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汪曾祺作品《北京人的遛鸟》原文赏读，本文共5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与工作有所帮助。
篇1：汪曾祺作品《北京人的遛鸟》原文赏读
汪曾祺作品《北京人的遛鸟》原文赏读
北京人的遛鸟
早晨九点钟，在跑马地一带闲走。香港人起得晚，商店要到十一点才开门，这时街上人少，车也少，比较清静。看见一个人，大概五十来岁，手里托着一只鸟笼。这只鸟笼的底盘只有一本大三十二开的书那样大，两层，做得很精致。这种双层的鸟笼，我还是头一次见到。楼上楼下，各有一只绣眼。香港的绣眼似乎比内地的也更为小巧。他走得比较慢，近乎是在散步。
香港人走路都很快，总是匆匆忙忙，好像都在赶着去办一件什么事。在香港，看见这样一个遛鸟的闲人，我觉得很新鲜。至少他这会儿还是清闲的'，--也许过一个小时他就要忙碌起来了。他这也算是遛鸟了，虽然在林立的高楼之间，在狭窄的人行道上遛鸟，不免有点滑稽。而且这时候遛鸟，也太晚了一点。--北京的遛鸟的这时候早遛完了，回家了。莫非香港的鸟也醒得晚?
在香港的街上遛鸟，大概只能用这样精致的双层小鸟笼。
像徐州人那样可不行。——我忽然想起徐州人遛鸟。徐州人养百灵，笼极高大，高三四尺(笼里的“台”也比北京的高得多)，无法手提，只能用一根打磨得极光滑的枣木杆子作扁担，把鸟笼担着。或两笼，或三笼、四笼。这样的遛鸟，只能在旧黄河岸，慢慢地走。如果在香港，担着这样高大的鸟笼，用这样的慢步溜鸟，是绝对不行的。
我告诉张辛欣，我看见一个香港遛鸟的人，她说：“你就注意这样的事情!”我也不禁自笑。
在隔海的大屿山，晨起，听见斑鸠叫。艾芜同志正在散步，驻足而听，说：“斑鸠。”意态悠远，似乎有所感触，又似乎没有。
宿大屿山，夜间听见蟋蟀叫。
临离香港，被一个记者拉住，问我对于香港的观感，匆促之间，不暇细谈，我只说：“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并说我在香港听到了斑鸠和蟋蟀，觉得很亲切。她问我斑鸠是什么，我只好摹仿斑鸠的叫声，她连连点头。也许她听不懂我的普通话，也许她真的对斑鸠不大熟悉。
香港鸟很少，天空几乎见不到一只飞着的鸟，鸦鸣鹊噪都听不见，但是酒席上几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鸽。香港有那么多餐馆，每天要消耗多少禾花雀和乳鸽呀!这些禾花雀和乳鸽是哪里来的呢?对于某些香港人来说，鸟是可吃的，不是看的，听的。
城市发达了，鸟就会减少。北京太庙的灰鹤和宣武门城楼的雨燕现在都没有了，但是我希望有关领导在从事城市建设时，能注意多留住一些鸟。
(摘自汪曾祺《人间草木》)
篇2：北京人的遛鸟汪曾祺
北京人的遛鸟汪曾祺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wenxue/)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汪曾祺散文写作特点：
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
篇3：汪曾祺《北京人的遛鸟》原文品读
汪曾祺《北京人的遛鸟》原文品读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概说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品读】
当代文坛上，能同时在小说和散文两块田地里经营，且自成一家的并不多，汪曾祺先生算是其中的一个。汪曾祺先生是公认的文体家，不仅能写一手优秀的小说，还能写一手漂亮的散文。汪氏散文可以称得上真正的文人散文，他的散文没有空泛的好为人师的大道理，也少有宏大题材，流淌在字里行间的都是文人的雅趣和爱好，弥漫着文人的情调。如果说读汪氏小说我们感受到的是诗意，读汪氏散文我们享受的则是闲情逸致。
篇4：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
