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本文共15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房屋买卖在人们生活中较为普遍发生，为此而产生的纠纷及诉讼也较多，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合同效力的认定，笔者据此谈点看法。
一、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备的，应认为 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关于该条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关于曹根田与张仁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政策、法律的请示报 告》中已作出批复：《意见》第五十六条的精神只适用于解决《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实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实施后，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即应严 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已于1983年12月17日发布实施，故在此前有关房屋买卖纠纷的解决，适用《意见》第五十六条 的规定，此后的有关纠纷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
二、房屋买卖合同应采取何种形式
《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取书面 形式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对房屋买卖合同应采用何种形式才有效，目前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书面形式的合同才有效，但也有人认为在合同其他要件满足的条件 下，只是口头形式的合同也有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在我国房屋买卖合同是法律许可唯一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特殊买卖合同。所谓“特殊”，是因为 房屋买卖合同除了具有买卖合同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性：1、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特指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的房屋;2、房屋买卖合同是转移房屋所 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协议;3、房屋买卖是就房屋不动产所进行的交易，其法律调整不仅适用合同法，而且适用有关不动产的法律、行政法规。
其次，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办理城市私有房屋所 有权登记或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时，须按下列要求提交证件：…… (二)购买的房屋，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买卖合同和契证……”。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城市私有房屋的买卖其合同形式的规定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不是 口头形式。那么，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又是如何规定的呢?目前，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但对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并 非不能找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9日对《关于范怀诉郭明华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 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立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或过户手续的地方，还应依法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 效”。从以上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是要式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才能成立，但对此也不能绝对化，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六 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在此种情形下，合 同也能成立。
三、如何理解《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 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 例》的有关规定指出，买卖房屋必须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其所有权的变更方生效。此处的“登记”与《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登记”是否一个意思，笔者 认为，此“登记”并非彼“登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的“登记”指对合同本身进行登记，相当于登记备案的意思。某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的生效要经 过特别程序后才产生法律效力，如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法、中外合作经营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后，才具有法律效 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律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 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从这一规定也可看出，《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所规定的“登记”，是对 合同本身的登记，未履行登记手续，则该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四、如何理解房屋过户登记对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影响
对买卖双方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按约定交付房款及管理房屋，但未办理过户登记，该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有人认为，应在办理过户登记后合同才生效，其 理由一是《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二是未办理过户登记则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第一种理由来否定合同的效力是站不住脚 的。但究竟如何理解过户登记与合同效力的关系?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房地 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当事人应当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依法律行为而使不动产物权发 生变动的，以绝对办理登记为必要，如不进行登记，即使有物权变动的事实，但在法律上也绝对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 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同时该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 取标的物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从这两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负有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并转移所有权的义务，合同是否有效与所有 权是否转移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无必然联系。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单方责任未履行成不得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因为这些责任的实际负担人不是仅向合同对方 当事人承诺履行，更主要的是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而这些责任与合同密切相关，履行这些责任既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该履行的合同义务，又是对方开始履行 合同的基础保障。
因此，这些是合同有效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而不是合同是否有效的构成要素，并不能因该义务的履行与否而决 定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不久前发布实施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 律、行政法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此规定指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登记备案问题，应当属于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合同管理措施， 不是确认合同效力的必要条件。《解释》对此予以明确，避免了司法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从这一解释的精神也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中房屋过户登记 与否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故前面所说的第二种理由也不正确。
五、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能否购买该组织成员的房屋
在城镇周边地区，具有城镇户口的人购买周边地区农村住房的现象较为普遍。法律对能否买卖并未明确禁止，但因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故该买卖合同又具 有特殊性，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农 村房屋买卖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和变更，故审查买卖是否有效要看其房屋宅其地使用权的转移是否经过合法批准。农村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一般应 以合同的实际履行为标志，必须经当地土地所有者村、组同意才发生法律效力。
篇2：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房屋买卖在人们生活中较为普遍发生，为此而产生的纠纷及诉讼也较多，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对合同效力的认定，笔者据此谈点看法。
一、如何理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第五十六条的规定
《意见》第五十六条规定：“买卖双方自愿、并立有契约，买方已交付了房款，并实际使用和管理了房屋，又没有其他违法行为，只是买卖手续不完备的，应认为买卖关系有效，但应着其补办房屋买卖手续”。关于该条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在1987年《关于曹根田与张仁吉房屋买卖纠纷案件如何适用政策、法律的请示报告》中已作出批复：《意见》第五十六条的精神只适用于解决《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实施前的历史遗留问题。《条例》实施后，人民法院审理这类案件，即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已于1983年12月17日发布实施，故在此前有关房屋买卖纠纷的解决，适用《意见》第五十六条的规定，此后的有关纠纷应严格按照《条例》的规定办理。
二、房屋买卖合同应采取何种形式
