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本文共13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篇1：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情况的调查报告
一、基本情况
以来，市检察院认真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紧紧围绕刑事执行的关键环节和重点部位，加大监督力度，完善监督机制，提升监督能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成效明显，为促进刑事执行规范有序，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积极贡献。
1、突出问题导向，加大监督力度。在做好日常监督工作的同时，根据上级统一部署，先后组织开展减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专项检察、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财产刑执行专项检察等活动，全面清理、督促解决刑罚执行中的突出问题。逐案复查“职务犯罪、金融犯罪、涉黑犯罪”刑罚变更执行案件罪犯14人，督促对不符合暂予监外执行条件的2人收监执行。核查发现社区服刑人员漏管3人，监督收监缓刑、假释罪犯7人。清理纠正决后未执行罪犯42人，怀某交付执行案被评为全省刑罚交付执行法律监督精品案件。全面核查以来财产刑案件执行情况，就加强案件管理、加大执行力度向法院提出检察建议被采纳。
2、坚持多措并举，维护合法权益。加强日常动态检察，畅通在押人员诉求渠道，建立突发情况应急预案，及时发现消除安全隐患，促进依法文明监督。20以来共开展出入所检察2万余人次，械具使用检察700多次，对2起在押人员死亡事件开展独立调查。积极履行刑诉法赋予的新增职能，加强羁押必要性审查，对没有羁押必要的建议变更强制措施44人。通过现场查看、谈话询问等方式监督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案件30件，开展强制医疗执行监督1次，配合上级院开展死刑临场监督3人次，依法确认46名在押人员的选举权利，实现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与保护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双赢。
3、构建信息平台，打造监督亮点。注重信息技术在刑事执行监督中的运用，有效提高刑事执行监督的能力和效率。全面建成启用“驻所检察智能监督平台”,实现与监管场所的监控联网、信息联网，与检察局域网联网，实时传输在押人员数据信息和监管执法信息，检察人员在办公室轻点鼠标就可以直接审视、调阅监控图像，对监管、提审、律师会见等活动进行实时监督。6月，已决犯任某在看守所突发死亡，该时段监管部门的监控因故障出现黑屏，检察院独立的监控录像为还原事件真相、消除死者家属疑虑、推动事件妥善处理发挥了关键作用。
4、适应履职需要，建设过硬队伍。加强刑事执行检察队伍建设，配备4名员额制检察官，1名“90”后大学生，队伍结构持续优化。突出履职需求导向，扎实开展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建立定期学习、专家讲座等制度，提升队伍专业化水平。坚持从严治检，加强思想政治和职业道德教育，推进纪律作风和司法规范化建设，坚持以“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杜绝干警违法违纪问题发生，队伍职业素养和履职能力持续提升，2名干警在无锡市刑事执行检察业务竞赛中进入前十，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在无锡检察系统条线考核中名列前茅。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近年来，市检察院刑事执行监督取得积极成效，但对照形势任务、法定职责和群众期待，也还面临一些困难和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职能作用有待进一步发挥。刑事执行监督还存在薄弱环节，一些监督难题有待破解，个别新增职能履行需要深化。如判处实刑未执行刑罚问题还未得到彻底纠正，久押不决等现象仍然存在，重症病犯等特殊人员收押面临现实困难，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还没有建立，财产刑执行监督才刚刚起步。
二是监督机制有待进一步完善。由于执法理念、标准等方面存在差异，与刑事执行机关的协作配合还不够顺畅，信息沟通、工作衔接需要进一步加强。有关刑事执行监督的法律规定较为原则、分散、操作性不强，影响监督工作的刚性。围绕增强监督实效，刑事执行监督长效机制有待健全，规范自身监督行为的制度措施需要完善。
三是履职能力有待进一步提升。随着刑事执行监督职能拓展、责任加大和要求提高，队伍力量配备和整体素质还需加强，通过创新破解监督难题、运用科技手段提升监督质效的能力还需提高，队伍专业化、规范化、信息化建设有待进一步深化。
三、学习考察情况
为学习借鉴其他地区检察机关开展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经验做法，3月28日至31日，市人大常委会朱敏副主任带领内司委、市检察院、市公安监管大队有关人员组成调研组，赴广东省中山市、佛山市顺德区调研，学习交流刑事执行监督的经验做法，为拓展刑事执行监督思路、提升监督工作水平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是加强刑事执行检察机构和队伍建设。两地重视加强驻所检察规范化建设，都创成了“全国检察机关派驻监管场所一级规范化检察室”.顺德区检察院成立诉讼监督局，统一行使包括刑事执行监督在内的诉讼监督职能，有效统筹检察资源、增强刑事执行监督内部合力。
二是拓宽检察监督的途径渠道。顺德区检察院扩大检务公开，在看守所公开检察举报投诉电话，接受刑事被执行人和家属的控告、举报和申诉，畅通刑事被执行人诉求表达和权利救济渠道，也拓展了刑事执行监督的线索来源，取得较好效果。
三是积极查办刑事执行领域职务犯罪。两地检察院在刑事执行监督中，注重将纠正违法与查办职务犯罪有机结合，近年来，顺德区检察院立案查办看守所监管人员职务犯罪3件4人，大大增强了刑事执行监督的刚性和效果。
四是突出重点环节开展专项监督。中山、顺德两地检察院在加强日常监督的同时，扎实开展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专项检察活动、清理久押不决案件专项活动、财产刑执行情况专项检察活动等多个专项监督活动，集中力量清理纠正和监督整改刑事执行中的突出问题，大大提升监督效果。
五是加强与执行部门的沟通协作。中山、顺德两地检察院在监督工作中，注重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机关等部门的沟通协调，建立了联席会议、定期交流等制度，注重信息互通，加强工作衔接，统一执法尺度，共同保证刑事执行活动依法规范。
四、几点建议
刑事执行检察是维护刑事执行领域公平公正的'重要手段。建议市检察院要准确把握形势任务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刑事执行检察工作，切实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维护监管场所秩序稳定、维护刑事被执行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不断开创刑事执行监督工作新局面。
一要适应形势发展，加快刑事执行监督转型。坚持从全面依法治国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刑事执行检察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切实增强做好刑事执行检察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适应司法改革的新要求、刑诉法赋予的新职能、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准确把握刑事执行监督的职能定位，从工作思维、工作主线、工作模式、监督重点、监督场所、监督方式、监督节点和工作目标等方面，全面推动传统监所检察向刑事执行检察的转型发展。牢固树立“四个维护”有机统一的工作理念，积极担当，创新履职，全面深化对刑罚执行、刑事强制措施执行、强制医疗等活动监督，确保国家法律在刑事执行中全面正确实施。
二要突出监督重点，维护刑事执行公平公正。
强化刑罚交付执行监督。深化集中清理判处实刑罪犯未执行刑罚专项活动成果，对核查发现、尚未执行的案件，逐案分析问题原因、环节和责任，逐一制定监督措施，积极协调解决未成年人唯一监护人、艾滋病和重症病罪犯收押难问题，推动出台《进一步规范收押工作的意见》，确保应收尽收。加强对刑罚交付执行活动中交付、暂予监外执行程序启动、收押、收监、抓捕在逃罪犯等各个环节执法活动的监督，建立健全交付执行常态监督机制。
强化刑罚变更执行监督。完善对减刑、假释、暂予监外执行的同步监督机制，严格把握条件程序、细化监督方式、落实逐案审查等制度，及时发现纠正刑罚变更执行中的违法行为，维护刑罚执行的严肃性。
强化社区矫正执行监督。全面落实修改后《刑诉法》和省《社区矫正条例》，积极探索对社区矫正各执法环节进行监督的方式、措施和程序，拓展社区服刑人员脱管漏管的发现、纠正和责任追究措施，推动社区矫正监督由定期专项检察向常态化监督转变。与法院、公安、司法行政等部门构建联席会议、数据核对、联合检查和收监执行等联动机制，推进社区矫正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积极探索乡镇检察室参与社区矫正监督、对未成年人实施分别矫正等工作机制，努力提升社区矫正监督质效。
强化财产刑执行监督。督促法院对财产刑案件进行集中管理、加大主动执行力度。建立内外联动的财产刑执行监督机制，对内推进执检与侦监、公诉、案管、自侦等部门关于财产刑生效裁判、涉案财物查扣等数据信息的联通共享，对外加强与公安、法院、司法行政部门的协调，明确各自在财产刑执行中的职责，相互配合形成合力。坚持全面核查与个案调查、督促法院执行与督促罪犯自觉履行相结结合，推动财产刑执行监督常态化规范化。
三要更新工作理念，推进刑事执行人权保障。
畅通控告申诉渠道。通过公开投诉举报电话、检察信箱进监室、约见检察官等途径，依法受理刑事被执行人控告、举报和申诉，及时发现纠正各类违法执行行为，督促落实对未成年人、女性和年老病残在押人员权益保护措施，保障律师执业权利，促进相关部门依法办案、文明监管。积极发挥参与刑事诉讼全过程，与在押人员面对面的职能优势和工作优势，增强刑事执行检察防错纠错功能。
加强羁押情况检察。深化羁押必要性审查，规范操作流程、证据标准，探索建立说理告知、案件风险评估预警等制度，准确把握捕后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使看守所免于羁押爆满之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免于羁押之苦。完善防控超期羁押和久押不决长效机制，督促落实换押制度、羁押期限变更通知等制度，加强羁押期限预警，坚决纠正隐性超期羁押、久押不决等问题。
维护监管秩序稳定。加强安全防范检察，全面排查安全隐患和工作漏洞，督促解决艾滋病人混押、监控设备老化等问题。支持执行机关依法打击破坏监管秩序行为，完善突发情况应急预案，有效预防各类监管事故发生，维护监管场所安全和社会稳定。
四要健全制度机制，提升刑事执行监督实效。
完善协作配合机制。正确处理监督与支持的关系，健全与刑事执行各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工作衔接，推进部门信息互联互通。会同相关部门共同研究刑事执行中的难点问题，联合出台规范性文件，形成刑事执行整体合力。
完善长效监督机制。坚持传统业务和新增业务并重，积极探索履行新增职能的有效方式，实现对刑事执行的“全面、全程、全部”监督。坚持监督方式与监督效果并重，正确区分执法瑕疵、一般违法、重大违法和犯罪行为，综合运用口头意见、检察建议书、纠正违法通知书和查办职务犯罪等方式予以监督纠正。加强对检察建议和纠正违法通知书落实情况的跟踪监督，结合纠正违法积极查办和预防职务犯罪，增强刑事执行监督的刚性。
完善自我监督机制。进一步深化检务公开，依法接受公安、法院和司法行政机关的监督制约，自觉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各界监督，加强刑事执行监督工作和典型案例的宣传，不断提高刑事执行监督的透明度和公信力，确保监督权依法正确行使。
五要加强队伍建设，夯实刑事执行监督基础。
加强规范化建设。以创建“一级规范化检察室”为契机，全面落实业务、队伍和执法保障建设要求，确保履行职责、人员配备、保障建设全面达标。积极构建程序严密、标准具体、责任明确的业务规范体系，健全以办案流程、业务考评、执法监督等为内容的规范化工作机制，持续提升规范监督水平。
推进信息化应用。进一步优化“驻所检察智能监督平台”,按照“一级规范化检察室”信息化标准建设刑事执行检察中心大楼，配齐信息化装备，深化“两网一线”应用。积极推动政法信息综合管理平台建设，实现与各刑事执行部门数据信息网络交换，提高刑事执行监督科技含量。
