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小编给大家整理的翠翠成长的神话-沈从文《边城》之再解读，本文共5篇，欢迎阅读!
篇1：翠翠成长的神话-沈从文《边城》之再解读
成长是人生的母题，也是文学的母题。从哲学意义来说，每个人无时无刻不在成长——它包括两个层面的内涵：首先是生理层面的，指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所经历的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这样一个生命生长发育的自然流程;其次是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意味着个体存在的趋向成熟，有较明确的自我意识，能协调个人意愿和社会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自我价值。在文学创作中，成长一般不是指生理层面的生长发育，而是指心理或精神层面的成熟过程。十八世纪末，歌德便把成长母题与小说创作结合起来，创作了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成为“成长小说”的典范之作。此外，还有凯勒的《绿衣亨利》也是代表之作。“成长小说”在德语中表达为Bildungsroman一词，又可译为“教育小说”，是一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文学类型，“不是以一个或几个成熟的、定型的性格为中心，通过一些特殊的、复杂的以至离奇的生活现象或传奇情节，呈现某个社会的某个时期的横断面……教育小说是以个人和社会的矛盾尚未激化成为敌对状态为前提的，主人公在生活中接受教育的过程就是他通过个性的成熟化和丰富化成为社会的合作者的过程”①。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以山清水秀、充满人性美和人情美的茶峒小山城为背景，叙述了美丽纯朴的湘西少女翠翠如何在“现代”文明之风的浸浴下以及爱情的折变磨难下，逐渐从半原始的自然状态成长蜕变为“成人”、“社会人”的故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也是一篇关于“成长”的小说。在行文中，沈从文多处以“长大成人”“大了”“成长” “长大”等词，昭示翠翠走向“成人化”和“社会化” 。
从《边城》的文本解读出发，翠翠的“成长”至少受到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是社会环境的变化。翠翠出生的湘西茶峒小山城，风俗淳厚、人情质朴、重义轻利，“一切总永远那么静寂，所有的人每个日子都在这种不可形容的单纯寂寞里过去。”即使河街吊脚楼里的妓n，也还保持着某种“生命的严肃感”。然而，这里毕竟不是原始洪荒的“世外桃源” ，“大都市随了商务发达而产生的某种寄食者”开始落户于此。“现代” 的人侵，对未经金钱、实利污染的朴质民风造成冲击。翠翠耳濡目染，“现代”的观念也悄悄在她的心里扎下了根。当她和傩送的爱情由于团总女儿的介人，直接呈现为“渡船”与“碾坊” 的对立时，她第一次感到了金钱力量的可怕。“他又不是傻小二，不要碾坊，要渡船吗?”乡民关于傩送是选择她还是团总女儿，是选择渡船还是碾坊的议论，以金钱为衡量标准(碾坊的收益顶十个长工干一年)，使她“小小心腔中充满了一种说不明的东西”。她在第八章里无所谓地唱着：“白鸡关出老虎咬人，不咬别人，团总的小姐派第一。……大姐戴副金簪子，二姐戴副银钏子，只有我三妹没得什么戴，耳朵上长年戴条豆芽菜。”显然是她潜意识里对金钱观念至上的反抗。这是社会大课堂在翠翠的成长路上所上的第一课。
二是祖父心事的变化。纯朴大方、热情豪爽的祖父老牛护犊，使翠翠在没有父母的呵护爱惜下，也能无忧无虑、快乐健康地成长。随着翠翠的长大，祖父开始“有点心事，心子重重的”。原因有二：一是翠翠的长大直接使他忆起翠翠母亲的悲剧，害怕翠翠重蹈覆辙;二是翠翠人已长大了，证明自己也真正老了，必须要把翠翠交给一个可靠的人。这些有分量的心事沉沉地压在祖父的心上，也迫使翠翠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小说在第七章写道：“我想的很远，很多。可是我不知想些什么。”不懂得翠翠心思的祖父，在面对选择大老天保还是选择二老傩送作为翠翠的终身依靠人时，提出了走车路和走马路的方式。走车路就是包办婚姻，即请媒人提亲，一切由双方家长做主;走马路是指原始的自由婚姻，以向对方唱歌的方式求爱，一切由男女双方自己做主。大老选择走车路，遭到翠翠的拒绝后(祖父还是以尊重翠翠的意愿为主，没有再作主张)，自知走马路不是傩送的对手，避走下水在茨滩出事淹坏了，酿成悲剧。整个悲剧发生的过程中，翠翠只是模模糊糊地感觉到祖父的心事变化，碍于传统文化观念的束缚，苦于不能亲口说出自己爱的是二老不是大老。之后，虽然“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而这一切直到祖父猝然而卒，翠翠才从杨马兵的口中得知事情的'原委。不过，正是在这种与祖父的心理对抗和磨擦中，翠翠逐渐成熟起来。这是翠翠成长历程中的第二课。
三是翠翠自我的发现。天真单纯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 ，使她“从不发愁，从不动气”，终日与祖父、渡船、黄狗相依生活，这时她的自我处于一种蒙昧状态。换句话说，她从未意识到自我。翠翠自我意识觉醒源于她的情窦初开，两年前的端午节与二老傩送相遇，文中这样写道：“但是另外一件事，属于自己不关祖父的，却使翠翠沉默了一个夜晚”，朦胧的爱使她第一次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西方女权主义运动的先驱波伏娃曾指出：在以男性意识为中心的社会里，女性在成长过程中是以社会(男性)的需要为基点建立起所谓女性的理想范式，这就使女性将原是社会的、男性的要求内化为女性的自我选择，将原是外在的、文化的压抑内化为女性的自我压抑。因而，女性一旦觉醒，其反叛的对象不是外在的压迫力量，而是女性与自我的抗争。①翠翠在意识到自我之后，就开始了与自我的抗争。这里有两个最显著的表现：一是翠翠的自我非常喜欢傩送，但已经将社会道德、伦理规范内化为内在品质的她却死死压抑住自己的情感(社会认为不能表白)，不给自我以充分表现的机会，导致自己也不知为何而哭，为何“在成熟中的生命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这样，就造成自我的释放只能借助于梦了。小说第十八章特意写到翠翠在睡梦里尽为山鸟歌声所浮着，做的梦也常是顶荒唐的梦，而她却“从这份隐秘里，便常常得到又惊又喜的兴奋”。二是面对大老天保的走车路，同样甚懂社会操作规范的翠翠不敢以言语表达自我的意见(拒绝)，她身上各种所谓“好”的品质(社会强加于她的)与自我由此产生强烈的冲突，导致自我只能产生逃避的念头，“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但她马上就意识到如果真的这样做了，爷爷会拿刀杀了她!自我的发现打破了翠翠单纯快乐的生活，给她带来了无尽的忧伤、烦恼与痛苦。然而，正是这样，才使翠翠真正成熟起来，开始用成人的眼光打量这个世界。
