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浅谈民事诉讼中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共8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
篇1：浅谈民事诉讼中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
浅谈民事诉讼中如何指导当事人举证
当今通过民事诉讼来解决自己在日常生活所遇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已被越来越多的人采纳，那么人们应采取怎样的诉讼行为才能达到自己所希望的目的，如何收集证据，如何在诉讼中举证，将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民事诉讼中。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也就是说民事案件中谁主张谁举证。既然法律这么规定，那么人民法院为什么还要指导当事人举证呢？ 我们知道法院的民事审判工作是分几个阶段进行的。立案庭和来信来访接待室，是法院和诉讼当事人接触的第一道窗口，这里应该是给民事诉讼当事人进行有关法律知识宣传最重要的地方，很多人当他们的权益和他人发生冲突时，他们想到法院来诉讼，但他们手中的材料往往很凌乱，证据材料不符合要求，这就要求法院工作人员不能简单地告之能否立案，还要就有关事项进行耐心细致地讲解，说明他所要求的诉讼是否为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不属于法院受案范围的应到哪个部门寻求解决，不能简单的一推了事。对属于人民法院受案范围的，根据事实，依法区分案件的所属类别，对不同性质的案件，有针对性地审查当事人诉讼手续，材料是否齐备，不同性质的案件给予不同的.举证指导，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多年来所受理案件的不同特点，法律的不同要求进行分门别类，结合当前民事诉讼的实际状况，以及公民在法院诉讼之前寻求法院欲帮助其解决的疑难问题等，将这些材料汇编，制定“举证指南”。将诉讼规则中一般性常识问题，给来访者予引导，这样既能使来访者对所寻求解决的问题一看就懂，又能减轻法院任务，提高工作效率。而针对一些法律有特别规定的案件类别，法院工作人员要对来访者针对该案的特殊性进行指导，如对因劳动合同引发的纠纷，要告之需经仲裁前置，即由有关劳动部门仲裁以后，才可以到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一般的民事案件适用的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即当事人对自己所提出的诉讼请求负有举证责任，但法律规定了在发生特殊民事责任诉讼中或发生在原告人难以举证的特殊情况下，免除原告对其所主张的事实的举证责任，而把举证责任调换位置转移由被告承担。如违反国家环境保护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给他人造损害，饲养动物给他人造成损害等，受害人只要举证自己受侵权的事实就可以对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让每位带着疑问、担心而来的人，带着满意轻松而归。 民事诉讼进入审理阶段，人民法院的工作重点应该是查明案件的事实，以及对当事人围绕案件所举的证据进行质证、核证、认证，在开庭审理前，可根据案件所举证据的繁简，组织当事人进行庭前听证会，让各方当事人对自已举证情况心中有数，根据自己举证情况及时补遗拾漏，为开庭审理打下良好的基础。但应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应始终处于居中裁判的地位，对诉讼当事人因不懂法律，造成举证不能，法官可以给予法律上的阐明，但不能代替举证责任人去调查取证。虽然法律规定，法院认为审理案件需要的，法院依职权主动地调查、收集、核实证据。笔者认为这种主动调查权应当尽量少用，应对当事人，就有关法律规定不甚明了的问题，引导其用合法的民事诉讼行为来保护自己民事权益，对因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证据，尽量由当事人提出申请，并且法院有必要向各方当事人阐明，避免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法官偏袒一方的印象。同时，对当事人举证不足 ，法院提供法律指导的同时，不能因此而无限制地延长审理期限，规定一个合理期限，敦促举证责任人履行举证的职责。在诉讼中遇到证据可能或以后难以取得的情况，告之举证责任人可向人民法院申请证据保全，必要时法院可主动采取保全措施。 总之，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中，不能简单地就案办案，在遵从法律规定的前提下，充分保障指导各方当事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力争人民法院的每项工作让人民满意。篇2：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利不平等倾向
论我国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权利不平等倾向
摘 要： 作为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应当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过程。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和司法在原告撤诉和变更诉讼请求、被告提交答辩状、法院依职权更换当事人以及对当事人拒不到庭行为的处理上存在的悖离该原则之处应予以纠正。关键词： 基本原则；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
在民事诉讼中，诉讼公正是与当事人的地位平等不可分割的，没有平等就不可能体现公正。基于民事诉讼的本质所决定，民事诉讼立法应当在程序构造设计上为双方实施诉讼行为提供充分、平等的诉求和抗辩机会，以此保障双方在诉讼中的均衡对抗。只有法官在审判上恪守中立，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且不存在任何偏爱与歧视，才能确保民事诉讼活动的正常开展和获得实效。因此，我国《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对当事人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法律规定的上述原则，理论上将其概括为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其涵义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1、双方当事人的诉讼地位平等。诉讼地位的平等并不是说当事人双方权利义务的相等或相同，而是指无论当事人一方社会地位如何，都应当平等地享有《民事诉讼法》所给予的诉讼权利，承担《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诉讼义务。《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与被告权利义务的具体规定因其诉与被诉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异并不会给双方在诉讼中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2、当事人在诉讼中的诉讼攻击和防御是平等的。一方面，双方都有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诉讼资料的权利。例如，双方都有陈述案件事实的权利。另一方面，一方实施诉讼攻击时，另一方则有进行防御的权利。例如，一方当事人提出主张时，另一方有反驳对方提出的主张的权利。一方提出证据证明时，另一方有提出反证的权利。不能只给予一方提出主张、陈述的机会，而不给予另一方反驳、陈述的机会。[1]无论是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还是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都十分强调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将双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双方均等地获得攻防的手段。
民事诉讼基本原则乃是贯穿于整个《民事诉讼法》和民事诉讼过程的根本性和指导性规则，其效力应当是贯彻始终的。作为基本原则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在民事诉讼法中生效的领域应当是完全的，对民事诉讼法的全部规范都具有导向作用。通过基本原则的规制，民事诉讼法法关于其他的具体制度、条款的规定才能不偏离民事诉讼目的、不偏离诉讼公正的价值取向。[2]然而，考察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不难发现其中某些诉讼制度的建构并不完全符合甚至直接悖离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我国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诉讼权利不平等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对被告按期提交答辩状缺乏刚性约束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3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发送给被告，被告在受到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¼¼被告不提出答辩状的，不影响人民法院审理。”该条第1款虽然规定了被告提出答辩状的时限，但没有规定被告在此期间不提出答辩状的法律后果，从而使该时限的规定形同虚设。而且从该条第2款规定来看，立法上显然是将按期提交答辩状作为被告享有的一项诉讼权利加以规定的。同时诉讼理论之通说也认为，“答辩是被告的诉讼权利。他可以答辩也可不予答辩，既可在准备阶段答辩，也可在诉讼的其他阶段答辩。”[3]
正是由于现行立法对被告提出答辩状的行为缺少应有的刚性约束，加之诉讼理论对此问题的漠视，从而直接导致审判实践中出现诸多弊端。从我国的民事诉讼实践来看，被告一般都不按期向受诉法院提交答辩状。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有相当数量的被告，基于诉讼技巧和诉讼策略的考虑，不愿让原告了解自己对起诉主张和证据的态度，从而对自己的反驳和主张作进一步论辩，以便给对方当事人一个措手不及，为其收集对抗证据制造难题。同时，“由于被告不在规定的时限内提出答辩状不仅没有任何不利的影响或不利的法律后果，而且诉讼的拖延在客观上反而对被告有利，而对权利主张者不利，因此更促使被告不在答辩状提出期间内提出答辩状。” [4]这样做的结果，不仅会无谓增加庭审负担，影响庭审效率，引发诉讼迟延，而且更为严重的是，他使原告一方因此丧失了作为诉讼当事人原本均应享有的对对方当事人诉讼主张的了解权，不当削弱了原告的攻击力量，从而使其处于与被告相比显然并非公平的诉讼境地，直接有违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当事人双方诉讼权利平等之基本原则。笔者认为，为了保证原被告双方的平等对抗与参与，必须从立法上强化对被告限期提交答辩状的约束力度，并明确规定被告预期不提出答辩状所应承担的法律后果，以使原告一方能够及时地了解被告的抗辩要点并据此进一步做好相应的出庭准备，使原被告双方拥有平等的“攻击武器”。
二、在撤诉问题上被告没有说“不”的权利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31条第1款规定：“宣判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是否准许，有人民法院裁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1条规定：“当事人申请撤诉或者依法可以按撤诉处理的案件，如果当事人有违反法律的行为需要依法处理的，人民法院可以不准撤诉或者不按撤诉处理”。根据上述规定，是否准许被告撤诉完全由法院决定。审判实践中，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被告撤诉时，基本上不征求被告的意见，更不说给被告对此表示反对意见的权利。然而笔者认为，在撤诉问题上完全不考虑被告的意愿，不给他说“不”的权利，有违诉讼公正，也有悖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
