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整理的《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本文共3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及其成因
《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称之为“二南”，共收录诗歌25首。下面一起来看下!
与《诗经》中的其他风诗相比，“二南”诗歌具有特殊的地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二南”虽属于地域性诗歌，其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更加广泛，受众更多;“二南”中的一些乐歌广泛地运用于射礼、饮酒礼、燕礼等各个方面，还作为周代的房中乐而存在，具有雅诗地位;“二南”在儒家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它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有关;它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后代编诗者将它们放入风诗之中，从而降低了它们原有的地位;“二南”被孔子所重视是由于诗歌反映了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也反映出孔子对恢复周礼的渴望。
《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称之为“二南”，共收录诗歌25首。它们被编在今本《诗经》“十五国风”的最前面。在先秦时期，它们作为房中乐而存在，在很多重大礼仪场合中作为雅乐演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流行十分广泛，并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这种特殊的待遇，“二南”倍受历代研究者关注。那么“二南”的性质是什么?与其他风诗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具有这样独特的地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二南”的广泛传播
《诗经》所收诗歌包括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了制作礼乐的需要，这些诗歌是分批进入周人的礼乐文化系统之中的，其文本结集也非一次完成。在春秋时期，《诗经》已经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其乐歌用于各种仪式上的演奏，其歌词内容也在朝、会、聘、问或其他外交场合中被大量赋颂、征引，以诗达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时期，对《诗经》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浅、运用合理与否，有时甚至成为评价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标准。
但是，由于一些诗歌可能编入《诗经》较晚或影响很小等原因，很少被引用，有些诗歌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先秦时期除《诗经》以外的文献之中。
《左传》是先秦时代记载赋引《诗经》最多、最为详细的典籍，从《左传》记载来看，《小雅》被赋引36首，占全部诗歌的48.6%;《大雅》被赋引18首，占全部诗歌的60%;“三颂”被赋引15首，占37.5%;“十五国风”，被赋引37首，占全部诗歌的23%。从赋诗情况来看，被赋引的比例雅诗最高，风诗最低。这既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关，也与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有关。
但各个部分被赋引的情况也不平衡，如“三颂”中的《鲁颂》在《左传》中没有被赋引的记载，国风中的《王风》、《齐风》、《魏风》、《陈风》、《桧风》中的诗歌也没有出现在《左传》之中。
“二南”诗歌共25首，《左传》提到其中的10首，占全部诗歌的40%。尤其是《召南》，共14首，其中的《羔羊》、《行露》、《摽有梅》、《草虫》、《鹊巢》、《野有死麕》、《采蘩》、《采蘋》、《甘棠》等9首被赋引，占全部诗歌的64%，不仅是“十五国风”中被赋引比例最高的，也是全部《诗经》各部分在《左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