提升专业化水平。选优配强刑事执行监督力量，加强业务培训和岗位练兵，全面提高刑事执行监督、职务犯罪查办、信息技术运用能力。加强思想政治、职业道德教育和纪律作风建设，严格执行“十项禁令”,落实定期轮岗制度，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努力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过硬、清正廉洁的刑事执行检察队伍。
篇2：刑事执行通知书
( ) 刑 字第 号
公安局：
罪犯 因犯 罪，经依法判处管制。现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八条的规定，请你局执行。管制期满时，由执行机关通知本人，并向有关群众公开宣布解除管制。
管制刑期： ，附加剥夺治政权利 年。
起刑日期： 年 月 日。
羁押抵刑： 年 个月 日。
刑满日期： 年 月 日。
附执行根据：
人民法院( ) 刑 字第 号刑事判决书 份，
人民法院( ) 刑 字第 号刑事裁定书 份。
(院印)
年 月 日
篇3：刑事执行通知书
______公安局：
本院决定对被告人______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期限为______个月，自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至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请你局执行。在取保候审期间，如发现被告人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请及时告知本院庭。
附：取保候审决定书一份。
____年____月____日
(院印）
篇4：刑事执行通知书
本院决定对被告人xxx采取取保候审的强制措施。取保候审期限为xx个月，自xxxx年xx月xx日至xxxx年xx月xx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规定，请你局执行。在取保候审期间，如发现被告人有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请及时告知本院xx庭。
附：取保候审决定书一份
xuexila xx年xx月xx日篇5：刑事执行专业简历
目前所在： 从化 年 龄： 21
户口所在： 广州 国 籍： 中国
婚姻状况： 未婚 民 族： 汉族
诚信徽章： 未申请 身 高： 158 cm
人才测评： 未测评 体 重： 48 kg
◆ 求职意向
人才类型： 应届毕业生
应聘职位： 人力资源， 行政专员/助理， 采购
工作年限： 1 职 称： 初级
求职类型： 全职 可到职日期： 随时
月薪要求： 1500-- 希望工作地区： 广州,佛山,珠海
◆ 工作经历
广州市心藝舞蹈班 起止年月：-01 ～ 2013-05
公司性质： 民营企业 所属行业：娱乐/休闲/体育
担任职位： 行政助理
工作描述： 了解单位日常工作运行，为客人咨询提供便利。
离职原因： 家事。
◆ 志愿者经历
◆ 教育背景
毕业院校： 广东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最高学历： 大专 获得学位: 毕业日期： 2013-06
篇6：刑事执行专业简历
起始年月 终止年月 学校（机构） 所学专业 获得证书 证书编号
◆ 语言能力
外语： 英语 良好 粤语水平： 优秀
其它外语能力：
国语水平： 优秀
◆ 工作能力及其他专长
本人工作认真、负责、刻苦耐劳，有上进心、责任心，有集体荣誉感，自学能力强，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管理能力，平易近人，人际关系融洽。在生活上，思想比较积极，热爱生活，爱运动。同时，熟悉办公软件Office Word和 Excel的基本操作。
◆ 个人自传
/9-- /6 班长 帮助老师处理一些小事情，团结同学，开始锻炼自己。
2004 /9-- /6 班长，团委 管理班上的事情，锻炼自己的能力，同时学会组织活动。
2007 /9-- /6 班长 团结同学，努力完成学习任务。进一步提高管理、组织能力。
2010 /9--至今 心理委员 关注社会，更新信息，了解同学动态，宣传积极思想。
篇7：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查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查报告范例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篇8：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查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问题调查报告
刑事立案监督是人民检察院依法对侦查机关的刑事立案活动实行的监督，是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的一项新的法律监督职能。由于该项工作起步较晚，在司法实践中又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因此实践中该项工作开展起来难度较大，需要加强研究与探索。下面结合检察机关的工作实践，谈一些看法与体会：
一、案件线索来源少，阻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的常规途径不多，缺乏这类案件线索来源的广泛渠道。从实践中看，检察机关立案监督案件线索主要来源于被害人控告、申诉及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中的发现。由于检察机关并不掌握发案、立案的第一手资料，对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缺乏知晓权，不能掌握侦查机关的立案情况，只能依赖被害人或当事人的控告与申诉，但就这一线索来源的途径，在实践中也常常因各种原因而显得不够通畅。特别是有些案件缺乏被害人或被害人有过错的案件，单靠该途径就更难掌握侦查机关立案的情况，也无从谈立案监督的问题。而有些案件即使有被害人，但多数被害人也只知道向公安机关报案，在公安机关不受理，自己的权益得不到保障时，根本不知有向检察机关控告的权利。
通过审查公安机关案卷材料，从中发现立案监督案件线索的情况几乎为零。一方面因为案卷材料是以一案为单位，将与该案有关的情况装订成册，实践中作为追捕线索可能会有所发现，但要寻找立案监督线索，其价值不大;另一方面因为审查批捕工作是在审阅案卷、核实证据基础上作出决定，与立案监督需要发现、分析线索和调查取证有很大差别，很难兼容。
从我院的情况来看，近几年来受理的被害人控告、申诉立案监督线索只有几件，而在审查案卷材料中挖掘到的立案监督案件线索均没有成案的价值。因此，立案监督案件线索来源少，信息渠道严重不畅通，成为制约该项工作顺利开展的瓶颈。
二、把立案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限制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开展的范围与效果。
公诉案件的立案，是指公安、检察机关对报案、控告、自首等线索材料进行审查，认为有犯罪事实依法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决定进入刑事诉讼程序并交付侦查的活动。据此不难理解，只要认为有犯罪嫌疑存在，需要通过侦查手段搞清事实真相的，都应该立案。因此，从程序法角度看，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立案的证明要求是最低的，立案的后果是，在查明有相应的证据证明犯罪事实，依法应当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责任的，应经过刑事诉讼程序，逮捕、起诉、交付审判以惩罚犯罪。如果犯罪情节显著轻微或没有犯罪事实存在的，应当依法撤销立案。因此，依据刑诉法规定提出立案监督的条件应该是只要有犯罪嫌疑即可，即使案发时还未明确犯罪嫌疑人，也可以针对已发生的犯罪事实立案，即所谓的以事立案，从而通过侦查查明犯罪嫌疑人。
然而，在司法实践中却没有严格按照刑诉法的要求来做，往往把立案监督条件等同于追究刑事责任条件，要求立案监督的案件最终要作出有罪判决的结果，并把它作为考核的标准，现有的考核机制作出的要求显然束缚了检察机关的手脚，客观上使检察机关人为地拔高立案监督的条件，即以逮捕的三项条件，甚至以能追究刑事责任的条件来代替立案监督条件，立案监督案件成功的标准变成所谓的“捕得掉、诉得出、判得了”，这样对不符合逮捕条件的犯罪嫌疑人实践中不敢轻易提起立案监督程序，这就出现了一部分应当予以立案侦查的犯罪嫌疑人因无法进入刑事诉讼程序而逃避法律制裁的现象，这种状况有违刑事诉讼法的.立法精神。
三、立法不完善，无相应配套措施，影响了刑事立案监督工作的执行力度与成效。
尽管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进一步确认了人民检察院刑事立案监督权，但并未赋予其实质上的强制纠错措施，也没有具体可遵循的实施细则，缺乏具体的监督办法、手段、操作程序，执行起来难度很大。检察机关向公安机关发出了“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通知立案书”后，公安机关既不说明不立案理由，又不立案怎么办?检察机关无有效的措施予以保障，又从何谈监督。即使侦查机关在接到通知书后立即立案，但他们对立案监督不理解，在行动上不配合，或者消极侦查或者即使侦查收集的证据尚未到位就直接报捕，使检察机关对报捕的案件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该案系由检察机关通知立案的，代表了检察机关的倾向性意见，要保证其严肃性;而另一方面，根据公安的报捕材料，证据不完全符合逮捕条件，又难以作出决定。同时，目前侦监部门没有直接侦查的权力，无法通过侦查措施搜集证据，从案件事实的轮廓上看又很像案件，形成了所谓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对这类案件检察机关很难监督，实践中往往采取干脆不提起立案监督为妥的做法。另外还有对不应当立案的案件而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了，又应如何监督的问题，在实践中也是一个盲区，如何操作，法律缺乏规定。此外，公安机关认为系一般的违法案件并作出了行政处罚的，而实际上可能构成刑事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实践中应该如何发现并进行监督，同样缺乏操作规程，实践中根本进入不到检察机关的监督视线，造成了监督中的空白，形成了监督中的盲区。这些立法上的漏洞和缺陷，已严重影响了立案监督的广度和力度，制约了立案监督工作的开展。
针对以上立案监督工作存在的难点问题，笔者认为应采取以下一些方法和策略来开展这项工作：
一、采取各种措施，拓宽线索渠道
1、要加强立案监督工作的宣传。结合检务公开，采取多种形式，大力宣传法律赋予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使有关部门和广大人民群众熟悉和了解，从而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做到告状有门，鼓励群众大胆检举、控告，扩大立案监督线索来源。特别是在侦查机关受理报案场所应该张贴有关立案监督的法律规定，并要求侦查人员在向当事人宣布不予立案的时候，告知其有向检察机关申诉的权利，使侦查机关的立案活动纳入检察机关的监督之下。
2、及时掌握发案、受案、立案情况。应经常深入公安机关，定期查阅其发案、立案登记，审查其立案活动是否合法，所作立案或不立案决定是否正确，有无不破不立、以罚代刑、以教(劳教)代刑、徇私等情况。对公安机关作出行政处罚的一些重点案件也应定期予以审查。针对某些疑难复杂的发案情形，检察机关应当主动与侦查机关加强交流、探讨，该立案的及时立案侦查，防止疑而不决。
3、加强与本院有关科室的联系，及时发现有价值的线索。与本院控申、起诉、自侦等部门经常沟通，并要求这些部门一旦发现属于立案监督范围内的线索及时与侦监部门联系，以便及时掌握，及时作出反应。同样，也应加强与法院、司法局、工商、税务等部门的联系，形成外单位移送立案监督线索的网络，拓展立案监督案件的线索，履行好法律监督的职责。
4、善于从新闻热点中挖掘案件线索。关注报刊、杂志、电台、电视等新闻媒体或一些单位(如纪检、工商、税务)的有关信息。如果发现有价值的线索就及时介入调查。这是一个比较广泛的信息源，值得检察机关从中挖掘立案监督的线索。
二、转变立案监督观念，加大立案监督的力度