原告申请撤诉的原因不一而足。有的是因为在诉讼外与被告已达成了和解协议因而已无必要将诉讼继续下去，有的是担心诉讼会破坏已与被告建立起的长期合作关系，有的是感到自己对诉讼所做的准备尚不充分，有的是发现自己的原主张或诉讼请求难以成立，有的则是因为诉讼发展的趋势超出自己原先乐观的预期，诉讼胜负难卜，甚至渐成败势。从被告方来说，他为抗辩原告的指控而参加诉讼，在财产上、时间上、精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付出，对诉讼结果有期待利益。尤其是当被告认为原告的起诉毫无道理甚至是“恶人先告状”时往往便具有在法庭上击败原告，打赢官司，以证明自己无过错、无责任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使被告不愿让原告撤回起诉，而是坚持要把诉讼进行到底，以弄清是非责任。撤诉只取决于原告和法院，就等于承认和允许原告可以通过撤诉手段轻易使被告丢失追求胜诉的权利和机会，而且假如原告为避免败诉而申请撤诉，法院准予撤诉，被告的诉讼损失就无法弥补，其合法权益就无法得到有效的保护。另外，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的规定，原告撤诉后并未丧失再次起诉的权利，而一旦原告再次起诉，被告将不得不再次遭遇诉累，这对被告显然是极不公平的。如果原告出于玩弄诉讼技巧及拖垮对方当事人之不良目的'，视诉讼为儿戏，无理取闹，反复撤诉、起诉，被告就更是倍受讼累之苦。
原被告平等的诉讼地位要求法律给予他们以平等的诉讼权利，这些平等的诉讼权利，一方面表现为原、被告享有同样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表现为原被告享
有相互对应的诉讼权利。从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出发，原告有撤诉权，但如果其撤诉权是在被告收到起诉状副本后行使的，被告则有决定是否同意撤诉的权利，这便是被告对原告撤诉权的一个对应性诉讼权利。给被告这样一个对应性诉讼权利，将弥补原告滥诉之后还可以通过撤诉逃避败诉的立法漏洞。
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在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的问题上，应当根据诉讼阶段的不同酌情考虑被告的意见。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前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原则上都得准许。在向被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后原告申请撤诉的，法院应在征求被告的意见后进行审查再决定是否准许原告撤诉。唯有如此，才便于当事人确定在什么阶段行使撤诉权，才利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便于法院正确裁定是否准许撤诉。
三、民事审判实践中仍坚持更换当事人的做法
更换当事人，是指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发现起诉或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通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而让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退出诉讼的一种活动。[5]
我国1982年《民事诉讼法（试行）》第90条规定：“起诉或应诉的人不符合当事人条件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符合条件的当事人参加诉讼，更换不符合条件的当事人”。最高人民法院对此作了如下的司法解释：在诉讼进行中，发现当事人不符合当事人的，应根据第90条的规定进行更换。通知更换后，不符合条件的原告不愿意退出诉讼的，以裁定驳回起诉，符合条件的原告全部不愿参加诉讼的，可终结案件的审理。被告不符合条件，原告不同意更换的，裁定驳回起诉。
尽管1991年民事诉讼法 修改，取消了更换不正当当事人的有关规定，但一些民事诉讼法学者仍然坚持当事人更换的理论， [6]司法实践中仍有更换当事人的做法。客观地分析更换当事人的理论，其也具有合理的一面，即通过更换当事人，使诉讼在法院认定的正当当事人之间进行，有利于彻底解决纠纷，并避免累讼。然而，更换当事人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更换当事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提出诉的原告的袒护，同时是对诉中所列被告的诉讼利益的轻视。依照辩论式诉讼的规则，双方当事人平等地行使辩论权，并以其辩论结果去求得胜诉。诉中确定的当事人是否为争议实体法律关系中的真正权利主体或真正义务主体，常常是双方当事人辩论的重要内容之一。如果被告在辩论中已举证证明原告不是真正的真正权利主体或者证明自己不是真正的义务主体，那么，该被告就有权获得胜诉，并要求原告承担自己的诉讼损失。然而，每当被告能证明这一问题已胜诉在望时，法院就依职权更换当事人，使被告的诉讼利益成为泡影，使本该败诉的原告获得转机，转败为胜。这一切对于被告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就辩论式的诉讼而言，这种审判方式是有失公正的。另外，依辩论式的诉讼，诉讼当事人应由诉方在诉中确定，由此也决定了原告应负相应的举证责任，证明诉中所列当事人 与争议实体法律关系中的两方主体是一致的，如果不能证明，原告应承担败诉的后果。明确这一规则，将是对提出诉的一方当事人的告诫，即诉方在诉中不可随意确定当事人，对其确定的当事人 要负举证责任，否则，将负败诉后果。这种告诫非常必要，它能有效避免滥诉和随意确定当事人的现象。试想，如果诉中当事人确定不当，法院就依职权更换，这不仅是人为减轻原告方的举证责任，而且给予出一种不良的暗示，即诉方只需在诉中列出当事人 ，可以不论其正当与否，因为若不正当，法院会更换的，特别是在确定被告时，原告只需列一个被告即可，列的不对，自有法院去找来正当被告进行更换。这无疑会增加原告在确定当事人时对法院的依赖性，由此也易导致滥诉。[7]
权衡更换当事人理论的利与弊，应该说，法院不依职权更换当事人更符合辩论式诉讼的规则，或许正是基于此，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已取消了原《民事诉讼法（试行）》中关于更换当事人的规定。笔者认为，司法实践中存在的更换当事人的做法不但没有法律依据，也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的违背，应予纠正。
四、对拒不到庭行为的处理因当事人的诉讼地位而异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29条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0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第131条规定：“人民法院裁定不准撤诉的，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这三个法条构成了我国缺席审判制度的基本内容。根据上述规定，我国对原告缺席的处理，是“可以按撤诉处理”，而对被告缺席的处理，则是“可以缺席判决”。按撤诉处理与缺席判决这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所具有的法律后果显然是不同的。按撤诉处理，所涉及的只是原告的起诉权，由于人民法院对原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并未作出决断，原告的实体权利依然存在，按撤诉处理后，原告仍可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依同一诉讼标的对同一被告再次提起诉讼，对此人民法院应予受理。[8] 而缺席判决的效力等同于对席判决，其解决的是当事人双方争执的实体权利与义务关系，判决一经生效，当事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理由，依同一诉讼标的对同一被告再次提起诉讼，当事人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也应当以违反“一事不再理”的原则为由不予受理或驳回起诉。可见，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对待原被告当事人缺席的处理方法与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是背道而驶的。对于对原告缺席的处理，可以按撤诉处理，其立法本意可能是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尊重。但事实上，这样做充其量只能算是对原告一方诉讼权利的尊重，而严重忽视了被告的诉讼权利，破坏了攻击防御平衡的民事诉讼结构，从而损害了法律本身的公正。“不论在对抗制诉讼中，还是在质问制诉讼中，通常都有将被告推测为不法行为人的倾向。在民事诉讼中，对被告行为正当性的否定估计一般高于对原告的推测，因为原告胜诉率较高已经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经验。所以，程序立法中不歧视被告，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给予被告更为充分的抗辩手段，是体现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地位平等的必然要求” [9]笔者认为，在对我国缺席审判制度重新进行设计时，应当确保程序公正，无论是对于原告缺席，还是对于被告缺席，都应平等对待，而不得对被告作出任何歧视性规定。
五、立法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未有限制性规定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规定：“原告可以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可见，我国立法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没有任何限制性的规定，特别是是否需要经过被告同意，无论是《民事诉讼法》本身还是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均未作出明确规定。从审判实践看，原告通常是在被告应诉后甚至是在开庭审理中的法庭调查阶段提出变更诉讼请求的申请的，而法院则往往是不征求被告的意见就同意原告的申请，将变更后的诉讼请求记入审判笔录后继续开庭。这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许多不利影响。尤其是在原告诉讼请求的变更直接导致诉讼标的的变更时会给被告的防御带来极大的不便。因为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被告已进行了答辩，并已经为反驳原告的主张收集了证据，对原告所提供的证据作好了质证的准备，原告的诉讼请求一旦变更，被告辛辛苦苦进行的全部诉讼活动便失去了意义，一切又需从头开始。
如果法官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同意原告提出的口头变更诉讼请求的要求并继续开庭，对被告利益的损害就更大，因为这意味着在受到原告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被告不得不仓促应战。[10]例如，甲将其一间房屋租给乙使用。合同约定租赁期为三年，房租按月支付。一年后，由于乙不能按时交纳房租，甲提起诉讼，请求被告乙支付房租。在被告乙已根据原告甲在诉状中提出的给付租金之请求，递交了答辩状，阐述了未能按期交付房租之理由，并表明愿意满足原告甲之诉讼请求；尔后，原告甲又改为诉请被告乙解除租赁合同。对此，如果不加任何限制，其结果，不仅是给被告的应诉活动与法院的审判工作带来许多不便，更重要的是直接影响到被告的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因此，对于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应当有一定的限制，而不能任其随意变更。德国、日本等国在民事诉讼立法上，都对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之权利作了适当限制。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263条（诉之变更）规定：“诉讼系属发生后，在被告同意或法院认为有助于诉讼时，准许为诉之变更。”同时，该法还在第267条（对诉之变更的同意的推定）对被告作了相应的规定：“被告对于诉之变更，不表示异议而就变更后之诉进行言辞辩论者，视为同意诉之变更。”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43条（变更诉讼）第4款规定：“法院认为变更请求或请求的原因不当时，根据申请或以职权，应作出不准变更的裁定。”这些规定都不乏其合理性，可为我们所借鉴。笔者建议将我国《民事诉讼法》第52条修改为：“原告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应征得被告的同意或者经人民法院许可。被告在原告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后，未提出异议或者继续应诉答辩的，视为同意原告放弃或者变更诉讼请求。” [11]
