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黄庭坚的创作主张，本文共8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黄庭坚的创作主张
黄庭坚的创作主张
黄庭坚(1045～1105)北宋诗人、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其父黄庶是专学杜甫的诗人，舅父李常是藏书家。黄庭坚自幼好学，博览经史百家。英宗治平四年(1067)登进士第。神宗熙宁时期，黄庭坚先后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尉、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元丰三年(1080)知吉州太和县(今属江西)，政令清简平易。七年，移监德州德平镇。元□时入京编修《神宗实录》，其间苏轼知贡举，曾聘为参详官。《实录》修成，黄庭坚迁起居舍人。绍圣时新党章□、蔡卞等用事，迫害元□旧臣，黄庭坚被劾修实录诬枉，责贬涪州(今四川涪陵)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后移戎州(今四川宜宾)。徽宗即位，受命内迁，又因赵挺之排挤，被除名编管宜州(今广西宜山)，死于贬所。
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他的政治态度与苏轼相近，他不大赞成王安石变法，但关心国事，同情人民，为人有抱负，有识见，讲操守。“丈夫存远大，胸次要落落”，“今年贫到骨，豪气似元龙”(《次韵杨明叔见饯》)，可看作他的自我写照。他身临逆境。能安贫乐贱，泰然自处，“不以得丧休戚芥蒂其中”(《豫章先生传》)。一生承受了儒学思想的影响，对禅学也濡染较深。
黄庭坚在《答洪驹父书》中说：“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冷斋夜话》还载有黄庭坚的“夺胎换骨”法，被江西诗派奉为“创作纲领”，曾对后来作者发生过消极影响。其实，“夺胎换骨”说，不见于山谷的著作中，未必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张。而在谈论点铁成金的那封信中他还说：“凡作一文，皆须有宗有趣”，即自有主旨;又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正因作者自有主旨，所以虽取古人陈言，只是作为供陶冶之物。所以他的论文并不忽视社会作用，认为文章应“规摹远大，必有为而后作”(《王定国文集序》)。以此他赞佩杜诗“善陈时事”(《潘子真诗话》引)。对理与辞的关系，肯定“以理为主，理得而辞顺”(《与王观复书》)。他又认为“诗者人之情性”(《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文章本心术，万古无辙迹”(《寄晁元忠》)。黄庭坚还说过“好作奇语，自是文章病”，“无斧凿痕，乃为佳耳”(《与王观复书》)的话，主张“矢诗写予心，庄语不加绮”(《次韵定国闻苏子由卧病绩溪》)，“不雕而常自然”(《苏李画枯木道士赋》)。这两方面的看法自然都不能不影响到他的创作实践。
黄庭坚有“文章最忌随人后”(《赠谢敞王博喻》)，“自成一家始逼真”(《题乐毅论后》)的名言，矢志在诗歌上“独辟门户”。终于以其独特的诗歌风貌卓然自立，与苏轼并称“苏黄”。并被后人奉为江西诗派的开山祖师。他存诗一千五、六百首，内容丰富。黄庭坚关心现实。对百姓疾苦深表同情。早年写过著名的《流民叹》，任太和令时曾深入山区察访乡农，写了《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等描写人民疾苦真切的诗篇。他慨叹“民病我亦病”，提出了“年丰村落罢追胥”(《次韵寅庵》)，“要使鳏寡无颦呻”(《赠送张叔和》)的愿望，盛赞友人“不以民为梯，俯仰无所怍”(《寄李次翁》)的品德，体现了怜贫恤苦的爱民思想。黄庭坚也有关注国防问题的爱国诗篇，如《次韵游景叔闻洮河捷报》、《和游景叔月报三捷》等诗，热情地表彰边将战功。《送范德儒知庆州》、《次韵奉答吉邻机宜》，以奋发的激情勉励友人为保卫疆防贡献才智。
黄庭坚的诗往往具有超迈的识见和襟怀。北宋后期党争剧烈，仓皇反复，黄庭坚也牵连其中，备受其害，却能破除门户之见，较为公正地看待问题。如在《次韵子由绩溪病起》、《再作答徐天隐》、《病起荆江亭即事》等诗中，曾针对党争的偏见，提出了“人材包新旧，王度济宽猛”，“开纳倾万方，皇极运九畴”，“不须要出我门下，实用人材即至公”的可贵见解。黄庭坚政治上的升沉虽与元□旧僚连在一起，但在《次韵王荆公题西太一宫壁》、《有怀半山老人再次韵》等诗中却能对王安石的人品和新学，给以公允的评价。
写景、寄识、遣怀、赠答、题画等类抒情诗，最能体现黄庭坚的艺术匠心和独创个性。如古体诗《题竹石牧牛》、《次韵子瞻寄眉山王宣义》，以命意新颖、笔力奇崛见称。七言律绝诗，如《登快阁》写洒脱襟怀，《寄黄几复》写友情，《病起荆江亭即事》咏时事，《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描摹江南胜景，《过平舆怀李子先》抒发思归情怀，《清明》寄托世事人生的感慨等，大都思致幽远，情趣深浓，能给人以美感享受，是历来深受赞赏的佳篇。