立案监督主要针对公安机关工作，而侦监部门又常常与公安机关打交道，配合多于制约，协作多于监督，很怕影响了两家的关系，伤了和气，不利于今后工作开展。对此，首先应改变观念，要主动与公安机关联系，讲究立案监督的方法和技巧，指出立案监督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有效地维护社会秩序，充分保障被害人的权利，从而取得侦查机关理解与支持。此外，要敢于监督、大胆监督，降低立案监督的标准，对掌握到的线索，如果符合立案条件的，就应当向公安机关发出说明不立案理由通知书或运用立案建议书来督促其立案，而不应以逮捕条件甚至于起诉条件、判决条件为标准来衡量是否能提出立案监督，并应允许有部分立案监督案件在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而作撤案处理。当然立案监督的案件作撤案处理的，也应符合刑事诉讼的精神，以保证刑事侦查活动的严肃性，双方对此应该达成共识。这样一方面能够更好地履行侦查机关的职责，加强打击犯罪的力度，另一方面也能使立案监督活动处于主动地位，达到真正的监督目的，起到一定的效果，使立案监督工作不留盲区。另外，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案件，也应实行立案监督，督促其依法及时撤案，以利于法律的正确实施，从而在保证打击犯罪的同时，依法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这也是立案监督工作应加强的一个方面。只有将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才是完整意义上的立案监督，才能保证刑事诉讼活动的依法进行。
三、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完善立案监督机制
人民检察院应在不违反立法本意的情况下，依法制定进行立案监督的具体办法及细则，增加可操作内容。具体来说应该规定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发案、受案、立案情况的知晓权、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权及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调查权、建议立案权。针对刑事立案监督案件周期长的特点，对案件的受理、审查、移送、反馈、答复等各种环节都应制定明确的时效规定，防止侦查机关消极拖延的现象。另外，在通知公安机关立案后，应监督其执行情况，如不执行，则提出纠正意见。必要时，应赋予检察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侦查权，并补充相应的配套法规，以防止立而不侦、侦而不细的情况，使立案监督工作有法可依、有法可循，并落实贯彻到实处。而现有的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相脱节的现象，也大大制约了立案监督的发展。因此，还应完善法律监督体系，形成立案监督与侦查监督紧密结合的机制，并以侦查监督作为后盾，加强立案监督工作，使立案监督工作纳入正常运行的轨道。
立案监督工作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虽然目前存在的问题较多，但只要加强调查研究，将上述对策真正落实贯彻，做到多管齐下，必将推动立案监督工作再上新台阶，立案监督工作的道路也会越走越宽。
篇9：刑事自诉案件的调查报告
刑事自诉案件的调查报告
在近几年的司法实践中,笔者对某一基层人民法院xx年至xx年受理的9件刑事自诉案件统计发现，xx年受理刑事自诉案件3件，xx年受理刑事自诉案件6件，同比增长100%，其中调解2件、撤诉1件，调撤率33.3%。
一是审查把关不严，盲目立案。刑事自诉案件往往是当事人一纸诉状，法院便予以立案，缺乏严格的审查把关，致使刑事案件不断增多。
二是易立难审，久审不决。由于立案审查把关不严，受案后发现许多问题，加之双方争执较大，而又无法查明案件事实真相，难于收集定案证据，往往形成案件“判又判不了，调又调不成”的局面。
三是滥用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属轻微刑事案件,自诉人可以撤诉,也可以与被告人自行和解,矛盾容易化解.因此,决定对被告人采取逮捕措施应当严格把握。但是,目前一些法院的常用做法是,只要被告人的态度不好或不予配合,就对其采取逮捕措施。不仅给审判工作带来被动,而且容易激化双方的矛盾。
四是刑事部分判决后,民事赔偿部分难以执行,案结事未了。由于审判人员在审判中对被告人采取强制措施的任意性和，造成被告人心理反差，抵触对立情绪较大，本来可以调解或和解结案的案件，不得不判决结案。而被告人难于接受，致使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难以兑现执行。
针对上述状况，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审理刑事自诉案件应从以下几个方面予以改进：
一是要把好立案审查关。严格审查自诉 案件有关 刑事部分，如果没有犯罪事实，或者犯罪事实显著轻微，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不予立案;如自诉人坚持提起刑事诉讼，则裁定驳回起诉或判决驳回诉讼请求。
二是要做好立案后审理中的处理工作。如发现受案后刑事自诉案件不属于本院管辖，应将所受理的案件立即移送有关部门处理;证据材料不足，不能证明被告人构成犯罪，就应宣告被告人无罪。更不能认为需要被告人赔偿就盲目推定被告人有罪。
三是要极其慎重稳妥的采取强制措施。刑事自诉案件在审查核实证据的基础上，确实认为被告人的行为触犯了刑律，不采取强制措施不利于诉讼程序顺利进行，或者产生不良社会后果，才可采取强制措施。同时要严格审批手续。
四是要注重调解，增强良好社会效应。刑事自诉案件多是邻里纠纷，往往是小事酿成大祸，多方因素激化的矛盾，因而要多调少判，这样一来有利于社会稳定，促使当事人化解矛盾，便于附带民事赔偿部分顺利得到执行。
篇10：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
也谈完善刑事执行法制的基本思路
近年来，刑事执行学界提出了有关行刑发展的宏观思路，其基本观点是：把刑罚执行视为完整的制度性系统，由此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律体系，强化行刑权的配置。从监禁刑运行的单维度拓展到对行刑法制的整体构建，无疑体现了刑事法理论的整体成熟，在现实反思的基础上，对制度重构表现出深度的关切，也反映了论者对行刑发展的责任意识，笔者从中深受其益。但是制度创新的关键，取决于我们根据客观条件和社会需要所做出的准确选择。为此，我们可能需要进一步理清自己想要一、现有行刑法制主流性改革思路的分析与评价
行刑法机制是刑事法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法制的共同特点。一般认为法制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也有人认为它仅属法律运作，法制的全部内容应包括法律规则、法律观念、法律运作、法律组织。其实无论人们对法制的内容如何分类，制度性的法律得以启动直接依赖于两个基素：规范与执法权力。正像法人类学家的直觉，“法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当它被忽视或违犯时，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的个人或团体，通常会对违犯者威胁使用或事实上使用人身的强制。”（注：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M]．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这里，规范为执法主体提供了行为时的依据，执法体制则为规范的实现提供了权力后盾，两者结合使得法律进入到最基本的活化状态。应当说，目前学界对行刑法运行的现状分析，提出的发展思路，都是紧密围绕这两个基素展开的。
1、法律首先表现为经纬社会生活的规则，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一：是完善有关立法。
目前建立统一的行刑体系是行刑法理论中的主流性观点。具体的理由是：(1)我国刑事法应当是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组成的统一整体，而事实现状与这一要求相差甚远，《监狱法》的颁行虽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的空白，并成为我国有关行刑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但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操作程序上、立法规格上，都无法同刑法、刑诉法协调一致。一部规制监狱的法律，也不可能包含全部的刑罚执行。所以“须要制定一部比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而且与刑法、刑诉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注：杨殿升．余诤：国家刑事法律体系一体化：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的建议[J]．中国监狱学刊．.5。）(2)从行刑活动的整体性看，制定刑事执行法典有现实意义。在我国管制、拘役、罚金、以及资格刑的执行，基本处于经验惯性操作，法制化程度不高，因此有必要通过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对同一性质的刑事执行关系、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实行统一的法律调整，而不是人为地把他们割裂，或者继续让其中一部分处于无法状态。”（注：张绍彦：刑罚实现。现代法学[J]．．第4期。）我个人也曾在很长时期支持这种主张。(3)从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看，制定统一法典具有迫切性。“正确认识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及重要作用是进行立法的必要前提，现代意义的目的刑、教育刑思想使刑事执行开始突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传统界限，逐步摆脱其依附性和从属性，它自身特有的性质、职能及任务的实现，在客观上要求有一部统一完整的刑事执行法典对其进行规范和调整。”（注：详见张金桑：论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J]．中国监狱学刊．19第5期。）(4)统一刑事执行立法是大势所趋。“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它有利于刑法目的和任务的实现，符合刑罪多元化演变的一般趋势。”（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2、行刑法由静态转入动态，有赖于强有力的法律组织。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二：是实现司法权的合理配置。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方案是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部门，强化行刑权的地位。方案的根据如下：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看，行刑权是刑罚权的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刑事执行司法活动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有必要统一于一个部门，使其与量刑权、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平衡，这符合我国刑事法规定的公、检、法、司四大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总体原则。从行刑低效应的现状看，行刑机制改革已具有迫切性。我国行刑权一直处于分散状态，自由刑执行一分为二，监禁刑由监狱负责，非监禁刑由公安机关执行，财产刑、死刑归法院管辖，结果是繁重的审判、治安事务冲淡了其对行刑的应有关注。为此有人将其归纳为两大矛盾：行刑规范要求与行刑［权］多元化实际状况的矛盾、行刑科学化要求与行刑立法严重滞后的矛盾。并指出只有实现刑事执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行刑权的统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目前监狱法律主体地位的严重缺损，与行刑权过于弱化有直接关系，这表明调整现有行刑司法体制的必要性。从相应扩大行刑机关的权力看，行刑权的集中对改变我国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的司法惯性，打破刑罚制度的僵滞局面，不失一种制度性对策。从现实条件上看，在我国，由国家司法部门管辖下的监禁性行刑，已形成了系统的管理运行模式和稳定的执法力量，监狱承担着主要的行刑职能。在保证这一部分行刑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行刑权局部调整，不会引起过大的震荡，权力调整有基础。（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3、以上肯定性评价建立在行刑一体化的假设之上，这使得事情变得不那么简单。只要我们深入到行刑一体化与刑事法一体化的关系中，剖析刑罚权、刑事执行权、行刑权的动态性联结，就会发现其假设的合理性才是问题的关键。
