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今天小编在这给大家整理了韩愈的文学主张（共5篇），我们一起来阅读吧!
篇1：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文学主张
韩愈出生在一个官宦世家，自幼就因为家风的影响而对文学有着多于常人的兴趣和认知。韩愈七岁时就能言，十二岁时就能下笔成文，所以他能够对文学对当时的文学创作有着自己的见解。韩愈认为当时的文学创作一味地追求对仗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体文，是不利于内容的表达。所以自韩愈开始，就倡导古文运动。
古文运动的两位领袖
韩愈所主张倡导的古文运动，不是简简单单的创作古时的文章，那样反而不利于当时文学创作的发展，而是学习先秦两汉时期散文创作的精华。韩愈人文文章的一大重要目的和作用，就是说理明道，不是在文章表明做花式的修饰功夫。纵观韩愈自己所创作的诗句文章就可以看出，他的文章有着雄伟的气势，说理极为透彻达点，逻辑性思维也是极为清楚清晰的。所以唐时的杜牧将韩愈的文章和杜甫的诗句并称为“杜诗韩笔”，苏轼更认为他是“文起八代之衰”。
韩愈主张文学创作要重视内容的表达，这也被他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实践中。韩愈的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直言不讳，率真无比，就是敢于讲真话，这也是同他积极有为的政治素养相关联的。韩愈所创作的《论天旱人饥状》和《论淮西事宜壮》还有《论佛骨表》都是很好的表现，其中《论佛骨表》更是指出了为官的人不敢指出皇帝过错的事实。这一篇文章还差点要了韩愈的性命，幸亏有人求亲，才降为被贬潮州的结局。
韩愈的文学主张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世，影响都是巨大的。自南北朝以来的浮华文化，也自此渐渐被抛弃，一股文学清风开始吹起。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韩愈作为一代名家，其文学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其中惊世名言更是比比皆是，以下节选了韩愈作品中部分诗词加以赏析。
韩愈的诗风在中唐诗坛上开创了一个重要流派，其笔力雄健，气势凌厉，这对纠正大历以来诗坛软熟浅露的诗风，是有着积极作用的。而《调张籍》就正像诗界异军突起的一篇宣言，它本身最能体现出韩诗奇崛雄浑的诗风。
诗中韩愈对李白、杜甫的诗歌成就大加赞赏，中唐时期，盛行王孟之流的清丽、清空，而杜甫、李白的作品并不受世人重视，韩愈却在《调张籍》诗文中对其二人做出了极高的评价，感叹生于李白、杜甫之后，只好在梦中瞻仰他们的风采，特别是拜读李白杜甫才华横溢的诗篇时，便不禁追想起他们兴酣落笔的情境。因此在全诗开端便豪言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
诗中第五六两句，更是具有千古佳句之妙，“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诗人以此比喻来写那些妄图诋毁李、杜的轻薄后生，设喻贴切，形象生新，后世提炼为成语，早已家喻户晓了。诗中万丈光焰，磨天巨刃，乾坤间的巨响，太山、长鲸等瑰玮奇丽的.事物，都被用来设喻，使诗歌磅礴的气势和诡丽的境界得到充分的表现。
韩愈是个什么样的人
韩愈，人如其名，愈，超越也，前超古人，后无来者，绝非平庸之辈。韩愈其人着实担当起这个这个名字。而此名的由来也是韩愈幼年时自己所立下的壮言，因其两位兄长韩会、韩介皆以人字头的字为名，韩愈遂遵循其规律，以愈为名，另为其增添了深意。
韩愈三岁而孤，受兄嫂抚育，早年流离困顿，有读书经世之志，虽孤贫却刻苦好学。自幼聪慧，饱读经书，从三岁起就开始识文，每日可记数千言，不到七岁，就读完了诸子之著。超凡的天赋和文化素养，使他早早就抱定了远大志向。二十岁赴长安考进士，三试不第。二十五岁才及第进士，逐渐在政坛上施展自己的抱负。
