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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西方互文性理论的提出、发展及建构维度
西方互文性理论的提出、发展及建构维度
互文性是20世纪后期西方文论从结构向后结构过渡时催生出的重要理论概念.在巴赫金、克里斯蒂娃和巴特那里,这个概念被孕育、提出和确立,而后经由热奈特、里法特尔、米勒、布鲁姆等人的阐释和补充,它逐渐成为一个包含多重意旨、具有双重向度的文学批评概念.同时还需指出的是,文学批评的语言之维和历史之维是互文性理论得以建构的'两个最重要的维度.
作 者：焦亚东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刊 名：湖北社会科学 PKU英文刊名：HUBEI SOCIAL SCIENCES 年，卷(期)： “”(6) 分类号：H3 关键词：互文性 结构 解构 语言维度 历史维度篇2：互文性论文
互文性论文
大背景解说
作为对历史主义和新批评的一次反拨，互文性与前者一样，也是一种价值自由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实践并不隶属于某个特定的批评团体，而与20世纪欧洲好几场重要的知识运动相关，例如俄国形式主义、结构主义语言学、精神分析学、马克思主义和解构主义。围绕它的阐释与讨论意见，大多出自法国思想家，主要有罗兰・巴特、朱丽娅・克里斯蒂娃、雅各・德里达、杰拉尔德・热奈特、迈克尔・瑞法特尔。
先驱者：渊源与影响
说到互文性，法国批评家克里斯蒂娃首先回顾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文学批评。她说，当时法国文学批评深受俄国形式主义影响，尤其是巴赫金的对话概念与狂欢理论。令她最感兴趣的，则是巴赫金针对拉伯雷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我们知道，巴赫金提倡一种文本的互动理解。他把文本中的每一种表达，都看作是众多声音交叉、渗透与对话的结果。所以克里斯蒂娃说：互文性概念虽不由巴赫金直接提出，却可在他的著作中推导出来。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问题》中指出，独白式历史主义批评和文体学研究，仅仅把小说看成是作者思想感情的直接流露，或小说对于现实的同质性再现。这种独白批评因而无法解释人物语言的异质性与多样性。它不能说明小说中各种外文学文本(extra-literary texts)的存在，也不能充分展现小说语言的审美功能，即同一部小说中不同语言方式的共存交互作用，以及使用这种多元语言评价现实的不同方法的共存互动。巴赫金把这两种共存互动称之为小说的“多声部”或“复调”现实，并用“文学狂欢化”来支持他的对话理论。
狂欢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形式。它原指那种包括了庆典、仪式和游艺的民间狂欢节。欧洲中世纪的狂欢节，既是民众对人生的诙谐体验，对世界的嘻笑理解，也生动表现出百姓对于宗教黑暗统治的嘲讽态度。在此背景下，文学狂欢化专指那种产生于文化危机时期的复调作品或多声部小说，巴赫金认定其主要手法是戏仿(parody)。
这类小说实乃一种互文体。它倾向于把世界和人生看作一种共时结构，偏爱把文学置于文学之外的象征性语境中。此外，它还习惯用喧闹的方言俗语，进行各种形式的插科打诨，以便表现不同人群的意识形态差异，由此造就一个拥挤杂乱的互话语(interdiscursivity)空间，创造一个众声喧哗、却又内在和谐的弹性环境，从而赋予语言或意义一种不确定性。巴赫金提出上述理论时，并未预见到文学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可他的狂欢化概念至少暗示了在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间建立一种互文性理论的可能性。
从批评理论的角度看，对于文学文本的互动理解，其实在英美传统中久已有之。18世纪初，亚历山大・蒲伯曾在维吉尔作品中发现了荷马。蒲伯确信，诗人如能善于模仿古典作品，他便能更好地模仿自然。用今天的话说，一首诗在模仿自然方面的优劣，取决于它的互文性，或者说取决于它对前文本(pre-text)的模仿。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倡一种著名的“催化”作用。他认为，诗人精神是一种催化剂，它能改造经验与文学，使之变成一种新化合物。他又说，这种催化剂能消解作者和作品，促成互文性的多元化合反应，最终导致文学创作的非个性化。因此，就个人与传统关系而言，传统是一个同时共存的秩序。在这秩序中，先前的经典文本一律为今人共享。每一件新作品的诞生，无疑都受到以前全部经典的影响。也就是说，任何艺术作品都会融入过去与现在的系统，必然对过去和现在的互文本发生作用。在此前提下，它的意义也须依据它与整个现存秩序的关系加以评价。
创作实践方面，我们也可举出不少例证。譬如菲尔丁的《约瑟夫・安德鲁》中，人们一眼就能看出理查逊的《帕美拉》、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乃至《圣经》等前文本的痕迹。现代主义小说中，这种例子最明显莫过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后现代派作品里，首先让人联想到的当然是约翰・巴思。由此推开去，我们还能举出阿多尼斯神话之于弥尔顿《利西达斯》，荷马《奥德赛》之于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美国南方分离运动之于惠特曼1855年版的《自我之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之于华兹华斯的《序曲》，相对论之于托马斯・品钦的小说，热动力学之于左拉小说的影响，等等。如此奢谈互文性，是否有宣扬传统影响论之嫌？我们是否会在无意中抬高前文本价值，抹煞前后文本的多声部渗透呢？
《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利用荷马史诗的情节敷设他的 篇章，并在两个文本间确立一种肯定的(positive)互文关系。但这部小说不乏作者的自我指涉(autoreferentiality)，例如《青年艺术家肖像》和《英雄史蒂芬》的影响，它因此形成了一种内文本关系(intratexuality)。在尤利西斯的塑造上，人们也不能看到乔伊斯对荷马人物的改造，以及他在改造这个人物时显露出来的天才灵感，于是又出现一种否定的(negative)互文关系。同样，巴思的作品不仅充斥着别人的前文本，如《堂吉诃德》，而且弥漫着自我引用和自我指涉，即大量引用自己以前的作品，从而把小说当作再现自身的世界，由此构成一种深藏的互文性，或称作“内文本性”，而这正是他的后现代主义元小说(meta-fiction)的主要特征。
以上分析不像传统影响论那样，仅仅把文本甲与文本乙简单联系起来。与之相反，它把多种文本当作一个互联网。它们也不像传统渊源研究那样，只把文本乙看作是文本甲直接影响的结果，而是把互文性当作文本得以产生的话语空间。但是我们看到，在这个空间里，无论是吸收还是破坏，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无论是自我引用还是自我指涉，文本总是与某个或某些前文本纠缠在一起。同时，读者或批评家总能在作品中识别出文本与其特定先驱文本的交织关系。而诗人与特定先驱诗人的关系，同样也脱离不了所谓的渊源或影响的干系。按照哈罗德・布鲁姆的说法，先驱的影响，无疑造就了后来者几乎无法克服的焦虑。
布鲁姆：影响的焦虑
布鲁姆在20世纪70年代集中研究“影响的焦虑”。在他看来，诗人有“强与弱”、“重要和不重要”之分。他的主要研究对象，主要是强力诗人或重要诗人。他认为，所谓强力诗人在开始创作时，必然和俄狄浦斯一样，身处先弑父后娶母的境遇。就是说，诗人之于前辈的关系，或诗歌文本之于前文本的关系，也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俄狄浦斯情结。诗人总有一种迟到感觉：重要事物已经被人命名，重要话语早已有了表达。因此，当强力诗人面对前辈伟大传统时，他必须通过进入这个传统来解除它的武装，通过对前文本进行修正、位移和重构，来为自己的创造想象力开辟空间。布鲁姆把这些修正功夫称作“关系性事件”，它们可以用来衡量“两个或更多文本间关系的修正比”。总之，这些事件构成强力诗人创作时必然经历的6个心理阶段。布鲁姆从卢克莱修哲学中借用术语，分别指称这6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Clinamen（曲解或误读），诗人通过反讽，对前文本进行“反动－构成”和“故意误读”，即揭露其相对幼稚的幻想局限性，来逃避前文本“令人难以忍受的出现”。
第二阶段是Tessera（完成和对立），诗人通过提喻和“对抗自我”的心理防御机制，超越由于过分理想化而“被截短了的”幻想，就是说，诗人通过第一阶段的“曲解或误读”，揭示前文本的不足，并通过“恢复运动”复活前文本的超验含义，从而使前文本的幻想成为自己作品的“一部分”。反之，他的作品也成了前文本的整体表达或“迟到的完成”。