《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取书面形式的，应当采取书面形式”。对房屋买卖合同应采用何种形式才有效，目前意见不一。有人认为书面形式的合同才有效，但也有人认为在合同其他要件满足的条件下，只是口头形式的合同也有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认识到在我国房屋买卖合同是法律许可唯一以不动产为标的物的特殊买卖合同。所谓“特殊”，是因为房屋买卖合同除了具有买卖合同的一般特征外，还具有以下特性：1、房屋买卖合同的标的物是特指作为商品进入市场流通的房屋；2、房屋买卖合同是转移房屋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的协议；3、房屋买卖是就房屋不动产所进行的交易，其法律调整不仅适用合同法，而且适用有关不动产的法律、行政法规。
其次，我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四十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应当签订书面转让合同……”。《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七条规定：“办理城市私有房屋所有权登记或转移、变更登记手续时，须按下列要求提交证件：……（二）购买的房屋，须提交原房屋所有权证、买卖合同和契证……”。据此，可以看出，我国对城市私有房屋的买卖其合同形式的规定是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而不是口头形式。那么，对农村房屋买卖合同又是如何规定的呢？目前，有关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一个漏洞。但对究竟应采取何种形式，并非不能找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于1992年7月9日对《关于范怀诉郭明华房屋买卖纠纷一案的请示报告》的批复中指出：“房屋买卖系要式法律行为，农村的房屋买卖也应具备双方订立书面契约、中人证明，按约交付房款以及管理房屋的要件；要求办理契税或过户手续的地方，还应依法办理该项手续后，方能认定买卖有效”。从以上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是要式合同，必须采用书面形式才能成立。但对此也不能绝对化，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故在此种情形下，合同也能成立。
三、如何理解《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的规定
《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生效的，依照其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和《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指出，买卖房屋必须在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后，其所有权的变更方生效。此处的“登记”与《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的“登记”是否一个意思，笔者认为，此“登记”并非彼“登记”。《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的“登记”指对合同本身进行登记，相当于登记备案的意思。某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的生效要经过特别程序后才产生法律效力，如我国的中外合资经营法、中外合作经营法规定，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外合作经营合同必须经过有关部门的审批后，才具有法律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的解释第九条规定，法律、行政法律规定合同应当办理批准手续，或者办理批准、登记手续才生效，在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当事人仍未办理批准手续的，或者仍未办理批准、登记手续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未生效。从这一规定也可看出，《合同法》第四十四条中所规定的“登记”，是对合同本身的登记，未履行登记手续，则该合同属于效力待定合同。
四、如何理解房屋过户登记对房屋买卖合同效力的影响
对买卖双方签订书面房屋买卖合同，按约定交付房款及管理房屋，但未办理过户登记，该房屋买卖合同是否有效。有人认为，应在办理过户登记后合同才生效，其理由一是《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二是未办理过户登记则所有权尚未发生转移。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以第一种理由来否定合同的效力是站不住脚的。但究竟如何理解过户登记与合同效力的`关系？我国《土地管理法》第十二条及其《实施条例》第六条规定，土地使用权的变更，自变更登记之日起生效。《房地产管理法》第三十五条、《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房地产转让，当事人应当办理权属变更登记。从这些规定可以看出，依法律行为而使不动产物权发生变动的，以绝对办理登记为必要，如不进行登记，即使有物权变动的事实，但在法律上也绝对不产生物权变动的效力。《合同法》第一百三十三条规定：“标的物的所有权自标的物交付时起转移，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同时该法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出卖人应当履行向买受人交付标的物或者交付提取标的物单证，并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的义务”。从这两条的规定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的出卖人负有向买受人交付房屋并转移所有权的义务，合同是否有效与所有权是否转移即办理过户登记手续无必然联系。法律法规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单方责任未履行成不得成为合同无效的理由。因为这些责任的实际负担人不是仅向合同对方当事人承诺履行，更主要的是应向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履行。而这些责任与合同密切相关，履行这些责任既是合同一方当事人应该履行的合同义务，又是对方开始履行合同的基础保障。
因此，这些是合同有效情况下当事人应当履行的合同义务，而不是合同是否有效的构成要素，并不能因该义务的履行与否而决定合同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在不久前发布实施的《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当事人以商品房预售合同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办理登记备案手续为由请求合同无效的，不予支持”。此规定指出，对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登记备案问题，应当属于行政管理部门的一种合同管理措施，不是确认合同效力的必要条件。《解释》对此予以明确，避免了司法审判权与行政管理权之间的冲突。从这一解释的精神也可以看出，房屋买卖合同中房屋过户登记与否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故前面所说的第二种理由也不正确。
五、非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能否购买该组织成员的房屋
在城镇周边地区，具有城镇户口的人购买周边地区农村住房的现象较为普遍。法律对能否买卖并未明确禁止，但因涉及到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故该买卖合同又具有特殊性，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农村房屋买卖涉及到土地使用权的转移和变更，故审查买卖是否有效要看其房屋宅其地使用权的转移是否经过合法批准。农村房屋所有权及土地使用权的转移，一般应以合同的实际履行为标志，必须经当地土地所有者村、组同意才发生法律效力
篇3：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答辩状
答辩人：北京XX基础设施投资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郝XX，经理
住址：北京市平谷区平谷镇府前西街28号
被答辩人：张XX，男，汉族，196X年X月X日出生，北京市平谷区XXXX村人，住XXXX小区1号楼3单元1103号，电话：1371691XXXX。
答辩人就被答辩人张XX诉答辩人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提出如下答辩意见：
被答辩人所诉与事实不符，本案不具备法律规定的解除合同的条件。
一、涉案房屋不符合“主体结构质量经核验确属不合格”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
1、被答辩人在答辩人处购买的商品房已交付使用，该房屋已经经有关部门验收合格，足以证明房屋的主体结构在质量方面没有问题。且原告也没有证据证明房屋主体结构有质量问题，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2、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城市房地产开发管理条例》第三十二条、《商品房销售管理办法》第三十五条之规定，被答辩以房屋主体质量严重不合格为由要求解除房屋买卖合同需要以工程质量检测机构或监督单位出具的核验结论为依据。经核验，确属主体结构质量不合格的，购买人有权退房。如果被答辩人没有向法院提供这方面的证据材料，被答辩人也应当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
二、涉案房屋不符合“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可以解除合同的情形。
即使被答辩人能证明所述房内顶板不平整以及厕所顶部漏水情况属实，此问题也应属质量瑕疵问题，不属于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情形。所谓程度达到“严重”是指危害居住人的程度，如果已经危害居住人的生命安全，直接认定影响居住使用，如果危害居住人健康，则居住人应以医院病历证明或相关部门技术检查认定结论为准。而本案明显不属于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的情形。
三、退一万步来说，即使证明房屋质量有问题，也应该先修复，故被答辩人跳过修复环节直接要求解除合同的做法不应支持。
《建筑法》六十二条第二款：“建筑工程竣工时，屋顶、墙面不得留有渗漏、开裂等质量缺陷;对已发现的质量缺陷，建筑施工企业应当修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因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买受人请求解除合同和赔偿损失的，应予支持。交付使用的房屋存在质量问题，在保修期内，出卖人应当承担修复责任;出卖人拒绝修复或者在合理期限内拖延修复的，买受人可以自行或者委托他人修复。修复费用及修复期间造成的其他损失由出卖人承担”。以上法律规定都说明了当出现质量问题时，应当首先进行修复而非直接解除合同。只要房屋的主要居住功能和安全性都没有因为这个瑕疵被根本地影响，通过修复，完全可以被弥补。也就是说涉案房屋不管是一般质量问题还是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首先都应适用修复原则，而不是单方解除该合同，这样做更符合合同法保护交易的立法精神。否则，一出现质量问题就退房明显不利于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和确保交易安全与稳定。故被答辩人直接要求解除合同的`做法明显不符合法律的规定。
综上所述，被答辩人的诉讼请求缺乏基本的事实与法律依据，请贵院依法驳回其诉讼请求!
此 致
平谷区人民法院 答辩人：
年 月 日
篇4：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上诉状
上诉人：于某，女，19XX年7月28日生，汉族，##软件有限公司工程师，住##市##区##镇6号楼4单元602号
被上诉人：蔡某，男，19XX年5月5日生，汉族，北京##医疗器械有限责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住北京是海淀区##镇##号楼##单元##号
上诉人因蔡某诉于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不服昌平区(20XX)昌民初字第##号判决书，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请求二审法院撤销一审判决，依法改判或将本案发回重审
2、一二审诉讼费用全部由被上诉人承担
事实与理由：
一、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认定按照合同约定上诉人于某应承担个人所得税的事实是错误的。
首先，要查清本案的事实部分，我们需要了解上诉人和被上诉人以及居间公司之间就房屋买卖交易过程中一系列细节约定。
20XX年8月21日上诉人通过鑫尊置业居间公司和被上诉人签订房屋买卖合同，签订合同时，上诉人多次反复向居间公司和被上诉人核实税、费项目，得到肯定的答复是，卖方只有一套房产，并满五年，不存在个人所得税，并且居间公司经纪人国红吉亲笔列出清单(证据四)，及上诉人对国红吉做的录音证据三，以及《房屋买卖合同》第六条(二)项关于出卖人承担的税、费中都清楚的表明，出卖人应该承担的税费中不包括“所得税”，也就是讲，不会有个人所得税发生，这是出卖方以及居间公司给买受人的真实的意思表达，上述证据足以让买受人相信，买卖合同中时产生的所有费用中不包括“个人所得税”，在此信任的基础上，买受人在第六条(四)项买受人愿意承担出卖人应当承担的税、费这一项的约定下，买受人愿意承担的税、费就是第六条(三)项下指明的第8项“契税”，和第六条(二)项下指明的第9项“土地出让金或土地收益”，这才是上诉人签订合同时的真实意思表达，也是买卖双方关于《房屋买卖合同》达成合意的前提条件之一，也不存在约定不明的情况。