法律文本是简要的和静止的，而社会生活却是无比复杂且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因此，再富于智慧的立法者也不可能制定出可以预见一切并完全合理地解决一切矛盾的民事诉讼法典，法律总是要不断修改和调整的。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功能之一乃在于为《民事诉讼法》的局部修改和调整提供了依据。当既定的《民事诉讼法》的局部规定滞后时，立法者应当以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对其进行修改和调整，保持修改和调整后的具体规定与《民事诉讼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 。[12]因此，《民事诉讼法》的上述缺陷，应当通过修改立法来加以完善，以使《民事诉讼法》的整个程序设计都与基本原则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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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69
[2] 陈桂明.诉讼公正与程序保障[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49
[3] 常怡.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241
[4] 张卫平.论民事诉讼中失权的正义性[J].法学研究，,(6):
[5] 江伟.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126
[6] 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新编[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2，158
[7] 张晋红.民事之诉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28-29
[8] 田平安.民事诉讼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44
[9] 叶自强.民事诉讼制度的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90
[10] 陈光中，江伟.诉讼法论从（第一卷）[D].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295
[11] 梁书文.民事诉讼法实施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55
[12] 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教程[M].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69
篇3：浅析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
浅析行政诉讼中的当事人
行政诉讼当事人，是指因对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以自己的名义到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和参加诉讼，并受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约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在法学上，当事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中的第三人；狭义的当事人则仅指原告和被告。现就对行政诉讼当事人在广义的范畴进行探讨。一、行政诉讼原告
行政诉讼原告是指对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说，行政诉讼原告大多是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七十条，原告主要包括：
1、公民。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有权依照行政诉讼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然，这里所称的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
2、法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具备下列四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
3、其他组织。除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外，在我国，还有一大批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社会组合体。例如以其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工商个体户、农民承包经营户、起字号的合伙组织，或者尚处于筹建阶段的企业、单位等。它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时，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时，可由实际上的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
4、在中国境内提起行政诉讼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境内进行活动，必须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接受中国行政机关管理，因而在行政管理活动的某些方面，都有可能同我国的行政机关发生行政争议。在《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法律法规中，都有类似规定。《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此外，在特殊情况下，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也具有原告的资格。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具有起诉资格的公民死亡；二是具有起诉资格的法人和组织终止，为新的法人和组织所代替。为了更好地保护上述两类情况中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2、3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近亲属”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二、行政诉讼被告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原告起诉指控侵犯其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和与之发生行政争议，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主体。必须明确，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行政机关本身。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始终作为被告，这是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主体作被告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被告。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作被告主要有以下几类：（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2）“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作被告。
2、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被告。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起诉前，先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复议或选择了先行复议，而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即视为复议机关作出了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就必须以该复议机关为被告。
什么情形属于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呢？一般说来，（1）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2）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者规定；（3）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即撤销、部分撤销或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在这三类情况下，即视为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作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决定。
此外，复议机关如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的，当事人是对复议机关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3、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有的组织原来不具有行政管理职权，但法律、法规授予了它在某一行政事务方面的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认为该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以该组织为被告提起诉讼。例如，《食品卫生法》规定：县级以上卫生防疫站和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为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有权对违反食品卫生法情节严重的个人或组织，给予行政处罚。该卫生防疫站和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就是由法律、法规授权的这类组织。
4、委托某一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诉讼法25条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例如：乡政府委托某村民委员会行使某项行政职权，该村委会按照委托的权限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不服的，必须以该乡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这就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可以委托、责任不能豁免”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5、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是被告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但是，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授权，在此时，可以比照“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直接以该内设机构或派出机构为被告。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赋予公安派出所作出警告、50元以下罚款的权力。
6、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在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后，该行政机关被撤销的，法律规定，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另外，还有就是，行政机关被撤销后，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决定撤销原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三、行政诉讼中的共同诉讼人
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
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人就是共同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对共同诉讼中原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我们称之为共同原告；被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的，称为共同被告。因此，可以说，行政诉讼的共同诉讼实际就是诉的主体的合并。这与诉的客体合并是不同的。