翠翠的成长与其他“成长小说”所表现的主人公成长有着极大的一致性：即成长的过程就是展示人生悖论的过程，就是呈现人生痛苦的过程，或者说，成长本身就是悖论，就是痛苦。翠翠因“现代”观念的入侵、祖父微妙心事的重压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就是一种烦恼而痛苦的过程。在这样痛苦的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每走到艰难处，翠翠总是用“哭”来宣泄，达到心理上的平衡，从而在心理上慢慢成熟起来。翠翠的第一次“哭”发生在面对大老走车路祖父又不懂得她的心思时(她爱的是二老)，心乱如麻，自我想到了逃避，而现实中的她却怕祖父会拿刀杀了她，“就忽然哭起来了”。在这之前，翠翠“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无理由可哭”。饶有趣味的是，祖父在劝慰她的时候，说的是这样的话：“不许哭，做一个大人，不管有什么事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 在祖父(成人社会)看来，“哭”是一种幼稚的行为，成人世界里是不允许哭的，不管有什么事。但祖父(成人社会)忽略了一点，那就是人从幼稚走向成熟，进入成人世界，“哭”是必不可少的催化剂。大老因得不到翠翠的爱，走茨滩淹坏了，船总顺顺家把责任归到了老船夫这边，二老因此生了气，使翠翠“心中极乱”，于是第二次“哭”起来了。这一次“哭”使翠翠和祖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翠翠像知道祖父已不很疼她，但又像不明白它的真正原因。” 日子变得不完满起来，而翠翠由此学懂了许多事。翠翠第三次是“大哭”，祖父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心力交瘁，阖然长逝，留下了孤独无依的她。在此之前，翠翠一直恐惧祖父会离开她，她从未去想这些事。等到祖父真的离她而去的时候，翠翠反而坚强了起来，拒绝了船总顺顺接她过家里去住的好心。杨马兵暂代祖父的位置陪伴翠翠，告知了她祖父活时所不提到的许多事，使“翠翠不明白的事情，如今可全明白了”。于是，翠翠第四次“痛哭”了一个夜晚(此前在祖父丧事中的“哭”不计)。经过这一次痛哭，翠翠完全成熟起来，决定留在渡口，等待意中人的归来，虽然“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应该说，是“哭”将翠翠在成长困境中的痛苦化成了前行的动力，使她接受了环境教育与自我教育，走向成人世界。
沈从文的《边城》和歌德、凯勒等的“成长小说”或日“教育小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威廉·迈斯特》和《绿衣亨利》里，主人公在社会大熔炉里经过痛苦的锤炼，接受教育，长大成人，成为社会人，作者是怀着欣喜和欣赏的态度;而在沈从文笔下，翠翠的成长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对于她遭受痛苦和接受教育而成熟起来，走向“社会化”，作者是万分怜惜的。沈从文写作《边城》，本意是要表现“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在他心目中，“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乃是十五岁之前(未长大)的翠翠所表现出来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 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这只有在现代文明所尚未侵袭、人性败坏之风尚未吹遍的世外桃源之一角——边城才能孕育和培养得出来的。然而，随着“现代”这头怪兽的入侵，沈从文痛心疾首地发现“边城”这一他梦中的理想乐土也开始堕落，滑向“惟实惟利”的深渊，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他在《长河·题记》写道：“一九三四年冬天，我因事从北平回湘西，由沅水坐船上行，转到家乡凤凰县。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实惟利庸俗人生观。……‘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因此我写了个小说，取名《边城》……”③显然，《边城》的写作是沈从文试图通过翠翠的“成长”和被迫“社会化”的过程对这一堕落的现象进行批判，所以，翠翠的这种“成长”与“成熟”并不是作者所想看到的，读者也能从小说行文中品尝到作者那隐伏着的悲痛与沉忧。
如果进一步从象征或隐喻的角度来看，沈从文在《边城》里塑造翠翠的形象无疑还有更深刻的含义。在此，他把翠翠看成是心目中的文化女神，在她身上寄托着自己改造民族、社会的理想。他曾说：“在《边城》题记上，且曾提起一个问题，即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④由此可见沈从文特别希望人们从翠翠的“成长”历程中看出“边城” 的“过去”和“当前”的区别，能够以过去那种重义轻利、乐观豪爽、充满人性美的淳朴民风对比当前惟实惟利、金钱至上、庸俗透顶的人生观，从而寻找重造“民族品德” 的可能性。另外，翠翠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象征着一个民族(湘西苗族)，她(身不由己)的“成长”正象征着湘西苗族由传统(美好)走向“现代”(堕落)的过程。在现代文论中，“神话”这个术语经常脱离词的原意，用来指一个故事或故事的组合(complex of story)暗示性地象征人类或超人类存在的深藏方面的内容。简单地说，“神话”在现代文论中是指宏观的、由整个作品组成的象征，或是象征系统构成的世界。⑤因此，我们不妨说《边城》是关于翠翠成长的神话(象征系统)。
注释：
① 参见(法)西蒙娜·德·波伏娃著《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版。
② 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见《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文论)，第231页， 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③ 沈从文《长河·题记》，见《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文论)，第235—237页，四JI1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④ 沈从文《长河·题记》，见《沈从文选集》第五卷(文论)，第23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
⑤ 参见赵毅衡著《新批评—— 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第13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l版。
篇2：沈从文边城解读
沈从文边城解读
《边城》，代表着典型的湘西式的人生形式; 而翠翠，是沈从文对美的理想化身：恬静、温柔、纯净、灵动、忠贞，如水滴般明澈清透，又充满青春活力，从外表到内心都姣好无比。这样美的人性的悲剧就更令人伤感和哀惋。
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
