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区别

时间：2022-05-28 01:00:46 其他范文收藏本文下载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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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区别

篇1：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区别

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的区别介绍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对无效合同的情形进行了列举性的说明，其中第(五)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无效。问题在于我国现行的许多法律、行政法规中，大量出现“强制性规定”的条款，仅从立法的文义上去理解、适用法律，将造成很多合同被认定为无效合同，这有违民事意思自治原则和促成交易的合同法精神，反映了国家对民事合同的过多干预。

在理论界，随着对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强制性规范的进一步区分，认为应当将传统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强制性规定进一步的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效力性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法律行为价值的评价，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管理性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事实行为价值的评价，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管理性规范的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但不否认其行为私法上的效力。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才会被认定为无效，而违反管理性规范则不会导致合同无效。

此外，还有观点认为，对于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影响，是否违反强制性法规只是一种形式上的观察，并不能直接作为决定合同无效与否的标准，具体的合同是否应当无效，应该就强制性规范所保护的利益种类和性质来决定。对于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合同来说，无效并非唯一可取的手段。如果刑法、行政法的制裁方法或者其他民事责任已经足以达到法律规范的制裁目的时，应当尽量将合同解释为有效。

在审判实务界，长期以来确定的基本原则是，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一般认定为无效，但是在某种情况下，允许当事人对合同效力予以补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务界也对强制性规范进行了进一步的区分，将其划分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认为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无效，但是否违反管理性规范并不是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审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该司法解释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这正是对上述理论的总结，并以司法解释的方式赋予其法律上的效力。

但问题是，司法解释并没有明确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也没有指出“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究竟有何区别?致使广大的法律从业人员在运用该条法律规范时仍然感觉到无所适从。

王利明教授认为，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标准是：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第三，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管理性规范。

上述理论将行为发生所侵犯的利益主体作为区分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依据，为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的区分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严格区分某一行为侵犯的是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还是当事人个人利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律对此也没有明确的标准，因此，此分法依然没有满足到可以判断所有强制性规范的程度。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第16条明确指出，人民法院应当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诸如权益的种类、交易安全以及其所规制的对象等，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如果强制性规范规制的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该合同行为发生即绝对地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如果强制性规定规制的是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而非某种类型的合同行为，或者规制的是某种合同的履行行为而非某类合同行为，人民法院对于此类合同效力的认定，应当慎重把握，必要时应当征求相关立法部门的意见或者请示上级人民法院。《指导意见》在吸纳了各种学术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涉及“市场准入资格”的法律规范为管理性强制性法律规范，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同时也表现了对于认定合同无效的审慎态度，但仍旧没有提出明确的区分标准。

笔者认为，区分管理性法律规范和效力性法律规范的重要标准在于该行为是否具有补正性。从立法目的看，如果该规范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而设置，而不是为了侧重内容本身，并且其本身结果的出现并非不可容忍，只要行为人在事后补正，并不会造成国家、社会或当事人利益的损失，则此类规范是管理性规定。如果行为本身及其结果自始受到严厉的否定性评价，该行为一旦实施将造成国家、社会或个人利益的不可恢复，则此类规范为效力性规范。这也正与《指导意见》中关于“市场准入资格”的规定不谋而合，也就是说，行为人在实施某种行为时，虽然不具备某种资格，但如果这种资格的设置只是为了行政管理的需要，行为的实施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或当事人个人利益，且行为人也完全可以在事后弥补自己的过错，那么行为人实施的这种行为应该就是有效的。此外，在房地产的有关司法解释中，也可以看到该理论的影子，《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出卖人未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与买受人订立的商品房预售合同，应当认定无效，但是在起诉前取得商品房预售许可证明的，可以认定有效”。

因此，总体来说，人民法院在认定合同无效时，应该坚持审慎态度，如果当事人的行为并不必然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且当事人可以在事后补正自己过错的时候，应该从尊重当事人意思自治和维护交易稳定的原则出发，认定其行为有效。

篇2：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别

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的区别如下

一、相关概念

(一)无效合同的概念

无效合同是指当事人之间订立的不产生履行效果的契约。我国合同法理论继承了大陆国家的传统民法理论，将无效合同分为绝对无效合同和相对无效合同。其中绝对无效合同是指因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禁止性规定及违反公序良俗而成立的合同;相对无效合同是指可变更可撤销合同。本文所讨论的无效合同指的是绝对无效合同，它属于狭义无效民事行为的范畴。

(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及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概念

1、根据法律规范内容规定不同(主要指行为模式的不同)进行分类，可分为授权性规范和义务性规范。[1]义务性规范，就是规定人们应当依法作出或不作为一定行为的法律规范。这类规范在法律条文中常以必须、须、应该、应当、有……义务、禁止、严禁、不得、不应、不许、不准等词汇表述。而义务性规范又可进一步分成两类，即命令性规范和禁止性规范。命令性规范，是指人们的积极义务，即人们必须或应当作出某种行为的规则。禁止性规范，就是指规定人们消极义务(不作为义务)，即禁止人们作出一定行为的规则。一般来说，义务性规范也是强制性规范。

2、但笔者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所称的强制性规定和传统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并非是完全相同的概念。所谓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强制性规范，或者说是法律规范中的强制性规范，是指无条件的、绝对必须遵守的规范，不允许当事人按照自行协议解决问题，只允许执行法律规定的条件。在理论界，随着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强制性规范的进一步区分，认为应当将传统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区分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着重强调对为违反行为的法律行为价值的评价，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事实轻微的评价，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管理性规范的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禁遏其行为，但不否认其行为私法上的效力。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才会被认定为无效，而违反管理性规范则不会导致合同无效。所谓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虽然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如果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的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规范。所谓管理性强制性规定或取缔性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范继续履行合同，将会受到国家行政制裁，但合同本身并不损害国家、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而只是破坏了国家对交易秩序的管理规范。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

