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小编给大家整理了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意识浅析，本文共9篇，供大家阅读参考，也相信能帮助到您。
篇1：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意识
迟子建小说中的死亡意识
爱情与死亡是文学中永恒不变的话题，当代著名作家迟子建也不例外。
中国当代著名女作家迟子建，以其温婉、细腻、清新空灵的风格享誉文坛。迟子建创作了大量优秀的作品，如《白雪的墓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鸭如花》、《过客云烟》、《亲亲土豆》、《草地》、《一匹马两个人》……在这些作品中，充盈着浓浓的死亡意识，而迟子建则以其温情、缠绵的笔端消散了死亡的灰暗、阴郁，构建了被忘却的乐园。
一 对死亡情结的独特体验
迟子建在小时候就目睹了了无数的葬礼，随后她邻居和同学的死，使她明白：“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迟子建目睹了一个个生命的突然终结，从而使她在童年时代就有了痛彻的人生体验。而长大后祖父、父亲和丈夫的死亡，对她更是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迟子建的父亲是个小学校长，个性豪放、幽默，对儿女很慈爱，对迟子建的精神世界和创作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迟子建的父亲去世后，这个温暖幸福的家庭曾一度陷入无尽的悲痛之中。
迟子建的丈夫黄世君原为塔河县委书记，死于意外车祸。迟子建34岁才和黄世君结婚，在迟子建的影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们夫妻感情甚笃。丈夫的意外去世犹如晴天霹雳，使迟子建一度陷入悲伤不可自拔，《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创作的。《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开篇就写：
“我的丈夫是个魔术师，两个多月前的一个深夜，他从逍遥里夜总会表演归来，途经芳洲苑路口时，被一辆闯红灯的摩托车撞倒在灯火阑珊的大街上。”
这与迟子建本人的遭遇何其相似!“我想把脸上涂上厚厚的泥巴，不让人看到我的哀伤。”正是迟子建自己悲痛的心声。
生命的无常使迟子建在日后的创作中抒发着挥之不去的对亡父、亡夫的思念，她的许多作品都有“父亲之死”“丈夫之死”的主题，如《白雪的墓园》、《灯祭》、《重温草莓》等作品都涉及到“父亲之死”;《亲亲土豆》、《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向着白夜旅行》等作品都涉及到“丈夫之死”，这些作品中的“我”都有作者迟子建的影子。对迟子建来说，书写死亡命题，亦是一种忧伤的宣泄，是一种对不幸的超越。
这种失去至亲、挚爱的大不幸、大悲痛的经历，使迟子建对死亡有着更为敏感和独特的体验。迟子建曾经说：“我就这样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了。它给我稚嫩的生命揉入了一丝苍凉的色彩，也催我早熟。”(《死亡的气息》)可以说，迟子建是怀着这种独特体验加深了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和感悟。
二 对死亡命题的诗意书写
一直以来，谈论死亡是中国人的大忌讳，由于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中国人注重的是死亡的意义和价值，而过程和死亡本身通常是被忽略的。孔子曾说过：“不知生焉知死。”现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用笔端去触摸死亡的禁区、书写死亡的命题，如现代作家郁达夫、萧红，当代作家毕淑敏、余华等。
迟子建小说有着“田园牧歌”式的美，她笔下的死亡形态也带有一种温情之美。通常来说，作家在小说中对死亡命题的书写都是充斥着血腥、恐怖、灰暗、阴郁，弥漫着苦难的气氛……还没有哪个作家能像迟子建一般，能把死亡书写的如此诗意，如此绝俗。
迟子建曾说过在她小的时候就参加了很多葬礼，她的家乡把葬礼办得很圣洁和亲切，没有那么悲痛欲绝。“所以我最初领略到的死亡是有诗意色彩的。”小时候的独特体验给迟子建的创作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她在叙写死亡和葬礼时也往往写得亲切和圣洁。
作品《亲亲土豆》中的主人公是秦山一家，他们原本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可是灾难突然降临，秦山得了肺癌，他不舍得把家里的积蓄都用来治病，而是希望把钱留下来给妻子和女儿过日子。于是，他就从医院偷偷跑回家，并骗妻子要了300块钱，给妻子买了一件宝石蓝色的软缎旗袍。秦山死后，妻子李爱杰就穿着那条宝石蓝色的软缎旗袍为丈夫守灵，“守着温暖的炉火和丈夫，由晨至婚，由夜半至黎明。”在这里，我们分明能感受到他们浓浓的爱意，即使是死亡也没有隔断他们的情意。因为秦山喜欢土豆，所以李爱杰把一袋袋土豆倒在坟上：
“只见那些土豆咕噜噜地在坟堆上旋转，最后众志成城地靠在一起，使秦山的坟豁然丰满充盈起来。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李爱杰最后一个离开秦山的坟。她刚走了两三步，忽然听见背后一阵簌簌的响动。原来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仿佛一个受宠惯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李爱杰怜爱的看着那个土豆，轻轻嗔怪道：‘还跟我的脚呀’。”
这一段对死亡的书写充盈着温馨和怜爱，丝毫没有悲痛欲绝和阴郁、灰暗，让人感觉死亡不是终结，因为爱还在延续。
不管是《白雪的墓园》还是《亲亲土豆》，“母亲”和李爱杰都因爱而从死亡的阴影中悲痛中走了出来，可以说是爱化解了死亡的阴影，过滤了灾难与悲痛，留下的是爱和更好地活着的希望。迟子建在书写死亡时，还惯用白雪、月光意象，如《白雪的墓园》、《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北极村童话》，这些意象的运用为死亡增添了一抹浪漫的情调。
迟子建对死亡的诗意书写还体现在她对死亡的诗意想象，如《重温草莓》中的“我”在梦幻中与逝世的父亲在酒馆里相逢：
“我必须埋下头，我埋下头的时候忽然觉得一片金色的光芒正徐徐地从我脚下升起，冉冉地爬上我的脖颈，接着，我觉得一双坚实的大手异常温暖地抓住我的手，那种久违的温暖令我颤栗。”
这种神遇充满了温情和诗意。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我”一直为丈夫魔术师的离去而悲伤，故事的结尾是魔术师死后化成蝴蝶：
“突然，我听见盒子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着，这让我吃惊不已。然而这声音只是响了一刻，很快就消失了。不过没隔多久，扑簌簌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便将那个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煽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
这个浪漫温馨的结尾足以温暖“我”受伤的心灵。
迟子建将对生命对死亡的思考，归结到爱上，是爱是温情让死亡不再是恐怖的灰暗的而是诗意的、温情的，连忧伤都是温情脉脉的。这也是迟子建书写死亡命题的主要特征，她用她那温暖、缠绵的笔触书写了一个个浪漫的唯美的死亡。迟子建信奉温情的力量，她认为：“渴望温情，是人类的一种共同情感。”
三 悲痛的超越、死亡的升华
对迟子建本人来说，书写死亡命题也是一种悲伤的宣泄和悲痛的释放，而真正的释放还是死亡的升华。迟子建以她独特的体验和强大的精神世界描绘了充满温情的世间和阴间，塑造了充满关爱和温情的灵魂。
死亡让生命升华。死亡过滤了肮脏，使生命升华为圣洁的灵魂。迟子建说：“活着的'人是没有灵魂的，而死了之后灵魂就诞生了。”《树下》中的李七斗的姨妈、姨父，可以说都是坏人，李七斗的姨妈因为贪财才领养七斗，她对七斗十分冷漠，而七斗的姨父则多次强暴了七斗，七斗对他们极为怨恨。后来七斗姨妈一家惨死，七斗对他们的怨恨就化为思念了，她在梦中来到阴间的姨妈家，看到了温馨的场景：
“姨父下了炕，胆战心惊地给七斗搬来一把椅子……姨妈腰间系着一个蓝布围裙，好像刚刚在厨房忙过似的，她的脸颊很有光泽，看起来日子过得滋润极了。七斗听见了姨妈温存的笑声。”
姨妈一反平日小气的性格给七斗留了足足有一坛子的草莓汁，而姨父的恐俱则越来越强烈，终于跑到树下痛哭去了……是死亡让姨妈姨父的灵魂得到净化，让姨妈变得有人情味，让姨父对自己犯下的罪孽痛苦……七斗醒来时满脸泪痕，她喃喃地对自己的丈夫说：“我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亲人们都在那里，真幸福啊。”
死亡让爱升华!在《北极村童话》中，老奶奶的死让“姥姥”和村里的人一改之前对苏联老奶奶的冷漠。《青草如歌的正午》中陈生的妻子病死了，可是陈生仍然在每天正午用青草为妻子编织东西，陈生认定他的女人终将回来。死亡虽然夺去了生命，但是却无法夺走生者对死者的爱与牵挂。死亡没有隔断爱情，死亡可以打破生死的界限，证明爱情的强大力量。死亡让这平凡的人的爱变得熠熠生辉!《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有一个小摊主，老婆去世三年了，小摊主依然天天思念着她，她也经常走进丈夫的梦里叮嘱丈夫。小摊主泪眼朦胧地告诉“我”：
“死了的人回到活人的梦中，当然是活着时的样子了!她会嘱咐你风大时别忘了关窗，下雪了别忘了给孩子戴上棉帽子。唉，她也真是命苦，死了还得跟我操心!”
