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觉得，一部作品，还是应该有主题；研究一部作品的主题，还是有助于对作品的总体把握。但是，并不宜企图用几个字或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好，否则，就难免挂一漏万，把本来很丰富、复杂的思想内容单一化和简单化了。《三国演义》的主题，可以这样概括：小说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为核心，同时也糅合着千百年来广大民众的心理愿望，鲜明地表现出“拥刘反曹”的思想倾向，其中既有对明君贤相、清平世界的赞美与渴慕，对昏君贼臣、天下大乱的痛恨与厌恶，又有由于最终理想幻灭、道德失落、价值颠倒的惨痛现实所带来的悲怆与迷惘。
（一）明君贤臣理想
1、推崇“仁政”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仁”是道德观念的核心；“仁政”是理想社会的蓝图。孟子认为，一国之中，“民为邦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而为大夫”。要想作为一国之君，必须首先懂得如何顺民意、得人心，力行“仁政王道”。“得人心者得天下”，能否得人心，关键在于能否行“仁政”。小说中的刘备，就是作者极力赞扬的一个力行“仁政”、堪称“仁君”的形象。
刘备是“织席贩履”出身，没大读过书，也没刻意练过武，文墨既不高，武艺也不强。可他却能由当初的一方小吏，终于成为后来的一国之君，不靠文，不靠武，主要靠的是“仁民爱物”。为了寄托作者的“仁政”理想，小说在描述“桃园三结义”时，特别突出了他们“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铮铮誓言；之后，便渐次展示了刘备一生“仁德及人”的系列情节：当安喜县尉，“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因而“远得人心，近得民望”；理政新野，安抚百姓，待民如子，因而流传“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的歌谣；刘军火烧新野，遭到曹军疯狂反扑，不得已弃樊城、走襄阳，刘备带着十万百姓慷慨赴难。在前头大军日行仅仅十几里，后面却有曹兵紧急追赶的危急情势下，诸葛亮劝他：“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可刘备却说：“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奈何弃之？”因而感动得两岸百姓，“莫不失声痛哭”。到了西川，刘备军队仍是“秋毫无犯”，因而那里百姓“焚香礼拜”、虔诚地欢迎他们进城，从而取得了稳固的根据地，由当初既没地盘，又没势力，四面投靠、八方流离的区区小吏，一跃成为与曹魏、孙吴鼎足而立的蜀汉英主。
另外，“仁义”不仅是刘备争取民心的手段，而且是他安身立命、为人处世、对外交往的准则。他处友以诚，待人以宽。宁失一左右手，不强徐庶之所难；置幼子安危于不顾，而唯恐赵云有失。他胸怀大志，躬行仁义，不乘危以邀利，不凭诈力以求功。三让徐州而不受，出入荆州而不夺，兵临西川亦不忍取。所有这些，正是儒家“内圣外王”品格的生动体现。
刘备本人之外，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国救民之心”，赵云就明确表示过：“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悬之危。云愿从仁义之主，以安天下。”（卷2）诸葛亮在临终前，还手书遗表教后主“清心寡欲，薄己爱民；遵孝道于先君，布仁义于寰海”（卷21）。这都寄托着作者仁政爱民的理想。
与“仁君”刘备相对照，作者又塑造了“奸雄”曹操的形象。刘备仁厚爱民，常常体恤百姓；曹操却奸猾残暴，处处布满杀机。小说虽然也写出了曹操宽仁大度、爱惜百姓的一些事迹，不过那都是为了表现其玩弄权术、笼络人心。比如曹操入冀州，有几个须发皆白的父老跪拜于地，说袁绍“重敛于民，民皆生怨”，称颂曹操“官渡一战，破袁绍百万之众”，“百姓可望太平矣”。曹操听了很高兴，马上号令三军：“如有下乡杀人家鸡犬者，如杀人罪。”再如，他虽然知道刘备胸怀大志，久必为患，但他又认为“方今用英雄之时，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很不可取，所以他还是热情地接纳了刘备。关羽被他俘获，誓不投降，挂印封金离去时，他认为：“彼各为其主，勿追也”。于是作者引诗赞曰：“不追关公令归主，便有中原霸主心”。官渡之战胜利后，曹操从缴获的文件中发现部下于袁绍勾结的书信，荀攸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可曹操却统统焚毁，不予追究。作者又引诗赞曰：“尽把私书大内焚，宽洪大度播恩深。曹公原有高光志，赢得山河付子孙。”可见，曹操的宽洪大度，不轻易杀人，完全是权宜之计。这是一方面。