二、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的源流

(一)外国法关于效力性强制规定的简介

从大陆法系的历史性考察，对强制性规定进行区分的，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罗马法中有关完全法律、次完全法律、不完全法律、最完全法律的区分。在其他各国和地区则随着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又各自有所区别，如德国民法典第134条就有相似规定：[2]本法无其他规定时，违反法律禁止规定的法律行为完全无效。围绕对这个规定的理解，德国在不同阶段产生了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引致规范说。该说认为第134条不过是引致到具体的规范中，法官尚需根据具体规范的目的来判断行为的后果。二是解释规则说。该说认为只要没有相反规定应当认定无效。三是概括条款说。该说认为该条只是概括规定，需要价值补充，需要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判断。日本则就相似规定发出警察法令与经济法之区分，认为违反警察法令原则有效，只不过应受行政处罚，而违反维持经济秩序和保护交易利益的经济法令则将导致合同无效，至于违反纯粹的强行性规范则尚需要结合是否违反公序良俗来判决行为的法律效力。

(二)我国学者观点的简介

1、王利明教授认为，对于我国法律、法规中大量的强制性规范，有的只是违法法律强之规定应当受到处罚，有的则明确规定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仅受到处罚，还将导致合同无效。因此认为有必要将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区分为效力性规范和取缔性规范。[3]区分的标准是：第一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以后若是合同继续有效并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应当认定为该规范为效力性规范。第三，法律、法规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违反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的，违反该规定以后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范就不属于效力性规范，而是取缔性规范。

2、[4]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效力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取缔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

三、我国司法实践关于对效力性强制性规定与强制性规定的区分

(一)相关司法解释

为了维护市场觉的正常交易秩序，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进一步完善了合同无效制度，将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的强制性规定限缩解释为效力强制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于 7月7日在《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又要求人民法院应当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二)相关案例

由于司法实践中以违反强制性规定为为由要求法院宣告无效的案件中，签订合同后反悔的当事人占了绝大多数，其中又有多数是因为合同涉及的标的升值所致，如果法院简单宣告合同无效，就会纵容不诚信的人，形成一种不诚信的交易环境，损害交易主体的合理期待，那就没有达到案件处理的社会效果，不利于合同法鼓励交易目的的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公报第4期刊登的“于库存诉董成斌、董成珍房屋买卖纠纷案”，该案涉及涉及划拨土地的房屋产权转让问题，法院就认为转让方以各种理由反悔，有悖诚实信用原则，有损交易安全，合同应为有效。可见，违反法律规定的合同并非无条件地必须无效。还有，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认为登记备案手续不影响预售合同的效力，也是针对特定事项的强制性规定的一个限缩解释。由此可以看出，对强制性规定着进一步划分也是司法实践的需要，可以避免案件处理带来的不好的社会效果，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三)最高院的各类文件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中的谈话：第二，关于合同无效的认定问题。鼓励交易是合同法的重要精神，要谨慎地认定合同无效，人民法院审理合同纠纷案件不应产生阻碍合法交易的后果。首先，人民法院只能依据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认定合同无效，而不能直接援引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作为判断合同无效的依据。如果违反地方性法规或者行政规章将导致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可以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四)项的规定，以损害公共利益为由确认合同无效。其次，只有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才能确认合同无效。而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最后，物权法第十五条确定了原因行为和物权变动的区分原则。该原则强调合同等原因行为的效力应受合同法的调整，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等物权变动则受物权法的规制，原因行为的效力不受物权变动要件的影响。该原则对于保护交易安全具有重要作用，虽然主要规定在不动产物权方面，但除非法律另有规定，该原则同样体现在其他物权变动方面。综上，实务中应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四、正确区分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

司法实践中，要准确判断强制性规范是效力性规范还是管理性规范，却是一项并不简单的事情。除了根据上述定义、参考各专家建议进行判断之外，对于如何进一步判断强制性规范中的效力性规范和管理性规范，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

(一)首先看强制性规定是否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无效合同，如果明确规定了违反的后果是导致合同无效，则该规定就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二)强制性规定未明确规定违反的后果是无效合同，分以下三种情况加以区分

1、分析强制性规范禁止的对象，是否只是行为手段或者行为方式，或者禁止的是行为的外部条件如经营时间、地点等，而允许依其他手段、方式、时间地点作出行为的，这时法律本意不是禁止行为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则这类规范为管理型规范。

2、分析强制性规范的禁止目的，综合法律法规的意旨，权衡相互冲突的权益，综合认定强制性规定的类型。主要是结合合同无效的其他因素考虑，如果立法目的不仅仅是管理需要，更涉及公共利益和市场秩序，则还是应认定为效力性强制规定，如《保险法》和《证券法》有关保险业与证券业从业资格的规定。

3、分析禁止的是针对一方当事人还是针对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如果合同违反的禁止规定只是针对当事人一方的，而且这禁止规定完全是一方作为纪律条款来规定的，不属于效力性规范。

4、从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进行判断，如果其目的仅是为了实现管理的需要，并非针对行为内容本身，则可以以为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而不属于效力性强制规定。

但上述区分标准也存在不足之处，上述区分标准不是确定性标准同样需要做进一步解释和确定。倘若在以后的立法活动中，立法者在立法之时就明确指出那条法律是效力性强制性规定那些是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便不会引起适用上的困难。在立法技术尚未达到如此精准时，我们只能慎重把握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效力性强制规定认定合同无效，同时还应注意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归纳。如果在具体案件中无法判断是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时，必要时应当征求立法机关的意见或者上级法院，以实现个案的公正和服务经济发展的大局。