由于黄庭坚胸襟旷达，学识渊博，功力深厚，创作态度谨严，因而在诗歌创作上确能独树一帜，有鲜明的个性。他的诗立意曲深，富有思致，耐人寻绎;章法细密，线索深藏，起结无端，出人意表;讲究烹炼句法，点石化金，下语奇警，使人惊异，所谓“用一事如军中之令，置一字如关门之键”(《跋高子勉诗》)，只字半句不轻出;在语言上，“洗尽铅华，独标隽旨，凡风云月露与夫体近香奁者，洗剥殆尽”(陈丰《辨疑》)。黄庭坚长于点化辞语，锻造句法，如“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寄黄几复》)，“心犹未死杯中物，春不能朱镜里颜”(《次韵柳通叟寄王文通》)，“鱼游悟世网，鸟语入禅味”(《又答斌老病愈遣闷》)，“翩翩佳公子，为政一窗碧”(《咏竹》)，都是下字奇警的名句。黄庭坚把杜甫、韩愈偶一为之的拗句、拗律的体制加以发展，大量运用，以音调反常、名法更变的办法，使诗格变得拗峭挺拔。如“酒船渔网归来是，花落故溪深一篙”(《过平舆怀李子先》);“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题竹石牧牛》);真所谓“奇健之气，拂拂意表”(刘□《隐居通议》卷八)。黄庭坚这些避熟就生、翻新出奇的`诗法，矫正了晚唐、西□的熟滑丽靡，形成了以瘦硬峭拔为主调，而兼有老朴沉雄的独特诗风。方东树对此誉为“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昭昧詹言》卷十)。黄庭坚《诸上座帖》黄庭坚词[鹧鸪天]《渔父》插图选自明代万历四十年刻本《诗余画谱》
不过，黄庭坚生活视野不广，又过多地从技巧上下力，讲究用字有来处，力求以故为新，“宁律不谐，而不使句弱，用字不工，不使语俗”(《题意可诗后》)，这就不免有晦涩生硬之弊，而一些学步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岁寒堂诗话》)，变本加厉地发展了他的弱点。这就使江西诗风引起了人们的不满和讥评。王若虚说：“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斩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此所以力追东坡而不及欤!”(《滹南诗话》)这段话评议黄庭坚诗歌的缺点，是比较中肯的。
黄庭坚写词不像写诗那样谨严用力，今存词约180余首，艺术琢炼颇不平衡。部分作品接近柳永，多写花月艳情、伤别、狎妓，有的流于猥亵，与其诗绝少写恋情大异其趣。有人曾警告他写这类词，“当下犁舌之狱”(《小山集序》)，足见其早年词风。
他的另一部分词作，以疏宕洒脱见长，时有豪迈气象。如〔念奴娇〕《断虹霁雨》、〔水调歌头〕《瑶草一何碧》写谪居生涯，〔定**〕《万里黔中一漏天》写傲兀不羁的性格，〔青玉案〕《烟中一线来时路》写兄弟间的离别情怀，都笔力峭拔。此外如“落日塞垣路，风劲戛貂裘”(〔水调歌头〕)，“平坡驻马，虚弦落雁，思临虏帐”(〔水龙吟〕)，或写塞垣风光，或写守边壮志，语言气格清壮明畅，可以看出苏轼的影响。
黄庭坚工书法，兼擅行、草。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颜真卿及怀素，受杨凝式影响，尤得力于《瘗鹤铭》。以侧险取胜，纵横奇倔，自成风格。
黄庭坚的著述，常见的有《豫章先生文集》30卷，《四部丛刊》本，诗文兼收;《山谷全集》39卷，《四部备要》本，只收诗赋，宋任渊、史容等笺注。另还有清同治重刊《山谷全书》，乾隆庚子刊《豫章先生遗文》。诗有龙榆生点校《豫章黄先生词》、研究资料有傅璇琮编《黄庭坚和江西诗派卷》。
篇2：黄庭坚诗歌主张
黄庭坚诗歌主张
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
其二是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因此是提倡蹈袭剽窃。
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灵丹则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作为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用古人陈言，也能变旧为新。所以黄庭坚虽然有以故为新之意，但重点在于强调诗人主观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在对诗歌传统的选择过程中，从北宋庆历时期就被奉为道德和诗歌艺术典范的杜甫其人其诗，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此时进一步得到推尊。黄庭坚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潘子真诗话》引)“忠义之气”与“善陈时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看出黄庭坚作诗并非不关注现实，事实上他早期的很多诗作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增多，黄庭坚的诗歌观念才有所改变，主张诗歌当吟咏情性，而“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