死者已逝，可是对家人的爱和牵挂依然。死亡暂时隔开了相互关爱的人们，但死者与生者之间的爱与牵挂却是什么都割不断的。
在《遥渡相思》中，孤女得豆已经过世父母的灵魂经常出现在她的身边，或是静默地表露对得豆生活的看法，或是进入她的梦境与她对话。这种灵魂并未消逝的意识是迟子建自己真实的体验。在迟子建的影记中记录了她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七夕，迟子建睡在母亲居室中父亲原来睡的位置，睡下不久就感觉有人不停地挤她，还清清楚楚地听见父亲的声音：“挤什么挤，我一年才回来一次。”她相信是父亲的灵魂因为对母亲的爱和牵挂而回来过。迟子建的亡夫也曾出现在她的梦境和她对话。，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在致答谢词中她说：
“我要坦诚地说：这个时刻、这个夜晚会留在我的记忆当中。因为我觉得来到这个颁奖台的不仅仅是我，还有我的故乡，有森林、河流、清风、明月，是那一片土地给我的文学世界注入了生机与活力。我要感谢大兴安岭的亲人对我的关爱，还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这种灵魂不死并带来温暖的爱意的意识、认知，使得迟子建获得悲痛的超越，并写入小说温暖更多背负悲剧的人们。在《向着白夜旅行》中，“我”就是在前夫马孔多的灵魂的陪伴下躲避了灾难，经历了一次惊险而愉快的旅行。
迟子建有一首悼念亡父的诗是这样写的：
“他离去了/亲人们别去追赶他/让他裹着月光/在天亮以前/顺利地走到天堂/相信吧/他会在那里重辟家园/等着被他一时丢弃的你们/再一个个回到他身边/他还是你的丈夫/他还是你的父亲。”
在迟子建眼里，父亲的死亡就是：裹着月光走到天堂!而且父亲是在天堂等待他的亲人再一个一个回到他的身边，“他还是你的丈夫/他还是你的父亲。”
迟子建以她独特的死亡认知拯救了最底层的背负悲剧的人们，她所书写的死亡意识其实是通过追求死亡达到一种超越――对生命的超越，对不幸命运的超越，对悲痛的超越;让背负悲剧的人们直视死亡，让脆弱的生命和心灵更坚强，让灵魂更圣洁，让爱更宽广。
篇2：迟子建小说中的拯救意识
迟子建小说中的拯救意识
迟子建小说的拯救意识主要体现在对人性作向善的引导，具体是什么呢?
迟子建执著于在其小说当中构筑关于爱与美的世界，一方面，她用温暖和诗意的笔触把爱与美的生活直接呈现在小说之中，营造出一种单纯而令人向往的和谐;然而另一方面，迟子建并没有忽视生活和人性当中灰暗的一面，尤其是对于那些本性善良但由于性格缺陷、人性弱点等原因而犯下错误的作恶者，迟子建小说表现出一种对人性的拯救意识。而比起没有立场地展现生活的罪恶、人性的丑陋来彰显现实性的写作，迟子建小说包含着更深意义的一点在于，其自觉地对处于堕落边缘的人性进行拯救
一、人性的自省：道德观念约束下的自我拯救
在迟子建小说当中，我们难以发现一种无药可救的恶人，但是在人性弱点的驱使之下，某些人失去了善良的本性而成为了作恶者。然而，迟子建小说中普遍存在一种纯朴的道德观念，这使得作恶者内心也具有了一种无形的约束力，并及时警醒自我作出向善的改变。迟子建小说无意用现实的法律条文或其他硬性的手段对罪恶进行阻吓、限制和清洗，因为这样实际上是无法让深藏人们心中的恶意彻底消除的。迟子建也曾表示：“我想世界上没有彻头彻尾的‘恶人’，他总有善良的一面会在不经意当中被挖掘出来。”其小说透露出的一种渴望是，只有寄望人们心怀善念、心存道德的底线和真正懂得反省自身的罪恶，才能让世间的罪恶消失于人们的心中。
人性的自省所反映的是迟子建小说对人性向善的确信。《鸭如花》中的逃犯因为杀害自己父亲而被捕，在被迫出逃之后唯一的目的就是到父亲的坟前拜祭，以减轻自己的罪孽。《腊月宰猪》中怀着孩子的外乡女，因为家乡闹灾荒而来到礼镇，骗取齐大嘴家有营养保证的生活并进行生育。在外乡女的不辞而别后，却来信每年要为齐大嘴做鞋作为补偿。从书写作恶者自我拯救这个角度看，迟子建小说一方面展示了人性的弱点，另一方面却没有因为人存在弱点而对人性产生怀疑。与之相反，迟子建力图证明变动中的人性最终始终会向着善的方向复归。
进一步讲，迟子建笔下的作恶者自省动力来自于内心的道德观念，因而其小说中的作恶者往往具有一种伦理认同的意识。而正因为认同伦理化的生活，曾经的恶行让作恶者感到对生活的脱离和对伦常的破坏，从而产生了负罪感。这与西方基督教思想传统当中人对灵魂与上帝深刻而沉重的拷问与忏悔存在不同之处，迟子建注重人性善恶本身的思考，但更注重道德对人的引导。《鸭如花》中的父与子、《腊月宰猪》中的“夫妻”，这些作品中的伦理道德关系是揭示人性走向自省的关键。
迟子建在表现人与恶行之间的关系上没有落入消极的个人化或非理性化，相反以人伦化的角度阐释人的自省意识，这与市场化年代中国文学的现象形成了对比。徐肖楠先生曾经论述道：“而市场中国的文学之手拽出了最污秽的生活却并没有放在阳光下，而是把它们置于更阴暗的地方，这些生活本来由于人们的羞耻感或表面的堂皇而压制着、而藏匿在最隐蔽的角落，现在它们就像蟑螂一样四处流窜。”迟子建没有把人的恶行释放出来，作为某种“现实”供人们阅览。而更为重要的是，迟子建找到了灵魂救赎的道路，而非消极地任由人心之恶泛滥。
二、善意的包容：温情力量对作恶者的感化与拯救
除了寄望作恶者的自我的拯救，迟子建小说还试图用一种普遍的、人与人之间善意的包容来感化和拯救走向败坏的人性。于是迟子建小说在面对罪恶的时候，一方面并没有表现出疾恶如仇的非理性，而是以一片冷静以及宽容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世间的消极一面;另一方面，迟子建在其小说当中并没有表现出对罪恶的无奈、恐惧与彷徨感，而是以一种广泛存在于生活的善意暖流来消解人心中罪恶的念头。迟子建小说在感化恶意、拯救失落的灵魂这一点上，与其小说所蕴涵的人文关怀是一体化的。
迟子建小说中善意的包容，是引导作恶者向善的一股温情力量。这股温情的.力量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感化作恶者。她认为：“一个恶人向善，不能完全靠经文教条，因为经文教条太过间接，而生活中的温暖，却能直接感动人。”在迟子建的小说当中，生活是温暖和谐的，而这往往衬托着作恶者格格不入的生活方式，冲击着作恶者躁动不安的灵魂。《蒲草灯》中的“我”因为杀害了偷情的妻子和五舅而逃亡到乡下，在机缘巧合之下“我”走进了骆驼的生活。骆驼的日本妻子在中日建交之后带上两个女儿回到日本改嫁，而他却没有责怪妻子的“无情”，依然活在思念的温暖之中，时时关心女儿和前妻的状况。纵然骆驼和“我”的妻子都以某种方式与自己脱离了关系，但是两人面对生活困窘的心态完全不同。骆驼以其豁达的爱浇灭了“我”心中的恨和恶意，致使“我”决意清洗自己的罪孽。如此一来不难发现，迟子建书写温情力量是在发现美，发现那些实实在在存在于生活而又容易被忽略的人间之爱。
迟子建小说用善意来包容拯救作恶者，而不是用某种“暴力”的方式与之对抗。《白银那》中的马占军夫妇为谋取自己的利益，阻断白银那人民售鱼的种种渠道，并提高用于盐价，间接害死了乡长夫人卡佳。但乡长并没有允许儿子的报仇行动，最后还呼吁乡人原谅马占军夫妇。《晨钟响彻黄昏》中的王喜林痛恨博士奸了其深爱的刘天园，但他并没有用极端的方法去报复心理扭曲的博士。迟子建认为生活当中自有消解罪恶的温情力量：“日常生活是多样性的，多样性的日常生活，当然会散发着人性中柔软、可人的气息。你无需刻意拾取，那种温情的东西就会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探出头来。这种温情有时就会有意无意地稀释外部环境的荒蛮和残酷。”于是迟子建小说当中的生活虽然掺杂着罪恶，但还依然能展现出一种淡然的气质，而这种淡然是来自生活的包容性的。
三、善与恶的变奏：拯救困境的艰难突围
迟子建小说努力地引导失落的人性向善，但她同时也似乎意识到拯救困境的现实存在：因为人性的复杂，善与恶在人的心中时刻可能发生变动。因而迟子建并没有单纯地把人性的拯救途径归结于简单的自省――宽恕模式，她也承认人性是复杂而善恶交融的：“我觉得生活就是由善和恶构成的，而且善和恶在这里并没有明确的分野。它们是胶合在一起的……善和恶在某个人身上或者在某件事情上，都是统一体，小说家要做的就是这种善恶交融的工作。”①但由于坚信人始终向善，迟子建敢于探索人性的拯救困境，以及调和善恶的变奏与冲突。
首先，迟子建小说探讨了作恶者自救路上渴求得到他人原谅和宽容之难。我们可以看到人们面对已经得到惩罚、并努力自我拯救的作恶者时，其掩藏在宽容背后的偏见。一方面，曾经的受害者们似乎永远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而并没有平等地对待那些自我拯救的人;另一方面，受害者们还不断地试图从作恶者身上得到没有止境的补偿，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人性的压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宽容那些渴求得到救赎的灵魂。《一匹马两个人》当中老夫妇们的儿子因为发泄邻居薛敏的横蛮而将其奸，在九年的牢狱之期过去后，邻居胡裁缝不齿于为其做“脏裤子”，他再次走上犯罪之路，将看不起人的胡裁缝奸。正因为人们的偏见造就了人与人的不平等，作恶者的自我拯救无法取得人们的信任，其得救的希望也就被湮没在这种偏见之中了。