第三阶段是Kenosis（突破和断裂），诗人通过换喻使用“破坏或倒退”的心理防御机制，把前文本的幻想消解到非幻想程度，造成前文本根本不存在的假象，从而产生一种创作幻觉，仿佛处于前俄狄浦斯或无竞争阶段，从而使诗歌体验成为一种纯粹快感。
第四阶段是Daemonization（魔鬼附身），诗人运用夸张手法，压抑前文本的崇高幻想，将前文本高级超验内涵变成“低级”的人类欲望，这样就能创造自己的“反崇高”幻想，并把想象力表现为独立、唯我、非人或恶魔的力量。实际操作中，诗人把自己的诗歌文本与某一先驱文本关联起来，但这个文本却不属于这个先驱，而属于超越这个先驱的另一个存在范畴，从而抹杀这个先驱文本的独特性。
第五阶段是Askesis（自我净化），诗人（及其所利用的前文本）此时发现：通过幻想无法改造我们生存的世界，因此要运用隐喻“从内部攻克外部”。就是说，诗人献身于诗歌创作的快乐原则，以对抗现实世界的现实原则。他通过转换、替代、位移前文本的影响，从而与前文本彻底脱离，最终达到自身的净化。
第六阶段是Apophrades（死者回归）。在这个极端完美阶段，诗人通过僭越(metalepsis)或超前提(transumption)容纳或吸收前文本，造成“哺育前辈”的幻觉，以此表达前文本渴望表达、却未能表达的幻想，使人感到前文本出自后来者之手，进而完成与前辈诗歌的认同。
布鲁姆的影响研究，实为弗洛伊德心理学、转义修辞理论、犹太教神秘哲学的混合产物。其中还渗透着尼采的权力意志、德曼的误读理论。不妨说，这本书就是影响焦虑的典型体现，它也是互文性理论的见证。在布鲁姆看来，诗歌文本不是众多符号在纸上的集合，而是诗人与其先辈进行心理战的场所。所有崇高诗人，都在这里与同样崇高的诗人反复进行殊死较量。布鲁姆的理论蕴涵了一种与罗兰・巴特文本理论截然相反的思想倾向：它从巴特那个由无数匿名引文组成的文本空间，转向由弗洛伊德家族档案组成的诗歌传统。可以说，互文性正是一个庞大的家族档案。诗歌文本原本是一种互文建构。在探讨特定文本时，你必须置身经典诗人的传统，必须了解该文本延伸、改造和升华了的其他文本。当你追问其他文本的来源时，你会发现它们大多来自同一个伟大先驱。
在布鲁姆这里，互文性不过是两个个体诗人之间的影响关系。其中一个是先驱、是渊源、是权威。可他同时也是后来诗人奋力抗争的先驱，是后者努力摆脱的渊源，是他要修正、位移和重构的权威。从狭义上说，这种互文性就是一首特定的诗与诗人努力要征服的一首先驱诗之间的关系。说到底，诗歌不过是一些指向其他词语的词语，而那些词语又指向另外一些词语。所有这些词语，共同构成一个稠密的文学语言世界。一首诗只能是互文诗(inter-poem)，而对一首诗的阅读，也只能是一种“互读”(inter-reading)。因此布鲁姆认为，不存在独立的文本，而只有文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说只有互文本。
互文性革命
所谓的“互文性革命”，指的是结构主义批评家在放弃历史主义和进化论模式之后，主动应用互文性理论，来看待和定位人文、社会乃至自然科学各学科之间关系的批评实践。这种批评的惊人之处在于它的双向作用：一方面，结构主义者可以用互文性概念支持符号科学，用它说明各种文本的结构功能，说明整体内的互文关系，进而揭示其中的交互性文化内涵，并在方法上替代线性影响和渊源研究；另一方面，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者利用互文性概念攻击符号科学，颠覆结构主义的中心关系网络，破解其二元对立系统，揭示众多文本中能指的自由嬉戏现象，进而突出意义的不确定性。
结构与解构：互文性的双向作用
结构主义阵营中，列维－斯特劳斯和罗兰・巴特在其人类学和神话研究中，都采用了互文性建构方法。他们依据符号学的任意性理论，从神话、艺术和社会发展中，看到了原始思维的异质性、多元性、封闭系统性。
在《野性的思维》(1962)中，列氏提出一个“修补术”概念，用它来区别现代人和原始人的不同思维。在列氏看来，现代人是工程师，他有设计好的方案，会使用专门的工具材料。原始人则是修补匠，他一无设计，只会使用手边参差不齐的家什。这些家什是“零件”，它们没有专门性能，却总归会有用处。这就是说，神话思想是由零件配置而成的。它们不是一个个完整事件，而是事件的残余碎片。神话思想就是由这些残余碎片拼凑起来的结构。修补匠的诗意创造，并不在于他完成了某项事业，而在于他永远完不成设计，在于他总把自身和与自身有关的东西置于设计之中，就是说，置于互文过程之中。
如果说列氏“修补术”为互文性理论谱写了前奏，那么他的《神话学》就是这部前奏的演奏。该书以跨学科方式研究北美和南美印第安人的神话系统，进而利用社会、经济、政治、宗教、性等文化范畴，建构起一个多元的互文本、互文化空间，其中囊括了视觉、语言、运动、听觉等异质符号材料，并使它们在几个不同层面上相互关联，决定相互的意义。在此含义上，列氏本人就是一个卓越的修补匠。
然而，列维－斯特劳斯的互文本建构还是有懈可击的。德里达以其敏锐的解构眼光看出：列氏的互文化建构暗藏了一个矛盾。在《生食与熟食》中，列氏认为土著神话是在一系列变化组合的压力下，像“星云”一样从中央扩散开来，构成一个多维集体。另一方面，神话系统又仿佛一个晶化过程，它构成一个稳定严密的结构。前者是开放多元的符号系统，后者则是一个复杂的静止系统。二者间的矛盾必然破解互文系统中心，从而使土著神话和《神话学》的意义变得不确定。德里达还看到：在西方哲学的认识论悖论中，关于再现、语言和现实的理论，总是通过提出矛盾前提来解构自身。列氏在对神话进行跨文化的共时比较时，曾断言神话是一个结构，一个互文空间，其中没有个体创造者，没有开头和结尾，只有无限分化的主题。这显然是一种互文的自由嬉戏。但列氏偏偏设置了一个封闭价值系统，设置了自然与文化、生食与熟食之间的对抗，进而在能指与所指、语言与真理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最终消解了那种互文的自由嬉戏。
德里达对于互文性理论的贡献，并不在于他对列氏的批判，而在于他提出的“延异”说。延异乃是差异和延宕的综合，是一种针对逻各斯中心的取代。按照这一说法，意义永远屈从于差异，永远被符号本身的差异所推延。所以，能指和所指决不可能同时发生。意义永远不是孤立自在的东西。它也不是一种自我构成。它永远处于纷纭关系中。每一个文本，每一个句子或段落，都是众多能指的交织，并且由许许多多其它的话语所决定。因此，一切话语必然都具有互文性。此外，人们对于文本的所有批评、欣赏与阐释，都不过是对于前文本的尝试性增补。每一次增补，又必然受到前文本和其他相关文本的污染，必然携带前文本和其他文本的踪迹。因此，对于单个文本的形式分析，永远不足以描写文本的实际意指过程。用德里达的话说，每一特定语境的突破，都以绝对不可限制的方式，繁衍出无数新的语境。
结构与解构主义所展示的互文性双向作用，生动表明互文性对
于一切话语与思维的重要性。它的'广泛文化含义也引起不同学科学者的关注，只不过围绕意指性质、文本地位、文本间符号关系、以及互文性利用等问题上，他们仍有分歧。真正推动互文性革命、并从理论上系统建构起文本与互文性观念的，当推巴黎的两位著名批评家，巴特和克里斯蒂娃。
巴特与克里斯蒂娃：文本生产与语言革命
1973年，巴特在发表《文本的快感》的同时，发表著名论文《文本的理论》。文中他试图回答“文本是什么？”在他看来，文本不是作品，也不是客体，甚至不是一个概念。文本产生于读者与文字间的关系空间，它是一个生产场所。文本又是一种意指实践，其核心是以矛盾形式出现的多元性。文本作为生产活动，它生产出来的不是产品，而是作者与读者相遇、上演戏剧、进行语言游戏的场所。因此这不是生产的结束，而是生产的过程。它的生产资料是语言，一种人们赖以交流、再现、表达的语言。文本解构这些语言，重新构成另一种语言，如此循环往复。
巴特又说，文本是意指，而意指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文本的主体摆脱“我思故我在”的逻辑，转而服从能指的逻辑、矛盾的逻辑、解构的逻辑。意指不是意义，不是交流，不是再现，也不是表达。能指是在特定语言场所展开的无休止运作。它把写作和阅读的主体置于文本中，使之与享乐相认同，从而产生写作快感、阅读快感、文本快感。最后，文本也是互文本。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前文本，文化文本，可见与不可见的文本，无意识或自动的引文，都在互文本中出现，在互文本中再分配。因此，互文性在这里并不是有源可溯的影响或渊源。互文本具有社会性、整体性与生产性。它是一种播撒。
巴特的《S/Z》(1970)是他对于互文性理论的一次精彩展示。巴特在书中注重的不是文本，而是读者。不是文本结构，而是读者参与的意指实践。不是读者被动消费的“可读”经典文本，而是读者主动参与的“可写”文本生产。与列氏和德里达不同，巴特在这种重写中发现了制造文本“互联”的主体，即作者、读者和批评家。他们的写作、阅读、理解、分析和阐释的能力，取决于他们对于不同互文本的累积、将其置于特定文本中加以重组的能力。这种累积与重组的结果，必然是作者、读者、批评家本人的文本性，也是他们对于互文性的一种自恋式满足。最终，作者成为他自己累积与重组的另一组文本。
