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是小编给大家分享的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的差异，本文共3篇，希望大家喜欢!
篇1：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的差异
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的差异
中国服饰审美文化是指以黄河文明为基础，在一个相对固定而且封闭的地域环境中形成，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朝代的更替而高度发展的服饰文化，具有明显的传承性;西方服饰文化是指以地中海文明为基础，跨越亚、非、欧三大洲，受多种文明相互混合的影响，伴随着民族的迁徙、文化的移动而形成的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中的服饰文化，表现出复杂性和包容性的特点。
一、服饰功能意识的差异
对于服装的功能，中西方在认识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从一开始中国人就给服饰打上了“阶级等差，尊卑有序”的烙印，直接成为统治阶级“严内外，辨亲属”的工具。从帝王后妃，达官贵人，以至黎民百姓，衣冠服饰都有严格的区别，目的在于顺应“礼仪”的“差序分别”。中国人不仅仅把穿衣局限于保暖和装饰的功能，更加关注的是“治国安天下”的社会伦理功能。从夏、商到周朝，随着服饰礼仪的制度的完善，这种观念几乎贯穿整个中国历史，历朝历代，统治者反复修订服饰制度，以此来规范各阶层人的行为，来“治国安邦”。所以，中国服装文化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
西方服装的等级观念并不严格，除了极其特殊的仪式活动之外，等级差别主要通过面料的高档与做工的精细来表现。许多贵妇人收买宫廷里的服装工匠，了解王后在将要出席的社交场合穿什么样的衣服，也如此打扮借以炫耀自己的地位和身份，王后并不介意。这种宽容就使款式、图案、色彩等服装审美因素没有强烈的权力专属色彩。古罗马人也曾十分重视衣服对于身份的表示，封建时代也曾推出各种服饰禁令，但很少像中国人那样把服装的社会功能发挥到极致，他们更多注重的是服装的财富价值和审美功能。
二、着装观念的差异
因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和对服装的社会伦理功能的重视，中国人穿衣始终保持着一种东方式的矜持，对肌肤严密地包藏和掩蔽，中国服饰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包”的文化，既不能“现露”体形，更不能随便“裸露”肌肤。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人体文化不发达，在造型手段和审美观念上受到特定环境的影响，形成了东方特有的“宽衣”文化。服装着重表现人的精神、气质、神韵之美，在服装造型上重视二维空间效果，不强调服装与人体部位保持一致，不注重用服装表现人体的曲线。如同中国画一样，中国服装具有含蓄性和写意性。
在欧洲文明中，人体美具有崇高的地位，对人体生理上的合规律性的研究卓有成效。这种“科学的”和“艺术的”人体意识，给服饰文化带来了另一类的“窄衣”文化。造型上强调三维空间效果，追求用服装突出人体的曲线美，讲究服装外轮廓线，用服装张扬自我，表现个性，服装理念以追求人体美为核心。如同油画一样，西方服装具有直接性和写实性。
三、着装方式的差异
中国的衣服自古以来就以上衣下裳为特征，前开后合，多用带子固定衣服，穿脱方便。
春秋时期中国虽然也出现了上下连属的“深衣”但也是前开前合式的，后来的各种袍、衫，也都是前开式的。在中国，披挂式衣服随佛教从印度传来，仅限于僧人。
西方的衣服则从披挂式到贯头式，再到前开式，形式多样。多用饰针或扣子固定衣服，形成了一种较为复杂的穿着技巧。现代女装中非常发达的一种品种――连衣裙，也以贯头式的为多，或者说最正统的连衣裙还是贯头式的。
中西方的服饰演变过程