但从另一方面看，迟子建小说意识到人性自省的拯救方式同样存在困境。像《一匹马两个人》中的悲剧竟然在同一个人身上出现两次，这也表明迟子建并不是单纯地把善恶问题一分为二的。作恶者重复犯错的例子证明，人性有的时候是难以自救的：家人遭遇欺负，性格孤僻的他唯有用他自认为可行的方式保护家人。即在道德的善恶判断面前，作恶者是受到多方面的影响的，内心的道德尺度此时可能是无效的。要把人的善恶和切身利益彻底分开是难以达到的，更何况这时的恶行在我们看来多少值得唏嘘和怜悯。
总之，无论人性的拯救在善恶变动当中处于怎样一个困境当中，更为重要的是，迟子建小说拯救意识的最终指向是人心灵的纯净。要达到人性的纯洁纵然需要面对许多困境，然而在迟子建的小说当中，我们能看到一丝希望，那就是只要人们心中有善念，他们在人性的拯救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境都有突围的希望。
四、结语
从迟子建小说的审美理想来看，纯净的人格与灵魂是构成美的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迟子建小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只要人的灵魂坚定地渴望纯洁，那么曾经的恶念也同样可以从人的灵魂当中得到净化;我们同时也看到世间的温情力量可以感化和包容世间种种自省中的灵魂，使得理想中诗意美好的生活越来越接近现实。而随着写作年月的增长，可以期待的是在迟子建将会继续坚守这份拯救的立场，并在其小说当中不断建构和完满其关于爱与美的生活。
篇3：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迟子建小说中的悲剧意识分析
迟子建在小说创作中一直坚持着悲剧意识的写作，这使得她的小说富有极大的感染力，感动了越来越多的人来关注她的小说。本文就是从死亡意识、苦难意识来解读其小说人物命运，通过对小说结局的分析，了解迟子建对悲剧意识的超越——活着，人只有坚韧的活着才能超越苦难。
一篇小说的情节设置能最直观体现作者的艺术思想。迟子建的悲剧意识在其小说人物的命运设置上，有非常清晰的体现。这些人物的命运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人物不断的经历命运的嘲弄，生命的死亡，灾难一个接一个的压过来，而作家从来不给他们留一个“光明的尾巴”，来一个大团圆的结局。小说里那无常的命运，能很清晰的传达出作家对于生活的悲剧性认识。
一、死亡意识
德国历史学家斯宾格勒曾经指出：“死亡，是每一个诞生在光线中的人的共同命运。”然而“死的意义不在于它是一个实在的死，而在于它震动了终有一死的人的心智，使人对自己应该认识和思考什么有所醒悟”有人做过这样的统计，四卷本 《迟子建文集》收录小说39篇，直接写到死亡的竟有29篇之多。虽然很多作家都热衷于探讨死亡本身的含义，但是迟子建说，“我写过的死亡都是漫不经心的，并不是刻意的设计，因为它往往是日常生活中的突然遭遇，而生活遭遇本身就是艺术的。祖父和父亲去世时对我有一种深刻的影响，有特别心痛的感觉。有人说死亡是随时降临的，不是谁能把握的生比死艰难，死是速战速决的，而生则是非常惨烈的过程”。对于一个人是怎么死的，死时的心理状态怎么样，她并不感兴趣，她的兴趣总在发生死亡事件之后，活着的人是怎样克服痛苦继续活下去。在设置人物命运障碍时，死亡情节之所以受到作家多次的青睐，在于作家内心最大的痛苦来自于亲爱的人的死亡。在她眼里，死亡是一种遭遇，一种失去，是人痛苦的最高级别。只有在人生最大的痛苦面前，才能激发出人最宝贵或者最真实的状态。作家在《死亡的气息》中说童年“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所以，她写了那么多的死亡，真正想表达的却是活着，活着比死亡更有难度。
《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去，关于他的死，着笔寥寥，然而他死后，却给家人带来无尽的痛苦与思念，并激发了生者坚强活着的意志;《百雀林》中周明瓦爷爷与母亲的去世，特别是他母亲的去世显出生命的荒诞与无奈，带给周明瓦一生的孤独感与残缺感，造成了他一生的悲剧;《一匹马两个人》老太婆的非自然死亡，让人扼腕，由此引发了老头和那匹马生活的重大变故……死亡之所以是最能体现人类悲剧的，在于死亡是人类最大的痛苦，而这种痛苦往往通过他者的死亡激发出来。迟子建正是通过人物面对他者死亡时呈现出的状态，揭示人类的普遍性。
迟小说的里的死亡极少寿终正寝的安详，往往都是非正常死亡，甚至是死得离奇与荒诞。各种死法都有，体现出生命的脆弱，往往连死来临之前连恐惧都来不及，多半是一种突然而至的血腥。作家对于亲人死亡的体验的深刻性，就表现在各种非正常死亡带来的人性扭曲甚至是放大的痛苦。死亡，让人感到一种绝望，感到无能为力。你无法选择它发生或不发生，无法选择它以什么方式发生。然而对自己重要的人的死亡，总是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甚至决定命运的关键因素。这种想法，作家在周明瓦(《百雀林》)和李七斗(《树下》)身上呈现出两面性。怯懦者被命运拽行，境况愈差;勇者被命运折磨，仍不改坚强!
二、苦难意识
迟的小说人物，往往苦难是人生过程，死亡是人生的结果。这个过程显然是漫长的，他们的生活内容就是不断地经受苦难，在苦难的摧折之下，不改本色的活着。迟子建笔下的小人物都不得不接受命运无情的嘲弄，他们无奈、被动，在生活例踽踽而行。这种苦难在迟子建的小说里已经抽象为一种意象，即人性迸发的催化剂。迟是一个很注重精神表达的作家，她对人物性格塑造的乐趣显然不及表达某种精神哲理。换句话说，她就是希望通过很激烈的磨难，显现出人物沮丧无奈的情状，却仍然沉潜中接受苦难的姿态。用黯淡的生活，来擦亮精神的闪光，歌颂人物迸发的精神品质。苦难愈加来得残酷，人物的坚持更显可贵。
另一方面，苦难并非都是天灾或意外，也有人为制造的。人为制造的苦难，是与正面精神品质相对的.另一种力量，残忍、自私、暴力的力量。 两股力量的对抗，最终以正面力量的受损爆发出巨大的悲剧力量。《百雀林》中周明瓦的父亲杀死母亲的情节，看起来完全是个意外，是偶发性事件。然而如果把这个情节扩张性的写，会发现造成意外的原因是因为周明瓦父亲无法控制愤怒产生了暴力行为，这体现了人的本性中固有的破坏欲。人类永远都无法摆脱的本性，往往决定了人物的命运。第二次改变周明瓦命运的是永望村的亲戚们，他们则是由自私与贪婪驱使着，逼着周明瓦最终走向远离人群的生活。这里将周明瓦的生活毁灭的恰恰是人自身的本性。作家显然倾心于人性善，但也从不回避人性恶的真实，人的生存正是挣扎于两者之间的过程。
综上所述，迟子建对苦难的设置，是为了凸显人性善恶的较量，往往善的力量被摧残，折损，再通过这种摧残后的缺憾，来唤醒更强大的善的力量。不能不说这是一种高明的策略，既运用了现实主义的写法，又贯穿以浪漫主义的精神。
三、悲剧意识的超越
迟子建的小说对于悲剧意识的超越，往往是以一种温情的态度来处理，表现为一种对温暖人性的渴望。苏童曾评价迟子建“她在创造中以一种超常的执著关注着人性温暖或者说湿润的那一部分，从各个不同的方向和角度进入，多重声部，反复吟唱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因而显得强大，直到成为一种叙述的信仰”
《树下》中的 “七斗在鄂伦春人居住的撮罗子里休养了半月之后，便同丈夫回家了。他们到达农场时已是黄昏，初春的风吹拂着，他们望见了麦田和自己的房屋。他们还望见了葛兰姝老太太的房屋。房屋在两棵高耸的松树下显得格外温馨。‘咱们还会有一个孩子的。’张怀搂着七斗的肩头说。‘会有的。’七斗说完，她热泪盈眶。”《树下》中七斗经历了那么多的生生死死，痛苦与挫折，贯穿低沉的悲凉感。作家不否认生活里充满了阴霾，可是最黑暗的地方最容易发现光明——人性的光辉。七斗即使改变不了生活里接连不断的厄运，可是她能始终坚持向善的决心，无论怎么始终不变自己对生活的执善，坚贞不屈的活着!迟小说里的人物并非都是大彻大悟的圣人，能始终笑对命运，然而他们始终都不失一股坚韧的精神，支撑这股韧劲的信念就是——活着。
《白雪的墓园》中父亲的去世，带来了一家的变故。父亲去世一个月后却要过除夕了，这个年过得胆战心惊，我、姐姐和弟弟都惴惴不安的守着母亲，时时刻刻担心她追随父亲而去，或者情绪失控。全篇洋溢着对一个死者的怀念和生者的担忧中，儿女们小心翼翼地阻止母亲去墓地看望父亲，节奏情绪颇为沉郁。可是，最后，母亲还是在初一，趁儿女还没起来之前，第一次去墓地看了父亲。小说中的母亲一时无法承受丧夫之痛，超越这个痛苦显然非常艰难。而母亲最终将对逝者的思念化为掌心的红痣，内心虽然无法释怀那份痛苦，但仍然温和对问儿女们：“早饭你们想吃点什么?’”这意味着她选择活下去，坚强地活下去。
对于人类悲剧性的命运，迟子建不吝于表现其中残酷与悲情的一面，可是人毕竟不是麻木无知的动物，对于无奈的命运一定会力图超越。迟子建作为作家有属于她自己的独特见解。她总是不满足于人对于生活的沉沦与驯顺，而寄希望于人的精神自觉——坚韧的活着。这份精神自觉，有别于高深的哲理，而是人性中容易被忽略的本能。人类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是由自己造成，要超命越运，也只能靠人自身的因素来达到。迟子建认为，这个因素就是坚韧的活着!