汪曾祺称“《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了的，这是一种理性化了的现实”。不过是几个乡下年青人的爱情，没有多少大起大落的悲情渲染，没有大悲大喜的矫情哭叫，象淡淡的水，又好似悄然无声的雨，潜入泥土，平淡静谧中流动着惊雷。内敛的情思，节制的情感，凸显人性的本真。生死别离已然发生，故事中的人唯有承受，却竟引得无数读者而为之动容感伤。那琉璃般透明的境地，带给人的感动是恒定而久远的。沈从文使人们相信了纯情的力量。一种超于物外的“纯粹的美”，和“清洁的魂”。在那诗意照耀的光辉里，消融了一切污秽丑陋。沈从文在他的《习作选集代序》中曾这样写道：“我除了用文学捕捉感觉与事象以外，俨然与外界绝缘，不相粘附。我以为应当如此，必须如此。一切作品都需要个性，都必须浸着作者人格和感情。想达到这个目的，写作时要独断，要彻底地独断。” 他的对农人和士兵的温情，他的对健壮、勤劳、诚实、善良、充满生机、具有各种人类美质的理想人的热爱，他的对勇敢、天真、爱美等人性美的讴歌，无不像一条清澈的小溪从他文字的海洋中汩汩涌出。说他的作品带给人的`是“暗香”，也正是因为他区别于同时代作家的风格而独具的特色。在我看来，这正是作家清新的故事中蕴藏的热情，朴实的文字中说隐伏的悲痛。时而含隐深沉，诉说着人世的悲凉与不平;时而慷慨欢悦，歌唱着生命和人性、风俗和人情，最终共同交织成理想的独具一格的乐章。这便是我眼中的沈从文，纯洁如天使，质朴像脱俗的“翠翠”“天保”“傩送”……
就是活脱脱的跳跃在他笔下的人物——美丽如传说，神奇似仙境。而沈从文呢?却退隐在人物事件背后，将自己的主观情感融会在他们的演变之中。
在《边城》中，沈从文故意淡化情节，以清淡的散文笔调去抒写自然美。作者在描写时又是用一种温柔的笔调来写的，这就创造出了其独特的审美意境，体现了小说清新、淡远的田园牧歌情调。由于沈从文在作品中重视创作主体情绪的投入，使得《边城》具有了强烈的抒情性，产生了一种诗化的效果。《边城》将人物和环境都作了理想化的处理，是作者主观理想的张扬，是一种整体的象征。小说最后白塔的坍塌和重修就分别象征着古老湘西的终结和新的人际关系的重造，而翠翠的爱情波折和无望等待就成了人类生存处境的象征。沈从文素有文体作家之称，《边城》作为其代表作体现出了古朴清新的语言风格，寓有极强的表现力。毫无疑问，《边城》在语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总之，面的渲染与点的凸现，故事的推进与情节的浓化，画面的组接与意境的转换以及对朴拙的古语和流利的水上语言的使用，共同推动着《边城》走进圆熟静穆、完美和谐的审美艺术境地。
“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
“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拿起我这支笔来，想写点我在这地面上二十年所过的日子，所见的人物，所听的声音，所嗅的气味;也就是说我真真实实所受的人生教育，首先提到一个我从那儿生长的边疆僻地小城时，实在不知道怎样来着手就较方便些。我应当照城市中人的口吻来说，这真是一个古怪地方!只由于两百年前满人治理中国土地时，为镇抚与虐杀残余苗族，派遣了一队戍卒屯丁驻扎，方有了城堡与居民。这古怪地方的成立与一切过去，有一部《苗防备览》记载了些官方文件，但那只是一部枯燥无味的官书。我想把我一篇作品里所简单描绘过的那个小城，介绍到这里来。这虽然只是一个轮廓，但那地方一切情景，欲浮凸起来，仿佛可用手去摸触。”(沈从文《我所生长的地方》)
一地的山水都在向一人倾斜，车过桃源，傍沅水曲折上行，你便仿佛一头闯入了沈从文的领地：白浪滩头，鼓棹呐喊的是他的乌篷船，苍崖翠壁，焰焰欲燃的是他的杜鹃花，吊脚楼头，随风播扬的是他热辣而沙哑的情歌，长亭外，老林边，欢啭迎迓的是他以生命放飞的竹雀———如他在《边城》中一咏三叹的竹雀。
“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沈先生没有战死在沙场;其实，沈先生也没有回到故乡。他遥远地死在一个叫做北京的喧嚣的大都市里。当年，一个二十岁的士兵为旧生活所窒息，被新生活所感召，突然决定放下枪，拿起笔，要以文学闯天下的时候，他所来到的第一个城市就是北京。这个一文不名的青年，在自己的文学梦中几乎冻饿而死。当初谁也不会想到他日后传遍世界的文名。郁达夫先生在《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中，曾经感慨万端又大泼冷水地记述过这个青年身处绝境的惨状。最后，这个顽强的青年终于在绝境中立定了脚跟，并且终于在文学的山冈上留下一片美丽的森林。
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局势动荡不安，社会事件曲折起伏，社会心理矛盾复杂，革命文学的思潮袭击了文坛，对时代风云的变幻莫测，作家们采取了不同的态势。沈从文的文学既不是那个时代的政治党派文学，也不是商业气味十足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文学抒写的是一部分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形式。小说《边城》就是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写成的。左翼作家注目于社会历史之“变”，而沈从文却潜心于表现“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的人性之“常”，①大搞其“独立性”文学，体现出非常特别的个体性，这种个体性是非主流的，也是非思潮的。大概是因为沈先生盎然不绝的诗意吧，他竟然在许多时候，在许多人那里被误解成是一位，而且仅仅是一位传统的“田园诗人”。许多人把“美化落后”“诗化麻木”的批评放在他的名字上。也确实有人依样画葫芦的，把中国所有偏远落后的乡村变成了“民歌集成”的歌舞场，并因此而得到了大大小小的文名。我一直不解的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误解和误读?别人不懂也就罢了，难道我们这些中国人也真的再也听不懂中国诗人的歌哭和咏叹了吗?难道历史的风尘真的把我们埋葬得这么深这么重了吗?难道一种弱势文化的人连听力、视力和生命的感觉力也都是弱势的吗?以致我们竟然听不懂一个肝肠寸断的柔情诗人的悲鸣?以致我们竟然看不见，在夕阳落照下的那样一种悲天悯地的大悲哀?
沈先生曾十分恳切地说过“我离开家乡去北京阅读那本‘大书’时，只不过是一个成年顽童，任何方面见不出什么才智过人。只缘于正面接受了‘五四’余波的影响，才能极力挣扎而出，走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个秉承了新文化运动洗礼的湘西人，以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和自己的家乡时，就诞生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这一片最深沉也最美丽的森林。中国诗歌所最为崇尚的“神韵”和“意境”之美，在这片森林中流变成为一种不可分离的整体呈现。这是中国诗的传统向现代散文文体一次最为成功的转变。而弥漫在这些美丽的文字背后的，是一种无处不在无处不有的对于生命沉沦的大悲痛，和对于无理性的冷酷历史的厌恶。在这肝肠寸断的痛惜的背后，是一种人的觉醒。是一种现代人格的建立。对此，沈先生自己说过一句肺腑之言：“写它时，心中充满了不易表达的深刻悲痛!”所谓“大音希声”，所谓“有大美而不言”。不像郁达夫、郭沫若们那般直露地“噫!噫!啊!啊!”，未必就不懂得痛苦，未必就没有深刻。事实上，这正是沈从文先生不为潮流所动，独到而深沉的追求。——一个能和时代风格相抗衡而独立于世的作家必定是大家。在当时那一派峻急、坚硬、浮躁的白话“国语”的主流中，沈从文的从容沉静和优美大度尤其显得卓尔不群。看了沈先生一九三四年为《边城》所写的“题记”，就更会明白他的追求是出于一种清醒而深刻的自觉。沈从文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说：“拟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②作者的这一创作追求无疑是建立在批判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基础之上的，与《边城》相对立的，正是那个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衣冠社会”。这自然而然地使人联想到东晋的陶渊明写《桃花源记》的情景，两者都是作家在对社会现实的极端失望与不满之中对心灵深处“人性乌托邦”的建构。所不同的是，陶渊明心目中的桃花源是作者想象中的理想化世界，而沈从文笔下的边城茶峒则是真实存在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生活过的、记忆中的山山水水正是沈从文漂泊流浪的最后家园，是其最温暖的心灵寄托。他笔下所表达的游子对自然的渴望与回归，满怀深情地描摹熟悉的田园风光，是一幅美丽的画，一首感人的诗。作家笔下的灵山秀水其实是心灵与生命的栖所，也正是沈从文为自己设置的最后的真正精神家园。中国现代文学拥有一种悲怆的底蕴，自然世界充当作家心灵的折射，更多的呈现出历史的沉重。