该份《房屋买卖合同》第六条关于税、费相关规定第(一)项之所以用罗列的方式清晰的表达所有应该缴纳的税、费，并在(二)、(三)项缴纳义务主体栏中通过填表“√”或“×”的形式约定清楚，就是为了防止合同出现歧义，如果关于“个人所得税”真的如被上诉人所言，应该有上诉人缴纳，那签订合同时就应在买受人承担的税、费一栏中通过填表打“√”的`形式写清楚。
通过对上述买卖双方意思和语境的分析，以及相关证据的佐证，可以清晰的看到，一审法院在审理本案时，没有深入调查签订合同的背景和了解买卖双方真实的意思表达，错误的机械套用《房屋买卖合同》相关条款，做出错误的裁判。
其次，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约日期应该从20XX年10月26日起算至20XX年2月9日房屋实际过户之日止是错误的。
我们认为在争议没有解决之前，上诉人有理由不履行相应的义务，真实情况是，20XX年10月26日下午，交易双方和中介在昌平建委开始办理过户手续时，中介拿出一些过户材料要求卖方签字，卖方拒绝签署《满五年唯一生活用房证明》，并借口上厕所，离开过户大厅，后始终没有出现，当天无法完成过户。
10月至11月，买方多次催促中介(国红吉)解决问题，并曾到中介店找中介协商，中介说卖方应当签字，不应该产生个税，另外签署合同时，中介讲，如果有清单之外的其他税费，中介会承担，因此，买方没有同意支付个人所得税。
20XX年11月11日卖方在明知买方已经交付一半购房款，并将另一半购房款汇入卖方账户的情况下，为了获取不法利益，隐瞒不止一套住房并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的真实事实，采取欺骗手段，骗骗取中介和买方的信任，称其房屋不需要缴纳个人所得税，达到促成交易的目的，至此引发矛盾后，卖方不是采取积极的方式解决矛盾，而是通过律师来歪曲合同签订的原意，蒙骗一审法院，骗取违约金和律师费达13万多元，而一审法院根本没有深入了解案件背后的真实交易意思，且没有认真分析研究合同约定的条款内容，草率做出错误判决。
在本案开庭审理过程中，卖方诉请的违约金是五万二千一百六十二元五角，而律师费却高达8万元。
在中国，当事人为了5万多元利益，却承担8万元的律师费案件是不是就这个案件出现了。
而且一审法院根本没有考虑到案件背后的真实交易情况，做出极其荒唐的判决，本案的判决结果，我们认为完全是一起卖方恶意不履行合同，律师参与挑起诉讼，法官极其不负责的草率错误判决。
二、一审判决认定事实证据不足。
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违约的事实有结婚证、《存量房屋买卖合同》、《公积金贷款补充协议》、查询单、详情单、收条、证人证言及当事人陈述等证据在案佐证。
我们认为，这些证据并不能证明上诉人有任何过错，从上述内容我们可以清晰的知道，在本案的交易过程中，上诉人始终积极严格履行合同交易义务，并完成了高达162.5万的付款义务，(其中50%首付款按时付给卖方，剩余50%尾款也通过资金监管方式按时汇入卖方账户)，其主客观善意交易非常明显，上诉人如此善意行为，不可能也不会为了4400元的个人所得税而使自己产生无法过户的风险，因此一审法院认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案件事实做出错误的认定。
三、一审法院适用法律错误
一审法院在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下，错误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六十条、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做出错误判决。
我们认为在违约责任没有划清的情况下就适用《房屋买卖合同》第九条的规定是错误的，上诉人在整个交易过程中都是积极和善意的，由于被上诉人的欺骗行为，为了促成交易，才导致过户失败，责任不在上诉人。
篇5：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状
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起诉状
民事起诉状
厡告：XX，男，生于1986年6月7日，汉族，高中文化，城镇居民，身份证：XX.暂居住XX，(手机：xx)
被告：XXX，女，1965年11月22日生，汉族，初中，城镇居民，住XX。系厡告之母。
被告：XXX，男现年42岁，汉族，文化不祥，住XX，现XX。
案由：房屋合同纠纷
诉讼请求：
一：依法确认讼争之房物买卖协议无效，并由被告被告2返还厡告房屋，由厡告退还被告被告24元。
二：本案诉讼费用由原，被告各承担一半。
事实与理由：讼争之房物系被告被告1和刘奎在1994年购买的大竹县城关区开发办所修建的，位于大竹县竹阳镇东湖大楼一单元602号住房一套。没有房产证和土地使用证。只由合作建房协议一份，刘奎与被告1因纠纷，于3月5日到大竹县民政局自愿离婚，对于该房屋由刘奎和被告被告1自愿赠送给厡告原告(当时系16岁正在读书)。205月被告被告1以原告之母身份将该房出卖给了被告被告2，出卖价格款为：42000元，原告之父刘奎对此不知情。原告高中毕业于至底当兵复原，复原后在广东打工至今，致原告无房居住，原告为此提起诉讼。)
综上，被告与原告，由原告之母被告被告1签订的房屋买卖协议违反了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请依法判决如原告之诉讼请求。
原告：原告
12月28日
篇6：房屋买卖合同纠纷答辩状案例
答辩人：
被答辩人：
因原告A与被告B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被告提出反诉请求，故答辩如下：
答辩请求：
1. 依法驳回被答辩人B对答辩人A的诉讼请求。
事实和理由：
被答辩人认为合同无效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大恒基不是指定的央产房代理机构，二是B是脑梗塞病人，意思表示不真实;三是中大恒基与答辩人之间恶意串通。
针对被答辩人合同无效的三个理由，答辩如下：
一、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因为中大恒基的居间而无效
1. 中大恒基公司提供的是居间服务，而不是上市交易服务
《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有住房上市出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央产房出售办法》)第5条规定：交易办公室选择三家以上符合条件的房地产中介机构，作为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房上市出售的定点交易代理服务机构(以下简称定点交易机构)，承担中央在京单位已购公房上市交易的代理服务工作。根据《央产房出售办法》第5条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定点交易机构承担央产房“上市交易”的代理服务工作。中大恒基公司提供的只是居间服务，具体地说是向买房人和卖房人提供订立买卖房屋合同的媒介服务，而并不提供办理“上市交易”手续的服务。因此买卖合同虽然是由中大恒基公司促成的，但不违反《央产房出售办法》第5条的规定。
2. 被答辩人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中大恒基不是定点交易机构之一
《央产房出售办法》规定交易办公室选择三家以上的交易机构代理央产房的上市服务，但并没有规定定点交易机构是哪几家中介公司。《央产房出售办法》是xxxx年制定的，时至今日已经7年之久，“三家以上的交易机构”到今天可能已经扩充到很多中介公司。杨怀波并没有提供证据证明中大恒基不在“三家以上的交易机构”之中。杨怀波证明不了中大恒基不是“上市交易”的代理机构，因此认为中大恒基代理的合同是无效合同没有证据支持。
3. 《央产房出售办法》是部门规章，违反行政规章并不是合同无效的理由
《央产房出售办法》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制定的，是部门规章，而不是行政法规。《合同法》第52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几种原因：(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根据此条第5款的规定，只有违反了法律或者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时，才导致合同无效。《央产房出售办法》不是法律，也不是行政法规，因此即使买卖合同的签订违反了《央产房出售办法》，也不必然导致合同无效。此外，签订的合同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也不在合同无效的其他几种情形中，因此合同不存在无效的原因。
4. 合同无效违背了合同法的最基本原则——意思自治
A和B签订的合同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选择中大恒基公司作为居间服务中介也是双方意思自治的结果。双方签订了合同，却因为促成合同的居间服务公司是中大恒基而导致合同无效，违反了合同法的最基本的意思自治原则
综上，房屋买卖合同的当事人是A和B，双方都是完全行为能力人，意思表示真实，合同约定的内容不影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因此根据《民法通则》第55条的规定，A和B签订的买卖合同合法有效。
二、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杨怀波意思表示不真实。
B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还曾经患过脑梗塞，但这些都不能够证明签订合同的时候其意思表示不真实。此外，3月17日的谈话录音表明，签合同当日，B的女儿也在签订合同的现场。另外，合同签订之后，中大恒基的工作人员到B的家里征询房屋共有人的出售意见，B的妻子即房屋共有人在《房屋共有人同意出售的证明》文件上签字。综上，出售房屋不仅仅是B的真实意思表示，也是B女儿及B妻子的真实意思表示。
三、被答辩人没有证据证明中大恒基与答辩人之间恶意串通
为了解决孩子上学问题，我找到中大恒基公司，希望能买到一套学区房。在与杨怀波签订合同之前，先后看了很多房子，因此对中关村周围的房子非常熟悉。B的房子在位置和总价款上都是我所能接受的，所以中大恒基带我看房之后，很快便决定购买此房。我与中大恒基之间只是买房人与中介公司的简单关系。B认为我与中大恒基恶意串通，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证明，因此缺少最基本的证据。
篇7：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书
原告：***，女，19******生，汉，身份证号：4425119******
通讯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华穗路263号XXXXXX层(李XXX)
电话：13XXXXXXX27，020-6XXXXXXX0
原告：***，女，1977******生，汉，身份证号：4413021977******
篇8：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书
原告：***，女，1977******生，汉，身份证号：4413021977******
联系方式同上。
原告：***，男，1982******生，汉，身份证号：4413021982******
联系方式同上。
被告1：******
住所：惠州市南坛******楼
电话：
被告2：******
住所：惠州市惠城区******
电话：0752-***
诉讼请求
1、请求判决被告1向四位原告赔偿返还定金10万元。
2、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违约金59.6万元。
3、请求判决被告向原告支付原告产生的律师费1万元。以上三项合计70.6万元。
4、被告承担本案的诉讼费。
事实和理由
原被告双方于20XX年4月11日签订《购房合同》，买卖位于广州市番禺区******室的房屋，总楼价298万元，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民事起诉状书范文。合同第三条约定“买卖双方须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计10天内前往银行递交申请借款所需的全部资料，逾期视为违约。” 合同签订后，原告依约支付了10万元的定金，而被告以各种理由拖延办理银行的提前还款及原告的'借款手续，经原告多次催促，被告仍不理会。
原告为了全面履行合同，于20XX年11月1日向被告发出《催促办理银行提前还贷的通知函》，催促履行合同。
***于20XX年12月1日明确表示不将物业售予原告，而***于20XX年12月30日以自己的行为表示不将物业售予原告，原告便于20XX年1月1日发出《通知函》确认相关事实。于20XX年1月7日发出《再次通知函》再次确认相关事实。
***于20XX年1月9日明确表示：如果要继续履行合同，则必须将房价总款从298万元提高到350万元，原告便于20XX年1月11日发出《通知函(第四次)》确认相关事实。
被告对原告发出的四封函件至今未有任何回复或对上述相关事实提出异议。
被告收取定金后不依合同条款将物业售予原告，已严重违反合同。根据合同第11条约定，被告除返还定金外，还需按总楼价的20%支付违约金。以及第13条约定，支付原告产生的律师费。
综上所述，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现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如所请。
此致
广州市番禺区人民法院
具状人：******
20XX年 月 日
篇9：房屋买卖
房屋买卖
