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的研究论文，本文共16篇，欢迎大家前来参阅。
篇1：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的研究论文
知识传统批判与后知识话语的研究论文
西方当代知识景观之一是知识传统观念的式微和全新知识观念的勃兴。这一所谓的全新知识形态，我在此姑且称为“后知识话语”（post-knowledge discourse） 。作为一个颠覆性概念，后知识话语的革命性意义不容忽视。本文在简括清理知识传统观念的基础上，试图审辨“后知识话语”之可能及其若干问题。
1，知识传统危机与语言修辞的打造
传统意义上的修辞是语文学的一项内容，指文辞运用技巧，属具体方法范畴。在后知识话语中，语言修辞被提升为知识话语存在的基本方式，这一变化对知识本身固有之性质造成了致命的冲击。
理查德·罗蒂在阐发自我的实用主义的后哲学文化之时，把西方知识传统称之为“大写的哲学”，认为这种“大写的哲学”在历史上获得了两种基本形态：一是所谓的“先验哲学”，一是所谓的“经验哲学”。值得注意的是，罗蒂认为“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经验哲学家，即实证主义者，还在从事（大写的）哲学。” 也就是说，不仅先验主义属于“大写的哲学”，就连经验主义这种表面看似完全不同的东西也被框置于“大写的哲学”之内。我认为，罗蒂的这一思想值得注意，他给我们指出了一条如何认识知识传统的路径。
在传统知识观念中，形而上学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形而上学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它的先验特征，也就是说，它的对象在时空界限之外，在感觉和意识之外，具有非实在性，是一种终极意义上的存在，比如，真理、根源、上帝、本质、等等；它的研究方法是在抽象基础上的逻辑演绎和思辨。当代的一大批学者都对形而上学有过类似的不同程度的反思 。经验与先验相对，性质完全不同。经验在知识传统中之所以具有意义取决于经验科学本身的发展，实证科学的诞生和被广泛认可使得经验本身成为了知识关注的基本对象之一。经验对象是有限的，物质性的，经验通常通过人的感觉和意识来确认对象的存在。初始经验强调的是感觉的可重复性，而后来不断发展的经验则在科学实证性上找到了可信的依据，实证科学通过实验很好地解决了经验领域里存在的确定性问题。这样一来，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为何罗蒂把经验这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概念也归于所谓的“大写的哲学”之中呢？或者说，我们应在何种意义上来认识经验的形而上性质呢？在罗蒂看来，经验主义传统“特别是自伽利略表明可以怎样把时空中的事件置于以前柏拉图认为可能只是对另一个世界有效的优美的数学规律之下以来，还有一些像霍布士和马克思这样的（大写的）哲学家，他们坚持认为，时空构成了唯一存在的实在，而真理就是与这个实在的符合。在19世纪……站在经验主义一边，也就是认为，自然科学，即关于时空中的事物如何运作的事实，就是所存在的所有真理。” 简言之，经验之所以可以与先验相提并论，经验主义之所以被提到了与先验主义并驾齐驱的地位，其根本原因在于，经验尽管没有采用纯粹逻辑演绎和思辨的方法，没有认定超时空界限之神秘性的根源性意义，但它对所谓的真、善的迷恋，它对事物表面背后本质的渴求，对事物自身发展逻辑和科学还原能力的坚信，无不表明它在思维模式上、在认知架构上与先验思维如出一辙。从这个意义上说，经验哲学的致思方式并没有脱离形而上学的套路，由此成为形而上学“大写的哲学”之一种也就不奇怪了。罗蒂把经验与先验视为知识传统的两种基本形态不乏其深刻的洞察力。
应该说，罗蒂对西方知识传统的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当代西方知识界的致思倾向，从而成为一种比较普遍地被接受的基本观点，也正是由此，知识界开始了对自我知识传统的批判性审视和解构，后知识话语应运而生。
罗蒂本人在后知识话语的建构上就不乏实绩。他一直试图在詹姆斯、杜威等学界前辈的知识理论的基础上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知识话语，并称之为“实用主义”，或可称之为“新”实用主义。罗蒂指出，实用主义只有通过反对“大写的哲学”，从柏拉图主义和实证主义的问题中退出来，才可能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比如，罗蒂通过对知识传统中真理问题的质疑，试图跳出先验和经验所共同拥有的致思模式，从而开拓出后知识话语存在之可能：
对于实用主义者来说，真的句子之为真不是由于与实在相符合，因此我们就无须费心去问，一个给定的句子是与哪一部分实在符合（如果是与实在相符合的话），我们就无须费心去问，是什么把它’造成’为真的（正如一旦一个人决定应做什么，他就无须费心去问，在实在中是否有什么东西使这个行为成为履行的正确的行为）。因此实用主义者感到无须费心去问，柏拉图或康德在认为有某个非时空的东西使道德判断为真时是否对，也无须去问是否缺乏这样一种东西就意味着这样的判断就成为’纯粹表达情绪的’，或是’纯粹约定的’，或是’纯粹主观的’。
就实用主义而言，思考这一类问题显然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在撇开知识传统之问题之后，什么样的问题构成了后知识话语之问题呢？或者说，后知识话语应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来思考问题呢？罗蒂提出了戴维森视域 ，指出，“戴维森主义看待语言的方式，使我们可以不像笛卡尔的认识论传统、特别是以康德为基础的唯心主义传统把思想实体化那样把语言实体化。因为它使我们不再把语言看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中间物，也不是我们用于形成实在图画的手段，而是作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 人类行为本身没有一个终极的目的论的东西在起作用，它本身既不具有实体意义，也并不构成什么。所以，实用主义的问题意识首先是语言的存在意识，对这种存在意识所设定的价值尺度是功能主义的。用罗蒂自己的话来说，实用主义的标准是“为了某个特别的功能主义目的而构造的暂时支点。”“一个标准（从公理中得来的东西、指针所指向的东西、法律所规定的东西）之所以是标准，是因为需要某些特定的社会实践来封住研究的道路、阻止解释的回归，以便做好某件事情。” 这种对研究道路的封堵，对解释回归的阻碍，成为了实用主义知识话语的基本建构方式，暗示了后知识话语的基本特征。从这种功能主义的视角，从对研究道路和解释回归的阻塞，后知识话语有了一个比较清晰的致思方式：它首先不需要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介入和流连，也不需要一种对知识传统中真正本质或实体价值的呼唤。这样一来，知识话语的语用特征首先会被语言修辞所笼罩，因为修辞在相当的程度上把后知识话语的基本特点展露出来了。
在知识传统视野之外对语言进行较早思考的当属尼采，应该说，尼采给后知识话语的打造留下了相当富有启发性的遗产。尼采认为，修辞不应理解为一种语言装饰，也不应理解为从固有本义命名中衍生出来的引申意义。修辞不是语言所派生的或者畸变的一种形式，而是“优秀的语言学范式”。
所谓可以用于指涉用途的、非修辞的“自然”语言的事物，是根本不存在的。语言本身就是纯粹的修辞诡计所产生的结果。……语言就是修辞，因为，它的意图只是传达一种观点，而不是一个真理。……转义不能在语言中随意增减。它们是语言最真实的本质。诸如只在某些特定情形下才能表达其本义的东西是绝对没有的。
尼采的后知识语言观的洞见揭示出几千年来西方知识传统对语言性质的误解。德曼指出，尼采对形而上学批判的关键就在于对语言修辞性质的认定。关于修辞问题，罗蒂在论及戴维森的语言理论时也有重要提示。比如，戴维森一反知识传统，明确提出，隐喻除了其字面上的涵义或意义之外不存在另外的涵义或意义。他说，“我赞同这样一种看法，即无法对隐喻作出释义，但我认为，这并不是因为隐喻说出了某种就字面上的表达而言过于新奇的内容，而是因为隐喻中根本就没有要去进行释义的东西。”“隐喻仅仅属于语言使用的范围，隐喻是通过对语词和语句的富于想像力的运用而造就出的某种东西，隐喻完全依赖于这些语词的通常意义，从而完全依赖于由这些语词所组成的语句的通常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隐喻并不是一个游离于语言之外并对语言的语义产生影响的东西，而只是语言本身必然的一种性质，或者说，语言本身就是一种隐喻。
后知识话语的另一个重要的修辞特质是对语义整体论强调。弗雷格有一句颇为流行的名言：一个语词只有在语句的语境中才具有意义。这一命题又可以引申出另外两个重要命题：（1）始终不要在孤立的语词中，而只能在命题的语境中去询问语词的意义；（2）始终不要忽视概念与对象之间的区别。彼得·哈克对这两个引申出来的基本命题的解释是：首先，一个表达式代表着什么样的实体，这取决于它的逻辑形式，而其逻辑形式又是由该表达式在语句中出现的模式所决定的。表达式脱离了语句的语境就没有任何逻辑形式，就不会代表任何东西。可见，在表达式的表意中，逻辑形式及其运用模式成为一个关键的东西，而所表达的所谓的对象性实体并不起任何作用。其次，在引入概念语词时，应该注意明确审辨其定义，这样才可能确保表达式具有意义。也就是说，概念不一定是某一对象的表达者，概念意义的来源于表达式的整体关系 。实质上，弗雷格关于语言性质的贡献把知识传统中的语言工具论倾向一扫而光，使得语言背后所谓的实体存在成为虚假之物，语言意义成为一种自身建构的结果。弗雷格的整体性语言观对维特根斯坦的语境论语用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这里略加一笔。维特根斯坦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始终是从语句本身来介入语言的理解和使用的。当然，维特根斯坦对语句意义的理解始终是在整体语用论的基础上进行的。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语用学思想，彼得·哈克做出了如下阐释：
对于一个语句的理解并非独立于对于其它相似的语句的理解。一个人可能知道一串汉字符号是一个语句，并且可能像鹦鹉学舌般地那样知道，那个特定的汉字串意谓某某物。尽管如此，我们仍可能否认他理解那个语句，即使他知道这个语句的含义。因为，理解一个给定的语句需要人们理解在语言阶梯式结构中相同“层次”以及较低“层次”的许多相似的语句。在可以说某人理解一个给定语句之前所必须掌握的语言片断的广泛程度，依赖于该语句的复杂程度和该语句所处的“层次”。
可见，语用并非是知识传统中所谓的反映和观照，也并非是一种外在意志的独断。就语言本身的修辞特性而言，语用是一种修辞过程，也就是意义本身。这种全新的语言学思想无疑为后知识话语的可能性打开了一扇充满风景的窗子。在知识传统已经危机之时，在全新的语用修辞观完成了自我的建构之时，寻求后知识话语的重新合法化之途是必然的，也是可能的。
2，合法化重构与后知识话语之特质
后知识话语在摒弃了知识传统中的真理、本质、上帝等权威性基础之后，它的一切必然包含了罗蒂所谓的功能主义性质，这一点也在它为自我建构的语言形态中充分地显现出来了。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后知识话语如何来确立自己的话语权威呢？换句话说，后知识话语如何在语用中重新确立自我的合法化依据呢？
重新合法化是后知识话语存在的必要条件之一 。利奥塔尔曾就知识合法化提供了这样一个事实：自柏拉图开始，科学合法化的问题就与立法者合法化的问题密不可分。从这个角度看，判断真理的权利与判断正义的权利相互依存，由此，科学语言和伦理政治语言也是相互依存的。“知识和权力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谁决定知识是什么？谁知道应该决定什么？” 利奥塔尔对西方知识传统这一特征的揭示无疑是一种具有现代意义的观照，是一种对知识本质在后知识氛围下的认定。与利奥塔尔对知识特质深入发掘十分相近的西方学者福科，马上也在这里进入了后知识话语的视野。路易丝·麦克尼就曾说过，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指出，“先于语言而存在并且是全部意义之起源的主体观念是一种产生于结构规则的幻想，这种结构规则支配了’话语构成’。” 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福科创造了他的所谓的“知识型”概念 。通过知识型概念，福科为知识话语的存在方式探求出了一种隐蔽的权力型。以监狱为例。18世纪末的西方最终决定把监禁作为惩罚的基本模式，这一模式把人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区域，强制他们做出特定的姿式，服从特定的习惯，也就是说，通过发展出一整套统治技巧来寻求知识话语的合法性，这就是知识伪饰下的权力，它把监禁的知识话语转换为一种成功的权力化程序。遵循这一思路，福科指出他本人的真正兴趣是“分析欧洲怎样被制度化为权力”的。仅就科学而言，“如果把科学仅仅看成一系列程序，通过这些程序可以对命题进行证伪，指明谬误，揭穿神话的真相，这样是远远不够的。科学同样也施行权力，这种权力迫使你说某些话，如果你不想被人认为持有谬见，甚至被人认作骗子的话。科学之被制度化为权力，是通过大学制度，通过实验室、科学实验这类抑制性的设置。” 连知识传统中象征着真理和自由的科学都笼罩在权力的阴影之下，难道还能找到任何不被权力异化的知识吗？由此可见，福科对权力在知识话语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的揭示，这不仅是他个人的研究兴趣所致，而是为整个知识奠定了一种存在的权力结构。所以，后知识话语之可能也正是在这种权力结构基础上的合法化过程之可能。