篇3：解读沈从文与《边城》
凤凰，了解凤凰，是从沈从文开始的。1912月28日，我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沈从文先生诞生在凤凰古城中营街的一座典型的南方古四合院里。四合院是沈从文先生曾任清朝贵州提督的祖父沈宏富于同治五年(1866年)购买旧民宅拆除后兴建的，是一座火砖封砌的平房建筑。四合院分前后两进，中有方块红石铺成的天井，两边是厢房，大小共11间。房屋系穿斗式木结构建筑，采用一斗一眼合子墙封砌。马头墙装饰的鳌头，镂花的门窗，小巧别致，古色古香。整座建筑具有浓郁的湘西明清建筑特色。二十年代就蜚声文坛，被誉为“中国第一流的现代文学作家，仅次于鲁迅”(金介甫Jefferey C.KinKley著《沈从文论》)的沈从文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他充满传奇色彩的童年。
沈从文的一生是坎坷的一生，是奉献的一生。他19到1922年漂游在湘西沅水流域;1923闯入北京，1923年至1928年在北京以写作谋生;1928年至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任讲师，兼《大公报》、《益世报》等文艺副刊主编;1931年至1933年在青岛大学任讲师;1934年至1939年在北京主编全国中小学国文教科书;1939年至1947年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授;1947年至1949年在北京大学任教授;1950年至1978年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任文物研究员;1978年至1988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所任研究员。沈从文先生的文学作品《边城》、《湘西》、《从文自传》等，在国内外有重大的影响。他的作品被译成日本、美国、英国、前苏联等四十多个国家的文字出版，并被美国、日本、韩国、英国等十多个国家或地区选进大学课本，两度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评选侯选人。沈从文先生不仅是著名的作家，还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等学术专著，特别是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影响很大，填补了我国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
沈从文在创作思想上，主要是注重湘西地域性的古朴民风、淡淡的乡情，突出一种原始典雅的人性美。他极力探索下民的风雨人生，揭示人生规律。他的着笔点在渡口、码头、石板街、店铺、石拱桥、山间人家、水上船民。这一切都是在他逃学与从军的特殊学习方式中习得的。
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可 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 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 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 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
《边城》是中外读者交口称赞的精美的艺术品之一，是沈从文小说的代表作。作品主要是以30年代 湘西的社会为背景，以湘、渝、黔边交界的茶洞渡口为描述对象，以老船公和外孙女的生活经历为载体，把湘西朴实的民风及独特环境中那种人性美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一条清澈见底的茶洞河畔的渡口中，住着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船公和他的外孙女。他们任风吹雨打，长年累月摆渡，护送日月星辰，过着山里人宁静的生活。随着岁月的流逝，外孙女翠翠慢慢长大了。奔波于湘、黔、渝做生意的船总顺顺的两个儿子大佬天保和二佬傩送，在翠翠爷孙俩护渡中，兄弟俩不约而同地爱上了翠 翠，而翠翠的心里只有傩送。爷爷不知外孙女的心思，二佬的双亲也猜不透年轻人的心，按照苗家人的礼节，把翠翠“放话”给大佬天保，为二佬傩送也物色一个富 家的千金，并有碾房作陪嫁。但傩送宁愿要渡船也不要碾房。在河边游水长大的天保怀着重重心思竟然在一次乘船外出中溺水身亡，傩送悲痛不已，外出未归。老船 公在一次山洪中谢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埋葬了老船公。翠翠依然在渡口的船中静静地等待着傩送的归来。
《边城》中人物的塑造是以湘西30年代那真挚、朴实的山民为原形而设计出来的。作品的主人翁翠翠是一位美丽、聪明、大方的苗家姑娘。她能歌善舞，过着无忧无虑的清平生活，只有当爱情的潮水凶涌而来时，自己才觉得彷徨不安，这恰恰构成一幅苗家姑娘从少年走向成熟的人生画卷。老船夫是一个为人厚道善良、勤劳朴实、待人诚实、勤勤恳恳、乐于助人又富于敬业精神的苗家阿公。他以苗家老人特有心境来关心下一辈。在翠翠的终身大事上虽然操心，但还是由“翠翠自己做主”，塑造了一个开明、自主的老人形象，说明苗家人千百年来婚姻的自由。至于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爱情生活中荡起的涟漪，更能增添故事的曲折性和趣味性。天保、傩送兄弟俩的勇敢、剽悍、诚恳，富有进取精神，撑船下海，肩挑背驮，样样在行，那典型的苗家后生形象浮现在眼前。当地有权有势的富户船总顺顺，出船下海也是一马当先，与伙计也如亲戚朋友之一般。就连奸诈的商人屠户，当老船夫站在摊前时，也要有意给 他多砍点或赠送一刀肉。沈从文笔下完完全全是一副老少无欺、理想化的人间天堂。这种山美、水美、人性美融为一炉的写作手法不是该篇独创，在他不少作品中亦 有。从而证实他自己说的：“用一枝笔来好好保留最后一个浪漫派在20世纪生命取予的形式”，达到自己理想化的艺术境界。
在这里，自然不是人们欲望索取的对象，而是处于与人类一样独立平等的地位。禽兽会做梦，草木能谈吐，边地茶峒独有的山光水色、地域风貌、地方风物、民风民俗等都是有灵性的存在，它们不仅赋予了人类以生命，而且它们的灵性与人类的灵性也是互动和相互依赖的。