克里斯蒂娃也注意到进入互文空间的主体。她认为，一个文本断片、句子或段落，不单是直接或间接话语中两个声音的交叉，它是无数声音交叉、无数文本介入的结果。这些交叉介入不仅发生在语义层面上，而且发生在句法与语音层面上。所以文本的多元性质，涉及到语音、语义和句法的同时参与。而不同文本在不同层面的参与，则揭示一种特殊的精神活动。为此，分析的任务不是简单识别出参与最后文本的其他特定文本。分析者应该明白，他所分析的是一个特定话语的主体，而这个主体恰恰由于互文性而超越了他自己的身份，超越了词源学意义上的个人。克里斯蒂娃在形式层面上发现互文性，这是一个心理或精神分析学发现，它关系到“创造者”的地位问题。这个创造者通过不同层面上多元文本的交叉，才生产出新的文本。这一创造性主体，就是巴赫金所说的“多声部”。克里斯蒂娃称之为“过程中的主体”：即在意指过程中，一个作者要接受对峙、分层、被简化为零的挑战，然后他被重新赋予一个新的多元身份（注意：他在后现代文本中往往是人物的碎片）。
一个创造性主体的分解，一个新的多元主体的产生。这便是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动力学。它不仅适于互文性作者，也适于互文性读者。依据这一理论，读者阅读的过程，就是把自己的身份置于意指过程之中。他不仅与特定文本中的不同互文本相认同，而且还必须被化简为零，被置于一种哑然失语的危机时刻。这是审美快感到来之前的准备阶段。然后，读者便可进入自由联想的过程，重构多元意义的过程，定义几乎无法定义的内涵的过程。总之，这也是诗歌文本的再创造过程。
对克里斯蒂娃来说，文本是一种行为，是批评和元语言行为。在这过程中，主体审查前文本和现在的文本，肯定一些文本并否定另一些文本。这就是主体所具有的解构所有话语的互文性功能。如此看来，互文性本是一个复杂的否定过程：它繁殖语言和主体位置，为创造新文本而破坏旧文本，并使意义在文本与文本无休止的交流中变得不确定。这个过程无疑是在酝酿一场互文性革命。在《诗歌语言的革命》中，克里斯蒂娃强调：这场互文性革命发生于génotexte与phénotexte之间的“零时刻”。此时，主体的无意识冲动爆发成语言，企图打破他人、尤其是父亲的互文本话语，从而把言语从这种压抑性话语中解放出来。
所谓phénotexte是在具体陈述的结构中自行呈现的言语现象。按照巴特的解释，无限的意义都是通过一种偶然性发生的，phénotexte就是与这种偶然性相对应的一个层面。它是陈述(statement)而非表述(enunciation)的层面，是适于语音、语义、句法等结构分析的层面，因此属于符号和交流理论的范畴。而génotexte则是构成表述主体的逻辑运作的基础，是构成phénotexte的场所，是意义发生的场所，因此是一个异质性领域。总而言之，phénotexte是语法和语义的表层结构，而génotexte是能指和言说主体的深层范式。意指过程包含着这两种文本，二者缺一不可，但每一种意指实践又不可能包含这个过程的全部，因为每一种意指实践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政治的制约，遭到这些制约的踪迹的涂抹，phénotexte就是这些涂抹的载体。克里斯蒂娃旨在说明，互文引语从来不是纯洁的、清白的、直接的，它总是被改变的、被曲解的、被位移的、被凝缩的，总是为了适应言说主体的价值体系而经过编辑的。也可以说，互文引语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
作为后现代文本策略的互文性
从上述例证与理论阐述看，无论互文性给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带来了多么深刻的革命，它不过是古今文学的一种正常运作模式。它要么作为一种本能的文化实践，把读者无意识地引向自身的互文本（迈克尔・瑞法特尔），要么作为一个形式分类系统，让人们依据其阅读类型，对文学进行高度复杂的分类（杰拉尔德・热奈特）。就互文性自身的强烈反悖与戏仿特性看，它无疑能与后现代文本策略划等号。正因如此，人们往往会把互文性与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由此可见互文性对于理解后现代文学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本能的文化实践，互文性大致在两个层面上运作：一是语言内层面，二是文本生产层面。第一层面要求“语言能力”。就是说，读者必须熟悉文本的语言指涉“意义”。问题是，诗歌的意义并不存在于句法和词汇之中，而在于互文本的重新组合。因此在第二层面，即文本生产层面，要求读者具有“文学能力”。就是读者对于特定文化及其文本描写系统的相应了解，譬如引语和典故。作为转译文本、解释文本“意义”的符号，它们要求读者在破译文学文本意义时，至少熟悉一个以上的互文本。基于这种文化实践，热奈特把互文性分为3个亚范畴：第一是引语(citation)，即明显或有清楚标记的互文性；第二是典故(allusion)，即隐蔽或无清楚标记的互文性；第三是剽窃(plagiat)，就是无标记、却完整照搬的部分。这种分类显然过于形式化，其中第三种或许不成立。
说到互
文性与后现代文学的关系，不妨说，它主要是作为一种文本策略，而与后现代文学的其他特征密切关联的。乌里奇・布洛赫把这些特征总结为如下几项：
作者之死：一部文学作品不再是原创，而是许多其他文本的混合，因此传统意义上的作者不复存在了。作家不再进行原创造，他只是重组和回收前文本的材料。
读者的解放：既然一部作品是互文的混合，那么读者就要在文本中读入或读出自己的意义，即从众声喧哗中选择一些声音而抛弃另一些声音，同时加入自己的声音。
模仿的终结和自我指涉的开始：文学不再是给自然提供的镜子，而是给其他文本和自己的文本提供的镜子。
剽窃的文学：文学不过是对其他文本的重写或回收，它是寄生的。这一发现致使传统的原创与剽窃之间的界限消失了。
碎片与混合：文本不再是封闭、同质、统一的；它是开放、异质、破碎、多声部的、犹如马赛克一样的拼贴。这种混合建构的效果不在于和谐，而在于冲突。
无限的回归：使用暗示制造无限回归的悖论，取得了“套盒”(Chinese boxes)效应：它能在一部虚构作品中无限制地嵌入现实的不同层面。
顺便提及，互文性作为后现代文学的一个文本策略，渗透于多种后现代文学。它包括元小说、元诗歌、反叙事、纯小说、戏仿、拼贴等等。这些应该另当别论。
结束语：作为文学解读策略的互文性
综上所述，互文性就是写作与阅读共享的一个领域。按照乔纳森・卡勒的说法，互文性实指一个话语空间，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首先，互文性关系到一个文本与其他文本的对话，同时它也是一种吸收、戏仿和批评活动。其次，互文性表明文学所依赖的特殊手法与阐释运作，都具有一定的人为性或欺骗性。它揭示出文学作品的特殊指涉性：当一部作品表面上指涉一个世界时，它实际上是在评论其他文本，并把实际指涉推延到另一时刻或另一层面，因而造成了一个无休止的意指过程。如此看来，它要比布鲁姆在分析“强力”诗人时所揭示的影响模式复杂得多。譬如它会涉及特定文类的专用手法，涉及有关已知与未知事物的特殊假设，涉及比较普遍的期待与阐释运作，乃至有关特定话语的先入之见、及其目的思考。我们应该如何面对这样一个难以定义、描述和使用的概念呢？卡勒提议使用语言学研究中的预设方法，这包括逻辑预设、修辞预设、语用预设。
逻辑预设(logical presupposition)是对一个句子的预设。比如：约翰娶了保罗的妹妹。这个陈述句预设保罗有个妹妹。预设能把一个句子与另一组句子关联起来。其重要性在于：一个句子的全部预设，就是能从句子中推导出来的全部命题，它也是这个句子所暗示的全部意识形态主张。在文学中，一个句子有无逻辑预设，对于读者和分析者来说非常重要。这是因为：作品在表层结构上直接提出的命题，迥然有别于通过预设而在互文空间中提出的命题。前一种是直截陈述，是无需逻辑推断的直接交流。后一种则是含蓄的，它暗示互文本的存在，暗示某一诗歌传统的存在，因而也暗示某一话语环境的存在。这样，语言学上的逻辑预设就成了文学中的互文运作。
修辞或文学性预设（rhetorical or literary presupposition)是文学阅读的关键。卡勒举出两个例句，以示逻辑预设和文学性预设之间的鲜明对比。(1)那孩子站在怪东西跟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2)从前有一个国王，他生了个女儿。第一句暗示许多先在的句子，即前文本的存在。譬如那男孩是谁？那个怪东西是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第二句几乎没有逻辑预设，但却有丰富的文学预设。它从语用角度把将要讲的故事与一系列其它故事联系起来，与一种文类的写作手法联系起来，因此也要求读者对它采取某种态度（期待或理解）。这样，无逻辑预设的句子便成为一个有力的互文运作，而它打开的互文空间，也不同于逻辑预设打开的互文空间。
与修辞预设相关的是语用预设(pragmatic presupposition)。后者分析的不是句子间的关系，而是言谈与语境的关系。即是说，一个句子的说出，假定它必须适于特殊的语境。从语用学角度说，“打开门”这句话必须假定说话场合有一扇关闭的门，有一个能听懂这句话的人，而他和说话者正处于某种关系中，依据这种关系，他才可能把这句话理解为请求或命令。在类比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一种文学表达，看作是一种特殊的言语行为(speech act)，并使它脱离特定语境，进入一个特定文类的话语环境。譬如悲剧中的句子只适用于悲剧表达方式，而有别于喜剧表达方式。这样，读者便可以根据表达手法，把一部作品与运用相同手法的其他作品联系起来，不是将它作为影响渊源，而是作为一个文类的组成部分。同样的分析也可用于人物、情节结构、主题综合、以及象征性凝缩与位移的生产和阐释。