让我们把视野再回到利奥塔尔所关注的具体问题上来。利奥塔尔指出，后知识话语的合法化与语言游戏概念密切相关。语言游戏是维特根斯坦对语言存在性质的一种隐喻性描述。语用如同游戏，这里的游戏也就意味着规则，一种隐含着权力运作的规则。在语用学中，话语的各种陈述类型 都是由一定的具体规则加以确定的。首先，游戏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是游戏者之间的契约；其次，没有规则便没有游戏，即使改变哪怕一条规则也将改变游戏的性质；再次，任何陈述都应该被看成是游戏中使用的“招数”，而可观察的社会关系就是由语言的“招数”构成的 。这最后一条十分重要，因为由此语用问题介入到了整个的社会语境之中，在这种语境中，我们不仅可以观察到规则变化所带来的语用实践的变化，也可以观察到语用合法化祈求中权力的深刻影响力。利奥塔尔对语用合法化和语言游戏概念的分析，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个基本的矛盾，即我们如何来理解语用与（权力化）规则之间的关系，两者是通过什么机制来达到彼此的互动和平衡的。语用与语用之语境之间始终存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语用之语境，如体制，始终对语用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利奥塔尔指出， 体制需要额外的限制，以使陈述在体制的内部被宣布为是可以接受的。这些限制像过滤器一样影响话语的潜能，阻碍交流网络上可能的连接：一些事情是不应该说的。而且这些限制让某些类别的陈述（有时只是一个类比别的陈述）享有特权，这些陈述的主导地位构成了体制话语的特征：一些话语应该说的，一些说话方式是应该采用的。
从这一视角，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语用中权力机制的重要作用。当然，语用本身作为语言本身的一种存在方式，它也在时刻保持着自我应有的形态，传达着自我应有的信息，也就是说，语用本身时刻都在试图克服语用中权力机制的限制，在具体规则中利用好规则，把自我的潜能充分发挥出来。
当然，问题本身还要复杂。即使语用在自我语境中时刻防范着外在的体制性影响，但语用本身的陷阱也无时无刻不存在着 。比如，利奥塔尔提示过的语用中所谓的元叙事问题。元叙事在后知识话语中仍然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利氏指出，“真实的知识永远是一种由转引的陈述构成的间接知识，这些转引的陈述被并入某个主体的元叙事，这个元叙述保证知识的合法性。” 应该说，元叙事是形而上学知识传统的遗留物，它在后知识话语中的形态和作用方式已经发生了不小的改变，即一方面它在某种程度上与语用的外部机制达成了某种谋合，另一方面它对自我形象进行了相当出色的包装。而这一切则涉及到如何在具体的语用过程处理好两个技术性问题，即论证的丰富性和举证的复杂性。关于论证的丰富性，利奥塔尔认为，为了让后知识话语具有合法性，让受众在共识的基础上接受某套话语，首先需要建构一个语用语境中的公理系统，实质上也就是一种元话语。如果说“元”字思维在知识传统中无需进行任何怀疑的话，在当代后知识话语的语境里，“元”本身就变得可疑之物了，由此也马上会引发一系列问题：比如，公理系统的标准是根据什么来确定的？是否存在着一个科学的语用模式？公理基础之上的语用是否可以得到有效的检验？利奥塔尔也正是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追问，才引出了他的关于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如下结论的：
为了让人们接受一个科学陈述而进行的论证，要求人们“首先”接受（事实上根据循环性原则，这种接受在不断地重新开始）那些确定论证方法的规则。由此出现了这种知识的两个显著特征：一是它在方法上的灵活性，即它在语言上的多样性；二是它的语用学游戏性质，游戏中采用的“招数”（引入的新命题）的可接受性取决于对话者之间建立的契约。
牵强地说，尽管“元”字思维朦胧存在，但也只是一个影子罢了，或者说在形态上发生了根本性改变。这里至少告诉了我们两条信息：首先，后知识话语的合法化是一种语用方式多样性运作的结果，这与我们上一节里提及的语用修辞不无关联；其次，发话人与受话人之间在语言游戏规则上建立起来的契约关系是不可缺失的根本性条件，也就是说，合法化的获取是一种契约约定的结果。关于举证的复杂性问题，利奥塔尔提出了一个与之相关的重要概念，即“性能优化原则”。举证之所以复杂恐怕就在于性能优化原则的介入。所谓的性能优化原则是指“为了获得性能而增加输出（获得的信息或变化），减少输入（消耗的能量）。因此它们是一些游戏，与这些游戏相关的不少真善美，而是高效：当一个技术’招数’获得更多、消耗更少时，它就是’好的’。”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应该说，语用语境中的举证不是出于知识本身合理性的需要，而是一种技术等外在之物运作的结果。它所遵循的原则不是合理的真善美的原则，而是强力和金钱的原则，是效率和利润原则。由此，利奥塔尔深刻地指出
如果没有金钱，就没有证据，没有对陈述的检验，没有真理。科学语言游戏将变成富人的游戏。最富的人最有可能有理。财富、效能和真理之间出现了一个方程式。
本来举证在原则上只不过是为了得到科学信息受话者的赞同而进行的论证的一部分，但是它却受到另一种游戏规则的制约，这种游戏的赌注不是真理，而是效能。所以，利奥塔也是深有感触地说，人强化了技术，也就强化了现实，因此也就强化了公正和有理的可能性。力量的合法化不仅是性能具有正面意义，而且检验和裁决也都成为其中的游戏。这也不能不说是后知识话语的一个不可剥离的特点。
一旦我们在利奥塔尔对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洞见之上反思后知识话语，或许会情不自禁地形成一种真理和公正意义上感叹，当然，这样说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认后知识话语的价值所在。从知识到后知识话语，这一过程就已经是极其艰难的了，后知识话语本身需要的不仅仅是批判，而且还需要认真地转换、解释和游戏。
3，伦理诉求与后知识主体
在后知识话语与知识传统发生决裂之后，知识分子的角色也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这一点最明显的表现就在于，知识分子由过去的真理的发现者和代言人身份走向了对知识话语的想像性建构，也恰恰就是这种想像性建构又引发了另一个当代知识界难以回避且越发突出的问题，即知识伦理问题。我们知道，昔日的知识分子的一个最大特点是，他本身没有主体问题，他本身不占据主体地位，他更多是把自我融入到他所崇拜、维护和代言的上帝、真理、本质和群体之中，所以，他所诠释、所宣传乃至所领悟的知识都是有终极根据的，其真理性也是不容怀疑的。然而，在知识传统观念式微之后，我们如何来确定知识话语的价值，如何来判别知识话语的有效性，如何来重新建构知识话语的合法化就不能不为整个知识界所面对，伦理诉求也越发显现出它的重要地位。
塞利姆·阿布指出，在康德赋予理性在道德领域行使自由支配权之时，科学主义则预设了一个所谓的“推理者共同体”，就是说，任何个体必须寻求共同体的认可才可能在相互承认的基础获得共识，共同体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了科学话语的一项最基本的准则。这也是哈贝马斯所不断关注的理论焦点。哈贝马斯充分注意到了黑格尔的先验主体在本质上是主体间性的观念，因此提出道德推理必须在所有参与者中间寻求一致的规范才会有效 。可以说，一致的有效性既覆盖了事实性真理的领域，也覆盖了价值性陈述的领域。哈贝马斯指出，对真理要求的偿还和兑现是不能靠把表达与现实进行直接对比来实现的。命题不像图画，图画与它所表达的东西多少有些相像，但真理与现实不存在可比性，它们之间的联系只能在陈述中表现出来。所以，所谓的真理只能以人们之间见解的一致来加以定义。当然，哈贝马斯已经充分地意识到，建构所谓的合理共识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共识本身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包含或认可了不同的受社会存在制约的立场，包含了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的相关的正当性论证。而且更为值得关注的是，承担社会制度和文化秩序之正当性论证的所谓的知识分子都已经在某种意义上变成了不问价值关切的技术性专家。这样一来，人们不禁要问，社会制度的自由，公义程度和文化秩序善的程度，交给谁来料理？知识话语如何通过建构必要的伦理机制履行好自我应有的社会职能？
其实，知识传统中关于知识性质的论争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涉及了知识性质和知识建构的伦理问题。关于世界观与知识伦理的关系问题就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理论视角。据刘小枫先生提示，世界观理论是由洪堡最先引入知识界的`，狄尔泰把这一概念用于考察历史哲学，而舍勒则把它变成了一个知识社会学问题。当然，其中的问题相当复杂，非三言两语能道明。我所感兴趣的是，狄尔泰和舍勒关于这一问题的思考对哈贝马斯知识话语的伦理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他们对知识伦理的奠基作用。与马克思基于知识演化的进步论，强调意识形态结构中的阶级冲突性因素，由此引申出关于进步或反动的社会批判性理论不同，狄尔泰关于世界观类型的思想排除了思想史观的进步独断论，从而使各种世界观的历史冲突不再是进步与落后或真实与虚假的冲突，而是类型的冲突，也就是说，狄尔泰的世界观理论既包含着生命欲求的心理学层面，也包含着历史和社会的人类学层面，每一种世界观表达的只是整体的一个片断。这种类型冲突的基础或许就是维柯所说的“所有的真理都是制造出来的”，永恒真实的理念并不存在，只有与社会生活的实在结构相适应的历史相对的真实理念。狄尔泰的知识论思想为舍勒提供了一个致思路径。舍勒在自我的知识伦理学思想中总是在不断地摒弃着知识传统中根深蒂固的终极冥想。比如舍勒在狄尔泰的启示下抵制着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论，因为马克思的失当之处在于，他把无产阶级群体利益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绝对性诉求。舍勒则从存在于历史和社会空间中不同群体类型中发掘出他们本身具有的结构价值 。
也正是这种舍勒所谓的群体类型的公共历史和社会空间成为知识伦理学存在的可能之地。哈贝马斯认为，在主体间性的框架之内，陈述的真理性条件是其他人的潜在的同意，也就是说，规范的有效性或表达主体情感的真诚性尽管不能与命题真理相混淆，但道德与真诚对事实陈述的介入是不容忽视的。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着眼，语言行为具有内外两部分：内部是指语言行为的可理解性、正确性、真诚性等原则，外部则涉及诸如谁有权参与和按什么程序参与等问题。显然，后知识话语的伦理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首先是如何达到内部原则与外部原则的契合，其次需要进一步考虑主体知识活动的基本立场。