篇4：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死观
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死观
迟子建诸多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死亡，她的关于生存或死亡的意识在作品中涌动，成为我们理解其小说的切入点。死亡固然不可避免，但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可谓千差万别。迟子建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于生死的思考，集中表现了迟子建的人生态度。
一、感悟生死
在迟子建笔下，我们的生命在任何时刻都在走向死亡。这种对死亡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面对周遭死亡的人逐渐认识和感悟到的。
首先感受到死亡并感到恐惧的是儿童。在他们的意识中，死亡是神秘的也是惨痛的，它意味着不幸、凄惨、悲哀和绝望。《北国一片苍凉》中，芦花被父亲囚禁起来眼看着母亲被烧死却无能为力;在《守灵人不说话》中，迟子建以儿童的视角描述了亲人的一个个离去，自己对死亡由恐惧到接认知的感情进展。“他人之死是人类童年或个体童年的原始性的死之经验，它使人类或个人最初知道了死亡的事实，产生了最初的关于死亡的体验和认识，也可说它是原初性的死亡意识。”[1]
对死的意识标志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程度。《树下》中七斗就是伴随着死亡逐渐成长的。小说开篇就写到了七斗母亲的死亡，其后一连串的死亡伴随七斗的成长。如果说第一次面对母亲的去世，七斗感到特别的忧伤和痛苦;那么面对姥爷去世，七斗表现得就不那么悲伤;第三次写到靳开河女人的死亡则是用冷静客观的叙述语气，仿佛在描写一件平常事件一样。死亡对生者生活和精神上的冲击力是有限的。知道父亲死亡的信息传来，她的悲伤几乎用尽。七斗姨妈一家四口被邻居朱大有杀害、船长自杀、画家死去、栾老太太的死讯、白马主人的意外、儿子多米病逝……七斗的一生都在见证着死亡，她不再对死亡感到好奇或恐惧，而是感到死亡无处不在，随时可以发生。
在迟子建看来，死亡并不是刻意的设计，而是日常生活中突然的遭遇。海德格尔曾经指出：“日常生活就是在生和死之间的存在。”[2]生死的变幻无常只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也写到了大量人物的死亡，伊万孤独地死去无人送葬，达西带着他的“奥木列”找狼复仇死在狼爪下，姐姐列娜被冻死，父亲林克和母亲达玛拉“一个归于雷电，一个归于跳舞”，尼都萨满追随母亲而去，“我”的二儿子安道尔被大儿子维克多误以为野鹿错杀，维克多因内疚酗酒过度而死，“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冻死在马背上，第二任丈夫酋长瓦罗加最后死于黑熊的魔爪。这是一篇充溢着死亡气息的长篇小说，人物的死亡充满了偶然性与必然性。迟子建通过她小说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对死亡的感悟，她的死亡描写告诉人们死亡经常不期而遇，就像自然一样无情，它是人物存在的常态，包含在生命过程中。
二、超越生死
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面对死亡，人们除了坦然或无奈接受之外，别无更好的办法。迟子建的作品中写死亡其实是为了写生存。
死亡对于生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给生命以启迪，使生命的价值得以更加澄澈。正是死亡与生命的这种对立的二元关系，激发人们去探索死亡。《青春如歌的正午》中的杨秀虽然死了，但仍活在陈生的心里，他总是觉得自己拿不出三千块钱的手术费对不起自己的女人，在正午的阳光下用青草为死亡的杨秀编包、各式家具，甚至最后给她编“手术用的家把什”，完全以生者的`情感体验死者。在《亲亲土豆》中，丈夫得了绝症，即将死去。面对这一令人伤心欲绝的结果，丈夫冷静地离开医院并用治病的钱给妻子买了一件旗袍，平静地收获土豆;妻子也平静地进行日常生活：洗衣、做饭、铺床，死亡在这里是亲情自然的流露，是夫妇俩生死不渝而又朴实无华的感情的写照。在妻子眼里只要有土豆花的香气陪伴，丈夫就永远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最后一段写到当一个大土豆从坟堆上滚落下来停在妻子脚边时，她一句娇嗔：“还跟我脚呀?”完全视土豆是有生命的，更是超越了人世间的生与死的界限，体现了普通人对生命的热爱。
至亲即使离我们远去，生活仍在在继续,我们还得坦然的面对这一切，继续活下去。《黄鸡白酒》中春婆婆的丈夫、公公、婆婆和女儿全在日本战败后放出的那批带细菌的老鼠引起的鼠疫中丧生，而她活到九十岁，她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丈夫，但也会把自己的每一天尽可能的过得舒服，因此她每天都会到小酒馆去喝点酒吃点鸡，过得有滋有味的。《白雪的墓地》中当母亲在父亲去世后虽然也痛不欲生，但在去看过父亲的墓地后却“看上去精神多了”并能温和地询问孩子们早饭想吃点什么。活着的人因亲人的死而获得新生的感受，感受到生活的责任与义务。也正是对死亡的澄澈认识，才不为生死问题所束缚，活着的人生活得好好的未尝不是对逝者最好的一种祭奠。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迟子建是与村上春树对待死亡的观念一样。他们觉得人死了，他们的罪孽就消失了。如《树下》的七斗与死去的姨妈一家和解，甚至连生前奸她给她带来莫大痛苦的姨夫都可以原谅了;《北国一片苍茫》中烧死母亲的父亲都可获得尊重。尤其是当人们面临天灾时，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都显得微不足道，《白雪乌鸦》讲述的是一场鼠疫大灾难下，社会民众如何去与之作斗争的故事，死亡和生机也是穿插在其中的两个主题。染上瘟疫的傅家甸面对每天都有人死亡的灾难，战胜它的惟一希望就是对生的渴望。关于死亡，美国学者科利斯拉蒙特曾说：“死亡本身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灾难，是人类的凶恶敌人。……死亡为包括我们自己的后代在内的无数的人开辟道路，使他们也得以经历生活的欢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亡是尚未出生的未来一代的同盟者。”[3]熬过鼠疫，春水又涌流了，树上又有了新绿，南方的鸟又回来了，生活又继续。也正是基于这样超脱、自然的生死观，迟子建在处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这个鄂伦春部落历经的每次死亡时，往往给予诗意的表述。受冻而死的“我”的姐姐列娜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都在梦中走的安详从容;老达西虽然死的惨烈，却也有着复仇者成功的豪迈;妮浩萨满经历四次失去孩子的苦痛，但她的每一个孩子的失去，都换回了别人的新的生命，最终在祈雨成功之后倒地身亡。在死亡的时刻又往往意味着新生，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与消灭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就曾有论者将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的死亡定义为“充满活力的死亡”[4]。
感悟生死，是人一种内在本性的流露;超越生死，是一种灵魂的觉悟。死亡无法征服这种伟大的灵魂。
篇5：迟子建小说中的童年视角
迟子建小说中的童年视角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迟子建以自己的小说创作的多产和独具特色赢得了读者的喜欢，她的创作别具一格。
在中国当代文坛上迟子建的小说独树一帜，别具特色。她的作品中散发的浓郁的诗情和人性的温情之光。这一点有别与当代文坛的很多作家，迟子建总是以她清新温情的笔触给文坛带了一股饱含深情的清新之风。她总是以自己对生活和艺术的朴素而又独特的审美理解，以孩童般率真自然的笔调，从平凡的日常生活中挖掘情趣和诗意，为我们创造一个诗意和散发着人性之光的世界，给读者创造出超越俗世的美好境界，为疲惫的当代人开辟了一块精神的栖息地。
阅读迟子建的小说，总会被她文字中流淌的温情的诗意而打动，这与她真诚的用笔书写下层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的写作立场有密切关联，同时很大程度上来自作者独特的叙事视角。因为文学作品的诗意并不是来自于它所叙述的对象世界。对象世界本身无所谓是不是具有诗意，诗意来自于它的观照者和阐释者，在小说中则来自小说家拟设的叙事者，以及由此带来的叙述方式、语言和结构等。
视角也称为聚焦，即作品中对故事内容进行观察和讲述的角度。视角的特征是有叙述人称决定的。传统的叙事作品主要采用旁观者的口吻，即第三人称的叙述。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以儿童和少年为叙事人的小说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因而儿童视角成为迟子建小说的一个重要的叙事角度。儿童视角，指的是儿童来担负观察和叙述的角度，通过儿童的眼睛去观察世界;以儿童的口吻，对世界做出符合儿童思维的价值取向的揭示和审美评价。迟子建的小说，有的采用较为纯粹的儿童视角，如《北极村同行》(小女孩“我”)《麦穗》(男孩麦穗)《清水洗尘》(男孩天灶)《疯人院的小磨盘》(小磨盘)等都是由一个小女孩或男孩的眼睛来看，以他们的口吻来叙述故事，有的则是多重视角中插入儿童生活和儿童视角，如《沉睡的大固其固》中的小女孩楠楠、《鱼骨》中的小女孩旗旗、《朋友们都来看雪吧》中的鱼纹、《日落碗窑》中的关小明等。
