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历史上的元朝故事，本文共8篇，欢迎阅读与收藏。
篇1：历史上的元朝故事
“神仙”这个修饰词对于丘处机这个级别的道士来说似乎是不会太在意的。这是成吉思汗在会晤了这位道界高人之后，对其发出的由衷赞叹。是什么样的人会让成吉思汗这等重量级的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信奉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为何接受了这样一位道教人士的指点迷津并且有了“迷途知返”的迹象。
史书曾将蒙古军队的招安和丘处机“刀下救人”概括为“一言止杀”。“一言止杀”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统治者在人性化统治方面有了一些进步的认识，有助于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这些内在的，即所谓的“软作用”是再多的千军万马也无法达到的。
丘处机19岁入山学道，拜师王重阳，是著名的全真七子当中的一位。他曾在北京的白云观传道，在镇平县创建太极观，到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修行(丘处机修真洞依然存在)。他光大了全真教，为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不仅仅是一位高道，更是一位情操高雅、满腹经纶、通晓古今的有志之士。而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丘处机被描写为一个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这也使他更为大众所知。
宗教往往是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也是在人们寻找精神依靠时所产生的。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入金人之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也十分困苦。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精神避难所，全真教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而产生的。丘处机则继承了他师傅王重阳所创全真教的宗旨，成为了一代宗师。作为全真教领袖的丘处机在当时的声望极高，人们也将全真道视为自己的救星。甚至山东杨安儿、耿格的起义，政府官员也要请他出面止乱。
成吉思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实力模式，他自己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施着他的大一统计划。俗话说，“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选招贤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为国师，帮助自己安国治天下。成吉思汗两次遣使召见丘处机，可是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避而不见。
成吉思汗求贤若渴，不肯放弃。于12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演绎了自三国以来又一个帝王虔诚躬迎，礼贤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远千里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终于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公元12，他审时度势决定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对花剌子模的战斗。对于丘处机来说，在被成吉思汗诚意所打动的背后，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次西行，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篇2：历史上的元朝故事