应当肯定的是，面对行刑法机制运作中的弊端，突出行刑的法治特征，并从司法权力的调配考虑其走向，无疑具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在权力分散的情况下，行刑部门的内部体制调整，的确无法根本解决我国刑罚执行中的整体板结现象，统一行刑权则可以把行刑视为一个整体，这显然是调集现有权力资源，提高行刑整体效益的一种方式。因为形成能够控制各类刑事执行起关键作用的权力，及时反馈和完善行刑法的薄弱面，实现刑种、刑罚与非刑罚方式之间的联动，对带活整个刑事法机制的运行，是有积极作用的。而且统一立法的形式，也便利于决策者根据社会变化和实践需要，及时做出相应的法律调整，为权力实施提供根据。但是客观地说，目前行刑一体化只是一个初具轮廓的大思路，它距离制度性实践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笔者留意到在行刑一体化的理论主张中，有关行刑法与制度发展的具体设计存在着较大差异，这表明对各种现实方案还存在一个具体辨析、论证的过程。不仅如此，行刑一体化的思路中还有一些基本问题有待清理：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究竟对现有刑罚活动有多大的牵引力；执行权的相对集中是否会对量刑权产生负面作用；在行刑领域突出司法独立，会不会阻碍行刑法机制与社会预防犯罪机制的双向良性运行；大规模地立法与制度调整，有无现实选择的价值？等等，在追问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行刑权作为刑事法的后位性权力，有一定的被动性，它的启动来自于裁判权的行使。集中统一后的行刑权要发挥出效率，仍然要以刑事法已经完善为假设基础，这显然是不现实的，同时行刑法形式的统一与行刑法内容的完善有时并不一致，统一可能意味着为保持体系而取舍有关细节性内容，而分散的行刑法规群则可以直接面对执法实践需要。
二、从法律的历史构成谈完善刑事执行
法的重点选择
我国行刑机制形成于封闭的社会环境，并长期处于行政控制，有关立法的相对薄弱是有目共睹的事实。目前规范非监禁性行刑的法律主要有《刑事诉讼法》的刑罚执行部分，执行部门制订的有关法律性文件等，执法透明度不高，行刑内容与相关程序的设置都十分粗糙。相对而言，规范有关徒刑、死刑缓期执行的法律虽有较高的立法规格，而且1994年颁行的《监狱法》实际承担了刑事执行法的主干作用，但它自身仍有两大缺陷有待弥补：第一，行刑基本法律内容与程序有待配套性细则的具体化；第二，现代立法形式与保守刑罚观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融合。因为这部法律是把徒刑执行基本定位为监禁刑执行的，完全基于矫治而采取行刑的转处技术，除假释外，几乎处于行刑法律的空白状态。结果是行刑成本极高，整个机制处于低水平运作。看来，要真正解决刑事执行中的诸多症结，从完善整个刑事法内容入手才是治本之策。
不过，解决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制定统一的行刑法典，而是在刑事立法中载现一以贯之的法律原则，并完善刑罚适用与行刑运作的程序性法律环节。这意味着三层涵义：(1)要充分发挥刑事法的规制作用，应注意行刑法的前位因素――刑罚适用。通过改变刑罚板结的法律现象，对行刑制度进行外部性的有效救济，即关注刑事法的一体化；(2)实现在不同刑种、刑度、以及刑罚与非刑罚方式的有机联结，须用清晰的设计思想构架行刑法律的具体内容和程序，即关注行刑一体化；(3)在行刑制度发展定型情况下，对有关法律进行解构和重组并非上策。着眼于行刑法律中的薄弱环节，突出对非监禁刑执行的立法，细化监禁刑法律内容，实现刑法体系的平衡，可能更有价值。具体地说：
1、行刑立法应有所不为。即保留现有的法律格局，用旧瓶装新酒。法律包括行刑法代表了时间的连续性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它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经验的结果。
笔者同意这样的说法，“从根本上说，法治响应的是社会生活，是社会的产物，并作为整体来说是功利性的，而不是超验的。”（注：苏力等：学问中国．[M]．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172。）这里法治主要是指法制度。同样，行刑活动要适应社会需要，实际就是刑罚实现的过程，它是通过刑罚机制的总体协调取得刑事法预期效益的过程。（注：张绍彦：行刑变革与刑罚实现．[M]．法律出版社．．95。）因此，它首先得必须保持行刑法律规则的稳定性和变应性，并把这种变应建立在制度实验和稳定运行的基础上。既然“社会生活中的秩序所关注的是建构人的行动或行为的模式，而且只有使今天的行为与昨天的行为相同，才能确立起这种模式……因而法律必须巧妙地将过去与现在勾结起来，同时又不忽视未来的迫切要求。法律中的许多变化都是缓慢的而又渐进发生的……法律秩序中受到影响的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发生变化，而其原有结构的大部分则仍保持不变。”（注：［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行刑法制度的发展作为一个新旧因素转换和整合的过程，同样需要在维护凝聚法制传统与适变间保持某种平衡。
具体地说，行刑法的完善应保持它现有的外在形式，然后再根据财产刑、死刑、非监禁刑与监禁刑的各自特点，分别用监狱法、限制自由有关规定、罚金执行细则等单行性法规，来规制行刑活动。目前采取统一立法途径来改变现有的'法律架构，还缺乏足够的理由。第一，我们至今还没有清晰地看到统一立法的实际价值。因为再完善的行刑法都只是局部性立法，它不可能涉及刑罚结构的合理调整，面对刑法对现有刑罚结构的固化，以及非监禁刑适用极低的现实，可供行刑立法选择的空间相当有限。而作为规范社会生活迫不得己的方式，刑罚执行固守着自己的狭小领域，行刑法在刑事法整体运行中所表现出的某种次动性，就更为直观。在这个意义上看行刑法具有保守性。因此，试图用统一的行刑立法实现刑事法重心向行刑阶段的转移，可能是过于乐观的预测。第二，我国行刑法律格局处于自发性状态，它源自社会生活，是基于对犯罪的本能反映，两者决定了其原始合理性，即执法便利。构建行刑法体系以执法便利为由是无可厚非的，它所形成的法律惯势正是法治持续推进的表现。而且法律经验的积累，社会法观念的形成，都离不开一种与社会生活相亲合的行刑模式。第三，行刑立法要想在实质上突破原有的法律框架，单靠理论预设是不够的，法律经验的积累和刑罚技术的综合运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实践环节。而在目前监狱法与其他刑事执行法内容严重失衡的情况下，统一立法的技术条件并不成熟。
2、行刑立法应有所为。它重在解决行刑的瓶颈问题――监禁刑执行和非监禁刑执行中具体细节性内容与相关程序的完善。
笔者深信，行刑法律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具有操作性，能够活化于社会生活之中，而不在于必须有统一的独立的法律形式。即衡量立法的有效尺度是“立法的目的、实施手段与规范作用结果能够实现协调一致，法律能得到最经济、最便利的实施。（注：李晓安、曾敬：法律效应探析[J]．中国法学．第2期。）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国外的立法经验中得到有益的启发。目前除俄罗斯等极个别国家制订了统一的刑法典外，多数国家并没有刻意追求其立法形式的统一，即使一些属于大陆法系的发达国家，也通常是沿袭传统做法，行刑法内容与程序均散见于刑事诉讼法、监狱法规和其他单行性行刑法规中。而事实表明，这种立法形式上的相对保守，并没有影响到行刑多元化发展，阻碍刑事执行成为整个刑罚过程中最活跃阶段。原因在于其行刑的法律细节较为完善，有关程序规定系统而明确。其中刑罚执行中的变更规定显得较为灵活。反而就新近颁布行刑法典的国家而言，其法律实效的准确评价还有待时日。
在我国，行刑法一直是刑事立法的薄弱环节，从表象上看是缺乏一种法典形式，其实不然。深究其因我们会发现：(1)管制刑因执行内容过于空泛而形同虚设，(2)有关罚金刑适用的法律规定相当粗糙，以及罚金与自由刑执行技术的综合运用缺乏法律支持。(3)居于我国刑罚中心的监禁刑，一直处于固化状态。比如除减刑、假释外，监禁刑的变更执行基本上取决于受刑人的受刑能力，而不是他的悔改程度，加上人们对假释适用的保守态度，以及减刑制度本身的不合理，导致其整个行刑法处于低水平运行。具体结果是短期徒刑犯的重犯率高居不降，长刑犯的增多导致行刑成本的急剧上升，受刑人重新犯罪率与社会犯罪率呈现超常规的正增长现象。可见我们目前需要的不是提高行刑立法规格，而是要给予有关司法部门一个制度实验的空间，即给予其更大的自主性，使其得以及时积累行刑经验，详化行刑的技术环节。
我们应当还记得《监狱法》颁行所带来的立法体验，当时人们曾对它的颁行抱以厚望，认为这标志着监狱文明化步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但事实上却是它更迫切地提出了监狱改革的需要问题，而且把监狱行刑的具体执行内容与有关程序的完善，一再凸现出来。可见行刑法律的建立完善应放在以下方面：(1)尽快制订监狱法实施细则，对减刑的双向运用、罪犯行为规范、罪犯生活管理制度、罪犯权利保护的程序设置、分类处遇制度、青少年犯的矫治等进行具体规制；(2)对管制刑的惩罚力度进行合理界定，建立管制刑与徒刑的转处程序，用提高其适用率来推动行刑社会化发展；(3)继续详化假释、缓刑执行、监外执行管理监督办法；(4)拟制罚金刑的适用、其与自由
刑互换条件、程序等试行性法律规定等。
3、以退为进。用分散性立法方式，为行刑制度的调整提供主动性、自主性选择的余地。
我们应当看到：“当代中国，即有传统社会转为现代社会的问题，又有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的问题，同时中国又面临着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而世界已经出现后现代征象，这样，改变开放的中国就面对着传统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前所未有的大汇集、大冲撞、大综合”，（注：易天魁：中国社会发展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第6期。）面对这一时空压缩的大背景，行刑法律的构建显然须有前沿意识。而放弃统一的立法方式，就是让我们在完善法律内容与程序方面处于主动地位。因为以监狱法为主干来统一行刑法，明显不可取。
尽管有相当部分学者认为根据我国现实条件与需要，用非监禁刑替代监禁刑、非刑罚化方式替代刑罚等，都不是中国行刑发展的路径。但监禁刑并非不可松动，至少非监禁刑执行的法律成份，应在行刑法结构比重上与前者对等。因为监狱的相对谦抑，无论从刑罚的综合成本考虑还是其被大多数国家认同上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合理性。另一方面，不以现有监狱法为主干，统一的行刑法又很难与我国行刑现状相适应。足见，与其为维系统一的立法形式，我们被迫舍弃行刑法律的细节性内容，不如借势于分散性立法，逐步调整刑事司法权力间的关系，在刑罚机制运行中形成权力的杠杆，去构架制度上的一体化。
三、通过刑事司法权的调整，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
突出裁判权对行刑阶段的介入，启动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这是本文对刑事司法权进行合理配置的基本立场。它与主张强化执行部门的权力有明显的不同。我们知道司法权是存在于国家行政部门、立法机构、社会与个人之外的中立力量，它由此载现社会公正，简称司法独立。而刑事司法权作为权力整体，不仅在结构上集合了各种组织因素，在功能上还应具备有机体的所有活力和潜能，加上它相对立法权、行政权存在的独立性，表明这一权力有其内在的核心――刑事裁判权。具体从行刑领域看，刑事执行权对刑事裁决权的依附、拱卫，以及两种法律权力的耦合与连动，对行刑整体运行产生至为重要的影响。
须事先说明的是，本文从刑事法实践状态，谈刑事裁判权与刑事执行权（注：刑事裁判权与刑事执行权都是针对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而设置的权力形式。在目前情况下，我国刑事执行没有包括劳动教养等行政性强制制裁形式。）的关系，旨在讨论权力机制的实际架构。在刑事法机制研究中，刑罚权是一个相当耳熟的概念。刑罚权分为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行刑权等的权力内容，也有人认为它分为制刑权、量刑权与行刑权等三种权力构成。（注：详见樊凤林主编：《刑罚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版第32-33页。）张明楷：《刑法学》上册（法律出版社，19版，第394页）。以及马克昌主编：《刑罚通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1页）。）但是透视刑事法律的运行过程，我们不难看到所谓量刑权、行刑权都不过是用理性分析、建构而成的抽象架构，它表现为一种理论策略，即在刑事法律活动中，把制刑、量刑、行刑等权力形式提升起来，将其归纳为一种总体形式――刑罚权。而社会实践中刑事法机制是一个多重图式，具体地说，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裁量与执行都不限于实现刑罚。因此从刑事制度构建的角度上，刑事裁判权、刑事执行权比行刑权、量刑权更容易被直接把握。