韩愈在科名和仕途上屡受挫折，思想倾向复古。他在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在思想上提倡儒家正统思想，批判佛老思想。他领导了唐代反骈文的“古文运动”，反对华而不实的形式主义文风。
他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散文的写作理论，对后人很有指导意义。他的文章气势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简劲、逻辑严整、融会古今，无论是议论、叙事或抒情，都形成独特的风格，达到前人不曾达到的高度。他的作品都收在《昌黎先生集》里。
对韩愈的评价
韩愈字退之，是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教育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有着极强的思维逻辑，对当时盛行的佛老之学有着自己的看法并且有着自己的一套理论见解，韩愈所总结出来的“道统”一说更是成为宋明理学的先声。韩愈在政治上也是直言直谏，没有丝毫的保留和顾及，所以后人对他的评价是极为高的。
同是一个朝代的刘禹锡就评价韩愈是个，三十年内，使得声名塞天的巨人。李翱曾经和韩愈同时在吏部为官，共同处事过的李翱认为当时只有柳宗元和刘禹锡才能和韩愈相比。而韩愈到宋朝，则更是被世人所推崇，大家欧阳修就对他评价颇高。
欧阳修认为韩愈的文笔无所不可，尤其喜欢用诗句来作文章，不过他又喜欢将谈笑、人情、物态统统赋予在诗中，文笔功力常人难及。欧阳修更推崇韩愈在文学作品中的韵味，出入会合中都是不拘泥的，奇巧难得，就像那些奇险的山峻，越是险峻就越是奇特的耐人寻味。
大文豪苏轼也是尊崇韩愈，他认为东汉以来，道统早已丧失，文学弊端日益凸显，即便是唐初的那些房玄龄、杜如晦等大家豪杰们也是不能挽救这种颓势，唯有韩愈为人先，以一介布衣令天下恢复，重新归于正道。
可见韩愈是中国历史上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作为一个文学家，敢于劈开当时浮靡的文学弊端，用气势磅礴的诗文重开清新俊朗的文风，回归古文。而韩愈作为一个个体，又是个正义凌然的大丈夫，在政治上不向权贵低头，而是敢于发声。
篇2：韩愈的文学主张
其论说文观点鲜明，辞锋犀利，气势宏伟，说理透辟，逻辑性很强，感情强烈。其记叙文常常采用叙事为主，兼以议论和抒情的手法，既能够生动地刻画出人物形象，又能够体现出作者的思想和情感，如《张中丞传后叙》就采用了这种手法。
其抒情文感情真挚，抒写委婉，如《祭十二郎文》把悼亡的悲情和生活琐事的描写融会在一起，写得凄婉动人，催人泪下。被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
韩愈十分重视语言艺术，这与他“文以明道”重道而不轻文观念有关，他曾主张“词必己出”、“陈言务去”、“文从字顺”，语言的匠心独运才能达到明道的目的。他的散文语言精练生动，准确鲜明，流畅而多变，富于创造性和表现力。韩愈的文章语汇丰富，既善于吸取古代的.词语，又善于运用当代的语言，熔铸成古朴而新奇的语言。
他的许多精警新奇的语句至今流传，如“佶屈聱牙”、“蝇营狗苟”、“动辄得咎”、“俯首帖耳，摇尾乞怜”、“不平则鸣”、“弱肉强食”、“痛定思痛”等等。他的文章句法以自由多变的单行散句为主，也常常有意运用一些骈文的句法。
韩愈著作选读
马厌谷兮，士不厌糠籺。土被文绣兮，士无鄗褐。彼其得志兮不我虞，一朝失志兮其何如?已焉哉，嗟嗟平鄙夫!
——《马厌谷》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其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出门》
汴州城门朝不开，天狗堕地声如雷。健儿争夸杀留后，连屋累栋烧成灰。诸侯咫尺不能救，孤士何者自兴哀?
母从子走者为谁?大夫夫人留后儿。昨日乘车骑大马，坐者起趋乘者下。庙堂不肯用干戈，呜呼奈汝母子何!