根据共同诉讼成立的不同条件，可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
1、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的诉讼，它是一种不可分之诉。主要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
（一）共同原告有以下几类情况。
（1）两人以上共同实施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被行政机关在同一处罚决定中给予处罚，被处罚人均不服而提起诉讼的；
（2）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该法人或组织及其负责人在同一处罚决定中被给予处罚，两者均不服处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3）治安行政案件中，两个以上的共同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对加害人所作的治安行政处罚而提起诉讼的。
（4）治安行政案件中，被处罚人和被侵害人双方均不服公安机关的处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上述四种共同原告中，如果只有一方不服提起诉讼的，另方（即未提起诉讼的一方）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行政诉讼中，而不应作为共同原告参加到行政诉讼中来。
（二）共同被告的情况主要指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针对某一被管理人的同一行政违法行为联合作出处罚决定，被处罚人不服而提起诉讼，该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均应为被告。
2、普通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诉讼是可分之诉，即共同诉讼人对诉讼标的的权利或义务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它们可以分作几个诉由人民法院分别审理。普通的共同诉讼是由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形成的，如果人民法院分别审理，则成为各自独立的案件，而不是共同诉讼了。因实践中普通共同诉讼情况比较复杂，因而难以一一列举。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各个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不同情况作出的。在必要的共同原告的诉讼中，行政机关是在同一处罚或决定中给予各个人不同的处罚或处理，这些行政行为相对人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广义上说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具体诉讼请求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必要的共同被告的诉讼中，各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个行政机关不能代替另一个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由于共同诉讼人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不同，他们之间不能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其诉讼行为是必然不能互相代替的。
因此，无论是在必要的，还是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来讲，一般都不发生效力，诉讼应当是全体当事人都参加。如果在实践中出现只有一人起诉或者应诉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或依职权通知他人参加诉讼，追加他们为第三人或共同被告，被追加的第三人如果不愿参加诉讼，可以视为放弃诉权；被追加为共同被告的行政机关无权拒绝参加诉讼，否则，人民法院有权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四、行政诉讼第三人
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并因而参加到他人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程序中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所以第三人可以通过自己申请和法院依职权通知两种途径参加到他人已在进行的行政诉讼中来。作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它具有以下特点：（1）第三人是原、被告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行政管理相对方，它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数个，其主体具有多样性；（2）第三人是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利害关系；（3）第三人只能参加到他人正在进行的诉讼中来，如果诉讼尚未开始，则不存在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如果诉讼已终结，其他利害关系人则不能参加该诉讼，如他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则只能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4）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权利丧失或不承担某种义务，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和审判实践，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设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治安行政案件中的被处罚人或被侵害人，一方提起行政诉讼的，另一方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2）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主张权利的争议作出确权裁决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另一方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例如县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属的裁决。（3）行政处罚案件中，相对人为两人以上的，其中有的起诉，有的未起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未起诉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4）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赔偿或补偿问题作出裁决，一方不服起诉的，另一方未起诉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5）同原告受处罚行为有批准关系的另一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6）行政主体与非行政的主体共同署名作出处理决定，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需要进行赔偿的，非行政主体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当在诉讼开始以后，一审判决作出之前。第三人参加诉讼，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是行政诉讼当事人之一，享有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各种权利，承担各种义务。
行政诉讼当事人主要就是指行政诉讼原告、被告、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共同诉讼人又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仔细领会和理解行政诉讼各种当事人的概念特征，熟练掌握行政诉讼的各种当事人的具体种类，有助于提高行政诉讼的审判能力，加快行政诉讼审判改革的力度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李崇军 曾志学
邮编：331600 电话：0796-35224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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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诉讼当事人，是指因对具体行政行为发生争议，以自己的名义到人民法院起诉、应诉和参加诉讼，并受人民法院判决、裁定约束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以及行政机关。在法学上，当事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当事人包括原告、被告、共同诉讼人、诉讼中的第三人；狭义的当事人则仅指原告和被告。现就对行政诉讼当事人在广义的范畴进行探讨。
一、行政诉讼原告
行政诉讼原告是指对行政主体具体行政行为不服，依照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以自己的名义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所以说，行政诉讼原告大多是行政管理中的行政相对方。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二十四条、第七十条，原告主要包括：
1、公民。合法权益受到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具体行政行为侵犯的公民，有权依照行政诉讼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当然，这里所称的公民是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公民。
2、法人。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根据《民法通则》第三十七条规定，法人应具备下列四条件：（1）依法成立；（2）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3）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4）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作为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
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庭应诉。
3、其他组织。除具有法人资格的社会组织外，在我国，还有一大批不具备法人资格，没有取得法人资格的社会组合体。例如以其家庭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的工商个体户、农民承包经营户、起字号的合伙组织，或者尚处于筹建阶段的企业、单位等。它们的合法权益受到具体行政行为侵犯而向法院提起诉讼时，由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没有主要负责人时，可由实际上的负责人作法定代表人。