篇3：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如下

10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合同无效：(一)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二)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三)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四)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4月24日颁布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十四条规定 “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 (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因此，只有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才会必然导致合同无效。但何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怎样识别效力性规定和管理性规定。对此，我国法律、行政法规及司法解释并未加以明确。笔者就本文谈一下法律、行政法规中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识别。

一、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存在于法律、行政法规中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四条规定“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合同法》于1910月1日起开始实施，《合同法司法解释一》于年12月19日通过，因此，从1999年12月19日起，合同是否有效，应当以法律、行政法规为依据，而不得以地方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因此对于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导致合同无效的，只能是以法律、行政法规中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来认定合同无效，因此对于认定合同无效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只能存在与法律、行政法规中，而不存在于地方法规、行政规章中。

二、强制性规范的划分

在理论界，随着强制性规范对合同效力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强制性规范的进一步区分，认为应当将传统法学基础理论中的强制性规范进一步区分为：效力性强制规范和管理性强制规范。效力性强制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法律行为价值的评价，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管理性强制规范着重强调对违反行为的事实轻微的评价，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管理性规范的作用在于对违反者加以制裁，以制止其行为，但不否认其行为私法上的效力。只有违反效力性规范的合同才会被认定为无效，而违反管理性规范则不会导致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奚晓明先生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充分发挥民商事审判职能作用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司法保障》(5月30日)对两个规范作了明确阐述：强制性规定又包括管理性规范和效力性规范。管理性规范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未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此类规范旨在管理和处罚违反规定的行为，但并不否认该行为在民商法上的效力。例如《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九条即属于管理性的强制规范。效力性规定是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该类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的规范，或者虽未明确规定违反之后将导致合同无效，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规范。此类规范不仅旨在处罚违反之行为，而且意在否定其在民商法上的效力。因此，只有违反了效力性的强制规范的，才应当认定合同无效。

最高人民法院于207月7日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法发[]40号)第15条规定“正确理解、识别和适用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中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关系到民商事合同的效力维护以及市场交易的安全和稳定。人民法院应当注意根据《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之规定，注意区分效力性强制规定和管理性强制规定。违反效力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合同无效;违反管理性强制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具体情形认定其效力”。

一般认为，所谓效力性强制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合同不成立的规范;或者虽然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这些禁止性规范后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但是如果违反了这些禁止性规范的合同继续履行，将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重大利益的规范。

所谓管理性强制规范或取缔性强制规范，指法律及行政法规没有明确规定违反此类规范将导致合同无效或者不成立，违反此类规范继续履行合同，将会受到国家行政制裁，但合同本身并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及第三人的利益，而只是破坏了国家对交易秩序的管理规范。违反此类规范后，如果使合同继续有效也并不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第三人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的规范。

三、效力性强制性规范与管理性强制性规范的区分方法

理论界与实践中，均将强制性规范划分为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性强制规范，但理论界对于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性强制规范的区分有着不同的观点。

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效力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以否认其法律效力为目的;取缔规定着重违反行为之事实行为价值，以禁止其行为为目的。因此其对效力性强制规范与管理性强制规范区分的方法主要是从行为之法律行为价值与事实行为价值上去区分。如果行为属于法律行为价值就属于效力性强制规范，如果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价值就属于管理性强制规范。

现在我国比较成熟的观点是王利明教授的三分法：第一，法律、法规规定违反该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为当然的效力性规定;第二，法律、法规虽然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但违反该规定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将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这也属于效力性规定;第三，法律、法规没有规定违反其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虽然违反该规定，但若使合同继续有效并不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利益的，属于取缔性规定(管理性规定)。

四、效力性强制性规范的识别

实践中，一般看一个强制性规范是否是效力强制性规范，会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首先，看法律、行政法规有无明确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明确规定违反某一强制性规定将导致合同无效或不成立的，该规定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其次，看强制性规定的立法目的和违反该规定的后果。若某强制性规定立法目的是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违反该规定将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若某强制性规定虽然也有保护国家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但违反该规定并不必然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而只是损害当事人的利益，则该规定就属于管理性规定。最后，看强制性规定所禁止的对象。若某强制性规定所禁止的对象是合同行为本身，即只要这些合同行为对应的交易发生，就会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则该规定属于效力性规定。若某强制性规定所禁止的对象不是行为本身，而是与当事人的“市场准入”资格有关，或者禁止的只是行为的手段或方式，而允许有资格者经营或允许依其他手段、方式进行的，此时该强制性规定的本意不在于禁止合同行为及其效果的发生，而在于规范人们的举止，则该规定属于管理性规定。

篇4：细则和规定的区别

概念

作为文种的规定就是领导机关或职能部门为贯彻某政策或进行某项管理工作、活动，而提出原则要求、执行标准与实施措施的规范性公文。(《新应用写作》朱悦雄主编)

规定是规范性公文中使用范围最广、使用频率最高的文种。它是领导机关或职能部门对特定范围内的工作和事务制订相应措施，要求所属部门和下级机关贯彻执行的法规性公文。规定是局限于落实某一法律、法规;加强其项管理工作而制定的，具有较强的约束力，而且内容细致，可操作性较强。

