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以下是小编整理的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共8篇），欢迎阅读分享，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篇1：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试析柳宗元伦理思想中的政治色彩
柳宗元作为中唐时期的进步思想家、优秀文学家和革新政治家，将思想家、文学家和政治家的品格集于一身，在其中任何一个领域，他的成就都是杰出的。他的政治思想融合了先秦以来各家政治学说，是我们传统政治道德中不可多得的宝贵遗产，本文试从柳宗元生活的时代背景、独特的生活经历、政治思想及文学创作等方面来分析其思想的政治色彩。
一儒家“圣人之道”的主色调
柳宗元从小受到的是儒家传统教育，无论是其父柳镇还是母亲卢氏，都以儒家经义教导和要求柳宗元，这使得柳宗元从小就被培养起了儒家的忧国忧民、积极入世、有所作为的精神。特别是父亲柳镇，精通儒家经典、不畏强权、为国为民、正直无私的儒士精神给柳宗元以极大激励，对柳宗元的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积极地影响。因此，在柳宗元的信念和思想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精神，正如他在《寄许京兆盂容书》中写说的那样：“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
在柳宗元看来，“兴尧、舜、孔子之道”就是行“圣人之道”，就是要以“利安元元为务”——进民生，以民为本。柳宗元在很多著作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说法和思想。他在《时令论上》中说：“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而已矣”。就指出了，圣人之道没有什么神秘的，不必仰之弥高，以为不可能做到。其实，圣人所做的就是要“利于人(民)，备于事”而已。又如，柳宗元非常敬仰商汤贤相伊尹，认为：“彼伊尹者，圣人也。圣人出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民生而已。日：‘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为尧舜，而吾生人尧舜人也。”’就是说，伊尹是当之无愧的圣人，他所关心的是人民是否幸福安康，而不是君主是姓夏姓商。如果君主能做到“心乎于民”，那么，这样的君主便是尧舜一样的明君，人民就和尧舜时代的人民一样幸福。于是，柳宗元终其一生都在为行“圣人之道”而不断努力与拼搏。不论是他政治上得意之时，还是仕途坎坷之际，他都没有忘却内心这种信念与理想。或许，柳宗元也有过彷徨和失望，感到过无助与失意，但他始终不曾放弃这种儒家理念中最高的境界，有的只是唯恐不能真正做到“圣人之道”的惶恐。
柳宗元有一位叫周君巢的亲戚，在长安时，柳宗元与他曾经志同道合，相约共同努力为国效力。后来，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周君巢也失意于仕途。周君巢在仕途不顺时，内心抑郁不堪，逐渐信奉了道教，希翼求得长生不老。他还曾专门劝过柳宗元也去求仙得道、炼丹修真以求长生。柳宗元对周君巢进行了批评，同时表明自己追求“圣人之道”的坚定信念，并劝导周君巢不要忘记自己的志向。柳宗元在答周君巢饵药久寿书一文中指出：“柳宗元始者讲道不笃，以蒙世显利，动获大谬。用是奔窜禁锢，为世之所诟病。凡所施设，皆以为戾。从而吠者成群，己不能明，而况人乎?然获苟守先圣之道，由大中以出，喝万受摒弃，不更乎其内，大都类往时京城西与丈人言者。愚不能改，亦欲史人同往时所执，推而大之，不为方士所惑。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则圣人之道幸甚。”
柳宗元在儒家“圣人之道”的基础上，提出了“圣且贤”的主张。在这里，“圣”指的足德性方面，“贤”则指个人的才能。“圣且贤”要求每个行“圣人之道”的人不仅应当既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做到正直无私、心存国家与人民，而且又要具备较好地为国为民服务的才能和本领，做到德才兼备。正是柳宗元心中对儒家“圣人之道”的无限憧憬与执着，才使得柳宗元积极地入世，努力实践“励才能，兴功力，敛太康干民，垂不灭之声”的报负。
二“统合儒释”思想中的释家色彩
柳宗元是一位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以行“圣人之道”为己任的儒学名士，在他的思想中，儒家学说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他又是一位思想开阔，具有开放精神、能够兼收并蓄的大方之家。柳宗元并不把儒学看成唯一的思想源泉，他主张吸取其他各种学派、宗教的思想为儒学所用，从而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因此，在此基础上，柳宗元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
诚然，柳宗元是信奉佛教的，这有大量的文献资料特别是他自己的诗文、文章可加以佐证。柳宗元自幼好佛，求佛有三十余年，并且颇得其中三昧。例如，在柳州他重建大云寺，一方面是发现“越人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俪仁”，他希望通过佛来感化当地人，他在(<柳州复大云寺记》就提到“唯浮图事神而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另一方面，这也是柳宗元自身信仰佛教，希望倡大佛教的结果。在政治上，柳宗元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有以“佐世”。首先，柳宗元认为，儒家讲仁爱，佛教也讲仁爱;其次，柳宗元认为佛教也讲孝道，这跟儒家思想也是一致的.。他认为佛教中这些内容，有益于统治。再就是柳宗元尊崇佛教，还因为他认为佛教的主张(超脱的人生观)在道德修养方面也有值得肯定的地方。所以我们认为柳宗元自始自终把佛当作是儒家的有益补充，是为了“有以佐教化”。因此，柳宗元用开放性的胸怀来对待“浮图”，而不是真正要全身心地投入到佛教之中。
柳宗元认为儒、释并非人们所想像那样截然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共同点，能够互相辅助。他在送僧浩初序》中说：“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爽然，不与孔子异道。”并且认为韩愈仅看到了佛教行迹的表面现象而没有看到佛教的本质，即“吾之所取者与易论语合，虽圣人复生不可得而斥也。退之所罪者其迹也。日兀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若是，虽吾亦不乐也。退之忿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也。吾之所以嗜浮图之言以此。”除此之外，柳宗元认为佛教也讲求孝道，“余观世之为释者，或不知其道，则去孝以为达，遗情以贵虚。今元浩衣粗而食菲，病心而墨貌，以其先人之葬未返其土，无族属以移其哀，行求仁者，以冀终其心。勤而为逸，远而为近，斯盖释之知道者欤!释之书有大报恩十篇，成言由孝而极其业。世之荡诞慢者，虽为其道而好违其书;于元浩师，吾见其不违且与儒合也”在性善论上，柳宗元认为儒与释也是相同的。正是因为佛教也提倡性善论，才有了禅宗所说的人性即佛性，人人皆可成佛之说。
柳宗元的“统合儒释”思想不但对中唐时期儒学的复兴起了积极作用，对后世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宋明理学家从“统合儒释”出发，提出了“援佛入儒”的阳号。朱熹则从佛教的禁欲观中出发，提出了“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宋明理学家通过将儒家学说与佛教教义相结合，使儒学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契机，因此，“援佛入儒”可看作是“统合儒释”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与升华。
三“遂人之性”和“民自利”的道家色彩
柳宗元从复兴儒学出发，不但提出了“统合儒释”的思想，还主张对道家思想进行有机整合。对于道家，柳宗元认为：“余观老子，亦孔氏之异流也，不得以相抗。其实质就是认为道家学说是儒家学说的别枝，是儒家学说的另一种发展。不但如此，柳宗元本着兼收并蓄的原则，主张对各种学说部采取“通而同之，搜择融液，与道大适，成伸其所长而黜其奇袤”的方法，吸取其中的合理因素为儒家所用，达到“皆有以佐世”的目的。
根据道家顺应自然的主张，柳宗元提出了“遂人之性”的思想。这种思想的核心就是要求为政者不应干扰人民的正常生产、生活，让百姓自由的发展，顺应百姓的性情和习俗，实行自然而然的“养民”之术。基于“遂人之性”的思想，柳宗元写就了种树郭橐驼传>)一文。在文中，柳宗元描写了一位名叫郭橐驼的种树人，他种的树不但能成活，而且枝叶繁茂、果实丰盛，于是有人向他请教种树之道。郭氏种树的方法就是“顺木之天，以致其性”，通过保全树木的“天”与“性”，使树木得以茁壮成长。相反，一些人虽然很勤力地照顾树木，甚至于“爱之太恩，忧之太勤，旦视而暮抚，已去而复顾”，但由于没有“顺木之天”，违反了树木本身的生长规律，最终反而是“虽日爱之，其实害之;虽日忧之，其实仇之”。同时，文中认为种树之道与治民之道相同，也可“移之官理”，成为“养人术”——就是要“顺人之欲，遂人之性”。