1、我们注意到无论属于那种法系，一个国家的刑罚种类时有更新，刑罚制度的变应能力较强，总是与紧密审判与行刑的做法有关。
行刑机关对刑罚更新的影响一般表现在某一特定领域，难以实现刑罚制度的整体完善。而行刑的变更方式首先取决于刑罚种类的多样化，并需要在决定刑罚时就综合考虑。因此法官对刑罚技术的选择余地越大，行刑就越显得灵活。那么在调整刑事司法权结构时，能否通过拓展法官权力，来优化行刑制度？回答是明确的。
在我国，分散性的行刑立法显然不能解决刑罚灵活适用的问题，而集中执行权的行使，尚无现实制度的可比性，利用裁判与执行活动的固有联系，突出核心权力的杠杆作用，则可以不进行大规模体制调整而解决这一问题。国外也有相关的制度经验可资借鉴。如法国学者认为，在行刑个别化措施的适用上，“最好是由法官作出决定，以防发生任何专断行为。……实际上，公共权力机关已经走上了这一道路，依据某些局部的经验已取得了较好结果。”（注：［法］卡斯东・斯特芬尼：法国刑法总论精义。[M]．罗结珍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452。）而且根据法国刑诉法规定，每一个大审法院设有一名或数名法官专门负责判决的执行，称为刑罚执行法官，该法官有权决定对犯人服刑的原则和主要方式，减刑与假释等，在此之外，设置由刑罚执行法官、检察官、监狱长为主的刑罚实施委员会，制约法官的决策行为。重大问题的处理检察官也可直接行使监督权（注：法国刑事诉讼法典，余叔通、谢朝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84。）。意大利的做法与之相似，由设置在上诉法院的监察法官负责自由刑执行中的重大事务（注：意大利刑法典，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225。），只有德国的做法不同，根据德国刑诉法第451条规定，刑罚执行由检察院负责具体实施，监狱附属于检察部门（注：德国刑事诉讼法典，李昌珂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321。），但涉及刑罚执行的重大变更仍应由法院最终裁定。即使在俄罗期，刑罚执行部门的职责也限于行刑管理，而且行刑权分属于刑罚执行检查处、地方自治机关、劳改机关、以及国家税务机关等不同部门。看来，刑事裁判权对刑事执行权进行有效制约，是一条重要的司法经验，进而优化行刑制度，如不考虑其核心权力的支配作用，也只会徒劳无功。
2、裁判权在刑事执行过程中继续发挥作用，符合法律运行的基本逻辑，也符合社会生活的实践智慧。
在刑事司法权结构内部突出裁判权的核心作用，将其延伸到行刑阶段，不存在对社会进行权力扩张。相反它反映了司法中立对司法体制构架的基本要求，为我们引入公正、人权、效益等法律理念创造了制度条件。尤其在一个注重实效，忽略形式合理性的传统国家，这种权力结构调整对改变传统法文化意识，培养公众的法观念等，都会产生特殊意义。
而且在具体论证过程中，笔者发现：第一，从理论上说，法官适度介入行刑，会令其更关注审判后的行刑效应，改变其重裁量轻执行的心理惯势，这是提高刑事法整体效益的现实途径。比如法官可以细化管制刑执行的具体内容，如用公务性、无偿性的具体劳动形式，把管制刑的执行落到实处；可以借助于监外执行方式，扩大对未成年犯的延伸性矫治等。第二，从长远意义上说，法官在履行行刑阶段的审判职责时，可以逐步把对犯罪人施予的非刑罚化处置，纳入刑事法的程序规范，这样既确保公民权利和司法公正，又保证行刑技术的综合运用。第三，法官在一定程度上涉问行刑事务，能保证刑罚的稳妥适用，实现司法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保证刑事法律的权威性和公正性。这在现行机制运行中已有体现，比如我国刑法规定，法院行使对罪犯减刑、假释的裁决权。第四，我国刑事裁判权对刑事执行重大事务的介入，有着相当深厚的传统。法院除行使减刑、假释决定权外，还具体负责罚金刑、死刑执行等等。此时改由专门执行部门替代法院这些职能
，结果可能是：裁判权对行刑运作的反映更加迟钝，而且执行权体系徒具统一形式，而缺乏实质上的支配能力。第五，刑事裁判权适度扩大对行刑阶段的渗透，能够形成统筹其运作的主干力量，并可以借助于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逐步完善行刑法律具体适用的内容与程序，拓展行刑法律完善的途径，从根本上改变现行有关法律过于粗放的现象。
3、强调法官在刑事司法中的主导作用，须相应淡化刑事执行权的独立性。
裁判权的主导地位，与我国现有刑事执行权的配置没有根本冲突，但可能招致批评。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行政权对刑事执行的渗入远远大过刑事裁决与刑事执行的联结，裁决权本身是一种弱项权力，加上法官队伍素质与执法要求有相当距离，传统法律理论对公、检、法、司系统制衡的诠释，人们对这一司法体制调整的效果存在疑虑。其实刑事裁决权与刑事执行权共有的消极性，是刑事法逐步从社会生活中退缩的必然反应。而刑事执行权从行政权中分离出来向裁判权的靠拢，形成了对核心权力的有力支持，它旨在避免司法权内部的结构冲突，减少机制内的损耗。从另一方面看，监禁刑本身所固有的封闭性和刑罚的强制特点，表明刑事执行权力过于集中是有风险的。所以，我们与其容忍司法权与行政权的错存，国家权力资源过于向行政方面倾斜，不如在刑事法一体化中通过抑制执行权，寻求解脱行刑困境的途径。（注：对此我们还应从目前监狱机制的局部调整中得到启发。我国监狱属于自成一体的司法系统，因缺乏与社会生活的关联，在社会转型之初，它曾使自己长期处于财政极度困难和行刑疲于应对，而不为社会理解的状况。近年来为拓展行刑经费来源，司法部开始试办市属监狱，并有了成效。监狱双重属性的出现有复杂的原因，但这至少说明，表象上统一、独立的执行权体系，有可能会严重脱离社会需要而缺乏活力。）
4、重点理顺审判体制，设置刑事执行法庭负责办理受刑人的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裁决，继续负责罚金刑、死刑的执行，并扩大他们对各种刑罚转处的决定权。
走出刑事执行权的囿限，从司法独立考虑，赋予裁判权更大的自主性是现实可行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在法院体制改革研讨中，健全执行机构虽受到了重视，但它却因民事案件执行难而引发，其体制调整可能会忽视刑事执行力量的专门配置，因而笔者建议成立刑事执行法庭。这样执行法官在配合国家财政部门实施罚金刑时，终于可以根据罚金执行受阻的情况，进行自由刑的替代尝试，他们可以通过对各种自由刑执行中减刑、假释、监外执行等法律适用，摸索监禁与非监禁方式互为转处的制度经验，真正松动行刑的板结现象。
当然，刑事裁判权对自由刑执行的涉问，仍应以量刑的方式出现，它不直接干预行刑管理事务。因为自由刑的执行是一项时间长，事务相当繁重的法律活动，专门行刑机关的存在能保证刑事执行的常态运行。而且在制度建设上，我们同样不应对司法中立的原则抱以任何的偏执。裁判权的无限度膨胀带来法律程序技术与社会道德、政治性因素的过大背离，也可能导致法律在实质上的不公正。所以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执行权的相对独立又可以在司法权内部形成合理的制约力量。
四、刑事执行规范与权力的内部调整的焦点与基本走势
在完善法律规范和调整司法权关系的同时，行刑法机制内部存在的重大症结，值得人们予以高度重视，并提具体治理方案。而且刑事执行活动如何与社会预防犯罪机制联动，也是我们要予论证的问题。
1、为了突出刑事执行权的法律地位，有必要理顺监狱的现有体制，走出国家举债式经营的怪圈。
监狱现有体制改革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正像人们所认识的那样，监狱惩罚改造罪犯的同时承担相应的经济任务，有悖于法律运行的基本原理。从现实角度看，它导致监狱机构臃肿与警力不足的矛盾日益尖锐；从长远意义说，它给予了国家与社会公众一种错觉，监狱有能力解决至少能部分解决行刑所需财力问题，这反而掩盖了监狱经费极度困难的现实。而且监狱经济与行刑职能相混杂，极易为司法腐败留下滋生的温床，严重影响到国家法律的尊严。但由于历史原因，这种监企合一的体制已具有相当的惯性，它的现实运作至今仍有不得已的原因。加上多重利益纠缠在一起，导致了其转型的困难。然而，就在国家对警察经费和罪犯生活经费给予基本保障，监狱生产享受国家有关税收减免待遇的情况下，监狱企业仍处于举债式经营。它已经不是在支撑行刑运作，而是维系因历史形成的监狱小社会系统。由于属国家执法的敏感部门，这种企业不存在破产问题，其整体上的经营不善必将导致更多的债务，这些债务最终都会以不同方式转嫁给国家。而事实证明，扩大生产规模并没有增加罪犯劳动的岗位，因而它不是有效组织罪犯劳动改造的途径。对此我们不妨做一假设，如果在早些时期，国家能够把这笔债务的少量部分直接当做行刑的投入，监狱基础设施的改善程度肯定会比目前状况好。时至今日监狱体制转刑已无进退选择。因为突出监狱的法律功能，是社会需要这个最大的现实决定的，监狱经济迟早应退出行刑领域。在目前情况下笔者建议：(1)监狱法实施细则的拟制应继续回避所谓经济管理的内容；(2)国家逐步加大对监狱行刑的直接投入；(3)利用自然减员，监狱逐步缩小自己的生产规模，并有计划地把其附属性生活系统真正推向社会；(4)尝试根据监狱内部需求形成生产的内循环，或围绕公用事业进行有偿服务等。促使罪犯劳动向半职业培训方向转化。
2、刑事执行机制向法律的回归，是以司法中立为基础，使其活动真正为市民社会所接受。因此整个机制应考虑向社会开放。
司法独立是法律公正的制度保证。国为“法律机构与社会的必要隔阻”（注：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45。），能让公众对法律产生神圣感和信任感。但作为制度现象，它也有负作用。具体地说，执行权向裁判权的靠拢有可能削弱法治与社会的亲合力，而即使是监狱这一封闭性概念，都存在与社会生活有机联结的需要。监狱界于刑事法运行与社会生活之间的边缘地带，在刑罚即成事实的情况下，受刑人监狱化与受刑人大多须重返社会生活的现实，会形成深刻的悖论。所以，我们一再被提醒行刑矫治不同于刑罚，有人将其归纳为监狱人文性与刑法规范性的对照。（注：**・监狱学：群众出版社，1991年．45。）看来，从社会预防犯罪的角度看，刑事司法权在后期运作的淡出，与它在前期的独立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在刑事执行领域中，通过规范与权力的合理构建引入一种社会化的非政府性的因素，意义深远。它能让公众近距离地了解监狱及其他行刑运行的状况，了解行刑司法活动性质与现实困境，感受法治，并由此增强自身预防犯罪的责任意识。而且正象著名学者福柯所言，“所有不直接经过国家机器的权力机制和效应，……在维护国家方面会比国家自身的机制更为有力。”（注：［法］米歇尔・福柯：《福柯访谈录・权力的眼睛》，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63。）目前国外的主要做法是：由各种专家、学者联同有关司法官员组成刑罚实施委员会之类的机构，他们参与对受刑人处遇的具体决策，并由社会志愿人员给予各类受刑人经常性的生活指导等。专家参与行刑决策不乏来自社会的批评，但社会参与行刑的做法却是应予肯定的。在我国社会力量参与行刑的具体做法还没有完全定型，但在制度建设上给予其发展空间是有必要的。
应当明确的是，以司法
中立为基础实现执行权结构向社会的适度开放，并完善刑事执行法律内容与程序，将不同于在行政权控制下的执行模式。它经过了中间权力的过滤，能够增进社会对制度机制的信任，保证出狱人真正回归的是市民社会。在我国长期的行刑运作中，司法机关与社会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关系，从客观上看公安基层机关与社区生活最相接近，管制、拘役刑等非监禁刑都曾是在专门机关、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和群众监督下联合完成的，并有过显著的社会效果。从纵向上看，我国劳动改造制度也长期处于半开放性状态，引入社会力量改造罪犯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是刑事执行活动虽有民间力量的参与，更多地却是依赖于行政惯性的推动，加上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法律本身的薄弱，使得出狱人不是直接进入市民社会，而是进入了政治社会。所以一旦社会整体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政治社会之外形成了更大范围的市民社会，加上社会转型期间基层行政部门的控制力消弱，社会各界对行刑的关注力日益淡薄等综合影响，我们会明显地感觉到行刑活动顿时陷入了既无规范，又缺乏社会强力支持的困境。这表明保持行刑机制的相对封闭不是根本出路，因此在执行权向裁判权靠拢之时，应尽量保留它在管理上的社会化做法，并继续寻找引入民间力量的有效途径。
当然，社会力量进入行刑领域表现出很大的不确定性。即使是所谓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心理学家等专业人员，并不总是公正无私的，至少不是都能准确地把握刑罚、矫治与人权保护的标准。因此有必要保持刑事执行权力的中坚作用。这样，一方面刑事执行部门兑现裁判结果，保证基本的社会公正；另一方面这一权力结构的开放性，削减了刑罚的封闭特点，使其不断与外界保持交流。
五、结论