如卡勒所说，不管从哪种预设入手，对文学的解读终将是一种互文性解读，而对互文性的阐释，终将有利于一种阅读诗学的建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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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互文性理论视角下《黄帝内经》的英译
互文性理论视角下《黄帝内经》的英译
互文性理论作为当代重要的文本理论，重点强调文本与文化之间的关联性，与翻译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契合。
作为中医学术的渊薮，《黄帝内经》是中国中医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随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外传播的日益发展，其英译工作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为顺应时代的需要，臻于完美的英译译本亟待问世。本文以互文性理论为视角，以中外两种文化背景下、不同时期两位译者的《黄帝内经・素问》译本为分析文本，通过对比分析，旨在认知其翻译过程，即阅读―阐释―改写，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译者不仅要做到语言层面对原文的互文，还要注重文化层面的互文翻译策略。以互文性的角度来剖析《黄帝内经》译文及其指导作用，在国内的研究少之又少，因此，笔者大胆尝试，以期另辟蹊径。
一、互文性理论与翻译
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于1969年在其作品《符号学》中最先提出“互文性”(lntertexuality)[1]这一概念。她指出：“任何一篇文本的写成都如同一副语录彩图的拼成，任何一篇文本都吸收和转换了别的文本。”[2]经过不断的衍化，学术界又把互文性分为广义互文性和狭义互文性。广义互文性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和巴特(Roland Barthes)为代表，指任何文本与赋予该文本意义的知识、代码和表意实践之总和的关系。[3]狭义互文性以热奈特(Gerard Genette)为代表，即“作者创作出来供读者阅读的具体语言性或符号性物品”，[4]他认为每个文本都是将已存的或同时期文本中的内容如马赛克般镶嵌、拼贴并吸收、转化而来，这些文本处于相互参照、相互引用的关系中。
互文性理论引入到中国后，在文化研究领域引起了广大学者的重视，尤其是在以文本的解构与建构为研究对象的翻译领域，[5]使译界不仅摆脱了结构主义单纯从语言层面上研究翻译的束缚，而且把作者、译者、读者及其社会历史文化背景，融入到翻译过程中，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和交流，形成一个选择与吸收、创造与变异的互动过程。[6]译者作为这一活动的主体，将翻译分为三个环节：1.译者对原文的阅读。此阶段中，译者扮演读者的角色。2.译者对原文的阐释。“文本的阐释决定于主体汇集各种互文本并将它们同给定文本相联系的能力”。[3]作为阐释者，应全面理解原文中蕴涵着的社会、文化等含义，运用互文性知识对原文本进行深层次挖掘，包括说出作者未尽之意，将暗示明示化以及具体细节中抽象出普遍意义和原则。3.译者对原文的改写。直译无法传递原文的社会、文化等内涵时，译者须对原文进行结构调整或意群重组，采取异化、归化或二者结合的方法对原文改写，将原文中的深层内涵在译文中表达出来，这是译者进行再创造的过程。
笔者认为，无论是广义互文性还是狭义互文性，均强调文本的不确定性，也即意义的流动性;无论哪一种互文，在翻译过程中，都要做到与原文本语言及文化内涵的互文。
二、《黄帝内经》及英译本对比
(一)《黄帝内经》文本特点。《黄帝内经》(以下简称《内经》)内容博大精深，包括脏象、经络、针灸、天文、气象等等;语言精辟凝练、奥雅艰深，文本具有模糊性、隐喻性、偏义性、一词多义等特征，而且句式多变、结构复杂、内容层次较多及意合突出。
(二)《内经》的英译本对比。自1925至今，《黄帝内经》的英译本在国内外正式出版的已有12种。作为《内经》的首部英译本，伊尔扎・威斯女士(Ilza Veith)于1945-1946年翻译的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 of Internal Medicine，在中医经典的翻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译者李照国所译《黄帝内经》是我国第一部大陆全译本，Yellow Emperor’s Canon of Medicine Plain Conversation于出版并入选《大中华文库》。下面将从语言与文化两个层面对两个版本的译文进行论述。
就语言层面来看，威本以直译为主，注重形合，具有较好的回译性，且语言丰富多变，语境充实生动;李本对基本概念的翻译则以音译为主、释译为辅，篇章翻译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语言概括简练。如《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中“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一句，威本译为“people should retire early at night and rise early (in the morning) with the crowing of the rooster”。[10]李本为“sleep early in the night and get up early in the morning just like ji(hens and roosters)”。[11]
文化层面来看，威本因缺少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中医的深入了解，而出现了多处牵强的译作与有悖医理的地方;李本深谙中国传统文化，遵循“译古如古，不加修饰”的翻译原则，准确地译出了原文的医学价值。如威本将《素问・平人气象论》的“胃而有石曰冬病，石甚曰今病”一句译为“when the stomach contains stones a disease will make its appearance in Winter. When the stones are large the disease will break out present1y”;[10]李本“[if the pulse has] Stomach-Qi but [appears] very Sunken (or deep)， [it indicates] diseases in winter;[if the pulse] is extremely sunken (or deep)， [it indicates occurrence of] diseases this summer”。[11]这里讲的'是脉气、脉象与胃气的关系，而威本望文生义，出现了误译。
因此，笔者认为对于类似《黄帝内经》等中医典籍的翻译，不仅仅要传达其科学性，而且还要展现其科学根植的肥沃的土壤文化及博雅语言。
三、互文性理论视角下的翻译――以《黄帝内经・素问》译本为例
例1：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释义：现在的人就不是这样了，把酒当作水浆那样贪饮，习惯于好逸恶劳，酒醉了，还肆行房事，纵情色欲，因而竭尽了精气，散失了真元。[12]
译文1：Nowadays people are not like this; they use wine as beverage and they adopt recklessness as usual behaviour. They enter the chamber (of love) in an intoxicated condition; their passions exhaust their vital forces; their cravings dissipate their true (essence). [10] (威斯 本)
译文2：People nowadays， on the contrary， just behave oppositely. [They] drink wine as thin rice gruel， regard wrong as right， and seek sexual pleasure after drinking. [As a result，] their Jingqi (Essence-Qi) is exhausted and Zhenqi (Genuine-Qi) is wasted. [11](李照国 本)