同时，小说作者还特别描写了曹操残忍暴虐、嗜杀成性的另一面。比如官渡之战，曹操一次就坑杀袁绍降卒十来万人；为报杀父之仇，他发兵攻打徐州，“大军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弄得尸横遍野，泗水为之不流”。再如，董承等人参与汉献帝“衣带诏”要除掉曹操事发之后，曹操立刻凶相毕露，一气杀死董承、吉平等五家老小七百多人，有的先是截指割舌，继而枭首弃尸，惨不忍睹。尤其董承的妹妹董贵妃受汉献帝恩宠，已有五个月的身孕，汉献帝、伏皇后苦苦为之求情，哪怕分娩之后再杀也好，但曹操坚决不允，照样把董贵妃勒死，把伏皇后又乱棒打死，董氏家族二百多人弃市。株连家族，祸及胎儿。曹操的杀人手段，简直也太残忍了。
另外，曹操的残暴杀人，往往同他的奸诈自私联在一起。行刺董卓事败逃往，投奔他父亲的结义兄弟吕伯奢家中，尽管吕伯奢冒着窝藏罪犯的风险，为曹操杀猪、打酒、买菜，想盛情款待。但曹操却无端猜疑。为生怕告密而恩将仇报，一气把吕家一窝八口，杀了个精光。同行的陈宫不解，质问所以，曹操信口说出了自己的人生信条：“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的确如此。为了维护自我的利益，曹操凭借自己偏狭的胸襟，无端猜忌，不择手段，杀人不足惜，杀人不眨眼。其杀人的方式，实在太多了：
○疑而杀人：赤壁之战前夕，他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怀疑自己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暗降东吴，杀掉后又醒悟自己是上了当。
○梦中杀人：不信任自己的贴身侍卫，为防范行刺，竟然在午睡时把为自己盖被子的卫士一剑刺死。
○酒中杀人：赤壁大战前，曹操把酒临江，横槊赋诗。扬州刺史刘馥认为曹操诗言不祥。被惹怒的曹操，便佯装大醉，“手起一槊，刺死刘馥。”
○借刀杀人：祢衡痛揭曹操的罪责，曹操极为恼怒愤恨，但为不担杀死名士的恶名，便打发祢衡说降刘表，由黄祖杀之。
○伺机杀人：平时嫉恨好耍小聪明的行军主簿杨修，曹操早就萌生杀死他的念头，只是苦于没有机会。一旦“鸡肋事件”生出，曹操毫不迟疑地将其以扰乱军心罪除掉。
总之，曹操工于权谋，奸诈残忍，毫无惜民爱民之心。其他相类的还有董卓、袁术、袁绍、曹睿、孙皓、刘禅等等。比如，董卓就将“民为邦本”视为“乱道”，扬言：“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他专肆不仁，杀人如麻，闹得“罪恶贯赢，人神共愤”。最后暴尸之时，“百姓过者，手掷董卓之头，至于碎烂。”（卷2）这种对于蔑视黎元、滥杀无辜的乱臣贼子的愤恨，正反映了广大民众对于“仁政”的渴望。
2、高扬“忠义”
《三国演义》塑造了一系列忠臣义士的形象，对他们的“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的行为，大加赞美，以此来张扬“忠义”思想。前人曾说：“《三国演义》可以通之妇孺，今天下无不知忠义者，演义之功也。”（清•王侃《江州笔谈》）
说到“忠”，首先自然要说到诸葛亮。诸葛亮形象的特征之一，就是“忠贞”，对蜀汉事业“竭尽忠诚，至死方休”（卷23）。当初他隐居隆中，“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后经刘备三顾茅庐，虽“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求贤若渴的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真正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当然，《三国演义》称赞“忠贞”，并非宣扬只忠于一姓而不分是非的“愚忠”，小说中还有另外一种对“择主而事”之忠的礼赞。比如赵云，先是跟随袁绍，后来离开袁绍而转投公孙瓒，又因公孙瓒亦非“明主”又投于刘备。对赵云的“奔走四方，寻主事之”，作者不但不给与否定，反而大加赞扬。刘璋的谋臣李恢投刘备，就振振有词地说过：“吾闻‘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背暗投明，古人所贵。”这里作者肯定“择主而事”之“忠”，无疑是受了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因为先秦儒家认为，臣事君是有条件的，孔子早就说过：“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孟子也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之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儒家还认为，臣事君是有原则的。事君不是目的，而是通过事君实现社会政治理想。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所以，微子离开暴虐的纣王而去，管仲不随公子纠死难，孔子都评以“仁”（《论语•宪问•公冶长》）。小说作者向往先秦时代臣子有相对自由、可以“从道不从君”的理想，可见这种“忠”有一定的开放性、灵活性。
另外，“忠君”虽从本质上说属于封建道德范畴，但其实也包含了一定的爱国思想。因为封建社会，人们往往把君主看成国家和民族的象征，忠君就是爱国。特别是在《三国演义》产生的宋元时代，中国“外敌凭凌，国政弛废”，北方女真、蒙古等游牧民族先后入侵中原，民族矛盾极为尖锐，这时赞美“忠”德，完全符合广大人民反抗外族、统一祖国的心理，因而是有积极意义的。