结构

规定由首部和正文两部分组成。

(1)首部。包括标题、制发时间和依据等项目。

1)标题。一般有两种构成形式：一种是由发文单位、事由、文种构成;另一种是由事由和文种构成。

2)时间和依据。用括号在标题之下注明规定发布和签发的时间和依据。有的规定是随“命令”、“令”等文种同时发布的。

(2)正文。正文的内容由总则、分则和附则组成。

总则交代制定规定的缘由、依据、指导思想、适用原则和范围等。分则即规范项目，包括规定的实质性内容和要求具体执行的依据。附则说明有关执行要求等。

正文的表述形式一般采用条款式或章条式。

特点

1、从针对的问题和涉及的对象看，它们都是针对带有一般性和普遍性的问题，涉及的是大多数的人和事，并非少数或特定的人和事。

2、从约束力和法定效力看，它们都具有极强的强制约束力，它们的效力是由法定作者的法定权限与规范的公文内容决定的，包括效力所及的时间、空间、人员、机关等等。

3、从产生程序看，它们产生的程序极为严格和规范，需要履行严格的审批手续和正式公布的程序。

4、从公文语言的使用看，它们要求运用语言要讲究高度的准确、概括、简洁、通俗、规范。

5、从效用原则看，一般实行“ 不溯既往”和“后法推翻前法”的原则，即公文效力所及只对文件正式成立后发生的有关人和事;与其规定不一致的“旧文件”即行废止，以新文件为准。(《应用写作》8期)

规定的分类大致可以分为方针政策性和具体事宜性两种。

篇5：细则和规定的区别

写作要求

1.任何细则都是为贯彻执行某一条规而制发的，必须首先说明制定细则的条文根据，根据几条就注明几条，不能随意增减。

2.必须注意细则的补充性和辅助性，并体现在一个“细”字上，把有关条规具体化、细密化，而不是在原有条规之外另起炉灶，再来一个“补充说明”。

3.要注意细则条文的逻辑顺序，一项一事，体现出相对的独立性。

4.细则写作必须坚持“上有所依，下有所系”的原则，即必须根据上级机关的有关条规，联系本地区、本系统的实际，提出具体的实施细则。

细则特点

细则多是主体法律、法规、规章的从属性文件，它具有如下特点：

规范性

细则是对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补充说明或辅助性的规定，自然具有法律、法规、规章的规范特点。

补充性和辅助性

细则是主体法律、法规、规章的从属性文件，它对法令、条例、规定或其部分条文进行解释和说明，制定细则的目的是为了补充法律、法规、规章条文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的不足，以利于贯彻执行。

操作性强

细则对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基本概念进行界定，规定具体适用的标准及执行程序，从而使主体规范性文件具有更强的操作性。

篇6：法规性规定及文书

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提高中小学校长队伍的整体素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促进基础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和国家有关规定，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国家和社会力量举办的全日制普通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

第三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按照校长任职要求，有计划地对校长进行培训。

第四条中小学校长培训要坚持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服务的宗旨，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和理论联系实际，学用一致，按需施教，讲求实效的原则。

第五条参加培训是中小学校长的权利和义务。新任校长必须取得“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证书”，持证上岗。在职校长每五年必须接受国家规定时数的提高培训，并取得“提高培训合格证书”，作为继续任职的必备条件。

第二章内容与形式

第六条中小学校长培训要以提高校长组织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为重点。其内容主要包括政治理论、思想品德修养、教育政策法规、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学校管理理论和实践、现代教育技术、现代科技和人文社科知识等方面。培训具体内容要视不同对象的实际需求有所侧重。

第七条中小学校长培训以在职或短期离岗的非学历培训为主，主要包括：

任职资格培训：按照中小学岗位规范要求，对新任校长或拟任校长进行以掌握履行岗位职责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培训时间累计不少于300学时。

在职校长提高培训：面向在职校长进行的以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技能、提高管理能力、研究和交流办学经验为主要内容的培训。培训时间每五年累计不少于240学时。

骨干校长高级研修：对富有办学经验并具有一定理论修养和研究能力的校长进行的旨在培养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专家的培训。

第八条中小学校长培训实施学时制，也可采用集中专题、分段教学、累计学分的办法。

第九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有关培训机构，要充分利用国家提供的现代远程教育资源，并积极创造条件，运用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开展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

第三章组织和管理

第十条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宏观管理全国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主要职责是：制定保障、规范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有关规章、政策；制定并组织实施培训工作总体规划；制定培训教学基本文件，组织推荐、审定培训教材；建立培训质量评估体系；指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

第十一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主管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制定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规划和配套政策；全面负责本地区中小学校长培训的实施、检查和评估工作。

第十二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对申请承担中小学校长培训任务的机构要进行资格认定。普通师范院校、教师进修院校、有条件的综合大学，经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承担中小学校长培训任务。

第十三条中小学校长培训施教机构的教师实行专兼结合。培训机构应当配备素质较高、适应培训工作需要的专职教师队伍，并聘请一定数量的校外专家学者、教育行政部门领导和优秀中小学校长作为兼职教师。

第十四条对参加培训并经考核合格的中小学校长，发给相应的培训证书。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加强对证书的管理。

第十五条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参加培训的中小学校长，培训期间享受国家规定的工资福利待遇，培训费、差旅费按财务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六条中小学校长培训经费以政府财政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地方教育费附加应有一定比例用于培训中小学校长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中小学校长培训人均基本费用标准。

第十七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应当把中小学校长参加培训的情况纳入教育督导的重要内容。对培训工作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第四章培训责任

第十八条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保障中小学校长接受培训的权利。中小学校长对有关组织或者个人侵犯其接受培训权利的，有权按有关程序向主管教育行政机关提出申诉。

第十九条违反本规定，无正当理由拒不按计划参加培训的中小学校长，学校主管行政机关应督促其改正，并视情节给予批评教育、行政处分、直至撤销其职务。

第二十条担任中小学校长者，应取得《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证书》，或应在任职之日起六个月内，由校长任免机关(或聘任机构)安排，接受任职资格培训，并取得《任职资格培训合格证书》。在职中小学校长没有按计划接受或者没有达到国家规定时数的提高培训，或者考核不合格者，中小学校长任免机关(或聘任机构)应令其在一年内补正。期满仍未能取得《提高培训合格证书》者，不能继续担任校长职务。