其次，柳宗元在“遂人之性”和“无为而治”思想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民自利”的利民原则。这一思想集中表现在了晋问》一文中。晋问》是以柳宗元本人与友人“吴子”(吴武陵)的问答形式展现出来的。文中分析了“利民”与“民自利”的不同。“利民”是统治者根据德治的要求所实行的“仁政”，虽然客观上有利于人民，但其最终日的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统治，而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民自利”则是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情况，不为外物所左右，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谋取自己的利益。
柳宗元借鉴道家学说提出了“遂人之性”与“民自利的思想，可以说是对原来儒家学说民本思想的发展与创新。它突破了儒家强调教化与德行的治人之术，强调顺应人民的天性，使人民不受外界的束缚，自由的发展;它还将“民利”与“民自利”区分开来，在传统的儒家所倡导的“仁政”基础上提出了“民利民自利”的论题，从而为儒家的治国思想开辟了另一条行之有效的道路。
篇2：柳宗元政治哲学思想
除文学成就而外，柳宗元又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柳宗元政治哲学思想]
篇3：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孔子政治伦理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将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归纳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等6个方面,并把对我们的道德建设启示概括为以下3点:“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举;着力加强“官德”建设;营造一个良好的“育官”环境.
作 者：王耀廷 作者单位：上海电力学院,社会科学系,上海,33 刊 名：上海电力学院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LECTRIC POWER 年，卷(期)： 18(2) 分类号：B222.2 关键词：孔子 政治伦理思想 以德治国篇4：苏绰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渊源初探
苏绰政治伦理思想及其渊源初探
本文是苏绰伦理思想系列研究之一.本文从基本框架和特征方面对苏绰的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论述,并着重从其思想渊源方面去考察苏绰伦理思想的.基本构成要素,以透视当时思想界的基本面貌,同时也指出其政治伦理思想对西魏北周政治的实际指导意义.
作 者：孔毅 作者单位： 刊 名：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4) 分类号：B82 关键词：苏绰 政治伦理 思想渊源篇5：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关于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论文摘要：孔子强调士人要积极出仕，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强调统治者为政以德，主张德治。他认为统治者必须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同时以仁政，富民、利民等政治伦理思想为统治思想。以这些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依然有很好的启发意义
论文关键词：积极出仕：为政以德；政治伦理：现代意义
长期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大。学者更多的谈孔子关于个人修养问题，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孔子个人伦理的论述。而很少关注孔子关于社会伦理的论述。这其中就包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未被充分挖掘。本文就试图粗略谈一下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
一
孔子的儒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出仕”而用。因此在他与弟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现简要论述如下：
第一。君子要积极出仕。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责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人世者。在“仕”与“隐”的态度上。孔子主张为人臣者应出来辅君治国，不应避世隐居。这样方合乎礼法和伦常，他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如与长沮、桀溺的对话：长沮、桀溺耦而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阿。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发了一番感叹，对子路说，我们总不能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呢。在《论语》中，类似的章节还有好几处。例如与晨门的对话，与荷藤丈人的对话，与楚狂接舆的对话等。这些人都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而长期以来。由于受多种因素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影响太大。学者更多的谈孔子关于个人修养问题，也就是说更多的关注孔子个人伦理的论述。而很少关注孔子关于社会伦理的论述。这其中就包括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未被充分挖掘。本文就试图粗略谈一下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的儒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为了“出仕”而用。因此在他与弟子的言论中有很多涉及到政治伦理的问题。现简要论述如下：
第一。君子要积极出仕。要担负起治国平天下的职责的政治伦理思想。孔子是一个“知其不可而为之”积极人世者。在“仕”与“隐”的态度上。孔子主张为人臣者应出来辅君治国，不应避世隐居。这样方合乎礼法和伦常，他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如与长沮、桀溺的对话：长沮、桀溺耦而耕：“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援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日：“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阿。子路回来把这些话告诉孔子，孔子听后，发了一番感叹，对子路说，我们总不能和飞鸟走兽一起生活吧。因为我是人类的一分子。如果天下太平，我才不会去求改变呢。在《论语》中，类似的章节还有好几处。例如与晨门的对话，与荷藤丈人的对话，与楚狂接舆的对话等。这些人都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法使被统治者懂得犯罪是可耻的因此。这方面需要以道德来进行，只有道德能使人自觉地不去犯罪，懂得耻辱。从而使人心归附。进而，孔子强调以道德为中心。进行德。治。子日：“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是列道德力量的比喻用“风”和“草”来比喻“君子之德”和“小人之德”，当风吹过来时，草必然会倾倒。也暗示高尚的道德力量必战胜邪恶的“小人之德”。从而显示巨大的力量。这也是孔子反对使用杀戮的手段。主张为政以德的理论根据。
同时，孔子强调统治者自身必须加强道德修养。对臣民起表率作用。孔子的德治思想首先是针对统治阶级的上层提出的。他认为，要想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统治者自身必须就有高尚的道德。从而为民众树立榜样。让民众仿效之。那么统治者如何正身起表率作用呢？