(《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一反对直刺现实的诗歌态度在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的北宋后期为江西诗人所普遍接受。“句律精深”的评价则体现出黄庭坚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服膺。他对杜甫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杜诗的艺术境界都有许多细致的分析，而在这些分析中往往见出他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宋诗的时代精神，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
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卓越诗歌成就而为诗坛所瞩目，更由于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具体的创作门径，使他们有诗法可循，黄庭坚因此受到众多学诗者的拥戴。陈师道即尽焚旧作，转学黄诗。而他的创作实绩使他很快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这一诗派的核心。
黄庭坚简介
黄庭坚(1045～1105)，中国北宋书法家、文学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涪翁，分宁(今江西省修水县)人。治平三年(1066)进士，历官集贤校理、著作郎、秘书丞、涪州别驾、吏部员外郎。曾与秦观、张耒、晁补之游苏轼之门，号称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又工文章，擅长诗歌，为江西诗派之宗。著有《山谷集》。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篇3：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的创作主张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原籍太原，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生于新郑(今河南新郑县)。十一二岁时，因避战乱而迁居越中，后又往徐州、襄阳等地，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贞元十六年(800)进士及第，三年后中书判拔萃科，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806)，为应制举，他与元稹闭户累月，研讨其时社会政治各种问题，撰成《策林》七十五篇，其中不少条目与白居易日后的政治态度和诗歌见解都有关联。是年，制科入等，授盩厔尉，次年为翰林学士。
元和三年至五年，授左拾遗、充翰林学士。在这一时期，白居易以极高的参政热情，“有阙必规，有违必谏”(《初授拾遗献书》)，屡次上书，指陈时政，倡言蠲租税、绝进奉、放宫女、抑宦官，在帝前面折廷诤。与此同时，他还创作了《秦中吟》、《新乐府》等大量讽谕诗，锋芒所向，权豪贵近为之色变。
元和五年(810)，白居易改官京兆府户曹参军，仍充翰林学士。元和六年四月至九年冬，因母丧而回乡守制。生活环境的改变，使白居易有馀暇对往昔的作为和整个人生进行认真的思考，他早就存在着的佛、道思想逐渐占了上风，对政治的热情开始减退。所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其二)。正可看作他心理变化的佐证。元和十年(815)，白居易回朝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因宰相武元衡被盗杀而第一个上书请急捕贼，结果被加上越职言事以及一些莫须有的罪名，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市)司马。这次被贬，对白居易内心的震动是不可言喻的。他以切肤之痛去重新审视险恶至极的政治斗争，决计急流勇退，避祸远害，走“独善其身”的道路。这一年，他写下了著名的《与元九书》，明确、系统地表述了他的人生哲学和诗歌主张。
元和十三年底，白居易迁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穆宗继位后，被召回朝，先后任主客郎中、知制诰、中书舍人。长庆二年(822)，出刺杭州，此后又历任苏州刺史、秘书监、刑部侍郎、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武宗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闲居洛阳履道里，自号“醉吟先生”、“香山居士”。会昌六年(846)，年七十五卒。有《白氏长庆集》，存诗二千八百馀首。