4、在中国境内提起行政诉讼的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外国人、无国籍人和外国组织在我国境内进行活动，必须遵守我国宪法和法律，接受中国行政机关管理，因而在行政管理活动的某些方面，都有可能同我国的行政机关发生行政争议。在《外国人入境出境管理法》、《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等法律法规中，都有类似规定。《行政诉讼法》第71条规定：“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组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行政诉讼，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组织有同等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此外，在特殊情况下，不是行政行为的相对方也具有原告的资格。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具有起诉资格的公民死亡；二是具有起诉资格的法人和组织终止，为新的法人和组织所代替。为了更好地保护上述两类情况中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行政诉讼法》第24条第2、3款规定：“有权提起诉讼的公民死亡，其近亲属可以提起诉讼。”“有权提起诉讼的法人和其他组织终止，承受其权利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提起行政诉讼。”根据最高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近亲属”主要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和其他具有扶养、赡养关系的亲属。
二、行政诉讼被告
行政诉讼的被告是指被原告起诉指控侵犯其行政法上的合法权益和与之发生行政争议，而由人民法院通知应诉的行政主体。必须明确，行政诉讼的被告不是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而是行政机关本身。在行政诉讼中，行政主体始终作为被告，这是行政诉讼的一大特点。根据行政诉讼法和最高院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行政主体作被告的情况主要有以下几种：
1、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作被告。
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主体作被告主要有以下几类：（1）“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两个以上行政机关作出同一具体行政行为的，共同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共同被告”；（2）“经复议的案件，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复议机关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当事人对原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当以作出原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为被告”。值得注意的是，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与非行政机关共同署名作出的处理决定不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以作出决定的行政机关为被告，非行政机关不能作被告。
2、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作被告。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在起诉前，先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复议或选择了先行复议，而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即视为复议机关作出了新的具体行政行为，所以，原告提起行政诉讼时，就必须以该复议机关为被告。
什么情形属于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呢？一般说来，（1）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所认定的事实；（2）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所适用的法律、法规或者规定；（3）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处理结果，即撤销、部分撤销或变更原具体行政行为。在这三类情况下，即视为复议机关改变了原具体行政行为，而作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决定。
此外，复议机关如在法定期间内不作复议决定的，当事人是对复议机关这种不作为的行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复议机关为被告。
3、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为，该组织是被告。
有的组织原来不具有行政管理职权，但法律、法规授予了它在某一行政事务方面的管理权，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如认为该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应以该组织为被告提起诉讼。例如，《食品卫生法》规定：县级以上卫生防疫站和食品卫生监督检查所为食品卫生监督机构，有权对违反食品卫生法情节严重的个人或组织，给予行政处罚。该卫生防疫站和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就是由法律、法规授权的这类组织。
4、委托某一组织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行政诉讼法25条规定：“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例如：乡政府委托某村民委员会行使某项行政职权，该村委会按照委托的权限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行政相对人对此不服的，必须以该乡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这就是行政法上的“权利可以委托、责任不能豁免”的原则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的情况下，授权其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或其他组织行使行政职权的，应当视为委托。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应当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
5、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该行政机关是被告
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应以该行政机关为被告。但是，有的法律、法规对行政机关的内设机构、派出机构有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授权，在此时，可以比照“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直接以该内设机构或派出机构为被告。例如，《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赋予公安派出所作出警告、50元以下罚款的权力。
6、行政机关被撤销的，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是被告。
在作出某一具体行政行为后，该行政机关被撤销的，法律规定，由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另外，还有就是，行政机关被撤销后，没有继续行使其职权的行政机关，在这种情况下，应由决定撤销原行政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或上级行政机关指定的行政机关作为被告。
三、行政诉讼中的共同诉讼人
行政诉讼法第26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因同一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或者因同样的具体行政行为发生的行政案件，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为共同诉讼”。共同诉讼人就是共同诉讼案件的当事人。对共同诉讼中原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我们称之为共同原告；被告一方是两个以上的行政主体的，称为共同被告。因此，可以说，行政诉讼的共同诉讼实际就是诉的主体的合并。这与诉的客体合并是不同的。
根据共同诉讼成立的不同条件，可将共同诉讼分为必要的共同诉讼和普通的共同诉讼。
1、必要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的诉讼，它是一种不可分之诉。主要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
（一）共同原告有以下几类情况。
（1）两人以上共同实施违反行政管理法规的行为，被行政机关在同一处罚决定中给予处罚，被处罚人均不服而提起诉讼的；
（2）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违反行政管理法规，该法人或组织及其负责人在同一处罚决定中被给予处罚，两者均不服处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3）治安行政案件中，两个以上的共同被侵害人不服公安机关对加害人所作的治安行政处罚而提起诉讼的。
（4）治安行政案件中，被处罚人和被侵害人双方均不服公安机关的处
罚决定而提起诉讼的。
上述四种共同原告中，如果只有一方不服提起诉讼的，另方（即未提起诉讼的一方）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到行政诉讼中，而不应作为共同原告参加到行政诉讼中来。
（二）共同被告的情况主要指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针对某一被管理人的同一行政违法行为联合作出处罚决定，被处罚人不服而提起诉讼，该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均应为被告。
2、普通的共同诉讼，是指当事人一方或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的诉讼。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诉讼是可分之诉，即共同诉讼人对诉讼标的的权利或义务没有共同的利害关系，它们可以分作几个诉由人民法院分别审理。普通的共同诉讼是由人民法院合并审理形成的，如果人民法院分别审理，则成为各自独立的案件，而不是共同诉讼了。因实践中普通共同诉讼情况比较复杂，因而难以一一列举。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是根据各个行政管理相对人的不同情况作出的。在必要的共同原告的诉讼中，行政机关是在同一处罚或决定中给予各个人不同的处罚或处理，这些行政行为相对人同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广义上说是一致的，但他们的具体诉讼请求可能是各不相同的；在必要的共同被告的诉讼中，各行政机关的职权职责都是由法律明确规定的。一个行政机关不能代替另一个行政机关承担行政法上的权利义务。由于共同诉讼人之间实体上的权利义务不同，他们之间不能相互承担连带责任，其诉讼行为是必然不能互相代替的。
因此，无论是在必要的，还是在普通的共同诉讼中，其中任何一个人的诉讼行为，对其他共同诉讼人来讲，一般都不发生效力，诉讼应当是全体当事人都参加。如果在实践中出现只有一人起诉或者应诉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或依职权通知他人参加诉讼，追加他们为第三人或共同被告，被追加的第三人如果不愿参加诉讼，可以视为放弃诉权；被追加为共同被告的行政机关无权拒绝参加诉讼，否则，人民法院有权依法作出缺席判决。
四、行政诉讼第三人