——《汴州乱二首》
利剑光耿耿，配之使我无邪心。故人念我寡徒侣，持用赠我比知音。我心如冰剑如雪，不能刺谗夫，使我心腐剑锋折。决云中断开青天，噫!剑与我俱变化归黄泉。
——《利剑》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篇3：谈谈韩愈的文学主张
他主张学古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如“蝇营狗苟”(《送穷文》)、“同工异曲”、“俱收并蓄”(《进学解》)等新颖词语，韩文中较多。韩愈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骈俪的文风。
韩愈在文学上反对魏晋以来的骈文，提倡古文，主张文以载道，与柳宗元同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由于他和柳宗元等人的倡导，形成了唐代古文运动，开辟了唐宋以来古文的发展道路。他的古文众体兼备，举凡政论、表奏、书启、赠序、杂说、人物传记、祭文、墓志乃至传奇，无不擅长，可大致概括为论说与记叙两类。
其论说文气势雄浑，结构严谨，逻辑性强，名篇如《谏迎佛骨表》、《原道》、《原毁》、《争臣论》、《师说》等;记叙文则爱憎分明，抒情性强，名篇如《送李愿归盘谷序》、《送董邵南序》、《张中丞传后叙》、《祭十二郎文》、《柳子厚墓志铭》等。韩文雄奇奔放，风格鲜明，语言上亦独具特色，尤善锤炼词句，推陈出新，许多精辟词语已转为成语，至今仍保存在文学语言和人们的口语中。韩诗成就虽不如其散文，在中唐亦占有重要地位，对宋诗影响颇大。
后人对韩愈评价颇高，尊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杜牧把韩文与杜(甫)诗并列，称为“杜诗韩笔”;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
人物生平
韩愈诞生于唐代宗大历三年(768)的长安，出生仅仅三年之后，他的父亲韩仲卿便去世了，自那时开始，幼年的韩愈便开始随长兄韩会生活，视兄嫂一如父母，并在韩会的辅导下读书学习。
到七岁时，韩愈身上已经能体现出一种文学的天赋，所谓“七岁属文，意语天出”、“七岁好学，言出成文”，受到当时有名的文人萧存的赏识。
大历十二年(777)，韩会因在官场上受到牵连，被贬韶州刺史，韩愈也随韩会南迁。不幸的是，抵达韶州不久，韩会即因病去世。韩愈先随长嫂郑氏送葬于安阳，再一同避居江南，从处理丧事，到往返奔波、抚育子弟等一切重担，都被郑氏一人挑起，而其维持不易，自然可以想见。
经济的重负使得韩愈早早成熟起来，当他十九岁时，便独身前往长安，要在仕途上有所进取。但与他所预料截然相反的是，自己不仅未能“一战而霸”，且连续参加三届考试均无成果。长安米珠薪桂，大不易居，而考试的挫折与对长嫂的愧疚，更使得他“蹉跎颜遂低，摧折气愈下”。然而他仍然勉力支撑，始终不肯效溜须拍马之辈四处活动。
随后，他打道回府，在宣州住了一年，贞元七年(792)再度入京考试。这一次考试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陆贽，他是中唐时期有名的骈文家。陆贽以骈文名世，同时对古文也极为在行，并尝试将古文文法融入骈文。韩愈虽然为了考试违心的习学骈文，真正偏好的却是古文风貌，所写文章恰投考官之好，终于一举得中。
考中进士意味着韩愈获得了入仕资格，但要想真正得到官职，还要再经过一次吏部的考试。贞元八年(793)年，韩愈返回河阳老家与卢氏女完婚，并取得吏部博学宏词考试的资格，随即赴长安应试。
篇4：韩愈的古文主张
韩愈的古文主张
1、文以载道：
韩愈认为写作文章的目的，在于载道，主张文道合一而以道为主，用古文宣传儒家之道，也就是圣人道德教化之道。文学应该作为宣扬教化的工具，故文章内容以儒家学说为本，针对六朝文章侧重形式、忽略内容的弊端。他又认为文（形式、修辞手法）、道（内容）皆不可缺，但道先于文。他说：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又说：然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
2、务去陈言：
韩愈主张革新主体，建立新的文学语言，重视革新和创造，反对仿真抄袭前人文字的'不良风气。具体来说有两点：一是唯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要求语言的新颖活泼；一是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要求文字的妥贴流畅通顺，合乎自然的语法规范；一是师其意而不师其辞。总的来说，韩愈认为文学语言须符合词必己出、文从字顺。
3、创作要有真情实感：