一、解释论的探讨-以请求权基础检索为中心请求权基础检索法，就是指通过寻求请求权的基础，将小前提归入大前提，从而确定请求权在法律上能否得到支持的一种案例分析方法。1所谓请求权规范基础（Anspruchsnormengrundlage），简称请求权基础（Anspruchsgrundlage），是指可供支持一方当事人得向他方当事人有所主张的法律规范。2请求权基础检索方法是德国民法学上一种独特的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运用法律分析实际案例的过程中，必须明确当事人的请求所依据的明确的法律规范，而且要求请求权基础的搜寻和法律规范的解释结合起来，从而养成严谨细密的法律思维方法，并维护法律适用的合理性、可预见性和安定性。3下面我们就运用请求权检索的方法对本案进行分析。
（一）解除合同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就本案来说，吉春公司“以新庄公司迟延十天支付房款为由”请求解除购房合同。其请求权的基础只可能是《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即“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4
但是，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在迟延履行情况下的法定解除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第二，迟延履行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在本案中，吉春房地产公司与新庄公司就买卖房屋达成协议后，合同履行期届至，买方新庄公司于1月10日交付了价款，但比约定的清偿期迟延了十天。可见，新庄公司存在迟延履行的行为。但是，新庄公司的迟延履行是否致使对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呢？
由于合同解除构成“合同必须严守”规则的例外，因此，各国对合同解除都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而与合同法第94条第3项规定的法定解除相比，5第94条第4项规定的法定解除不需要催告对方当事人，所以，法律对此种合同解除的限制就更加严格，必须即致使对方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根据我国权威学者的看法，迟延履约是否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考虑时间对合同的重要性。如果时间因素对当事人的缔约目的的实现至关重要，违反了规定的交货期限将导致合同目的不能实现，应允许非违约方解除合同；如果时间因素对合同并不重要，迟延造成的后果也不严重，则在迟延以后，不能认为迟延造成了合同目的落空而解除合同。当然，在确定迟延是否严重时，还应考虑到迟延的时间长短以及因迟延给受害人造成的实际损失等问题。6从本案的案情来看，吉春公司并不能证明时间对合同目的的影响，而且新庄公司也只是迟延了10天，因此，不能认为迟延造成了合同目的落空。另外，吉春公司交付房屋的事实本身也说明了新庄公司的迟延并未导致吉春公司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一结论，即吉春公司不能依据合同法第94条第4项的规定解除合同。
（二）返还房屋的请求能否得到支持
在本案中，吉春公司还请求该房产的占有人银建公司返还房屋。基于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认定，吉春公司的并不能基于合同解除以后的原物返还请求权提出请求。所以，吉春公司提出的返还房屋的请求，只能是根据物权请求权中的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是，由于我国民事立法中尚未规定物权请求权，所以，吉春公司只能通过扩张解释《民法通则》第117条第1款的规定（即“侵占国家的 、集体的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的 ，应当返还财产，不能返还财产的，应当折价赔偿。”），从而获得请求权规范基础。7
但是，吉春公司如果要依据物权请求权来请求银建公司返还房屋，吉春公司必须仍然对房屋享有所有权。无疑在与新庄公司就买卖房屋达成协议前，吉春公司享有房屋所有权。现在的问题就是，房屋所有权是否已经移转给了他人。
在本案中，新庄公司于201月10日交付了价款，同时，卖方吉春公司也依合同约定完成交付，将该楼盘移转占有给新庄公司，并着手办理产权过户登记手续。但是，直到诉讼之时，登记手续并没有办理完毕。8根据《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六十条第三款规定：“房地产转让或者变更时，应当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房地产管理部门申请房产变更登记……。”此处仅仅指明“应当”登记，而对于未登记的效力如何，却没有明文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9条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合同应当办理登记手续，但未规定登记后生效的，当事人未办理登记手续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标的物所有权及其他物权不能转移。”另外，根据我国权威学者的解释，我国不动产的物权变动采债权形式主义模式，所以，登记为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不经登记不发生不动产所有权的移转。9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本案中，虽然吉春公司和新庄公司没有完成登记手续，但是，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并不因此而无效，只是不发生所有权移转的法律效果而已。因此，吉春公司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是有法律根据的。
但是，虽然房屋所有权尚未移转给新庄公司，如果银建公司能够依据善意取得制度获得所有权，则吉春公司仍然会丧失所有权，从而也就不能再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
我国法律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是《民法通则意见》第89条规定：“在共同共有关系存续期间，部分共有人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一般认定无效。但第三人善意、有偿取得该财产的，应当维护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对其他共有人的损失，由擅自处分共有财产的人赔偿。”根据学者的解释，这一规定体现了善意取得的精神。10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扩张解释该条规定从而使得善意取得制度在本案中得到适用。
但是，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一个要件就是，第三人（在本案中即银建公司）必须是善意的。善意是指不知情，即不知道或不应知道让与人转让财产时没有处分该财产的权限。11在本案中，银建公司在购买时到房地产登记部门查阅登记，登记机关告知该房产过户手续已经领导批准，正在办理过户手续。由此可见，银建公司知道新庄公司在转让给房屋时并不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因此，不能认定银建公司是善意的。所以，我们不能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从而使得银建公司获得房屋的所有权。
需要指出的是，银建公司还可能提出的另外一个抗辩就是，其对房屋的占有是有权占有或者新庄公司是有权占有。如果此种抗辩成立，那么，吉春公司也不能行使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当然，此种抗辩的法律依据在我国现行法上也难以寻觅。但是，根据各国民事立法的通例12，占有人或者作为其权利来源的间接占有人对所有权人对所有权人有权占有时，占有人可以拒绝将物返还13.也就是说，如果在本案中如果银建公司或者新庄公司中的任何一个有权占有房屋，那么，银建公司都可以对吉春公司的主张提出有效的抗辩。
要考察银建公司是否是有权占有，我们必须明确，此前新庄公司是否是有权占有。如果新庄公司是无权占有，那么，银建公司自然不可能是有权占有。
在本案中，新庄公司是基于合同和吉春公司的.意志而占有房屋，此种占有是否是有权占有呢？根据学者的看法，具有法律上之原因之占有为有权占有（又称为有权源占有、
正权源占有），该法律上之原因或者根据，学说上称为权源（或本权）。例如所有人、地上权人、典权人、承租人、借用人之占有标的物，系基于其所有权、典权、租赁权或使用权，具有占有之权源，故均为有权占有是。14所谓本权，即“得为占有之权利”，指基于一定的法律上的原因而享有占有的权利，主要包括物权与债权。15在本案中，新庄公司是基于合同而吉春公司的意志而占有房屋，此种占有是否是“本权”呢？
在不动产已经移转占有，而未办理登记手续的情况下，买卖契约是否足以作为买受人占有买卖标的物的权源呢？对于此问题，学界向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1）否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占有之具有排他性，系因占有人于占有物上，行使之权利，推定其适法有此权利，倘占有物已证明系他人所有，则占有人即无再对物之所有人行使排他权之余地。16（2）肯定说。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买受人可依买卖契约而向出卖人请求办理登记过户手续，另一方面，买受人占有标的物，系基于出卖人之交付，自非“侵夺”，亦非“无权”，不符合所有权返还请求权之要件，盖民法（此处指台湾地区“民法”-笔者注）第七百六十七条前段所称之“无权”，应含有“不法之评价”，此可从其下之侵夺用语可知。另外，出卖人也不得以物权优于债权之理由，作为买受人无权占有之主张，盖物权之优于债权，通常是于有第三人出现之情形。在无第三人之场合，当事人此时只有债之关系，自受其拘束，否则，物权恒无法透过债权而生变动。17
我认为，否定说较为妥当。其理由在于：第一，买受人得依据买卖契约请求出卖人办理登记手续本身并不足以证明买受人占有是有权占有。因为买受人基于买卖合同而对出卖人享有请求其移转标的物所有权的权利。但是，买受人要占有该标的物，必须以享有对标的物的所有权为前提。第二，所有权作为一种对世权，应当也必须可以对抗包括买受人（尚未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买受人）在内的任何人。如果标的物的所有人不能请求买受人返还标的物，则所有人的所有权必然虚化。第三，虽然标的物的所有人享有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但是，此种权利的享有并非排斥了所有人应当依照买卖契约承担的违约责任。
总之，我认为，根据买卖合同，新庄公司只是获得了请求吉春公司移转房屋所有权的权利，新庄公司只有获得了所有权，才能构成对房屋的有权占有。在尚未取得房屋所有权的情况下，新庄公司的占有是缺乏本权的占有，是无权占有。
既然新庄公司的占有是无权占有，那么，我们就可以直接认定，银建公司的占有也是无权占有。因此，银建公司不能以“有权占有”为由提出抗辩。
综上，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吉春公司请求该房产的占有人银建公司返还房屋的请求应当得到支持。
二、立法论的探讨-以物权变动模式为背景
本案中暴露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在出卖人已经提出了登记申请的情况下，出卖人是否可以随意撤回其申请？在出卖人随意撤回申请的情况下，法律对买受人能否提供必要的救济？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物权变动模式说起。
（一）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
根据学者的看法，物权变动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1.意思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之下，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仅须当事人之意思表示，即足以生效力，而不须以登记或交付为其成立或生效要件。法国民法（参见《法国民法典》711、1138条）和日本民法（参见《日本民法典》176条）都采纳此种模式。在此种模式下，公示原则所需之登记或交付等公示方法，系对抗要件而非成立或生效要件。
2.物权形式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须另有物权变动之意思表示，以及履行登记或交付之法定形式，始能成立或生效。德国民法采纳此种模式。德国民法认为，债权行为只能产生债的关系，必须另外有物权行为，才能产生物权变动的后果。此种模式的采纳以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和无因性为前提。
3.债权形式主义模式。在此种模式下，物权因法律行为而变动时，除债权之合意外，仅须践行登记或交付之法定形式，始足生效力。奥地利民法采纳此种模式（参见《奥地利民法典》第426、431条）。在此种模式下，一个法律行为不能同时发生债权和物权变动之效果，但物权之变动，仅须在债权意思表示外加上登记或交付（登记或交付为事实行为）即可，不需另有物权变动之合意。18
对于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我国学者几乎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应当采纳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19，而且这种意见已经被立法者采纳20.