比如翠翠。小说中翠翠的一出场，作品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首先写翠翠常年跟随祖父在渡船上生活，披星戴月，皮肤自然变得黑中泛红，显示出力与美。其次以 触目的青山绿水与清明如水晶的眸子相对映，描绘明亮而幽深的眼睛，勾勒出纯洁而可爱的少女形象。进而以“黄麂”喻人，自然既养育她又教育了她，为人天真活 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作者选取了自然环境中的三种典型事物，把一个勤劳、善良、聪明、纯洁的山村少女形象描摹得像浮雕一样突现在读者面前，这里把人与自然融合在一起写，找到了湘西少女翠翠的生活特点，既根源于自然、符合自然，又超越自然。这种恬静的自然环境陶冶了少女们的性情。生活
在湘西农村的乡下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终年以风雨为伴，与日月为伍，人与山与土地形成了一种天然联 系，凭着双手来向大自然索取生活资料。作者把翠翠与自然山川灵气融为一体，使翠翠更加焕发出青春的气息。在浓浓的诗情画意中，良好的道德风尚，理想的人物范型也凸现出来了。
这样的例子太多了。《边城》把这一切巧妙地编制在一起，凝固在个人之外的场景因而也更具典型意义。
小说是用情节来推动故事发展的。《边城》中的故事情节具有独到之处，人物的命运完全是依照苗乡 的生活规律而铺张安排，尽量捕捉自然界与社会中永远留在记忆中的生活物象，像绘制珍珠图景那样拼凑粘合起来，一层层地深入，一层层地向纵深发展，以小见大，以虚见实。在处理人物命运时玩了高档手法。如人物春风得意时，却尽情掩盖那种喜悦心情，控制大起大落的分寸与尺度，不让其达到癫狂的程度，可谓喜中不 尽喜;而命运操在险滩激流中时，作者尽量避开悲剧的正面冲突，借用次要人物的闲谈而道出来，减少悲剧的凄凉程度，可谓悲中不见悲，减缓人们心里承受的坡度，达到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
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是《边城》的亮点。作者把人物揉进一个浓厚的风俗环境中，利用风俗 来铺摆故事情节，活灵活现地展示湘西原始古朴的民族风俗。如清澈见底随手可摸的小河，千百年来挂在河边的苗家吊脚楼，穿着节日盛装，男女老少立于河边，人 山人海观看一年一度端午龙舟赛，河边水车、碾房、渡口，悠悠的月夜中传来男女青年夜伴歌声??令人神往，引起无限遐思。另一方面，《边城》的成功与语言的 巧妙运用是分不开的。其基本语言是湘西方言。作品中尽量选用湘西精炼、朴实的语言，避开那些苦涩难懂、深奥费神的次方言土语，采用俗语和接近生活的口语， 就是比喻也是山民们经常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深入浅出，浅显易懂。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做到新奇、状物、传神，让读者感到犹如一阵山风，清凉宜人。因此凌宇 先生在编《沈从文小说选》第二集中这样评述：“所以这一切，作者企望用下层民众中保留的健康、纯朴、充满活力的道德原素来救治虚伪、怯懦、自私的民族老化 症。??他看到了历史演变的无情规律，眷念着乡村社会朴素的人情美，但总是不断地遭受现代‘文明’的洗刷和吞蚀。”从而达到他自己所说的“我的过去痛苦的 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故事上，方得到排泄与弥补。”
作者极力地渲染人物的人性美，失去了阶级性及人原本的丑恶的一面，这只不过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罢了。但这丝毫不减作品的艺术魅力，它不愧是苗族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作品。生命是由身和心合而成的，其中以心灵为主体，边城的人们在自然长期的融合中，早已形成了对自身的独特观照，赋予了自己生命一种独特的意义。在边城，生死 自然，爱恨自然，所有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 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的身上：成人之美”，这种给予自身的独特观照一代传一代，生生不息。 年老的一代渡船老人、顺顺、杨总兵等，勤劳、善良、本分、敦厚??;年轻的一代天宝、傩送、翠翠也是正直、仗义，豪勇、乖巧??。在他们身上，都尽显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的诗情品质，展示了一种阔大、庄严、浑厚而又不失浪漫的品质。 比如渡船老 人，他五十年如一日的管理渡船，无论刮风下雨、寒暑春秋，他都
非常地忠于职守，虽然清贫，但从不贪心，有时候给他一些，他都一概极力退还，在不得已的情况 下所接受的一点好处，也总是想方设法地超量去报答，“凡事求个 心安理得”。比如书中有这段描写：“翠翠，翠翠，帮我拉着那个卖皮纸的小伙子，不许他走!翠翠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当真便同黄狗去拦那第一个下山人。那人笑 着说：‘不要拦我!’正说着，第二个商人赶来了，就告给翠翠是什么事情。翠翠明白了，更拉着卖纸人衣服不放，只说：‘不许走!不许走!’黄狗为了表示同主人的意见一致，也 便在翠翠身边汪汪汪的`吠着。其余商人皆笑着，一时不能走路。祖父气吁吁的赶来了，把钱强迫塞到那人手心里，且搭了一大束草烟到那商人担子上去，搓着两手笑 着说：‘走呀!你们上路走!’那些人于是全笑着走了。翠翠说：‘爷爷，我以为那人偷你东西同你打架!’祖父就说‘他送我好些钱。我才不要这些钱!告他不要钱，他还同我吵，不讲道理!’翠翠说：‘全还给他了吗?’祖父抿着嘴把头摇摇.装成狡猾得意神气笑着，把扎在腰带上留下的那枚铜子取出.送给翠翠。”在这段描写中，爷爷的憨态固执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层露无遗，而些微小事，又是反应庄严凝重，二者的反差，已经明示着人与自身的物欲关系，它们是那么的单薄。
因为与自然的平等交流，天性上的互相依赖，这里的人们在把自然当作活的有机体来信仰佑护敬畏的同时，也消除了自身的物欲功利关系，人与人之间更是产生了和谐亲近审美感受的向往和回归。《边城》在展示人与人之间的亲情、友情、爱情时，也处处注意充分表现这一点。
比如亲情。渡船老人对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疼爱有加。十七年前，独生女背着他有了一个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 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最大的心愿是让翠翠得到自由幸福的爱情。这种无私的亲情的爱的展示，使 我们看到了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
比如友情。这里少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自私狭隘、贪婪世故、阴险狡诈，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宽阔 豪爽、光明磊落、正直道行。船总顺顺便是其中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喜欢交朋友，慷慨又能济人所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 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还有那当年向翠翠母亲求爱遭拒的杨总兵，在渡船老人死后，不仅赶来帮忙，而且担负了渡船老人的 重任，照看起了翠翠。这种友情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平等、一种相通、一种互为依赖关系的高层面的展示。