首先。统治者应追求高尚的人格。对高尚道德的追求甚于对生命的追求。所以，孔子强调要做“志士仁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因此，统治者要十分重视自己的道德修养，“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并且。要经常进行内心反省。子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才能对百姓其表率作用。其次。统治者应该为政清廉。要“见利思义”。孔子并不是一般的反对“利”，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而是要求正确处理好义利关系，应该以义制利或以利从义，反对“见利忘义”的贪利行为。即所谓的“见利思义”和“君子义以为上”。第三。统治者应该勤政。统治者食俸禄，就必须时刻想着为老百姓办事。绝对不能懈怠政事。因此。孔子强调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敬事而信”等对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要求。
第三，统治者应该行“仁政”，选贤任能，富民利民，教化百姓。最终实现“大同”的政治理想。“仁”是孔子伦理政治伦理思想的基础。在《论语》中，孔子多次谈“仁”，据学者统计，有109次之多。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学生提问。针对不同的环境。孔子对仁的解释是不一样的。但是。“仁”的最基本含义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日：‘爱人’。”因此。统治者要怀着爱人之心去管理老百姓。同时，孔子认为，国君要想治国平天下，举贤任能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子日：“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孔子最理想的统治就是“恭己正南面而已矣”的“无为而治”。而舜能“无为而治”、“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是因为有禹、皋陶这样的贤能之士的辅佐。因此。具体的施政行为只有通过贤士能人才能贯彻执行，只有这样，国君才能“无为而治”。孔子还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以此论证了举贤任能的重要性贤士选出来之后。就需要他们以仁德来教化百姓，从而实现天下大治，实现“大同”理想。
孔子认为。为政者治国要“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又说：“使民如承大祭”。他还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多次赞扬管仲相齐使“民到于今受其赐”。从理论说。孔子的爱民、利民思想是他“仁者爱人”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和发扬。
同时。孔子认为要给百姓施仁德，教化百姓，首先就需要让百姓富庶。“子适卫，冉有仆。子日：庶矣哉！冉有日：既庶矣，又何加焉？日：富之。日：既富矣，又何加焉？日：教之。”闭这就是孔子要求统治者管理民众的三部曲：庶、富、教。也就是说，要想教化百姓，首先就需要让老百姓富裕，这与《管子》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有相通之处。
所谓教民。首先使老百姓做到“富而无骄”、“富而好礼”闭。然后。让老百姓在道德境界上也要提高一步。达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君子和而不同”。总体上来看，孔子认为，通过对老百姓的道德教化，这是促进个人完善与社会完善，促进人格高尚。社会和谐的需要
二
孔子丰富的政治伦理思想中有很多都是经过两千年的实践检验。在中国这片国土上还是非常富有生命力的。就是在我们社会主义的今天依然有很深的启示意义
第一，孔子强调出仕思想对当代士人（知识分子）依然有很强的鞭策与鼓舞作用。《论语》中的名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意思是说做官如果有余力就去学习。学习如果有余力就去做官“学优则仕”是中国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道路，所以“士”和“大夫”总是连在一起。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色。同时。还要明白，“学优则仕”不是为了个人的升官发财。而是为了使知识分子个体的人生价值、终极关怀被导入“济世救民”、“同胞物与”的方向，实现在尘世建立“天国”的社会理想，所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终生追求的目标对于真正的士人来说，出仕绝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誉。家庭的发达。而是为了实现自孔子以来的治国平天下的“外王”理想这对于我们今天的领导干部不正是一个鞭策吗？做官是要治国平天下，而不是单独为了荣华富贵，升官发财。领导干部应该时刻记住范仲淹的话：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才是儒家所提倡的出仕的真谛。同样。对于当代的士人（知识分子）要记住“君子不器”思想。这实际上涉及到士人的社会责任问题。“嚣子不器”这句话。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是说士大夫作为“社会的脊梁”。不是也不可能和不应该成为某种专业人员他们读书做官和做人是为了“治国平天下”。其职责是存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就是在今天的工业化社会的中国。知识分子依然应该记住“君子不器”这句话，要始终记住知识分子应有的使命感。要清楚自己不同于非知识分子之处。那就是为了维系和指引整个社会的存在的职责。
第二。孔子“为政以德”思想对当代提出的“以德治国”思想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孔子是中国德性论伦理学的代表。其以道德为中心治理国家的思想对影响中国两千余年。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在每个中国人的血液里都流淌着孔子传下来的德性论思想中国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对孔子及其儒家批判甚多，同样孔子的以德治国也被抛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一直在提倡依法治国，这个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孔子及其儒家思想对中国影响太深了。德性论对中国影响太深了。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以德治国，这是中国的特色。中国老百姓不喜欢打官司，那样会撕破脸，以后见面会变成仇人的因此。中国需要以理服人。以德服人。需要调解。中国特色的调解制度就是传统影响的显现。同样。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以来。我们的政府也更加注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了。“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其中。所谓的“以德治国”就是在全民教育中。加强道德教育。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水平。从而达到治理国家的目的。当然。要真正贯彻以德治国，首先必须以德治吏。孔子当年提出的“为政以德”，也是针对官吏的。就现代来说。领导干部作为国家以及我们各项事业的核心力量。担负着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领导者、组织者的作用。官员的～言一行在网络信息特别发达的今天。随时都有可能成为全民关注的焦点。领导干部的特殊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重视道德的国家，他们的言行往往具有社会导向作用。
对社会的思想、言行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老百姓都会呼唤“包青天”。赞扬那些秉公执法的官员。而唾弃那些贪腐腐化。生活作风严重有向题的官员。因此。领导干部必须以自己良好的行为作出表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然后才能以道德教化人民。这才是孔予“为政以德”的真正内涵