以上观点表明：在刑事执行法制的构建上，我们应更关注它的现实进程和焦点问题，而不是赋予其过于理想的色彩，并立足于刑事司法机制的整体架构，科学地论证它的后期运行。换言之，行刑法机制的良性运行可能不在于全盘性的制度设计，而在于核心机制的调整和内部功能的完善；可能不在于大规模的刑事执行立法，而在于持久地司法磨合，以及健全刑事执行法律的具体内容与程序。而且在行刑法规范与刑事司法权力之间，形成更紧密的互动关系。
篇11：刑事执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论文
刑事执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的论文
一、刑事执行专业人才培养的特点
在上述大背景的约束下，刑事执行专业的人才直接影响到未来国家监狱工作的进一步发展，刑事执行专业作为培养监狱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培养出的人才应符合社会和时代的要求，具体来说，刑事执行专业培养出的人才应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拥有高尚的情操与独立的人格
与其他的社会岗位的要求―――个人独立或是团队合作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同，作为未来的监狱管理者，还承担着对罪犯进行改造和教育的神圣职责，现代社会是和谐社会，管理罪犯不再依靠暴力解决问题，而是需要用自己的言行来教化和感染他们，让他们重新找回良知，重新做人。这就需要刑事执行专业培养出的人才需要有独立的人格，首先能做好自己，自己要有自己做人做事的基本原则，通过自己的言行及独立的人格魅力来潜移默化的感染教育罪犯;其次要有高尚的情操，有宽大的胸怀，能够包容一切，正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通过这种魅力去打动罪犯，引导他们步入正途。
(二)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和使命
作为一名监狱管理人员，除了上文提到的高尚的情操与独立的人格，还要敢于去承担社会和岗位赋予的神圣的重要的社会责任和使命，作为未来的监狱管理人员应该明白肩上担子的重量，要树立基本的监狱工作独特性的理念，培养出的专业管理人才应该明白这份职业不仅是吃饭的家伙，更重要的是扮演着重塑他人人生的重要角色，这不仅是一种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需要每一个人去积极行动，勇于承担责任并能将其转变为自己的自觉行动。
(三)拥有仁爱的思想和乐于帮助他人的情怀
普天之下最难的事情就是改造人心，在监狱里帮助坏人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就是其中之一。改造的过程需要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流，比的不仅是知识还有意念、心态和基本修养，在这个过程中监狱管理人员只能赢不能输，而且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此监狱管理人员对于坏人的教育管理应该具有仁爱之心，乐于帮助他人改正错误，要能不骄不躁面对一切，这样才能用自己的力量成功改造他人。
(四)拥有综合性素质，包括理论知识、交流能力、随机应变的能力、口头表达能力，最重要的是要有辨别是非的能力
监狱管理人员面对的是极其复杂、形形色色的人，而且是做过错事的人，要能出淤泥而不染，能够很好的分辨是非对错，不被他人影响，面对多变复杂的情形能及时做出反应，找出合理的应对措施解决问题;与人打交道，需要有基本的交流沟通能力和流利的口头表达能力，这就需要拥有各方面的知识，不仅要有教育学、法学、犯罪学、心理学、伦理学等基本知识，还要熟悉人文地理各方面的知识，这样才能应对各种复杂的人员。
(五)拥有较强的社会适应能力及自学能力
刑事执行专业培养的人才毕业后直接进入监狱工作，监狱与一般的工作场所不一样，其面对的挑战也充满了极大地变数，因此要求在培养过程中，要培养出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能让他们工作后快速转换角色，适应艰苦的工作环境，独立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及时顺利的完成任务。
二、刑事执行专业人才培养的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占主导地位，注重传授理论知识，而忽略了学生和他们的实践操作能力，理论与实践严重脱离，学生缺乏学习动力，严重忽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出的人才不能适应社会和岗位的要求。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刑事执行专业需要对传统的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创新，开拓出新的适应时代要求、学生能有较高的主体地位和能动性的教学模式。刑事执行专业对人才的培养具体有以下几种教学模式可以采用:
(一)互动教学模式
传统的教学模式强调的是理论记忆，而对于刑事执行专业人才的培养，传统教学模式已不再适用了。互动教学可以通过老师的理论引导，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锻炼他们的创新思维，发挥出他们的主观能动性，从“要我学”的状态变为“我要学”的状态，在这个过程中能让老师与同学们进行心灵的沟通和感情的交流，让学生在愉悦的氛围中掌握理论知识。而且，老师对学生的尊重渲染出一种民主氛围，让学生在其中感受到民主和尊严的重要性，利于高尚的人格、尊重民主和他人的良好品德的培养，为以后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拓展训练模式
在课堂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要积极开展课外活动，包括:小组或单人的野外生存训练、素质拓展训练、模拟场景表演、与监狱相关的多岗位适应训练、处理突发紧急事件等单一形式或是组合形式，不再是传统课堂上的理论灌输，而是让学生切身体验真实场景，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陶冶情操，培养独立人格。
(三)“教学练战一体化”模式
“教学练战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是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融为一体，以实战需要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包括一体化教学目标、一体化教学条件和一体化组织实施。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学会独立思考和处理不同事件的能力，同时还能让学生积极主动的去活学活用知识，不再只是掌握死的理论知识。
三、刑事执行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内容
为了使监狱管理人员得到更专业的培养，经过多年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总结了一套新的模式。可以在学院和监狱联合的基础上采用教、学、练、战的教学模式。学院和监狱共建师资、共建课程、实现工作岗位与专业课相结合。毕业考核跟职业认证相结合，全面提高监狱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升政治觉悟，并且实战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刑事执行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主要通过“三共建、三融合、三阶段”来锻炼出学员的三项能力。
(一)三共建
“三共建”是指通过学院和监狱共同建设课程、共同建设师资、共同建设教学基地。所谓师资共建是指聘请监狱行业中资质较深的专家来担任老师、聘请在一线表现突出的狱警来知道学院实践工作、学院的一些专业教师亲自到监狱实习学习实践经验。形成一支具有实战、理论双素质的教学科研人员。所谓共建课程是指学院里专业教师与资深的一线工作人员一起商讨制定符合工作岗位的课程，针对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来开发课程。他们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共同编写教材手册和考核细则、一起讲授课程、知道学生模拟实战演练等等。所谓共建基地是指学院和监狱共同打造实践基地、共同制定运行管理制度、共同评估教学质量等等
(二)三融合
“三融合”是指工作岗位和课程相融合，职业认证和毕业考核相融合、校内学习和校外实践相融合，通过这三项融合使学员的技能、态度实践经验得到质的飞跃和提升。
(三)三阶段
“三阶段”是指专业学习阶段、模拟演练阶段、实战上岗阶段。其中专业学习阶段是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认知水平。模拟演练阶段是为了对特定领域进行设计和实战情景再现。全面提高学生的专项技能。实战上岗阶段是通过顶替一线监狱管理人员在他们的指导下进行全面的学习和开展工作，提升学员的综合能力和技巧。
(四)三项能力
通过以上三个不同法培养阶段锻炼了学员的三项能力即专项职业能力、综合职业能力、认知职业能力。使学员能够全面提高政治素养和基本能力使每一位学员成为人文素质高、专业技能精、实战能力强的优秀人才。
四、总结
在新的时代背景要求下，刑事执行专业培养出的人才应顺应时代潮流，通过改革刑事执行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提高监狱管理人员的综合能力。提升政治觉悟，使其成为实战能力强的高素质人才，不仅能胜任一线监狱管教工作，而且对监狱行业起到引领、带动和服务的作用。
篇12：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的若干规定
为进一步规范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等法律规定，结合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一条 本规定所称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执行，是指发生法律效力的刑事裁判主文确定的下列事项的执行：
(一)罚金、没收财产;
(二)责令退赔;
(三)处置随案移送的赃款赃物;
(四)没收随案移送的供犯罪所用本人财物;
(五)其他应当由人民法院执行的相关事项。
刑事附带民事裁判的执行，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第二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由第一审人民法院执行。第一审人民法院可以委托财产所在地的同级人民法院执行。
第三条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的期限为六个月。有特殊情况需要延长的，经本院院长批准，可以延长。
第四条 人民法院刑事审判中可能判处被告人财产刑、责令退赔的，刑事审判部门应当依法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进行调查;发现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及时查封、扣押、冻结其相应财产。
第五条 刑事审判或者执行中，对于侦查机关已经采取的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应当在期限届满前及时续行查封、扣押、冻结。人民法院续行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顺位相同。
对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人民法院执行中可以直接裁定处置，无需侦查机关出具解除手续，但裁定中应当指明侦查机关查封、扣押、冻结的事实。
第六条 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的裁判内容，应当明确、具体。涉案财物或者被害人人数较多，不宜在判决主文中详细列明的，可以概括叙明并另附清单。
判处没收部分财产的，应当明确没收的具体财物或者金额。
判处追缴或者责令退赔的，应当明确追缴或者退赔的金额或财物的名称、数量等相关情况。
第七条 由人民法院执行机构负责执行的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刑事审判部门应当及时移送立案部门审查立案。
移送立案应当提交生效裁判文书及其附件和其他相关材料，并填写《移送执行表》。《移送执行表》应当载明以下内容：
(一)被执行人、被害人的基本信息;
(二)已查明的财产状况或者财产线索;
(三)随案移送的财产和已经处置财产的情况;
(四)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情况;