除了“忠”之外，《三国演义》尤其突出了“义”的思想。嘉靖本240个标题，其中就有5个标有“义”字：祭天地桃园结义、张辽义说关云长、刘关张古城聚义、关云长义释曹操、张翼德义释严颜。毛本另外还有第14回“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10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的标题。至于通过人物的语言，或者诗赞、论赞，去鼓吹“义”的就更多了。
《三国演义》中的“义”，表现出极为复杂的内涵。仅就“桃园三结义”的誓词说，其中就有“上报国家”的忠义；“下安黎庶”的仁义；“救国扶危”的侠义、兄弟间“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情义，等等。就人物说，小说满腔热情地塑造了关于“义绝”的形象。
毛宗岗在《读三国志法》中曾称关羽是“三奇”之一的“良将”，是“三绝”之一的“义绝”。说关羽“青史对青灯，则极其儒雅；赤心如赤面，则极其英灵；秉烛达旦，人传其大节；单刀赴会，世服其神威；独行千里，报主之志坚；义释华容，酬恩之谊重。”我们以为，作为“义”的化身，关羽终生守义，可谓义迹斑斑。但最具典型意义的当是毛宗岗提出的两点：一是千里寻兄“报主”的“忠义”，二是华容释曹“酬恩”的“信义”。
关羽当初死守下邳，兵败被围，巧妙地以“降汉不降曹”为策略，“身在曹营心在汉”，千方百计寻兄报主的故事，一向为人称道。在曹营，尽管曹操对他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封以高官，给予厚俸，赠美女、馈锦袍、送名马，都不能使他违背桃园盟誓，产生丝毫归顺曹操的念头。接过赤兔马，想的是此马一日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接受了锦缎战袍，仍要把当年皇叔赐的旧袍罩在外面，说是“新恩虽厚，旧义难忘”，“穿之如见兄面”。一旦打听到刘备下落，马上“挂印封金”，“千里单骑”、“过关斩将”，寻兄报主。面对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 舍利取义、义无反顾的大义之举，曹操也不得不赞美：“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之义士也；来去明白，乃天下之丈夫也”。
关羽华容释曹，在作者看来，更是“义薄云天”。因为重信守诺、知恩必报，向来就是“义”的重要表现。关羽当初兵败被俘，虽然最终未被曹操极为优厚的待遇彻底迷惑，但对曹操的所谓“新恩”，其实也并未完全舍弃，因而总有点不能忘怀。他在当时的辞曹信中就这样说过：“尚有余恩未报，候他日以死答之，乃某之志也。”曹操力排众议，坚持不杀关羽，“使归故主，以全其义”，成就了关羽“义”的美名。于是，有感于“丞相之恩，深如沧海”的关羽，不仅替曹操斩颜良、诛文丑，解了袁绍的白马之围，特别是在赤壁火起后，在华荣道一手“义释”了被大火烧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的曹操。这里，关羽冒死释曹，以私废公，用今天的眼光看来，就是在关键时刻不顾军命，不讲原则，认敌为友，放虎归山，犯了政治上、军事上绝对不可原谅的错误；在关羽，他也并非不知这样做的严重后果。因为他事前曾和诸葛亮立过军令状，军中无戏言，违令是要杀头的。关羽在曹操求命时，正面临着“忠”与“义”的剧烈冲突：放走曹操，这是对刘备不忠；不放曹操，这显然又是忘恩负义。在这两难的境况下，最后还是舍“忠”取“义”，以“义”为上，放了曹操。对于关羽此举，作者极为赞赏，说他是“义重如山”，还引诗称赞他是：“彻胆长存义，终身思报恩。威风齐如日，名誉震乾坤”；是“拚将一死酬知己，致令千秋仰功名”。
应该说，舍忠取义，以义为上，这已不是儒家忠义价值观念的原意。按儒家通则，“义”应该服从“忠”，因为“忠”的对象毕竟是君父。而这里特别强调重信守诺、知恩必报的“义”，显然来自民间的传统。民间的所谓“江湖义气”，主要就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相互救助、回报和温情，这种“义”体现了利益交换的原则，因而在当时市民百姓中是广被认可、并有着极大吸引力的。若从儒家以传统道德为价值中心的文化背景考察，关羽的冒死释曹，也符合孔子“杀身成仁”、孟子“舍生取义”的主张。“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重动机的纯正，不计后果如何，这正是儒家一向提倡的道德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关羽释曹也受了一些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影响。
总之，关羽终生守“义”，以身尽“忠”，是一个集忠义、勇武为一身的“古今良将中第一奇人”，不同的阶级都可在他身上找到有用的东西。因此，关羽不仅统治阶级那里一再被封，由“王”而“帝”，由“帝”而“圣”，孔夫子为“文圣”，关夫子为“武圣”；而且在民间又由“圣”而“神”，是影响最大的民俗神，“孔庙”、“文庙”远远不如“关庙”、“武庙”多。在关庙前，代代都是庙宇遍天下，香火满人间。
3、称赏“智勇”