阅读迟子建的文章，我们总能发现她对儿童视角的偏爱。她借儿童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目光纯真而又美好。迟子建是这样解释的：“我喜欢采用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象晨雾一样自如的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当然这大概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系。我生在北极村――中国最北的小村子，再多走几步就是俄罗斯了。童年时代我远离父母，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我不明白那个时代的儿童何以如此的少，所以说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新的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视角更接近天籁’。”
童年时一个人最初的阶段，纯真自然，没有世俗的污染，较之成年人的世界，儿童的世界清新纯净，明朗质朴，是人生的世外桃源，他们从最纯正的人性出发，更能够体察到生活的美好和诗意。
如迟子建的《清水洗尘》这一作品就是以天灶这个13岁的小男孩的视角来写的。
天灶这个勤劳、细心、体贴人的孩子，从8岁起就担当起给全家人烧洗澡水的任务。他甚至知道父亲喜欢用凉些的水洗，母亲喜欢用热点的水洗澡。
而年少的妹妹在天灶眼里是富有生气的：她只穿件蓝花背心，露出两条浑圆的胳膊，披散着头发，像个小海妖。
通过童真无邪的天灶的眼睛，读者会感觉涌动在一个少年心中的对美的天然的体悟和认同。它是那样原始，透出一股春天里带有露珠的青草气息。惹人爱怜惹人向往。作品还通过天灶的视角写出了很多绝妙的富有童真童趣的句子：
天灶便不多嘴了，但灶坑里的炉火是多嘴的，它们用金黄色的小舌头贪馋地舔着乌黑的锅底，把锅里的水吵得直叫。
天灶觉得人在年关洗澡跟给死猪腿毛一样没什么区别。猪被刮下粗粝的毛后显露出又白又嫩的皮，而人搓下满身的尘垢后也显得又白又嫩。不同的是猪被分割后成为了人口中的美餐。
再如迟子建的.短篇小说《花瓣饭》，通过童年视角既折射了一场浩劫对人的心灵的扭曲和异化，也表达了在这场浩劫中的人性的高贵和美好!“在沉沉的黑夜里，这盆将全家聚集在一起的‘花瓣饭’闪耀着人情，人性的光辉，灿烂辉煌让人感到温暖。”童年视角是迟子建对往事永远的忧伤的怀念，这种“忧伤的怀念”包含着迟子建对自身经历的切身感受，对自身成长的质疑和确证，有深刻而丰富的历史的、社会的、人性的内容。更重要的是，迟子建也通过童年视角，艺术性地表达了她对庸俗世象的批判。这种批判因为通过童年视角进行，因而在童趣中映衬出生活的沉重，在残酷的真相里发出纯净执着的希望。
如果不以孩子的人性的视角来观照生活，如果作者没有敏锐的艺术感悟能力，不能使物与情、物与景融会贯通，只冷静的进行纯客观的描述，怎么会有这种童话般的意境，诗一样的语句!总之童年视角既是迟子建带着自身的感情加入艺术的一种方式，也是她观察人生和社会表达自己的忧伤的怀念和艺术批判的基本手段，同时也构成了她的艺术世界的基本风貌。而这正是迟子建之所以是她自己而不是别人的独特的地方。迟子建以独特的视角，用孩童的眼光观察打量这个世界，用自己的笔触呼唤着人性中的美。她的小说中散发的孩童的美好人性就像润物细无声的绵绵春雨，点点滴滴都浸润到人们的心底，使那些被现实人生重负挤压的干枯、冷漠、坚硬、丑陋的心灵重新变得滋润、健康、温馨、柔和和美丽。
篇6：迟子建小说中的童年母题
迟子建小说中的童年母题
儿童视角是迟子建小说常常采用的叙事策略，是迟子建表明她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一种叙事努力。
迟子建喜欢使用儿童视角，要么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对童年往事的回忆，如《北极村童话》、《麦穗》等，这些作品往往与作家自己的童年记忆有关;要么在故事中塑造一个具体的儿童形象，展现他或她的童年生活，如《雾月牛栏》、《清水洗尘》等。即使与童年生活无关的作品，她也喜欢塑造一些具有儿童气质的成人或傻子，以他们的视角作为叙事角度，如《没有夏天了》、《日落碗窑》等。对童年、少年美好纯净生活的追忆，对童年与自然界亲近关系的真切体会和感悟，使她的作品具有独特的审美意蕴。
一
作为一个叙事学的概念，视角是一部作品或一个特定叙述文本看待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的特殊眼光和角度，它是作者和文本的心灵结合点。因此，叙述视角的选择直接关系着文本的审美效果。迟子建的很多小说都是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来打量世界、描述人物或讲述事件的，这也就形成了她的小说所独有的儿童叙事的叙述风格。
所谓儿童视角，主要与成人视角相对而言。简言之，就是以儿童作为故事叙述者，展现儿童眼中所摄取的世界，儿童眼中所理解的世界，儿童心灵所感受到的世界。儿童视角文本并非就是儿童文学，在作品中儿童关注的焦点往往并非儿童世界，而是在观察、描摹事物，讲述和理解事件时表露出儿童所特有的思维习惯、认知方式和价值取向。因此，儿童视角是一种叙事策略，一种独特的话语表述方式。
儿童视角是迟子建小说特别是早期小说常用的叙述视角。从《北极村童话》开始，作家就尝试着从儿童的视角来观察和描绘世界，直观形象地表现儿童眼中的世界。在此后《沉睡的大固其固》、《雾月牛栏》、《清水洗尘》中，这种视角的运用变得成熟而洗炼，她的小说也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别致的诗意化世界。
“天上缀满了云，雪白雪白的。它们有的像兔子蜷在那睡觉，有的像猫在捉老鼠，还有的像狗、像鱼。它们自由自在地游着、飘着。天真大!它可以容得下那么多的云。云多好啊，它可以睡觉，可以奔跑，可以俯身看到树木花鸟，可以仰头望见星星月亮。对了，听爸爸说，云还可以化作雨、变成雪呢!”①这样的话语不就是小孩子的吗?再比如《河柳图》中的李程爱，他喜欢初春的泥地，喜欢在上面写字，他想“自己写的那些字要是能变成种子发芽该有多好啊。他写的‘羊’就该长出一只羊，写的‘花’就该开出姹紫嫣红的花，写的‘河’就该冒出又白又亮的水来。而‘好’和‘坏’能长出什么来，李程爱有点想象不出。也许‘好’字能长出彩虹、小熊和糖果，而‘坏’字长出的是毒蛇、狗屎、棺材。”② 在孩子天真无邪的眼中和混沌的思维中，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生命活力，涌动着生命的音律。迟子建说：“我不到20岁就开始写作了，初始时用儿童视角去看成人视角，绝不是刻意求之，因为那时的我身上童稚气十足，选择这种表达角度，是自然而然的。”③作家认为她的儿童视角来自于她的“童稚气”，那么她的“童稚气”主要来自于哪里呢?
“我喜欢采用童年视角叙述故事。童年视角使我觉得，清新、天真、朴素的.文学气息能够像晨雾一样自如地弥漫，当太阳把它们照散的那一瞬间，它们已经自成气候。当然，这大约与我的童年经历有关系。”④迟子建的家乡地处大兴安岭的北极村中国最北的村子。她六岁时离开父母和姐弟，与外祖母生活在一起。参天林立的大树、雪花漫天飞舞的景观、外婆家的木刻楞房屋、房前屋后广阔的菜园、人与动物间亲密的伙伴关系、鱼汛时节人们喜悦的神情和忙碌的身影等，深深地镌刻在迟子建的记忆深处，这些生活经历和景象不仅孕育了迟子建对大自然与动物的深厚感情，也确立了一种单纯而纯净的人生态度。这段生活的记忆是难忘的，它构成了迟子建成人之前最有价值的人生经历。“童年生活给我的人生和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我是不由自主地用这种视角来叙述故事的。”⑤在她的创作中，儿童视角下对童年生活的回忆和遐想占有相当的数量，如《疯人院的小磨盘》、《五丈寺庙会》、《花瓣饭》等的主人公都是十一二岁的少年，在这些作品中，我们读到了趣味盎然的童年生活情节，感受到了大兴安岭山野迷人的风俗人情。可见，童年经历成为她选择儿童视角的重要因素。另外，迟子建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良好的家庭气氛，以及能感知自然万物的灵秀浪漫的天性，共同孕育了她温婉宽厚、灵动敏感的个人气质，影响着作家不由自主地长久注目于这段童年记忆。
儿童特有的天真与烂漫、真诚与纯洁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精神财富，更因童年的短暂而显得弥足珍贵。因此，与其说迟子建恋恋不舍童年时光的消逝，不如说她珍藏于心的是一种质朴而本真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儿童叙事视角在她的创作中不断复现，说明了作家始终坚持以这种方式作为她向人们表明她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的一种重要途径。《北极村童话》体现了作家对童年记忆的感性迷恋，其后创作的《疯人院的小磨盘》、《岸上的美奴》、《日落碗窑》、《清水洗尘》等作品更多地体现了作家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在逐渐成熟。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儿童视角，这种重要和独特的叙事策略的选择，主要决定于作家的童年生活经历，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因素。与此同时，也造就了她的文学母题童年母题。
二
谭桂林在《长篇小说与文化母题》中对童年母题文学作了如下界定：“童年母题文学不仅具有叙述方式上的意义，而且具有表述内容上的独特性，它作为艺术，固然不能没有虚构，但作品的叙述或抒情主人公在言语状态、行为方式、心灵感应以及情绪指向方面都应该与作家童年时的生活大致重合。不仅仅要求有迹可寻，有据可考，更重要的是要求作家在自我童年性格塑造中显示出整体感、自足感和清晰可辨性。”⑥在我国童年母题文学创作中，鲁迅是最早的尝试者和先驱者，如《社戏》、《风筝》等。迟子建很喜欢鲁迅的《社戏》，因而受到鲁迅童年母题叙事模式的启示，在文学创作中不断地探索，将她个人体会中最切身、最细腻的部分渗织交融起来，其丰富性有如一首交响曲。
篇7：迟子建小说中的儒家精神
迟子建小说中的儒家精神