我在前面已经提及语义学向语用学的转换，这种转换在哈贝马斯那里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命题有效性问题不再是一个有关语言与世界的客观关系问题。言说者依靠有效性要求提出了它的表达的有效性条件，但有效性要求同样也不能只从言说者的视角加以定义。有效性要求的目的是要通过言说者与听众建立起主体间性的承认关系；它们只能用各种理由，即话语来获得兑现，而听众则是用具有合理动机的立场来对它们做出反应。” 从语用的意义上说，陈述的可理解性、正确性和真诚性都是主体间性的一种有效契约。这种有效契约的伦理内涵在于：一是陈述中的命题在以言行事的空间中脱离开来，有效性条件放弃了对命题的依附，这样一来，有效性问题所面对的也就不可能是昔日的语言与客观世界之关系之类的问题了；一是个别的陈述行为与以合理性为基准的有效性结构联系起来，主体间性达成了一种互动的交往模式，也就是说，互动的参与者就他们为言说行为的有效性达成一致，他们作为主体彼此承认可以批判检验的有效性要求。应该说，有效性概念展露出主体间性的伦理意味，但在公共交往机制方面还暗伏着一个不应忽视的问题。哈贝马斯也有所注意。比如，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主体通常具有某种本体论前提，他必须面对一个客观世界，在此世界中，他才能认识事物，才能有目的地参与到这个世界中来。 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文化价值观的那种有效性要求不能像真理性要求那样超越地区性的局限。文化价值观不具有普遍性，就像其名称所表明的，它们只能在特殊群体的文化和生活世界的范围内有效。一种价值观仅仅在特殊形式的生活途径中才是合理的。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后知识话语的伦理立场还必须考虑主体自身的位置和主体间性建构的可能性：主体如何在语用交往活动中进入自己的给定角色，主体如何在参与交往的过程中把自我的理解、真诚等转换为一种公共空间，达到语用的一致有效性，主体如何在文化价值的差异中保持一种彼此的可理解性。这无疑是后知识话语的一个伦理学难题。当然，哈贝马斯对这一问题提出了不少设想 。比如，他认为，任何语用的交往行为都不可避免地要建立某种合理性概念作为基础，尽管合理性概念的提出本身具有某种危险性，因为理论的有限性通常被它的普遍性所遮蔽。但无论如何，交往经验的共同设定还是不可或缺的，意义的理解以经验为前提，经验通过对交往行为采取的态度而获得理解的可能，主体也总是可以通过经验交流和某种共通性寻求到公共空间中的应有之意义。所以，相互连接的语用性交往在具有文化和历史背景的主体的可理解性中完成了一次伦理意义的整合，后知识主体也在这种整合中完成了自我的伦理义务和责任。哈贝马斯的这样一段话还是具有启示性的： 对于交往行动模式来说，语言只有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才是重要的。发言者在符合理解的原则下运用句子时，与世界发生了关系……他们不再直接地与客观世界、社会世界或主观世界上的事物发生了关系，而是按照他们运用的表达被其他行动者所驳斥的可能性，相对地进行表达。理解，只是按照内部活动参与者，对所要求运用的他们的表达意见一致，就是说，在主体内部承认他们相互提出的运用要求，才作为行动合法化的机制，发挥作用。
一种状况规定制定一种秩序。借助这种秩序，交往参与者往往把行动状况的不同因素安置于三种世界之中的一种世界，并且从而包括了他们以前所解释的生活世界的现实的行动状况。一个对手的状况，乍看起来与自己的状况规定不同，但却提出了自己类型的问题，因为在合作的解释过程中，没有任何参与者可以占有解释的垄断地位。对于两方面来说，都存在着解释的任务，就是说，都要把其他人的状况解释，变成自己的状况解释，并且是安置修正了的观点，按“他的”外部世界和“我的”外部世界置于“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背景之前，而与“世界”相对照，从而可以充分地掩饰相互不同的状况规定。
我愿意把哈贝马斯的这两段引文作为本文的一个临时性结语。后知识话语中的伦理诉求应该说仍然是一个需要不断思考的问题，它与后知识话语在今天的建构和发展有着相互制约的作用，因为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操持后知识话语言说的知识分子主体都应该有一种自觉的伦理意识，有一种重构后知识话语合法化的立足之点，从而为一种理论的思考开拓出坚实基础和空间。
篇2：知识整合与比较论文
知识整合与比较论文
新课程历史教学方法之一就是历史知识整合与历史比较，在川教版初中历史新课程教学中，我发现新课程教材知识连贯性不强，时空线索不清晰，教学内容需教师处理，否则缺乏内在整合，支离破碎，学生不容易理解，而教师在复习教学中往往花大量的时间给学生补充知识，分析社会形态的变化和表现，以达到知识系统化，这样做增加了负担，违背了《历史课程标准》（初中）和川教历史教材的要求。
《历史课程标准》体现现代化史观、文明史观和全球史观，近几年中考历史体现以上三种史观，而且考点的重点就在于这种新史观。所以在初三历史复习中要把握新课程内容，认真领会新课标要求，用新史观来整合历史知识，用比较方法提高学生的分析综合能力。
第一，采用现代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现代化史观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必然进程观，它是以工业化为核心，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引发了人们生活方式、心理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它代表整个社会的变革，如法制化、民主化、都市化、理性化、科学化、大众化、通俗化、世俗化。
我们在新课程历史复习教学中，可以用现代化史观论述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发展。帮助学生整合与比较历史史实，建构历史知识体系。
川教版世界近代史可以这样整合与比较：
第一阶段：时间是14-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17-18世纪启蒙思维传播，为欧洲资本主义产生发展提供思想条件。事件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在英国、法国、美国确立，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市场出现。当时中国是典型农业国，处于农业文明，与世界现代文明无关，经济处于传统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即封建经济，中华文明遭到猛烈冲击，被西方列强强行拉入现代化文明进程之中。
第二阶段：时间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两次工业革命，俄国、日本通过改革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美国通过南北战争进一步巩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体系形成。
比较中国历史近现代化历程是：由科学技术到政治制度，再到思想文化，而世界历史近现代化历史是由思想文化到政治制度，再到科学技术。两种不同历程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认识世界观念及水平相关。
第二、采用文明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人类文明的发展史，基本内容是人类创造文明成果的过程，人类文明包括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表现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新课程复习教学中应把握人类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的历史线索和历史规律。全面把握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演进的历史线索与规律。从教材分析中得出：政治文明演进是从专制到民主，从人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王）到主权在民，物质文明演进是从低级到高级，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精神文明演进是从愚味落后迷信到科学。
教学中可用对同一地区文明进行比较整合。如中国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进程是，夏商周早期政治制度--以血缘为纽带，政治制度已形成，如分封制。但不巩固。秦汉唐元明清时期是专制中央集权不断加强，如皇帝制度、中央集权制等。民国时期是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新中国成立时期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人民当家作主。
总结过程是从专制到民主，从治到法治，从主权在君到主权在民。同理世界历史政治文明发展过程是：原始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制度约定为准，封建社会是专制集权加强，英国、俄国、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君主立宪制，美国、法国建立主权在民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权。 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进行整合与比较。比如中国唐朝政治文明：三省六部制、科举制；物质文明：农业、商业城市；精神文明：思想、文化、艺术。比如英国：政治文明是君主立宪制（《权利结案》）；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精神文明是文艺复兴时期创造的思想文化艺术。
在教学中也可以把同一时期不同地区的文明比较。从而更好学习理解文明多样性和差异性。比如比较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不同，西方政治文明是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中国政治文明是君主专制制度。西方物质文明是工业革命，中国物质文明是传统自然经济。西方精神文明是资产阶级思想解放运动即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中国近代全面落后于西方，表现在政治文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三个方面。
第三，采用全球化史观整合与比较历史知识。
我认为，全球化史观兴起与经济全球化相关。全球化史观认为，人类历史发展历程就是整过世界的形成过程，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全部，是世界各地区、各种文明在各自发展和互相融合中，逐步打破了孤立、分散状态，逐渐融合成密切联系的全球统一体，全球化进程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世界历史不仅是国家地区民族和文化总和，而且是人类和全球是一个整体，要求我们从全球化的大视角整体去研究世界历史。要求我们在历史教学中要从世界历史的整体发展和统一性来学习历史，考查分析历史，全面探讨世界历史各时期的.时代特征、发展主流和总体趋势，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渗透和融合。
世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近现代史都可以放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分析。
教学中，我们可以用全球化史观，对世界近代史做整合与比较。
第一，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我们认为全球一体化是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后出现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在世界近代史上主要表现为资本主义思想、资产阶级革命、科技革命。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是相互作用互相影响的一个密切联系的整体。一是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的确立，相关的知识包括文艺复兴、启蒙思想、资产阶级革命、改革以及调整、深化；二是资本主义世界殖民体系形成，相关知识包括新航路的开辟、殖民扩张和争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形成，以及世界殖民体系形成；三是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统一国内市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建立广泛经济联系，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扩张强行把落后地区纳入世界经济体系，成为其殖民地或半殖民地。