汪曾祺的散文《北京人的遛鸟》
遛鸟的人是北京人里头起得最早的一拨。每天一清早，当公共汽车和电车首班车出动时，北京的许多园林以及郊外的一些地方空旷、林木繁茂的去处，就已经有很多人在遛鸟了。他们手里提着鸟笼，笼外罩着布罩，慢慢地散步，随时轻轻地把鸟笼前后摇晃着，这就是“遛鸟”。他们有的是步行来的，更多的是骑自行车来的。他们带来的鸟有的是两笼——多的可至八笼。如果带七八笼，就非骑车来不可了。车把上、后座、前后左右都是鸟笼，都安排得十分妥当。看到它们平稳地驶过通向密林的小路，是很有趣的，——骑在车上的主人自然是十分潇洒自得，神清气朗。
养鸟本是清朝八旗子弟和太监们的爱好，“提笼架鸟”在过去是对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人的一种贬词。后来，这种爱好才传到一些辛苦忙碌的人中间，使他们能得到一些休息和安慰。我们常常可以在一个修鞋的、卖老豆腐的、钉马掌的摊前的小树上看到一笼鸟。这是他的伙伴。不过养鸟的还是以上岁数的较多，大都是从五十岁到八十岁的人，大部分是退休的职工，在职的稍少。近年在青年工人中也渐有养鸟的了。
北京人养的鸟的种类很多。大别起来，可以分为大鸟和小鸟两类。大鸟主要是画眉和百灵，小鸟主要是红子、黄鸟。
鸟为什么要“遛”?不遛不叫。鸟必须习惯于笼养，习惯于喧闹扰嚷的环境。等到它习惯于与人相处时，它就会尽情鸣叫。这样的一段驯化，术语叫做“压”。一只生鸟，至少得“压”一年。
让鸟学叫，最直接的办法是听别的鸟叫，因此养鸟的人经常聚会在一起，把他们的鸟揭开罩，挂在相距不远的树上，此起彼歇地赛着叫，这叫做“会鸟儿”。养鸟人不但彼此很熟悉，而且对他们朋友的鸟的叫声也很熟悉。鸟应该向哪只鸟学叫，这得由鸟主人来决定。一只画眉或百灵，能叫出几种“玩艺”，除了自己的叫声，能学山喜鹊、大喜鹊、伏天、苇乍子、麻雀打架、公鸡打架、猫叫、狗叫。
曾见一个养画眉的用一架录音机追逐一只布谷鸟，企图把它的叫声录下，好让他的画眉学。他追逐了五个早晨(北京布谷鸟是很少的)，到底成功了。
鸟叫的音色是各色各样的。有的宽亮，有的窄高，有的鸟聪明，一学就会;有的笨，一辈子只能老实巴交地叫那么几声。有的鸟害羞，不肯轻易叫;有的鸟好胜，能不歇气地叫一个多小时!
养鸟主要是听叫，但也重相貌。大鸟主要要大，但也要大得匀称。画眉讲究“眉子”(眼外的白圈)清楚。百灵要大头，短嘴。养鸟人对于鸟自有一套非常精细的美学标准，而这种标准是他们共同承认的。
因此，鸟的身份悬殊极大。一只生鸟(画眉或百灵)值二三元人民币，甚至还要少，而一只长相俊秀能唱十几种“曲调”的值一百五十元，相当一个熟练工人一个月的工资。
养鸟是很辛苦的。除了遛，预备鸟食也很费事。鸟一般要吃拌了鸡蛋黄的棒子面或小米面，牛肉——把牛肉焙干，碾成细末。经常还要吃“活食”，——蚱蜢、蟋蟀、玉米虫。
养鸟人所重视的，除了鸟本身，便是鸟笼。鸟笼分圆笼、方笼两种。一般的鸟笼值一二十元，有的雕镂精细，近于“鬼工”，贵得令人咋舌。——有人不养鸟，专以搜集名贵鸟笼为乐。鸟笼里大有高低贵贱之分的是鸟食罐。一副雍正青花的鸟食罐，已成稀世的珍宝。
除了笼养听叫的鸟，北京人还有一种养在“架”上的鸟。所谓架，是一截树杈。养这类鸟的乐趣是训练它“打弹”，养鸟人把一个弹丸扔在空中，鸟会飞上去接住。有的一次飞起能接连接住两个。架养的.鸟一般体大嘴硬，例如锡嘴和交嘴鹊。所以，北京过去有“提笼架鸟”之说。
汪曾祺轶事
汪曾祺先生的文章写得好，其诗词字画也十分了得。不愧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却自谦地说：“我作画只是自己瞎抹，无师法。”他的作品却深得黄永玉、吴冠中的赏识，李政道家的客厅里就挂着汪老的一幅秋海棠。汪老儿女们在《老头儿汪曾祺》里说：“父亲送人字画非常大方，真是来者不拒，有时还主动问人家：‘你有没有我的字画?’，画得好的、比较得意的全都送人了”。虽说汪老自谦是“业余”画家，但字是下过工夫的，临过数种碑帖。儿时去文游台玩，还忘不了用薄纸蒙在《秦邮帖》石刻上，用铅笔在纸上来回磨蹭，把字帖拓下来的字带回家临摹。诗词于他虽说是偶为一作，欣然所至，随意而成，然他的诗既严守格律，又淡雅爽朗，通俗易懂。