第二十一条经评估达不到培训要求的培训机构，主管教育行政机关要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不改者，应责令其停止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

第二十二条对未经批准自行设立、举办中小学校长培训机构或中小学校长培训班的，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三条幼儿园园长、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培训参照本规定执行。中等职业学校及其各类成人初、中等教育学校校长培训另行安排。

第二十四条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行政部门可以依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第8号

篇7：法规性规定及文书

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

中发16号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明确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对党风廉政建设应负的责任，保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决策和部署的贯彻落实，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章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方针，贯彻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一系列指示。

第三条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纪委组织协调，部门各负其责，依靠群众的支持和参与。要把党风廉政建设作为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党政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目标管理，与经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其他业务工作紧密结合，一起部署，一起落实，一起检查，一起考核。

第四条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要坚持从严治党、从严治政；立足教育，着眼防范；集体领导和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谁主管，谁负责；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

第二章责任内容

第五条党委(党组)、政府以及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

党委(党组)、政府以及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领导班子其他成员根据工作分工，对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直接领导责任。

第六条党委(党组)、政府以及党委以及党委和政府的职能部门的领导班子、领导干部在党风廉政建设中承担以下领导责任：

(一)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部署和要求，分析研究职责范围内的党风廉政状况，研究制定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计划，并组织实施；

(二)标本兼治，综合治理，完善管理机制、监督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三)组织党员、干部学习邓小平关于党风建设的理论，学习党内廉政法规，进行党性党风党纪和廉政教育；

(四)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党风廉政法规制度，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本系统、本行业的党风廉政法规制度，并组织实施；

(五)履行监督职责，对所辖地区、部门、系统、行业的党风廉政建设情况，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廉洁从政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和考核；

(六)严格按照规定选拔使用干部，防止和纠正用人上的不正之风；

(七)依法领导、组织并支持执法机关履行职责。

第三章责任考核

第七条党委(党组)负责领导、组织对下一级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考核工作。考核工作要与领导班子和干部考核、工作目标考核、年度考核等结合进行，必要时也可以组织专门考核。对考核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研究解决。

各级党委(党组)应将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列入年度总结工作报告，报上级党委、纪委。

第八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执行和考核，应与民主评议、民主测评领导干部相结合，广泛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

第九条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考核结果，作为对领导干部的业绩评定、奖励惩处、选拔使用的重要依据。

第十条领导干部执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情况，列为民主生活会和述职报告的一项重要内容。

第十一条纪检监察机关负责对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

第四章责任追究

第十二条领导干部违反本规定第六条，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给予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

(一)对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的明令禁止的不正之风不制止、不查处，或者对上级领导机关交办的党风廉政建设责任范围内的事项拒不办理，或者对严重违法违纪问题隐瞒不报、压制不查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

(二)直接管辖范围内发生重大案件，致使国家、集体资财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或者造成恶劣影响的，责令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辞职或者对其免职。

(三)违反《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暂行条例》的规定选拔任用干部，造成恶劣影响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提拔任用明显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人的，给予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或者留党察看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开除党籍处分。

(四)授意、指使、强令下属人员违反财政、金融、税务、审计、统计法规，弄虚作假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警告、严重警告处分，情节较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五)授意、指使、纵容下属人员阻挠、干扰、对抗监督检查或者案件查处，或者对办案人、检举控告人、证明人打击报复的，给予负直接领导责任的主管人员严重警告或者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六)对配偶、子女、身边工作人员违法违纪知情不管的，责令其辞职或者对其免职；包庇、纵容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其他违反本规定第六条的'行为，情节较轻的，给予批评教育或者责令作出检查，情节较重的，给予相应的组织处理或者党纪处分。

具有上述情况之一，需要追究政纪责任的，比照所给予的党纪处分给予相应的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三条实施责任追究，要实事求是，分清集体责任与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十四条本规定适用于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

人民团体、国有企业、事业单位参照执行本规定。

第十五条各地区、各部门可根据本规定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六条本规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监察部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篇8：效力待定合同的认定规定

效力待定合同，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其效力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那么效力待定合同是如何认定的呢？针对这个问题，小编整理了效力待定合同的法律知识为大家解答，请阅读下面的文章进行详细的了解。

一.效力待定合同如何认定

第一、行为人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即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仍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

第二、相对人依据一定事实，相信或认为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在此基础上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相对人所依据的事实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被代理人的行为，如被代理人知道行为人以本人的名义签订合同而不作否认表示二是相对人有正当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如行为人持单位业务介绍信、合同专用章或盖有公章的空白合同书等情况;

第三、相对人主观为善意且无过失。标准是相对人不知道行为人没有相应代理权，如果相对人明知或者应当知道行为人为无权代理人仍然与其订立合同，不构成表见代理，是无权人理，由此给被代理人造成的损失，由相对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

第四、无权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具备有效合同的一般条件，本身不具有无效、被撤销的内容。否则，该合同应按无效、可撤销的合同处理。《合同法》第49条规定的“行为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终止后以被代理人的名义订立合同，相对人有理由相信行为人有代理权的，该代理行为有效”就是表见代理的规定，这与民法通则第66条“他人以本人名义实施民事行为而不作否认表示的，视为同意”的规定有相通之外。

但与民法通则第66条“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代理权终止后的行为，只有经过被代理人的追认，被代理人才承担民事责任。未经追认的行为，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代理人和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被代理人利益的，由代理人第三人负连带责任”;“第三人没有代理权、超越代理权或者代理权已终止还与行为人实施民事行为给代理人造成损害的，由第三人和行为人负连带责任”的规定不同，后者指的是无权代理及其后果。可见，表见代理的构成虽然代理人没有代理权，基于被代理人的过错，而使相对人认为其有代理权而产生代理的效力;而因代理产生的效力待定的合同是因为人理人虽然没有代理权而与相对人签约，但行为对被代理人有利，被代理人可能追认而构成效力待定的合同。