第二，从全球化中认识世界现代史的发展。世界现代史全球化趋势更加强化。全球性国际组织不断出现，如国联、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等的建立，区域性集团不断形成和不断完善，如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石油输出国组织建立，世界各国经济往来和交流更加密切，充满了竞争性和依赖性。如二战后美国对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经济援助，二战后第三世界加强交流和合作，如亚非会议召开、不结盟运动。
第三，世界经济发展与区域集团化。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是区域集团化。当今世界形成欧洲联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等区域性集团组织。历史知识整合与比较，如分析经济集团形成原因、背景、目的、经过、特点、影响、评价等。
总之，在初中历史复习教学中，我们采取历史知识整合与比较的方法，同时也要重视用唯物史观、社会史观、发展观等观点渗透教学，培养学生用全面的新的史学观念综合学习，从而增强学生的全球意识、竞争意识。
篇3：信息构建与知识构建论文
1从信息构建到知识构建
信息构建(InformationArchitecture,IA)是20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90年代末期得到广泛推崇和快速发展的一种信息组织和管理的理论,其理论和实践在这几年不断地得以完善。对IA的发展状况有众多的认识,如:有学者将IA的发展划分为前网络时代的IA和网络时代的IA;有学者认为,信息构建的发展经历了3代:第一代信息构建重点是把系统当作是个别组织中的独立应用;第二代信息构建的重点是把系统当作个别组织中各个组成部分的集成装置;第三代信息构建的重点是把信息当作支持IT工具和技术的公司资源[1]。在IA研究蓬勃发展的同时,以从事信息构建工作为职业的信息建筑师队伍不断壮大,信息构建的正规教育在高等院校不断兴起,民间和社会团体对IA也投入了相当大的热情,信息构建的应用范围和影响力正在逐步扩大。
在信息构建不断深入发展过程中,我们注意到一个事实,那就是人们常常谈及从信息构建到知识构建的发展趋势。知识构建的概念是伴随着信息构建的研究出现的,尽管常常被人们提及,但对它的深入研究还不多见。本文从信息构建与知识构建的异同、信息构建到知识构建转化的条件以及从信息构建到知识构建的趋势这几个基础的方面来研究信息构建和知识构建的关系,以期引起国内对知识构建问题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并最终能形成指导企业和组织机构管理实践的理论、方法、工具和产品,推动从信息构建到知识构建的发展。
知识构建(KnowledgeArchitecture,KA)是信息构建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广泛兴起以后出现的一个比信息构建更加新的词汇。一般而言,知识构建是基于IA基础之上的信息构建形式,它具有知识组织、知识导航、知识标识和知识检索的功能,是使知识更易于理解和吸收的工作理念、工作过程和工作方法。
要将信息构建与知识构建相关联,就必须谈及信息资源的开发链,即从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慧创新的发展过程[2],从信息资源开发链来看,KA提供的是信息资源开发链较高层次的信息或就是知识本身,提供的是知识服务,它更突出人与内容的结合。
通过对信息构建的研究,笔者认为信息构建所要达到的基本目标是使信息清晰化和可理解,从而帮助人们吸收和利用信息,IA是促进人的认知层次提高的手段之一。而KA是更高认知层次的信息活动,要促进人们从信息中获得知识,或者从知识中获得智慧,如果按照信息资源开发的发展过程看,从IA向KA的递进和发展是必然的趋势。尽管如此,从IA到KA的发展不一定就是一个简单的进化过程。比之IA,KA需要更复杂的条件、更完善的思想体系和更多的创新。
从IA到KA的发展符合人们对信息和知识获取的要求,IA未来的发展会按照这个轨迹进行,但具体怎样才是IA向KA转变的明确表现?IA如何实现到KA的转变?IA何时会实现全面的转变过程?回答这些问题还有待时日。
2信息构建和知识构建的异同
人的认知过程存在着如下的认知过程链:事实数据信息知识智慧。信息和知识存在于该过程链的'不同层次,尽管它们有时以同样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存在着差异。很多学者都论述了这个差异,下面我们从信息和知识的异同来论述信息构建和知识构建的异同。
P.Kaipa认为信息提供给我们客观的描述,而知识提供给我们主观的解释。知识与信息的区别在于知识回答如何去做(Howto)的问题,而信息回答什么内容、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和谁(What,When,Where,Who)的问题。他将知识的主要特性总结为[3]:①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②对背景敏感;③有集体成分也有个人成分;④隐性和显性如何达到它和如何使用它;⑤可用性上的有限的保存期限以及过程上无限的保存期限;⑤应用时的功能化以及获取时的信息化。
因此,知识尽管有信息的特性,但它不是信息,它是让信息产生意义的过程。没有背景、文化、隐性的和时间的维度,知识只不过就是信息,然而,较它所依赖的客观的信息而言,知识更多关注人们如何解释信息的经验、偏见、运用的法则和价值标准。
很多人自称为知识建筑师(KnowledgeArchitect),T.Reamy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总结了信息和知识之间存在的关系,认为知识比数据和信息更宽泛、更深入、更丰富[4]:①知识是信息+意义;②知识是信息+行动;③知识是组织好的信息;④知识是应用的信息;⑤知识是理解模式;⑥知识是信息+更多的完善的模式;⑦知识是我们消化的东西而不是我们把持的东西;⑧知识是合理正确的信念。
在罗列了上述关系后,T.Reamy认为,知识是信息+背景(Contexts),因此知识构建就是信息构建+背景。他还重点讨论了智力背景、个人背景和社会背景这三种背景。知识构建提供的智力背景主要包括:①提供一个可供学习的框架,使人们将存储的信息转变为知识;②将元数据初级阶段进化到控制词汇初级阶段;③建立一个支持故事讲述(Storytelling)的框架以促进知识的交互活动。知识构建提供的个人背景是要建立一个基础结构以支持在不同的团体范围内的多样化的成员,并支持工作中的每一个个体,其中两个关键的因素是为人员和任务建立相适应的分类方案,以及建立内容丰富的、能够捕捉隐性知识的轮廓图。知识构建提供的社会背景就是设计将多个个体集合联结和合并为丰富和不同的团体集合,开发组织的、标识的、导航的、搜索的手段来支持这些团体中人与信息、人与知识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交互。
还有学者认为[5]:知识构建与信息构建相似之处在于:它们都是集中于组织内容的。不同之处在于知识构建是基于用户和任务背景的一种更加动态的方法。
我国学者按照信息构建的基本方法,总结了知识构建的特点,他们认为,从系统构成看,KA表现为[2]:①IA的组织系统+更深更动态的范畴分类、面向任务的分类、面向用户的分类或三者结合;②IA的导航系统+联结人员和信息,推和拉平衡,人与人联络;③IA的标识系统+更加面向过程、可视工具、个人标识、与社团保持张力、行业社团;④IA的检索系统+新检索方法、范畴分类、摘要、个性化、适应性检索。以上是国内外学者的几个有代表性意义的观点,笔者的看法是,信息构建和知识构建有以下几方面的相同和相异之处。
两者的相联系之处在于:
1)信息构建和知识构建都是关注内容组织问题的学问、解决共同的问题:即信息/知识表达清晰化、组织的有序化、存储的本体化。
2)信息构建和知识构建都建立在以人为本的思想基础之上,关注特殊环境下的人所处的信息生态,人的信息获取和知识利用问题。
3)当信息构建的理念被用来整理组织内部的数据和信息,让信息便于发现和管理,以便创建知识时,它是知识构建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两者的相异之处在于:
1)信息构建目前已经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虽然人们对信息构建这个学科领域所包括的内容范围还没有确定清楚,但是它毕竟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领域和研究重点,形成了一个基本稳定的研究框架,有了专门的网站和研究社团。而知识构建还没有完全成为一个专有名词,还缺乏自己的研究核心、重点和框架。笔者通过搜索也还没有发现专门的KA网站或者研究社团,只发现了一些公司所宣传的、主要作为咨询工具的知识构建产品。知识构建看起来与知识管理的学科领域知识有比较大的交叉。
2)信息和知识的差异决定了信息构建与知识构建的差异,信息构建解决的是人们如何发现信息和理解信息的问题,只需要回答人们所需要的信息的可能位置并更好地展示这些信息;知识构建要解决提供给人们所处理事务时利用哪些知识的问题,回答如何去做。而这与背景条件、个人的差异、所处理的事务、要完成的任务有更加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或者表面的关联。
篇4：数据信息与知识论文
数据信息与知识论文
一、人类社会三大要素
人类社会三大要素(能源 材料和信息)中，信息愈来愈显示出其重要性和支配力，它将人类社会由工业化时代推向信息化時代，使现代社会所有大的机构都卷入到以数据及其处理(数据搜集 存储 检索 传送 分析和表示）的浪潮中。而随着人类活动范围扩展，节奏加快，以及技术的进步，人们能以更快速较易而廉价的方式获取和存储数据，这就使得数据和信息量以指数形式向上增长。早在八十年代，人们粗略地估算到全球信息量，每隔20个月就增加班一倍。进入九十年代，各类机构所有数据库数据量增长更快。一个不大的企业每天要产生100MB以上来自各方面的营业数据。美国政府部门的一个典型的大数据库每天要接收约5TP数据量，在15秒到1分钟时间里，要维持的数据量达到300TB，存档数据达15-100PB。在科研方面，以美国宇航局的数据库为例，每天从卫星下载的数据量就达3-4TB之多，而为了研究的需要，这些数据要保存七年之久。九十年代因特网（Internet）的出现和发展，以及随之而来的企业内部网（Intranet）和企业外部网（Extranet）以及虚拟私有网（V P N--Virtual Private network）的产生和应用，将整个世界联成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人们可以跨越时空地在网上交换信息和协同工作。这样，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已不是局限于本部门，本单位和本行业的庞大数据库，而是浩瀚无垠的信息海洋。据估计，1993年面全球数据存贮容量约为二千TP，到达会增加到三百万TB，对这极度膨胀的数据信息量，人们受到“信息爆炸”“混沌信息空间”（Information Chaotic Spact）和“数据过剩”（Data glut)的巨大压力。
然而，人类的各项活动基于人类的智慧和知识，即对外部世界的观察和了解，正确的判断和决策以及采取正确的行动，而数据仅仅是人们用各种工具和手段观察外部世界所得到的原始材料，它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从数据到智慧，要经过分析加工处理精炼的过程。如图1所示：数据是原材料，它只是描述发生了什么事情，它不提供判断或解释，和行动的可靠基础。人们对数据进行分析找出其中关系，赋予数据以某种意义和关联，这就形成所谓信息。信息虽给出了数据中一些有一定意义的东西，但它往往和人们手上的任务没有什么关联，还不能做为判断 决策和行动的依据。对信息进行再加工，进行深入洞察，才能获得更有用可资利用的信息，即知识.所谓知识，可以定义为“信息块中的一组逻辑联系，其关系是通过上下文或过程的贴近度发现的。”从信息中理解其模式，即形成知识。在大量知识积累基础上，总结成原理和法则，就形成所谓智慧(Wisdom）.其实，一部分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在各种活动中 知识的创造 交流 再创造不断积累的螺旋式上升的历史。另一方面，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发展，加速了这种过程，据德国世界报的资料分析，如果说19世纪时科学定律（包括新的化学分子式，新的物理关系和新的医学认识）的认识数量一百年增长一倍，到本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每五年就增加一倍。这其中知识起着关键的作用。当数据量极度增长时,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由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来提取有用信息和知识，也感到像大海捞针一样束手无策。据估计，一个大型企业数据库中数据，只有百分之七得到很好应用.这样，相对于“数据过剩” 和“信息爆炸”,人们又感到“信息贫乏”（Information poor)"数据关在牢笼中”(data in jail).
