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挂在西天边不足两丈高的时候，我们在麦子地里都先后直起了腰，挥舞着握镰刀的右手抹汗。这时的阳光射在我们的脑壳上，仍然像撒了一把金黄的麦芒。我的脑壳痛得厉害，我蹲下来，屁股磨了一大片青绿的大豆坐下。姐看了我一眼，然后又望了一眼她眼皮底下的麦子，她慵懒地翻了翻眼，然后也蹲下来，镰刀在她手上不断地运动着。
这时，见根站在我们的地埂上。见根说，晚上大队放电影。我霎时精神起来，我直起身，见根清晰地站在地埂上，我们中间隔着一大片绿茵茵的大豆。见根说，放《地道战》。见根在大队小学当校长。我和姐姐相视一笑，都来了精神。
我朝一望无际的麦子地喊，嗨——放电影啰，晚上大队放电影啰——。我立刻被感动了，因为我的喊声刚落进那一望无尽头的麦子地时，乌黑的头立刻一拨一拨竖起来，然后脸都朝着我，像一只只受惊了的兔子。秋梅嫂那儿一字儿竖着七八张脸，我晓得他们一定是坐在地埂上休息。我又“嗨”了一声——晚上大队放电影啰——竖起的一张张脸霎时湮没在麦子地里。我和姐割得也飞快起来，麦子一下子在我们眼前倒了一大片。
我们看过《地道战》有两回了。我们还看过《平原游击队》、《地雷战》。有时为了讨一点笑声，常用一把自制的涂着墨汁的木头手枪，顶住人家的腰，“不许动，我是李向阳。”然后是一片笑声。割麦子时节是农村里相对休闲的时节，早稻已栽下，禾苗正在拔节生长，此时离双夏尚有一些日子。双夏是最累的，像着了火般地抢收；接着又不能停歇地像着了火般地抢种。那日子是一天也不能耽搁的。大人们说，夏种晚一天，谷子就要歉收许多。双夏时我们极少看到电影。
天色已经暗了，我们村前方几里路远的山岗隐在一堆暗影中。月亮和星星都没有露脸。这时村子里开始活了，到处都能听到温暖的嚷嚷声。我那时支着碗在吃饭，我兴奋得不得了，立即端着碗飞样跑出屋，立在家门口的空地上。姐也跟出来。我明白我兴奋是因了这一阵阵的嚷嚷声，而这嚷嚷声是因电影而起。这时我听到一阵乱乱的脚步声朝我家门口过来。姐说，是秋梅嫂。一束电筒光打来，看电影去——是秋梅嫂，还有村里好几个人。我又飞跑进屋，丢下饭碗。我和姐跑出来跟上了秋梅嫂的队伍，就像当年穷苦孩子投奔红军。后来陆陆续续又有人跟上来。我们这支队伍有十五六人结着伴。因为夜里没有月光，去大队又要赶二三里路，而且要路过一大片稻田，这时田埂上往往是这里积着一坑水，那里陷着一坑泥，所以带手电筒是很重要的。这次我们只有秋梅嫂一支电筒。我们一路上叽叽喳喳，难得的开心。平时极少这样子相聚。路上，有时你推我搡，打打闹闹，这时割麦子的沉重感已被一扫而光。我喜欢跟着这样的队伍，它让我不寂寞，甚至让我感动。我们路过那一片稻田时，很快就明白我们多带几支电筒是错误的。那稻田有近一里路远，田埂又窄，往往只能走一个人，要侧身才能相让。我们刚走进稻田的田埂，前头就传来一声尖叫，有人踩进泥水里去了。我是紧跟着秋梅嫂的。这时，秋梅嫂将电筒打过去，但因为她在我们这支队伍中间，她的电筒照不着。我们踽踽着走了一段路，这时有一条田埂与我们走的路成十字交叉，秋梅嫂说，等一下，啊。她迅疾地跳到那条田埂上，然后用电筒光一个一个护送着走出低洼积水的路。我站在她身边。当她的电筒照着金娥时，她的手电晃了一下。我愣住了，她与金娥是有过口角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互不理睬。秋梅嫂的手电筒停住了，电筒并没有跟着金娥。我着急了，我知道金娥前面有一洼几尺远的水，庄户人家有时难以找到报复的时机。但仅仅只那么一眨眼工夫，我看到电筒光默默地无声息地护送着金娥走出那一洼水，我心里涌起一阵感动。有了秋梅嫂的电筒，光明伴随着我们，我们终于走过了那一洼一洼泥泞的路。走过了这段田埂，路就开阔了。大家又你推我搡地说笑着，对于白天村子里发生的事又争论不休。看电影本身好像不是我们真正的目的，这部电影我们都看过。大伙只是在电影开场那一刹那间都神情专注着。
秋天对我们这些乡村孩子来说是最好的季节，它的好处不仅在于它的天高气爽，更在于我们可以不断地去看电影。这是极为开心的事。秋天，是乡村放电影的最佳时节，电影队总是放了这村放那村，所以只要跟着，我们就可以不断地去看电影。这时，晚稻已收割，田里是一片翠绿的红花草，山里也是干爽的草地。这时庄稼人可以自由自在地伸个腰了。这个时候我常常能感受到父爱，不苟言笑的父亲这时常常晚饭后用他宽大的巴掌抚着我的头，说，去看电影去。这似乎是父亲对我最大的奖赏。那时，我就雀跃起来。但与父亲在一起，一路上总不免有些拘谨，与姐她们一拨人就不一样了。一次姐的四五个姐妹一道去五里路远的隔壁大队看电影，我明白姐她们去看电影更多的是看重路上的个把小时，她们可以说些诡秘的话。我因为从小特乖巧，备受姐的那些姐妹的宠爱。姐最好的姐妹银娣摸着我的头说，去看电影。姐慌忙阻止说，不要让他跟去。姐十八岁了，我十四岁，姐是个有心事的人了。银娣说，去。她又温柔地摸了我的头。天上已有一弯钩月，秋天的大地一片朦胧，路上干爽，土疙瘩已是硬邦邦的。我在姐她们四五个人中间穿来穿去，仿佛一只极欢快的小狗。她们一路上嘴不停，说着秘密，有时声音极低，有时开怀大笑，笑声在朦胧的田野上回响。一路上，银娣都呵护着我，有好长一段路，她的温柔的手一直抚摸着我的头。