第三。孔子的君子谋道不谋食及富民利民教民思想对当代中国干部政绩观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孔子明确提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里，传统上解释都是把“君子”解释为统治者、贵族阶级。“小人”解释为·普通老百姓。从而批判孔子蔑视体力劳动。瞧不起老百姓。孔予带有一定的阶级色彩是肯定的。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理论去强求两=年前的古人孔子还说。“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理解。这恰恰是对统治阶级或者说政府官员的种更高的道德要求。统治者不能仅仅追逐于利，而应追求更高的“道”——天道、人道、治国平天下之道等。只有这样统治者才能成其为统治者。才能成为普通老百姓的表率这实际上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孔子对官员。对整个统治阶级提出的个更高的道德规范米对其进行约束。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政府官员不是更合适码？要谋“道”、谋“义”，而不是某“食”，谋“利”。一旦党政干部失去了对“道”、“义”的追求。而只知道追逐“食”、“利”，那么贪腐贪腐就会产生，社会风气就会败坏。孔子很少讲“利”，“子罕言利”。但是，孔子并不是不讲“利”，而足让“君子”少追逐“利”，那么对于小人（即普通老百姓）呢？孔子在很多场合都谈到了“利”。“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等。而且还明确提出对老百姓教化的三部曲：庶、富、教。
以上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政治伦理建设有很大的意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人们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利益。我们的领导干部始终要记住：领导干部除了拥有自己的政党利益外。不能拥有任何特殊利益。在社会主义的中国。领导干部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者。首先应该想到的是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个人利益应该记住孔子的话。要做到“见利思义”。而不能总想着搞自己的“特殊利益”。要知道“人民群众对干部特殊化是很不满意的。”
篇6：试析服饰色彩的伦理思想价值探究论文
试析服饰色彩的伦理思想价值探究论文
摘要：服饰色彩作为一定的外部表现，以自己特有的物质形式表现着这些伦理观念，从而以一定符号的形式构建了服饰色彩伦理的内容和价值体系。服饰色彩的这种真假区分、善恶评价、美丑取舍内在的规定了服饰色彩伦理的价值内容，从而对人们的着装、着装习惯产生重大影响。
论文关键词：服饰色彩；伦理；真善美
0引言
服饰作为一定文化的特殊符号表征，一直都在以显性或隐性的形式向人们传达着一定的伦理思想、道德观念灌输于人们的思想行为之中，彰显着人们的善恶评价和美丑取会，从而最终形成人们固有的伦理观念。在服饰的真、善、美表达中，色彩作为服饰最为鲜明和最为本质的构成要素，它所传达出的伦理信息也是最为直观和明显的。
1服饰色彩的真、善、美
所谓“真”是指“客观事物真实存在的属性”。在服饰色彩伦理中，能正确反映着装者的主体本质，实现色彩所赋予的伦理意识与主体的伦理实践相统一便是“真”，否则为“假”。例如，男性总是习惯性地穿上色调比较朴素、冷峻的服装，朴素、冷峻的色调代表着男性角色的理性和沉稳。而女性则配以色调明丽、温婉的服装。明丽、温婉的色调体现着女性甜美与优雅的社会角色认同。因此，这种色彩符号所代表的主观意识与着装者本身所具有的本质存在的统一，便是服饰色彩之“真”所应包含的'伦理内容。所谓“善”，是“在人和人的关系中表现出来的对他人、社会有利，具有价值的行为”，反之为“恶”。服饰色彩的“善”与“恶”是指服饰色彩所代表的价值内容，并围绕着这个内容所规定出的价值原则或评判标准。以绿色为例，自我国上古时期，绿色就同青色、碧色一起被划为“间”(贱)色的行列。唐朝时期，碧巾被认为是一种侮辱囚犯的头饰，宋代则以带青色头巾为不肖子弟的装束。因为绿在传统价值的集体评价标准上已经深深被打上了“恶”的烙印，即使是在文化多元、思想开放的今天，我们仍很少看到在商店里会有绿色的帽子陈列于柜台之上，其中原因概亦为此。关于“美”的定义，笔者认为：“美的理式与真的理式统一可以见出和谐的性质，美的理式与善的理式的统一可以见出和谐的属性”，所以“美”应该是“真”与“善”的统一。在中国中，“和谐为美”一直是被普遍认同的标准，因此，服饰色彩之美所包含的伦理内容理应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能够正确反映着装者的本质属性，如性别区分、社会特征、性格喜好、宗教信仰等内容；其二是指色彩符号所包含的价值意义能够为一定的社会评价标准所接受，或者是有限性的接受。所有这些其实也即是设计学所讲的服饰色彩的“功能”与“形式”高度一致。
2服饰色彩的真、善、美评价
由以上论述可知，服饰色彩所体现的“真”与“善”最终都要归结到对于“美”的价值判断上来。但“美作为社会实践的产物同样具有功利性”，这种功利性决定了人们要求存“真”去“伪”、弃“恶”扬“善”、趋“美”避“丑”。服饰色彩的“真”与“善”首先必须要是合乎“礼”的“真”与“善”，曾言：“见人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在看来，衣冠代表着一种社会身份和人格尊严，它体现并维护着社会秩序。带着这种“礼”的规定性，儒家认为：服饰应该以不同的色彩来区分着装主体的社会等级和身份，也即“以色明礼”。为了将这一思想贯彻更加到位，儒家将“执其两端而择其中”的“中庸”思想也渗透与服饰色彩之中，对服饰色彩的量的规定要求人们注意端正、文雅、大方、适度、规矩，另一方面则不喜欢式样怪异、色彩跳跃的服装，任何过分明丽或者对比强烈的着装色彩都会被认为是“伤风败俗，有辱风化”。可以说，这种思想在的今天依然对人们的着装心理有着很大程度的影响。与儒家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相对应，我国文化历史上也曾出现过与儒家分庭抗礼的相对而言的非主流文化。如墨家、、法家文化。道、墨两家认为服饰只是人性的一种外部表现，人的本性在于人的内心自然属性。在反对“礼”的规定性时曾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以此为依据他们提出了“衣必常暖，然后求丽”的服饰价值评判标准。受非主流文化的影响，我国古代服饰色彩曾试图在走一条能够维护“礼”的规定性的同时又符合人性之“真”的“和谐”式发展道路。以唐代文官服饰色彩为例，唐代文官服饰注重在多样统一中刨造“自然和谐”，以符合服饰之美及习惯。唐代文官服饰在大面积使用“正色”的基础上，在纹样和配饰上采取了“问色”点缀的配色方案，避免了色调的单一，这种对服饰色彩所表现出的极大丰富和创造使文官服饰在姿态各异、灿烂多彩的形式中，呈现出博大精深、变幻莫测的美学意蕴。需要指出的是，服饰色彩伦理的这两种评价标准并不是相互孤立而是相互影响的。前者是相对于大众服饰色彩而言的，后者是相对于个体色彩而言的。在这两种评价标准的规定下，主流文化的价值评价并约束非主流评价，非主流评价影响和量变着主流文化评价。
3服饰色彩真、善、美的应用分析
随着的发展，服饰色彩符号中的封建内容日渐弱化，服饰色彩的真、善、美在继承传统价值观念的基础上不断更新着自己的时代内容，体现出“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这些服饰色彩的真、善、美表达，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表现为一系列的色彩搭配原则的应用，从而最终构筑了当前服饰的体系。
3．1求“真”的色彩搭配原则按前面的所讲的求“真”的伦理价值诉求，就是要正确反映着装者的主体本质与客观规律，从而达到着装主体主客观的统一，所以“真”不一定就“美”，“美”也不一定是“真”。按着这一要求，我们可以将其具体化为：服饰的着装主体要根据着装的具体需要实现色彩与个人身份、爱好、性格以及客观实际的需求相吻合，也即色彩的主观意向与客观存在相吻合。例，马路清洁工着黄色工作服不一定就“美”，但它却反映出了“真”――安全、警示作用的客观内容。这种求“真”的服饰色彩搭配原则在个人风格形象策划中应用尤为突出。一般来说，色彩所赋予女性的年龄含义是有规律可循的，色彩的纯度和明度越低，其所代表的年龄指向就会越高，反之，就越年轻。因此女性在着装时总是趋向于选择适合自己年龄阶段的色彩。虽然这种着装需求可能会因为职业、背景、个体需求等多重因素左右，但其整体趋势是不变的、恒定的。
3_2求“善”的色彩搭配原则由于“善”直接和功利相联系，它以社会功利作为标准，如某一行为是否对社会有利，或者说是否符合一定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所以“善”总是与一定的社会价值标准相联系的。在中国中，色彩一直被认为色彩应该与人的年龄、品行相一致，否则就有“越轨”之嫌，女人艳装过分就会被视为轻浮，男人服饰过“亮”则被认为是浪荡(不“善”)。受外来文化影响，白色目前已经突破了传统文化中被视为哀伤之色的定律，被现代文化赋予了清纯、圣洁与崇高的社会价值含义，因此在现代婚礼中，新娘身着白色婚纱是被大家认可和接受的。白色的婚礼服体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因而我们认为是“善”的，所以也是“美”的。
3．3“真”、“善”、“美”的和谐统一原则这可以说是服饰色彩搭配的最高境界，也是设计师的不懈追求。由前面的论述可以知道，“真”、“善”与“美”虽有共同之处，但也并非完全统一，所以说要做到“尽善尽美”并非易事，这需要设计师在进行服装设计时不但要考虑到着装者的着装，同时也要考虑到着装者的身份与个性特征。