二 从数据到知识
早在八十年代，人们从“物竞天择 适者生存”的大原则下，认识到“谁最先从外部世界获得有用信息并加以利用谁就是优胜者”。现时当市场经济面向全球性剧烈竞争的环境下，一家厂商的优势不在于像产品 服务 地区等方面因素，而在于创新。用知识来作为创新的原动力，就能使公司长期持续保持竞争优势。因此要能及时迅速从日积月累的庞大的数据库及网络上获取有关经营决策有关知识，这是应付客户需求易变性及市场快速变化引起竞争激烈局面的唯一武器。
针对上述情况，如何对数据与信息快速有效地进行分析加工提炼以获取所需知识并发挥其作用，向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领域提出了新的挑战。其实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也是数据和信息加工手段不断更新和改善的过程。早年受技术条件限制，一般用人工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和用批处理程序进行汇总和提出报告.在当时市场情况下，月度和季度报告已能满足决策所需信息要求。随着数据量的增长，多渠道数据源带来各种数据格式的不相容性，为了便于获得决策所需信息，就有必要将整个机构内的数据以统一形式集成存储在一起,这就是所谓数据仓库（data Warehousing).它不同于只适用于日常工作的数据库.它是为了便于分析针对一定主
题（Subject-oriented）的集成化的 时变的（time-Variant即提供存贮5-10或更老的数据，这些数据不再更新，供比较以求出趋向及预测用）非破坏性（即只容易输入和访问不容许更新和改变）的数据集中场所。数据仓库的出现，为更深入对数据进行分析提供了条件，针对市场变化的加速人们提出了能实时分析和报表的在线分析手段OLAP（On Line Analytical Processing），它是一种友好而灵活的工具，它能允许用户以交互方式浏览数据仓库对其中数据进行多维分析，能及时地从变化和不太完整的数据中提出与企业经营动作有关的信息。例如能对数据中的异常和变化行为进行了解，OLAP是数据分析手段的一大进步，以往的分析工具所得到的报告结果能回答“什么”（What），而OLAP的分析结果能回答“为什么”（Why）。但上述分析手段是建立在用户对深藏在数据中的某种知识有预感和假设的前提下。而由于数据仓库（通常数据贮藏量以TB计）及联网界面上的数据来源于多种信息源，因此其中埋藏着丰富的不为用户所知的有用信息和知识，而要使企业能及时迅速准确地作出经营动作的决策，以适应变化迅速的市场环境，就需要有一种基于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的智能化自动工具，来发掘埋藏在数据中的各类知识。这种手段不应再基于用户假设，而应能自身生成多种多种假设，再用数据仓库或联网的数据进行检验和验证，然后返回对用户 最有用的结果。同时这种工具还应能适应现实世界中数据的多种特性（即量大 含噪声 不完整 动态 稀疏性 异质 非线性等）。要达到上述要求，只借助于一般数学分析和算法是无能为力的。多年来，数理统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和知识工程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诸如推理 归纳学习机器学习知识获取 模糊理论 神经元网络 进化算法 模式识别 粗糙集理论等等分支给开发上述工具提供了坚实而丰富的`理论和技术基础。九十年代中期以来，许多软件开发商，基于上述技术和市场需求,开发了名目繁多的数据发掘(DM--Data Mining)和知识发现(KDD--Discovery from Data）工具和软件，DM和KDD形成了近年来软件开发市场的热点，并且已不断出现成套软件和系统，并开始朝智能化整体解决方案发展，这是从数据到知识前进过程中又一个里程碑。
从数据中获取有用信息或知识，是一个完整的对数据进行加工 处理的过程。如图3所示，其中DM是关键的一步。挑选：按一定的标准从数据源中挑选或切取一组数据，形成目标数据。净化和预处理：将不必要或影响分析进程的部分数据删去。转换：将预处理后的数据进行某些转换使之成为可用和可导引的数据。数据发掘：这是关键的阶段，从数据中抽取出信息的模式。所谓模式，可以作如下定义：给定一组事实（数据）F，一种语言L，和某种可信度测量C，模式就是一种用L的描述方式S，它以可信度C对F的一个子集Fs各事实间的关系进行描述，这种描述在某种意义上比枚举Fs中所有事实上要简单得多。解释赋义或可视化：将模式解释为可以支持决策的知识，例如预测 分类 汇总数据内容和解释所观察到的现象等。上述阶段之间也许还需要某种迭代分析.(见图3)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从数据中获取知识是涉及多个领域内技术融合的综合应用（见图4）
数据库 模式识别
技术
机器学 可视化
习技术 技术
AI技术 统计学
图4 DM(KDD)与相关技术
三 KDD（DM）的任务 技术和应用
利用DM（KDD）技术可以完成多项决策所需任务，但大致可分为下述几方面：预测：从事例中求得模式，构造模型以预测目标度量。分类：找出一函数能使每事例映射到某种离散类别之一。查出关系：搜索到对某选定目标变量最有影响的其它独立变量。显式模型：找出描述不同变量间依赖关系的显式公式。聚类：认定出描述数据的类别的有限分组。偏离检测：从数据已有或期望值中找出某些关键测度显著的变化。
由于上述任务的不同，就需要采用不同的技术方法和手段，因而在市面也出现种类繁多的商品工具和软件。大致可以归纳为下列主要类型：
传统主观导向系统：这是针对专业领域应用的系统。如基于技术分析方法对金融市场进行分析。采用的方法从简单的走向分析直到基于高深数学基础的分形理论和谱分析。这种技术需要有经验模型为前提.属于这类商品有美国的Metastak,SuperCharts,Candlestick Forecaster 和Wall Street Money等
传统统计分析：这类技术包括相关分析 回归分析及因子分析等。一般先由用户提供假设,再由系统利用数据进行验证。缺点是需经培训后才能使用，同时在数据探索过程中，用户需要重复进行一系列操作。属于这类商品有美国的SAS,SPSS和Stargraphis等。由于近年来更先进的DM方法的出现和使用，这些厂商在原有系统中综合一些DM部件，以获得更完善的功能。
以上两种技术主要基于传统的数理统计等数学的基础上，一般早已开始用于数据分析方面。
神经元网络（NN）技术：神经元网络技术是属于软计算（Soft Computing)领域内一种重要方法，它是多年来科研人员进行人脑神经学习机能模拟的成果，已成功地应用于各工业部门。在DM（KDD）的应用方面,当需要复杂或不精确数据中导出概念和确定走向比较困难时，利用神经网络技术特别有效。经过训练后的NN可以想像具有某种专门知识的“专家”，因此可以像人一样从经验中学习。NN有多种结构，但最常用的是多层BP（back propagation）模型。它已广泛地应用于各种DM（KDD）工具和软件中。有些是以NN为主导技术，例如俄罗斯的PolyAnalyst,美国的BrainMaker,Neurosell和OWL等。NN技术也已广泛地做为一种方法嵌入各种DM成套软件中。其缺点是用它来分析复杂的系统诸如金融市场，NN就需要复杂的结构为数众多神经元以及连接数，从而使现有的事例数（不同的纪录数）无法满足训练的需要。另外由受训后的NN所代表的预测模型的非透明性也是其缺点，尽管如此，它还是广泛而成功地为各种金融应用分析系统所采用。
决策树：在知识工程领域，决策树是一种简单的知识表示方法，它将事例逐步分类成代表不同的类别。由于分类规则是比较直观的，因而比较易于理解，虽然在机器获取领域内，多年来已研制出不少实施决策树的有效算法（如ID3及其改进算法等）。但这种方法限于分类任务。在系统中采用这种方法的有美国的IDIS，法国的SIPINA。英国的Clementinc和澳大利亚的C5.0。
进化式程序设计（Evolutionary programming）：这种方法的独特思路是：系统自动生成有关目标变量对其他多种变量依赖关系的务种假设，并形成以内部编程语言表示的程序。内部程序（假设）的产生过程是进化式的，类似于遗传算法过程。当系统找到较好地描述依赖关系的一个假设时，就对这程序进行各种不同的微小修正，生成子程序组，再在其中选择能更好地改进预测精度的子程序，如此依次进行，最后获得达到所需精度的最好程序时，由系统的专有模块将所找到的依赖关系由内部语言形式转换成易于为人们理解的显式形式，如数学公式，预测表等。由于采用通用编程语言，这种主法在原则上能保证任何一种依赖关系和算法都能用这种语言来描述。这种方法也许是目前最年青的和最有前途的DN方法之一。这种是方法的商用产品还只见诸俄罗斯的Poly Analyst,据报导，它用于金融到医疗方面军的各种应用于，能获得者很好的结果。
基于事例的推理方法（CBR棗Case based reasoning)这种方法的思路非常简单，当预测未来情况或进行正确决策时，系统寻找与现有情况相类似的事例，并选择最佳的相同的解决方案，这种方法能用于很多问题求解，并获得好的结果，其缺点是系统不能生成汇总过去经验的模块或规则。采用这种方法的系统有美国的Pattern Recognition Workbench和法国的KATE tools.