汪老送字画与人，也不完全随意，是有选择性的。金先生说有次在北京汪老的家里，有人敲门，金先生就去开门，只见有一人立在门口问汪老在家吗?汪老闻声问是谁并要其进门，那人原来是琉璃厂某画店的老板，想买汪老的字画，汪老说我的画不卖钱，也不以卖字画为生，我的字画都送人了。你要买字画我可介绍你去找赵朴初、吴冠中他们，对方回答他们的价位太高。汪老又问为什么要我的字画?画店老板回答说一个客户点名要您的字画。汪老说我从来不卖字画。说完就婉转地下了“逐客令”。
汪老嗜酒如命，他床肚下有许多空酒瓶，金先生问为什么不撂掉，汪老回答懒得撂。老伴施松卿说他常一边写字看书，一边拿着酒瓶喝一口，当喝到微醉状态时写字作画最为传神，佳作常出于此时。
汪曾祺喝酒很杂，也不考就，家里的好酒常舍不得喝，一般情况下也就是北京二锅头。有一次他打电话给著名作家邓友梅，邀其到家里喝酒，并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邓友梅到他家静候多时也不见他回来，哪知他竟把这件事给忘了，跑到小酒店点盘小菜自斟自饮起来，回到家说菜没有了了事。一次汪老又拿着菜篮子出去买菜了，金先生想跟着他出去，顺便了解一下北京的菜场行情及市井生活，汪老执意阻拦他，说你到我书房看看字画吧。过了一段时候他又空着篮子回来了，实际上他又是到小酒店独自喝酒去了。汪老到小店喝酒，一是嗜好，二来也是他观察市井，寻找生活素材最好方式之一。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写出《安乐居》、《泡茶馆》这样绘炙人口的文章。《岁寒三友》中的如意楼，《捡烂纸的老头》的烤肉刘，“绿杨饭店”从兴盛到衰败，汪曾祺笔下的酒馆无一不与他嗜酒的经历有关，不仅“酒楼”如此，“茶馆”也同样被赋予日常生活精神的指数。汪曾祺笔下的人都安于自然的生活，对生活没有虚妄的期待，对现实也没有太多的怨言，他们只是接受着生活的样子，并享受着生活中存在的乐趣。汪曾祺以“欢悦的活着”作为自己人生的哲学，他的小说就是这种人生态度的文学表达。
因他喜酒嗜酒，一家人都监督他，生怕他喝多。小孙女就是个“密探”，偶尔汪老跑到厨房拿着作料酒偷偷地喝上一口，被小孙女发现了，她马上就叫起来“爷爷又偷酒喝了!”一次金先生从高邮捎去两瓶醉虾，汪老突然问金先生什么是最好的下酒菜，金先生回答说不知道，他说就是醉虾，有它喝酒就足以了。又有一次金先生去北京给汪老带去两条红塔山香烟，他说香烟你下次就不要带了，云南烟厂的老总说我 这一辈子的香烟他都包了，是白壳子的特供烟，定期送上门，象征性地收两毛钱一包。
汪老去世后，汪老的子女想找人写碑文的字，找到当时北京书画界权威林岫问谁写最适合，回答说汪老在世很欣赏大康的字，如若大康愿意写是最好的了，可大康的字在当时最高的已卖到一万元一个字，汪老的女儿汪朝找到大康并说明来意，大康欣然答应，二话不说就写了“高邮汪曾祺”五个苍劲有力的楷书，钱分文不收。后来应汪家要求，补写了“长乐施松卿”及“之墓”七个字，形成一个合葬墓碑文。事后汪家过意不去就给大康送去两瓶好酒，大康依然不收，说他的酒喝不了。
说到大康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一次有一位房屋开发商到大康的住处想要他写字，当知道他的身份后大康就断然拒绝，并忿然地说“简直是岂有岂理，对牛弹琴”。
据说汪曾祺家人曾有意愿将汪曾祺的骨灰分一半安葬到高邮，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爽快认可，汪家人也淡定低调。汪老在世时曾要求落实政策，返还部分房产，以便常回来小住便于写作，但在那个特定的政治环境下始终没有得到落实。近期高邮文化界有人曾就汪曾祺房屋以前没有落实政策的问题打起口水仗，我认为很没有必要。若要说以前的市领导有责任，但近两三任市领导都承诺要对“汪氏故居”投资改造，就是“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这责任又是谁的?外地许多名人经常来高邮“朝圣”汪曾祺的故居，看后心情都十分地难受。