二.效力待定合同的补救措施

从我国合同法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补救措施：

(1)限制行为能力订立的合同，经法定代理人追认后合同有效，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2)无权代理合同，经被代理人追认，合同有效。

(3)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合同有效。

由此可见，效力待定合同的补救措施包括两种：一是第三人即权利人行使追认权;二是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

由上文可知，效力待定合同可以从四个方面认定：行为人实施了无权代理行为；相对人依据一定事实，相信或认为行为人具有代理权，在此基础上才与行为人签订合同；相对人主观为善意且无过失；无权代理人代理被代理人与相对人签订的合同具备有效合同的一般条件，本身不具有无效、被撤销的内容。希望这些法律知识能够对您有所帮助。

P2P中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问题

P2P网贷系统，是P2P借贷与网络借贷相结合的金融服务网站。网络借贷指的是借贷过程中，资料与资金、合同、手续等全部通过网络实现，它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民间借贷的兴起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金融模式，这也是未来金融服务的发展趋势。

但是P2P平台由于是线上交易，签订的电子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本文就这个问题作出了知识整理，仅作参考。

1、《合同法》承认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

我国《合同法》第十条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第十一条规定：书面形式是指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包括电报、电传、传真、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

2、《电子签名法》承认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

《电子签名法》第三条规定：民事活动中的合同或者其他文件、单证等文书，当事人可以约定使用或者不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

当事人约定使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文书，不得仅因为其采用电子签名、数据电文的形式而否定其法律效力。

第四条规定：能够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并可以随时调取查用的数据电文，视为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书面形式。

第十四条规定：可靠的电子签名与手写签名或者盖章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

《合同法》、《电子签名法》的上述规定，实际上赋予了电子合同与传统合同同等的法律效力，并且从立法上赋予了电子合同应有的法律地位。

但从实务操作的角度分析：

经我们向各地仲裁委员会、法院立案庭咨询，得到答复如下：

序号咨询对象咨询时间答复

1、上海仲裁委员会

(021-52921235)7月29日下午3点25分P2P网络借贷是新兴的事物，之前未处理过。立案需要携带电子合同等证据材料进行现场审核，必要时请示领导决定。

2、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021-63875588)207月30日上午9点31分之前未处理过P2P网贷电子合同方面的纠纷，如果不能提供纸质形式的合同，则必须提供能证明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的证据，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3、深圳仲裁委员会

(0755-25831662)年7月29日下午4点06分鉴于电子合同是新事物，无法证明其真实性，也不能以有形的形式展现，需要携带电子合同等材料到立案庭进行现场确认，必要时请示领导。

4、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深圳国际仲裁院)

(0755-83501700)2014年7月30日下午4点11分采用电子合同形式订立的合同，对方有可能以未签字为由，主张合同未生效，提出仲裁管辖权异议，平台须提供实际上已履行借款合同的证据(譬如说提供借款的转账凭证)。如能提供借款实际发生的完整证据链，即使没有电子签名，也可以立案。

5、北京仲裁委员会

(010-65669856)2014年7月30日上午11点12分之前未受理过P2P网贷电子合同的纠纷，但受理过其他行业的电子合同纠纷。如对方认可电子合同，则仲裁不存在障碍;如对方不认可电子合同的真实性，需要仲裁申请人签署《风险提示》，保证电子合同的真实性，与原件一致，否则应承担不利后果。对P2P网络借贷这一新兴的事物持保护、支持的态度。

6、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

(0755-82925891)2014年7月29日下午3点33分如果不能提供有双方当事人签字盖章、能以书面有形方式展示的电子合同，则立案可能存在障碍，需要领导审批。

从以上各地仲裁委员会、法院的答复可以看出：P2P网络借贷属于新兴事物，大多数仲裁委员会、法院对P2P网络借贷、电子合同比较陌生，仲裁委员会、法院立案仍然倾向于以书面形式、有当事人签名盖章的合同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采用电子签名的形式订立的合同证明力上可能会有瑕疵，仲裁委员会、法院可能会不予立案，或者是立案需要经过上级领导的审批，程序负担加重。

如果是没有电子签名的电子合同，在对方当事人不予认可的情况下，该电子合同就是孤证，证明力较弱，需要平台提供其他证据予以佐证，比如说借款合同已实际履行的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借款时的转账凭证、对方还款记录、催收证明等，只有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切实证明借款行为在双方当事人之间已实际发生的情况下，仲裁委员会、法院等才会予以立案。完整的证据链能使仲裁或诉讼程序顺利进行，减少诉讼风险。

鉴于现阶段司法实践中，各地区司法机关对电子合同的证明效力问题存在争议，同时，考虑到电子合同和电子签名在现行法律上的有效性，电子合同和电子签名的运用、发展是大势所趋，从提升用户体验的角度考量，建议P2P网贷平台着手考虑采购具有相关资质、得到司法机关及相关政府部门认可的电子签名服务供应商提供的电子签名服务，运用电子签名技术，解决电子合同的真实性、可视性不足等问题，补足电子合同的证明效力。

希望以上内容对各位读者朋友有所帮助，如果还有相关法律问题，可以咨询网站在线专业律师。

口头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

口头合同有没有法律效力呢?什么样的合同可以作出口头合同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十条关于“当事人订立合同，有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和其他形式”的规定，人们除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合同外，均可采用口头形式订立合同或协议。本文就口头合同有无法律效力做简单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口头合同的有效适用情形