中国改朝换代，首先要“易服”，但因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祖先遗制，极为尊崇。在五千年的服装史中，虽然多次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始终保持自己的服饰文化特色。这使整个中国服装史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沿着一条线发展，“保守着前开前合、含蓄宽松的直线裁剪的宽衣文化形态”，其造型、结构上起伏不大。进入20世纪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先是被动地，后来又主动的接纳西方服饰文化“与国际接轨”，形成现代这种“国际化”的服饰文化。
西方服装的变迁过程可归纳为从古代的“宽衣”，经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以后“窄衣”文化的大起大落。西方服饰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和文化背景不断变化，所以，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变迁性。从大的方面看，是从古代南方的“宽衣”形式向文艺复兴“窄衣”形式的移行，其分水岭为中世纪的哥特式时期。它的服装中心随文明的迁移又不断迁移，进入到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法国成为欧洲服装文化的中心，进入20世纪，西方人一方面通过殖民运动向外扩张，把西方的窄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时，也受到世界其它文化的冲击，尤其是来自东方的直线裁剪的宽衣文化的冲击，于是又出现对“非构筑式的”追求，东西方服饰文化朝着一个融合的方向发展，共同形成各种国际化的潮流。
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由于各自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服装功能意识、着装观念、着装方式、变迁过程等方面差异。同时，两种服饰文化之间也存在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诸如：服装的社会功能、装饰审美功能、实用功能等。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服装形制上的差距已逐渐消解，服饰审美功能和着装行为已趋于相合。通过对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的比较，了解中西服装各自的特点，适度借鉴西方服饰文化的合理元素，继承和发扬中华服饰那种素洁、含蓄、委婉、深沉的审美理念，创造出领导世界服装潮流的服饰文化。
篇2：中西方服饰审美的异同
华夏文明使人们对自然美的欣赏上升到一个极致，形成了“宽衣”的服饰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突出。东晋著名画家顾恺之绘制的《洛神赋图》正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的女装形制特点：“洛神”梳着高高的云髻，被风而起的衣带，给了水波上的洛神一股飘飘欲仙的来自天界之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反映出当时的衣裙飘逸层叠、繁复华丽的“宽衣”特质。而宽衣文化也就此秉承下来，影响了五代后世的服饰审美。
而反观西洋文化则是一种“真美合一”的文化。信奉人本主义的文化核心，倡导人性解放，鼓励创造人的理想。西方文化渊源于爱琴海边的古希腊文化，地中海沿岸的古代文化辉煌灿烂，成为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古希腊社会诞生之始就表现出了对客观自然的认识的兴趣，服装造型也以体现人体美为目的，以布料的披挂和缠绕为形式，通过衣褶的的起伏变化来展示人体的美丽姿态。特别到了中世纪以后，西方服饰一直在强调“以人为本”的立体裁剪和造型方式，追求三维立体的形式美感。
