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本文共10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篇1：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
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汪曾祺轶事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其诗词字画也十分了得。不愧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却自谦地说：“我作画只是自己瞎抹，无师法。”他的作品却深得黄永玉、吴冠中的赏识，李政道家的客厅里就挂着汪老的一幅秋海棠。汪老儿女们在《老头儿汪曾祺》里说：“父亲送人字画非常大方，真是来者不拒，有时还主动问人家：‘你有没有我的字画?’，画得好的、比较得意的全都送人了”。虽说汪老自谦是“业余”画家，但字是下过工夫的，临过数种碑帖。儿时去文游台玩，还忘不了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在纸上来回磨蹭，把字帖拓下来的字带回家临摹。诗词于他虽说是偶为一作，欣然所至，随意而成，然他的诗既严守格律，又淡雅爽朗，通俗易懂。
汪老送字画与人，也不完全随意，是有选择性的。金先生说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里，有人敲门，金先生就去开门，只见有一人立在门口问汪老在家吗?汪老闻声问是谁并要其进门，那人原来是琉璃厂某画店的老板，想买汪老的字画，汪老说我的画不卖钱，也不以卖字画为生，我的字画都送人了。你要买字画我可介绍你去找赵朴初、吴冠中他们，对方回答他们的价位太高。汪老又问为什么要我的字画?画店老板回答说一个客户点名要您的字画。汪老说我从来不卖字画。说完就婉转地下了“逐客令”。
汪老嗜酒如命，他床肚下有许多空酒瓶，金先生问为什么不撂掉，汪老回答懒得撂。老伴施松卿说他常一边写字看书，一边拿着酒瓶喝一口，当喝到微醉状态时写字作画最为传神，佳作常出于此时。
汪曾祺喝酒很杂，也不考就，家里的好酒常舍不得喝，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北京二锅头。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著名作家邓友梅，邀其到家里喝酒，并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邓友梅到他家静候多时也不见他回来，哪知他竟把这件事给忘了，跑到小酒店点盘小菜自斟自饮起来，回到家说菜没有了了事。一次汪老又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金先生想跟着他出去，顺便了解一下北京的菜场行情及市井生活，汪老执意阻拦他，说你到我书房看看字画吧。过了一段时候他又空着篮子回来了，实际上他又是到小酒店独自喝酒去了。汪老到小店喝酒，一是嗜好，二来也是他观察市井，寻找生活素材最好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安乐居》、《泡茶馆》这样绘炙人口的文章。《岁寒三友》中的如意楼，《捡烂纸的老头》的烤肉刘，“绿杨饭店”从兴盛到衰败，汪曾祺笔下的酒馆无一不与他嗜酒的经历有关，不仅“酒楼”如此，“茶馆”也同样被赋予日常生活精神的指数。汪曾祺笔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只是接受着生活的样子，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的乐趣。汪曾祺以“欢悦的活着”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他的小说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
因他喜酒嗜酒，一家人都监督他，生怕他喝多。小孙女就是个“密探”，偶尔汪老跑到厨房拿着作料酒偷偷地喝上一口，被小孙女发现了，她马上就叫起来“爷爷又偷酒喝了!”一次金先生从高邮捎去两瓶醉虾，汪老突然问金先生什么是最好的下酒菜，金先生回答说不知道，他说就是醉虾，有它喝酒就足以了。又有一次金先生去北京给汪老带去两条红塔山香烟，他说香烟你下次就不要带了，云南烟厂的老总说我 这一辈子的香烟他都包了，是白壳子的特供烟，定期送上门，象征性地收两毛钱一包。
汪老去世后，汪老的子女想找人写碑文的字，找到当时北京书画界权威林岫问谁写最适合，回答说汪老在世很欣赏大康的字，如若大康愿意写是最好的了，可大康的字在当时最高的已卖到一万元一个字，汪老的女儿汪朝找到大康并说明来意，大康欣然答应，二话不说就写了“高邮汪曾祺”五个苍劲有力的楷书，钱分文不收。后来应汪家要求，补写了“长乐施松卿”及“之墓”七个字，形成一个合葬墓碑文。事后汪家过意不去就给大康送去两瓶好酒，大康依然不收，说他的酒喝不了。
说到大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有一位房屋开发商到大康的住处想要他写字，当知道他的身份后大康就断然拒绝，并忿然地说“简直是岂有岂理，对牛弹琴”。