（二）意思主义和物权形式主义对出卖人提出登记申请后的反悔行为的处理方式
在意思主义模式下，仅仅双方的意思就可以导致物权变动，因此，倘使物权已经发生变动后而为登记，则此项登记请求权属于物权请求权。21日本学者认为，若登记义务人拒绝协力时，登记权利人则无此项权利，这样不仅致登记权利人因此而蒙受损失，同时亦使得登记制度失其机能。故而登记请求权乃登记权利人享有的、强使登记义务人为协力的权利。22如果出卖人拒绝履行协助义务，或者出卖人在提供协助以后又反悔，则买受人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从而获得一个基于登记请求权而令被告履行登记手续之给付之确定判决。若已获得基于登记请求权而令被告履行登记手续之给付之确定判决-依照仅命令物权变动之判决并不可以-时，登记权利人可以依据其判决单独进行登记（不登27条。大判1940，6，19新闻4597号9页。）23
在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原则上任何一方都得随时撤回物权的“合意”。24允许撤回物权的“合意”的理由，因在于避免合意的不明确而起纷争，及维持法律关系的明了性，所以在缔结了合意的事实昭然若揭，即把行为的意思表示于外时，即不能撤回物权合意，主要包括如下情形：第一，已进行了登记（一经登记，即可推定有合意的存在）；第二，合意在土地登记所缔结；第三，合意依裁判上或公证上的证书作成；第四，向土地登记所提出合意；第五，权利人（受动的当事人）依德国土地登记法第29条的规定，把登记承诺证书交付给对方。25
根据我国《城市私有房屋管理条例》第9条的规定，买卖城市私有房屋，卖方须持房屋所有权证和身份证明，买方须持购买房屋证明和身份证明，到房屋所在地房管机关办理手续。可见，我国系采共同申请原则。26在本案中，吉春公司和新庄公司已经共同向登记机关提出了登记申请，但是，事后吉春公司又要撤回申请。此种情形在德国就属于前述第四种情形，即向土地登记所提出合意。
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2款规定，“登记之前，只有在当事人的合意已经经公证证明、或者已经提交给不动产登记局或者已经到达不动产登记局，或者当权利人将符合土地登记法的规范许可的登记许可并交付给相对人时，合意对当事人有拘束力。”依德国民法学者的一般解释，该约束力的意义是撤销权的排除，即在物权合意能够明确地以其他形式得到确认的情况下，不允许当事人单方面地撤销该合意。27因为，这种撤销行为可能“动摇诚实信用原则而且给正常的交易秩序带来危险。”28
可见，在物权形式主义模式下，通过在特定
条件下排除当事人撤销物权合意的自由，因此，维护了正常的交易秩序，保障了诚实守信的一方当事人的利益。
（三）我国的立法选择-代结论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国立法和理论界对登记过程中一方当事人的任意撤回申请的行为没有给予应有的关注，但是，实务部门以及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试图解决这个问题。20最高人民法院第五次民事审判工作会议文件明确宣告，在当事人的物权变动意思“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的有效。29
在肯定这一文件精神的合理性的前提下，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指示具有很多缺陷：第一，这一指示和我国物权变动模式的选择不相契合。已如前述，我国选择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已经是大势所趋；而这一指示提出的所谓“物权变动意思”，显然是以采纳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的。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这一处理与德国民法典第873条第二款这一典型的物权行为理论应用条款几乎没有区别。30第二，该指示认为，在当事人的物权变动意思“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有效。这与物权的公示原则相冲突。因为在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下，不动产物权变动里，登记具有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效力，这一效力称为形成力。31将登记与物权变动结合为一体，是为了统一物权变动的对内关系和对外关系，从而维护交易安全。如果承认在当事人的物权变动意思“可以证明”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没有登记，也承认物权变动有效，这显然就与公示原则相违背。
那么，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如果有效规范登记一方当事人事后任意撤回登记的行为呢？在债权形式主义模式下，显然不能认为当事人双方的共同申请行为就是一个“物权合意”，而只能认其为事实行为。我认为，我国法律可以在共同申请原则上设立一个例外-单方申请，即如果在提出申请后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又撤回，那么，对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单方申请。但是，为了保证这种单方申请登记的权利的正确行使，有关当事人应当通过法院确认其单方申请的权利，并依据法院的判决进行申请。
注释：
1 参见王利明：“民法案例分析的基本方法探讨”，载中国民商法律网（www.civillaw.com.cn）；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2页以下。
2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页。
3 参见王泽鉴：《法律思维与民法实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4 我国《合同法》自10月1日生效，因此，本案应当适用《合同法》。
5 《合同法》第9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一）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二）在履行期限届满之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五）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
6 王利明：《合同法研究》（第二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292页。
7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民事立法尚不完备的情况下，请求权规范基础方法的适用受到一定的限制。
8 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登记”是否是指“登记完毕”，但应当理解为登记完毕。这种理解可以从《瑞士民法典》的规定中得到佐证。《瑞士民法典》972条第1款规定：“物权在不动产登记簿主簿登记后，始得成立，并依次排列顺序及日期。”另外，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草案学者建议稿第23条也规定：“设定、移转不动产物权的，受让人自登记完成时取得该物权。”
9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第207－210页；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版，第95页；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4－75页。反对意见，可参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413页。
10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版，第208页。
11 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年版，第211页；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版，第187－188页。
12 德国民法典第985条规定：“所有权人可以要求占有人返还其物。”986条规定第一款前段规定：“占有人或者作为其权利来源的间接占有人对所有权人对所有权人有权占有时，占有人可以拒绝将物返还。”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767条规定：“所有人得向无权占有其物者和侵夺其物者请求返还。”
13 关于所有权人是否可以向有权占有人主张，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所有人不能向有权占有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另一种观点认为，所有人可以向有权占有人提出请求，但是，有权占有人可以提出抗辩。基于方便所有人行使权利考虑，我们采纳后一种观点。
14 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版，第940－941页。
15 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版，第794页。
16 参见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七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版，第59页。
17 参见苏永钦主编：《民法物权争议问题研究》，五南图书出版公司年版，第70－71页。
18 参见谢在全：《民法物权论》（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3－65页；谢哲胜：《财产法专题研究》（一），三民书局1995年版，第83－87页；陈华彬：《物权法原理》，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年版，第142－145页。
19 参见王利明：《物权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1页以下；梁慧星、陈华彬编著：《物权法》，法律出版社年版，第90页以下；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页以下。反对意见参见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0页以下。
2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二编第六条前段规定：“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应当登记，动产应当交付。”第九条第二款规定：“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国家、集体、私人的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应当登记；不经登记，不发生物权效力。”第二十五条规定：“动产所有权的转让以及动产质权的设立等，除法律另
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以外，自交付时发生效力。”
21 参见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版，第271页。
22 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年版，第266页。
23 （日）我妻荣著，有泉亨修订：《日本物权法》，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9年版，第135页。
24 谢在全等：《民法七十年之回顾与展望纪念论文集（三）》（物权·亲属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2页。
25 参见（日）山田晟：《德国物权法》，弘文堂1944年版，第192－195页。转引自陈华彬：《物权法研究》，金桥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1年版，第270－271页。
26 肖厚国：《物权变动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页。
27 Baur/Stürner，Lehrbuch des Sachenrechts，16.Auflage，Verlag C.H. Beck，1992，Seite 41.转引自孙宪忠：《德国当代物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40页。
28 《联邦最高法院民事判决汇编》第46卷，第398页。转引自孙宪忠：《论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708页。
29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编：《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0年第4卷），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以下。
30 孙宪忠：“再谈物权行为理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5期。
31 王轶：《物权变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41页。
篇10：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近日，消费者闫女士到方庄工商所投诉，闫女士与某家政公司签定雇用一名保姆协议，公司保姆在消费者家中工作半天后离开再无消息。之后消费者找到签约家政公司要求退还所交服务费600元，公司拒绝退还，不退理由是保姆离开是因为你们不想用她，是你们给气走的。在双方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消费者申诉到方庄工商所。工作人员分别与家政公司、消费者进行调解，最后经过调解退还消费者信息服务费540元，双方均表示满意。