“神仙”这个修饰词对于丘处机这个级别的道士来说似乎是不会太在意的。这是成吉思汗在会晤了这位道界高人之后，对其发出的由衷赞叹。是什么样的人会让成吉思汗这等重量级的人物佩服得五体投地，更不可思议的是，对于信奉喇嘛教和萨满教的成吉思汗为何接受了这样一位道教人士的指点迷津并且有了“迷途知返”的迹象。
史书曾将蒙古军队的招安和丘处机“刀下救人”概括为“一言止杀”。“一言止杀”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古统治者在人性化统治方面有了一些进步的认识，有助于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一些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这些内在的，即所谓的“软作用”是再多的千军万马也无法达到的。
丘处机19岁入山学道，拜师王重阳，是著名的全真七子当中的一位。他曾在北京的白云观传道，在镇平县创建太极观，到内乡县石堂山普济宫修行(丘处机修真洞依然存在)。他光大了全真教，为龙门派的创始人。丘处机不仅仅是一位高道，更是一位情操高雅、满腹经纶、通晓古今的有志之士。而在金庸的小说《射雕英雄传》当中，丘处机被描写为一个豪迈奔放、武艺高强的道士，这也使他更为大众所知。
宗教往往是人们精神的一种寄托，也是在人们寻找精神依靠时所产生的。当时，北方的大片土地沦入金人之手，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社会动荡不安，人们生活也十分困苦。这种社会环境，促使人们开始寻求精神避难所，全真教正是在这种特定历史环境下而产生的。丘处机则继承了他师傅王重阳所创全真教的宗旨，成为了一代宗师。作为全真教领袖的丘处机在当时的声望极高，人们也将全真道视为自己的救星。甚至山东杨安儿、耿格的起义，政府官员也要请他出面止乱。
成吉思汗的异军突起，打破了各方的实力模式，他自己拥有了强大的军事力量并实施着他的大一统计划。俗话说，“打天下容易治理天下难”，成吉思汗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一点，决定选招贤能之人治理天下。他得知丘处机博古通今，才能超群，于是想招其为国师，帮助自己安国治天下。成吉思汗两次遣使召见丘处机，可是丘处机隐居山林，深入简出，避而不见。
成吉思汗求贤若渴，不肯放弃。于1220xx年第三次派遣近侍臣刘仲禄备轻骑素车、携带手诏请丘处机出山，演绎了自三国以来又一个帝王虔诚躬迎，礼贤下士的故事。成吉思汗不远千里三派朝臣请丘处机出山，丘处机终于被成吉思汗的诚意所打动。公元1220xx年，他审时度势决定西行拜见成吉思汗。此时成吉思汗正忙于对花剌子模的战斗。对于丘处机来说，在被成吉思汗诚意所打动的背后，肯定还有他自己的考虑。此次西行，他试图通过这一方式影响成吉思汗“罢干戈致太平”，劝说成吉思汗早日回军。
篇3：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元朝
公元1038年至1227年间，在中国的西北部，有一个与宋、辽(金)三足鼎立的少数民族王国——大夏封建王朝，史称“西夏”，都城为兴庆府(今为宁夏银川市)，其统治范围大致在今宁夏、甘肃、新疆、青海、内蒙古以及陕西的部分地区，其疆域方圆数千里，东尽黄河，西至玉门，南界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北控大漠，幅员辽阔。西夏王朝存在了189年，共有十主，即：元昊、谅祚、秉常、乾顺、仁孝、纯、安全、遵顼、德旺和末主，期间经历了重武尚勇、安民求和、崇文虔佛、国道中落、族灭国亡的曲折过程，最终灭亡于成吉思汗之手。鲜为人知的是，地震帮了成吉思汗的忙，使西夏很悲催。
13世纪初，蒙古部乞颜酋长铁木真(也就是后来的成吉思汗)，以杰出的军事才能，击败了西起阿尔泰山东至兴安岭，南起阴山北麓，北至贝加尔湖的漠北草原各游牧部落，于12创建了蒙古汗国，结束了漠北数百年的分裂历史。
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蒙古漠北地区无法获得生活亟需的农产品及其他更多的物资，为了满足经济上的需要，代表草原游牧贵族利益的成吉思汗，向四邻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掠夺战争。最初，成吉思汗的主要目标是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目的是反抗、摆脱金国的统治。但是，作为战略家的成吉思汗，“深沉有大略”、“未敢轻动”，审时度势，没有首先把矛头指向当时尚能击败南宋的金国，而是选择了在辽、北宋及金、南宋两大势力斗争夹缝中求生存的西夏为突破口。