中西方服饰所囊括的范畴可谓大矣，根据事物本身的性质进行科学的分类和对比，遵循同类相较的原则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规律。我们先以中国服饰的杰出代表―“旗袍”，与西方服饰的典型代表―“撑箍裙”相对比，在这个比较小的范围内，更有利于我们了解和认知中西方服饰的审美取向之异同。
15-18世纪的欧洲撑箍裙是欧洲现代女装的前身，也是西方中世纪以来最为经典的代表服式。这种在腰部断开，接缝的连身女裙，亦称“罗布”，以它那繁华绮丽、精美绝伦的外在美感，给后人留下无比深刻的印象。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用中国旗袍来与之比较和对照，以中西方两种经典服装相对比和碰撞，会更有效地帮我们认识到两者所代表的服饰审美取向的异同。
如果说欧洲撑箍裙的美感正如其民族性格一样热情而奔放，那么中国旗袍则承继了龙的传人端庄、含蓄的个性。
与旗袍相比，欧洲撑箍裙更显现出对量感的偏爱。从法国路易十五时代起，撑箍裙的造型发展到了一个极端繁缛的极至。庞大的体积，华丽奢侈的面料，无穷尽的褶皱，飞边和蕾丝，将洛可可时期的撑箍裙装扮得瑰丽无比，有人说，此时期的女人酷似“行走的花园”，足见其过于繁缛的装饰之多。
例如电影《安娜・卡列尼娜》中，当女主人公安娜身着一袭黑色天鹅绒撑箍裙出现在宫廷舞会上时，那高贵迷人的冷艳倾倒了银屏内外每一位观众。量感十足的服饰大胆地刻画出女性丰满的胸部，纤纤细腰，而膨起夸张的臀部造型又因此而起到了衬托，平添了一份华丽和雍荣。在当代很多西方影视作品中，撑箍裙的上镜率也极高，贵族女性在盛大的宫廷舞会上身着一套套精美绝伦、装饰华丽的撑箍长裙舞蹈、旋转，其翩翩若仙，令人赏心悦目的美态留给全世界人们深刻的印象。
中国旗袍无懈可击地验证了“简洁就是美”的原则，现代旗袍造型简洁、线条流畅，同时兼收并蓄了一些西方服饰的特征：从严谨、收敛的立领到略微收紧的腰部造型，至曲线含蓄的臀部造型，至腿侧开叉的峰回路转……营造了中国女性对服饰审美内敛含蓄的特征。在民国以前，直至清朝初期的旗袍形制当中，旗袍则更加鲜明地继承了中华服饰文化的特色：腰身肥大、掩盖身体曲线，主要对装饰细节下足功夫，无论是层层叠叠的“十八镶滚”，还是巧夺天工的描金盘绣，都是在二维领域对服装修饰、美化的极致。
旗袍自诞生之初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重要发展阶段中，一直采用直线裁剪的方式，衣身与衣袖为连裁，并且前后衣身也互相连接，肩袖为平直的“一”字型，并且没有省道和褶裥。服装的开合形式采用大襟左衽或右衽的形式，其中又有一字襟、琵琶襟等不同结构变化。并且在衣摆两侧加了开衩的结构，极大地方便了人体的运动和行走。在服饰品上，主要采用了功能性与美观性兼为一体的盘扣，造型多变，巧夺天工。
撑箍裙则采用立体化的裁剪手段，运用省道和褶裥使服装依照人体的曲线而成为立体造型。领型与袖型变化十分丰富。洛可可时期的撑箍裙裙体庞大，形似背笼或行李筐，前胸开得很低，里有束身的紧身胸衣，使腰部纤可一握，胸前和袖口装饰着大量飞边、鲜花和蝴蝶节。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喜爱鲜艳、喜庆的色彩。封建帝王就独自垄断了明黄作为王室的专用色，而每逢节日庆典，红色总是唯一的主旋律，清末民初的妇女所着的旗袍也多为桃红柳绿。由于各民族对色彩的理解不同，造成了对色彩不同的偏爱。比如黄色具有中国智慧和文明的象征。然而，在基督教中，却成了叛徒犹大衣服的颜色。有色人种穿着色彩对比较强烈的花色显得鲜艳悦目，而白种人穿比较调和的花色显得高雅漂亮。欧洲女裙在用色上更为典雅，金、银、黑、白、灰，以及各种温馨别致，层次丰富的灰调子中间色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
旗袍在面料图案上多采用具象写实的盘龙绣凤、牡丹、玉兰，是因为在旗袍诞生之初，穿用它的多是悠闲的皇室贵族，可以不惜工本，不厌其精。
翻开我国传统图案的长卷，我们的祖先留下了丰富灿烂的遗产。早在殷商时代已有织有图案的丝绸织物。据《考工记》和《周礼》记载，周代已经开始在丝绸上描绘花纹。战国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三角纹、折线纹与变形的龙纹、鸟纹及凤凰图案。唐代是我国封建文化的鼎盛时期。出现了四方连续的放射性图案，还有构成朵花、组花、团花、鸟含花等花卉纹样。这些图案为旗袍提供了丰富的纹样素材，也为之增添了古文化的独特韵味。而欧洲女裙则更多地选用抽象的几何图案。例如始于17世纪的巴罗克及后期的罗可可图案。显示了强调装饰的浪漫主义风格。二战后的杜飞、佩兹利、欧普图案及马赛克图案更是举世闻名。