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是指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并因而参加到他人正在进行的行政诉讼程序中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七条规定：同提起诉讼的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其他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可以作为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或者由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所以第三人可以通过自己申请和法院依职权通知两种途径参加到他人已在进行的行政诉讼中来。作为行政诉讼中的第三人，它具有以下特点：（1）第三人是原、被告之外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是行政管理相对方，它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数个，其主体具有多样性；（2）第三人是同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利害关系的人，包括直接的和间接的利害关系；（3）第三人只能参加到他人正在进行的诉讼中来，如果诉讼尚未开始，则不存在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问题；如果诉讼已终结，其他利害关系人则不能参加该诉讼，如他对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则只能以原告的身份提起行政诉讼；（4）第三人参加行政诉讼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权利丧失或不承担某种义务，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解释和审判实践，行政诉讼第三人的设定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治安行政案件中的被处罚人或被侵害人，一方提起行政诉讼的，另一方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的；（2）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主张权利的争议作出确权裁决的。任何一方当事人不服提起诉讼的，另一方主张权利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例如县政府对土地所有权属的裁决。（3）行政处罚案件中，相对人为两人以上的，其中有的起诉，有的未起诉，人民法院可以通知未起诉的当事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4）行政机关对平等主体之间的赔偿或补偿问题作出裁决，一方不服起诉的，另一方未起诉的当事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5）同原告受处罚行为有批准关系的另一行政机关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6）行政主体与非行政的主体共同署名作出处理决定，侵犯了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合法权益，需要进行赔偿的，非行政主体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第三人参加诉讼应当在诉讼开始以后，一审判决作出之前。第三人参加诉讼，有权提出与本案有关的诉讼请求，对人民法院一审判决不服，有权提出上诉，是行政诉讼当事人之一，享有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各种权利，承担各种义务。
行政诉讼当事人主要就是指行政诉讼原告、被告、第三人和共同诉讼人，共同诉讼人又包括共同原告和共同被告两种。仔细领会和理解行政诉讼各种当事人的概念特征，熟练掌握行政诉讼的各种当事人的具体种类，有助于提高行政诉讼的审判能力，加快行政诉讼审判改革的力度。
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 李崇军 曾志学
邮编：331600 电话：0796-3522446
篇4：浅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研究分析论文
浅析民事诉讼中当事人陈述的研究分析论文
一、“当事人陈述”位列变化的理论基础
我国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将当事人陈述作为证据序列第一位次，主要基于以下三方面：
(一)诉讼观的转变
洛克曾说过，没有义务的地方，就没有权利。德国哲学家马克思说道：“既然掠夺给少数人造成了天然的权利，那么多数人就只得积聚足够的力量，来取得夺回他们被夺去的一切的天然权利。”这种为权利而斗争的自由主义思想滥觞于人文主义思潮， 这种观念不仅使人们的思想发生了重要改变， 也对诉讼制度的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作为民事诉讼的当事人，是诉讼的提起者、支配着，而法官作为中立一方，只能通过旁观方式了解案情及双方陈述。此时，当事人的陈述不能作为证据， 只能被认为是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而进行的自卫手段， 亦或是成为对方当事人及法官寻找案情突破口的牵引线。“自由主义”诉讼观虽然重视私权，维护了平等原则，但这种“自由主义”思想已经与当今社会的发展错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事人自由主义逐步开始受到限制， 民事诉讼的目的也开始转向社会层面。在纳税人的强烈呼声下，司法系统的运作必须有利于全社会，有利于群众，即使是个人的起诉，也使得司法裁判的本身被赋予“社会性”。此时，当事人的陈述作为庭审中重要的一环对查明事实有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通过这项证据，能够缩短诉讼周期，提升诉讼效率，为全社会节约重要的司法资源。“随着程序理念的变化，追求‘实质性公平正义’逐渐取代了‘司法竞技理论’而成为司法裁判之基本理念。诉讼主体在程序中不得无限制运用程序权利和诉讼技巧，而要考虑他人和社会公益。”这种理念的更新不仅影响到民事诉讼的目的， 也影响到了当事人陈述能否作为证据使用这一证据制度的变化。
(二)从工具理性到交往理性工具理性在经济发展中产生不可磨灭的作用，但其精于算计，过于追求工具价值，从而忽略了实质价值。民事诉讼程序作为规制双方当事人并为其提供平等参与、便利诉讼、自由辩论等形式的平台，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其制度价值。但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查清事实真相，此时，需要当事人双方的言语作为媒介，这个过程就应该符合“理想言语环境”(die ideal sprechsituation)。哈马贝斯认为，交往理性是一种对话性的理性， 其以主体间平等对话为基础，并于韦伯式工具理性相对应。而当事人的陈述， 正是在法庭庭审过程中进行的互相交流、互相理解，彼此信任、达成共识。虽然不同于调解或和解，但是通过交往互动，能够产生实质性的了解， 对于案情和真相也能起到引出作用。因此， 将提升当事人陈述所在证据之位次具有重要意义。
二、比较法视野下的当事人陈述
(一)英美法系
在英美法系中， 当事人的陈述并不能作为一类证据，但其陈述仍然具有重要的证据作用。当事人可以被传唤作为证人， 当其为证人时所做出的陈述才为当事人的陈述。英国1851 年《证据法》和1869 年《证据再修正法》中明确规定：如若当事人自愿，他可以要求自己作为证人; 同时也可以要求对方作为证人对此案件提供真相。在当事人作为证人作证之前，都需要对宪法或者对圣经进行宣誓， 如其所作陈述为虚假陈述，法院有权处罚当事人。
(二)大陆法系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 当事人的陈述具备着两种不同的功能。其一，为事实主张。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 作为诉讼的主体其有义务向法院阐明事实依据。这项功能能够充分表达当事人的诉讼主张，为法院查明案情提供了帮助。在德日民法中，也称为“当事人听取”制度。《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条规定：“审判长应当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情作充分的说明。并且提出有利申请，特别是在所提事实不够时要加以补充，还要表明证据方法。”这种制度能让法院与当事人本人和诉讼代理人有直接接触，充分进行有效的沟通。其二，因为当事人历经案件经过，其陈述能够作为证据供法院参考。作为证明手段，此功能有利于证据链条的完整和待证事实的清晰。因为当事人本人和律师或了解案情的法官之间不仅是量的差别，而且是质的不同。在大陆法系中， 这项功能被概括为“当事人询问制度”。此次制度起源于英国衡平法，后来由奥地利最先引用。1933 年的《德国民事诉讼法》吸收了奥地利的做法， 用了十一个条文对该项制度进行了详细规定。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207 条也规定，“法院依申请或者依职权可以询问当事人本人，此情况下，当事人应进行宣誓”。
三、当事人陈述的功能
当事人的'陈述一直在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法定证据种类中，其作为证据具有以下功能：
(一)当事人的陈述能够弥补案情的缺失
在德日的民事诉讼法中， 当事人陈述被称为为“当事人听取”制度，目的在于通过当事人陈述而明确当事人的主张。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139 条规定道：“审判长应该使当事人就一切重要的事实问题作出充分说明， 在必要时候审判长应该与当事人共同从事实和法律两个方面对事实关系、法律关系进行阐明， 并且提出发问”。在当事人陈述的过程中，法官、诉讼代理人、对方当事人可以通过其陈述了解基本案情，也能够从其言语中掌握重点。双方当事人对案件的看法和分析， 以及对该诉求分析的角度都能够使得法院进一步介入案件，有利于还原真实案情。同时， 在法庭上法官与当事人之间交流和沟通过程中，法官可以通过与各方讲明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定，使当事人双方能够明晰法律， 从而选择对维护自身利益最大程度的保护; 这种双向交流也进一步保障了民事诉讼法的平等原则， 为当事人提供了开口说话的平台，提高法院结案率、和解率，间接防止缠访闹访等事件发生。
(二)当事人陈述能激发经验法则的检验功能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证据需要看得见摸得着” 这种传统的诉讼观念中将外在证据作为判断当事人主张真伪的唯一途径，但笔者认为，当事人陈述这类证据能够自证其主张事实的真伪。因为一个人从其语言表达出的信息越是概括、越是模糊，供经验法则辨别其真伪的信息就越少;反之，若其能够完整叙述细节、环节及其衔接，其言语中表达的内容就更为丰富，判断者能利用的信息就越多，作出正确性结论的可能性也更大。因此，当法官在法庭上对于当事人主张的事实和陈述内容进行询问时， 可以在正常询问过程中进行“问题突袭”，当事人反应越快，其信息准确度就越高，反之则虚假程度越高。尤其是在询问中出现自相矛盾时，法官可以运用“经验法则”初步判断。此时，法官可以行使自由裁量权，根据当事人陈述的真假直接或结合相应证据间接的认定当事人主张事实为虚假事实。
四、当事人陈述的再定位
根据不同国家的立法经验和我国民事诉讼的立法传统，对当事人的陈述进行再定位：第一，完善当事人陈述的程序规制。当下，我国民事诉讼法的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此项证据运作的过程都不够关注。所以必须通过立法解释或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当事人陈述程序， 使得其具备一项民事制度所应有的基本程序， 这样才能发挥其制度刚性价值。第二，对当事人陈述进行类别区分。区分一般意义上的陈述和作为证据使用的陈述。对于将其作为证据使用的陈述，应该将当事人置于证人的角度，在询问时应采取和询问证人一样的程序， 允许双方相互对质。同时，根据当事人陈述的两种不同功能，分别建立当事人本人意见制度和当事人本人证言制度。结语通过对“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种类分析，可以得出立法者在民事诉讼修改时对于证据种类位置的排列绝非无疑调整，而是“有意为之”。虽然立法者未对修正原因进行阐释， 但也一定是出于某种考量。这一调整，正是为了改变我国当下对证据认定存在的问题，也是为了追求实质正义之所在。待证事实若确实难以查明， 必须通过当事人陈述这一证据进行，不仅能够减少法院劳力和时间成本，也能大大提升诉讼效率， 减少当事人对案件的资金投入，增强司法公正，为人们提供一个良好、有序解决争议的司法环境。将“当事人陈述”作为一项证据制度，正是体现了“以人为本”这一现代民事诉讼法理念，切实挖掘案件真相，贯彻诉权之保障。
篇5：民事举证通知书
民事诉讼举证通知书
发布日期：-03-10阅读：2994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等有关法律规定，现将有关举证事项通知如下：
一、证据的形式包括且仅限于法定八种类型：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
二、举证责任的分配原则及要求
(一)原告起诉或者被告提出反诉，应当附有符合起诉条件的相应的证据材料。
(二)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
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三)特殊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根据《规定》第四条的规定，由相应的当事人承担。
(四)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主张合同关系变更、解除、终止、撤销的一方当事人对引起合同关系变动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
对合同是否履行发生争议的，由负有履行义务的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对代理权发生争议的，由主张有代理权一方当事人承担举证责任。