当然，这并不是说服饰色彩的“真”、“善”、“美”完全就没有统一的可能性，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对自己的服装之美的不断追求的过程，也就是对服饰色彩的“真”、“善”、“美”的无限靠近的过程。这种追求“真”、“善”、“美”的和谐统一，需要着装者在考虑服饰色彩风格是否符合个人风格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着装场合是否与服饰色彩相一致的问题。当两种选择出现矛盾性冲突肘，为了着装的目的性需要可能要对个人风格的选取作出牺牲。这一原则在具体的色彩搭配时可以将其与服饰装扮的TPO原则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服饰色彩要体现出着装的时间、地点与场合。
篇7：政治哲学转向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
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与他们的社会伦理理论
上述政治哲学转向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是一种严重的挑战。如果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不能对当前政治哲学研究中的问题作出自己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它将在生活中进一步丧失话语权和影响力。自说自话的宏大叙事是没有市场的。
面对这种挑战，有的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甚至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一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都属于政治哲学或政治伦理学。这种观点其实是不能成立的。这是因为，第一，政治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核心问题。他们有大量关于政治问题，例如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政党等等的论述，但所有这些论述都是围绕一个中心展开的，这就是人类的解放。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总题目，政治理论只是它众多组成部分中的一个，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政治哲学，显然是不妥当的。第二，就马克思恩格斯本人而言，政治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也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哲学领域，更谈不上用它统摄整个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在伦理道德和政治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最根本的特点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按照这种历史观，道德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它们的特点与发展均依赖于生产关系进而依赖于生产力，最终随着人的劳动实践引起的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他们对政治和伦理问题的哲学思考包含在唯物史观之中。离开唯物史观基本框架就政治谈政治、就道德谈道德，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是历史唯心主义。第三，政治哲学是用哲学的方法为现实的政治体制作出解释、辩护，或者从具体操作的层面为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稳定、和谐进行政治设计。不论从哪个角度理解，它们都与革命家马克思恩格斯格格不入，因为他们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9］并不是说这样的政治哲学研究与马克思主义不能相容，而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本无意于旨在为现实服务的政治设计，他们不愿做这样的研究。
当然，我们可以本着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对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等问题加以研究，形成一种政治哲学理论，就像今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建立的经济哲学、文化哲学、环境哲学等一样。这样做无可非议，不过，这样的理论只能说是马克思主义的，而不能说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因为他们本人没有这样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唯物史观揭示了社会发展规律，因而也就从宏观上揭示了政治伦理和政治制度演化的规律。他们没有对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任何一个具体社会形态中的政治做过系统研究，像罗尔斯、哈贝马斯、哈耶克等政治哲学家那样。他们尤其没有从实现公平正义的角度出发探讨过政治设计的理论问题，因为他们认为，在资本主义框架中是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的，他们的宗旨是要埋葬这样的制度。
尽管如此，眼前正在发生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政治哲学转向，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进而研究整个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还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启示，即：我们可以突破一百多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势，从伦理道德的角度重新认识整个马克思主义，对它作出新的解读。或者换一个角度看，它启发我们思考，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能不能在当前这场政治哲学转向的背景下获得新的生机，为解决十分紧迫的现实问题作出贡献，自己也从而得到新的发展。顺着这样的思路，我们会发现：事实上，伦理道德问题在全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远比我们以往的理解重要的多，它的地位十分重要，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从总体上看，整个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伦理学理论。以往我们之所以没有从这样的角度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因为我们自己还局限在过去长期形成的对伦理学的理解，把它主要看作关于个人行为规范的理论，是一种德性理论。这从根本上限制了我们对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的研究：第一看不到马克思恩格斯是伦理思想家，第二认识不到他们在伦理学领域完成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
就思想而言，马克思恩格斯是启蒙运动的产儿，是热烈的人道主义者。法国大革命后，人道主义是欧洲一切进步知识分子都认同的思想，马克思的父亲、岳父的思想也有明显的人道主义色彩。对于具有浓厚宗教色彩的德国来说，基督教中的“人道主义因素”，即对人的精神价值、人在上帝面前的平等、人作为上帝造物的神圣性等的高度肯定，使德国人面对西方先发资本主义国家种.种社会不公、物对人的奴役、道德沦丧的现象无法平静。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的哲学都是对实现人与神、人的欲望冲动与客观性理性统一的尝试。成长于如此氛围中的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少年时期便对早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价值失落产生强烈不满，这在马克思中学时期的文章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就这一点而言，他与空想社会主义者、费尔巴哈是基本一致的。最能反映这一点的是马克思在1844年初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的话：“德国理论的彻底性从而其实践能力的证明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积极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0］他们认为，德国那样的封建社会以及英法那样的资本主义社会，正是使人受到侮辱、奴役、遗弃与蔑视的社会。这段话说明马克思对旧社会的批判具有突出的道德色彩，这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以及费尔巴哈所具有的。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旧社会的道德谴责是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和由此形成的全部理论的逻辑起点。今日的政治哲学家罗尔斯等人又何尝不是如此？