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二南”在当时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说明它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造成这种大泛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与周公和召公的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较早地被结集流传。
历史上对“南”字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南化说、南音或南乐说、南国说、诗体之名说、乐器名说、“南”者“任”也等。通观各家观点，以“南”为乐歌名最为近之，说得具体些，“南”即南乐，为周代的南国之乐，其主要地域在今天的江、汉和淮河流域。
周王朝初期，周公曾大举东征，不仅平定东夷，也使淮河流域古老的部族势力归顺于周王朝，所以周公对淮河流域的安定功莫大焉。召公与江汉流域的关系史无记载，然《召南·甘棠》诗有“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之语，诗序曰：“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国。”结合《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之语，说明在周之初年，召公曾经在江汉地区开疆拓土，并留下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周宣王时期又命其后裔召伯虎为南国之方伯，坐镇江汉地区，对于这段史实，《诗经·大雅》中有《江汉》和《崧高》两首诗有过反映。《江汉》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高》诗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从史实来看，在西周时期，曾经着力经营过江、汉、淮河流域，并对这一区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周公旦、召公奭和他的后代召伯虎。当江、汉和淮河流域的诗歌汇集至周王室之后，编诗者将这一区域的诗歌分别编入《周南》与《召南》之中，名之为周、召者，既是对周公、召公的追忆，也是对二公安定、教化南国之功的褒扬。
因为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也因为“二南”与《豳风》一样较早地被结集且进入周王朝礼乐系统，所以它们的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因此更加广泛，受众也更多。
二、“二南”的雅乐地位
周代在建国之后，十分注重礼乐制度的建设，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康王时又“定乐歌”。经过成康两朝，周代的礼乐制度已初成规模，其后又经过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诗经》“风”、“雅”、“颂”不仅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音乐和舞蹈，更重要的是它们用于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职能。从其礼乐功用来说，雅、颂在礼乐文化中有更重要的职能，也更能显示森严的等级制度。《诗经》中绝大部分“风”诗都没有上升到周王朝的雅乐层面，而“二南”却享受着雅乐的地位，在很多正式的礼仪场合中“二南”之乐都以雅乐身份出现：
篇2：《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
《诗经》“二南”的特殊地位
“二南”的广泛传播在一定程度上与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有关，它具有雅诗地位，是因为它们最早就是以雅乐而出现的。
《诗经》中的《周南》和《召南》，后人合称之为“二南”，共收录诗歌25首。它们被编在今本《诗经》“十五国风”的最前面。在先秦时期，它们作为房中乐而存在，在很多重大礼仪场合中作为雅乐演奏，在社会各个阶层中流行十分广泛，并在儒家的教育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正因这种特殊的待遇，“二南”倍受历代研究者关注。那么“二南”的性质是什么?与其他风诗有什么样的区别?是什么原因导致它具有这样独特的地位?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二南”的广泛传播
《诗经》所收诗歌包括从西周至春秋中叶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为了制作礼乐的需要，这些诗歌是分批进入周人的礼乐文化系统之中的，其文本结集也非一次完成。在春秋时期，《诗经》已经在社会上得以广泛流传，其乐歌用于各种仪式上的演奏，其歌词内容也在朝、会、聘、问或其他外交场合中被大量赋颂、征引，以诗达意、言志。因此，在春秋时期，对《诗经》的熟悉程度、理解的深浅、运用合理与否，有时甚至成为评价一个政治家、外交家才能和品行的重要标准。