(五)移送执行的时间;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人民法院立案部门经审查，认为属于移送范围且移送材料齐全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移送执行机构。
第八条 人民法院可以向刑罚执行机关、社区矫正机构等有关单位调查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并可以根据不同情形要求有关单位协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执行措施。
第九条 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执行刑事裁判生效时被执行人合法所有的财产。
执行没收财产或罚金刑，应当参照被扶养人住所地政府公布的上年度当地居民最低生活费标准，保留被执行人及其所扶养家属的生活必需费用。
第十条 对赃款赃物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当一并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被执行人将赃款赃物与其他合法财产共同投资或者置业，对因此形成的财产中与赃款赃物对应的份额及其收益，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对于被害人的损失，应当按照刑事裁判认定的实际损失予以发还或者赔偿。
第十一条 被执行人将刑事裁判认定为赃款赃物的涉案财物用于清偿债务、转让或者设置其他权利负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予追缴：
(一)第三人明知是涉案财物而接受的;
(二)第三人无偿或者以明显低于市场的价格取得涉案财物的;
(三)第三人通过非法债务清偿或者违法犯罪活动取得涉案财物的;
(四)第三人通过其他恶意方式取得涉案财物的。
第三人善意取得涉案财物的，执行程序中不予追缴。作为原所有人的被害人对该涉案财物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当告知其通过诉讼程序处理。
第十二条 被执行财产需要变价的，人民法院执行机构应当依法采取拍卖、变卖等变价措施。
涉案财物最后一次拍卖未能成交，需要上缴国库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有关财政机关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予以接收;有关财政机关要求继续变价的，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需要退赔被害人的，以该次拍卖保留价以物退赔;被害人不同意以物退赔的，可以进行无保留价拍卖。
第十三条 被执行人在执行中同时承担刑事责任、民事责任，其财产不足以支付的，按照下列顺序执行：
(一)人身损害赔偿中的医疗费用;
(二)退赔被害人的损失;
(三)其他民事债务;
(四)罚金;
(五)没收财产。
债权人对执行标的依法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当在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医疗费用受偿后，予以支持。
第十四条 执行过程中，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者案外人对执行标的主张足以阻止执行的实体权利，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的，执行法院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的规定处理。
人民法院审查案外人异议、复议，应当公开听证。
第十五条 执行过程中，案外人或被害人认为刑事裁判中对涉案财物是否属于赃款赃物认定错误或者应予认定而未认定，向执行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可以通过裁定补正的，执行机构应当将异议材料移送刑事审判部门处理;无法通过裁定补正的，应当告知异议人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处理。
第十六条 人民法院办理刑事裁判涉财产部分执行案件，刑法、刑事诉讼法及有关司法解释没有相应规定的，参照适用民事执行的有关规定。
第十七条 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发布的司法解释与本规定不一致的，以本规定为准。
篇13：执行救助制度的现状调查报告
执行救助制度的现状调查报告
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法制建设的不断完善，通过司法途径来解决的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少数案件由于被执行人有的身体残疾没有履行能力，有的年老体衰丧失履行能力，有的被判处刑罚短期内缺乏履行能力，有的长期下落不明且无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等种种客观原因，致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权利得不到实现，而执行申请人又属特困群体，生产生活也极其困难，期待解决基本的生活费用，有的甚至直接影响到人的基本生活。不得不多次上访，有的甚至采取自杀、自残等极端方式敦促法院执行，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为维护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防止产生新的社会不稳定因素，有必要建立和完善救助制度。
法院已经生效的裁判文书进入执行程序后，因有的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无法查找;有的被执行人本身就缺少固定经济来源，甚至衣食无着，根本没有履行能力;有的被执行人身患重病或残疾，自身都需要救济等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执行案件无法兑现或很难兑现造成执行难。特别是在故意伤害(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故意杀人等刑事案件中，被害人或死或伤或残，很多家庭因此遭受重大经济损失或完全丧失经济来源，从而陷入极端贫困的境地，影响社会稳定和谐。同时由于大多数罪犯无财产可供执行，而其家属或其他亲属也不愿意代为赔偿或确实无能力赔偿，致使有的被害人父母无人赡养，子女无人抚养，家庭经济状况十分困难。为了维护弱势群体切身利益，保障申请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增强能动司法，彰显人文关怀，于是，执行救助制度应运而生。
一、执行救助制度的成因及意义
(一)执行救助制度的概念和形成原因
执行救助制度是指人民法院在执行案件中，对被执行人确实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给付义务，而申请执行人因遭受侵害且不能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标准或因部分或全部丧失劳动力、缺乏必要的生活及医疗费用、生活难以维持，或因受害致死给家庭生活造成巨大生活困难属于急需救助的社会弱势群体，在一定条件下，根据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由人民法院给予适当资金予以救济、补助的司法救助行为。
执行救助制度从广义上讲属于司法救助的范畴，对于它的分析和探讨离不开司法救助制度的范畴，不能孤立地和割裂来分析。司法救助(Access to Justice)又称为诉讼救助，有的学者称之为诉讼费用豁免制度，最早的术语叫“穷人规范”(Poor Persons Rules)，我国一般称为司法救助。它是世界各国目前普遍实行的一种司法救济制度，也是社会民主与法制进步的表现。在历史上，司法救助最早产生于英国，其建立的理论根据源于公民平等的诉讼权，核心内容是对于穷人、弱者的诉讼救助。从该项制度所指向的对象来看，司法救助制度，实际上是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是对弱势群体基本人权的重要保障。经过多年的发展，欧美国家司法救助制度已形成了完备的法律制度体系，对救助对象、范围、主体等作出具体规定，有力地保护了当事人的诉讼权利。
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补充规定》第4条第2款正式提出了“司法救助”的概念，是我国司法救助制度的雏形。2005年12月26日，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提出，探索建立特困群体案件执行的救助办法。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提出：“完善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和改进执行工作。推行执行公开，拓展执行方法，完善执行措施，最大限度实现胜诉当事人的权益;加强国家执行威慑机制建设，促使当事人自动履行生效裁判;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为他们实现债权提供便利和帮助。” 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提出，改革和完善司法救助制度，完善执行救济程序，建立执行救助基金。2009年上半年开展的全国性的清理执行积案活动中，中央政法委员会多次提到要建立特困群众执行救助基金，为他们实现债权提供便利和帮助。执行救助制度是解决执行难的一种有益的尝试性措施，部分不具备执行条件的案件长期积压，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执行，损害的是司法的公信力，进而危及党的执政根基，其后果是十分严重的。
为此，各级人民法院纷纷出台改革措施，执行救助基金及救助制度在此时应运而生。
(二)建立执行救助制度的意义
1、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进行执行程序的案件中，被执行人没有履行能力的，占历年全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的25%以上，甚至更高比例。这些案件的大部分被执行人通常没有固定收入和其他财产，有的长期下落不明，有的在监狱服刑，而申请执行人因受害或其它原因，有的因患病急需治疗，有的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急需经济帮助。甚至有少数当事人因权利得不到实现，归结于法院执行不力，采取极端方式，围堵法院，上访闹访等方式给法院施加压力，严重损害了法院正常工作秩序，影响法院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面对特困申请执行人案件大量存在、矛盾较为突出的状况，执行救助制度是法院必须采取的对策，能缓和申请执行人、被执行人、法院的紧张关系，有效防止因执行不能而诱发新的社会不安定因素。
2、缓解执行难，体现司法为民。执行案件中，有一部分涉及赡养费、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赔偿等执行案件，是由于被执行人服刑、下岗、重病、残疾，没有能力履行义务，导致申请执行人的权利长期得不到实现，因此陷入生活、生产困境，成为社会弱势群体。在这种情况下，申请人的合法利益就得不到保障，特别是一些生活困难的申请人，执行目的的实现与否往往关系到其正常的生产、生活。而执行救助基金制度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申请人的合法权益，在一定程度上是帮助生活确有困难的当事人摆脱生存危机的有效途径，体现了司法为民的原则。
3、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需要。宪法明确规定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原则，公民具有政治、文化、社会、家庭等各种权利，国家权力机关虽制定了各种程序法和实体法予以保障，但“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仍不平衡，贫富差距仍在扩大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对困难群众特别的制度保护，法庭就容易变成诉讼技巧的竞技场，强者和弱者在形式正义面前就很难获得正义的平衡。”在现实生活中，一些弱势群体，请不起律师、交不起诉讼费，权利无法得到保护，即便是打赢了官司，也会因面对被执行人也是特殊困难群体，执行难以到位，权益实现不了，同样使他们的生产和生活陷入困难，不能平等地实现自己的合法权益。实行执行救助，不仅仅是帮助弱势群体打得起官司，保证有理有据的弱势群体打得赢官司，更重要的是要实现他们的权益。因此，建立涉诉特殊困难群体执行救助制度是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制度化的阐释，它是“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则”在司法上的价值体现，通过协调和平衡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权益，体现公平正义。