遗传算法（GA棗Genetic Algorithms）：严格说来，DA不是GA应用的主要领域，它是解决各种组合或优化问题的强有力的手段，但它在现代标准仪器表中也用来完成DA任务。这种方法的不足之处是：这种问题的生成方式使估计所得解答的统计意义的任何一种机会不再存在。另外一方面，只有专业人员才能提出染色体选择的准则和有效地进行问题描述与生成。在系统中包含遗传算法的有美国的GeneHunter.
非线性回归方法：这种方法的基础是，在预定的函数的基础上，寻找目标度量对其它多种变量的依赖关系。这种方法在金融市场或医疗诊断的应用场合，比较好的提供可信赖的结果。在俄罗斯的Paly Analyst以及美国的Neuroshell系统中包括了这种技术。
上面所列DM技术不可能是详尽的囊括，因为多年来数理统计分析以及AI与KE的研究提供了种类繁多特点各异的手段，DM开发人员完全可
以根据不同任务加以选择使用，另外近年来在软计算（Soft Comp-uting）和不确定信息处理（dealing with Uncertainty of information）方法的研究，促使DM（KDD）技术向更深层次发展。
另外需要说明的，上面所说的DM中的数据是指数据库中表格形式中的记录和条目,这种数据称作结构型数据（Structured data）。在一个企业中，还有一类像文本和网页形式的数据，称作非结构型数据(unstructured data)。它来自不同的信息源，如文本 图像 影视和音响等，当然文本是最主要的一种非结构数据.对一个企事业单位来说，非结构型数据往往占数据总量的80%，而结构型数据只占20%。1995年分析家已预言，像文本这样非结构型数据将是在线存贮方面占支配地位的数据形式。到初，在Internet上的信息网页数，已超过5亿，到20，预计网页数将达到15亿。随着Internet的扩展和大量在线文本的出现，将标志这巨大的非结构型数据海洋中，蕴藏着极其丰富的有用信息即知识。人们从书本中获取知识方法是阅读和理解。开发一种工具能不需要阅读而能协助用户从非结构数据中抽取关键概念以及快速而有效地检索到关心的信息，这将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目前，基于图书 索引 检索以及超文本技术的各类搜索引擎，能协助用户寻找所需信息，但要深入发掘这类数据中的有用用信息，尚需要更高层次的技术支持，人工智能领域有关知识表示及获取的方法（如语义网络 概念映射等），和自然语言理解的研究成果，可望被采用。还可能要涉及到语言学 心理学等领域。最近已出现针对文本的DM工具的报导。如IBM公司的TexMiner,NetQuestion,WedCawler和megaputer公司的TextAnalyst等。
DM（KDD）工具和软件已在各个部门得到很好的应用，并收到明显的效益。在对客户进行分析方面:银行信用卡和保险行业，用DM将市场分成有意义的群组和部门，从而协助市场经理和业务执行人员更好地集中于有促进作用的活动和设计新的市场运动。在客户关系管理方面:DM能找出产
品使用模式或协助了解客户行为，从而可以改进通道管理（如银行分支和ATM等）。又如正确时间销
售（Right Time MarKeting)就是基于顾客生活周期模型来实施的。在零售业方面:DM用于顾客购货篮的分析可以协助货架布置，促销活动时间，促销商品组合以及了解滞销和畅销商品状况等商业活动。通过对一种厂家商品在各连锁店的市场共享分析,客户统计以及历史状况的分析，可以确定销售和广告业务的有效性。在产品质量保证方面:DM协助管理大数量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DM能自动发现出某些不正常的数据分布，暴露制造和装配操作过程中变化情况和各种因素，从而协助质量工程师很快地注意到问题发生范围和采取改正措施。在远程通讯部门:基于DM的分析协助组织策略变更以适应外部世界的变化，确定市场变化模式以指导销售计划.在网络容量利用方面，DM能提供对客户组类服务使用的结构和模式的了解，从而指导容量计划人员对网络设施作出最佳投资决策。在各个企事业部门，DM在假伪检测 及险评估 失误回避 资源分配 市场销售预测广告投资等很多方面，起着很重要作用。例如在化学及制药行业，将DM用于巨量生物信息可以发现新的有用化学成分.在遥感领域针对每天从卫星上及其它方面来的巨额数据，对气象预报，臭氧层监测等能起很大作用。总之，在国外，DM已广泛应用于银行金融，零售与批发 制造 保险 公共设施 政府 教育 远程通讯 软件开发 运输等各个企事业单位。据报导，DM的投资回报率有达400%甚至10倍的事例。
四 DM（KDD）产品状况
九十年代开始出现DM商用产品以来，据不完全统计，到19底初，已达50多个厂商从事DM的开发工作，在美国DM产品市场在1994年约为5千万美元，达到3亿美元。预计年将达到8亿美元。从产品的类型来分有下列产品：提供广泛的DM能力，典型产品有IBM的Intelligent Miner,SAS的Enterprise Miner.为某个部门旨在求解问题，典型的有Unica公司的Response Modeler Segnentor,IBM公司的Busiess Application等。与提供服务一起,典型的有NeoVista,Hyperparallel,HNC Marksman.黑匣工具，典型的有GroupModell,ModelMax,NewralWare的Predict.解决客户问题有Marketier Paregram,Exchemge Application等。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出现的DM工具和软件，可以按采用技术分类如下表:采用技术分 类成 套聚 类统计与回 归连接与相 关序列模式可视化文笔与网络DM报告与汇总偏差虚假检测商品数73071157141132发表数4657217413。
DM商品软件一般包含多种技术方法，以适应不同要求。经常将成套工具按不同方式分成模块，例如Spss的DM套件由下列按功能的模块组成：基于规则的影响发现模块。多维共性发现模块。OLAP发现模块。增量发现模块。趋向发现模块。比较发现模块。预测发现模块。而Neovista的DM套件却按所采用的技术分组，基于GA的DecisionGA和基于规则相关的DecisionAR.