评析：
近几年，家政服务公司与消费者之间投诉量有上升趋势，主要是部分公司在招聘人员匮乏的情况下，从社会上找来打工人员不经过正规培训直接上岗，家政服务公司不按行业协会有关规定进行操作的现象时有发生。消费者在找寻保姆之前应当根据自身需要确定标准，明确与家政公司以及保姆之间的法律关系。 如果家政公司以公司名义与雇主签订合同并提供家政服务，两者之间是承揽合同关系，如果由于家政服务人员的责任而给雇主带来损失，应由家政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保姆与雇主之间并不直接建立法律关系。本案既是这种情况，家政公司应当为消费者提供合格的保姆服务，不能因保姆个人原因而回避自身的责任。最终通过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通过调解的方式达成的方案符合法律规定和现实情况，较好处理了市场交易矛盾。
但是如果消费者是通过中介公司或者熟人介绍聘请的保姆，雇主和保姆之间是雇佣民事关系，保姆提供家政服务的方式受雇主的指挥与分配，在饮食起居等方面也会受到雇主一定程度的管理，双方具有人身依附关系，当出现纠纷时，就只能向保姆个人主张权利解决矛盾。
因此，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找的家政服务，一定要有签合同的意识，具体的服务主体、服务内容、工资数额、福利待遇、责任承担方式等都要形成文字性的东西。看家政服务公司是否具备合法的经营资格，服务人员是否具备健康证、工作证等，不要选择在小区贴广告或流动的“野家政”。这样在解决纠纷时就能明确责任主体，合法有效地处理矛盾。
篇11：法律服务合同纠纷
案例：3月31日，刘某以“Jaliseng”为用户名在交易平台注册，成为易趣网的用户，由易趣网为刘某提供免费的网络交易平台服务。207月1日，易趣网开始向用户收取网络交易平台使用费，并于9月18日发布了新的《服务协议》供新老用户确认，该协议对用户注册程序、网上交易程序、收费标准和方式及违约责任等作了具体的约定。此后，刘某确认了易趣网的《服务协议》，并继续使用易趣网的网络交易平台，但至年9月24日，刘某尚欠易趣网网络平台使用费1330元，为此，易趣网诉至法院，要求刘某支付网络平台使用费、赔偿律师费用。刘某则认为，《服务协议》长达67页，过于冗长，致使用户不能阅读全文，故用户不应受该协议的约束。
案例分析： 本案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是如何确认网络服务合同的成立这一法律问题。网络服务合同是一种较为特殊的合同，从严格合同的意义上而言，易趣网与用户之间的这份《服务协议》是一份格式合同，其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双方当事人的服务与被接受服务的目的非常明确。作为网络公司，其提供平台、进行服务、收取费用，而作为用户，则愿意接受此种服务。其次，合同未经双方合意，系由一方单方拟定。这是格式合同最显著的特点，即合同由一方根据自己的意愿单方拟定，相对方不能更改，要么全部接受合同的条款，要么全部不接受合同的条款，相对方只有选择接受或不接受合同条款的权利，而没有选择更改合同条款的权利。再次，在网络服务合同中，一方的身份和性质难以确定，因为网络服务合同是自动生成的，只要用户浏览了网络公司拟定的《服务协议》，按确认键同意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即成立，故在此情况下，用户一方的身份和性质就不能确定，用户在浏览《服务协议》之后，可能会成为确定的一方当事人，也可能成为匆匆一看客。最后，网络服务合同与传统的构成要件有着显著的不同。各国合同法对合同的形式都有着一定的限制，根据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可以对合同的形式作这样的理解，一是除即时结清的合同以外，一般须订立书面合同;二是法律法规规定了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合同;三是合同需经双方协商，且需有双方签名盖章。而这些要求对网络服务合同来说则是不可能的，为此，我国合同法又进一步规定，书面合同可以是合同书、信件，也可以是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效表现的形式。因此，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形式，网络服务合同具备了合同的特征。
在网络服务合同中，要完全划清要约与承诺的界限有一定的困难，从网络服务合同的成立要件看，网络服务合同的成立应该符合了合同成立的要件，但要注意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以电子形式出现的要约的法律效力问题。对此，各国法律一般都对要约的形式没有加以限制，通常情况下只要要约人有意思表示愿意和对方订立合同，不管是口头、书面、电话、电子信息等方式表现，都应当认为是有效的。我国法律对要约的形式也未加以规定。而美国的《电子商务示范法》明确规定，要约和承诺可以E-mail的方式发出。
第二，以电子形式出现的要约的生效问题。对要约的生效问题，我国和大陆法系国家均采取到达主义观点。我国合同法第十六条明确规定“要约到达受要约人时生效。采用数据电文形式订立合同，受件人指定特定系统接受数据电文的，该数据电文进入该特定系统的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未指定特定系统的，该数据电文进入受件人的任何系统的首次时间，视为到达时间”。本案易趣网的《服务协议》是向不特定的人、不特定的系统发送的，其发出的要约只要到达任何一个系统，均应视为到达，要约也就成立。
第三，以电子形式出现的承诺的效力问题。如果承诺是以数据电文的形式作出的，同样根据我国合同法第十六条的规定，采用到达主义原则。目前较为通行的EDI交易就采用此方法，交易各方在和交易对方订立协议时，都会确定交易方式以及发出要约、作出承诺的方式，而且在有关信息格式、数据段、系统要求等部分，目前规定电子信息应当是信息接受方能够得到的。对此种交易方式，我国的网络交易合同、网络服务合同等一系列网络合同应加以研究。
篇12：合同纠纷法律意见书
致：深圳A有限公司
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司的委托，指派本所颜宇丹律师，作为贵司与深圳市B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一审程序的代理人。
贵司已向本所承诺：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有关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有关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现根据相关资料结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出具如下法律建议：
一、本所代理律师代理贵司于xxx1年X月X日向深圳市XX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财产保全申请，请求法院查封、冻结深圳市B有限公司名下价值人民币XX万元的财产。XX区人民法院于xxx1年X月X日作出(xxx1)深X法立保字第XX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查封、冻结被申请人名下价值人民币XX万元的财产。本所代理律师代理贵司于xxx1年X月X日向XX区人民法院提出诉前联调，法院于当日作出(xxx1)深宝诉前联调第XX号《诉前联调受理通知书》。由于诉前联调工作室无法联系到深圳市B公司，于xxx1年X月X日作出《诉讼建议函》，将有关材料移交法院。本所代理律师于xxx1年X月X日代理贵司向XX区人民法院提交起诉状及有关材料，XX区人民法院作出NO 《受理案件通知书》立案审理，案号为(xxx2)深(X)法(民二初)字第(X)号。
二、综上所述，本所代理律师认为：除劳动债权、欠国家的税费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和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优先受偿外，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债权人享有一定条件下的优先受偿权，但必须对该被执行人已经取得金钱债权执行依据，即通过法院调解取得生效调解书，或通过诉讼取得生效裁判文书确认债权。否则，即使对被执行人已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申请人，也无权参与财产分配。
三、因XX区人民法院诉前联调工作室无法联系到深圳市B公司，无法进行调解，贵司需在立案之日xxx1年XX月XX日起七日内缴纳预交案件受理费，否则法院按自动撤诉处理，贵司将无权参与深圳市B公司的财产分配。
本意见书仅供贵司决策时参考。
本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盖章及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两份，无副本。
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律师：颜宇丹
xxx1年X月X日
附：
1、《受理案件通知书》(原件共三联);
2、《诉讼建议函》;
3、《诉前联调受理通知书》;
4、《民事裁定书》;
5、《证据目录》;
6、《参与分配申请书》。
篇13：合同纠纷法律意见书
致：重庆市永川区全发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暨王可全总经理
重庆盈月居房地产开发公司暨王浩总经理
我们接受贵公司的法律咨询，对贵公司与吴平富、吴平玉(以下称吴氏兄妹))的借款合同纠纷事宜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审查和分析，现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及贵公司通过传真或电话所提供的相关文件、证据、材料和说明，特向贵公司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以供贵公司在进行决策、协商、谈判或诉讼时参考之用。
一、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4、《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
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证据规定》);
7、其他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
二、出具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依据。
1、《民事起诉状》(原告吴氏兄妹诉王浩及贵公司)(共2页);
2、《证据清单》及《借条》6张(共7页);
3、永川区法院《应诉通知书》和《举证通知书》【(xxx8)永民初字第号】(共3页)
4、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传票》【(xxx8)永民初字第2021号】(共2页);
5、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xx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号】(共2页);
6、重庆市永川区法院《协助执行通知书》【(xx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2号】(共1页);
7、王浩和永川区全发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称永川全发))《土地转让协议书》(共3页);
8、贵公司相关知情人员提供的本案事实电话口头情况说明;
9、贵公司提供的其他相关文件和资料等。
三、关于本案的基本事实。
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第一条中所述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与本法律意见书第二条中所述的事实依据，现查明并确认关于本案的下述基本事实：
1、签约借款
xxx7年，重庆盈月居房地产开发公司(以下称重庆盈月居)因为公司运作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资金支持，其总经理王浩先生遂找到了吴氏兄妹进行借款融资。
xxx7年10月1日、10月9日、10月18日、10月22日、11月17日和12月13日，王浩先生以借款人名义分6次向吴氏兄妹共借款三百二十六万二千二百三十三元(￥3262,233.00)整，并出具了借条6张，均由重庆盈月居作为担保人盖章。6张借条均载明：年利率按照25%计算;吴氏兄妹可以随时要求王浩还款，如超过一日按应还金额万分之八支付违约金。
2、土地转让
xxx7年12月11日，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签订了《土地转让协议书》，约定王浩先生将其名下依法受让的，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办事处萱花村二社的6370平方米国有土地使用权(永川区房地证xxx7字第GY3149号)转让给永川全发，转让总价款为700万元，由永川全发向王浩先生的债权人周维春偿还400万元，另代替偿还王浩先生预收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定房诚意金3006340元。合同签订后，王浩先生依约将上述国土使用权转让给永川全发，并在国土部门办理了相关的过户登记手续。永川全发也依约履行了约定的偿还付款义务。
3、诉前保全