比如爱情。天宝爱翠翠，傩送也爱翠翠，他们不吵不闹，不动干戈，也不凭借自身地位向翠翠施加压力，而是分别通过托媒搭桥的“车路”和唱歌传情的“马路”向翠翠求婚，展开自由平等的竞争。这种至情至性的方式也是人类要成为自然界中最高贵物种的前提之一。
凡此种种，视角在不同空间、时间、情绪、心理段落中穿插跳跃，浅浅深深，沈从文不动声色地架构了一种生态系统。也因为这种人类系统中业已消亡的生态系统 的构建，沈从文成为了现代文坛上的一位风格独特的作家，那么，沈从文为什么要架构这样一种生态系统，意义或目的何在?因此有必要再探讨一下《边城》外的沈 从文。
我们知道《边城》并非写于湘西，而是写于代表了皇城乡土中国向现代中国转换过程中的北京和最和国际接轨的现代大都市上海，是沈从文远离家乡，从
乡下跑到 大城市，目睹了种种似乎聪明、稳重、尊重文明表面下隐藏的腐烂、庸俗、自私、小气、功利，感触到了极端物质化利益化之下“毁人于有意而无意中”的潜在灾难 的降临，体会到了现代文明进程中对人类内在生命的剥夺，他深深忧虑着人与自然的对立，人的本质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消失沦落。因此当他再次反观故乡时，故乡人 民自然不做作的真性情，蕴藏着蓬勃生命力的民风民俗。清澈诗意的自然风光给了他一种新的生态创作视野，他超越了人与大自然、与周围环境、与生存在地球上的 万事万物的征服控制的关系，终于从生态主义更高层次的角度建构了《边城》。由此，才有了《边城》出版题记时的这段宣布，他说，他的这本书，是给那些“极关 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请注意这里的“空间与时间”，也就是说，沈从文极为强调的是《边城》中构筑的生态时空感，人类只 是自然生态系统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类与自然之间存在着互动的整体关系，在这个整体关系中，人类是成员，而不是主宰，它的存在依赖着整体系统规律的调控， 而不是由人类来控制生态系统规律。惟有如此，人心才能得以净化，人类才能生生不息，才能构建生态链的永恒世界。从生态整体系统规律出发，我们应当重新审视 以人类为中心的文明。 人既然属于它的自然，便是自然整体图景中的一个成员。“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他在《边城》题记中还这样写到：“这作品 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J’’他在提醒我们要为自 然，为人类自身自然意识的觉醒，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关系而写作。我想这同样也是今天我们再次解读《边城》的意义所在。
篇4：解读沈从文《边城》人物命名
解读沈从文《边城》人物命名
《边城》是沈从文的代表作，入选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排名第二位，仅次于鲁迅的《呐喊》。它以20世纪30年代川湘交界的边城小镇茶峒为背景，以兼具抒情诗和小品文的优美笔触，描绘了湘西地区特有的风土人情
解读沈从文《边城》人物命名
摘 要：沈从文在《边城》中创造了一个美好宁静的世界。整部小说涉及的人物主要有：翠翠、傩送、天保、老船夫、顺顺、杨马兵。每个人物的名字以特定对象为基础，通过特别的符号来体现作者的特殊意志。它既承载着人物的信息，又蕴含着人物的价值。本文通过对《边城》人物命名的解读，从而更深入地认识那些可爱的边城人民。
关键词：《边城》 翠翠 傩送 天保 老船夫
完成于 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是沈从文先生最负盛名的作品!该小说以特异的“生命形式”，不仅熔生动丰富的社会风俗画与优美清新的风情风景画于一炉，充溢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和返璞归真的牧歌情调，而且塑造了像翠翠、傩送、天宝、、外公、顺顺等一群性格饱满、形象生动、能为人类“爱”做一度恰如其分说明的人物。
沈从文的叙事艺术很了不得，《边城》中每一个人物的命名不仅极为准确，而且还为读者提供了一种认知的视角。名字通过人物之口自然道出，并无好坏判定的命名法庭，但我们可以通过刘再复先生品“红楼”的悟证法，进行一些分析。
一、翠翠
翠翠是沈从文塑造的小家碧玉的农家女孩之一，更是作者打造的完美女性形象代表人物，是“边城”中当之无愧的女主角。茶峒触目为青山绿水：满山的竹篁是翠色的;雨打的芭蕉是翠色的;招摇的粽叶是翠色的;就连碧溪因映着满山的翠绿，河水也泛着翠色。在这满山满水的翠色中，爷爷(老船夫)便拾取她这样一个近身的名字“翠翠”。 “翠翠”其名从色泽上看就带有一种凄婉的色调，唐元稹诗云：“新篁才解箨，寒色已青葱。冉冉偏疑粉，萧萧渐引风。”新生之竹刚刚抽出新叶便已着上了寒色，犹如翠翠的命运。在这个名字中，沈从文让这个孤雏与茶峒的自然融为一体，具有了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翠”象征着茶峒的生命力，更暗喻着这个山里女孩生命力的顽强。
这个一出生便无父无母的孤雏，让时间催促着成长，晃眼间就到了能听懂茶峒歌声缠绵处的年纪。当命运的苦难之手再次伸向她：追求她的天保大老意外溺水死亡;心中爱恋的傩送二老赌气出走，相依为命的祖父也撒手人寰时，她却坚强地、静静地活了下来，撑起了渡船。她就像茶峒的一株翠绿植物，见风就长，即便在冬日里遭遇到了雨打风霜，照例会生长起来，仍然会一直翠绿下去。也只有拥有如此坚韧生命力的女孩，才能让这个这个小城故事不会完结，拥有非常弹性的发展空间。读者可以放肆地想象：翠翠在有生之年能否等到那个“也许明天就回来”的人?如果那个人回来了，之后又会发生怎样的故事?感谢沈从文先生留给读者无限的想象、无尽的期盼!
二、傩送
傩送是沈从文浓墨重写的人，在他的身上寄予了作者对湘西未来的希望。他背负着湘西的未来，他的离去使得边城陷入了僵局，使得翠翠的未来无法预知，他的归来将是边城的希望，更是翠翠的希望。如果说翠翠是沈从文构建的人性神庙中供奉的女神，傩送就是点亮神庙的火把，他总发散出太阳光一样蓬勃的朝气，他丰富的感情点亮了神庙的每一个角落。
“傩送”是父亲不自觉的私心取来之名，意为“傩神送来之子”。这照当地习俗是不能稍加轻视的。因此，老天也似乎不敢轻视他。相貌俊得比女孩子还美丽，还得了个“岳云”的诨名。也真如天上漂泊不定的一朵云：一会上川东，一会下青浪滩，最终赌气下桃源，不知飘向何方。这个由傩神送来的男子，看来也并未得到多少神助。这就使人不懂沈从文到底在玩什么把戏，怎么将他笔下的“神来之子”弄得也悲悲惨惨的。其实沈从文在给二老命名时，可谓煞费苦心、暗藏玄机。一个“傩”字，从字形上去分析是单人旁，难字部，这就暗示读者这是一个终会被苦难送走的人。他的大哥带着遗憾离开人世，父母又为了一座碾坊逼他娶亲，内心种种矛盾积压于他一人之身，迫使他负气出走。与其说他是傩神送来之子，不如说他是让苦难送走的痴情男子。
三、天保
天保是傩送的哥哥，他如同父亲一样在小城中热心善良，并且做事很有分寸，他不像傩送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心意，他在许多事情上采用的是传统的处世方式。所以面对喜爱的翠翠，他选择直接找人提亲，要娶她为妻。
他是家中的老大、长子，却天生没有弟弟那么深得父亲的偏爱，从他的取名可知：“天保佑的人事上或不免有龃龉处”。上天对他确实也不怎么眷顾，虽同弟弟一样结实如老虎、和气亲人、不矫情、不浮华、不倚势凌人，却没有弟弟那样的俊模样，更没有弟弟那样竹雀般的好嗓音，情场上更是失意，败给了自己亲弟弟!俗话说“瞎眼狗，天照应”，烦恼之下他出船做买卖，还未赚下一个子儿，号称水鸭子的他竟被水淹坏了!这种逆向命名手法增强了小说的悲剧色彩，取得了强烈的讽刺效果， “天保，天保，天不保啊”!