虽然从以上四点不难看出中西代表服饰的差别，然而欧洲女裙与中国旗袍无论是量感的不同、造型的各异、色彩与图案的差别，都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表现和诠释服饰的美感，都体现了对美执著的追求。
服装模式和服饰行为是文化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服饰文化的理解，存在两个方面：认识服饰行为的共性，它体现在人们对服装认知行为中的有序性和可预测性的部分;基于不同的服饰文化背景下服饰审美取向的差异性研究。
西方服饰自工业革命以来获得的突出成就，形成了以法国巴黎为代表的欧美服装领跑世界服饰流行的格局，以迪奥、夏奈尔、阿玛尼、范思哲、巴伦夏加等为代表的著名品牌更是蜚声世界，西方先进的设计理念、裁剪方法和缝制工艺毋庸置疑地为世界服装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但是我们不能在权威面前妄自菲薄，前几年国内兴起的“唐装热”以及世界上刮起的“中国风”，充分说明了正是由于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自成体系的服饰文化底蕴吸引了世界的目光。也正是这种玄妙幽深的魅力感动了世界上所有美的追随者。
科学和技术永远是人类文明和社会发展最大的动力，它拉进了我们与信息世界的距离。做为每位中国人，我们更应该热爱自己的民族服饰，继承并发扬我们的服饰文化，我们不能一味地向“国际化”看齐，更不能对我们的民族服饰漠然视之，每一位服装工作者，都应以振兴华夏服饰文明为己任，让衣冠王国昂首阔步于世界民族之林。
篇3：中西方服饰审美的异同
中国改朝换代，首先要“易服”，但因中国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对祖先遗制，极为尊崇。在五千年的服装史中，虽然多次受到周边少数民族文化的冲击，始终保持自己的服饰文化特色。这使整个中国服装史的演变过程基本上沿着一条线发展，“保守着前开前合、含蓄宽松的直线裁剪的宽衣文化形态”，其造型、结构上起伏不大。进入20世纪以后，受西方文化的冲击，中国人先是被动地，后来又主动的接纳西方服饰文化“与国际接轨”，形成现代这种“国际化”的服饰文化。
西方服装的变迁过程可归纳为从古代的“宽衣”，经中世纪过渡到文艺复兴以后“窄衣”文化的大起大落。西方服饰文化产生的地理背景和文化背景不断变化，所以，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很大的变迁性。从大的方面看，是从古代南方的“宽衣”形式向文艺复兴“窄衣”形式的移行，其分水岭为中世纪的哥特式时期。它的服装中心随文明的迁移又不断迁移，进入到路易十四时代之后，法国成为欧洲服装文化的中心，进入20世纪，西方人一方面通过殖民运动向外扩张，把西方的窄衣文化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同时，也受到世界其它文化的冲击，尤其是来自东方的直线裁剪的宽衣文化的冲击，于是又出现对“非构筑式的”追求，东西方服饰文化朝着一个融合的方向发展，共同形成各种国际化的潮流。
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由于各自的地理环境、历史渊源、政治经济、伦理道德、文化背景的不同，形成了服装功能意识、着装观念、着装方式、变迁过程等方面差异。同时，两种服饰文化之间也存在许多相似或相同之处，诸如：服装的社会功能、装饰审美功能、实用功能等。随着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发展，服装形制上的差距已逐渐消解，服饰审美功能和着装行为已趋于相合。通过对中西方服饰审美文化的比较，了解中西服装各自的特点，适度借鉴西方服饰文化的合理元素，继承和发扬中华服饰那种素洁、含蓄、委婉、深沉的审美理念，创造出领导世界服装潮流的服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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