欲得天下者，不仅要注意得人心，而且要善于用人才。《三国演义》在这方面，不仅写了刘蜀集团，而且对曹魏、孙吴集团都有描写。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领了兖州牧之后，就急忙“招纳贤才”，荀彧来投，曹操认为是“吾之子房”；郭嘉应聘，曹操以为是“使吾成大事者，必此人也”。荀彧与郭嘉后来果然成为曹操智囊团的核心人物。典韦、许褚、张辽、庞德等人，或是自来投奔，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委以重任，后来都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孙权继承父兄基业，坐镇江东，靠得也是重用人才。他继任后，求治国之策于周瑜，周瑜说：“方今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高明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于是向孙权推荐了鲁肃。从此，孙权依靠周瑜、鲁肃等能臣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后来他又重用吕蒙，夺取了荆州；再刘备大军压境、危急万分之时，他力排众议，大胆提拔“年幼望轻”的“一介书生”陆逊为大都督，取得了 亭之战的胜利。
当然，作者最给予热情描写的还是刘蜀集团。小说作者深知走出乱世、开创江山，除了凭借军事实力之外，还特别需要谋略的成功。因此，他在歌颂智与勇的时候，尤其注意对有关“智”的浓墨重彩的描写。经作者的尽情渲染，刘备三顾茅庐、求贤若渴的故事，不仅向来被传为佳话，而且刘备与诸葛亮“食则同桌，寝则同榻”，肝胆相照，鱼水相谐的关系；刘备既能“贤亮”，又能“尽亮”，“待之以师礼，委之以事政”，使诸葛亮的才能在政治和军事上得到充分发挥，以致竟有“白帝城托孤”的等等事迹，也家喻户晓，为人津津乐道。特别是作者通过塑造诸葛亮超轶绝伦的“智绝”形象，还总结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经验。
在长达近百年的三国历史中，诸葛亮的活动虽只有二十七年，但在小说中却占了一半以上的文字，即从第38回诸葛亮出场的“隆中决策”，到第104回的“丞相归天”，共有66回的篇幅，这还不包括诸葛亮出山前水镜先生对他的赞美、离世后“魏都督丧胆”的余威。这将近70回中，又有一半以上的章回是专门写诸葛亮事迹的。如此着力刻画的人物，在全书中还没有第二个。因此，郑振铎曾说：“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虽说的是叙述三国故事，其实只是一部‘诸葛孔明传记’”（《三国演义的演化》）。
的确，小说中的诸葛亮是最具魅力、最有光彩的形象。在这个人物身上，几乎集中了忠臣贤相的所有美德，凝聚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全部胆、识、才、智。通过这样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的形象，寄托着作者圣君贤相的社会理想。
诸葛亮性格的特征主要有两点：一是忠贞，二是智慧。
诸葛亮的忠贞集中表现在他对蜀汉事业的态度上。当初他隐居隆中，虽经刘备三顾茅庐，“千呼万唤始出来”，但他一旦认识了刘备的诚心诚意之后，就一直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创立蜀汉基业殚精竭虑，义无反顾。刘备死后，诸葛亮又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时，继续辅佐孱弱的刘禅。尽管刘禅昏庸得难以点化，尽管刘备当初白帝城托孤时就曾说过，如果刘禅不材，可取而代之，但诸葛亮却从未萌生过些微野心，始终克尽人臣之职。在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的情况下，他执著理想，力撑危局，顽强进取，坚忍不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者竭力把诸葛亮和曹操的品德置于对立的两极上，一个是辅汉之忠臣，一个是篡汉之奸贼，表现出强烈的褒贬抑扬的价值判断。诸葛亮形象的光彩，首先就在于他的为当时社会所推崇备至的人格力量。
当然，构成诸葛亮形象的另一基本要素更在于他的足智多谋。他料事如神，谋略超人；下知地理，上晓天文；深谙政治，精通军事，善于外交，具有经天纬地之才。早在隐居隆中时，就对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初见刘备，就透辟地分析了形势，提出了占荆、据蜀、联吴、抗魏的长远的战略思想。要刘备北让曹操占天时，东让孙权占地利，而蜀汉只能占人和。当时刘备因为屡吃败仗，檐下借居，正走投无路，忽然有这样明眼人的指点，使他眼前豁然一亮，从心底感激佩服。自此二人食则同桌，寝则同榻，形同鱼水。诸葛亮不仅有隆中高论，而且能实际用兵。第一次在博望坡就出奇制胜，以区区九千人马，一举用火烧退了曹操部将夏侯惇的十万大军。一下子就扭转了刘备集团长期以来军事上的被动局面，同时也使得当初就对他冷眼旁观、并不服气的关羽、张飞，也不得不刮目相看、“拜服”再三。这样，诸葛亮很快就在刘备集团中树立了威信，站稳了脚跟。