迟子建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儒家精神，小说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仁爱精神、智慧以及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都是儒家精神的集中表现。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流脉，它的人生价值观念对中国人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作为一个中国人，必然会受到这种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儒家精神几千年来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沉淀在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里，从而成为我们的处世标准，看事态度”。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也能明显地看到儒家精神的印记，其小说人物身上体现出的仁爱精神、智慧以及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都是儒家精神的集中表现。
一 广博的仁爱精神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孔子所谓“仁者人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孟子也说“仁者爱人”，“仁，人心也”，在这里，“仁”的主要意思是“爱人”，是对他人的同情和关怀，也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爱，它是人的内在情感的表现，是人天生就有的善端，是在他人遭遇困难危险时而给予关爱和帮助的自然情感的流露。在儒家思想中，“仁”是做人的根本，是引导人心趋善的核心。在迟子建小说的人物身上，同样也所放射着“仁爱”的光辉，对于人性，迟子建给予了较多善的成分，她认为“善是一种生活状态，我的小说就是展示这么一种状态”。在她的小说中，这种“仁爱”精神有多方面的表现，小说《盲人报摊》、《雾月牛栏》表现的是亲人之间的关爱;《鸭如花》表现的是萍水相逢的人之间的互爱互助;《白雪的墓园》、《日落碗窑》表现的是邻里之间的关怀与帮助;小说《逝川》、《鸭如花》、《秧歌》则表现了人们对自然界万物生灵的爱。小说《盲人报摊》中，主人公吴自民夫妇是一对情深意厚的盲人夫妻，每天上午，他们都手牵手到街口卖报纸，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虽然眼睛看不见，但他们内心却充满了光明和关爱，他们生活在幸福之中，因为“全院只有我们是不吵嘴的夫妻，因为我们相互看不见，在我心目中，你是世界上最美最好的女人”，正是依靠彼此的体贴和扶持，依靠爱的纽带，盲人夫妻才度过生活的道道难关。小说《雾月牛栏》中，继父因无意中的失手把儿子宝坠打成了弱智，对于自己的过失，他后悔莫及，几年来一直心怀深痛的愧疚感，想方设法寻求机会弥补自己的过失，当他请求宝坠回屋居住而被宝坠断然拒绝后，他在宝坠愿意居住的牛栏盘了炕，打扫得非常整洁干净，而且每天晚上都来照看宝坠，并花掉家里所有的积蓄为宝坠看病，因为终日为宝坠的病情忧心，最后继父因积郁成疾而含恨致死，仁厚善良的继父为自己的失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生命中“仁”性的力量伴着他在负罪中走向死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情不能代表全部，当人只懂得关爱自己的亲人而不知道关爱其他人的时候，亲情就变成了一种具有狭隘性的情感，所以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普通人之间也充满了浓浓的暖意。小说《鸭如花》中的徐五婆，每天与自己喂养的鸭子为伴，就是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内心却充满了关爱与仁慈，对待那个害死了父亲的逃犯，她开始也是充满戒备与恐惧的，但当她得知逃犯越狱的目的是为了到父亲的坟前表达内心的忏悔，并非逃避法律的惩罚时，她对逃犯动了恻隐之心，像母亲一样关怀帮助他，不仅让他吃住宿在自己家中，而且帮助他完成了到父亲坟前忏悔的愿望，在逃犯投案自首并受到正义的惩罚后，徐五婆还为他收尸安葬。小说中，徐五婆是一个普通的人，但她的行为，却体现了人性中“仁爱”的强大力量。“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徐五婆对逃犯的关爱和帮助，并不是要换回逃犯的报答，因为她知道逃犯是逃脱不了正义的惩罚的，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人的恻隐之心，是一种仁爱善良的本能，是内心良知良能的体现。另外，像《日落碗窑》中吴云华对王张罗夫妇的体贴关照，《逆行精灵》中萍水相逢的人们之间的相互帮助，《白雪的墓园》中乡亲们对刚失去父亲的“我”的同情和照顾等，都是仁爱精神的具体体现。在迟子建的小说中，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上，而且还扩张到自然界的所有生灵。小说《逝川》、《鸭如花》、《秧歌》就表现了人们对身边的狗马牛羊、花草虫鱼，甚至是吃人的黑熊都怀有无限的爱意。孟子倡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迟子建也有相同的观点：“一个好作家对有灵性的万事万物有一种关爱怜悯之情。”所以，在迟子建的笔下，自然界的一切生灵，都是人们“仁爱”关注的对象。小说《逝川》中，人们把捕捞回来的'蓝色泪鱼像孩子一样宽慰开导，然后把得到温暖的泪鱼重新放回江中，《鸭如花》中的徐五婆，害怕熏黑菠菜而熄灭了烟，《秧歌》中的洗衣婆，发现落叶和虫子落到身上之后，因为害怕它们孤独，总是要把它们送回原来的居所。对世间万物的关爱与珍重，体现了迟子建小说中人物对生命价值的普遍尊重，也是对儒家“仁爱万物”观念的再现与体认。迟子建的小说，从日常生活的多个方面，多层次体现了儒家的这种“仁爱”精神，并成为她的小说的一种主导性情感。在歌颂这种“仁爱”精神的同时，迟子建的小说也从另外一个层面对“非仁”之举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小说《树下》中，七斗的姨夫毫无人性，竟厚颜无耻地占有了幼小的七斗，迟子建在小说中让他死于非命。小说《罗索河瘟疫》中的酒鬼别利，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小说中这个不孝之子被绝望的母亲杀死。对不仁不义之人，迟子建对他们进行了无情的解构与批判，同时也从另一个角度体现了她对人间至善的追求与向往。
二 充满智慧的人物形象
智，也就是智慧，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中的五德之一。在小说中，迟子建为我们塑造了一群这样的人物，他们没有很多的文化知识，但却充满了智慧。小说《逝川》中的吉喜，酿酒、织网、捕鱼、晒鱼干，样样得心应手，在阿甲渔村，人们都非常喜欢她酿的酒、煮的茶、熏的烟叶。小说《青草如歌的正午》中的主人公陈生，双手非常灵巧，会用青草编制各式各样的家什，甚至做手术用的医疗器具也会编织。《原始风景》中的老人，能用雪堆雕各种造型，是如同冰雕一样华美的艺术品。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智”并非现代高科技所达到的高超技能，它更多的是指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灵性与品格，因为智慧是为了更好的为“仁”，也就是儒家所说的“未知，焉得仁”，“仁且智，夫子既圣矣”，“智”只有和“仁”紧密结合，“仁”经过“智”的升华，才能做一个真正“智慧”而“仁爱”的人，“才能由自在走向自为，形成完善的人格，并赋予行为以自觉的性质”。 三 重义轻利的人生态度
“义”也是儒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到“义”要涉及到“利”，很多情况下，义与利是相互矛盾的，要么弃义取利，要么取义舍利，义利往往不可兼得。对于义利的取舍，儒家的观点是“近义远利”，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以义为上”，孟子也有相同的看法：“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迟子建小说中的人物，也以“重义轻利”的态度，选择了对“义”的执着坚守。小说《伪满洲国》中的胡二，虽然是一个土匪，但却是一个非常仗义的人，他不但做生意非常讲信用，对朋友也是侠肝义胆。做生意时，他始终坚持信誉至上，从不投机取巧，代替朋友做交易，他毫无私心，从来不在其中赚取丝毫的益处。他对日本人怀恨在心，可对待像中村正保这样无辜无助的日本人，却充满了同情，并全力保护他的安危。小说《热鸟》中，小矮人马师傅父女，生活经历非常坎坷，较之常人，身材矮小的他们生活中有很多的不便和困难，但他们在做买卖时却始终诚信待客，经营中非常讲求信用，从不欺骗顾客。他们虽然身体残疾，却有一颗善良，充满正义感的心灵。在迟子建的小说中，“义”是一种至上原则，对重义轻利的人，迟子建充满了赞赏和推崇。对见利忘义之人，迟子建也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批判。小说《树下》中，七斗的姨妈自私自利，为了将外甥女七斗的金子据为己有，她弄虚作假谋划了一起盗窃案，假称金子已经被人盗走，而对待七斗这样一个失去母亲的可怜孩子，她也是折磨虐待，对于这样的见利忘义之人，迟子建在小说中让她死于乱枪之下。小说《伪满洲国》中，棺材铺老板杨三爷，利令智昏，完全被发财的梦想冲昏了头脑，为了能卖出更多的棺材，他甚至盼望人们的大量死亡，小说中迟子建让他被乱刀捅死，并且死后也不能安葬在家乡，永远做一个孤魂野鬼。在这里，迟子建始终高举正义的旗帜，对见利忘义之人给予了最为严厉的惩处。迟子建认为，“义”是对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背叛了义，也就背叛了人的良知和本性，必然要遭受毁灭和死亡。