据说汪曾祺家人曾有意愿将汪曾祺的骨灰分一半安葬到高邮，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爽快认可，汪家人也淡定低调。汪老在世时曾要求落实政策，返还部分房产，以便常回来小住便于写作，但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始终没有得到落实。近期高邮文化界有人曾就汪曾祺房屋以前没有落实政策的问题打起口水仗，我认为很没有必要。若要说以前的市领导有责任，但近两三任市领导都承诺要对“汪氏故居”投资改造，就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这责任又是谁的?外地许多名人经常来高邮“朝圣”汪曾祺的故居，看后心情都十分地难受。近期，汪氏亲属实在等不下去了，自已掏钱进行维修。故居与纪念馆是两个不同慨念的建筑，不可偏废与替代。都喊要打造文化高邮，创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何又偏偏对汪曾祺故居这个现成的招牌不修造呢?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成名，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出名......高邮历史悠久，文化遗存较多，若能围绕秦少游、汪曾祺做点文章，必将对高邮的旅游观光事业是个有力的推动。
篇2：北京人的遛鸟汪曾祺
北京人的遛鸟汪曾祺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wenxue/)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汪曾祺散文写作特点：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篇3：汪曾祺《北京人的遛鸟》原文品读
汪曾祺《北京人的遛鸟》原文品读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概说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品读】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如果说读汪氏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意，读汪氏散文我们享受的则是闲情逸致。
篇4：北京人的遛鸟的名家散文
北京人的遛鸟的名家散文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篇5：汪曾祺作品《北京人的遛鸟》原文赏读
汪曾祺作品《北京人的遛鸟》原文赏读
北京人的遛鸟
早晨九点钟，在跑马地一带闲走。香港人起得晚，商店要到十一点才开门，这时街上人少，车也少，比较清静。看见一个人，大概五十来岁，手里托着一只鸟笼。这只鸟笼的底盘只有一本大三十二开的书那样大，两层，做得很精致。这种双层的鸟笼，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楼上楼下，各有一只绣眼。香港的绣眼似乎比内地的也更为小巧。他走得比较慢，近乎是在散步。
香港人走路都很快，总是匆匆忙忙，好像都在赶着去办一件什么事。在香港，看见这样一个遛鸟的闲人，我觉得很新鲜。至少他这会儿还是清闲的'，--也许过一个小时他就要忙碌起来了。他这也算是遛鸟了，虽然在林立的高楼之间，在狭窄的人行道上遛鸟，不免有点滑稽。而且这时候遛鸟，也太晚了一点。--北京的遛鸟的这时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鸟也醒得晚?
在香港的街上遛鸟，大概只能用这样精致的双层小鸟笼。
像徐州人那样可不行。——我忽然想起徐州人遛鸟。徐州人养百灵，笼极高大，高三四尺(笼里的“台”也比北京的高得多)，无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极光滑的枣木杆子作扁担，把鸟笼担着。或两笼，或三笼、四笼。这样的遛鸟，只能在旧黄河岸，慢慢地走。如果在香港，担着这样高大的鸟笼，用这样的慢步溜鸟，是绝对不行的。
我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屿山，晨起，听见斑鸠叫。艾芜同志正在散步，驻足而听，说：“斑鸠。”意态悠远，似乎有所感触，又似乎没有。
宿大屿山，夜间听见蟋蟀叫。
临离香港，被一个记者拉住，问我对于香港的观感，匆促之间，不暇细谈，我只说：“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并说我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她问我斑鸠是什么，我只好摹仿斑鸠的叫声，她连连点头。也许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许她真的对斑鸠不大熟悉。
香港鸟很少，天空几乎见不到一只飞着的鸟，鸦鸣鹊噪都听不见，但是酒席上几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鸽。香港有那么多餐馆，每天要消耗多少禾花雀和乳鸽呀!这些禾花雀和乳鸽是哪里来的呢?对于某些香港人来说，鸟是可吃的，不是看的，听的。
城市发达了，鸟就会减少。北京太庙的灰鹤和宣武门城楼的雨燕现在都没有了，但是我希望有关领导在从事城市建设时，能注意多留住一些鸟。
(摘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篇6：汪曾祺：在香港和北京“遛鸟”
汪曾祺：在香港和北京“遛鸟”
香港的鸟
文/汪曾祺
早晨九点钟，在跑马地一带闲走。香港人起得晚，商店要到十一点才开门，这时街上人少，车也少，比较清静。看见一个人，大概五十来岁，手里托着一只鸟笼。这只鸟笼的底盘只有一本大三十二开的书那样大，两层，做得很精致。这种双层的鸟笼，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楼上楼下，各有一只绣眼。香港的绣眼似乎比内地的也更为小巧。他走得比较慢，近乎是在散步。
香港人走路都很快，总是匆匆忙忙，好像都在赶着去办一件什么事。在香港，看见这样一个遛鸟的闲人，我觉得很新鲜。至少他这会儿还是清闲的，--也许过一个小时他就要忙碌起来了。他这也算是遛鸟了，虽然在林立的高楼之间，在狭窄的人行道上遛鸟，不免有点滑稽。而且这时候遛鸟，也太晚了一点。--北京的遛鸟的这时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鸟也醒得晚?