成吉思汗曾6次攻打西夏，从第一次进攻西夏的12算起，到1227年蒙古军第六次出征彻底征服了西夏，前后经历22年，时间延续如此之久，并非蒙古军无力征服西夏，而是在此期间，他征服和统一了境外诸部落，无暇顾及西夏之事，更无全力进攻西夏的可能。另一方面，西夏始终不甘心臣服于蒙古汗国，每当蒙古军出兵攻打时，在力不能支的情况下，则无奈求和归降，一旦势力有所恢复，形势对自己有利和有机可乘时，就“礼意渐疏，消极纳贡”，“阴结外援，蓄异图”。在23年的战争中，西夏毁约反叛多次，因而蒙古也用兵多次，由于西夏的伪降，使情况更加复杂化，形成了一打就降、一撤就叛的局面。加之蒙古军远征欧、亚的广大地区，无法尽早地解决西夏问题，这就是成吉思汗征灭西夏的战争为何用时较长的根本原因。
1205年，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第一次向夏国发动进攻。这年三月，铁木真借口西夏收纳了蒙古逃人亦刺哈桑昆，率兵攻入河西，破西夏力吉里寨。并纵兵至瓜、沙诸州进行掳掠。四月，蒙古军在退兵时经过落思城，又大掠人口、牲畜而去。昏庸的夏桓宗纯佑对蒙古军的突然进攻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蹂躏。待蒙古大军撤退后，纯佑庆幸危机已过，于是下令大赦。修复经过战争被毁坏的城堡，改都城兴庆府为中兴府，表示夏国经过大难之后，必将中兴。同年十一月，纯佑听到蒙古军进攻金国，与金将河东监军完颜天骥相持不下，即领兵也进入金境，行数日一无所获，后得报金兵被蒙古军击败，遂遣兵救援，知力不胜撤兵而还。
天庆十三年(1206年)正月二十日，长久以来图谋篡位的镇夷郡王安全与纯佑的生母罗太后合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纯佑，安全自立为帝，改元应天元年。三月，纯佑暴卒于宫中，死因不明，终年30 岁。
为扫除征讨西夏障碍，使西夏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在进攻西夏之前，成吉思汗已将西夏邻邦盟友——乃蛮部、蔑乞儿部、乌梁海部各个击破。同时在此次征讨西夏时成吉思汗还特别注重研究攻城中的心理战法。在万事俱备、志在必得的情况下，128月，成吉思汗再次进兵西夏，攻克兀剌海城，兀剌海城就是今天的乌拉特中旗新忽热古城，这是成吉思汗从漠北南下、6次征伐西夏时第一个攻克的城池。新忽热古城北依阴山、南控河套平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更是兵家必争之地。这次征讨，蒙古兵在西夏境内掳掠数月，最后因作战线过长导致粮草不济而退兵。
123月，成吉思汗亲率大军，再攻西夏。在贺兰山中段的克夷门遭到西夏军重创，蒙古军伤亡惨重。相持两个月以后，蒙古大军还是包围了中兴府。西夏国主亲自上城督战，守城将士拼死防御。两个月后，蒙军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趁天降大雨、河水暴涨之机，引水淹城。中兴府被围困达一月之久，城中居民淹死者无数。后来，城墙坍塌，决堤的河水四溢，蒙古军队也受到洪水的淹溺，在万般无奈之时，借夏主纳女求和之机，顺水推舟，同意退兵议和。
1212月与1224年9月，成吉思汗又分别两次调集兵力征伐西夏，西夏两位圜主遵顼、德旺虽调兵遣将拼死抵抗，皆因军事实力过于悬殊而屡战屡败，以请降遣人质作为条件，换取蒙古军退兵。此间，西夏军队广大将士誓死保卫自己的疆土，打过不少胜仗，给蒙军以沉重打击，一度极大地鼓舞了西夏军民的斗志。但是，就蒙夏之间整个战局而言，还是以西夏王国尽失西域的河、瓜、甘、肃、凉诸州而告终。
公元1226年2月，成吉思汗又借口西夏迟迟不纳人质，以65岁高龄统兵十万第六次攻打西夏。虽然西夏的各处守将忠心竭力，守城御敌，但最终抵挡不住蒙占铁骑，被—一攻破。同年11月，成吉思汗大军直扑中兴府的北方重镇灵州城。守城的将领是西夏名将嵬名令公，他在灵州城西黄河沿岸层层设防。然而天助成吉思汗，干里黄河，朔风成冰，蒙古铁骑冲过黄河杀将前来。嵬名令公率军迎战，西夏将士倒下一批，又冲上一批，以死相拼。终于阻住了蒙古军如潮的攻势，蒙古军开始拨马往回逃了。成吉思汗见了逃兵，不禁大怒，挥刀砍死几个逃兵，重整旗鼓，再次猛攻，这才歼灭了西夏守军。这场战争非常惨烈，是蒙古军队东征西讨所遇到的最顽强的抵抗。因而激怒了成吉思汗，他发誓要荡平西夏，于是就挥师包围了中兴府，同时派军队把外地的西夏守军各个击破。并于12月命令蒙古军队攻克盐州(西魏置，治所于五原，即今陕西定边，后入西夏，蒙古废之)，派兵四处烧杀抢掠，西夏民众“免者百无一二，白骨蔽野”。
1227年1月，成吉思汗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攻中兴府，自己带领大部分军队渡黄河进攻积石州，以彻底卡断夏军后路。夏军日夜在都城坚守、抵抗。多次打退蒙军的进攻。5月，成吉思汗回师隆德，因天气炎热，在六盘山避暑休整，派人前往中兴府谕降。