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极可注意的大诗人，他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由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到提倡为君为民而作，白居易提出了系统的诗歌理论，他的《秦中吟》、《新乐府》等讽谕诗便是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创作的。这一理论以其突出的现实针对性和通俗化倾向，有可能使诗歌更接近于社会现实，以至于干预政治。这一理论，是儒家传统诗论的直接继承，也是杜甫的写时事的创作道路的进一步发展。从写时事这一点说，白居易与杜甫是相同的;但杜甫唯写所见所感，生民疾苦与一己遭遇之悲怆情怀融为一体，虽于写实中时时夹以议论，含讽谕之意，却并非以讽谕为出发点。杜诗出之以情，白居易与杜甫之不同处，正在于他出之以理念，将“为君”而作视为诗歌的主要目的，从而极度突出了诗歌的现实功利色彩，将诗歌导入了狭窄的路途。因过分重视诗的讽刺功用，从而将诗等同于谏书、奏章，使不少诗的形象性为讽刺性的说理、议论所取代。因评诗标准过狭过严，导致历史上不符合此一标准的大量优秀作家、作品被排斥在外。所有这些，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白居易的讽谕诗有一百七十馀首，这些诗大都作于贬谪之前，在写实和尚俗一点上，与张籍、王建等人一脉相通，而且在反映现实的深广度和尖锐性上，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观刈麦》是元和元年诗人为盩厔尉时写下的一篇较早的作品，诗从“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写起，中段细述农人“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的艰辛和“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的哀痛，最后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结束，于真切自然的描写中见出“田家”的巨大不幸，作者的反躬自责也显得分外深刻。他如《村民苦寒》前半写“北风利如剑，布絮不蔽身”的贫民，后半写 “褐裘复絁被，坐卧有馀温”的自己，两相对照，发为“念彼深可愧，自问是何人”的感慨，真情挚意出自肺腑之间;《宿紫阁山北村》通过自己的亲身见闻，真实地表现了神策军“夺我席上酒，掣我盘中飧”的蛮横强暴，最后以“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的讽刺之语结束，笔锋直指作为神策军统领的宦官。
上述作品只是白居易讽谕诗的一小部分，但却大体展示了此类诗作的两个基本倾向，即对下层民众苦难生活的深刻反映，对上层达官贵人腐化生活和欺压人民之恶行的尖锐揭露。这种反映和揭露，是有名的《秦中吟》和《新乐府》中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秦中吟》是组诗，共十首，“一吟悲一事”(《伤唐衢二首》其二)，集中暴露了官场的腐败、权贵们的骄横奢侈及对劳苦民众的多重欺压。如《重赋》直斥统治者对百姓的残酷剥夺：“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伤宅》揭露达官贵人为富不仁，“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却“忍不救饥寒”。《歌舞》写 “朱轮车马客，红烛歌舞楼。欢酣促密坐，醉暖脱重裘”的游乐，尾句出之以 “岂知阌乡狱，中有冻死囚”的激愤之语;《买花》通过一位“田舍翁”偶来买花处的所见所感，发为“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的`痛切针砭;《轻肥》则将矛头指向宦官集团的那些内臣、大夫、将军：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为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这是两个宛如天壤之别的阶层：一方脑满肠肥，花天酒地，另一方则天灾人祸，竞至“人食人”!这鲜明的对比，很容易使人想起杜甫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
篇4：黄庭坚的诗歌主张
黄庭坚的诗歌主张
黄庭坚论诗以“不俗”为高标，而要达到这种境界，他强调须多读书，只有“胸中有万卷书”，才能“笔下无一点尘俗气”。黄庭坚对多读书的强调，并非是为学问而学问，而主要有三层意思：其一在于认真学习、广泛吸取前人一切好的东西，在融会贯通的基础上加以创造和发展。
其二是作为一种学养的积累，以增加诗歌的内涵与意蕴，力去浅俗。其三在于主观修养和性情的陶冶，培养一种以儒家基本精神为底蕴而又超脱流俗、独具个性的气质，为人“不俗”，才能写出“出尘拔俗”之诗。黄庭坚最为著名的诗歌主张之一“点铁成金”实际上也与他所强调的主观修养有关。他在《答洪驹父书》中说：“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这段话往往被认为是指翻用古人陈言，因此是提倡蹈袭剽窃。