四、老船夫
小说中并没有准确告知读者他的姓名，只知道茶峒的人们都叫他老船夫。笔者认为可以用以下等式为他的命名做进一步地阐释：
老船夫 = 老人 + 船夫
= 活了七十年 + 守了五十年船
= 腰背微驼、白发满头 + 把船来去不知渡了多少回
他是一个良善的中国乡下人，知道女儿做了糊涂事，不加一个有分量的字眼责备。女儿先他离去，他奇迹般地将遗孤抚养成人。所有的一切都只因他还有两个更加响亮的名字：一个是父亲，一个是祖父。
天保的死让他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傩送的离开更让他觉得后悔，他内疚于让翠翠错失幸福，伤心于他的好心没能得到预期的结果，年迈的他在哀怨的心情中辞世于雷雨夜。作为一个没有姓名的边城小卒，却深深地扎根在了读者心中。中国人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之说，沈从文这种不命名的艺术处理方式，让读者可以更好地从人性的角度去认识这位可亲可敬的老船夫。
五、顺顺
在《边城》里作者运用浪漫主义的手法塑造了这样一个豪爽而有魄力的人物：“这个大方洒脱的人，事业虽十分顺手，却因欢喜交朋结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便不能同贩油商人一样大大发作起来。自己既在粮子里混过日子，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因此凡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游学文墨人，到了这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 身为掌水码头的龙头大哥，他是前清时便在营伍里混过日子的人，辛亥革命时还在军中做过什长。他既不像有些什长成了名人伟人，也不像有些什长被杀头碎尸。他因祸(患有脚疯痛)得福(回到了家乡)，过上了稳稳的顺当日子：买船、倒货、娶亲。一帆风顺地有了大小四只船、一座吊脚楼房、一个妻子、两个儿子――天保和傩送，当然或多或少还存有一些银子。大半辈子事业家庭一路上走得顺风顺水，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读者也很容易体会到沈从文给他命名为“顺顺”的良苦用心。他不如此顺利地走过来，又怎会有了天保、傩送这两个有情有义的'好儿子，又怎会有了这让我们反复咀嚼的小城故事。然而，他的晚年却很不顺，眼看就要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了，却在瞬间化为乌有。两个儿子：死了一个，走了一个。大半辈子顺风顺水的他，竟时来运走，诸事不顺了。这是顺顺的悲哀，也是沈从文给顺顺开的一个人生大玩笑。这种命名内蕴上的反讽性，向读者揭示：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任谁都不可能总那么顺的!
六、杨马兵
在《边城》中充当配角的杨马兵，最终却成了翠翠的唯一靠山，唯一信托人。这个年近六十的老兵，原本是和翠翠的父亲同营当差的马夫。老船夫去世后，他来帮忙料理丧事。有这样一个细节也许很多粗心的读者会忽略：他要把马托给营里人照料，才能安心地过来陪伴翠翠。我们可以了解到他的一生都在侍候军马。老了老了还在持续着“戎马”生涯，他是真真正正的“养马兵”!
杨马兵与老船夫是一对老伙伴：经常一起聊天、一起抽旱烟、一起赶集，偶尔还一道喝上几口浊酒。他不仅是老船夫的朋友，更是知音。老船夫走得那样匆忙，这种匆忙使其根本没有向杨马兵托孤的时间与机会。但是，杨马兵却主动地接下了老船夫的担子，主动地成为了翠翠的守护者。这样主动的善良，令读者动容。
纵观《边城》全文，我们也找不到有关他的家儿妻小的任何只言片语，只知道他早年为翠翠的母亲唱歌却得不到回应。由此可以推断：他爱过翠翠的母亲并且他终生未娶。年轻时，他与翠翠的父亲同营当差，是翠翠父亲的老战友。此外，他还是翠翠祖父的知心老友。这个边城里毫不起眼的老者，与翠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更准确地说是缘分。这样的缘分，让痛失亲人、爱人的翠翠，不会那么孤单、无助。
《边城》的人物命名艺术贵在每一个称呼都使人物形象生动活泼、栩栩如生，同时兼顾与人物自身命运的紧密联系。每个人物的命名都富含了作者的心态、立场、观点、情趣、愿望和理想，使读者更好地了解作者，从而更准确地把握作品!
参考文献：
[1] 汪曾祺.读《边城》[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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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沈从文.沈从文作品选集[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篇5：《边城》的再解读
《边城》的再解读
美丽与哀愁——对《边城》的再解读
《边城》是沈从文最负盛名的代表作，也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文坛风格别致的代表性作品。它写的是“平凡的人物，平凡的梦，平凡的坎坷，可是却表现了不平凡的美”①。自作品问世至今，其精湛的艺术技巧不知倾倒了多少读者。为什么这篇作品具有如此巨大的艺术魅力，引得那么多读者不断流连低回?我想，除了作品本身那独具的湘西地方色彩以及浓郁的抒情诗气氛之外，作品所呈现出的古朴的人情人性美以及蕴涵其中的令人叹惋的悲剧感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本文正是试图透过作品表面的“美丽”来发掘其中隐伏的深深的“哀愁”，把握其美与悲的双重意蕴。
一
《边城》构筑的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诗意世界。清澈透明的碧溪咀，寂静和平的茶峒城连同那个热烈欢快的端午节，都呈现出一种令人神往的古朴美。美丽的边城与生活在其中的所有生灵，构成一幅动人的天然图画。这里所有的人，无论贫富贵贱，几乎都是淳朴善良、可敬可爱的。他们总是待人以诚、与人为善，信守着灵魂的纯洁与天真。作品中的老船夫勤劳本分，仁爱慈祥。撑船摆渡几十年，风雨无阻，而且他把这视为本分，额外之财分文不收。当有人塞钱给他作为答谢时，他会以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予以拒绝。实在盛情难却时，就去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草烟。将茶峒出产的上等草烟挂在自己的腰边，过渡的客人有谁需要这东西必慷慨奉赠。茶叶则在六月里放进大缸里去，用开水泡好，给过路人解渴。他那爽直豁达的性情，轻利重义的品德，助人为乐的精神，以及对孙女无微不至的关怀，都集中体现了茶峒人的美德。掌水码头的顺顺也是个大方洒脱的人，他喜欢交朋友，慷慨而又能济人之急。“他明白出门人的甘苦，理解失意人的心情，故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的退伍兵士以及游学文人，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而他的两个儿子，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都结实如老虎，却又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凌人。所以，这父子三人在茶峒边境上都是有口皆碑的。这里的商人也不见利忘义。老船夫去买肉时，屠户不愿意收钱，实在拗他不过，称肉时总选最好的一处，且故意把分量加多。就连此地的驻兵也从不扰民。除了号兵每天上城吹号玩，使人知道这里还驻有军队以外，其余兵士皆仿佛并不存在。而由于边地的风俗淳朴，便是做妓，也永远那么淳厚。她们“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常常较之讲道德知羞耻的城市中人还更可信任”。沈从文笔下的边城是一片未被现代文明污染的桃源世界。这里的一切莫不极有秩序，人民也莫不安分乐生。这里，乡村与城镇、士兵与百姓、过客与市民，甚至人与动物皆能和谐相处。生活在这里的人们，“除了家中死了牛，翻了船，或发生别的死亡大变，为一种不幸所绊倒觉得十分伤心外，中国其他地方正在如何不幸挣扎中的情形，似乎就永远不会为这边城人民所感到。”所以说《边城》是有美皆备的，它“简直就是一部证明人性皆善的杰作”②。然而我们发现，沈从文一方面竭力在作品中挽留湘西的神话，另一方面已经预见到湘西世界无法挽回的历史命运。所以，小说结尾写到那座作为小城标志的白塔在雷雨之夜轰然倒塌的情景。白塔不仅关系着小城的风水，而且已经成为湘西世界的一个象征。塔的倒掉因此预示着一个田园牧歌神话的必然终结。
二
其实三十年代的湘西地区并非世外桃源。一九三四年，沈从文曾从北平返回故乡一趟。他对湘西的印象是“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利惟实庸俗人生观”③。出于对湘西的挚爱，也痛感于当前现实的黑暗，沈从文追溯既往，思考未来，写出他记忆和理解中的湘西的人情世态。《边城》写的正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浪潮尚未大举侵入的封闭的山村社会。从作品所点明的茶峒“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 ”、“皇帝已不再坐江山”来看，作品写的是民国初的湘西，是作者幼年心目中的湘西，或者说是作者离家近二十年，在大城市中颠簸十多年中所深深怀念的、梦幻中的湘西。作为一个湘西赤子，沈从文的全部生活感性都离不开对湘西世界的直面和怀念。虽然《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作者仍然希望通过对那湘西故土的如诗如梦般的描绘，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如汪曾祺所言，《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⑤。其中隐约透露出沈从文面对历史大潮裹挟下的湘西世界所抱有的一种伤感、困惑和无奈。他将遥远的边城里发生的故事写得如此平淡，以致使他内心的隐痛几乎被淹没在环境的牧歌情调里，从容的叙述几乎使人难以觉察到作者心底的深长叹息。然而，作品中人物的遭遇仍然使我们在感受爱与美的同时，也体会到痛苦与不幸。