二、执行救助制度的现状
(一)我国执行救助制度的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的执行救助制度尚无统一的立法，体系不完备，分别规定于2005年12月26日，中央政法委下发了《中央政法委关于切实解决人民法院执行难问题的通知》(政法(2005)52号)、2007年1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的若干意见》及最高人民法院2009年3月25日发布的《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改革纲要》中，关于救助条件、救助主体、救助范围、救助标准、救助程序等都没有统一、明确、完整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根据执行行为所侵害的权利的性质，也可将民事执行救济分为程序上的救济和实体上的救济。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因强制执行受到侵害的情形大致有两种，一是因执行方法、措施、执行程序等违反法律规定侵害其程序上的利益，二是因强制执行侵害到被执行人或者案外人实体法上的权利。对前者，法律上赋予当事人的救济称之为程序上的救济，而后者，即为实体上的救济。从执行的启动、实施以至结束，执行救济包含了对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执行异议、对案外人提出的异议及异议之诉、申请执行人提起的申请变更执行法院、执行错误的执行回转等。本文择取《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三项制度运行情况进行实务上的分析，希望能够为执行体制与机制改革提供一些实务工作者的看法。
(二)当前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做法
1、执行救助的条件及对象。目前司法救助有三个方面的条件限制：(1)案由，限制为赡养、抚养、抚育、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2)申请执行人必须为特困群体;(3)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救助对象。一般而言，申请人必须是特困群体，仅指自然人。如何理解特困群体，在目前制度尝试过程中，有些法院以申请执行人存在“特殊困难”、“生活困难”、“严重困难”为条件;有些法院以“生活贫困”、“无法正常生活”为条件;也有的法院以申请执行人“极度贫困”、“十分贫困”、“家庭经济困难”为条件。
2、执行救助金的来源。目前，对执行救助金的资金来源上，一般是财政拨付、社会捐赠和法院筹集，以财政拨付为主，以社会捐赠、法院筹集为辅。一般限制每人每案只发放一次。
3、执行救助的审批、发放程序。执行救助金的发放应按照申请执行人提出申请、案件承办人审查材料、合议庭合议、分管领导审批、政法委审批、财务部门发放的流程管理。
申请执行人以书面或口头形式提出申请，同时提供附有证明其无法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证明材料。证明材料至少应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申请执行人证明自身低于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的证明材料，包括案件基本案情、家庭收支情况等;二是申请执行人所在地的村(居)委会、街道、乡镇出具的证明材料，包括申请执行人家庭经济困难情况及当地最低生活标准等。
案件承办人审查材料，一方面要对申请执行人提出的申请及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内容是否有效进行审查;另一方面要将案件已穷尽一切执行措施和方法的调查材料整理附后，与申请执行人的申请材料一并提交合议庭合议、分管领导审批，然后由财务部门支付资金。
三、现行执行救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执行救助资金来源无保障、数额不平衡。执行救助是社会主义救助制度的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重要方式。这是对司法救助制度更深层次的认识，但这样的社会责任仅仅靠人民法院孤军奋战是远远不够的。目前很多基层人民法院都设立了执行救助基金专用账户，有的是由财政拨付，有的是财政拨付、法院筹措相结合等等，但由于没有固定的来源和有效的经费保障机制作后盾，很多时候，司法救助只能停留在善良愿望的层面上。经费问题一直是制约我国执行救助工作深入开展的瓶颈。
(二)执行救助的案件类型不统一，甚至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的问题。虽然目前救助的案由主要为赡养、抚养、抚育、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等民生案件，但因没有法定限制，只要出现执行不能、申请人生活困难，均可申请执行救助。很多时候，一部分当事人通过缠访闹访，盲目的诉求，企图得到救助。政府、法院有可能在没有健全制度的情况下，把执行救助作为一种安抚申请人的手段，进而引发执行救助资金滥用，需要救助的人得不到救助，导致新一轮的不公平。从救助金实际使用的情况来看,执行救助制度设立给某些当事人造成了错觉：只要到法院申请执行了，就能实现债权,即使债务人无履行能力,法院可用执行救助金垫付。有的当事人在债权暂时无法实现时,便采取种种方式要求法院从救助金中给付,一旦要求无法得到满足，便到处上访,法院迫于无奈只得拿钱买平安,导致了救助金发放条件放宽,违背了设立执行救助制度的初衷,所以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救助金发放制度。
(三)执行运行程序不统一，导致审批周期过长。目前司法救助处于探索阶段，全国各地执行救助金审批发放手续不同，没有统一的运行流程，导致执行救助金审批周期较长。资阳市的执行救助金制度的审批流程是：各基层法院初步审查救助申请，符合救助条件的，报区委政法委审批。区委政法委审核后，报区财政局。区财政局审核后上报区政府批准执行，由区财政局拨付救助金到法院，法院收到救助金后发放给救助对象。上述审批流程从当事人提出救助申请到救助金发放，耗时5-6个月以上。繁琐的审批程序及冗长的审批周期难以及时解决当事人的困难，有违执行救助金救急、助困的宗旨，个别身患重疾的当事人甚至因此而得不到及时的医治。(四)执行救助系垫付性质，尚未建立向被执行人继续追偿监督机制。因监督和管理制度的不完备，在实践操作中，申请人得到一定救助款后，不再闹访，该案予以终结。执行人员不再关注被执行人履行能力，不会主动恢复案件的执行，致使救助资金很难收回，导致很难循环使用，只能是越来越少，而不断地要求财政拨款，造成被执行人的债务由国家买单。
四、对完善执行救助制度的'几点构想
(一)完善立法。应尽快制定出台统一的《执行救助法》，将目前散见于各个法律、法规和最高人民法院相关规定中的内容集中起来，对执行救助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救助对象、救助范围、救助标准、经费保障等重要问题加以明文规定。这是保障执行救助工作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的根本前提，是我国庞大弱势群体的共同渴求，是推进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需要，是司法关注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的应有之义。
(二)保障救助金来源。执行救助制度的经费保障问题是执行救助工作正常开展的根本条件，没有可靠的经费保障，执行救助工作无从谈起。目前我国的司法救助资金来源主要是国家财政拨款，缺乏社会保险机构和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不利于减轻国家负担，节约司法资源。参照国外比较成功的模式，救助资金来源可从以下几个途径获得：一是国家财政拨付的专项资金，可根据各地的财政状况和各级法院在历年执行案件中所需救助资金，建立稳定的财政投入，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将执行救助金设立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二是刑事犯罪案件中追缴的违法所得、赃款赃物、罚金、没收的财产等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提取给法院，用作执行救助标的款的充实。三是慈善机构募集的社会组织和个人的捐款、捐赠。拓宽救助金的募集渠道，广泛宣传和呼吁，动员全社会关爱涉诉特殊困难群体，广开资金募集渠道募集资金。四是被告人服刑期间的劳动所得提取一定比例。五加大对救助案件被执行人的执行力度，以便垫付的救助金收回后循环使用，减轻财政负担。
(三)统一救助标准。目前没有统一的救助标准，救助金审批机构主观自由裁量权过大，应制定一个统一的救助标准，实现相对公平的救助。笔者认为,执行救助的首先应具备的几个基本条件应是，1、案由为人身损害赔偿、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及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案件;2、申请人生活困难，急需医疗费、生活费等且难以维持当地最低生活水平;3、因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穷尽了所有的执行措施,导致案件执行不能。然后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案件，然后按生效法律文书未执行到位金额确定5%-10%的救助比例，同时限定每一个案件的最高救助限额，而这个最高救助限额由各地按当地生活水平及执行救助金的保障情况予以确定。
(四)规范救助运行程序。执行救助应依职权或申请人申请两种方式启动，首先应对救助申请进行审查，对符合条件的，提出审核确认意见后提交执行救助部门，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不予确认，应当听取申请人的陈述和申辩，并在规定期限内将不予救助的事实和理由书面告知申请人。对不符合申请救助条件，依然缠访、闹访并造成一定后果的，要采取处罚措施，保障救助程序的正当性。
在规范救助运行程序上，应当有三个问题需要着重解决。一是审批部门，目前实践中，有的是由法院一家审批，有的是由法院和政法委两家审批。我认为后者，法院和政法委两家审批，是一种两家相互监督的有效机制。二是要限定审批时间和操作流程。在实践中由于没有审批时间限制，导致有的执行救助款6个月到1年才审批下来，当事人的困难难以及时有效解决。三是执行救助金的募集和管理部门。建议募集到的执行救助款由审批机关以外的第三方机构予以监管，比如可由省高院设立专项救资金，专款专用，便于及时拨付。
(五)建立完备的监督制度
执行救助制度作为解决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方式值得倡导，但是设立执行救助制度应理顺关系，形成法院参与，政府监督的格局，设立科学的监管制度，使执行救助制度真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执行救助助监督制度，应从两方面予以设立。一方面是审批程序的监督。按救助助标准和条件，先由法院审批后，然后报政府指定的第三方(比如政法委)予以审批。同时还可建立执行救助第三人异议制度，对拟批准的司法救助案件向社会公布，对于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经济状况有异议的第三人，可在公告后法定期限内直接向法院提出异议，使司法救助接受来自于人民的监督。另一方面是对法院继续执行的监督。明确司法救助资金性质为垫付资金，执行救助后，要继续对被执行人财产情况进行查控。建议在每年年底对接受执行救助案件的被执行人进行一次调查和评估，并将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及履行能力向执行救助金募集和管理部门报告。对及时发现的被执行人财产，应将执行所得资金优先纳入执行救助资金，以保障执行救助资金的充足性。
总之，执行救助制度作为当前化解人民法院执行难的一项有效措施，作为我国在经济转型时期社会保障的必要补充，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有待于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使其不断完善，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发挥应有的作用。
★文化执行
★执行方案
★执行总结
★制度执行
文档为doc格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