事实上，黄庭坚借用了道家术语，用铁比喻被陶冶的.万物即诗歌的素材，用金比喻点化后的成品即诗歌，灵丹则比喻诗人的主观思想和精神修养，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出色的诗人善于将外界的事物拿来为己所用，而关键在于有诗人的主观思想和艺术修养作为统摄万物的根本，有了这个根本，即使取用古人陈言，也能变旧为新。所以黄庭坚虽然有以故为新之意，但重点在于强调诗人主观的思想修养和艺术修养。
在对诗歌传统的选择过程中，从北宋庆历时期就被奉为道德和诗歌艺术典范的杜甫其人其诗，经过王安石和苏轼的大力褒扬，此时进一步得到推尊。黄庭坚曾说：“老杜虽在流落颠沛，未尝一日不在本朝，故善陈时事，句律精深，超古作者。忠义之气，感然而发。”(《潘子真诗话》引)“忠义之气”与“善陈时事”指出了杜甫的儒家道德追求和其诗的现实主义精神，也可看出黄庭坚作诗并非不关注现实，事实上他早期的很多诗作充满现实关怀和批判精神;随着文字狱的不断增多，黄庭坚的诗歌观念才有所改变，主张诗歌当吟咏情性，而“非强谏争于庭，怨忿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这一反对直刺现实的诗歌态度在政治形势日趋严峻的北宋后期为江西诗人所普遍接受。
“句律精深”的评价则体现出黄庭坚对杜甫诗歌艺术的服膺。他对杜甫在炼字、造句、谋篇等方面的艺术特点以及杜诗的艺术境界都有许多细致的分析，而在这些分析中往往见出他自身的审美追求和宋诗的时代精神，如他对杜诗“无一字无来处”、“平淡而山高水深”等评价，实际上体现了他本人重读书、提倡以故为新以及宋人追求平淡有味、涵咏深沉的审美境界的特点。黄庭坚以其鲜明的诗学主张和体现宋诗美学风范的卓越诗歌成就而为诗坛所瞩目，更由于他为后辈诗人提供了具体的创作门径，使他们有诗法可循，黄庭坚因此受到众多学诗者的拥戴。陈师道即尽焚旧作，转学黄诗。而他的创作实绩使他很快与黄庭坚一起成为这一诗派的核心。
黄庭坚的诗：清平乐赏析
●清平乐
【作者：黄庭坚】
春归何处?
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唤取归来同住。
春无踪迹谁知?
除非问取黄鹂。
百啭无人能解，因风飞过蔷薇。
【赏析】
此为惜春之作。词中以清新细腻的语言，表现了词人对美好春光 的珍惜与热爱，抒写了作者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
此词赋予抽象的春以具体的人的特征。词人因春天的消逝而感到寂寞，感到无处觅得安慰，象失去了亲人似的。这样通过词人的主观感受，反映出春天的可爱和春去的可惜，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
此词高妙处，于它用曲笔渲染，跌宕起伏，饶有变化。故先是一转，希望有人知道春天的去处，唤她回来，与她同住。这种奇想，表现出词人对美好事物的执着和追求。
下片再转。词人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世界里来，察觉到无人懂得春天的去向，春天不可能被唤回来。但词人仍存一线希望，希望黄鹂能知道春天的踪迹。这样，词人又跌入幻觉的艺术境界里去了。
末两句写黄鹂不住地啼叫着。它宛转的啼声，打破了周围的寂静。但词人从中仍得不到解答，心头的寂寞感更加重了。只见黄鹂趁着风势飞过蔷薇花丛。蔷薇花开，说明夏已来临。词人才终于清醒地意识到：春天确乎是回不来了。
此词为表现惜春、恋春情怀的佳作。作者近乎口语的质朴语言中，寄寓了深重的感情。全词的构思十分精妙：作者不知春归何处，一心要向别人请教;无人能知时，又向鸟儿请教。问人人无语，问鸟鸟百啭，似乎大有希望，然而词人自己又无法理解，这比有问无答更可叹。最后，鸟儿连“话”都不“说”，翻身飞走。这番妙趣横生的抒写中，作者的惜春之情跃然纸上，呼之欲出。
篇5：创作
创作
创作chuàng zuò[释义]①基本义：（动）创造文艺作品。他用三年时间～了这部著作。（作谓语）
②（名）指文艺作品。审他最新的～。（作宾语）
[构成] 偏正式：创〔作篇6：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就因为家风的影响而对文学有着多于常人的兴趣和认知。韩愈七岁时就能言，十二岁时就能下笔成文，所以他能够对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韩愈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一味地追求对仗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体文，是不利于内容的表达。所以自韩愈开始，就倡导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