韩愈提出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认为社会上有不合理的现象，作家便要把它诉诸笔墨；在《送孟东野序》中，他把从古到今的著名思想家和文学家都称为善鸣者，并且认为只有不平则鸣的作品，才能感人；在《柳子厚墓志铭》中，他又提出了类似穷而后工的观点。这些都说明了文学创作的一个根源，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和个人的牢骚。
此外，他又主张全面地吸收前人的成果（《进学解》），对于学习古文，他主张循序渐进，无望其速成，养其根而俟其实。
4、破骈为散：
韩愈主张形式方面，要排除六朝以来骈俪文体，恢复三代两汉时代自然、质朴的文体，力倡复古，以矫正当时文坛那种内容空洞、华而不实的风尚。文章不须讲究字数的齐整，对仗的工整，用典是否恰当及声律是否谐协，句式应以达意自然为主，不应拘守对偶、平仄的规限。
5、注重作家之修养：
文章要树立个性，韩愈便提出方法。首先要加强作家的道德修养，为文养气；他认为文章是作家品德的反映。文章乃抒发个人感情，强调个人经历对文章有密切的关系。作家的不同风格，在于生活、经历、感触不同所致，指出情与生活、文与情之间的关系。韩愈说：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本质）。（《答尉迟生书》）如文如其人。
篇5：柳宗元的文学主张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
柳宗元(公元773年—公元819年)，字子厚，汉族，河东(现山西运城永济一带)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世称“柳河东”、 “河东先生”，因官终柳州刺史，又称“柳柳州”。柳宗元与韩愈并称为“韩柳”，与刘禹锡并称“刘柳”，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柳宗元的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
由于政治见解与个人经历的不同,柳宗元并不属于韩愈那个作家群体,而且由于他长期贬谪在南方,离当时的文学中心较远,所以他的古文理论与创作实践没有韩愈那么大的影响,但是,柳宗元对古文复兴运动,也有其独特的贡献.
和韩愈一样,柳宗元也强调“文”与“道”的关系.他在《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中指出：“圣人之言,期以明道,学者务求诸道而遗其辞.辞之传于世者,必由于书.道假辞而明,辞假书而传,要之之道而已耳.”意思就是说,写文章的目的是“明道”,读文章的目的是“之道”,文辞只是传达“道”的手段、工具.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他更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的原则,在《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中,他又要求文章有“辅时及物”的作用,即能够针对现实,经世致用.
基于这样的认识,柳宗元也对骈文持批判态度.在《乞巧文》中,他讽刺骈文是“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飞走;骈四骊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独溺臣心,使甘老丑”,就是说骈文徒有表面的好看,并无实际的用处,甚至还会迷惑人心.他推崇的也是先秦两汉之文,认为“文之近古而尤壮丽,莫如汉之西京”(《柳宗直西汉文类序》),主张写文章要“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易》以求其动”,还要旁参《谷梁》、《孟》、《荀》、《庄》、《老》、《国语》、《离骚》、《史记》的气势、脉络、文采等(《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大体上说,柳宗元的散文理论与韩愈很相近.在评价骈文时不无偏激,在强调以道为根本时难免忽视文学的独立价值,但同时却也很重视文辞气势等艺术性方面的考虑.至于他的文章,同样不完全受他的理论的限制.
在文章的具体表现方面,柳宗元的看法与韩愈有些不同.
首先,韩愈比较偏重于散文中情感的直接表露,所谓“不平则鸣”、“愁思之声要妙”等都是指作者情感不加掩饰的宣泄,而柳宗元则比较偏重于情感的含蓄表达方式.《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他自己作文：“未尝敢以轻心掉之,惧其剽而不留也;未尝敢以怠心易之,惧其弛而不严也;未尝敢以昏气出之,惧其昧没而杂也;未尝敢以矜气作之,惧其偃蹇而骄也.”