但是，由于一些诗歌可能编入《诗经》较晚或影响很小等原因，很少被引用，有些诗歌甚至从来没有出现在先秦时期除《诗经》以外的文献之中。
《左传》是先秦时代记载赋引《诗经》最多、最为详细的典籍，从《左传》记载来看，《小雅》被赋引36首，占全部诗歌的48.6%;《大雅》被赋引18首，占全部诗歌的60%;“三颂”被赋引15首，占37.5%;“十五国风”，被赋引37首，占全部诗歌的23%。从赋诗情况来看，被赋引的比例雅诗最高，风诗最低。这既与它们在社会上的影响有关，也与当时的礼乐文化制度有关。
但各个部分被赋引的情况也不平衡，如“三颂”中的《鲁颂》在《左传》中没有被赋引的记载，国风中的《王风》、《齐风》、《魏风》、《陈风》、《桧风》中的诗歌也没有出现在《左传》之中。
“二南”诗歌共25首，《左传》提到其中的10首，占全部诗歌的40%。尤其是《召南》，共14首，其中的《羔羊》、《行露》、《摽有梅》、《草虫》、《鹊巢》、《野有死麕》、《采蘩》、《采蘋》、《甘棠》等9首被赋引，占全部诗歌的64%，不仅是“十五国风”中被赋引比例最高的，也是全部《诗经》各部分在《左传》中出现的频率最高的。
这种现象不仅表明“二南”在当时礼乐文化中的重要性，同时也可以说明它传播之广、影响之大。造成这种大泛围传播的主要原因是它们与周公和召公的关系，同时也因为它们较早地被结集流传。
历史上对“南”字的解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南化说①、南音或南乐说②、南国说③、诗体之名说④、乐器名说⑤、“南”者“任”也⑥等。通观各家观点，以“南”为乐歌名最为近之，说得具体些，“南”即南乐，为周代的南国之乐，其主要地域在今天的江、汉和淮河流域。
周王朝初期，周公曾大举东征，不仅平定东夷，也使淮河流域古老的部族势力归顺于周王朝，所以周公对淮河流域的安定功莫大焉。召公与江汉流域的关系史无记载，然《召南·甘棠》诗有“召伯所茇”、“召伯所憩”、“召伯所说”之语，诗序曰：“甘棠，美召伯之教明于南国。”⑦结合《诗·大雅·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之语，说明在周之初年，召公曾经在江汉地区开疆拓土，并留下深远的影响。“正因如此，在周宣王时期又命其后裔召伯虎为南国之方伯，坐镇江汉地区，对于这段史实，《诗经·大雅》中有《江汉》和《崧高》两首诗有过反映。《江汉》诗云：“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崧高》诗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
从史实来看，在西周时期，曾经着力经营过江、汉、淮河流域，并对这一区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周公旦、召公奭和他的后代召伯虎。当江、汉和淮河流域的诗歌汇集至周王室之后，编诗者将这一区域的诗歌分别编入《周南》与《召南》之中，名之为周、召者，既是对周公、召公的追忆，也是对二公安定、教化南国之功的褒扬。
因为周公和召公的'巨大影响，也因为“二南”与《豳风》一样较早地被结集且进入周王朝礼乐系统，所以它们的地位远远高出十五国风中的其他诸侯国的诗歌，流传的范围也因此更加广泛，受众也更多。
二、“二南”的雅乐地位
周代在建国之后，十分注重礼乐制度的建设，成王“兴正礼乐，度制于是改，而民和睦，颂声兴”⑧，康王时又“定乐歌”⑨。经过成康两朝，周代的礼乐制度已初成规模，其后又经过不断地丰富与发展，终于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
《诗经》“风”、“雅”、“颂”不仅有不同的内容、不同的音乐和舞蹈，更重要的是它们用于不同的仪式，有不同的职能。从其礼乐功用来说，雅、颂在礼乐文化中有更重要的职能，也更能显示森严的等级制度。
篇3：《诗经》“二南”之“南”
《诗经》“二南”之“南”
《诗经》三百零五篇,周南11篇,召南14篇。与其它国风相比二南篇什虽不多,但其诗歌中的巫傩色彩却独具特色。
一、“南”为何难证
“南”字本身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人们对“南”有诸多的解释。 “南”为何难证?笔者认为原因有二:评判标准的历史局限性与研究角度的片面性。
评判标准的历史局限性,这是形成南化说与南面说的原因。《毛诗序》:“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个评判标准就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古代有君主坐北朝南的传统,意思是南面而称王,尊者之意。陆德明《音义》曰:《周南》,周者,代名,其地在《禹贡》雍州之域,岐山之阳,于汉属扶风美阳县;南者,言周之德化自岐阳而先被南方,故《序》云“化自北而南也”。面对南方的蛮族,周王朝理所当然的将自己视为正统,而南蛮是受教化的对象,所以把二“南”看做是对南方蛮族的教化成果便也可以理解了。