分析：从原文语言层面来看，“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为对偶句。其中，“欲”对“耗”，“竭”对“散”，“精”对“真”，对偶非常工整。“耗”字为通假字，通“好”，是嗜好的意思。
从原文文化层面来看，“精”，见于《管子》，《管子・内业》把精视为最细微的气，说“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即精气是生命的来源;与其相对应，“真”指“真元”，即肾所藏之元气，由父母之精所化生。
从译文语言层面来看，两者均使用“对仗”，译文工整整齐，如威斯以“their passions”对“their cravings”，以“exhaust”对“dissipate”，以“their vital forces”对“their true (essence)”;李以“their Jingqi (Essence-Qi)”对“Zhenqi (Genuine-Qi)”，以“exhausted”对“wasted”，分别在语言层面上完成了对原文的互文。
从译文文化层面来看，威本采取直译和夹注，将“欲”理解为“passion”，“耗”理解为“cravings”，出现了语内翻译的错误，因而造成语际翻译中互文信息的丢失。李本使用意译加音译，既传达出了中医特定词的内涵，又保留了中医文化中特有的负载词，从而有利于中医特定术语的传播和英译标准化。
基于此，笔者认为，对于中医典籍的翻译，单进行语言层面的转换是无法满足文化传播要求的，我们还要深层次挖掘文字积淀的文化价值，将文本中互文性文化内涵准确而恰当地传达出来。
例2：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
释义：每人都能顺心所欲并感到满意;吃什么都觉得香甜，穿什么都感到舒服，随遇而安。[12]
译文1：Any kind of food was beautiful (to them) and any kind of clothes were satisfactory. They felt happy under any condition.[10](威斯 本)
译文2：[They all felt] satisfied with their life and enjoyed their tasty food， natural clothes and naive customs.[11](李照国 本)
分析：从原文语言层面来看，原文是以三字短句构成的排比，结构规整，层层推进，读来琅琅上口;其中，“美”、“任”、“乐”均以形容词作动词。
从原文文化层面来看，原文用排比来抒情，节奏和谐，显得感情洋溢。“美”、“任”、“乐”将圣贤之士淳厚朴实的特点与清心寡欲、知足常乐、淡然洒脱的情怀描写得淋漓尽致，突出了他们怡然自得、天人合一的心境，生动地传达了其隐含的互文信息――古之圣贤对养生之道的重视。
从译文语言层面来看，威本采用“归化”，将原文分为两个层次来阐释，先分析，后总结，完全吻合了英语分析型语言的特点，层次分明;且连用三个“any”，更加恰到好处地再现了原文的语言神韵。李本则采用“直译”，字对字的将原文再现，其层次感不如威本，气势也不如威本强烈。
从译文文化层面来看，威本采用“beautiful”，“satisfactory”和“happy”恰切地传达出了原文主体“美”、“任”、“乐”的内涵，巧妙地表达出“享美食”，“穿着舒适的衣服”和“随遇而安”的主体情感，挖掘出了原文中的互文踪迹。而李本虽重构了原文语境，也完整地表达了原文内涵，但缺乏层次感，整体感觉平淡无奇，原文中的主体情感被削弱，且未能传达原文主体自在悠然的心境。
由此可见，即使是深植于中国文化土壤的译者尚难发现或传达出文字背后的互文现象，更何况脱离中国文化背景的外国读者和译者。以此类推，中国读者和译者之于外国文本亦是如此。所以，对于《黄帝内经》等中医典籍的翻译，应以互文性理论作为指导，尽可能避免这种因互文缺失而导致的阐述缺陷。
四、结语
“这些译本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不同背景的译者翻译，译本之间差异巨大，反映了中医古籍英译事业的发展进程”。[13]但《黄帝内经》的英译本众多，年代跨度较大，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理论标准来指导其翻译。本文将互文性理论引入《内经》的翻译，将译者置于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知识的纵横捭阖中，字斟句酌的在语言层面和文化层面使原文信息最大化。由于《内经》中蕴涵着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只有打通相关学科领域并融会贯通，全方位、多层次、准确地解读原文信息，附之夯实的双语语言能力，才能使中医典籍的翻译踏上宏放、步入纵深。
篇4：互文性分类与翻译
互文性分类与翻译
通过对互文性问题研究的重要流派和整体面貌作个简单介绍,重点介绍在翻译中有重大运用的理论和各家学派对互文性的`分类.结合互文性的分类在翻译中的应用,我们提出在翻译中应如何对出现互文性进行分类,并相应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
作 者：李妙晴 作者单位：广东商学院,外语学院,广东,广州,510320 刊 名：中山大学学报论丛 英文刊名：SUN YATSEN UNIVERSITY FORUM 年，卷(期)： 27(12) 分类号：H059 关键词：互文性 分类篇5：一种互文性视角论文
一种互文性视角论文
一、引言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也称“文本间性”,是当代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是由法国著名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Julia Christeva)于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在她看来,每一个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改造,都是在与过去写成的文本、当代正在创作的文本、甚至未来将要写就的文本相互联系着的。也就是说,互文性“强调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感应、接触、渗透、转移等作用,它关注的是文本的非确定性和非中心性”(秦文华,:2)。叙事学家杰拉尔德普・林斯(Gerald Prince)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一个确定的文本与它所引用、改写、吸收、扩展或在总体上加以改造的其他文本之间的关系,并且依据这种关系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Gerald, 1987: 46)因此,“互文性”理论强调任何文本都不可能脱离其他文本而单独存在,每个文本的意义产生于它跟其他文本的相互作用中,这种相互作用是永无止境的。
尽管“互文性”的概念来源于文学批评和文化研究,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其他领域,极大地拓宽了研究视野和思路。本文拟在探讨互文性在广告创作中的运用,重点阐明广告翻译中所涉及的互文现象。
二、广告文本中的互文性
从传播学角度看,“文本”是指由传播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符号与符号所组成的某一表意结构。广告在其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符号系统,即广告文本。与其他文本相比其特点是具有开放性、多重性、边缘性,因此更具有互文研究的价值。广告中互文手段的运用可以巧妙地暗示所推销产品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可以引发消费者进行思考,产生相关的联想,从而吸引受众注意,传递广告信息,实施有效传播广告的目的。广告中常见的互文关系包括引:引用(citations),即直接借用前文本,也就是说将一段已有的文字放入当前的文本中;典故与原型(allusion),即在广告文本中使用出自神话传说、寓言、历史故事、宗教故事和经典作品等等中的原型;戏拟或仿拟(parody),模仿的一种手段,只是在某些部分或结果中对原文进行解构或转换,或以变异的形式反映原文,或者挪用原文,或者用原文但不用原义,甚至扭曲原义(马中红,2006:74)。也就是说有意模仿已有的语言形式以构成新的语言形式的一种修辞手段。下面笔者将举例分别说明广告中常用的这三种互文关系。
1.引用。有一则广告中一位两鬓苍白的老奶奶拿着一瓶药说:“《渴望》播出这么多年了,观众朋友还惦记着,知道王沪生经常气得我头疼,所以寄来了头疼药。”这则广告明显地指涉20世纪80年代深受全国观众喜爱的经典电视连续剧《渴望》。看过该剧的观众马上会心领神会此广告的背景,引发许多温馨的回忆和共鸣。另一则是关于海王金樽酒的广告。画面呈现的是中国古代皇家场景、人物等要素,由国内观众喜爱的琼瑶版电视剧《还珠格格》主要人物之一“皇阿玛”的扮演者张铁林作代言。广大观众由此会产生熟悉之感,这样的组合又产生了新的具有趣味的创意,巧妙地传达了广告的诉求点。