在香港的街上遛鸟，大概只能用这样精致的双层小鸟笼。
像徐州人那样可不行。——我忽然想起徐州人遛鸟。徐州人养百灵，笼极高大，高三四尺(笼里的“台”也比北京的高得多)，无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极光滑的枣木杆子作扁担，把鸟笼担着。或两笼，或三笼、四笼。这样的遛鸟，只能在旧黄河岸，慢慢地走。如果在香港，担着这样高大的鸟笼，用这样的慢步溜鸟，是绝对不行的。
我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屿山，晨起，听见斑鸠叫。艾芜同志正在散步，驻足而听，说：“斑鸠。”意态悠远，似乎有所感触，又似乎没有。
宿大屿山，夜间听见蟋蟀叫。
临离香港，被一个记者拉住，问我对于香港的观感，匆促之间，不暇细谈，我只说：“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并说我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她问我斑鸠是什么，我只好摹仿斑鸠的叫声，她连连点头。也许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许她真的对斑鸠不大熟悉。
香港鸟很少，天空几乎见不到一只飞着的鸟，鸦鸣鹊噪都听不见，但是酒席上几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鸽。香港有那么多餐馆，每天要消耗多少禾花雀和乳鸽呀!这些禾花雀和乳鸽是哪里来的呢?对于某些香港人来说，鸟是可吃的，不是看的，听的。
城市发达了，鸟就会减少。北京太庙的灰鹤和宣武门城楼的雨燕现在都没有了，但是我希望有关领导在从事城市建设时，能注意多留住一些鸟。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遛鸟
文/汪曾祺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篇7：汪曾祺散文
汪曾祺散文
草巷口往北，西边有一个短短的巷子，我的一个堂房叔叔住在这里。这位堂叔我们叫他小爷，他整天不出门，也不跟人来往，一个人在他的小书房里摆围棋谱，养鸟。他养过一只鹦鹉，这在我们那里是很少见的。我有时到小爷家去玩，去看那只鹦鹉。
小爷家对面有两户人家，是种菜的。
由小爷家门前往西，几步路，就是阴城了。
阴城原是一片古战场，韩世忠的兵曾经在这里驻过，有人捡到过一种有耳的陶壶，叫做“韩瓶”，据说是韩世忠的兵用的水壶，用韩瓶插梅花，能够结子。韩世忠曾在高邮属境击败过金兵，但是在三垛，不在高邮城外。有人说韩瓶是韩信的兵用过的.水壶，似不可靠，韩信好像没有在高邮屯过兵。
看不到什么古战场的痕迹了，只是一片野地，许多乱葬的坟，因此叫做“阴城”。有一年地方政府要把地开出来种麦子，挖了一大片无主的坟，遍地是糟朽的薄皮棺材和白骨。麦子没有种成，阴城又成了一片野地，荒坟累累，杂草丛生。
我们到阴城去，逮蚂蚱，掏蛐蛐，更多的时候是去放风筝。
小时候放三尾子。这是最简单的风筝。北京叫屁股帘儿，有的地方叫瓦片。三根苇篾子扎成一个干字，糊上一张纸，四角贴“云子”，下面粘上三根纸条就得。
稍大一点，放酒坛子，篾架子扎成绍兴酒坛妆，糊以白纸，红鼓，如鼓形；四老爷打面缸，红鼓上面留一截，露出四老爷的脑袋——一个戴纱帽的小丑；八角，两个四方的篾框，交错为八角；在八角的外边再套一个八角，即为套角，糊套角要点技术，因为两个八角之间要留出空隙。红双喜，那就更复杂了，一般孩子糊不了，以上的风筝都是平面的，下面要缀很长的麻绳的尾巴，这样上天才不会打滚。