韩愈所主张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简简单单的创作古时的文章，那样反而不利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是学习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的精华。韩愈人文文章的一大重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说理明道，不是在文章表明做花式的修饰功夫。纵观韩愈自己所创作的诗句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有着雄伟的气势，说理极为透彻达点，逻辑性思维也是极为清楚清晰的。所以唐时的杜牧将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句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更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主张文学创作要重视内容的表达，这也被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韩愈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率真无比，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也是同他积极有为的政治素养相关联的。韩愈所创作的《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壮》还有《论佛骨表》都是很好的表现，其中《论佛骨表》更是指出了为官的人不敢指出皇帝过错的事实。这一篇文章还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幸亏有人求亲，才降为被贬潮州的结局。
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自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化，也自此渐渐被抛弃，一股文学清风开始吹起。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韩愈作为一代名家，其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惊世名言更是比比皆是，以下节选了韩愈作品中部分诗词加以赏析。
韩愈的诗风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流派，其笔力雄健，气势凌厉，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中韩愈对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大加赞赏，中唐时期，盛行王孟之流的清丽、清空，而杜甫、李白的作品并不受世人重视，韩愈却在《调张籍》诗文中对其二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感叹生于李白、杜甫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拜读李白杜甫才华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境。因此在全诗开端便豪言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诗中第五六两句，更是具有千古佳句之妙，“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诗人以此比喻来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韩愈是个什么样的人
韩愈，人如其名，愈，超越也，前超古人，后无来者，绝非平庸之辈。韩愈其人着实担当起这个这个名字。而此名的由来也是韩愈幼年时自己所立下的壮言，因其两位兄长韩会、韩介皆以人字头的字为名，韩愈遂遵循其规律，以愈为名，另为其增添了深意。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才及第进士，逐渐在政坛上施展自己的抱负。
韩愈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对韩愈的评价
韩愈字退之，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有着极强的思维逻辑，对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且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韩愈所总结出来的“道统”一说更是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在政治上也是直言直谏，没有丝毫的保留和顾及，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极为高的。
同是一个朝代的刘禹锡就评价韩愈是个，三十年内，使得声名塞天的巨人。李翱曾经和韩愈同时在吏部为官，共同处事过的李翱认为当时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和韩愈相比。而韩愈到宋朝，则更是被世人所推崇，大家欧阳修就对他评价颇高。
欧阳修认为韩愈的文笔无所不可，尤其喜欢用诗句来作文章，不过他又喜欢将谈笑、人情、物态统统赋予在诗中，文笔功力常人难及。欧阳修更推崇韩愈在文学作品中的韵味，出入会合中都是不拘泥的，奇巧难得，就像那些奇险的山峻，越是险峻就越是奇特的耐人寻味。