2.典故。“高山流水觅知音,星河音响成佳友”。这是关于星河音响的广告语。其中“高山流水”有个典故,出自春秋战国时代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根据《列子》所载;“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伯牙鼓琴,志在高山。钟子期曰:‘善哉,峨峨兮若泰山。’伯牙鼓琴,志在流水。钟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后来人们就把“高山流水”作为“知音”的代名词。这则广告语中“高山流水觅知音”就是寻找知音的意思(魏星,:111)。知道此典故的消费者不由会想到星河音响就是俞伯牙,正在等待知音的出现,而自己就可能是善解琴音的钟子期。这样的互文手法的运用不仅使语言生动,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显现出别有的文化底蕴。
3.仿拟。牛郎织女于每年农历七月七日“鹊桥相会”的传说表达了对爱情忠贞不渝的高尚情操,在民间广为流传。绿箭口香糖的电视广告就在此基础上进行富有创意的仿拟,给消费者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画面呈现的是七夕之夜明月当空,星河璀璨,喜鹊搭桥,浮云漂动,流彩奕奕。美丽的织女如约而,牛郎欣喜万分,迎上前去欲亲芳泽。但是织女闻到了牛郎的口气,掩嘴离去。正当牛郎不知所措时一只善解人意的喜鹊衔来了绿箭口香糖,从而使牛郎织女共享美好时光,聊慰相思之苦。这则具有动漫色彩的广告增强了民间传说与口香糖之间的互文关系,仿拟修辞的运用在保持原由浪漫的氛围的基础上增添了现代气息,深受观众喜爱。
从上述广告实例中可看出在广告中巧妙地应用互文手法可激发人们记忆储蓄中对已有的文化知识,引起他们的联想,增强广告的影响力和吸引力,促使人们购买该商品,同时也使广告的.创作更具发展空间。
三、广告翻译中的互文性分析
广告语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语言,引人入胜,说服力强。广告的目的就是推销产品,使消费者有愿望购买该产品。由于广告侧重的是效果,广告翻译的标准应该是功能对等基础上的等效原则。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中从事二度书写的工作,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创作出合适的广告译文。译者的互文性知识储备和互文性调动能力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妨从下面诸例中说明互文性在广告翻译中的重要性。
1.今日的风采,昨夜的“绿世界”。该广告词的英文译文是“Give me Green World, or give me Yesterday”。这句英文译文很容易使人想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公元1775年)著名政治家帕特里克・亨利(Patrick Henry)的演讲名句“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在此广告翻译者互文运用了此名句。在原语广告词中“今日”与“昨夜”不仅是字面上的差异,也表现出随着岁月的流逝,人的皮肤渐渐老去,不复年轻时的风采。而“风采”与“绿世界”之间是一种因果关系,意思是昨夜用了“绿世界”化妆品后今日就“风采”照人。这会使受众联想到用了该化妆品会青春常驻,容颜不老。译者在翻译该广告时采用了互文套用名句的戏拟手法,独具匠心地将名句中的“liberty”和“death”换成了“Green World”和“yesterday”,象征美好的“自由”与“Green World”相对应,恐怖的“death”与需要抛开的“yesterday”相对应,不禁使人想到:即使青春的流逝像死亡一样灰暗和可怕,“绿世界”化妆品也会让你抛却昨天,还你青春的风采。这样的互文手法将原文的“风采”、“绿世界”和“昨天”的关系清楚地表现出来,且颇具人生哲理,向英语消费者提供了该产品的信息,使人产生购买的冲动,达到了广告的效果。
2.The only thing we didn’t improve was the road。这是日本一汽车的广告语。广告翻译者巧妙地将其译成“万事俱备,只看路况”。此译文利用互文性原理拼贴、仿拟中国古典名着《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草船借箭的典故中的成语“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诸葛亮摇着扑扇,手触胡须,运筹帷幄的潇洒形象映入广大受众心中,仿佛该汽车生产商就是神机妙算的诸葛亮,一切都为消费者考虑周全了。通过此修辞手段夸张地指出了该车无可挑剔地完美性,激发受众购买的欲望。试想如果按字面意思翻译为“我们惟一没有改善的就是路况”,对受众产生的影响力是远不如前者的。
3.红玫相机新奉献。这是一则关于红玫牌相机的广告,广告翻译者将其译为“My love is like a Red Rose”。显然译者互文运用了苏格兰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Robert Burns)的名诗“A Red, Red Rose”中的第一句“O, My lo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诗人用红红的玫瑰比喻自己的爱人,抒发了对心上人的浓浓爱意和依依惜别之情。或许该产品命名者与彭斯一样受到大自然赐予的美丽娇艳的红玫花的熏陶,或许命名者受到彭斯诗句的感染,抑或是广告翻译者受彭斯诗句的互文联想与触动,这些便不得而知,更说不清谁互文来自于谁,因为文本之间本是互动的,都存在显性或隐性的联系。但毋庸质疑的是英文消费者在读到该广告译文时心中便会涌现出美感的感觉和
浪漫的情怀。用这款相机拍摄出生活动一幅幅美丽的画面,将一切美好的东西永远定格的冲动会促使消费者购买该相机,达到广告促销的目的和功能。
当然,由于不同民族有各自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心理特征、价值观念,有各自的喜好和禁忌,在一种文化中能引起互文联想的语言形式在另一种文化中可能没有什么特殊意义,甚至可能产生相反的联想。这正是广告翻译中需要注意和避免的问题,如果翻译不好,往往会直接影响到产品的销售。比如我国生产的“孔雀”牌彩电原译文为“Peacock Color Tv”,因为在中国孔雀象征着美丽和鲜艳的色彩。用“孔雀”作电视机的商标自然暗指电视机色彩逼真、质量上乘。可是英语民族通常视孔雀为污秽、猥亵之鸟,常给人带来厄运,且“孔雀开屏”被认为是骄傲、自大的表现,如“as proud as a peacock”(非常骄傲),“play the peacock”(炫耀自己)。因此英语中用“peacock”会引起消费者不好的互文联想,影响该产品的销售。
四、结语
上面所举的广告创作和广告翻译的例子都是巧妙地借他人之名言佳作、传说典故或家喻户晓的故事作为触发自身思想火花与创作灵感的动因,创作或翻译出精妙的文本,最终达到以他山之石攻自身之玉的效果。广告翻译的构思要注重向译入语国家的消费者传达某种消费咨讯、产品特点以及心理联想、购买需要。广告创作人和广告翻译者为了使自己的广告更具吸引力以及让消费者在耳熟能详的同时又能耳目一新,他们往往煞费苦心地将古典的、时尚的、现代的、流行的各种元素杂糅在一起,或援引、或改写、或借用、或戏拟;文学形象、历史故事、传说典故、名篇佳句等都可以成为其互文素材,引发受众的联想,最终推销产品,获得效益。互文性理论在广告创作和广告翻译中的运用极大地丰富了广告的意义世界,是一块值得研究和开拓的处女地。
篇6：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摘要：本文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角度分析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对西方经济学家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或国家干预、社会保障与福利、社会保障与福利改名社会保障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分别进行了论述，在此基础上论述了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对建立我国社会福利保障学说的启示。一、导论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产生阶段，它经历了一个从否定社会救济到主张社会福利的思想发展过程，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英法古典经济学家否定社会救济制度的作用的社会保障思想、德国历史学派提倡国家福利的社会保障思想、福利经济学关于福利保障的思想。二是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形成阶段，它标志着福利型社会保障思想的确立，具体内容包括两方面：凯恩斯主义的福利保障理论、“福利国家”论者的社会保障理论。三是西万社会保障理论的多样化发展阶段，它表现为当代西方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具体内容包括三个方面：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现代货币主义学派、社会市场经济学派、公共选择学派等关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理论）、其他经济学派的社会保障理论（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增长学派、未来学派等关于社会福利保障理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福利经济理论。