口头形式的合同是指当事人以直接对话的方式或者以通讯设备如电话交谈订立合同。它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如在自由市场买菜、在商店买衣服等。现代合同法之所以对合同形式实行不要式为主的原则，其重要原因也正在于此。合同的口头形式，无须当事人约定。凡当事人无约定或法律未规定特定形式的合同，均可以采取口头形式。

口头合同不宜采用的情形

口头合同属于不要式合同，是指当事人以语言为意思表示、而不用文字表达合同内容的合同形式。在法律未规定必须采用书面形式的情况下，只要当事人协商一致，都可以采用口头形式。口头合同在即时清结的交易中非常普遍。其特点是简便易行，但其不足之处在于发生合同纠纷时难以取证，当事人孰对孰错很难划分。因此，《合同法》征求意见稿原本规定，不动产转让合同，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涉外合同、价款或者报酬10万元以上的合同，除即时清结的以外，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法律规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订立合同的，依照其规定。

但是，鉴于我国东西部、城乡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例如10万元在深圳、上海的经济往来中不属于数额巨大、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却属于数额巨大，因此《合同法》第10条修改了征求意见稿的规定，改为：“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用书面形式的，应当采用书面形式”。因此不动产转让合同、涉外合同、价款或报酬在当事人认为数额巨大、不能即时清结的合同都不宜采用口头形式，否则发生合同纠纷时举证困难。

口头合同的效力认定

只要其内容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一方没有以欺诈、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双方不是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双方不是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没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订立合同的主体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和民事权利能力;意思表示真实，这个合同就成立并具有法律效力，受法律保护。

希望以上内容对您了解口头合同的相关内容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有其他法律疑惑，欢迎免费咨询我们的专业律师，他们会给您具体专业的解答。

合同上的默认是什么意思

合同上的默认是什么意思？哪些情况是属于合同默认？我国法律对此有哪些相关规定？针对上述问题，小编为您整理了有关合同默认的法律知识，请阅读下面的文章进行详细了解。

合同上的默认是指当事人无言语、文字表示，又无任何积极的行为，以沉默方式进行的意思表示。

在通常，要约生效以后，承诺的意思表示必须由承诺人明确表示，并把意思表示通知给要约人。因而默认一般不会构成成承诺。但根据法律的有关规定，在特殊情况下，默认是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力的。

我国与之相关的法律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受要约人在承诺的期限内发出承诺，按照通常情形能够在有效期内到达要约人，但因其他原因承诺到达要约人时超过了承诺期限，除要约人及时通知受要约人因承诺超过期限不接受该承诺的以外，该承诺有效。”

2、《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六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采取书面形式订立合同，当事人未采用书面形式，但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该合同成立。此处为对合同成立的默认。”

3、《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七条规定：“采用合同书形式订立合同，在签字或盖章之前，当事人一方已经履行主要义务，对方接受的，合同成立。此处为以行为默认了合同的成立。“

4、《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五十八条规定：“当事人约定检验期间的，买受人应当在检验期间内将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不符合约定的情形通知出卖人。买受人怠于通知的，视为标的物的数量或者质量符合约定。”视为默认。

5、《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七十一条规定：“试用买卖的买受人在试用期届满以后，买受人对是否购买标的物未做表示的视为同意购买。即默认愿意购。”

6、《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是十一条规定：“自然人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付利息。”

以上就是这次小编为您带来的合同默认的内容了，希望对您有所帮助，如果您还有相关法律问题没有在本文中得到解答，可以向我们的专业律师进行免费咨询。

双方都签字的合同就能生效吗？

一份合同只是要求了乙方要承担的责任，没有一条是甲方要承担的责任.双方都签字了.这样的合同是否合法有效?请看下文。

一般这样的合同是有效的，可以起诉请求确认显失公平，但是具体的还要看这个合同是什么合同。

这是关于合同效力的问题，合同效力，是指依法成立的合同的约束力。对于合同效力的含义，应从以下三方面来理解：

第一，合同效力是合同本身的强制力，表现为对合同的自觉遵守和不履行合同义务应承担责任乃至制裁。合同的目的是通过履行而实现的。在履行中，当事人对合同义务的遵守，其根本动因不在于合同利益的驱使、诚实信用等道德因素，而在于合同的强制力;同时，不履行合同义务，一定会产生相应的责任，并因此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

第二，合同效力是一种法律保护力，合同和合同权利是依靠法律的保护力维持的。依法成立的合同本身，不受任何单位和个人的非法干涉及非法侵害;合同和合同权利的实现，均受国家法律的保护。由此说来，不被法律保护的合同，不可能存在合同效力的问题。

第三，合同效力，实际上是合同的实效力。合同实效力，是实现合同目的的确定性。合同目的实现，包括对合同遵守的必然性和对违反合同制裁的必然性。如果能够做到履行合同义务、实现合同权利，则说明该合同是有实效的。每个合同失去了实效力并不一定意味着失去效力。因此，我们认识和把握合同效力的含义，应当更多地从合同的实效力方面来理解，离开合同的实效力谈论合同效力，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因此各当事人在签订合同的时候，要首先考虑你要实现怎么样的合同效力，然后细心地去审查合同的条款。

怎么认定债权让与合同的效力？

1、须存在有效的债权

根据《合同法》第79条之规定及其解释，有效债权的存在，是债权让与合同的根本前提。以不存在或无效的债权让与给他人，或者以消灭的债权让与给他人，都将因标的不存在或者标的不能而导致债权让与合同无效，让与人对受让人因此而产生的损失负赔偿之责。