马克思与他们的不同之处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把人道主义的真正实现寄希望于对社会，特别是对社会上层人物的道德说教上；费尔巴哈认为只要从哲学上说明了人的本质在宗教中丧失了，他的本质就可以回归；青年黑格尔派则像黑格尔一样迷信哲学的魔力，以为依靠哲学批判就可以颠覆整个旧世界；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们比较现实，认为利益和道德的结合通过政治哲学设计的良序社会就可以实现。马克思恩格斯则不一样，由于接受了法国唯物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人的本质丧失，真正原因在于社会。马克思说：“费尔巴哈是从宗教上的自我异化，从世界被二重化为宗教世界和世俗世界这一事实出发的。他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因此，例如，自从发现神圣家族的秘密在于世俗家庭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和实践中被消灭。”［11］由于以上认识，在从空想社会主义者到今天的政治哲学家们热衷于道德说教、哲学批判或者政治设计的地方，马克思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对社会的批判与改造上。至于如何批判改造旧社会，马克思恩格斯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们发现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意识到道德说教、哲学批判以及从道德原则出发的政治设计的空想性、苍白无力和唯心主义性质。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2］实际上是说要用实践的方式改造社会。这里说的“改变世界”，一方面是指社会革命，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指在劳动实践中发展物质生产力。
以上所说的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至于唯物史观，只是对他们所说的对不道德的旧社会加以人道主义改造的合理性的哲学论证；剩余价值学说则是为了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动员组织埋葬旧社会的物质力量；科学社会主义不过是关于从政治上“改变世界”的一些具体方法的探讨。他们所设想的代替不道德的旧社会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这是人从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状态中的彻底解放，是人的自由王国，是“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社会”，是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这样的社会无疑是真正合乎道德的。
以上所说的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部思想的基本内容。马克思主义以人的解放为目标，中心是改造社会关系——消灭奴役人的旧社会，建立最无愧于人的本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哲学理论、政治经济学理论，都是对上述人的解放理论的论证，科学社会主义则是对实现人的解放具体途径的探索。以往我们只看到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对于这三个组成部分的核心、宗旨，则忽视了。
站在今天的高度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理论？正是伦理学理论，社会伦理学理论！伦理学家高兆明先生在讲到个体道德与社会伦理的区别时说：“社会伦理则以作为共同体的社会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它在抽象的思维中将社会本身人格化，并与个体相对应，专门研究这个与个体相对应的虚拟人格本身应当具有的内在秩序与运行法则。……个体道德研究个体应当如何，社会伦理则研究社会应当如何。个体道德为个体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及其存在方式，而社会伦理则为社会寻求价值合理性根据及其存在方式。伦理学当然应当研究个体道德，但伦理学的职责又不仅仅是关注个体的心性修养与美德陶冶。伦理学更应当关注社会关系、社会秩序与社会制度。伦理学不仅仅应当研究个体心性如何才可能是善的，如何才能成为道德君子，更应当研究社会本身如何才可能是道德的，如何才可能是自由公正、合乎人性健康生长的。”［13］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思想，就是这样的社会伦理学说。他们从人出发研究社会这一作为人必须与之交往的虚拟主体与人的关系，对它们加以道德评价，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社会制约人、决定人。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侮辱人、奴役人，是不道德的，共产主义社会是最合乎人的本性的社会，因而是道德的。改造现有社会使之合乎道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使命。
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说过他们的理论是社会伦理学，但是他们认为：第一，个人道德不能决定社会，相反，它要由社会来决定；第二，从人的角度看，最大的不道德者不是资本家，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人要获得解放，必须使社会成为道德的，即用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这表明，他们以追求人的解放为使命，但着力研究的正是社会和个人之间的伦理关系，是对社会的改造和道德提升。我们从今天的现实出发把它解读为社会伦理学，是合适的、恰当的，只不过是揭示了他们的思想本来就具有的特点而已。从方法论上看，这是无可指责的。今天我们用来称呼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的标准用语——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同样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用法，而是后人根据他们的思想提炼概括而成的。
以往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的另一个不足，是没有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社会伦理学思想的形成，是人类伦理思想发展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是他们在这一领域完成的一次革命。自古以来，中外哲学家关注的主要是个体道德，研究用什么样的道德规范才能使人的行为合乎社会和谐稳定的需要。对人类道德生活影响最大的基督教和儒家学说是这样，17世纪以来西方各种哲学中的伦理学思想也同样如此。这是从社会出发要求和规范人的行为的理论。主体是社会，人只是必须加以限制约束使之“克己复礼”服从社会需要的客体。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情况做了革命性的颠倒。
在讲到马克思完成的哲学革命时，人们常常引用他的这样一段话：“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14］认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就在于提出实践唯物主义，建立了新的世界观。其实，对这样的理解还可以做进一步的分析。马克思的确强调要把世界当作实践去理解，但他同时还说“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从主体出发理解世界，比从实践出发理解世界更深入、更普遍。实践只是从主体出发理解世界的表现之一。从主体出发首先包括对世界的认识与评价，当世界不能满足人的需要时，人才通过实践活动改造世界。立足点、出发点的转变，由客体转向主体，转向人，这才是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实质。