风筝大都带弓。干蒲破开，把里面的瓤刮去，只剩一层皮。苇秆弯成弓。把蒲绷在弓的两头，缚在风筝额上，风筝上天，蒲弓受风，汪汪地响。
我已经好多年不放风筝了。北京的风筝和我家乡的，我小时糊过、放过的风筝不一样，没有酒坛子，没有套角，没有红鼓，没有四老爷打面缸。北京放的多事沙燕儿。我的家乡没有沙燕儿。
结束语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篇8：《汪曾祺散文》读书笔记
一直把汪曾祺当作某个衡量标准。看得懂的和看不懂的，欣赏他的和欣赏不了他的。当然，这个分类并不影响我对一个人的感情。我的未来老公也不一定非要看得懂他的文章。只要他们精神上有共通点就好。比如对生活和小人物的爱。其他只是一个人的补全成分，造就了每个个体，在同样人性的基础上。
要回国了，事也烦。找房子搬行李等注册搞sncf结束这里的caf银行警察局资料。啊，都要在下周五天里搞完。担心。
晚上上厕所时拿起马桶水槽上的汪曾祺散文选，随手翻到一页，是篇名为《继母》的随笔。开头提到林则徐的女儿嫁沈葆桢，病笃，自知不治，写了一副对联留给丈夫和女儿：
我别良人去矣。大丈夫何患无妻。若他年重结丝罗，莫对生妻谈死妇。
汝从严父戒哉。小妮子终当有母。倘异日得蒙抚养，须知继母即亲娘。
后有汪回忆起的一部与后娘有关的评剧小戏《鞭打芦花》。剧的大意是闵子骞的后娘对其刻薄，给他缝芦花填的棉袄而厚待自己的两个儿子。其父知后怒，欲休妻，闵子骞跪在雪地上求情，说了一句话：
母在一子单，母去三子寒。
再说到继母难当，继而探讨到与怎样做继母相通的问题，该怎样做人。我们的伦理道德该怎样取得。
最后他说了一句很有分量的话，如果一个时代没有道德支柱，只剩下赤裸裸的自私和无情，将是极其可怕的事。
狄更斯在双城记里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一个时期，无有例外。对于今天我们的时代，它的最坏处也许就在道德支柱的崩塌。
相信每个尚存头脑的中国人都会同意，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伦理正在沦丧的时代。人类公认的美德正在一丝丝从饱受现实压迫的中国青年身上消失。也许他们有意也许是无意，其最可怕之处在于这已变成一个社会现象，由不得个体挣扎。
有人说，我们的民族整体素质和道德观念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被摧毁，以后再也没能恢复过来。今天的一切都是那个时代的遗祸。
这个想法的对错偏激程度我们无从得知。不可否认，那个十年，毁掉的不仅仅是一批当时的人才，更是当年正处于建立人生观世界观阶段的青少年们。甚至可以说对于已经成熟的老一辈来说，文革也许只是一个考验，一个锻炼了他们意志的残酷的游戏，而对于那些还没有认知能力的青少年也是我们如今社会的中流砥柱们来说，theirmindshadbeenseriouslydamaged(想到了我一度想找她拼命的李少红导演，李阿姨，我不怪你被那个时代撞了脑子，就算红楼梦在你脑子里是本坏书，是封资修遗毒，你犯得着这么多年以后还要翻出来把她糟蹋一番你才心满意足么，你个脑袋被门夹了的，你快去找琼瑶阿姨玩去好吗，拍拍她的剧本，皆大欢喜。何苦来在今天的九零后小弟弟小妹妹们本就不发达的认知能力上再踹上一脚呢！)，而这样的我们的上一辈，对我们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noonecantell.