火烧博望后，接着又火烧新野，诸葛亮再次用火攻把曹仁、曹洪的大队人马烧得焦头烂额。终于激起曹操重整旗鼓，统雄兵百万，率上将千员，假称帝命，逼近长江，要与东吴孙权联盟共伐刘备。面对曹操强大的实力和声势，东吴集团文官们都主降，只有一部分武官主战。这时，诸葛亮为了贯彻联吴抗曹的战略，又顶着危险，只身到吴，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力驳群儒，语惊四座。接着又用激将法，智激周瑜和孙权，最终争取了东吴这个强有力的军事同盟。然而，也就在此时，诸葛亮的精明智慧引起了周瑜的嫉妒不安，他三番五次找机会想杀掉诸葛亮。但诸葛亮凭着他的足智多谋和豁怀大度，虚与周旋，每次都巧妙地躲过了谋害：先是周瑜派诸葛亮去乌巢劫粮，断曹操的粮道，目的是想借曹操之手杀掉诸葛亮，结果却被诸葛亮巧妙地以言相激，点破劫粮必备擒的后果，并通过鲁肃告诫周瑜应以拒曹为重，不要相互谋害。接着是群英会，曹操派蒋干说降周瑜，不想自作聪明、愚不可及的将干反被周瑜愚弄，最终使曹操中了反间计，杀掉了自己的两员水军大将。周瑜对此计非常得意，以为别人不知，实际早被诸葛看破。于是周瑜再设障碍，令诸葛十天之内造十万只箭，想以此难住对方，进而对诸葛军法从事。但诸葛亮胸有成竹，利用大雾横江，草船借箭，仅三天就赚获了曹军羽箭十万只。后来周瑜又用苦肉计，把黄盖打得皮开肉绽，几次昏厥。为的是借此让黄盖去诈降曹操。周瑜这一计人人莫名其妙，就连鲁肃也蒙在鼓里，但诸葛亮却冷眼旁观，心内有数。在周瑜安排下，阚泽密献诈降书，庞统巧授连环计，赤壁大战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得意中的周瑜突然大叫一声，往后便倒。接着就口吐鲜血，卧病不起。这时，又是洞察一切的诸葛亮看透了此时周瑜得的是心病：因为在隆冬十月，西北风正盛，东吴放火要烧北方曹操的战船，无异于玩火自焚，就在这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情况下，又是诸葛亮筑坛祭东风，这才使火烧赤壁一举告捷，直烧得曹军“强鲁灰飞烟灭”。因此，小说中引诗说：
七星坛上卧龙登，一夜东风江水腾。
不是孔明施妙计，周郎安得逞才能。
的确如此。赤壁之战的正面指挥者虽然是周瑜，但其中关键的人物却应是诸葛亮。不是诸葛亮顾全大局、维护联盟，不是诸葛亮火起前筑坛祭风，火起后又智算华容，截击焦头烂额的曹兵，那么，这场历史上著名的赤壁大战，简直难以想象。
火烧赤壁后，诸葛亮与周瑜的矛盾随着吴蜀双方对荆州的争夺而更加激烈。这时的诸葛亮，对周瑜一改退让而为进逼，先后凭借神机妙算，三气周公瑾：一是趁赤壁火起后，周瑜与曹仁交战的机会，夺了曹军的兵符，先于周瑜占领了荆襄九郡，使周瑜徒劳往返，一无所获。所谓“几郡城池非我有，一场辛苦为谁忙”，本来就战斗负伤的周瑜，看到荆州城上插的全是刘备的旗子，一气之下跌下马来；二是用锦囊妙计协助刘备一举粉碎周瑜用“美人计”索取荆州的企图，空落一个“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千古话柄，再次金疮迸裂，不省人事；三是粉碎周瑜虚名收川，实取荆州的“假途灭虢”之计，出其不意地以犒劳所谓的“过路”士兵为名，包围了吴军，把别有用心的周瑜好好羞辱了一场，周瑜一气之下金疮复裂，坠于马下。就这样，诸葛亮凭借他的胆识才智，一而再、再而三地挫败周瑜，使其一筹莫展，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最终因心劳力拙，仰天长叹：“既生瑜，何生亮”，连叫数声而亡，寿36岁。雄姿英发、少有才气的周郎，居然被诸葛亮活活气死，有力地烘托了诸葛的智谋才干。
诸葛亮后期主要对手是司马懿。司马懿老奸巨猾，见识手段都远远超过周瑜。不过，他到底比不过诸葛亮。司马懿能料定诸葛亮的一些计谋，并预作相应的对策，但诸葛亮因势利导、别出新意，他就穷于应付了。像著名的空城计就是如此。失街亭尽管有诸葛亮用人不当的微疵，但却因空城计的巧设而得到了补偿。面对司马懿率15万大军席卷而来，弹丸之地的西城仅有老弱残兵两千五百，战又不能，退又不是，诸葛亮便命“大门四开，每一门上用二十军士，扮作百姓，洒扫街道”，自己“披鹤氅，戴纶巾，引二小童携琴一张，于城上敌楼前，凭栏而坐，焚香操琴”，使得司马懿满腹狐疑，逡巡不敢冒进，最终“两路兵尽皆退去”，不动一刀一枪，就解了西城之围。这当然不是诸葛亮侥幸取胜，而是建筑在敌我双方的精确分析上。诸葛亮深知司马懿了解他“平生谨慎，不曾弄险”，进而出其不意，一反常态。从现象上看，这是军事战场上的较量，实际上是军事才能的较量，显示了诸葛亮在瞬息万变的事态面前的超人镇定，过人胆识，惊人魄力。连司马懿也不得不承认诸葛亮是“天下奇才”，“吾不如孔明也”。
总之，在小说中，诸葛亮是“智”的化身，是当之无愧的“智绝”。魏国的曹操、司马懿，吴国的周瑜、吕蒙、陆逊，蜀国的庞统、姜维等，尽管都长于计谋，但与诸葛亮一比，就都相形见绌。“智慧”与“忠贞”结合在一起，使诸葛亮无疑成了当时社会人们理想的“贤相”的典范。
（二）“拥刘反曹”倾向
1、“拥刘反曹”的具体表现：
可从内容、结构、语言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内容看，小说竭力把刘备塑造成“仁君”，而把曹操写成“奸雄”。刘备总是仁民爱物，忠君义友，宽厚谦让，礼贤下士；曹操则凶狠残忍，欺君罔上，狡诈猜忌，虚伪自私。