英国社会学家贝弗里奇（W T． Beveridge）在1942年11月向英国政府提出的《社会保险及有关服务》的报告中已说明：“社会保险应旨在维持生存的最低限度的收入”，“‘社会保障就是对收入达到最低标准的保障”，“国家所组织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的目的在于保证以劳动为条件获得维持生存的基本收入”，至于有些阶层要求保障超出最低生活标准的需要，那可以通过参加私人举办的自愿深险计划去解决。他认为，英国社会政策应以消灭贫困、疾病、肮脏、无知和懒散五大祸害为目标，主张通过建立一个社会性的国民保障制度，对每个公民提供七个方面的社会保障：儿童补助、养老金、残疾津贴、失业救济、丧葬补助、丧失生活来源救济、妇女福利。报告中提出了三个原则；一是普遍性原则，社会保障的实施范围不限于社会的贫困阶层，应包括所有公民，并且不论贫富都按统一的付难交纳保险金；二是政府统一管理原则，政府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组织实施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三是全面保障原则或公民需要原则。社会保障计划包括三种保障方法：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自愿保险。可以说，贝弗里奇不仅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保障的主要内容、基本功能与原则，而且说明了社会保障在实际运行中的机制。贝弗里奇的社会保障理论为西方现代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是西方对会保障理论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笔者由此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问题。
二、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
1．关于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
西方古典学派的经济学家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保障的功能作用，因而对社会救济持否定态度。随着工业化、市场化、社会化的'发展，经济学家对社会保障功能的肯定也有一个从简单到复杂的认识过程，这直接导致了社会保障制度安排的出发点已由解决劳资纠纷、缓和劳资矛盾逐步转向构筑市场经济中的一个功能体系。也就是说，经济学家将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视为经济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具体来说，将其归为财政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特别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将其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周期、促进经济发展的有效手段。这样，社会保障的功能就由社会功能转变为经济功能，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既为社会保障的发展提供了基础，同时也增强了对社会保障的需求规模和需求水平。但是，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无限扩大“福利国家”的功能，使社会保障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最终必然导致“福利国家”危机和“福利国家”论的危机。由此可见，西方社会保障理论是西方基本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充分反映了西方基本经济理论发展的特征。
2．关于社会保障与自由放任主义或国家干预主义的关系问题
西方社会保障理论的发展在较大程度上反映了自由放任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两大经济思潮兴衰交替的关系。古典经济学派主张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市场机制可以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因而对社会保障持否定态度；现代新自由主义如现代货币主义、社会市场经济学得、公共选择学派等都认为社会保障破坏了市场机制的功能，严重影响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因而反对“福利国家”，主张社会保障的市场化、私人化、多元化，“接受保守主义理论思潮越多的国家，它的福利国家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变革就越大。而德国历史学派、凯恩斯主义、现代主流经济学派都将社会保障视为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重要手段，因而主张实施社会保障来调节经济周期。正因为如此，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等人将社会福利保障问题上的这两种不同观点称为“新资本主义与福利自由主义的对立”。他们认为，福利自由主义开始于罗斯福新政时期，它在1950到1970年这段空前的经济增长时期得到了大发展；新资本主义即一种试图用当代的形式恢复旧的自由市场思想的努力，是作为对福利自由主义的主要批评而发展起来的，它作为70年代经济困难的产物而赢得了支持，并从1970年起正式加入了争夺美国政治意识霸主地位的角逐。”对政府干预市场的强调．产生了福利自由主义的政治观”，“福利自由主义的政府，应当在促进经济的同时，保证个人从中获益的公平机会。这种干预经济和社会的道德宗旨是：保征所有公民具有参加经济竞争的‘平等机会’，防止经济剥削，并于70年代初开始增加了保护环境资源的内容”。福利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干预经济的方案的确产生了效果，但是，认70年代经济增长开始衰退以后，福利自由主义整个乐观主义思想，也就变得益发不可信了。随着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西方社会保障理论已出现了将自由放任主义与国家干预主义结合起来的发展趋势，这就是寻求市场效率与社会公平相均衡的社会保障改革理论。
作者：不详
篇7：积极德育理论建构的四维度论文
积极德育是积极心理学研究与德育研究交叉结合的直接产物，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对德育理论的创新。积极德育作为一种德育理念在某种程度上能自成一套体系，具体而言，它是指教育者遵循积极主动的干预原则，将德育目标指导下的德育内容与受教育者的成长过程有机契合，通过对受教育者自我道德成长能力的培养，加深并强化受教育者的积极德育情感体验，促使其道德社会化过程的完善。
积极德育的两大理论基础
1积极德育的心理学基础