也许我们正生活在一个类似于文化大革命缓慢版本的时代。theworseiswehaven'tanymorefaith.我们丧失了道德，也没有了信仰，剩下的只是生存。在一个狭小阴暗的生活空间里的生活。唯一还清醒着的还有抗争意识的青年大多也只能在网络这个相对宽松的平台上活跃着并被敏感词着。没有了主流社会的支持，他们还能坚持多久？
有言说，一个民族最危险的信号就是她的人才大量流失。已至“大量”，就不是因为这个民族贫穷或战乱等客观原因了，爱国之士不乏其人，一个民族，可怕的不是贫穷，而是没有了道德与信仰。华罗庚五零年毅然放弃优异待遇回国时，发表热情洋溢的爱国宣言：“良园虽好，却非久居之地，归去来兮！为了扶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影响了一代海外学人。而十年后，他黯然对夫人说：“我想自杀。”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知道这句话还有没有印在今天的语文课本上，就算印着，又有几个中学生能看到心里去。而“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感怒”，又有几人体会到其怒。
当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这样一个好人不得生存，明理之士人人只求自保，无理之人日日唯思寻乐的社会，汪曾祺的担忧不知几时便会得到验证。
好在他已经看不到那一天了。经历了那个荒谬而血腥的十年之疮，再经历一个缓慢腐烂流脓发臭的时代，我可不想我的汪爷爷受此折磨。他的心，就好像他自己说过的，是脆的。咦，这不就是我爸常用来形容我的一句话，头顶长疮脚底流脓，你坏透了你。
说真的，老汪同志，我很想你。
篇9：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我和汪曾祺虽然生活在完全不同的时代，但他散文字里行间那种热情和幸福，我读起来也能感同身受，我想这是因为我们都很爱生活。读完他的散文集，我最喜欢的一篇是《北京的秋花》。
在我的印象里北京的秋天好像只有菊花和红叶，可是汪先生却还写到了北京秋天的鸡冠花、凤仙花、秋海棠、黄栌、爬山虎……他笔下北京的秋海棠尤其可爱“银星海棠，大叶甚坚厚，上洒银星，杆亦高壮，近似木本”，很健康茁壮，一点儿不像秋天万物凋敝的样子。汪先生写完北京的秋海棠话锋一转，回忆起他家乡“伶仃瘦弱”的海棠，在他母亲生病过世后，不知道是谁在他母亲曾居住的小屋门口种了两三棵秋海棠。这秋海棠虽然花色苍白，却在秋天也能开花。汪先生每次看到秋海棠就会想到他的母亲。读到这里我很感动，这秋海棠就犹如他的母亲，洁白而让人哀伤，虽然离开了，但还在他的心里，时时刻刻都陪伴在他身旁。
今年春节我也买了一盆海棠，就像汪先生的散文里写的，它也是四个花瓣。我的海棠是粉色的花瓣、黄色的花蕊，花朵小小的，娇嫩的花瓣微垂在绿油油的枝叶上。我生怕一碰花瓣就掉了，所以连浇水也格外小心。我听卖花人说它喜阳，就把它放在窗前。可是即使是冬天的阳光，晒了半天时间，它的花就落了、叶子也开始卷了。我赶紧把它转移到没有阳光直射的书桌上，天天浇水，一周后才恢复生机。海棠花真是很娇弱，但我会照顾好它，因为我也想像汪先生一样，每天都有花陪伴。
篇10：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这个寒假，我读了《汪曾祺散文》。这本书收录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包括他的日常生活、美食、自然环境等方面。这里面，我最感兴趣的是“美食”这方面。
书中记录了许多美食，如高邮鸭蛋、蒌蒿等。虽然这些都不是像海参、鲍鱼这样的顶尖食材，但作者运用了多种描写，如写蒌蒿的视觉描写：“蒌蒿……粗如笔管，有节，生狭长的小叶，初生二寸来高”；写咸菜的味觉描写：“不咸，细、嫩、脆、甜”；写做枸杞的动作描写：“用开水焯了，切碎，加香油、酱油、醋，凉拌了吃。”这些细致的描写，体现出了作者对故乡和故乡美食的热爱。
我和汪爷爷一样，也热爱故乡的美食。我的母亲是福建福州人。那里的特色美食有拌紫菜、南煎肝以及各种海鲜。每次去闽菜餐馆吃饭，如“莆田”、“景福轩”，我都喜欢吃这些海产品，如蒸大黄鱼、煎海蛎，因为这是家乡的味道。蒸大黄鱼用的清蒸手法，将鱼的本味保留到极致，是一种鲜味，再浇上酱油，使咸、鲜融合，是闽菜常见的味道。灯光照射下，鱼皮表面金黄得发光，异常漂亮。煎海蛎是把海蛎裹上蛋液，煎成一张大饼，既有海的味道，又有蛋的香味。海蛎非常鲜嫩，正宗的闽菜中的海蛎是要用捞完不久且无沙的。这是我的家乡菜——闽菜！
我的家乡菜，无论我品尝过什么美食，我都不会忘记你；我的故乡，无论我走到什么地方，我一定会记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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