xxx8年4月29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依据吴氏兄妹诉前财产保全的申请，并提供了财产担保的情况下，作出(xx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将永川全发名下的，位于重庆市永川区胜利路办事处萱花村二社的6370平方米土地使用权予以扣押;将王浩先生占有的永川全发24.38%的股份进行冻结。同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作出(xxx8)永民诉前保字第27—2号《协助执行通知书》，要求永川全发协助执行将王浩先生占有的24.38%的股份进行冻结。
4、提起诉讼
xxx8年5月9日，吴氏兄妹向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以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恶意串通为由，请求法院判令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共同偿还借款3262,233元及利息50万元，重庆盈月居承担连带偿还责任。
xxx8年5月19日，重庆市永川区人民法院向王浩先生、重庆盈月居、永川全发送达了《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和《传票》，定于6月6日作为举证截止日期，于6月6日上午开庭进行证据交换和庭前询问。
另查明：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为王浩先生，而永川全发的法定代表人为王可全先生，王可全先生乃王浩先生之父，王浩先生同时也是永川全发的投资人和股东，占有公司24.38%的股份。
还查明：“全发 韵竹苑”为重庆盈月居所开发的项目，并拥有相关证书和批文，目前该项目已经全部转让给了永川全发。
四、关于本案还应当寻找和搜集的其他证据和材料。
1、关于王浩先生向吴氏兄妹借款3262,233元的资金去向、用途和银行往来结算凭证的证据、材料和文件;
2、关于永川全发已经代替王浩先生向其债权人周维春偿还400万元的银行汇款凭证、进账单等证据、材料;
3、关于永川全发已经代替王浩先生偿还预收的“全发 韵竹苑”开发项目定房诚意金3006340元的银行汇款凭证、进账单等证据、材料;
4、关于永川全发的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及股东、投资人资料的证据、文件或材料;
5、关于重庆盈月居工商注册登记资料及股东、投资人资料的证据、文件或材料;
6、关于永川全发和重庆盈月居之间关联关系，股东之间关联关系及控制人关系的相关证据、文件、材料或说明;
7、关于与本案相关的，能认定本案客观事实的其他所有相关证据、文件或材料。
特别说明的是，拥有上述相关证据、文件或材料的单位或个人，如负有法定的举证责任和义务，则应当依法提供，并且必须是提供原件或核对无误的复印件，否则按照法律规定，将会推断对拥有上述证据的单位或个人不利的法律后果。
五、本案的法理分析。
根据本《法律意见书》第一条中所述的法律、法规以及第三条中所确认的基本事实，对本案进行法理分析如下：
1、本案的法律性质分析。
本案是一起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王浩先生)为履行公司(重庆盈月居)职务，但是却以个人名义出具借条，由公司提供担保的方式，向债权人(吴氏兄妹)进行借款;事后在处置自身财产转让给第三人(永川全发)后，被债权人以逃避债务为由认定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所引发的`要求债务人和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一般借款及保证责任纠纷案。
2、本案偿还借款民事责任承担主体的法律分析。
(1)关于第一被告王浩先生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责任。
王浩先生是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其在向债权人吴氏兄妹进行借款时，是以运作公司房地产开发项目需要资金的名义进行借款，因此该行为应当属于为履行公司事务的职务行为。在原告吴氏兄妹的起诉状中，吴氏兄妹亦明确承认并载明“被告王浩因搞房地产开发，需要大量资金……在其开办的重庆盈月居房地产开发公司在该土地上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等语，这亦完全证实王浩先生是在履行职务行为。
依照我国《民法通则》第三十八条“依照法律或者法人组织章程规定，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是法人的法定代表人”，王浩先生是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当然的代表公司行使职权。再依照第四十三条“企业法人对它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工作人员的经营活动，承担民事责任”，在本案中，王浩先生向原告吴氏兄妹借款的行为，属于为履行公司职务的经营活动，依法应当由以王浩先生担任法定代表人的重庆盈月居来承担民事责任，与王浩先生作为自然人的个人主体毫无关联。
综上所述，王浩先生依法并不承担本案的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原告吴氏兄妹起诉要求王浩先生承担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依法不能获得法院支持。
(2)关于第二被告重庆盈月居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责任。
王浩先生向吴氏兄妹进行借款，是以公司开发需要资金为由，不是以个人名义借款(尽管借条载明借款人为王浩先生)，也没有将该笔借款用于个人自身的私人用途;而且王浩先生是重庆盈月居的法定代表人，当然的代表公司行使职务，亦无须出具任何授权委托即可进行职务行为。依据前条引述的《民法通则》第四十三条规定，重庆盈月居依法应当承担王浩先生借款行为的法律后果，依法承担还款责任;而且重庆盈月居还作为还款义务担保人，在借条上盖章确认，依照我国《担保法》第十九条“当事人对保证方式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照连带责任保证承担保证责任”，借条并未载明属于何种担保责任，故此重庆盈月居应当为借款行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但是基于借款人和担保人混为一体，并无任何实际区别。
综上所述，王浩先生的借款行为属于重庆盈月居的职务行为，因此依法应当由重庆盈月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即使王浩先生的借款行为属于个人行为，但是重庆盈月居还应作为担保人承担无限连带担保责任。因此，无论作出何种判定，重庆盈月居都应当依法承担偿还借款的民事责任。
(3)关于第三被告永川全发是否应当承担偿还借款责任。
第三被告永川全发并非是本案借款合同及担保的合同主体，和第二被告重庆盈月居、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及原告吴氏兄妹之间的借款行为，并无任何的牵连和关系。在本案中唯一发生关联的是，永川全发受让了第一被告王浩先生所转让的土地使用权，以及受让了第二被告重庆盈月居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
在上述经济往来活动中，永川全发和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署合同，约定并支付了合理的对价，双方之间并不属于关联交易行为，双方之间并无恶意串通以逃避债务的故意，亦没有实施恶意串通逃避债务的行为，故而原告吴氏兄妹以永川全发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明显没有任何事实依据，而且也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
尤其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退而言之，即使存在恶意串通行为，但是依据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也只能认定永川全发和第一被告王浩先生所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因为损害了第三人原告吴氏兄妹的利益而无效。而依据《合同法》第五十八条“合同无效或者被撤销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那么在本案中，即使永川全发和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存在恶意串通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也只能是永川全发受让所获得的土地使用权返还给王浩先生，但是有可能基于王浩先生个人并无返还永川全发所支付700万对价的能力，故而永川全发也不能返还土地使用权。
综上所述，原告吴氏兄妹要求第三被告永川全发，承担共同偿还借款的诉讼请求依法并不能获得法院支持，第三被告永川全发依法并不承担任何还款责任。
六、关于原告吴氏兄妹诉讼请求和相关背景的分析。
1、原告吴氏兄妹将王浩先生、重庆盈月居、永川全发三者共同诉至法院，既有其对于法律规定和法律理论的错误解读所致，亦有其诉讼技巧和策略的考虑。
原告吴氏兄妹的诉讼请求明显犯有“重大诉讼错误”，因为恶意串通并不会引起共同承担还款责任的法律后果，两者之间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正确的诉讼请求应当是“依法确认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所签订的《土地转让协议书》无效”，从而达到将土地使用权从永川全发处返还给第一被告王浩先生，再从王浩先生处拍卖土地使用权追回借款。但是再结合前述第五条第(1)点分析，因王浩先生借款属于职务行为，原告吴氏兄妹只能要求重庆盈月居承担法人责任，而仍然无法对王浩先生个人名下的土地使用权行使任何权利，其诉讼请求目的并无法实现。
依据前述分析，假如原告吴氏兄妹只诉讼请求重庆盈月居承担还款责任，那么其债权将面临无法执行和收回的巨大风险。因为至目前止，重庆盈月居名下并无任何的资产，其名下的“全发韵竹苑”开发项目都已经转让给永川全发，而土地使用权无论转让是否有效，均不属于重庆盈月居的财产。而依据我国《公司法》第三条“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公司以其全部财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鉴于重庆盈月居很可能已经并无任何资产，甚至已经达到破产的边缘，故而原告吴氏兄妹只能将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作为共同被告纳入诉讼当中，也只能寻找一个牵强的“恶意串通”的理由。
2、原告吴氏兄妹在当地法院的背景关系分析。
原告吴氏兄妹在提起诉讼之前，首先向法院提起了“诉前财产保全”，而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一款“利害关系人因情况紧急，不立即申请财产保全将会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可以在起诉前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申请人应当提供担保，不提供担保的，驳回申请”，而在本案中，其实并不符合“情况紧急”、“难以弥补损害”之情形，而且土地使用权早已过户至永川全发名下，如此保全并无意义。再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人民法院接受申请后，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作出裁定;裁定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当立即开始执行”，原告吴氏兄妹在当日提出申请，即获得批准并作出裁定，而且即日就采取了执行措施。
这些情况都表明原告吴氏兄妹或其委托律师和当地法院具体深厚的背景关系，已经获得了法院充分有效的支持，支持力度非常之大。因为按照司法实践，提起诉前财产保全几乎很少获得法院支持，尤其是在本案非常明显的法律关系中，该诉前财产保全具有重大违法之嫌疑，原告吴氏兄妹将很可能承担错误保全造成的损失。
七、关于诉讼应对技巧和策略的分析。
鉴于第三被告永川全发试图与原告吴氏兄妹协商解决本案诉讼，因此关于法律上的诉讼应对技巧和策略，在目前的诉讼进程中并不重要，故而不予详细论述。
八、关于本案诉讼结果可能的预测分析。
1、法院判决重庆盈月居承担还款责任，驳回原告吴氏兄妹要求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还款的诉讼请求。这是最合法的判决结果。
依照前述论证，本案应当由重庆盈月居承担还款责任，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依法不承担任何责任。因此，法院应当依法驳回原告对王浩先生和永川全发的诉讼请求，同时原告吴氏兄妹申请保全措施，查封案外人永川全发的财产明显错误，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2、法院判决认定本案借款属于王浩先生私人借款，判决王浩先生承担还款责任，重庆盈月居承担担保责任;驳回原告吴氏兄妹对永川全发还款的诉讼请求。这是法官依据法律，行使自由裁量权，所很有可能判决的结果。
3、法院支持原告全部诉讼请求，判决三被告共同承担还款责任。这是原告吴氏兄妹动用资源，使法官违反法律，虽不合法但亦有可能判决的结果。
4、当事人各方协商解决，达成还款协议或其他约定。在此不予论述。
九、关于本案的诉讼前景预测实现分析。
关于本案所产生的法律纠纷，无论贵公司是基于谈判、协商、调解还是诉讼解决争议，如果委托本所代理本案，对贵公司有利的因素共有如下几点：
1、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的雄厚资源和实力足以胜任本案诉讼。
北京市君泽君律师事务所于1995年在北京成立，是国内最早设立的大型合伙制律师事务所之一。君泽君以从事商事领域法律服务为主业的法律服务机构，跻身国内名列前茅的顶尖级律师事务所，在全国排名第八，在上海、深圳设有分所。