就是说在创作中要平心静气,使内在情感深沉含蓄地表现.这里面有人生态度与宗教信仰的因素.韩愈激烈反佛,曾批评学佛者“一死生,解外胶,是其为心必泊然无所起,其于世必淡然无所嗜.泊与淡相遭,颓堕委靡,溃败不可收拾”(《送高闲上人序》);而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并主张感情不可过分外露,说“气烦则虑乱,视雍则志滞.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宁平夷,恒若有余,然后理达而事成”(《零陵三亭记》).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相比起来,他的作品在力度、气势上不如韩愈,但在隽永、含蓄、深沉上却超过了韩愈.其次,韩愈比较刻意于语言、形式上的革新与创造,为了突现感情的力度,他常在语言技巧上下功夫,而柳宗元相对地更重视内在涵意的表现.他在《复杜温夫书》中说：“吾虽少为文,不能自雕斫,引笔行墨,快意累累,意尽便止.”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中也说,议论文要“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比兴文要“丽则清越,言畅而义美”,而在《柳公行状》中则借赞美柳浑散文提出：“去藻饰之华靡,汪洋自肆,以适己为用.”可见他更重视内在的“意”和语言的“畅”,而不那么强调在语言的外现形式上下功夫.因此,他的文风偏于自然流畅、清新隽永,更能令读者回味.
柳宗元的议论文、传记、寓言都有佳作.议论如《封建论》,逻辑谨严,文笔犀利而流畅;《捕蛇者说》从渲染捕蛇之险,反衬赋税之沉重,点出“赋敛之毒有甚是蛇”的主题,篇幅虽短而波澜曲折.传记如《段太尉逸事状》截取了段秀实治理驻军、孤身入营劝谕郭晞、卖马市谷代农偿租、拒纳朱泚大绫四个典型事迹,生动而有说服力.寓言如著名的《蝜蝂传》借小虫讽刺那些“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不知死之将至的贪心者;《三戒·黔之驴》则借驴比喻那些外强中干、实无所能的庞然大物;《罴说》则借鹿、貙、虎、罴一物制一物来比喻那些“不善内而恃外者”只知假借外力而不思自强的愚蠢行为,想象丰富奇特,语言犀利精炼,篇幅虽短而寓意深刻.
但柳宗元散文中写得最好的是那些山水游记.
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并不是单纯地去描摹景物,而是以全部感情去观照山水之后,借对自然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感受,正如他在《愚溪诗序》中所说,他是以心与笔“漱涤万物,牢笼百态”.
像《钴鉧潭西小丘记》所写景物是：“清泠之状与目谋,瀴瀴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这山水便不仅仅是一种视觉、听觉的客观对象,而是投射了作者心境的活生生的亲切的自然.所以,他笔下的山水,都具有他所向往的高洁、幽静、清雅的情趣,也有他诗中孤寂、凄清、幽怨的格调.小石潭的“凄神寒骨,悄怆幽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钴鉧潭西小丘的被人遗弃(《钴鉧潭西小丘记》),小石城山的“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技”(《小石城山记》),愚溪的“无以利世”(《愚溪诗序》),都是作者心灵的外化.他也深深地喜爱这些山水,“怜而售之”、“枕席而卧”(《钴鉧潭西小丘记》),觉得它们与自己有相同的遭遇和悲喜.也正是因为他对山水抱有这种感情,“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始得西山宴游记》),才写出如此细腻、优美、动情的山水游记.
同时,柳宗元又以极其优美、凝炼、精致的语言通过对山水的描述,把这些感受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极善于用各种传神的辞句来写各种各样的山林溪石,如写水的幽深平静,则用“黛蓄膏淳”(《游黄溪记》);写水的清澈浅平,则用“日光下澈,影布石上”(《至小丘西小石潭记》);写水跳动轻快,则用“流若织纹,响若操琴”(《石涧记》);写水流动曲折,则用“曲行纡馀,睨若无穷”(《石渠记》);写石,则有“嵚然相累而下者”、“冲然角列而上者”的山坡山石(《钴鉧潭西小丘记》);有“为坻为屿为堪为岩”的岸边之石(《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也有“或列或跪或立或仆,窍穴逶邃,堆阜突怒”的园中之石(《永州韦使君新堂记》);又有“怒者虎斗,企者鸟厉,抉其穴则鼻口相呀,搜其根则蹄股交峙,环行卒愕,疑若搏噬”的大山之石(《永州崔中丞万石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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