由于DM不能只看作一个独立的操作，它是与前后操作联系起来，形成数据到知识的整体过程。有各种不同的组合方式，最自然的方式是将DM系统与数据仓库和常规的SQL用户界面和可视化工具联系在一起。如图5所示是NeoVista公司所提出的集成系统的示意简图。它是将集成化知识发现环境和开放式数据仓库组成一个DM的集成环境。为了使DM所得到的结果更广泛直接地为用户所用，人们提出了模式库（Patterm Base)模式仓库（Patterm Warehouse）加上联网模块的方案，如图6所示，这个称作DMsuite的结构直接工作在大型多表格的SQL数据库基础上，同时90%的DM工作在服务器上完成，这样就使DM工作不受客户机容量限制。
DM（KDD）的目的原本是为企事业单位提供决策的正确依据，从分析数据发现问题作出决策采取行动这一系列操作是一个单位的动作行为，利用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完成这整体行动，是发挥机构活力和赢得竞争优势的唯一手段。所以前几年一位分析学家将这种机构行为和手段称这为“事务智能”（BI棗Business Intelligent).他认为BI能极大地改进决策的质量和及时性，从而改进机构的生产率或发挥竞争优势。所以近年来，一些大公司将数据分析和DM（KDD）工具和有关技术组合起来形成所谓BIS（Business Intelligent Softwave）。其中SAS公司的作法是将数据源 ,数据预处理 ,数据存贮 ,数据分析与发掘 ,信息表示与应用等方面技术有机地综合成一体，IBM公司更全面地考虑BI系统的结构和功能，与其它公司共同合作来开发BI各类软件和工具。并从多方面来加以考虑：首先必须有一良好的数据库和数据仓库，并能使企业过渡到下一个世纪，所以提出了一个统一的数据库系统DB2和一个可视化数据仓库VDW（Visual Data Warehouse）,可以将各种应用和各部门的信息融为一体，加上Visual Warehouse OLAP工具可以生成实时报告。在信息发现和数据发掘工具方面，提出能对结构型和非结构型数据进行发掘的一整套智能工具（Intelligent Miner Family）。BI手段只有在好的数据基础才能见效，因此提出数据重组工具。向用户提供联合统一观点的企业数据是作出聪明决策的前提，提出能支持异形数据库的DataJointer（数据接合）工具，具有简单而强有力的数据查询和优化的数据访问功能，并能对异形数据库数据进行复制，以便不断更新数据仓库内容。所有工具不仅易于使用外，并能与数据仓库无缝地集成在一起。图 8是IBM BI系统的结构图。BI系统标志着从数据到知识到决策的进程中的更深入的一步，展示着真正的实用的智能信息系统的雏形。有人将电子商务和BI看成90年代以来推动企业创新的两大重要技术，二者的结合可以提供指数增长的机遇。电子商务通过网络加速核心事务处理过程，改善对客户的服务，减少周期时间，从而从有限的资源中获得多的回报。而BI能利用丰富的数据资产做出最佳决策，以获取竞争优势。有人将两者的结合比做光速的飞行器加上精密的制导系统，能迅速而准确地命中目标
五 结束语
本文从一个方面讨论从数据到知识的过程，以及计算机及信息技术在过程中的发展。新的世纪将是一个高度化信息化的时代，也就是知识时代，以知识为题的许多问题，诸如知识经济 知识产业 知识工人 知识管理 知识工程 知识网络等，将成为研究的对象。也势必推动以网络为环境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向更高层次发展。
篇5：酒类知识与品评论文
酒类知识与品评论文
葡萄酒大师T.G.Shaw曾说：从四十年以前直到现在，我始终坚持一个信念，所谓葡萄酒品鉴和葡萄酒的各种话题，不过是集所有名不符实的言行
(诈欺的言行)之大成于一身罢了！Wine,theVineandtheCellar,1863
品尝葡萄酒是从桌上到嘴边，在身体与葡萄酒接触时，自然而然所建立的顺序。首先将酒杯举起，注视葡萄酒的外观，这是品酒的第一个步骤。然后，将酒杯朝鼻子靠近，让鼻子充分的吸入从酒杯里散发出的香气，品酒的第二个步骤。酒杯接触到嘴唇，并喝下杯子里的葡萄酒，同时体验葡萄酒的所有的真实感受，品酒的第三个步骤，也是真实的品酒之始。综合以上所言，相关连的有：以眼观视，以鼻闻气，以口品尝。而最后的步骤，是在印证视觉、嗅觉所获得的相关印象。第四个步骤，“结论”，是在总结所有的感想与印象，以及对葡萄酒做出最后的定论与裁决。开始品酒前，应确认所采用的酒杯是适宜的，灯光照明也合乎要求，同时要有白色的背景物，衬托葡萄酒杯，使得观察葡萄酒的色泽更清楚、更容易。
HowtoReady品酒前需准备的：
1、适当的酒杯
2、光源与白色背景物
3、品酒场地的温度以及无任何的异味
WhentoTaste品酒的时机
理想的品酒时间约于用餐之前，同时又可当作餐前的开胃酒。早上的11时，或傍晚6时左右的时间，都颇符合这样的时段。若您不想空腹之状态下品酒(空腹之状态下酒精很快地就会被吸收)，这时可喝下一大杯的牛乳或水，以及一份淡味的三明治作为“添底物”。如果您的酒量甚差，建议您于品酒进行其间，可饮下大量的水分，这种方法相当的有效用。
ISO葡萄酒品酒专用杯
品酒所使用之酒杯被认定以ISO(InternationalStandardOrganization)葡萄酒杯最为理想。
理想葡萄酒杯之诸元(尺寸)：
杯底宽度65公厘±5公厘
杯脚长度55公厘±3公厘
杯体长度100公厘±2公厘
杯体底宽65公厘±2公厘
杯口宽度46公厘±2公厘
酒杯总长度155公厘±5公厘
酒杯总容量215毫升(C.C.)±10毫升
酒杯杯体厚度0.8公厘±0.1公厘
无色、水晶玻璃杯，含铅量比率约9%或更高。品酒时，斟入酒杯内之容量约35-50毫升
(C.C.)
适当的酒杯TheWineGlass
适当的酒杯可使品酒时的准确性提高，无论是酒的外观之判断，以及气味的辨识，都比不适当的酒杯优越许多，因此，专家们都推崇以ISO葡萄酒杯，作为品鉴葡萄酒最佳的选项。
葡萄酒杯影响闻气的四个因素：
1、酒杯的外型(观)
2、葡萄酒杯内部有较大的面积，可让延伸的范围增加，旋转与摇动更容易，葡萄酒液里的芳香物质挥发的更快、迅速。
3、杯子内部到杯口，葡萄酒可容纳的空间有多大。这个空间足以影响葡萄酒气味的对流、发展和气味之集中。
4、杯体与杯口之大小亦是另一个重要的关连性。这两者之间需取得相当的均衡性，必须能达到释出气味，以及防止气味外泄过于迅速。
光源Lighting
自然的阳光当然是最佳的光源，人造光源会影响饱和度与色调。特别是要避免荧旋光性的光源，这种光线会使得红色看起来好像是不健康的棕色，甚至带有类似紫色之隐色。烛光可强化葡萄酒的外观，但比较正式的品酒场合，烛光只能利用于观察葡萄酒的真正纯净度，所以烛光大都使用在酒窖，观察刚从酒桶里抽出之浅龄葡萄酒，或者在晚餐过酒时使用。
间接日光(折射)颇为理想但比较不实际。以人造灯光来说，标准的灯泡比起荧光灯应是较佳的选择。但两者光源对于红酒外观来说，或多或少会使得酒的颜色比较偏向褐色，同时酒的色泽表现的比实际的年份“老些”。坐定式品酒可在桌面提供白色的背景物，例如：白色的桌布、白纸巾、厨房用的白色卷纸，都相当的适宜。
正式的品酒场合，可使用白塑料版，在每次品酒会结束后，可轻松、容易地将之擦拭干净。站立式品酒之场所，除了光源的要求外，还需考虑某些白色背景物，如白色的墙壁或白色的大板子，提(于:www.hnNscy.CoM:红酒散文)供品酒人观察葡萄酒所需的背景。
场地与温度PlaceandTemperature
第一个主要的重点是需要一个足够空间之场地，能方便的自由活动，书写、以及吐酒时不会影响到其它人的通路。假如可以达到这样配置的场所，那就万事皆备。假如酒的种类太多，或者是所有的人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将使与会的人感到不舒服。
烟味及男性或女性香水。虽然人的嗅觉可迅速的适应这些气味，但在某个程度上，是一种不尊重与侵犯他人的行为。
温度控制总是有些错综复杂。其间比较重要的是葡萄酒在酒杯里难免会逐渐地升温，所以最好的方法是将葡萄酒置放于冷却器里保温，胜过暴露于温热的地方。理想的温度式品酒时重要的条件之一，同时当我们以手持杯时，酒的温度会渐渐地变得温热。假如品酒人采取自助的方式品酒，那么白酒可置放于“vinicool/冰酒桶”，或者用加有冰块和水的桶子，保持酒的冰凉状态，尽管以后面保持凉冷的方式感觉上有些肮脏，但不失为一个好的方法。
品酒顺序TastingOrder
无甜葡萄酒先于甜味葡萄酒，白酒先于红酒(正常的状况应是如此)，淡质葡萄酒先于浓质葡萄酒，浅零葡萄酒先于陈年葡萄酒。事实上并没有所谓的完美无缺的品酒顺序，有时必须对现况而有所妥协。最后；值得一提的是，需记得，站立式品酒或者当你面对着数杯葡萄酒，挑选你想品鉴的酒时，没有人可按照上述的顺序品酒，但可使人乐在其中。葡萄酒之外观Appearance
对于品酒来说，葡萄酒外观之重要性与影响，远不及于嗅觉和味觉。
尽管成熟的葡萄酒，所散发出之光泽可满足我们的视觉，假如一个人只乐于享受这样的葡萄酒，那几乎与眼盲的人一样，因为若有先入为主的观念，可能会误导你的嗅觉判断力。当然；酒的外观仍然具有它的重要性。假如只因为根据最初所看到的葡萄酒外观，而推论喝下葡萄酒之优劣，如前言所说，纯粹是先入之见。
牛乳看起来白晰而不透明，新鲜之柳橙汁浓稠还带有果粒，可引起人的食欲。我们期盼所饮下的葡萄酒是洁净的、亮眼的，同时没有任何的残渣出现。在不提示品酒(盲品)时，不需要耗费太多的时间在葡萄酒的外观上，因为酒的颜色已能提供足够之讯息。粗略的'扫视葡萄酒的干净度与明亮度即可，然而；毕竟葡萄酒的外观与酒的气味、品质、口感仍然是息息相关的。任何酒液里出现悬浮物，或模糊的情形，若葡萄酒有这样的外观，表示酒的清澈度有瑕疵，同时也是一种警告的讯息。
颜色转换的速度根据葡萄品种，以及葡萄年之特质而定。
褐/棕色转化的色泽程度经常被称为“browning/转化中的褐色/棕色”，而这个颜色与葡萄酒是否成熟有关连(葡萄酒是否准备可饮用)，比实际上已陈熟多少年数还精准。在某些情形下褐色转化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发现有些葡萄品种，如梅洛(Merlot)、格那希(Grenache)等，转化的速度比起其它的品种快，酒酸偏低，阳光照射多的地方，及年份比较不稳定的葡萄酒，其转化的速度比较快。
红葡萄酒成熟各阶段颜色之变化（TheVarietiesColourofRedWineMaturity）：
白葡萄酒成熟各阶段颜色之变化
白葡萄酒之颜色的呈现，由浅至深，分别呈现出PaleYellow-Green(浅黄带绿)、Yellow(黄)、Yellow-Gold(黄色带金)、DeeperYellow(深黄)、
Gold/Ambers(金色/琥珀)等，代表着生产地的地理位置，以及当地的气候型态，其次；也代表着葡萄酒贮藏时间之长短，和葡萄酒酿造时，酿酒人所赋于的葡萄酒型态。无甜味白葡萄酒，在它生命周期的起端，通常色泽都很清淡，然后随着时间的增加，颜色逐渐的加深，这点与红葡萄酒有很大的差异。
甜白葡萄酒
葡萄成分里的酚，能提供浅龄葡萄酒黄颜色的色素，而颜色的多样性，随着使用葡萄品种与酿制的方式，呈现出不同的颜色风貌。
桃红葡萄酒(桃红酒)Roséwines
桃红葡萄酒之颜色的变化与深度相当的多样性。每个产区皆有自己的型态，葡萄品种与酿制的方法，都可能造成颜色上的差异。优异的桃红酒以红葡萄酿制，酦酵时让果皮与葡萄汁液保持接触足够的时间，使葡萄皮的色素分解到葡萄汁液里。廉价的桃红葡萄酒，有时会以红葡萄酒兑上白葡萄酒，调配成桃红葡萄酒。
一些商业型态的香槟，使用兰斯山(MontagnesdeReims)的红葡萄酒，掺入白香槟内，使之成为粉红香槟。桃红葡萄酒的魅力与吸引力有一半是来自于颜色。通常桃红葡萄酒于浅龄时饮用，若将桃红葡萄酒置放陈年，则会渐失其新鲜度，颜色与口感也会散去大半。有些桃红葡萄酒的颜色颇似洋葱皮，这类型的桃红葡萄酒被称之为洋葱色葡萄酒(pélured'oignon)和灰葡萄酒(vingris)。
篇6：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论文
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论文
重语文知识的传授，轻语文能力的培养，是当前语文教学中的一种不良倾向，这种倾向有碍于语文教学效率的提高，亟待改变。
语文知识与语文能力的关系怎样呢？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能力是指人们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也就是指人们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本领。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而能力属于实践活动的范畴。知识与能力是相互依属并相互促进的。它们的关系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说明：