积极心理学（positivepsychology）起源于1954年马斯洛（AbrahamMaslow）的《动机与人格》一书，他借这一词语概括创造力和自我实现。19，马丁？塞利格曼（MartinE。P。Seligman）当选美国心理学协会主席并呼吁矫正传统心理学领域的不平衡，强调从不同的角度思考如何提升人类的潜质，掀起了积极心理学的研究热潮。积极心理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存在着重叠的部分，积极心理学沿承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对人的正面本质和价值的强调，并进一步把它推广到社会的每一个个体身上。积极德育与人本主义心理学、积极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人本主义心理学强调内在于人的一种自我实现的趋势，因此，积极德育“不是在空洞的心灵上另外再塑造什么新的道德品质，也不是对所谓的不良品德做‘改造’工作，关键是促进内在潜能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3]（p94）同时，积极德育主张的是积极道德品质的培养而不是消极道德品质的矫正，其致力于通过自我道德成长塑造和建构积极品德，进而减少、消除和预防不良道德言行与道德品质。
2积极德育的哲学基础
“意向性建构”一词是胡塞尔关于现象学哲学的核心概念，它认为客体对象的含义既不是主体先天具有，也不是在对象上现存着的，主体建构对象即是给与对象意义。[4]随着人类历史的长期发展，带有或褒或贬、或抑或扬等诸如此类感情色彩的道德判断早已深入人心。积极德育之所以能被建构，原因就在于进入哲学实践层面的“话语”能够建构出各种现实（包括心理现实），德育过程中教育者的话语将以一定的方式或结构影响受教育者对道德的塑造。就积极德育理论而言，德育的目的在于通过教育者与社会的交互作用而建构一种积极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促使受教育者在积极思维方式的引导下接受、认可或践行德育的应然理念。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二者的身份常常在社会互动中交叉，具有相对变动性。积极德育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意向性建构，不仅需要教育者更新教育理念、突破思维方式、创新教育方法，还需要包括学校内外的整个社会的配合与协助。
篇8：积极德育理论建构的四维度论文
（一）积极德育理论的教育者维度
在日新月异的现代信息社会，“教师角色会有变化，但不等于教师将消失。青少年是长知识的时期，他们尚不成熟，他们处理信息的能力还很差，判断是非的能力还很弱，需要教师的指导和帮助”。[5]这里的教师充当着的是教育者的角色，对教育者角色的肯定是积极德育的建构的前提之一。心理学领域著名的“皮格马利翁效应”（PygmalionEffect）由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森塔尔和雅格布森在小学教学上予以验证提出，并在教育实践中得到广泛运用。它表明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积极期待具备积极的暗示作用，能够增强受教育者的自我价值感并在潜移默化中巩固强化受教育者积极的自我道德认同。因此合格的教育者必须善于发现受教育者道德层面的积极因素，采用赞扬、鼓励等方式激励、引导受教育者在道德方面的自我建构。“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实践是积极德育理论在方法论上的运用。值得注意的是，积极德育方法论的运用有其前提条件，即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在德性的成长上必须存在着一个发展的落差，这样教育者才有可能对受教育者产生教育影响。在德育过程中，教育者必须随着受教育者的成长和发展不断提高和进步，只有这样才能使榜样的力量持续产生实质性的效应。
（二）积极德育理论的受教育者维度
受教育者的可塑性是积极德育建构的又一个前提。受教育者在其社会化过程中，特别是儿童期和青春期阶段，会显示出明显的可塑性倾向。道德社会化的过程表明个体并非消极地接受社会经验的积累，而是积极地以自己的行动建构社会经验。因此，受教育者的可塑性并非指受教育者对于教育者或社会环境所传授的价值观念的被动接受；而是指受教育者在与教育者或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其价值观念有可能在潜移默化中改变或者受影响。关于受教育者的可塑性在让？皮亚杰（JeanPiaget）的认知发展理论中可以有所管窥，即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和自身认知结构的发展是在与周围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形成的。受教育者与教育者或社会环境的互动涉及以下两个基本过程：一方面，受教育者把外界刺激所提供的信息整合到自己原有认知结构中，即同化；另一方面，受教育者的认知结构会因外部刺激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即顺应。事实上，受教育者正是通过同化与顺应两种形式完成自身道德社会化的过程。在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所认可的价值观念以及受教育者随之而来的道德认知调整之间存在着一个滞后的时期，但无论如何，教育者德育过程中采用的话语方式有可能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的价值观念。受教育者可以通过判断、选择、整合等心理机制，将教育者所传授的价值观逐渐同化为自身的心理结构并逐渐在实践中加以体现和践行，变现为对具体方式、方法的选择与运用。
（三）积极德育理论的教育关系维度
马丁？布伯（MartinBuber）在《人与人》中明确表示，“决定性的影响不是被归于本能的释放，而是归于与被释放的本能相遇的力量，即教育力量”。[6]（p126）教育力量的核心在于重新确立、整合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的教育关系，教育者应该以一种信任、肯定、包含的态度发挥对受教育的积极引导作用。尽管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双方作为独立的“我”存在着互斥性；但在感受同一经验或感受相互的关系时，双方能够通过相互敞开与接纳重新整合各自原有的价值观。这样，双方每经历一次新的视野整合，都会带来新的理解，从而实现“我”的重新蜕变。若以此支撑道德思想的建构，那么德育的任务在于使每一个受教育者获得道德自由、道德选择与承担道德责任的权利。在积极德育系统中，教育者应实现对受教育者真正的关心与尊重，耐心观察和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与美德，通过建立良好的道德教育关系而进入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只有真正处于尊重、赏识、激励的德育环境和氛围中，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实现从“他律”到“自律”的转变，而不是以无道德的冷漠行为或者不道德的言行扭曲地表达和表现自己。
（四）积极德育理论的话语建构维度
哲学实践层面的“话语”具备建构各种现实的功能，教育者的话语对于受教育者如何觉知世界、应对现实有极大影响，即话语建构维度贯穿教育者、受教育者以及教育关系的始末。在“超语言”层面获得实践意义的话语在为受教育者重构受教育者“自我”道德认知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方法论策略。首先，在引导态度由消极向积极转变时，教育者需提出能导致对方态度转变的理由，即话语的表述需要有自己的“支持理由”。一旦教育者的理由符合受教育者的道德认知观或者足够引起受教育者的`共鸣，就会在对方心中引发出赞同的感情。例如当教育者试图引导受教育者走出道德认知困境时，就应该让受教育者认同“你不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不该怎样对待别人”，或者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对待你，你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这样的道德律条和信念。其次，理由的提出与受教育者的判断之间的关系必须是心理上的。“关于任何说者认为可能改变态度的任何事实内容的任何陈述，都可以归结为赞成或反对的理由。这个理由事实上是支持还是反对这一判断将依赖于听者是否相信它；如果相信，那么依赖于它实际上是否对他的态度产生了影响。”[7]（p163）要使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者所提出的理由，教育者必须“投其所好”，使理由迎合对方的心理倾向。最后，利用话语解决心理问题可以而且必须使用非理性的方法，即“以情动人”。理性方法要求教育者用有利于自己观点的事实证据论证其所认可的道德言行，但教育者同样必须依据受教育者的心理逻辑，利用话语的情感意义和能动功能，用最能打动受教育者情绪的话语支持自己，最终达到引导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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