(五)当事人向本院起诉或者应诉时，可提交证据复制件或复制品，但在交换证据和开庭审理时必须携带证据原件或者原物，以供质证。
(六)当事人向本院提供的证据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或者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形成的，应根据《规定》第十一条履行相关证明手续。
(七)当事人向本院提供外文书证或者外文说明资料，应当附有中文译本。
(八)当事人应当对提交的证据材料逐一分类编号并装订成册，在证据清单上对证据材料的名称、份数、页数及其来源、证明对象和内容作简要说明，并签名或盖章，注明提交日期，同时依照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证据材料副本。
三、向本院申请调查收集证据的情形和要求
(一)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可以申请本院调查收集的证据有：
1、申请调查收集的证据属于国家有关部门保存并须人民法院依职权调取的档案材料。
2、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材料。
3、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确因客观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其他材料。
(二)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本院调查收集证据，应当提交书面申请，载明被调查人的姓名或者单位名称、住所地等基本情况，并说明无法收集证据的原因，目前的证据线索，需要收集的证据内容以及待证事实。
四、举证期限及逾期提供证据的法律后果
(一)当事人应当在法定和法院规定的期间内提交证据。当事人逾期不交证据，且拒不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成立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
(二)当事人应当在收到案件受理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的次日起三十日内向本院提交全部证据材料。在举证期限内不提交的，视为放弃举证权利。
对逾期提交的证据材料，除对方当事人同意质证外，本院审理时不组织质证。
(三)当事人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证据材料确有困难的，应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申请延期举证，是否准许由本院决定。
(四)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申请本院调查收集证据和当事人申请证据保全的，均应提交书面申请，并不得迟于举证期限届满前七日。
本院调查收集证据的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在申请后七日内预交，到期不预交的，则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申请证据保全的须提供相应的担保。因证据存在灭世或难以取得的紧急情况，利害关系人可以在起诉前向证据所在地、被申请人住所地或者对案件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证据保全。
(五)当事人申请鉴定，应当在举证期限内提出，并在提出申请之日起七日内预交鉴定费用。当事人因在规定期限内不预交鉴定费用而未能鉴定的，则自行承担举证不能的法律后果。
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或人民法院提出要求，鉴定人应当出庭作证，否则鉴定意见不得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支付鉴定费用的当事人可以要求返还鉴定费用。
就鉴定人作出的鉴定意见或专业问题，当事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通知有专门知识的人出庭。
(六)当事人增加、变更诉讼请求或者提起反诉的，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
(七)当事人申请证人出庭作证，应当在举证期限届满十日前提出，并经本院许可。证人出庭作证的合理费用，由提供证人的一方当事人在申请后七日内预交，到期不预交的，则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八)当事人可以向本院申请一至二名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员出庭就案件的专门性问题进行说明。本院准许其申请的，有关费用由提出申请的当事人在提出申请之日起七日内预交，到期不预交的，则对其申请不予准许。
篇6：谈谈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
谈谈民事诉讼中的第三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下文简称民诉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我国民诉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清案件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为实现这一根本任务。民 诉法已确定和完善了一系列诉讼制度。而与之相配合的第三人制度的建立，也体现了立法者使民诉法更具备科学性和完备性的意志。第三人制度的优点体现在： 一、有利用全面查清案情 民事纠纷有的简单，有的却错综复杂，它几乎涉及到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某一件民事案件不但涉及到和纠纷的原、被告的利益纠葛，也有可能涉及到多种利益群体，而第三人是与该案诉讼结果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人。我们知道对一件案件作出正确裁决的前提是要全面查清案情。如果应参加诉讼的第三人未参加诉讼，法院就很难查清案情，又怎能保证案件得以公正裁判。而人民法院现在所追求的“司法公正”，将只能留于口号。 二、有利于法院及时解决纠纷，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第三人因与原、被告间所争议的诉讼标的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有人因而也可另行起诉，如不合并审理不仅造成人力财力上浪费，拖延纠纷的解决，而且不利于司法效率的提高。 三、有利于维护法律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由于第三人另行起诉未能与原、被告间的诉讼共同审理，容易造成法院对同一内容的纠纷作出前后矛盾的裁判。或由于第三人未参加诉讼，形成不能完全查清案件的事实，据此作出的裁判抛势必影响法院的形象。 任何事物都是利弊共存的，经过长期的司法实践，规定第三人参加诉讼其优越性已经得到了验证。然而也正是多年的实践，民事诉讼第三人制度内容和操作中一些矛盾之处也随之暴露出来，就其成因和表现如下： 1、对民事诉讼中第三人制度也是颇有争议的，且存在比较复杂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现行民诉法中对此所述的篇幅也较小，仅用民诉法第56条用了2个条款作了相关的规定。 2、有关第三人范围、诉讼中的权利、义务等不但学术界各说不一，司法实践操作中也各行其是。有的概念不清，忽视第三人参加诉讼；有的把共同原告或共同被告作为第三人；有的把案件事实或情节有一点牵连的人作为第三人。 为了实现民诉法的根本任务，在民诉法的基本原则指导下，确定第三人范围和操作规则，保证第三人制度不至过于抽象和原则，进一步增强第三人制度的可操作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优越性，避免操作中的矛盾，弥补不足之处。应从如下方面进行确定： 一、 确定第三人范围 民诉法第56条规定“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认为有独立请求权的，有权提起诉讼；对当事人双方的诉讼标的，第三人虽没有独立的请求权，但案件的处理结果同他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的，可申请参加或由人民通知他参加诉讼。人民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有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义务。”这里从法律 上明确了二种不同情况的当事人。司法实践中对第一款所述称之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下称有独第三人）；对第二款所述称之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下称无独第三人）。这两种第三人它们的共同点是和原告与被告间业已进行的诉讼（下称本诉）中所争议的诉讼标的有法律上利害关系，然而它们在诉讼中的权利和义务不尽相同，因而法律对此所的划分是完全有必要的。 二、“第三人”介入本诉的方式 首先，有独第三人是因对原、被间本诉的争议的标的主张自己全部或部分实体权利，而参加到本诉正在进行 的诉讼程序之中，提出自己独立的诉讼请求，我们将有独第三人与本诉双方当事人间的诉讼称之为“参加之诉”。最高人民法院1992年（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65条（下称最高法院适用民诉法解释）明确规定有儿第三人有权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和事实、理由成为当事人。因其是对本诉的双方的当事人所提出独立的请求权，其地位相当于原告，即本诉双方当事人相当其被告。据此，有独第三人可以起诉方式参加到诉讼中来。 其次，无独第三人是对本诉的原、被告所争议的诉讼标的不主张独立的实体权利。但因本诉案件的处理结果与其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民诉法第56条第2款明确规定其参加本诉的方式可以申请或由人民法院通知他参加诉讼。对此，笔者认为有值得商讨的地方。人民法院是整个民事诉讼程序的指挥者，第三人申请参加诉讼应由法院审查决定，这无可厚非，而对人民法院通知参加诉讼的，因民事案件实行的是不告不理，介入民事诉讼中除非是被告方和当事人自行决定，否则不符合民诉法第13条的有关规定。法院依照职权主动通知第三人加入诉讼，不论因此第三人加入对原、被告哪一方有利，都将不自觉地必然损害另一方当事人和利益。这样易给人产生褊袒一方的错觉，违背法官的中立性，不利于人民法院的公正形象。第三人不主动申请介入诉讼无法查清案件的，一方当事人可让其作为证人出庭作证。一方当事人认为当事人认为应由无独第三人承担责任的，可追加其为共同被告人。 三、第三人介入本诉的时间 对第三人介入本诉的时间法律虽无明文规定，司法实践中一般操作在终审结案前任何阶段都可以。笔者认为对第三人介入时间不加以必要的限制，难免使一些人利用这一点钻空子，造成一案多次开庭，延长诉讼时间，造成诉讼参加人员时间、财力、人力上的浪费，不利于司法工作效率的提高。同时，第三人介入时间没有必要的限制使审判人员对所审理的案件，即使开庭结束，也不能完全确定整个案件的境况，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不利于快审快结。据此，笔者建议对第三人介入本诉的时间应确定在本诉案件庭审小结结束前。而不能是结审结案前。逾期申请加入的，法院可告之另行诉讼。防止恶意拖延诉讼时间，以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四、第三人介入本诉中的诉讼权利和义务 首先，根据最高法院适用民诉法解释的有关规定中可以看出第三人介入本诉所享有的诉讼权利、义务与本诉原、被告享有的权利、义务是不同的。为了维护整个诉讼过程的稳定性，提高司法效率，最高法院适用民诉法解释第66条对无独第三人的权利加以限制，有值得商讨的，判决承担民事责任的第三人，其性质相当于本诉案件中被告的被告，其所承担的法律义务和被判承担民事责任的本诉案件中的被告几乎没有区别。对第三人权利加以限制，给人造成法律对第三人规定不平等，使公众对法律的权威产生怀疑。因此，应赋予与本诉原、被告相同的诉讼权利、义务。而对有独第三人因其是依附于本诉产生的，不是独立的，因而，对其诉讼程序上的权利加以必要限制。如对本诉不能提出管辖权异议等，否则是对他人权利的侵犯。 由于民诉法中第三人制度存在着不同的情况，为了实现民诉法的根本任务。有利于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及相互间权利、义务的综合平衡和保护，对下列司法制度还需进一步完善： 1、对经二次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第三人的处理； 2、对未经许可中途退庭第三人，能否按放弃诉讼处理或缺席判决； 3、对必须到庭，否则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第三人能否适用拘传。 4、第三人是否给予和被告同样的答辩期。篇7：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协商