研究角度的片面性。从考据学上而言,南乐说、诗体说、乐器说是有据可证的。这种学术研究方法从汉代至清代,已经延续了两千年。王国维先生根据甲骨文的释读成果,提出了古史研究的“二重证据法”。所谓“二重证据法”是指,除了纸质文献之外,还有地下文献的考证。这种训诂考释的方法反映在《诗经》二“南”的释读上便产生了南乐说、诗体说、乐器说。其中以南乐说和乐器说最为典型。郭沫若先生在《甲骨文字研究・释南》中提出:“本钟铸之象形,更变而为铃。……据此可知,卜辞之‘八南九南’或‘一羊一南’,实即八铃九铃或一羊一铃。”这种通过训诂考释而得的结论,确实为乐器说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是南和钟到底有什么关系,郭沫若先生并没有作出详尽的解释。面对以上问题,到底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比较全面地阐释问题的原因呢?叶舒宪先生主张的“三重证据法”便可以让我们能更接近“南”的本来面目。
二、“南”之面目
所谓“三重证据法”就是以“二重证据法”为基础,借助人类学的研究视野,探索和阐释问题的方法。笔者根据对“南”已有的解释,借助文化人类学的知识,对“南”的原始文化内涵进行阐释。
“南”,环抱之义。
《说文解字》:“南,草木至南方有枝任也。”这里“任”是“南”的语源。《诗经・大雅・生民》:“是任是负,以归肇祀。”郑玄笺:“任,犹抱也。”孔颖达疏:“以任、负异文,负在背,故任为抱。”《文选・江赋》:“……悲灵均之任石”,李善注:“重任石之何益”,又曰:“怀沙砾而自沉。”《史记》:“屈原作怀沙赋,怀石自投汨罗。”古语“任”就是怀抱,动词。那么“枝任”则应为枝叶相互怀抱,亦可看成是怀抱之状,足见其茂盛。而怀抱,有环抱之义,即有向中心拱捧朝向之义,这便也印证了圣贤文化中有君主坐北朝南的传统,意思就是面南而称王,尊者之意。
“南”与“钟”的关系。
从南的甲骨文字字形上看,“南”呈环抱的钟状,或是铃状。所以,郭沫若先生在其《甲骨文字研究・释南》中把南释读为钟。《诗经・小雅・鼓钟》:“以雅以南,以钥不僭。”以“以钥”证明“以雅”、“以南”,雅、南当然也属于乐器无疑。袁梅先生在其著作《诗经译注・前言》中说到,“南是一种曲调,是由于歌唱之时,伴奏的是形状像‘南’,而现在读如钟的那样的乐器而得名,南是南方之乐,是一种唱的诗,其主要的得名原因只是由于南是一种乐器。”
笔者认为“南”就是“钟”,这是从“南”的表像意思而言。因为“南”的字形酷似“钟”状,而通假为“钟”之义。又因“钟”乃是荆楚之地巫傩仪礼使用的乐器,所以“南”便与巫傩祭祀有关。
《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就是说只有祭神和打仗才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而古代作战自始至终都离不开祀神,因此国家大事无一不与祭祀有关。祭祀仪礼是巫傩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巫傩祭祀的'主持者多是巫师或巫官,如果是国家级的傩祭则多是由君主担当。古代祭祀的对象很多,根据《春秋》经传和《周礼》的记载,概括起来就是对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典礼。而且祭祀仪礼程序非常讲究。比如祭天仪式。周天子在祭天之前和群臣要沐浴、更衣、独居,即“斋戒”。《礼记・坊记》有“七日戒,三日斋”之说。斋戒后的第二天,天子和群臣清晨来到郊外,面向西方立于圜丘东南侧,鼓乐随之齐鸣,天子亲自“以祀祀昊天上帝”(《周礼・春官・大宗伯》)。所以不论是国家级的祭祀,还是巫傩祭祀,钟都是不可或缺的乐器
三、“南”与生殖崇拜的关系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妩媚思服。悠哉游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荇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诗经・周南・关雎》
结合前面对“南”与“钟”的阐述,“参差荇菜,左右荇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则更说明了《关雎》其实是一个巫祀场面的求子巫歌。楚人崇巫而尚钟,且巫傩祭祀不可无钟,钟是荆楚之地巫傩祭祀礼乐之象征,故而“南”实则为楚地“巫傩”之代称。由此可见,周南、召南实际上是具有巫傩之风的荆楚巫歌。这种巫歌多是消灾避难,求子祈福的巫舞歌谣,充满了声色娱神的原始野性的表现场面,所以“性”才是二“南”真正所要表现的。“性”又是人类生殖繁衍的先决因素,孔子也说“食、色、性也。”而正因为“南”确实与其它国风之内容不同,是荆楚之地特有的风格,并且又是人类萌蛮之始。所以笔者认为,《诗经》的整理修订者们便是从二“南”诗歌的原始性来将它们置于篇章之首的。
总而言之,周南、召南实是周代荆楚之地的巫傩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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