其次，从结构上看，小说把刘蜀集团放在首位，全书有近3/5的回目写刘蜀，第一回就引出了刘备，拉开了帷幕；等刘备托孤时，全书已演述了2/3，到刘禅投降、姜维败死，三国即已解体，小说只剩一回尾声了。而曹魏显然处于次要地位。
再次，从语言上看，作者爱憎分明，仅在称谓上就表明了主观感情。小说回目多次称刘为玄德、皇叔、豫州和先主，只有一处称作刘备；而对曹，直称曹操算是客气的。当然也常称为孟德，而多处却直称小名阿瞒，最能看出鲜明立场的是在回目中称曹为“贼”、“汉贼”和“国贼”。刘备死时，回目为“刘先主遗诏托孤儿”，“主”、“诏”都意味尊为正统帝位，以“遗诏”“托孤”暗示死，深寄讳言和惋惜之情；写曹操死，回目为“传遗命奸雄寿终”，“奸雄”成了盖棺的定论，“数终”实有称快之意。
2、“拥刘反曹”的思想实质
（1）从官方史学上看，“拥刘反曹”表现的是为偏安王朝争正统的封建正统观念。
所谓封建正统观念，就是对封建统治政权的合法性作辩护的一种思想理论。其表现形式有两种：一种认为，只要占领了黄河流域，享有了统治华夏中原的权利，就是“正统”；另一种认为，天下是一姓的天下，从同宗同姓手里夺了权，即使不居中原也是“正统”。三国时代，刘蜀政权虽偏安西南，但却与汉帝同宗；曹魏政权虽属异姓，但却雄踞中原。究竟是该“拥刘”，还是该“拥曹”？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比如：西晋陈寿作《三国志》，北宋司马光作《资治通鉴》，都是以曹魏为正统，“拥曹反刘”；而东晋习凿齿作《汉晋春秋》，南宋朱熹作《通鉴纲目》，则又改蜀汉为正统，“拥刘反曹”。所以会出现这种截然相反的情形，原来是与各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相关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文德》中说：“陈氏生于西晋，司马氏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南渡之人也，唯恐中原之争正统也。诸贤易地而皆然。”就是说，西晋、北宋的君主，都是以禅让为名夺得帝位的，他们当然要为情景相似的曹家这一中原统治者争正统，要“拥曹反刘”；而东晋、南宋的政权虽然都偏安一隅，但他们都认为接续的是当初同宗同姓的中原的汉族政权，所以要为偏安的汉族统治争正统，要“拥刘反曹”。由此可见，在史学家那里，无论是“拥曹反刘” 还是“拥刘反曹”，都是腐朽、反动的封建正统观念。
（2）从民间文艺上看，“拥刘反曹”表现的主要是反抗异族、“人心思汉”的民族情绪
与官方史学两种倾向互争的复杂情形不同，在民间文艺（如民间传说、宋元话本、金元戏曲等）中，历来只有“拥刘反曹”的一种倾向。这与南北朝以来受到国家分裂、异族入侵的汉人，希望天下统一、“人心思汉”的心理有关。特别是宋元以来，饱受金人、蒙古人入侵之苦的汉人，往往把蜀汉作为“汉家”政权的象征，把曹操比作北方异族的统治，有着一种像南宋大诗人陆游诗中“邦命中兴汉，天心大讨曹”的思想。
（3）从《三国演义》看，“拥刘反曹”既有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的人民性，又有不满异族统治、要求“还我大汉”的民族性，同时还有某些封建正统观念的陈腐糟粕。
首先是要看到小说的人民性。所谓人民性，就是作品要表现人民的爱憎哀乐、人民的价值判断、人民的理想愿望。《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特别集中地表现在作者经过精心的加工和虚构，塑造出刘备、曹操两个皆然对立的、已经不同于历史真人的艺术形象：一个是残暴奸诈的象征，一个是仁德忠义的典范。因此，《三国演义》“拥刘反曹”，其实质就是拥护仁君仁政，反对暴君暴政，代表的是广大人民对于政治、政治家的选择。
其次就是民族性。《三国演义》产生于元末明初，作者罗贯中备受了元蒙异族统治下的民族歧视，饱尝了战乱频仍的灾祸之苦，因而他在小说中拥赞刘备，反映的是自己、也是当时大众“人心思汉”的民族情绪。
再次，也不可否认，《三国演义》中也确实存有不少封建正统观念的腐朽因素。具体表现在“拥刘反曹”的“刘”，作者并不仅指蜀汉、指刘备，也指东汉的腐朽政权。比如小说里常常指斥曹操是“托名汉相，实为汉贼”，强调刘备是“皇叔”，是“汉室宗亲”，小说回目也有“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等等这样明显流露的正统思想。这些当然就没有丝毫的进步性。
总之，《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内涵比较复杂，需要具体分析，区别对待。
（三）道德悲剧意识
《三国演义》以魏、蜀矛盾为主线，以蜀汉兴衰为中心，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幅五彩斑斓的历史人物群像，而且生动描写了蜀汉的兴衰过程：刘备当初东流西窜，到处依人，势穷力蹙，祸败相仍；但自得诸葛之后，赤壁破曹、占荆州、取西川、平汉中、伐襄阳、威震华夏，蜀汉事业一时登上了兴旺的顶峰。想不到关羽毁败，荆州复失，张飞又为小人所乘，刘备奋起倾国之兵，大举伐吴，彝陵一战，大败而归，白帝托孤，国势衰微，益州疲敝，诸葛亮苦心孤诣，支撑危局，七擒孟获，六出祁山，但终究是“出师未捷身先死”。这无疑是一出震撼人心的历史悲剧。因此，有人主张“蜀汉悲剧” 应是《三国演义》的主题。我们以为，“蜀汉悲剧”说虽接近《三国演义》的精神内核，但这种表述其实还是缺乏应有的涵盖力和穿透力。因为它最终并未揭示出造成蜀汉悲剧的内在根源。