篇4：中国历史上真实的元朝
“不征之国”是明朝宗藩制度和朝贡体系下的重要政策。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对明代外交定下基调：一要奉行和睦，二则厉行海禁。奉行和平外交是华夏天朝传统的“怀柔远人”之道的延续，也是对蒙元统治者穷兵黩武对外扩张的否定。
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编纂《皇明祖训》宣布将朝鲜、日本等15个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告诫后世子孙不得恣意征讨。这15个国家是：朝鲜国(今朝鲜)、日本国(今日本)、大琉球国、小琉球国、安南国(今越南)、真腊国(今柬埔寨)、暹罗国(今泰国)、占城国(今越南)、苏门答腊国、西洋国、瓜哇国、湓亨国、白花国、三佛齐国、渤泥国。
这15个“不征之国”的宣布，标志着明朝和平外交政策的确立，也象征明朝政府承认了上述国家的主权独立。在此后给各国的诏谕中，明朝也一再表明“共享太平之福”的立场。
附：
这十五个不征之国里，日本排在第二位。据说是看见元蒙两次远征日本而遭遇顽强抵抗，最后反致失败，太祖感其刚烈于是定其为不征之国。
但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并且在《祖训》中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却依然没有讨伐日本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朱元璋的这种处理方式固然有受到忽必烈两次征讨日本均告惨败的教训影响，但最重要的原因在他于洪武四年颁布的诏书中说的极其详尽明白。该诏书称：
“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由此可以看出朱元璋的“不征”其实是受保守的思想所局狭的，日本的狡猾也跃然纸上。
又：据说地球上有三个国度的人最勤劳，分别是：德国、日本及中国。
日本出过丰臣秀吉，也出过足利义满;有东条英机，也有大平正芳。
极善与极恶并存，这个中国曾经不屑一顾的蕞而小国，中国人嘴里的倭寇、倭奴，欺负起主人来却最为凶狠。
如今，有日本在卧榻之侧，就是睡觉，我们也睁着一只眼睛。与日本为邻，究竟是幸还是不幸?
篇5：元朝历史人物故事
许衡是元代的著名学者，他在汉、蒙文化的融合交流方面，起过不小的作用。忽必烈即位后，曾任命他为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
有一年盛夏，许衡遇到一件急事要外出处理，便顾不得烈日当空，带着几个人匆匆出门了。
骄阳似火。许衡一行在酷暑中赶路，一个个热得满头大汗，喉咙干得像要冒火。忽然，他们发现前面有一棵梨树，不禁高兴得争先恐后地向梨树跑去。
大家抢着摘梨解渴，只有许衡一个人端坐树下。
两个下属摘了梨给许衡吃，却被他谢绝了。
“天气这么热，您难道不觉得口渴吗?”下属问。
“盛夏赶路，酷热难当，怎么会不口渴呢!”许衡回答。
“那您为什么不吃梨子呢?”下属又问。
“不属于我的东西，我怎么可以随便拿来吃?”许衡反问道。
下属劝他：“这梨树没有主人，您何必这样拘谨呢?”
许衡坚定地说：“梨树无主，我的心不可以无主!不管天下是混乱还是太平，不管他人是高尚还是卑鄙，我都要坚持自己做人的原则。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不觉夏日的炎热烦躁，不怕口渴难熬;只要心中有主，才能够事业有成，无往不胜。”
许衡一席话，说得随行人员都很感动，也很羞愧。
忽必烈原来对中原文化并不熟悉，但他在当亲王时，就留意招揽各方面的人才，特别是汉族读书人中有才干的人。许衡只是这许多人中的一个。早在元太宗时，元太宗窝阔台曾下令考试儒术，许衡参加了考试，并且考中了，由此他开始出名。忽必烈当亲王时，特地派了使者去请他，并任命他为京兆提学。许衡到任后，大力兴办学校，讲授程朱理学。由于他名气大，来求学的人很多。
许衡当了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后，正式设立了国子学(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学生都是从忽必烈手下的蒙汉大臣的子弟中挑选出来的。许衡以朱熹的《小学》等为教材，向他们讲授程朱理学等儒家文化，课余还教他们学习儒家的礼仪和技艺。使他们了解了中原文化和儒家的治国方法，为元朝廷培养了不少人才。他的学生，后来成为宰相、大臣的有近十人，成为各部和地方长官的又有数十人。