新时期以来，伴随着中国工业化文明的进程，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巨大物质利益的同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物欲膨胀、精神物化、道德沦丧和人文精神的缺失已成为时下人们的通病，面对这一现象，许多作家的小说中充满了对背叛、暴力、强权等场景的描绘，而迟子建的小说，却着眼于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目光始终对准民间的人情和人性，并将儒家仁爱、智慧、追求正义等传统道德人伦的人性置于小说人物身上，从中捕捉人性善的闪光，使我们看到了人间的温情和生活的希望。迟子建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为精神污染的现代社会和被物欲扭曲的灵魂，提供了一种明显的反向参照，她的出发点是引起人们灵魂的警觉，唤醒沉睡的良知，从而结束争名逐利的纷争，表达了她对生活的美好愿望和对人性本善的执着追求。从这一方面看来，迟子建小说的本意和出发点是好的，她所塑造的这些带有鲜明儒家精神特征的人物，给生活在现社会的人们提供了一种人格和精神上的榜样和垂范，是值得现代人学习的榜样，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迟子建的小说无疑是值得肯定的。但从另外一个层面来审视迟子建的小说，她所塑造的这些带有儒家精神文化色彩的人物，他们所生活的场景大多是远离都市喧嚣的乡村社会，农业文明的背景使这些人物未免带有太多的理想色彩。毋庸置疑，中国现代文明的进程不可阻挡，历史的车轮无法倒转到传统的农业文明社会中，迟子建的小说，看到了农业文明的优势，但问题在于，迟子建小说中所倡导和赞美的这种在固有农业文明中熠熠生辉的精神价值规范，是否可以移植于现代文明社会之中，她所赞美的这种传统文化精神，又有多少可以适用于现代精神价值规范的构建?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几乎无法找到答案。从这一层面来看，迟子建的小说未免带有一种保守的倾向，她的这种田园牧歌式小说，只能给现代人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暂时安慰，无法从根本上克服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精神危机问题，也无法成为现代精神价值规范构建的根本力量。
篇8：分析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死观
分析迟子建小说中的生死观
迟子建小说中大量的死亡描写表明作者对这一终极问题的关注与深入思考，并形成自己独特的人生观、价值观、生死观。
迟子建诸多作品中一个常见的主题就是死亡，她的关于生存或死亡的意识在作品中涌动，成为我们理解其小说的切入点。死亡固然不可避免，但我们对待死亡的态度可谓千差万别。迟子建小说创作中所呈现出来的对于生死的思考，集中表现了迟子建的人生态度。
一、感悟生死
在迟子建笔下，我们的生命在任何时刻都在走向死亡。这种对死亡的认识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面对周遭死亡的人逐渐认识和感悟到的。
首先感受到死亡并感到恐惧的是儿童。在他们的意识中，死亡是神秘的也是惨痛的，它意味着不幸、凄惨、悲哀和绝望。《北国一片苍凉》中，芦花被父亲囚禁起来眼看着母亲被烧死却无能为力;在《守灵人不说话》中，迟子建以儿童的视角描述了亲人的一个个离去，自己对死亡由恐惧到接认知的感情进展。“他人之死是人类童年或个体童年的原始性的死之经验，它使人类或个人最初知道了死亡的事实，产生了最初的关于死亡的体验和认识，也可说它是原初性的死亡意识。”
对死的意识标志人的自我意识觉醒程度。《树下》中七斗就是伴随着死亡逐渐成长的。小说开篇就写到了七斗母亲的死亡，其后一连串的死亡伴随七斗的成长。如果说第一次面对母亲的去世，七斗感到特别的忧伤和痛苦;那么面对姥爷去世，七斗表现得就不那么悲伤;第三次写到靳开河女人的死亡则是用冷静客观的叙述语气，仿佛在描写一件平常事件一样。死亡对生者生活和精神上的冲击力是有限的。知道父亲死亡的信息传来，她的悲伤几乎用尽。七斗姨妈一家四口被邻居朱大有杀害、船长自杀、画家死去、栾老太太的死讯、白马主人的意外、儿子多米病逝……七斗的一生都在见证着死亡，她不再对死亡感到好奇或恐惧，而是感到死亡无处不在，随时可以发生。
在迟子建看来，死亡并不是刻意的设计，而是日常生活中突然的遭遇。海德格尔曾经指出：“日常生活就是在生和死之间的存在。”[2]生死的变幻无常只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迟子建也写到了大量人物的死亡，伊万孤独地死去无人送葬，达西带着他的“奥木列”找狼复仇死在狼爪下，姐姐列娜被冻死，父亲林克和母亲达玛拉“一个归于雷电，一个归于跳舞”，尼都萨满追随母亲而去，“我”的二儿子安道尔被大儿子维克多误以为野鹿错杀，维克多因内疚酗酒过度而死，“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冻死在马背上，第二任丈夫酋长瓦罗加最后死于黑熊的魔爪。这是一篇充溢着死亡气息的长篇小说，人物的死亡充满了偶然性与必然性。迟子建通过她小说中的人物来表达自己对死亡的感悟，她的死亡描写告诉人们死亡经常不期而遇，就像自然一样无情，它是人物存在的常态，包含在生命过程中。
二、超越生死
人的生存是一个向着死亡的存在。面对死亡，人们除了坦然或无奈接受之外，别无更好的办法。迟子建的作品中写死亡其实是为了写生存。
死亡对于生命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给生命以启迪，使生命的价值得以更加澄澈。正是死亡与生命的这种对立的二元关系，激发人们去探索死亡。《青春如歌的正午》中的杨秀虽然死了，但仍活在陈生的心里，他总是觉得自己拿不出三千块钱的手术费对不起自己的女人，在正午的阳光下用青草为死亡的杨秀编包、各式家具，甚至最后给她编“手术用的家把什”，完全以生者的情感体验死者。在《亲亲土豆》中，丈夫得了绝症，即将死去。面对这一令人伤心欲绝的结果，丈夫冷静地离开医院并用治病的钱给妻子买了一件旗袍，平静地收获土豆;妻子也平静地进行日常生活：洗衣、做饭、铺床，死亡在这里是亲情自然的流露，是夫妇俩生死不渝而又朴实无华的感情的写照。在妻子眼里只要有土豆花的香气陪伴，丈夫就永远生活在现实世界中。尤其是最后一段写到当一个大土豆从坟堆上滚落下来停在妻子脚边时，她一句娇嗔：“还跟我脚呀?”完全视土豆是有生命的，更是超越了人世间的生与死的界限，体现了普通人对生命的热爱。
至亲即使离我们远去，生活仍在在继续,我们还得坦然的面对这一切，继续活下去。《黄鸡白酒》中春婆婆的丈夫、公公、婆婆和女儿全在日本战败后放出的那批带细菌的老鼠引起的鼠疫中丧生，而她活到九十岁，她会以自己的方式纪念丈夫，但也会把自己的每一天尽可能的过得舒服，因此她每天都会到小酒馆去喝点酒吃点鸡，过得有滋有味的。《白雪的墓地》中当母亲在父亲去世后虽然也痛不欲生，但在去看过父亲的墓地后却“看上去精神多了”并能温和地询问孩子们早饭想吃点什么。活着的人因亲人的死而获得新生的.感受，感受到生活的责任与义务。也正是对死亡的澄澈认识，才不为生死问题所束缚，活着的人生活得好好的未尝不是对逝者最好的一种祭奠。
死并非生的对立面，在这一点上，迟子建是与村上春树对待死亡的观念一样。他们觉得人死了，他们的罪孽就消失了。如《树下》的七斗与死去的姨妈一家和解，甚至连生前奸她给她带来莫大痛苦的姨夫都可以原谅了;《北国一片苍茫》中烧死母亲的父亲都可获得尊重。尤其是当人们面临天灾时，所有深藏的爱怨情仇都显得微不足道，《白雪乌鸦》讲述的是一场鼠疫大灾难下，社会民众如何去与之作斗争的故事，死亡和生机也是穿插在其中的两个主题。染上瘟疫的傅家甸面对每天都有人死亡的灾难，战胜它的惟一希望就是对生的渴望。关于死亡，美国学者科利斯拉蒙特曾说：“死亡本身通常被认为是最大的灾难，是人类的凶恶敌人。……死亡为包括我们自己的后代在内的无数的人开辟道路，使他们也得以经历生活的欢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死亡是尚未出生的未来一代的同盟者。”[3]熬过鼠疫，春水又涌流了，树上又有了新绿，南方的鸟又回来了，生活又继续。也正是基于这样超脱、自然的生死观，迟子建在处理《额尔古纳河右岸》中所描述的这个鄂伦春部落历经的每次死亡时，往往给予诗意的表述。受冻而死的“我”的姐姐列娜和“我”的第一任丈夫拉吉达，都在梦中走的安详从容;老达西虽然死的惨烈，却也有着复仇者成功的豪迈;妮浩萨满经历四次失去孩子的苦痛，但她的每一个孩子的失去，都换回了别人的新的生命，最终在祈雨成功之后倒地身亡。在死亡的时刻又往往意味着新生，死是生的前提，只有在此关系中，即在不断毁灭中，创造之力才会生机勃勃。从而，生成与消灭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就曾有论者将迟子建在《额尔古纳河右岸》描写的死亡定义为“充满活力的死亡”。
感悟生死，是人一种内在本性的流露;超越生死，是一种灵魂的觉悟。死亡无法征服这种伟大的灵魂。
篇9：迟子建小说对死亡的思考
迟子建小说对死亡的思考
生命不能与死亡相割裂，迟子建在进行创作的过程中，同样充满着对死亡的体验和领悟，并将对死亡的认知提升到哲学的境界。
死亡与生命是相对应而存在的，海德格尔曾指出：“日常生活就是生和死之间的存在。” 我们在拥有生命的过程中也同样是一个渐渐步入死亡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不可阻挡或逆转，甚至死亡相对于生命来说更加让人觉得扑朔迷离。死亡是人类难以摆脱的宿命，当作家们在不断探询此岸的生命迷津的同时，也在试图关注死亡这一通向彼岸世界的桥梁。
在当代作家中，迟子建是对死亡思考较多的作家之一，原因除了艺术思维上的敏感与睿智外，这与她的生活环境和人生经历也有很大的关系。戴锦华曾撰文指出：“迟子建是一位极地之女。她带给文坛的不仅是一脉边地风情，而且是极地人生与黑土地上的生与死，尽管不再被战争、异族的虐杀所笼罩，那仍是一片‘生死场’，人们在生命的链条上出生并死去;人们在灾难与劫掠中蒲草般的生存或同‘消融的积雪一起消融’。” 迟子建生长在荒寒的东北边地，嗅着死亡的气息渐渐长大，死亡对她来说并不陌生，她的小说中呈现的浓重的死亡情节也正是身处封闭边地的人们心灵世界的折射。的确，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也许不会遭遇到那么多的死亡场面，但是对于迟子建生活的北极村来说，那里只有几百户的人家，街坊邻居之间都极为熟悉，参加葬礼似乎也已经成为人们日常交往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别是对于迟子建个人而言，身边好友、祖父、父亲以及丈夫的早逝，让她越发觉得即便不喜欢，但是死亡的气息还是会如影随形，并且这沉闷的气息将萦绕着人的一生，它的笼罩总是让人无法抗拒。亲人的离去带给迟子建内心无法抚平的伤痛的同时，也开启了她对生命与死亡的思考：“他们的影子就这么突然地从大地上消失了，让人猝不及防，让人无法接受。从那时起，我便知道了人活着有多么糟糕，因为死亡是随时都可能发生的事情，它同人吃饭一样简单。死亡一旦饥饿了，它便张开血盆大口劫掠人，而且它毫无眼光，贪婪无耻，常常把不该吃掉的人也吃掉。死亡走来时那么不动声色，它扼住人咽喉的时候，连眼睛都不眨一下。想想人是多么可怜，不能左右自己的出生，同时也不能完全左右自己的死亡。” 对死亡的体认为迟子建的生命注入了一丝苍凉的底色，那些死亡的场面常常漫不经心地出现在她的小说文本中，死亡作为一种生命的样态进入小说叙事，改变着古老的东方民族重生讳死的传统生命哲学，显示出对生命本体性追寻的诗学诉求。