蜀汉悲剧的原因何在？小说究竟是如何表现的？国力不如曹魏，加上东吴毁盟，更显孤立。以荆益一隅之地，当然不足以与中原抗衡。但是，这只是悲剧外部的、客观的原因。我们说，单纯由外部原因、客观原因造成的苦难，只是一种意外的灾祸，而不等于悲剧；把悲剧主人公看作完全是被外部力量摧毁的人，这并不符合悲剧的实质。真正的悲剧应该是以历史必然性观念作为基础，是个人自觉意志受到极端的、多少有点片面的禀赋的支配，而与社会现实、自然规律之间深刻矛盾的结果。《三国演义》中，刘蜀集团安身立命的根本，是他们仁君、贤臣、义友的理想人格。集团成员对理想人格的执著追求，造成了他们与当时现实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最终以理想毁败、事业覆亡而告终。因此，刘蜀集团的悲剧，说到底乃是他们仁君、贤臣、义友理想人格系统的悲剧。悲剧的实质，不是“蜀汉悲剧”，而属道德悲剧。
三国时代，是一个群雄逐鹿、图王霸业的时代，刘蜀集团作为一个以政治追求为最终目标的武装集团，其致命的弱点在于，面对政治与道德、权变与仁义的天平，他们总是把“仁义、道德”放在首位，而把“权变、政治”放在其次。用“道德价值”去压制、克服“政治利益”，决定了蜀汉悲剧的不可避免。
刘备作为一个“仁君”的典型，他的视“仁义”重于“生命”的儒家道德风范，曾使他在政治上、军事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初在汝南为曹操所败，“上无片瓦盖顶，下无置锥之地”，被迫向刘表暂借区区新野一县。刘表病危，屡让荆州于刘备，诸葛亮也认为：“借此郡以图安身，兵精粮足，可以抗拒曹操也”，“主公不受，祸不远矣”。但刘备却说：“吾宁死不忍做无义之人”，对荆州“力辞不受”，最后“败走江陵”，直到“败走夏口”，致使“荆州问题”始终困扰着蜀汉政权。尤其是兴兵伐吴，造成彝陵之战惨败，致使蜀汉由盛而衰，更是刘备“践义”的悲剧。一听到结义兄弟关羽失荆州、走麦城，最终被杀的噩耗，刘备立时“大叫一声，昏绝于地”，“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不进水食，但痛哭而已，泪湿衣襟，斑斑成血”。发誓要“起倾国之兵，剪伐东吴，生擒逆贼，以祭关公”。尽管诸葛亮等人以“国贼乃曹操，非孙权也”,“天下者，重也；冤仇者，轻也”，兴兵伐吴“非所以重宗庙也”进行劝导；尽管赵云以：“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相进谏，一向从善如流、“善纳人言”的刘备，此时却一意孤行，听不进一句劝告，他说：“朕不为兄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秦 又谏：“陛下不从臣言，诚恐有失”，刘备大怒：“朕欲兴兵，尔何出此不利之言？”叱武士推出斩之。一贯谨小慎微的政治家刘备，此时为了兄弟之情，竟变成了一个感情冲动、不可理喻的人。在他看来，虽然联吴伐魏符合实际情况和蜀汉利益，但却要置骨肉之仇于不顾，并包含独享富贵、贪恋为君的卑鄙之想。因而，他当然要坚决拒绝。其结果，不仅导致了蜀汉事业的失败，同时也导致了他个人的毁灭。
关羽作为“义友”的典范，他的“义”的也给蜀汉事业和个人生命带来了重大损失和不可挽回的悲剧。具体表现是，在前期，死守下邳、兵败被俘，处理自己与曹操“亦敌亦友”的关系时，他把个人之义放在集团的利益之上，认敌为友，放虎归山，贻误了战机；在后期，处理自己与孙吴这个友军的关系时，由于缺乏政治头脑，不懂联吴抗曹的战略意义，又化友为敌，为渊驱鱼；骄傲轻敌，麻痹大意，幻想凭借一把83斤的青龙刀和一腔凛然正气就能够威慑住一切狡猾的敌人。结果酿成了众叛亲离、腹背受敌，失荆州、走麦城、被擒俘、遭杀戮的悲剧。整个刘蜀集团的大悲剧也由此开始。
如果说对刘备、关羽等人悲剧的成因，作者还能以美德趋于极端的片面性作为部分理由来解释的话，那么，对于诸葛亮的悲剧原因就显得有些茫然不解了。因为诸葛亮作为“贤相”的典范，既是全能全知的智慧的化身，又是超凡入圣的道德的楷模，是全书唯一能立足现实的理想人物。这样的人物不仅也无力回天，而且也中途而亡，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下，作者只好乞灵于茫茫的命运之神。认为他“虽得其主，不得其时”，因而尽力去渲染命运对他的无情捉弄。比如他曾运用神机妙算，令杨仪、马忠引一万弓弩手在剑阁木门道埋伏，让魏延、关兴出诱敌军，以为可以射死司马懿，但“欲射一马，误中一獐”，被射死的是大将张颌，司马懿却逃脱了。火烧上方谷，诸葛亮将司马懿父子引入谷中，烧断谷口，引发地雷，司马懿父子以为必死，抱头痛哭，忽然来了一阵倾盆大雨，将火扑灭。诸葛亮只好感叹：“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强也。” 作者虚构这些情节，为的是说明“万事不由人作主，一心难与命争衡”，说明“天不佐汉”，所以连诸葛亮也无能为力。