忽必烈手下还有一位刘秉忠，是他最信任，也是最早任用的汉人谋士。刘秉忠十七岁时就担任了邢台节度使府令史，二十二岁时到山中隐居，学全真道，后来又在天宁寺出家当和尚。1242年，禅宗高僧海云应忽必烈的召请，去讲佛法，他带了刘秉忠一同来到忽必烈的王府。在交谈中，忽必烈发现刘秉忠知识很渊博，天文地理、工程水利、诸子百家，他没有不知道的;对天下大事也了如指掌。 因此海云禅师返回南方时，忽必烈把刘秉忠留在王府当书记。刘秉忠一直追随忽必烈，经常参加重要政治问题的决策，对忽必烈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人们都尊敬地称他为“聪书记”。
忽必烈即位后，刘秉忠按忽必烈的命令制定各项制度。他糅合蒙古的制度和中原的传统制度，制定了元朝的新制度，在建立中书省、使用“中统”这一年号、选用官员等方面，他都起了很大作用。他还和许衡等人策划立国规模，议定了官员的任命、俸禄等制度;又参照唐代的《开元礼》，主持制定了元朝的朝廷礼仪。
成吉思汗建国以后，一直用“大蒙古国”这一国号。忽必烈即位后，政治中心转到了中原。公元1271年，在刘秉忠的建议下，取《易经》中“大哉乾元”的意思，将国号命为“大元”。早在公元1264年(至元元年)，燕京被定为中都，但因旧城被破坏得较厉害，1266年，忽必烈命刘秉忠主持建造新都城。刘秉忠将旧城东北的空地定为新城的城址，按中原都城的传统制度和规格作了全面规划，建起了一座新都城。1272年，按他的建议，中都改为大都，成为元朝的统治中心。
此外刘秉忠还向忽必烈引荐了不少有才干的汉族知识分子。如张文谦、姚枢等，都是他推荐给忽必烈的。在这些人的辅佐下，忽必烈巩固了他在中原的统治。从1279年灭南宋后，元朝再次统一了中国，结束了唐代末年开始的分裂局面，并且奠定了包括以后明、清二朝在内的长期统一的基础。
篇6：元朝历史人物故事
贵由即汗位不到两年，便突然死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越演越烈。1251年，蒙古的王公们推举忽必烈的哥哥蒙哥为大汗。忽必烈领导关中漠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南地区)汉地的军政事务。过了两年，忽必烈又接受了京兆(今陕西西安)的封地。他热心于学习汉文化，任用汉人儒士整顿吏治，恢复农业，建立学校，进一步取得北方汉族地主阶级对他的拥护，为元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
1253年，忽必烈受命与另一大将兀良合台一起，南征云南，消灭了大理国。他将兀良合台留在云南镇守，自己班师回朝。不久以后，便在金莲川(今河北滦河上游)建立藩府，修筑宫室，继续任用汉族知识分子为谋士，整顿地方行政，藩府势力不断壮大。这引起了蒙哥的猜疑和不满。蒙哥派人到关中来查核税赋，其实真正的目的是对忽必烈的势力进行打击和限制。忽必烈当然知道哥哥来者不善。他听从手下谋士姚枢的主意，亲自把自己的家小送到和林作为人质，并对蒙哥说：“如果我有二心，背叛朝廷，你就把我的家人都杀了吧!”
蒙哥听了此话，稍稍消除了疑虑。他停止了在关中的查核税赋工作，但是把忽必烈在那里设置的汉族模式的机构全部撤销了。
1258年，蒙哥派去西征波斯等地的旭烈兀送来了胜利的消息，蒙哥因而决定兵分三路伐宋，统一天下。他亲自领兵打四川，命宗王塔察儿打鄂州(今武昌)，兀良合台打潭州。可南宋军队早有防备，蒙哥攻合州(今四川合州)钓鱼城攻了五个月也没攻下来，塔察儿也一直过不了长江，蒙哥只得命忽必烈去替换塔察儿。
忽必烈于1259年八月到达黄陂时，得到了蒙哥死于军中的消息。但他不愿无功而返，仍率部强渡长江，进围鄂州。忽必烈的进攻势头引起南宋朝廷的震动，那个玩蟋蟀出名，靠姐姐是宋理宗的贵妃才当了宰相的贾似道，只好奉命前来应战。
十一月，忽必烈接到妻子的密报，他的弟弟阿里不哥正调兵遣将，准备继承汗位。这时，那个贪生怕死、贪权误国的贾似道却偷偷派人来向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向蒙古称臣，以长江为分界，把长江北面的土地全割让给蒙古，另外每年进贡银帛各二十万。
忽必烈顺势答应，并迅速从鄂州撤兵。124月，他在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及多伦一带)即大汗位，年号“中统”。同时，忽必烈的弟弟阿里不哥在北边即大汗位，占据了漠北，也在积极活动，两者互不相让。经过四年激战，忽必烈终于打败了阿里不哥，从而统一了内部。
然后，忽必烈大举南下。在攻打南宋时，他听从汉人官员姚枢、刘秉忠的劝告，严禁屠杀无辜百姓，他说：“贤明的君王出征，目的是在征服敌人，而不是屠杀老百姓。滥杀无辜只会伤了国家的元气!”