如果说《边城》是作者构筑的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翠翠这个名字的来历正显示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一关系：“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催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她“在风日里长大，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恬静温柔，纯洁坚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晶莹剔透、姣好无比。她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出人性中自然、优美、健康的一面，也反映出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情怀。沈从文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其实，这也正是翠翠的写照。翠翠的出生背景本身就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故事。她的母亲在十五年前同一个军人相爱并怀了孕，但却结婚不成。他们本想逃走，但一个不想违背军人的责任，另一个又不想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就先服毒自杀了。翠翠的母亲待生下翠翠以后，去溪边喝了许多冷水自尽。翠翠在外祖父的抚养下渐渐长大，等待她的即将是怎样的命运呢?可以说，翠翠是幸福的，不仅因为她生长在美丽的边城，而且无论是天保、傩送，还是老船夫、杨马兵甚至船总顺顺，都深爱着翠翠，且彼此间又怀有亲切的感情。然而她又是最不幸的，她的父母双双殉情而死，她和外祖父的生活虽然恬淡、平静，但在翠翠敏感的心灵里总隐现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寂寞、孤独、忧伤之感，以及对孤独的莫名恐惧，她甚至会在无人的时候独自垂泪。老船夫虽然一心要把她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但爱她的大老与二老却一个不幸被淹死，另一个黯然远行。而与她相依为命的老船夫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心力交瘁而死，只留下翠翠独自守着渡船，在迷茫与无望中等待情人的归来。所以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⑥。对于这出悲剧，沈从文有意回避或冲淡了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而是设计了许多误会。比如，当地恋爱的方式有车路和马路两种，车路是汉族人的风俗，婚约要正大光明，就得请媒人带着彩礼前来相见;而马路是少数民族的求爱方式，要在远处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才能赢得爱情。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都钟情于翠翠。大老选择了车路，于是托杨马兵作介绍人。在杨马兵看来，老船夫是完全可以主宰翠翠的婚姻大事的，因此大老的命运掌握在老船夫的手里。可是老船夫出于对翠翠的尊重与爱，不愿意包办这场婚姻，所以当大老托人说媒时，他就去征求翠翠的意见。翠翠虽然只倾心于二老，但是可能因为她年龄小，也因为浑朴天真，贞静含蓄，不好意思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使得老船夫无可措手，只好将大老两次托人提亲都不置可否地搪塞过去。而当大老打算走马路时，才知道二老也爱上了翠翠，他们于是准备公平竞赛。可是等到二老一张口，大老知道根本不是二老的对手，因此抽身退出，远走他乡，结果酿成大老在烦恼、悲哀、愤慨之中水鸭子反被淹死的悲剧。深爱着翠翠同时又深爱着哥哥的二老对老船夫吞吞吐吐的行为非常反感，认为是他害死了大老，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他的父亲顺顺。船总对老船夫一向和睦友善，但他因为大老的死而有些伤心，不愿意让间接害死大儿子的女孩作二儿子的媳妇，致使二老也远下桃源。最终导致老船夫的努力失败，并在忧心如焚中猝然而死。这出悲剧表面上看来真如沈从文所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而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但细细品味，却发现故事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误会或不凑巧，这和他们所特有的那种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不无关系。从整个小说的叙事情节看，作品中无论是祖孙之间，还是相爱的情人翠翠与二老之间，始终没能倾心交谈过一次，他们都把自己的爱与希望、孤独与痛苦默默埋藏在心底，致使作品从头至尾笼罩着一股压抑了的悲哀。所以，翠翠本应处于悲剧的中心，可实际上却一直置身于悲剧之外。她不知道天保是因为得不到她的爱而忧愤出走落水身亡的，不知道傩送离乡远行也是因为无法得到她的爱，她甚至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所致!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了之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晚上。因此，金介甫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⑧
另一方面，翠翠的悲剧看起来像是发生在无冲突的和平之日，除了误会就是不凑巧，仔细阅读却发现悲剧并非全出于偶然，其中也必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船总顺顺虽然慷慨洒脱，乐善好施，但团总以一座新碾房作女儿的陪嫁，对他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在渡船与碾房的角逐中，他内心的天平一直是倾向于碾房一边，所以迟迟没有回绝团总的提亲。二老远下桃源也是和他吵了一架之后才赌气出走的。可见他在义利的取舍上，也非决然的舍利而取义。他在牌桌上回答老船夫问话时那种轻慢的态度与口吻，以及老船夫在他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自卑不安、欲言又止，都从侧面表现出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与由此造成的隔阂。直到老船夫感到夙愿难成，心力交瘁而猝死，他对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才有了明确的表态。
我们发现沈从文的确爱极了湘西，他不忍心让现实的丑与恶直接出来破坏理想中的美与善。在作品中，现实的障碍始终只作为一种隐蔽的力量存在，而没有被强化为一种对社会的控诉，因此，《边城》没有像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品那样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和指向性，而是通篇笼罩着一种阴差阳错的神秘感与命运感。在老船夫看来，翠翠父母的悲剧是 “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而他凭着丰富的阅历与隐约的直觉，已经预感到翠翠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而这种不幸的预感竟然最终一语成谶。顺顺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天保，即上天保佑的意思，二儿子取名傩送，意即傩神派送。而顺顺无意识地偏爱小儿子，因为当地人认为傩神要比汉人的 “天”更加灵验，而天保的夭折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杨马兵年轻时候在碧溪咀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会，而多年之后却成为这个孤雏的惟一靠山惟一信托人，这岂不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这种左右人类的无形力量从小说的背景故事一直延伸到主人公翠翠的新传奇中。而正是这种令人无奈的命运感强化了《边城》的艺术感染力，并且流露出沈从文的无奈与叹息。沈从文由此撕开了边城人生和谐的另一面，让我们领悟到一种只应由“天”负责的爱的缺憾。如他在作品中所说：“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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