大文豪苏轼也是尊崇韩愈，他认为东汉以来，道统早已丧失，文学弊端日益凸显，即便是唐初的那些房玄龄、杜如晦等大家豪杰们也是不能挽救这种颓势，唯有韩愈为人先，以一介布衣令天下恢复，重新归于正道。
可见韩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敢于劈开当时浮靡的文学弊端，用气势磅礴的诗文重开清新俊朗的文风，回归古文。而韩愈作为一个个体，又是个正义凌然的大丈夫，在政治上不向权贵低头，而是敢于发声。
篇7：柳宗元的主张
公元8，唐顺宗即位，该年号为永贞。唐顺宗登基后，大力提拔了王叔文等人，当时柳宗元和同僚王叔文有相同政见，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王叔文和柳宗元等人是改革派人士，他们倡导以新政来治理国家。
在王叔文的推动之下，改革措施很快地在朝廷内推行，他们制定的改革措施有：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柳宗元倡导压制藩镇权力。除此之外，为了肃清朝廷腐朽现象，柳宗元等人贬谪了朝廷贪财官员。
不久之后，唐顺宗的病情加重，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首领，认为扳倒改革派的机会来了，便借机联合藩镇力量阻碍改革派进展。并且，想要把改革派在朝势力一并清除。公元805年4月份，俱文珍联合刘光琦等人立李淳为太子，一个月之后，罢免了吴书文翰林学士一职。随后，王叔文的母亲病逝，依照习俗，王叔文回家为母亲守丧，俱文珍等人借机逼迫唐顺宗禅位于太子李淳，后来历史将这次政变称为“永贞内禅”。李淳即位后成为唐宪宗，他掌握政权之后，立马打击改革派人士。王叔文被贬谪至渝州司户，柳宗元被贬谪至永州。不久之后，王叔文被赐死。
这次著名的“永贞新政”前后共持续180天左右，因为触犯了贵族权贵派的利益，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柳宗元来到永州，心中愤懑不平。但是，面对强固的保守派和朝廷奸臣，柳宗元深感心有力而余不足。他将志向寄情于山水之间，创作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名篇。
篇8： 教学主张读后感
纵观全国有影响力的特级教师，每位都能提出自己的教学主张。讲起王崧舟,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的“诗意语文”；提起吴正宪，自然会想到她知情交融的“八大特色课堂”......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对教学问题认识深刻，形成了鲜明的教学特色和独特的教学思想，个性化的教学主张成为他们显著的标志。
作为名师，如果没有自己的思考，仅有复制和模仿，没有自己教学的灵魂，只是教书匠和知识搬运工；如果没有教学主张的引领和统率，共同体就没有共同的灵魂和旗帜。
优秀的教师往往是在日常教学工作中积累了很多经验，有效的招数、好用的方、得力的措施，都可能是智慧的源泉。贴近教学实际，将这些经验进行系统梳理，遴选出有价值的，再进行深入的思考，教师就能够在梳理中逐步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在思想层面逐步构建模型，并在教学工作中丰富模型，充实内容。如果能够对这一模型进行高质量和深层次的加工，并把所写所悟与更多教师共同分享，与专家讨论，与同行切磋，那么在加工过程中提炼出教学主张便成为可能。
余文森教授曾说，要把经验加工、提炼、升华为理论，还要用先进的科学理论反驳、批判、充实、引领自己的实践经验。
理论的提升是一次厚积薄发的过程，每个人都会遇到一道道坎，也会在一次次失败后产生迷茫，最困难的，就是提升自我、突破自我、超越自我。验证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要历经多次研究和讨论，进行专题化的`研究。在一次次的研究中，模糊的认识才能变得清晰起来。散乱的经验才能逐渐被梳理得有序，处于隐形状态的教学主张才能慢慢被挖掘出来，在不断的修订中教学主义主张才能逐渐丰满起来。
为了让课堂显得厚重，厚研教材成为研究的常态，研究不同版本的教材，研读专家对课的分析，研究名师的教学设计，收集众多教师的观点，融合大家的智慧，汇集多种巧妙的设计。
失败是反思最好的机会，为何课堂上会出现问题？怎样避免再次出现类似的问题？你要找到失败的根源，找到问题的症结所在，需要对自己每天在课堂中所说的、做的、想的点点滴滴用文字记录下来，如果仅仅是想想而已，那么实践与思考将如同过眼云烟，但如果把思考经过书面化之后，不仅条理更加清晰，而且促进思考的持续发展。
明师不同于名师，要成为名师，路径有很多，方式也很多元，但首要的要成为实干家。再多的想法，再多的理论，再多的经验，最终都要落实到教学实践中，这条路可能布满荆棘，路途遥远，但只要有一种信念，就一定会达到目的。
★黄庭坚
★黄庭坚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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