忽必烈在即大汗位时就在《即位诏》中宣布：“祖述(指祖宗的制度)变通，正在今日”。这表明，他想采用汉法，建立一个与中原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中央政权。1263年，忽必烈将年号改为“至元”，并定都燕京(今北京)。忽必烈在中央设中书省，在各地分设十路宣抚司，任用汉族读书人负责;改变蒙古开国以来的诸侯世袭制度，遵循中原汉族的传统制度，大体奠定了元朝的政治体制规模。
公元1267年(至元四年)，忽必烈在中都燕京的基础上，在城东北建造新的都城，四年后扩建工程结束，正式改国号为“大元”，并在次年将燕京升为大都。
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它初步奠定了中国疆域的规模。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确立，使得统治者将对人民的剥削限制在一定数额之内，并采取了一系列垦荒屯田、兴修水利、限制抑良为奴等有利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发展的措施，从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元世祖忽必烈在位三十五年，公元1294年八十岁时病逝。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少数民族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建立了一个疆域广阔的庞大帝国，结束了中国数百年来军阀割据和辽、金、西夏等民族政权长期并立的分裂局面，使国内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稳定和繁荣。
篇7：元朝历史人物故事
元睿宗拖雷(1193年—1232年)，成吉思汗正妻孛儿台之第四子，蒙古族。拖雷正妻唆鲁禾帖尼，生元宪宗蒙哥、元世祖忽必烈、旭烈兀、阿里不哥四子。1231年11月，蒙古军假道南宋境，沿汉水而下，1232年初与金军在均州(今河南禹县)遭遇，三峰山役毕，拖雷与自白坡渡河南下的窝阔台军会合。同年北返，死于途中，年四十一岁。
拖雷在成吉思汗及窝阔台时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当时人认为“拖雷之功，著在社稷”。但这样一位战功卓著，在蒙古汗国举足轻重的人物在41岁时突然“英年早逝”，其死因究竟何在呢?《元史·睿宗传》记载说：1332年“五月，太宗不豫。六月，疾甚。拖雷祷于天地，请以身代之，又取巫觋祓除涤疾之水饮焉。居数日，太宗疾愈，拖雷从之北还，至阿剌合的思之地，遇疾而薨，寿四十有(一)”。《元史·太宗纪》记载：“九月，拖雷薨。”它说明拖雷之死距离他饮“圣水”的时间相隔已经3个月，导致拖雷死亡的“疾病”是否与那杯“圣水”有关，也不得而知。《史集》的记载与《元史》大同小异，只是比《元史》详细得多，并比较清楚地说明了拖雷之死与那杯“洗病的水”有直接关系，因为正是在拖雷喝了那杯水才“过了几天，他就得病去世了”。而当拖雷的遗孀多次讲到拖雷是“为了合罕而去世”时，并没有遭到任何人反驳，包括窝阔台大汗也感到欠了拖雷夫妇的情。从《蒙古秘史》第272节记载来看，让拖雷喝下“诅咒的水”是巫师们有意安排的，又是窝阔台大汗直接批准的，在这种情况下拖雷不得不喝;而喝过这杯“诅咒的水”后只过了片刻，拖雷便去世了，说明这杯“诅咒的水”是一碗置人于死地的毒水。
但以上论述仍然属于推论，拖雷的死因究竟何在呢?国内外史学界有几种不同的意见：
一种是说拖雷忠君爱兄，是真心实意地代兄领罪而亡，在《元史》、《史集》和《蒙古秘史》的作者眼里，拖雷生前死后都是一个值得效法的英雄，并没有对其死因提出疑问。