君泽君汇聚了二百余名来自法学界各个专业领域的、具有广博知识、丰富经验及专业特长的优秀法律职业人员;他们绝大多数都毕业于国内外著名的法律学校，半数以上律师具有硕士、博士学位或海外留学的经历;许多律师还具有政府部门、金融证券、产业投资、司法系统和高教单位等双重或多重工作阅历;多名律师参与国家重要法律法规的起草和修订工作。君泽君律师能够充分运用所拥有的专业技能、经验及社会资源为客户服务，提供最佳的问题解决方案、安排交易、规避经营风险及创新增值服务。
专业化的分工和优秀的业务团队使君泽君律师得以全方位地向国内外客户提供高质量的法律服务。君泽君拥有一大批深刻理解金融、投资、贸易等行业特点的法律专家，并在金融机构理财、信托业务、金融机构改组和重组、股票发行和上市、外商投资、反倾销、海商、税务、诉讼与仲裁、房地产、劳动、合同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法律服务中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2、君泽君的律师团队足以担任并胜任本案委托律师。
一是：本所陈永福律师团队在重庆、北京和湖南等地立案、审判、执行过程中拥有丰厚的人脉资源何如社会关系资源，有利于对抗和消除原告吴氏兄妹的司法关系资源，顺利实现本案诉讼的目的;
二是：本所陈永福律师团队均拥有深厚的法学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其中陈永福律师先后毕业于湖南大学法学院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拥有法学学士学位，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法律观点和解决思路灵活而开阔，分析问题透彻而深刻，对于利益分析和诉讼行为成因判断独到而深刻，这一切均有利于本案法律问题的解决;
三是：本案法律关系虽然复杂，但是并非重大疑难案例，对于判断、分析和解决本案纠纷非常有利;
四是：本案证据比较齐全，事实清楚，有利于法院及时审判和防止法院违法裁判。
综合上述因素，无论贵公司是基于谈判、协商、调解还是诉讼解决争议，都应该能够顺利实现前条所分析的第一种判决结果的预期结果，顺利的彻底的维护贵公司的合法利益不受侵犯。
十、我们慎重提示并郑重说明：
本《法律意见书》系为贵公司与吴氏兄妹“借款合同及担保纠纷”事宜所提供，希望能够对本案在事实和法律上作出全面的分析与归纳，主要作为贵公司谈判、协商、调解或者诉讼解决争议之用;不代表任何司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或任何单位或个人之观点。
本法律意见书的法律依据仅限于出具之日的有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本意见书的事实依据仅限于出具之日时我们所获知的与题述事宜相关的书面以及口头资料信息;本意见书仅供收件方就题述事宜进行参考之用，除非获得我们的许可，否则收件方不得以其他任何目的或意图，对本法律意见书作任何解释或者利用。
篇14：合同纠纷委托书
委托人：XXX ，男，汉族，19 年 月 日生，浙江省武义县履坦下坭村 号，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
受托人：XXX ，男，汉族，19 年 月 日生，江西高安人，现住昆明官渡区阮家村，联系电话： ，
兹委托 黄 栋 在委托人张晓阳诉被告陈望建借款合同纠纷中，担任委托人的代理人。
代理权限：特别授权代理。
有权代为提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有权代为和解、调解;有权代为处理与本案诉讼过程中有关的一切实体及程序事宜。
此 致
XX市官渡区人民法院
委托人：
受托人：
3月10日
篇15：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上 海 市 浦 东 新 区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浦民二(商)初字第3999号
原告上海浦东XX贸易有限公司浴场，住所地上海市浦东新区XX路1557号。
负责人李X清，经理。
原告李X清，男，1965年9月6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XX镇XX村3区107号。
原告吴X元，男，1965年9月4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仙居县XX镇XX村田XX南26号。
以上四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X法，上海市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X，男，1961年，2月2日生，汉族，住上海市闵行区XX路5530弄110号304室。
被告陈X华，女，1973年4月2日生，汉族，户籍地浙江省丽水市XX区XX乡XX村184号。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如浪，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以上两被告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如波，上海普若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上海浦东XX贸易有限公司浴场(简称XX浴场)、李X清、付X春、吴X元诉被告张X、陈X华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员林 晓 君独任审判，于2008年10月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四原告共同的委托代理人张X法，被告张X、被告陈X华以及两被告的共同委托代理人陈如浪、陈如波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上海浦东XX贸易有限公司浴尝李X清、付X春、吴X元诉称，原告、被告双方与2007年5月21日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一份，原告将经营的浴场给两被告经营，经营期从2007年7月1日至该浴场房屋拆迁之日，年租金为人民币280，000元(以下币种同)，协议签订时被告交付押金人民币100，000元，租金三个月支付一次，每次提前15天支付，协议还对违约赔偿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将浴场及大量的设施交付被告，前期被告还能按照约定支付租金，但是自从2008年4月1日起被告没有支付2008年4月至6月的承包费，原告多次催讨，被告拒绝，直到2008年7月15日，被告避而不见，原告发现浴场设施多有损坏。故原告要求判令：
1、解除原告、被告之间2007年5月2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
2、两被告支付租金81，667元，(从2008年4月1日至2008年7月15日，3个半月，23，333×3.5=81，667元);
3、被告连带支付违约金22，050元(81，667×0.3%×90天=22.050元);
4、被告连带支付水电费17，695.50元;
5、诉讼费由本案被告承担。
被告张X、被告陈X华辩称，原告所称不是事实，双方于2008年7月11日就已经就解除合同达成一致，2008年4月至6月的款项以及装修费用，双方已经结算，原告还需退还7000元给被告，基于当时原告、被告之间已经协商解除《承包经营协议》，原告已经将原告的相关权利给现在的案外人戴X富经营，并且达成两份股权转让协议。因为被告没有和原告签订书面合同，原告企图获取不当利益来起诉被告。该合同协商一致解除是有原因的，浴场要额外收取被告营业执照费用，故产生争议，所以双方就协商解除，最终达成协议，被告一直经营至6月底，5月27日之后原告付X春多次来看点，被告所述浴场内物品损坏也不是事实，原告曾经两次清点浴场内的物品，我方没有避而不见。同意以判决形式解除合同，即使要支付2008年4月至6月租金、6月分的`水电费，也已从10万元押金中扣除，余下原告已经返还被告7，000元。
原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承包经营协议，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承包经营关系。
证据2、物品移交清单，证明2005年5月21日原告将浴场内物品移交被告，由被告张X签收。
证据3、信件，证明2008年7月5日被告还没有退还浴场，有协商的意愿，被告张X写信要求原告宽限几日协商拖欠的承包经营费和水电费。
证据4、收款存根，证明2008年7月18日原告替被告缴纳了水电费17，695.50元，浴场还是由被告经营的。
二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 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不能证明被告有违约行为;对证据2的复印件真实性有异议，但是被告当时接手的物品已经还给了原告，不能反映全部的事实;对证据3真实性没有异议，但是对关联性有异议，这些证据是针对停水停电问题向轻纺市场交涉时形成的，与被告没有直接关系，也无法反映被告有违约行为;对证据4的真实性、合法性有异议，7月11日已经解除合同，原、被告双方就解除合同协议后续事宜是由原告负责解决，是否真的交了水电费，被告不清楚，且不是正式的发票，只是轻纺市场敲章的复印件。
两被告提供了以下证据：
证据1、2008年7月11日收据存根，证明原、被告之间已经协议解除承包经营协议而将款项退还被告，部分设施返还被告，如果不解除合同，不存在原告方支付被告费用，上面有付X春和被告签名。
证据2、2008年7月11日XX浴场转让协议，证明基于承包协议解除，原告与案外人戴年富于2008年7月11日签署的XX浴场转让协议，时间一致。原告将浴场转给案外人经营，2008年6月12日起抄就是水电费，见证人是三原告个人。
证据3、股份转让协议，证明基于原告被告一致解除承包经营合同，合同的案外人与原告签订股份转让协议，租金起算时间为2008年6月20日。
证据4、2008年9月17日的案外人戴X富的说明，证明原告诉讼后案外人戴X富向被告承诺到场解决争议。
证据5、协议书及收据，证明原告被告协议解除合同承包经营协议，致使原告与案外人上海XX实业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热水器协议也解除。
证据6、被告申请证人王X福、林X江出庭，证明原告、被告解除合同时，被告对热水器租赁也解除了协议，证人与戴X富、原告三个自然人协商过这件事。
原告方对证据1上的签名无法确认，原告不叫付春，双方从来没有达成协议;对证据2，是复印件，对浴场转手经营的事实确认，但是与本案无关，我们主张的是转让之前的租金;对证据3，与本案无关，原告有权收取转让之前的租金;对证据4，原告认为不能证明原告、被告双方曾经达成了协议，被告张X与原告XX贸易公司的协议没有XX公司的公章;对证据5，与本案无关;对证人出庭证明的事实，原告认为证人与被告有利害关系，对证言的真实性、关联性不予认可，也不能证明达成了解除承包协议的意向，也不能证明是否达成协议。
根据原告和被告提供的证据及庭审笔录，本院确认如下法律事实：四原告和两被告于2007年5月21日签订了《承包经营协议》一份，原告方将浴场交给两被告经营，经营期从2007年7月1日至该浴场房屋拆迁之日，年租金为人民币280，000元，协议签订时被告交付押金人民币100，000元，租金三个月支付一次，每次提前15天支付，协议还对违约赔偿进行了约定，合同签订后，原告将浴场及大量的设施交付被告，被告按照约定支付租金，但是从2008年5月份双方产生了争议，并协商解除合同。同年6月12日，李X清将其XX浴场股份总额三分之一转给戴X富，转让款19万元。7月11日，吴X元、付X春与戴X富签订XX浴场转让协议，两原告将XX浴场股份以40万元转让给戴X富。同日“付春”向两被告出具了欠条，内容为“今欠张X人民币7000元整作为对张X对XX浴场广告监控等的补偿款。待张X将楼顶电炉拆除及一台电脑拿回来浴场后，一次性付清7000元整，以上事情争取在3-5天内完成，特此双方证明”。签字人为“付春”和两被告，张X并写明“钱已拿到”。被告自2008年4月起未支付租金，XX浴场6月的水电费为17，695.5元，而被告在签订承包经营协议时付给原告10万元的押金。
本院认为，四原告与两被告的《承包经营协议》依法成立，应予确认。本案的质疑焦点是双方是否在2008年7月已协商解除承包经营协议并且结算完毕，原告是否有权主张诉讼请求的款项。被告提供的证据足以证明至2008年7月11日原告方已经将XX浴场股份转让给他人，而同时与两被告进行了结算。尽管被告因客观原因只能提供证据的复印件，但所有证据能够相互印证，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事实的依据，且原告方不否定其股份转让的事实，也间接证明了原告与被告结束经营关系的事实。现原告要求解除协议，被告也表示同意，本院对此予以确认。被告辩称，即使不认可欠条的结算结果，被告在原告方处的 10万元押金，也足以支付原告的租金和水电费，本院认为被告的辩解具有事实和理由，原告方不能证明被告存在违约的事实，故对原告方要求两被告支付租金、违约金、水电费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据此，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告上海浦东XX贸易有限公司浴尝原告李X清、原告付X春、原告吴X元与被告张X、被告陈X华与2007年5月21日签订的《承包经营协议》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予以解除;
二、对原告上海浦东XX贸易有限公司浴尝原告李X清、原告付X春、原告吴X元的其他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本案受理费2728元(原告已预付)，减半收取1，364元，由原告上海浦东XX贸易有限公司浴尝原告李X清、原告付X春、原告吴X元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林 晓 君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二00八年十二月一日
书 记 员 沙 洵
★合同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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