中肯。其中，他在论及阳明学与程朱之异时，似有以“心”来统一朱、王两家学问途辙的趋向。他指出:“求合理之初步，自只说得到如此。逮其行之既久，然后知事物当然之理，虽若在于外物，实则具于吾心。理有不明，实由心之受蔽。欲求明理，亦当由心上用功。正不必将进学涵养，分为两事也。此非程朱之说，行之者众，体验益深，不能见到。故使阳明而生程朱之时，未必不持朱子之说，使程朱而生阳明之世，亦未必不持阳明之说。”要言之，朱王差异乃是时会为之，两家都于心上明理，自是不异。而这与民国时期钱穆先生从朱子心学入手研究朱子学的方式颇有些相似，1948年钱穆先生在《朱子心学略》中说道:“程朱主性即理，陆王主心即理，学者遂称程朱为理学，陆王为心学，此特大较言之尔。朱子未尝外心而言理，亦未尝外心而言性，其《文集》、《语类》，言心者极多，并极精邃，有极近陆王者，有可以矫陆王之偏失者。不通朱子之心学，则无以明朱学之大全，亦无以见朱陆异同之真际。抑或钱穆有受吕思勉影响之故，抑或仅是钱穆先生自己所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钱穆于常州府中学堂时期曾有过一段受教于吕思勉的经历，这或许使二位具备相互切磋的机缘。综合以上，则民国时期吕思勉对朱子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的问题意识和理论价值，他的诸多慧识即便在当今朱子学研究领域亦不无参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