从成名作《北极村童话》开始，死亡的场面就开始频繁地出现在迟子建的小说文本中，她不厌其烦地在小说中描写着死亡、葬礼、墓地的场面，叙述着死亡的出其不意和难以预料。《北极村童话》中苏联老奶奶毫无预兆地孤独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使幼年的“我”就体验到了死亡所带来的伤痛和恐惧，随后在《北国一片苍茫》、《西林小教堂》、《没有夏天了》、《罗索河的瘟疫》，《旧时代的磨房》等作品中死亡更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动力。既然死亡无法避免，那么人们只能选择去接受，人生就是这样在生命与死亡、获得与失去之间徘徊，《树下》作为迟子建的首部长篇小说，其中众多人物都被她进行了死亡化的处理，小说以主人公七斗的母亲上吊身亡为开篇，七斗因此被寄养在姨妈家，姨妈一家惨遭杀害，七斗的父亲后来也因车祸意外身亡，她的同学火塘牺牲在战场，骑马的鄂伦春少年也死了，小说最后以七斗的儿子多米的死为结束。七斗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人都相继被死亡掳走，而七斗却在惨烈的生活中顽强地活了下来，迟子建煞费苦心地让死亡具有了生的力量，向死而生――这正是迟子建对生命的顿悟与冲动。
二00五年对于迟子建来说是具有转折性意义的一年，这一年渐渐从丧夫之痛的阴影下走出来的迟子建，写出了中篇小说《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在这篇小说中死亡成了小说的主旋律，它在文本中密集的出现，甚至达到了令人不能喘息的程度。魔术师死了，蒋百嫂的丈夫死了，小男孩云领的母亲也死了，“死亡发生在昨天，发生在今天，自然还将发生在明天，它随随便便说来就来，带走了它需要的人，留下另一些人继续艰难地活着。迟子建的心被死亡的伤痛占据着，在小说中已经说不清那是来自迟子建内心的巨大悲伤还是女主人公的发出的心灵的伤痛。月夜下，女主人公拿出魔术师生前用过的剃须刀盒，让浸透着他血液的胡须随着清流而去，随着剃须刀的盒子中扑簌簌的声音，奇迹出现了：“不过没隔多久，扑簌簌的`声音再次传来，我便将那个盒子打开，竟然是一只蝴蝶，它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扇动着湖蓝色的翅膀，悠然地环绕着我转了一圈，然后无声地落在我右手的无名指上，仿佛要为我戴上一枚蓝宝石的戒指。” 至此，迟子建与女主人公一同走出了死亡给内心带来的剧痛，是文学引领她走出死亡的阴影，给她的伤痛找到了一个能够得到排遣的出口。经过几年来对伤痛的咀嚼，我们能在文字中感受到迟子建已经心静如水，不再顾影自怜，不再抱怨命运的不公，而是在文本中赋予死亡更多独特而深厚的审美价值。《布基兰小站的腊八夜》中，老夫妻为儿子海龙隆重的操办阴婚，而新娘是一条身形俊美的大红鱼，因为在女人的梦中出现了一条七八尺长的大鱼，鱼嘴里吐出红线，红线翻山越岭落在了他们家乡的河流中，他们的儿子是为了救人被海浪卷走的，于是他们认定那条大鱼是他们的儿子幻化而成，是要他们给他找媳妇的，随后他们也果然在家乡的托哈特河上发现了为他们儿子而来的那条神秘的红鱼。夫妻俩沉浸在儿子找到归宿的喜悦中，他们失去的仅是儿子的躯体，但是他们相信儿子的灵魂已经幻化为一条大鱼畅游在海洋之中，死亡的悲伤被冲淡了，小说通篇弥漫着悠远的鬼魅之气，在对神秘的彼岸世界惊鸿一瞥的时候获得了特殊的审美张力。
对于生死之谜，迟子建似乎已经彻底地了悟了，死亡并非是万事皆空的寂灭，因为当生命回归泥土之后，也便意味着生命在其他地方的另一次绽放。在迟子建看来，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着，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生活中频频出现的灵魂的幻影，这样死亡成为生命的另一种特殊的形式，生命也随之具有了永恒的哲学意味。活人在白天里生活，死人在白天里安息;活人在夜晚时“假死”，死人在夜晚时栩栩如生地复活。生与死，此岸与彼岸的世界在迟子建的作品中交织着、缠绕着，生命在流逝过程中诞生的那些故事成就了迟子建作品触动人心且颇具神秘意味的诗性精神。
死亡与生命相对，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而对死亡的思考正是源自对生命更深刻的一种体悟。迟子建在小说中对生命与命运的描述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而这些悲剧意识折射出的则是迟子建内心深处强烈的死亡意识与情结，那些渐次接近或远去的死亡的足音为迟子建的小说凭添了一层神秘的诗意氛围。在东北这块充满了灵性与神秘气氛的黑土地上，在儿时那些伴随着幽幽炉火蓬勃出现的神话传说中，在老人们绘声绘色地讲述的那些鬼怪故事的滋养下，迟子建仅是把死亡当作是生命的另外一种存在形式而已，她对于死后灵魂的有无也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这使迟子建能够自由地驰骋在亦真亦幻、虚实相生的艺术世界中。于是，在短篇小说《亲亲土豆》中“那永远离开礼镇的人不止一次通过梦境将这样的乡愁捎给他的亲人们、捎给热爱土豆的人们。在小说《亲亲土豆》的最后秦山年轻的生命还是戛然而止了，然而在秦山的葬礼上却出现了这样一幕：
礼镇人看到一个不同寻常的葬礼，秦山的棺材旁边坐着五麻袋墩墩实实的土豆，李爱杰头裹孝布跟在车后，虽然葬礼主持不让她跟到墓地，她还是坚持随着去了。秦山的棺材落入坑穴，人们用铁铲将微薄的冻土扬完后，棺材还露出星星点点的红色。李爱杰上前将土豆一袋袋倒在坟上，只见那些土豆咕噜噜地在坟堆上旋转，最后众志成城地挤靠在一起，使秦山的坟豁然丰满充盈起来。雪后疲惫的阳光挣扎着将触角伸向土豆的间隙，使整座坟洋溢着一股温馨的丰收气息。李爱杰欣慰地看着那座坟，想着银河灿烂的时分，秦山在那里会一眼认出他家的土豆地吗?他还会闻到那股土豆花的特殊香气吗?
李爱杰最后一个离开秦山的坟。她刚走了两三步，忽然听见背后一阵簌簌的响动，原来坟顶上的一只又圆又胖的土豆从上面坠了下来，一直滚到李爱杰脚边，停在她的鞋前，仿佛一个受宠惯了的小孩子在乞求母亲那至爱的亲昵。李爱杰怜爱地看着那个土豆，轻轻嗔怪道：“还跟我的脚呀?”
小说在这里悄然结束，平静却让人回味，死亡所引起的强烈悲哀被这充满爱意的结尾冲淡了，死亡仅带走了秦山的躯体，但是他却以另外一种神秘的方式和家人继续生活在一起，亲情的包裹便让死亡也具有了空灵之美。
《白雪的墓园》和《重温草莓》是迟子建情感最为浓烈的两篇悼念性的文章。在《白雪的墓园》中，父亲死后，他的灵魂化作母亲眼中的一颗红豆，和母亲的目光一起注视着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共同创造的孩子，当母亲一个人悄悄到山上的墓园看望过父亲之后，那颗红豆也随之消失了，因为是母亲给予了父亲的灵魂一个人安心留在墓园里的勇气。而《重温草莓》则是“我”在梦幻中与父亲灵魂的交汇，延续着亲情的温暖。特别是在《向着白夜旅行》中，迟子建更是将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她让“我”经历了一次与前夫马孔多的灵魂一同出游的过程，故事是那样的扑朔迷离。同样，小说《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也是讲述了一个关于灵魂的神秘故事：只身来到漠那小镇的作家却屡屡被深夜出现的鬼魂的迹象所困扰，鬼魂常常在夜半时分演奏出类似筷子敲击碗的声音，听起来徐徐有致，富有旋律感和一种曼妙的伤感，于是只好请来巫师驱鬼，巫师的驱鬼术神奇地使鬼魂销声匿迹了。但是，迟子建却为小说安排了这样的结局：“我站在格里格故居的露台上眺望着大海时落泪了。那一片细雨黄昏中的格里格海啊，它到处是翻卷的音符，如同我在漠那小镇看到雪花飞舞的情景一样。那每一片雪花也都是一个音符，它们洒向屋檐、树木、大地时会发出不同的声音。我为自己在木屋里驱鬼的行为感到无比羞愧。我想那是一种真正的天籁之音，是一个人灵魂的歌唱，是一个往生者抒发的对人间的绵绵情怀。我为什么要拒绝它?在喧哗浮躁的人间，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只应感到幸运才是啊。在格里格的故居，我听着四周发出的奇妙声音，更加怀恋曾笼罩过我的深夜的叮当声。我相信，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他的灵魂是会发音的。” 对于死亡的叙述带着迟子建自身对于生命、对于文学的智性思考，通过大胆的艺术想象与虚构，死亡叙事在迟子建的笔下向生活真实逼近的同时，也展现出人性和亲情最灿烂动人之处。死后的世界在迟子建的笔下充满着神秘，死亡并不意味着永久的消失，而是生命以别样的形态继续存在着，这样的表达方式一扫死亡惯常留给人们恐惧、绝望和沉重的印象，而是用灵性的语言去感悟生命的现世与彼岸，带给读者以扑朔迷离的神秘诗意。
正是由于迟子建对生命、对死亡、对人性困境进行的深刻思考，才使作品弥散出忧伤而又神秘的诗意氛围，涌动的是别样的灵性和光辉，这就是迟子建能够化平静为绚烂，化腐朽为神奇的力量。生与死在迟子建的眼中充满了同样的诗意，平凡的生命虽波澜不惊却也常常有峰回路转的惊喜，死亡也并不是绝望、消极和恐惧，对死亡的书写本身就是对生命流程的关注与思索。迟子建从不在文本中避讳死亡的出现，并且一直在努力探索死对生的意义，正是死亡的冰冷才衬托着生命的炽热，既然死亡的出现是如此的出其不意，那么生命将更加值得珍惜，死亡只是一瞬间的事情，然而漫长的生活旅途才是对人的真正的考验;既然死亡与生命的形式终将合一，那么就要使自己从死亡带来的伤痛中解脱出来，正视它、接受它的存在，迟子建的死亡叙事实际上传达的却是对死亡本身的超越，是对生命进行的哲学思考。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