马克思恩格斯在伦理学上同样完成了这样的革命性转向。或者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革命本来就包含有伦理思想上这种出发点由社会向个人的转变。以往的伦理学理论要求人“克己复礼”消除原罪，是要从社会的需要出发改造、规范人，使人成为道德的，服务于社会的需要；马克思说“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是要从人的个性自由、人的需要出发改造社会，使社会成为道德的，服务于每个个人的需要。这是两种出发点和思维走向完全不同的道德理论：一个是德性伦理，从社会出发看个人，旨在改造个人使之成为道德的；另一个是社会伦理，从个人出发看社会，旨在改造社会使之成为道德的。伦理学上的这种转向，体现了马克思恩格斯哲学革命的基本精神，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没有这样的转向，他们的伦理思想和整体的哲学世界观，就相互冲突了。遗憾的是，我们以往只注意到他们完成的整体上的哲学革命，对相应的伦理思想上的上述转向，认识不够。
正因为马克思恩格斯完成了伦理学上的这种革命性转向，他们不大注意研究个人的道德规范，没有在个人道德品质的完善提升问题上下工夫，而是主要研究对社会的改造。与此相应，他们也不注重研究具体的政治设计，而是关注社会发展的规律、趋势与改造途径。
几千年来各类圣贤和道德家总是教导人们：为了社会的稳定，不许杀人、不许偷盗、不许奸淫……要做有道德的人；现在马克思把这番话倒过来了：为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社会不应该侮辱人、奴役人、遗弃人、蔑视人，社会应该是有道德的社会。讲的都是伦理道德问题，但二者是多么的不同啊！
篇8：政治哲学转向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研究
三、当今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理论
我们是在政治哲学转向这一大背景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的，下面我们就这些学说与马克思恩格斯伦理思想有何异同，以罗尔斯为例，略作考察。①
他们有一个明显的共同之处，即二者都是有感于资本主义社会不人道、不道德的现实状况，对如何解决相关问题所作的探索。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结束了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讲到这一进步的起点，人们往往要从文艺复兴开始，因为文艺复兴提出了人道主义的口号，而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资本主义文化，都建立在对人的理解和人道主义之上。关于人、人的本性，思想家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解，集中反映这些理解的，是诞生于法国大革命中的《人权宣言》。其第一条：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除了依据公共利益而出现的社会差别外，其他社会差别，一概不能成立。第二条：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即自由、财产、安全及反抗压迫。这些思想，借法国大革命的东风迅速传播，得到普遍认同。资产阶级学者提出的自由主义、功利主义以及契约论思想，都在其中得到反映。对人权的这种理解，一方面是资本主义各国政治设计的基本依据，另一方面也成为人们评价现实政治制度的标准。马克思和罗尔斯事实上都是从这一标准出发观察自己面对的社会现实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活于资本主义早期阶段，在他们眼中，资本主义是不道德的，因为工人没有生产资料，为了生存不得不出卖自己的自由而忍受剥削压迫，生活在异化之中。由此产生了主张彻底铲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全人类获得解放的马克思主义。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述情况逐步有所改变，到19世纪末，正如恩格斯所说，“大工业看起来也变得讲道德了”：工人的物质生活不断改善，政治民主普遍实现……。
罗尔斯登上学术舞台时，资本主义已经步入晚期，马克思恩格斯遇到的不道德现象大有改观，例如广大劳动者的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极大改善，但罗尔斯眼前又出现许多新问题，资本主义既不公平，也缺少社会正义。罗尔斯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需要对现实生活作出道德评价，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实际上他们做的是同一件工作——依据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形成的人类的道德理想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只是面对的具体问题有所区别而且得出的结论大相径庭。
在比较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时，最突出的不是他们的共同之处，而是他们的巨大差别。
第一，罗尔斯建立了一个完整的政治哲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从未经过系统的整理论述。如果从20世纪50年代从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算起，直到去世，罗尔斯在这个问题上用了50年的时间。1971年《正义论》出版标志着他的政治哲学体系正式问世，此后为了回应其他学者的讨论质疑，罗尔斯直到去世都在完善自己的思想。人所共知，马克思恩格斯只在自己学术生涯的早期进行过相关的研究思考。马克思此后用毕生的精力研究写作《资本论》，直到去世未能完成；恩格斯晚年的哲学研究主要围绕自然辩证法问题展开（《反杜林论》、《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的基本思想，辩证唯物主义甚至历史唯物主义，体现的都是《自然辩证法》的思想）。不论早期还是晚期，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写过一部全面系统阐述自己哲学思想的著作。正因为如此，罗尔斯的思想是什么，很清楚。要了解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包括其伦理思想，则需要从他们的零散的论述中仔细体会、梳理。
第二，罗尔斯与20世纪西方的大多数政治哲学家一样，宏大叙事淡出，微观研究凸现，主要讨论与直接的政治设计与操作有关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自我认同的唯一身份是革命家，社会伦理的研究主要在哲学层面上进行。
第三，罗尔斯主要关注美国社会以及整个世界在他那个时期出现的社会问题，其理论是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具有一种宏大的历史感，更多考虑的是整个人类面临的问题及其未来前景。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阶段，他们不但批判它的不道德，而且努力证明资本主义终将灭亡，它的丧钟已经敲响。前者的理论基础是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后者则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前者旨在“补台”，后者旨在“拆庙”。
第四，罗尔斯和其他西方政治哲学家意在通过改变政治设计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或者是社会的和谐稳定、政府的合法性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是怎样消除异化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是人类怎样才能彻底超越分配中的公平以及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进入自由王国。