其实，诸葛亮的悲剧，并不是命运悲剧，而同样是理想人格的悲剧。诸葛亮的一生典型地体现了对事业忠贞执著，勤奋坚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特别是作为一个盖世英才，当“才”与“德”产生矛盾的情况下，他总是以“德”为先，尽力维护自己的道德人格，致使其才能最终得不到发挥、从而造成影响事业进程的悲剧。比如，诸葛亮作为丞相，在决定西蜀与东吴关系这样重大问题上，他虽然力谏刘备伐吴，以维护吴蜀联盟，但到底还是听凭刘备的决定，结果招致 亭之败，几乎葬送蜀汉事业。特别是刘备死后，在庸主刘禅的牵制下，他仍忍辱负重，忠心不改。比如在四出祁山时，曹丕病死军中，司马懿斗阵失败，正是夺取中原的千载良机，刘禅却因贪图苟安，下令回军，使诸葛亮丧失了事业渴望有成的机会。尽管刘备托孤时早就有言在先：“若嗣子可辅，则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为成都主”。但诸葛亮决不取刘禅而代之，宁可事业受损，必须维护道德人格。
另外，在“生命”与“奉献”、“天命”与“人事”相矛盾的时候，诸葛亮当然要选择后者。他在出山之前，虽然已知天命不可违，曹操不可与争雄，但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不仅无视天命，毅然出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而且又不顾生命，竭忠尽智，披肝沥胆，生死以之。平日在军中，他不是运筹帷幄，就是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食少事烦，汉流终日”。部下关切他的健康，劝他不要过劳，他却感慨地说：“吾非不知，但受先帝托孤之重，唯恐他人不似吾尽心也”。如此食少事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诸葛亮终于心力交瘁，积劳成疾，病逝在伐魏前线的五丈原。但临终前还是强支病体，乘车“出寨遍视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致使后人不能不发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感叹。我们以为，即使诸葛亮出师而捷，一统天下，他的追求也不会终结。因为他把理想愿望，把为事业而“尽忠、奉献”，作为了生命的终极目的；而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永远不会有圆满可言。他的坚毅勤奋，“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忠贞无私、鞠躬尽瘁的道德人格，尽管使其生命发出了灿烂光辉，为子孙万世所景仰；但他“事必躬亲”、“食少事烦”、劳逸失调、不重生命，当然又是他心劳力拙、回天无力，中途病逝、壮志未酬的重要原因。
总之，作者从儒家的政治道德观念出发，融合着千百年来人民大众对于明君贤臣的渴望心理，把“仁、义、智、勇”这些美好人格，都集中在刘蜀集团身上，以作为美好理想的寄托。根据儒家的思维逻辑，“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天下土地，唯有德者居之”。但历史发展恰恰是事与愿违：刘备集团失败了，美好理想破灭了。暴政战胜了仁政，奸邪压倒了忠义，全能全智、超凡入圣的诸葛亮竟也无力回天！于是作者将这历史的悲剧归结为“天意”或“天数”，在小说最后这样引诗作结：“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对理想破灭、道德失落、价值颠倒的惨痛结局，流露出一种困惑和痛苦，表现出一种悲怆和迷惘。其中无疑蕴含着对传统文化精神的苦苦追寻和呼唤。
其实，小说通过刘蜀集团的兴衰过程，已经客观地展现了他们悲剧的根本原因。当初刘备宽仁礼让，结果四处流离，一事无成；后来听从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占荆据蜀，联吴抗魏，东讨西伐，南征北战，虽不是宽仁礼让，结果却得成帝业，与魏吴鼎足而立。这正如庞统所说：“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若拘执常理，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但到后来，他们又放弃权变，继续以常理来对抗现实秩序，结果使蜀汉基业一再受挫，直至败亡。可见，权变已成了这个时代的宠儿，成了封建政治舞台上的支配力量；而道德仁义，只会到处碰壁。仁君贤相，并非救世良方，相反，“君不仁，臣不忠，则可以霸王矣！”（《韩非子•六反》）这就是三国时期的历史现实。
当然，权诈机变的曹操，也并未获得最后的胜利；曹魏灭刘蜀后两年，政权就被权臣司马氏所篡夺。司马懿祖孙三代，用的仍然是曹操当年的故伎。“再受椫依样画葫芦”，这实际上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已。螳螂捕蝉，焉知黄雀在后。你用权诈来对付别人，人家照样可用权诈来对付你。强中更有强中手，一个骗子手败在一个更大的骗子手名下；阴谋家霸占得来的产业，又不得不交给另一个更狡猾的阴谋家。
★三国演义
《《三国演义》的思想主旨.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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