近期，汪氏亲属实在等不下去了，自已掏钱进行维修。故居与纪念馆是两个不同慨念的建筑，不可偏废与替代。都喊要打造文化高邮，创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为何又偏偏对汪曾祺故居这个现成的招牌不修造呢?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凤凰古城因沈从文而成名，岳阳楼因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而出名......高邮历史悠久，文化遗存较多，若能围绕秦少游、汪曾祺做点文章，必将对高邮的旅游观光事业是个有力的推动。
篇5：汪曾祺作品《捡破烂的老头》原文赏读
汪曾祺作品《捡破烂的老头》原文赏读
捡烂纸的老头 汪曾祺
烤肉刘早就不卖烤肉了，不过虎坊桥一带的人都还叫它烤肉刘。这是一家平民化的回民馆子，地方不小，东西实惠。卖大锅菜。炒辣豆腐、炒豆角、炒蒜苗、炒洋白菜，比较贵一点是黄焖羊肉，也就是块儿来钱一小碗。在后面做得了，用脸盆端出来，倒在几个深深的铁罐里，下面用微火煨着，倒总是温和的。有时也卖小勺炒菜：大葱炮羊肉，干炸丸子，它似蜜„„主食有米饭、花卷、芝麻烧饼、罗丝转;卖面条，浇炸酱、浇卤。夏天卖麻酱面。卖馅儿饼。烙饼的炉紧挨着门脸儿，一进门就听到饼铛里的油吱吱喳喳地响，饼香扑鼻，很诱人。 烤肉刘的买卖不错，一到饭口，尤其是中午，人总是满的。附近有几个小工厂，厂里没有食堂，烤肉刘就是他们的食堂。工人们都在壮年，能吃，馅饼至少得来五个(半斤)，一瓶啤酒，二两白的。女工则多半是拿一个饭盒来，买馅饼，或炒豆腐、花卷，带到车间里去吃。有一些退了休的职工，不爱吃家里的饭，爱上烤肉刘来吃“野食”，想吃什么要点什么。有一个文质彬彬的主儿，原来当会计，他每天都到烤肉刘这儿来。他和家里人说定，每天两块钱的“挑费”都扔在这儿。有一个煤站的副经理，现在也还参加劳动，手指甲缝都是黑的，他在烤肉刘吃了十来年了。他来了，没座位，服务员即刻从后面把他们自己坐的.凳子提出一张来，把他安排在一个旮旯里。有炮肉，他总是来一盘炮肉，仨烧饼，二两酒。给他炮的这一盘肉，够别人的两盘。因为烤肉刘指着他保证用煤。这些，都是老主顾。还有一些流动客人，东北的、山西的、保定的、石家庄的。大包小包，五颜六色。男人用手指甲剔牙，女人敞开怀喂奶。 有一个人是每天必到的，午晚两餐，都在这里。这条街上人都认识他，是个捡烂纸的。他穿得很破烂，总是一件油乎乎的烂棉袄，腰里系一根烂麻绳，没有衬衣。脸上说不清是什么颜色，好像是浅黄的。说不清有多大岁数，六十几?七十几?一嘴牙七长八短，残缺不全。你吃点软和的花卷、面条，不好么?不，他总是要三个烧饼，歪着脑袋努力地啃啮。烧饼吃完，站起身子，找一个别人用过的碗(他可不在乎这个)，自言自语，“跟他们寻一口面汤。”喝了面汤，“回见!”没人理他，因为不知道他是向谁说的。 一天，他和几个小伙子一桌。一个小伙子看了他一眼，跟同伴小声说了句什么，他多了心：“你说谁哪?”小伙子没有理他。他放下烧饼，跳到店堂当间：“出来!出来!”这是要打架。北京人过去打架，都到当街去打，不在店铺里打，免得损坏人家的东西搅了人家的买卖。“出来!出来!”是叫阵。没人劝。压根儿就没人注意他。打架?这么个糟老头子?这老头可真是糟。从里糟到外。这几个小伙子，随便哪一个，出去一拳准把他揍趴下。小伙子们看看他，不理他。 这么个糟老头子想打架，是真的吗?他会打架吗?年轻的时候打过架吗?看样子，他没打过架，他哪是耍胳膊的人哪!他这是干什么?虚张声势?也说不上，无声势可言。没有人把他当一回事。
没人理他，他悻悻地回到座位上，把没吃完的烧饼很费劲地啃完了，情绪已经平复下来——本来也没有多大情绪。“跟他们寻口汤去。”喝了两口面汤，“回见!”
有几天没看见捡烂纸的老头了，听煤站的副经理说，他死了。死后，在他的破席子底下发现八千多块钱，一沓一沓，用麻筋捆得很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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