有效的`债权，应该从宽解释，只要是该债权真实存在且并未消灭，都应认定为有效。至于其能否实现，债权人不负有物的瑕疵的担保之责，因为债权人并不享有处分债务人之物的权利，他只负权利瑕疵的担保之责，只要债权是真实的，就应允许其转让。

2、被转让的债权须具有可转让性

由于债权转让本质上是一种交易行为,从鼓励交易，减少乃至消除财产流转的障碍，增加社会财富的角度出发,应当允许绝大多数合同债权能够被转让。

但问题总是有另外一面的，因为债权毕竟是特定主体之间发生的法律关系，具有一定的人身信赖色彩，为了尊重这样的社会关系，《合同法》第79条明文规定了三种债权不得转让：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的债权，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

根据合同性质不得转让和依照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债权一般有一定的规律性，本文不在此赘述。按照当事人约定不得转让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应作符合当事人合意的解释，但是我国合同法对于禁止让与的约定具有何种法效未作明文规定。

德国民法认定为有效，但在1994年德国商法典中增加了一项规定，即如果当事人是在商业交易中达成的协议，则在合同中的禁止让与条款无效;日本民法承认其效力，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与日本民法持同样态度。根据日本和台湾地区民法的原则，债权人违反禁止让与的约定而让与债权，如果债权让与合同符合有效条件，受让人只要是善意的，不管有无过失都取得该债权，债务人无权对抗善意的受让人，待债务履行期限届至时，受让人有权要求债务人清偿。不过，债权人擅自让与禁止让与的债权，违反了合同中的约定条款，理应承担违约责任。对于受让人为恶意的债权让与效力，存在不同的观点。其中，债权效果说认为，让与行为仍属有效，但是债务人可以依据恶意提出抗辩，主张债权让与行为无效;物权效果说认为债权人负有不得转让的义务，违反约定之转让即为无效，在这里可以主张无效的不局限于债务人，第三人也可以主张债权让与行为无效，并且这种无效不仅是指债权让与对于债务人无效，而且在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也归于无效,原因在于受让人明知该转让行为属于禁止之列而为之，那么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不具备合法之因素，故而准物权行为无效，不过，债务人事后承认该转让行为时，则可使之有效。

按照崔教授的观点，认为“禁止债权让与的约定有效，但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因为这区分了法律禁止债权让与和当事人约定禁止债权让与的不同范围，兼顾和平衡了财产权的流通性、意思自治、交易安全几项价值，区分了当事人的不同主观心理状态，值得我国借鉴。总结德国民法理论，并且对其作适宜的改进，笔者以为可以形成以下规则：其一，在受让人为善意时，债权让与合同有效，即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关于禁止转让的约定不得对抗善意受让人，待债务履行期限届至时，受让人可以请求债务人清偿，不过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追究违约责任。其二，在受让人为恶意的场合，如果债务人不提出抗辩，债权人与受让人之间的转让合同有效;如果债务人提出了受让人为恶意的抗辩，主张债权让与合同无效，应当维护债务人的利益，对其主张予以支持。

并存的债务承担之探讨

按照债务人是否免责为标准，可以将债务承担分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和并存的债务承担两类。前者即为债务人全部移转债务的情况，债务人退出合同关系，不再承担合同债务;后者即为债务人部分移转债务的情形，由第三人加入债权债务关系，和原债务人共同成为债务人，承担合同义务之履行。通常情况所指之债务承担即为免责的债务承担，在此不再赘述，我们主要探讨一下债务并存。

并存的债务承担是在以原已有效存在的债务为前提的，这时的债务仅限于原来的范围，债务参加人和债务人不会因债务承担而增加或减少原先应负之债务范围，其实此时的债务参加人和原债务人可以视为新债务人这一个主体来考虑，那就相当于没有发生债务承担，而只是在参加人和原债务人之间来重新划分债务。对于按份承担债务的情况，应当经债权人同意,因为很有可能债务参加人不具备偿债的能力，债权人会因此而承担不必要之风险，根据民法之等价原理，债权人不可能同意不具备资质之第三人来履约;对于连带债务的情况下，《合同法》84条规定“应当经债权人同意”，笔者认为不应适用。因为第三人作为连带债务人加入合同关系，对于债权人来说，对他的权利保护就多了一层保障，有益无害，他可以向参加人主张，也可以向债务人主张履约，债务人并未退出债权债务关系，此为其一;如果参加人是债权人的债权人，那么在两个债务的履行期限届至之际，可以主张抵销，这样做可以方便交易、降低成本，满足当事人各方最大利益的追求，促进债权的快速流转，加速资本周转，此为其二(这也是合同法调整平等主体之间财产关系的立法初衷);如果由“应当经债权人同意”改为“须通知债权人”，那么既可以使债权人债权得到实现，也可以减少因为第三人加入债权债务关系而带来的纠纷，此为其三。不过有学者认为，如若第三人加入债务关系成为债务人，未经债权人同意，那么第三人只能作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而不能作为债务人存在。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毕竟债务并存和第三人代为履行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对于前者，债权人可以主动要求第三人履行合同义务，如果第三人加以拒绝，那么债权人有权采取法律救济措施;而在于后者，第三人作为债务人的履行辅助人则是第三人主动参加的，债权人没有理由请求第三人为履行行为，若第三人加以拒绝，债权人也无权强制其履行。前者，第三人受合同约束，第三人是以明确的意思表示方式作出的;在于后者，第三人则不受任何法律关系约束，第三人并未事先允诺要替债务人履约。

按照《合同法》85条之规定，新债务人可以主张原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抗辩。这一点对于免责的债务承担，还是并存的债务承担都应适用。产生债务的合同存在无效原因，第三人作为新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主张移转债务的不存在;债务履行期限尚未届满的，新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的履行请求也可以抗辩;此外，在双务合同中，也可以主张同时履行抗辩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