促进程序展开，提高诉讼效率是包括法院和当事人在内的所有程序参与人所追求的目标。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在诉讼程序的特定节点、特定事项上，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可以用程序协商的方式促进诉讼。
主要有两个方面表现，其一是送达方式的协商。
根据有关司法解释规定，法院直接送达诉讼文书有困难的，可以用法院专递方式邮寄送达，但经由程序协商，可以放弃适用邮寄送达方式，而由当事人、诉讼代理人等在规定期间到法院接受送达，以减少诉讼文书因邮寄而耗费的在途时间。
其二是某些诉讼期间、期日的协商。
在普通程序的举证期限上，依据民事诉讼的证据规则规定，法院给当事人指定的举证期限不少于30日，但经由程序协商，指定举证期限可少于30日;在简易程序中，双方当事人都到庭的，经由程序协商，可当即开庭。
三是庭审方式安排的程序协商。
依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庭审方式的程序协商有以下几方面：其一是缩减答辩环节的协商，即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法院于被告在答辩期间开庭的，也可以在答辩期限届满前开庭审理;其二是不开庭审理的协商，即法院按照第二审程序审理再审案件时，双方当事人已经其他方式充分表达意见，经程序协商，并获得当事人书面同意，可不开庭审理;其三是案件合并审理的协商。
在某些多数人的诉讼中，为节省司法资源，避免另开程序，法院经由程序协商，可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案件合并审理，如普通共同诉讼案件;其四是简易程序适用的协商，即在法院和当事人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原本适用普通程序的民事案件可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
综上可知，程序协商追求以更简化、更便利、更快捷的程序运行规则取代常规的程序规则，其基本目标之一是以提高纠纷解决的效率来提升司法品质，是一种让各诉讼主体共赢的协商沟通。
对于法院而言，因程序协商而提高的诉讼效率可使法院快速处理纠纷，以应对诉讼案件大幅增长的现实;对于当事人而言，提高诉讼效率能节省诉讼成本。
概括而言，程序协商实际上是一种对排斥当事人参与的传统民事程序模式的反思和实践，程序协商并没有破坏现有的形式化程序，其只是在案件数大幅增长的背景下、在反思过往诉讼模式的基础上，提倡法院和当事人以“协同”方式来促进程序运行。
三、限制和扩展：程序协商与协商的程序
法律程序是一种有约束力的技术规则，但不同于一般性技术规则，法律程序追求的是公平正义，国家对其有“履践的专有权和责任”，不能将“提供正义的方法”沦落为个体的“即兴创作和奇思妙想”。
诚如此言，程序协商尊重法院的能动性，也尊重当事人程序参与的话语权，但在任何情况下，程序协商应是一种制度化技术规则。
所以，有必要对程序协商进行相应地规制，限定程序协商应遵循的原则和操作规则。
但同时，基于程序协商所体现出来的价值，也可适度扩展其适用范围。
第一，程序协商的基本原则
程序协商应遵循如下原则：一是自愿原则。
协商与平等、自愿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
协商意味着可选择，反对强迫。
程序协商的过程之参与，结果之达成，是诉讼主体对自身利益进行自主判断和评估的结果。
因此，协商必须以当事人同意为前提，法院须以协商者的平等姿态，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决定和选择。
当事人的反向选择，如拒绝协商等情形，绝不能成为法院日后指责当事人、加重当事人义务或减少当事人权利的理由，更不能因此而在诉讼的后续阶段对相关当事人实施“隐性”的惩罚措施。
当然，作为保障，如果法院违反自愿原则，强行展开“程序协商”，当事人可以程序违法为由，对法院行为提起异议。
二是民主原则。
一般而言，民事诉讼是由法院、原告和被告组成的三角结构，程序协商的结果可能不仅仅影响当事人某一方的利益，还可能同时涉及到双方的利益。
所以，程序协商的主体范围要覆盖到原告和被告双方。
当然，如果程序协商可能影响其他第三人利益，毫无疑问，也要通知第三人参与协商。
三是程序利益保护原则。
一般情况下，程序协商应是对当事人的一种赋益行为。
当然，当事人可“本于其程序处分权，在一定范围内决定如何取舍程序利益。”因此，除非诉讼主体自愿通过协商增加自身负担，其他情况下，不可借协商和提高诉讼效率的名义减损当事人的程序利益，或者对当事人施加原本在法律中没有规定的额外负担，比如额外增加一方当事人诉讼成本和增加参与诉讼的不便。
此外，协商过程要平衡考量法院和当事人利益的追求，不可忽视当事人在程序中的重大关切而仅专注于法院的自身目的。
第二，程序协商的操作规则
程序协商还应遵循下列具体规则。
一是协商的释明。
法院负有向当事人说明和阐释协商性程序事项的义务。
在释明的时间上，因程序协商是程序运行的事前规划，所以法院的释明义务要在协商之前进行。
在释明中，法院应该根据当事人的要求提供充分的资讯和信息，在必要的情况下，可帮助当事人进行预先评估。
篇8：民事诉讼中的程序协商
摘要：程序协商是法院和当事人就程序运行进行的沟通乖协商，在解纷方式选择、诉讼促进和庭审方式选择等领域多有体现。
作为纵向层面的协商，程序协商契合了协商性司法和能动性司法的背景，具有提升诉讼效率和拓展当事人参与的价值。
同时，在遵循当事人自愿、参与和程序利益保护的原则下，有必要对程序协商进行适度规制和必要的扩张。
关键词：法院;当事人;民事诉讼;程序协商
法律商谈是“法庭程序之组成部分”，民事诉讼中，法院和当事人之间除了存在一种可用“指挥”、“管理”、“命令”来概括的关系之外，也有一种“柔性”的协商互动关系，即程序协商。
首先，程序协商以民事诉讼的程序性事务为协商内容。
与横向的实体协商不同，程序协商是一种在纵向截面展开的，以诉讼程序的操作和运行为内容的协商。
其次，程序协商是协商性司法的表现形式之一。
程序协商是法院就其职权范围的“司法”事务与当事人商谈，主张当事人参与程序管理，减少了法院单方的职权行为，增加了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因子，符合协商性司法的一般特质。
再次，程序协商契合了能动性司法的理念。
在民事冲突的规模化、诉讼成本的扩大化等现实面前，法院不能僵硬地司职程序，做司法三段论的机器。
“社会变动实践迫使严格的诉讼程序要求撤退，转而采取较有弹性的方式来处理纠纷”。
程序协商打破了法院对程序规则的被动适应，使法院得以能动地促进诉讼程序的展开。
一、效率与参与：程序协商的价值
程序协商并非仅仅是造就当事人和法院表面平等的形式“装缀”，其内在指向是通过诉讼规则协商和重塑，达到提高民事诉讼效率和扩大当事人参与度的目的。
第一，从单方“独白”到双边促进：效率价值
程序规则的设置直接或间接影响诉讼成本和效率。
在职权因素占优的传统民事诉讼模式下，法院在诉讼程序的展开或推进方面有较大主导权。
可以说，诉讼进程之规划、“场景”之安排，是法院“独白”的舞台。
推进程序及程序阶段的转换，法院主要任务就是利用“通知”、“传票”、“告知书”及“裁定”等文书对当事人履行告知义务。
这种传统的单边指令式程序安排，虽然体现了法院驾控诉讼的权威，但经常遭遇程序之反复。
比如，期日安排，尤其是重要期日的安排，由于事先缺少与当事人的协商沟通，实践中出现当事人无法按期到庭，以致当事人经常申请改期、延期，需要重新排期的情况。
又如，在普通程序和简易程序的选择上，法院主动选择简易程序，导致当事人异议而再组合议庭、重新开庭的情况等。
毫无疑问，对于上述情况，如法院能够事先与当事人协商，就不会出现程序反复等诉讼不经济行为。
程序协商是多方诉讼主体对程序的共同控制和协同促进。
通过协商，诉讼过程的促进不但有合法性，也能够在事实上得到了各诉讼主体的认可。
在程序协商的前提下，在诉讼程序中，法院就可合法合理地简化诉讼环节、缩短当事人诉讼行为时间，从而达到缩短审理期限、减少诉讼成本投入、提高诉讼效率的目的。
如《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7条规定，按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当事人同意在答辩期间开庭的，也可以在答辩期限届满前开庭审理。
但是，如果上述事项不事先与当事人协商并获得当事人的认可，诉讼环节就不能缩减，否则将会受到违反程序的质疑。
又如，在可构成普通共同诉讼的多数人诉讼中，法院如果与当事人协商达成的合并审理的共识，就可节省较多的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
第二，从独占管理到协定议程：参与价值
参与原则是程序正义的基本内涵，该原则要求利害关系人享有充分的参与解决纠纷的程序结构安排的权利。
传统上，学界多将程序参与的内容狭隘地表述为法院通知出庭、法庭听审机会等。
但这种语境中的参与，是当事人被动地参与，无论接受与否，当事人都须遵照法院的安排和指引进行诉讼行为。
只是在法院行为损及诉讼权利时，当事人才可被动地寻求救济措施反制。
从这个角度而言，当事人更似一个受程序“裹挟”的程序客体;当事人的参与依然是一种由法院主导的被动参与。
很显然，这种程序模式不但与民事诉讼作为化解私权争议的程序定位不符，也与现代市场经济追求人的自主、自由和自治的基本精神不符，正因如此，法学家卡佩莱蒂认为，在程序法领域内，迎接时代挑战的最佳方式“并非坚持古老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办案模式，而是要力图平衡当事人个人主动性与法官适当程序控制之间的关系。”
依据程序主体性原理，程序当事人“不应沦为法院审理活动所支配的客体”。
“随着社会生活复杂化，纷争事件大量增生涌入法院”，允许当事人依据“纷争类型”，在“考量其程序利益和实体利益后”，选择适当纷争处理程序，以“松绑国家之‘司法独占’”，显得越来越重要。
程序协商使当事人得以在平等前提下，与法院就诉讼程序规则安排进行讨论，赋予当事人通过改变程序规则获得趋利避害的机会，进一步打破了法院对诉讼程序运行的独占安排权。
这不但拓展了当事人对诉讼程序参与的广度和深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当事人分享司法权力的重要体现。
具体来说，这种参与的核心，不再是当事人简单地出庭听审，而是参与程序规则的重塑。
从当事人对程序运行的消极服从，到当事人和法院之间共同商定程序运行规则，这是当事人平等参与协定诉讼议程的一种突破性转变，对当事人的价值不言而喻。
同时，双边协商中的平等对话以及谈判过程中的公正性，更有可能促使当事人接受和遵守谈判达成的协议结果。
较之于法院独占、排他地推进程序，协商后更容易形成值得当事人信赖的程序。
作为当事人平等参与结果的协商后程序规则，以及在这些规则指引下形成的实体结果，当事人也愿意自动遵守。
二、规范和事实：程序协商的样态
由于程序协商符合世界各国及地区提高民事审判效率、防止审判迟延的民事司法改革目标，因此，两大法系的民事诉讼中，无论其法律规范还是司法实践，均以不同形式确认了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程序协商制度。
第一，比较法视野中的程序协商
在促成调解方面，法国新民事诉讼法第131—1条规定，法官经过与当事人协商并经其同意，可以将诉讼案件委托给第三方调解解决;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415—2条也有类似规定，关于财产权争议，法院可在与双方当事人协商情况下，确定调解的结案方式。
在审前程序促进方面，以日本民事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协商最为典型。
日本民事诉讼法为了促成法院和当事人之间的对话和沟通，在口头辩论准备、书面准备以及正式口头辩论等阶段直接确认了程序协商制度，并规定了一系列的操作规范。
如特别规定“协商进行期日”，导入“计划审理”制度，采取“圆桌会议”、“电话会议”、“说明会”等方式进行程序协商，使法院和当事人可“预先碰面协商，进而使法院与当事人对审理的推进方式及证据调查计划形成共同理解”，这将“有助于实现充实且顺畅的审理”。
日本新民事诉讼法第176条规定，在书面准备程序中，法院在当事人不出庭的情况下，审判长等可以用电话会议方式，与双方当事人协商争点整理事项、证据事项和口头辩论所必要的准备事项，并采取适当措施固定协商结果。
在审理方式方面，域外大多国家或地区的民事诉讼制度都准许当事人和法院协商以采取适当审理程序或审理方式来提高诉讼效率。
如英国民事诉讼规则第54.18条规定，法院征得“当事人双方的一致同意，可不经审理程序，运行对司法审查之诉裁决”。
又如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事诉讼法”在小额诉讼程序中规定，经过双方当事人一直认可，小额诉讼可采取假日或夜间审理之方式;经过当事人同意，法院可对本应适用通常诉讼程序或简易诉讼程序的案件，实行小额程序审理;且在协商并经当事人双方同意的情况下，第二审法院可继续适用小额程序审理。
第二，程序协商的本土样态
随着诉讼模式的转换，我国民事程序运行中的职权因素逐渐减弱，非职权因素开始增多。
在此过程中，为了平衡诉讼进行中的法院和当事人地位，程序协商空间有相应的拓展。
一是解纷方式选择的程序协商。
此类协商主要是在程序启动后，法院在审前及庭审过程中的适当阶段，就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与当事人进行协商。
其一是调解时间安排的程序协商，如有关司法解释规定，在与当事人协商并取得同意后，法院可以在答辩期满前对双方争议进行调解;在协商同意情况下，法院可延长调解期限。
其二是调解形式安排的程序协商，如法院可与当事人协商并经其同意后，委托法院外的第三方调解;法律关系明确、事实清楚的案件被受理后，可在协商以后运行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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