第五，二者立场不同。这是问题的关键。这里说的不是阶级立场的区别。从罗尔斯方面讲，当今的西方社会阶级斗争大为缓和，甚至传统意义上的产业工人已经趋于消失，大多数人手中握有股票等有价证券，通过社会福利从社会得到的大于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阶级界限日渐模糊。说他的出发点是资产阶级未必妥当，可以说他是从资本主义社会整体的利益出发的。从马克思恩格斯方面讲，马克思恩格斯从不讳言自己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求解放的工具，而且直接投身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实践之中，但这不等于说他们的眼界就局限于工人阶级身上。不少人可能会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这与传统的说法相去太远了。实际上传统的说法包含着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误解。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追求的是全人类的解放，但他们又一再公开宣称自己在阶级对立中是站在工人一边的，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这里似乎存在基本立场上的矛盾。矛盾并不存在，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把无产阶级视为实现人类解放的物质力量，是身穿工作服的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肩负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恩格斯都有很好的说明。马克思说：“德国解放的实际可能性到底在哪里呢？答：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要求享有任何特殊的权利，因为威胁着这个领域的不是特殊的不公正，而是一般的不公正，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的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的权利，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处于片面的对立，而是同这种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最后，在于形成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就不能解放自己的领域，总之，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恢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15］这段话清楚地表明，马克思着眼的是人的解放，即全人类的解放。他公开站在无产阶级一边，把人类解放的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是因为无产阶级不是反对德国社会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而是反对德国国家制度的前提，即生产资料私有制。一旦生产资料私有制被消灭，对人的任何形式的剥削、奴役都将告终，人类也就得到彻底的解放。无产阶级是人类解放历史使命的承担者。
这段话的写作时间比《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早几个月，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被一些人视为马克思思想尚不成熟时期的作品，因此它不能作为马克思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而是站在全人类立场的证明。这种观点不能成立。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没有人会反对写于1845年春天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马克思思想成熟的标志，因为恩格斯曾在晚年明确地说：“它作为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是非常宝贵的。”［16］在该提纲的第十条，马克思说：“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马克思在这里表达的思想与前面那段引文完全一致。在与旧唯物主义立脚点的对比中，它明确地告诉我们，马克思是站在全人类的立场上考虑问题的。顺便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即以追求物质利益为目的以经济活动为全部社会生活中心的社会，而这恰恰就是今天罗尔斯等政治哲学家想要通过自己的研究为之服务，使它具有道德性从而实现公平正义、和谐稳定可以长治久安的那种社会。这也是对罗尔斯与马克思立场不同的很好说明。
这种立场上的不同——一个立足于资本主义社会，想要通过克服它缺少公平正义、不道德的缺点，追求它的和谐稳定长治久安；一个立足于消灭资本主义社会，“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建立真正道德的人类社会——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伦理思想与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之间最重要的区别。它们都是道德理论，但由于立场的不同，一个要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另一个则把消灭它作为自己的使命；一个要改良，另一个要革命；一个认为分配上的差别是不能消除的，人们能做的只是把它限制在恰当的范围内，以维持社会稳定，另一个则要使人类进入物质生产的彼岸，从而彻底告别分配问题，从物对人的奴役中、异化中获得解放，使每一个人都真正成为自由的人。实际上，透过这些差别，我们可以看到罗尔斯与马克思在思想境界上的重大不同。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罗尔斯等人的政治哲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伦理思想，差别是很明显的。但是，这些差别的存在并不表明二者一定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相反，二者实际上存在一种相互补充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的确把消灭资本主义实现人类解放视为自己的使命，但他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从道德角度评价某种社会制度，却从不认为道德是决定一种社会制度能否存在的根据。“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黑格尔这句话曾经得到恩格斯的肯定。任何社会制度都是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相对于生产力发展的这个阶段而言，它的产生与存在都是合理的，即使有严重的道德瑕疵，也不会因此而灭亡。只有当新的物质生产力出现以后，旧的社会制度以及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关系，才丧失了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它的道德瑕疵也才成为不可容忍的。可见，当资本主义的生命力还没有耗尽因而它还有历史合理性的时候，尽可能地增加它的道德合理性，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价值就在于此。
对于上述道理，我们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对马克思恩格斯这样以全部人类历史为研究对象、以人类解放为目标，专门从历史大尺度出发思考问题的思想家而言，每一种社会形态，更不用说某个社会形态的某个阶段，都是历史的瞬间。但对每个活生生的个人来讲，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的生命太短暂了，知道历史发展的大趋势固然重要，能在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使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尽可能地合理化，更为重要。在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和罗尔斯，缺一不可。套用康德的话：没有马克思，则罗尔斯“盲”；没有罗尔斯，则马克思“空”。把二者对立起来，或者不愿意承认对方存在的合法性，是不可取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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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参见万俊人．从政治正义到社会和谐——以罗尔斯为中心的当代政治哲学反思［J］．哲学动态，2005，（6）．
［9］［11］［12］［14］［1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7，55，57，54，14－15．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207－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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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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