另一说法认为，窝阔台和拖雷都是愚昧的，他们实际上是被那几个萨满巫师愚弄和陷害了，那杯治疗疾病的巫水正是一杯毒酒，但当时窝阔台、拖雷都被蒙在鼓里。
第三种说法是窝阔台是知情者和主使者，他“害怕拖雷的威望和势力继续增高，构成对自己的威胁而设此骗局将拖雷害死”。
总之，史料中记载了元睿宗拖雷死亡有多种因素，究竟哪种说法合乎情理、实际，还有待考究。
篇8：元朝的历史人物故事
而元朝，才做了别的朝代没敢做甚至没敢想的事情：先后于1274年和1281年，两次跨海东征日本。尤其第二次，分别从朝鲜和舟山群岛出发，总兵力达十四万人，船只共4400艘，被称为“迄至近代世界史登场以前最庞大的渡海部队”。黄仁宇说：“在现代社会出现之前，很难能有一个陆上强国也可以同时成为一个海上霸王。”这两次跨海作战都以失败而告终，更像是理想主义的行军：草原的骑士渴望成为大海的水手——并且不计代价地这么干了。这种豪赌(并且连续赌了两次)，是别的民族无法想像也无力承担的。虽败犹荣的蒙古人啊，曾经是海上的堂吉诃德——把大海当作敌对的巨人了。
这两次渡海东征的最高指挥者，是元世祖忽必烈。他占据北京，摒弃了金亡后的中都城，另起炉灶，于1266年开始营造以北海琼华岛为中心的新大都，历时十九年竣工。北海、中南海乃至什刹海，顿时都成为这位雄视天下的霸主私人的金鱼池。元大都就是今天北京城的前身，在《马可·波罗游记》里称作“汗八里”(汗王之城的意思)：“大汗平时住在都城，在每年三月离开此地，向东北方前进，一直瞳到距海仅两日路程的地方……当大汗向海滨前进时，会有许多富于趣味的事件伴着狩猎活动而出现，这真可以说是世界上其他任何游戏所无法比拟的。”
从这段叙述里，能管窥出忽必烈对大海的向往与好奇——不知他一生中是否亲眼目睹过真正的海?对于他来说，恐怕只有征服才是最刺激的游戏——他一直很认真地玩着。他在北海的湖心琼华岛(又称万岁山)指点江山，挥霍一生，不仅命令麾下乘胜攻取了南宋小朝廷苟且偷生的杭州西湖，而且孕育了更为膨胀的欲望：向真正的大海进发，向日出的地方进发，抢渡日本列岛——这是天之骄子对海之骄子的挑战。北海的波光与涛声哟，曾经为他心游万仞的豪情伴奏。北海中的琼华岛，是根据“蓬莱仙岛”的传说设计的，忽必烈最喜欢住在山顶的广寒殿——这是他的月宫。一位住在月亮上的帝王，连梦想都是那么缥缈，清高乃至浪漫。
明成祖朱棣建都北京，基本上沿袭了元故都的规模与格局。把中南海、北海包括在皇城之内——爱称为太液池(“太液秋风”是燕京八景之一)。又把皇城之外的什刹海尊称为玄武池——因为什刹海彼岸有一座供奉玄武神的火神庙，系唐代遗留的古建筑。到底是汉人的皇帝，连结湖泊起的名字都引经据典，别有涵义，好像有多大学问似的，而且多多少少带一点实用主义——太液池和玄武池的命名，都有防火除灾的寓意。其实，防不胜防。
我还注意到这样的落差：蒙古人把湖称为海，豪迈中不无夸张——如同他们面对世界的那份主人般的狂放;汉人则把湖比喻为池塘了(是养鱼池呢还是游泳?)象征着人在神面前的谦虚乃至自我贬低。前者是天地的主人，后者是神的奴隶。据说每逢火神诞辰或皇宫发生火灾时，明朝的皇帝必定特派大臣去玄武池畔的火神庙叩头朝拜，祈祷神灵多加关照。所以即使在给事物的命名方面，这个民族也不敢夸大其辞，文雅有余而野性不足。果然，明朝是最热衷于修长城的一个朝代，对外扩张的野心也是最小的。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由一个太监而不是由一个将军担任船长)的伟迹，外交和外贸的色彩较浓，大相迳庭于蒙古人远征日本的那种赌徒式的悲壮。当然也可以说，这是文明的进步。但对于历史而言，一次失败的赌博或许比一桩成功的贸易更荡气回肠，更令后人嗟叹。我想，明朝正是因为骨子里的保守与懦弱而亡国的。
★元朝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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