再大些的时候，我们像村子里那些长大了的小鸡小鸭们已能脱离大人们了，我和小春、金伢仔常率领村子里十几二十来个人在秋天的月夜到处蹿。白天不管干活多累，也不管我们这帮人平日有多么激烈的口角，只要听到有电影，我们就能快活地聚成一团。一个星期天，小春跟我说，今天公社有电影，去不？我说什么电影，小春说不晓得。小春等待我的回答。我是个有号召力的人，我说，去。小春张开双手仿佛一只放出去的风筝。我跑到收工回家的路上拦住春梅说，去看电影。她眼神立刻放出惊喜的光芒，真的有电影？我说是。吃过晚饭，村头那棵千年香樟下，聚拢了二十来个人，有春梅几个小姐妹。我们村到公社有七八里路，要翻过两道平缓的山岗，要穿过两片茂密的松林。大伙在等待着我。这时夕阳的余辉温润地涂在香樟上。我一到，他们轰的一声就跑起来了。我们朝公社走。来到电影场，场地上已是人山人海了，我们无法在银幕正面找到位子，只好蹴在一堆在银幕的反面看，我们看的是《李双双》。回家的路上，我们议论着，表达着各自的见解，大家满足得一路唱着歌。快走到一片松林时，小春恶作剧地尖叫一声：快跑啊，鬼来了。这时所有的男孩都飞快地跑，噗噗的脚步踏起一阵阵浮土。我无意识地跑了几十步停下来了。我声嘶力竭地制止小春他们，但小但小春他们的影子越来越小了。这时后面的春梅她们气喘吁吁地跑上来。我突然莫名其妙地欣喜起来。我佯装小跑，意在小春和春梅他们中间为春梅壮胆。但春梅跑不动了，她们中的传来恐惧的尖叫声。我停住了脚。这时几个小姐妹都从我身边跑过去，只有春梅不跑了。我们俩落在了后头。我们走在松林的草坪上，月影婆娑。春梅好像突然乏力了，她走不动了，她一下子坐在草坪上。我跟着坐了下来。我晓得我们要穿越一片松林，我们追赶小春他们已是没有指望了。我本来也是惧怕的，寂寞的松林里只有月光无声地流淌。我和春梅默坐着，我的胆子壮了起来。坐了几分钟，我说走吧。我去拉春梅，春梅突然伸过手来，我心里猛地一下像被电击了一下，脑子一时空白。我后来一直拉着她的手，春梅也一直没有抽回去。这之后我们在田里干活都格外有劲，见面时会脸红。直到一九七八年我考到省城去读书，我们一直都是见面就脸红。我们曾手拉手走过那片寂寞的森林。
乡村生活的许多美好记忆一直氤氲着我，去看电影的种种场景更是令我挥之不去。那种纯净的友情常令我现在身处闹市找不到一丝心灵放牧的地方而感叹不已，悲悯不已。我常把孤独寂寞的灵魂在先哲的世界里放牧。从先哲深邃的目光里，我终于咀嚼了儿时去看电影的意义。去看电影，满足的不是电影本身，而是那种结伴出来参加公共活动的行为，那种电影场上的仪式化形式。先哲智曰：人的生存有赖于对话即说——听的交流环境。罗素告诉我们：为什么古希腊酒神侍女一旦在山坡上舞蹈，就一反平日静穆姿态，而狂野起来，其实那是侍女们一种对所谓文明的逃避。我晓得儿时乡村生活着的人们并不是一种对“文明”的逃避，而是一种对话沟通的需要。而现在我在城市坐在固若金汤的鸽笼似的屋子里时，先哲的话深深地攫取着我的灵魂。我多么希望那种无拘无束的对话，多么希望逃避城市那种所谓的文明，因为它们让我几乎要窒息。
一九九五，我盼望的日子来了。这年我携妻带女回到阔别了多年的家乡。大年初一，我急急地走亲串户，向我的长辈们作揖拜年后，我问母亲，哪儿放电影。我明白，小时候正月里又是看电影的好时节。母亲漠然说，哪有电影，村子里都空了，只有老人和小孩子。我心里猛地一震，村子里熟识的人的确不多了，春梅远嫁了，小春带着妻子、孩子去广东打工了，三伢子也拖家带口去无锡谋生了，金娥据说在离我不远的杭州。他们过年都没有回家。生活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他们，改变着我们。村子里像火柴盒样的水泥屋多起来多了，但连不成片。所以，即使是正月里，村里人也少有来往。
我心里空落，好像根系一下失去了可依靠的土壤。正月初一到我要走的正月初六，我一直闷闷不乐，我没能看到一场乡村电影。要走的前一天，正月初五，我独自悄悄来到离村二三里远的山冈上，我站在种上茶叶的山冈，眺望山脚下的一个个村庄，心里突然觉得被什么东西掏空了，我想大哭。我不明白，什么时候我们还能结伴去看场乡村电影。
我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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