一、知识是能力转化的基础与前提。
苏联教育家契可夫说：“理论知识是掌握自觉而牢固的.技巧的基矗因此，掌握理论知识不仅不妨碍技巧的形成，而且恰恰相反，乃是形成技巧的重要条件。”（《和教师的谈话》）这就是说，只有掌握了一定的知识，并且消化理解付诸实践后，才能成为能力。没有知识的吸收与积累，能力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二、能力对知识的获得又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能力越强，获得知识越快；能力弱的人获得知识就有限。
我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的能力，他提出了“教学做合一”的主张，提倡让学生以“做”为中心，“在做上教，在做上学”，尽量让学生动脑、动口、动手，反对学生死读书，读死书，批评旧学校把学生培养成了“书架子、字纸篓”。
语文是一门基础工具学科，语文教学的基本目的就是培养学生正确理解和运用祖国语言文字的能力。《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规定中学阶段所要学习的“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包括读写知识、语法修辞知识、文学知识等，这些知识“要力求做到精要、好懂、有用”。这既是教材编写的要求，也是对语文知识教学的要求。“精要”，主要是就内容来说的，中学生需要的是最基本的语文知识，教学内容要简明扼要，抓住关键，突出重点。不要讲得太多，不要用名词术语去考学生。“好懂”，主要是对教法的要求。语言要通俗易懂，要结合课文，紧密联系学生的听说读写实际。要深入浅出，化难为易，多比较，多举例，以简驭繁。
不要抽象他讲概念，不要在名词术语上兜圈子。“有用”，主要是就教学效果来说的。要学以致用，有的放矢，要服务于听说读写能力的提高。所教的知识，要“着重于运用”。
语文能力包括听话、说话、阅读、写作四种。这四种能力构成了语文能力系统，它们同等重要，不可偏废。叶圣陶先生曾指出：“听、说、读、写都重要。”
读就是用眼睛来听，写就是用笔来说；反过来，听就是读，用耳朵读，说就是写，用嘴巴来写。所以现在的语文教学，要把听、说、读、写这四个字连起来。在现在的时代，听、说、读、写非连起来不可了！”
听、说、读、写的关系如何？听、读是吸收，说、写是表达，听和说是通过口头语言来进行的，读和写是通过书面语言来进行的。这四种能力各有独立的作用，训练的方式也各有特点，它们是不能互相取代的。但是，它们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读、写的能力是在听、说的基础上获得的；读、写能力提高后，反过来又促进听说能力的发展。听、读两种能力，对于获取知识来说，同等重要；说、写两种能力，对于运用知识、表情达意来说，也同等重要。
当然，这四种能力同等重要，并不意味着在课堂教学中要平分秋色，要平均用力。读写训练应该是中学阶段的重点。因为听、说训练途径比较广泛，课外训练机会很多，而读写训练难度较大，课外自然训练的机会较少，其训练任务必然要由语文课来承担。
目前，语文课本中已编有听、说、读、写四种能力训练的内容，高考也有这四种能力的检验与测评。但是，在语文教学实践中，只重语文知识传授，不重语文能力培养，“以教代学”“以讲代练”的状况仍然存在。有的教师以为讲授了系统的语文知识，学生的语文能力自然会得到提高，他们只重讲解，不重训练，结果使学生眼高手低，高分低能，远远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为了培养学生的语文能力，我们在语文教学中一定要贯彻讲练结合的原则，要指导学生反复实践。
篇7：传统知识的概念考辨论文
“传统知识”（Traditional Knowledge，简称TK）是传统部族在历史漫长的精神生产和知识创新过程中孕育、传承而成的结晶，它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 及 自然 、人文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与蓝本。
一、传统知识的概念界定
“如果我们试图完全否弃概念，那么整个 法律 大厦就将化为灰烬”[1]，通过厘清传统知识及相关术语的概念，将有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传统知识保护的相关问题。
从语义学的角度讲，“传统知识”是由“传统”与“知识”两个词语结合而成的。“传统”一词是与“ 现代 ”相对应的概念，《现代汉语规范词典》将“传统”解释为“世代相传、具有特点的社会因素，如文化、道德、思想、制度等”。按美国社会学家希尔斯的观点，“传统”的基本含义是“世代相传的事物”，即“任何从过去延传至今或相传至今的东西”，具体而言，“传统包括物质实体，包括人们对各种事物的信仰，关于人和事件的形象，包括管理和制度”[2]。所谓“知识”，我们可以将其理解成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所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的总和，其中，狭义性“知识”是指“客观事物的属性与联系反应”的陈述性知识，而广义性知识则包括狭义性知识与用于处理外部事物、调控自身认知过程的程序性知识[3]。
在国际保护层面上，与“传统知识”一起以类似方式使用的还有“土著知识”（Indigenous Knowledge）、“土著遗产”（Indigenous Heritage）、“非物质文化遗产”（Non-material Cultural Heritage）及“传统技艺”（Traditional Skill）等等。在国际法律框架下首先使用这一术语的是1970年签订的《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口、出口及转让文化财产所有权手段公约》[4]。从较具影响力的国际公约来看，具有代表性的“传统知识”定义主要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及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所作出的界定。
CBD在关于传统知识的条款中，将传统知识界定为“采用传统生活方式的本土和当地社区的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相关的知识、创新和实践”，并进一步解释为该知识“来自实践、经由数世纪而得，适应了本土文化和本土环境，经过口头从一代传向下一代”[5]。据此我们得出，CBD定义的`传统知识是指全球的本土和当地社区的知识、创新与实践，它是经过漫长的实践发展而成的，适应了本土的文化与环境，并通过口头方式代代相传。在对传统知识的定义时CBD侧重于生物多样性方面，强调一种实用属性，即它是集体拥有的，而且采取了故事、歌曲、民间文艺、谚语、文化价值、信仰、仪式、社区规则、本地语言和农业实践。
二、传统知识、遗传资源及民间文学艺术
系统提出“遗传资源”（Genetic Resources）术语并进行界定的首当CBD及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AO）。根据CBD的定义，遗传资源指的是具有外在或者内在价值的遗传材料，而遗传材料是来自生物界以其他来源的包含任何遗传功能单位的材料[9]。进言之，遗传资源是指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来自植物、动物、微生物或其他来源的任何含有遗传功能单位的物质或材料，包括人类遗传资源、动植物、微生物遗传资源等等。在传统社群内，遗传资源与传统知识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它们都直接关系着本土居民的生存和发展。有学者指出，“遗传资源并非仅仅指‘上帝的礼物’，而通常包括了人类由此获得的知识和才智”[10]，对于传统部族而言，他们基于动植物及微生物所含有的遗传材料而获得的知识和信息远比遗传材料本身更具有意义。
就传统知识与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的关系而言，三者虽存在适用和保护侧重点方面的差异，但同时具有以下共性：第一，所涉及的对象都属于某种意义上的“共同遗产”；第二，都属于群体智慧与贡献的结果，超越了知识产权所关注的个人智力成果范围；第三，每个主题都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既有正规革新，也有非正规的革新（其中非正规的革新者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第四，对象和资源价值实现预期都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indefinitiveness）；第五，都将随着 自然 与社会的发展变化而呈现出动态变化的状态。传统知识与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三者可以进行三位一体化地理解，比如民间文学艺术（民歌、民谚）从来就不曾“为艺术而艺术”，多数民间文学艺术的内容往往就是传统部族的生活经验和技艺诀窍的表达，同时，传统知识内容中也映射了传统部族所特有的遗传资源。正基于此，民间文学艺术曾作为广义的传统知识内涵之一，遗传资源也被视为与传统知识存在着千丝万缕、密不可分的联系。在WIPO专门委员会上，秘书处将传统知识和遗传资源、民间文学艺术并行作为会议讨论的三大议题是有必要的。
参考文献 ：
[1] [美]博登海默.法 理学 — 法律 哲学 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486.
[2] 马治国.西部知识产权保护战略[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 [4] 郑成思.知识产权—应用法学与基本理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190.
[5] See CBD，Art 8（j）.
[6] WIPO，Intellectual Property Needs and Expectations of Traditional Knowledge Holders:WIPO Report on Fact-Finding Missions on [7] WIPO/GRTKF/IC/3/9，:11. [9] 杨明.传统知识的法律保护：模式选择与制度设计[J].法商研究，，（1）.
[10] Graham Dutfield，Trade，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Biogenetic Resources:A Guide to the International Regulatory Landscape，国际 [11] See “The Protec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al Expressions/Expressions of folklore:Overview of Policy Objectives and Core Principles”，WIPO/GRTKF/IC/7/3.
[12] 张玉敏.民间文学艺术法律保护模式的选择[J].法商研究，2007，（4）.
篇8：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假设研究论文
知识经济时代会计假设研究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的进程，其形式也在随之不断进行着变化，发展至今，已经渐渐转变为了知识经济的时代，这种新经济模式的形成，会对整体市场的发展带来一定的影响，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一场不小的挑战，企业想要在市场中保持自己在行业中的地位，就需要根据新经济的形式对会计假设进行一定的调整。本文将就知识经济时代下，会计主体假设、持续经营以及会计分期假设、计量货币假设几大会计假设展开分析与论述，仅供广大会计同仁进行参考。
关键词:知识经济;会计假设;主体;货币计量
在会计行业中，会计假设一直都是会计实务与理论的基本条件，是指在特定的经济环境之下，相关人员能够以客观的角度对会计活动以及企业的发展趋势做出准确的评估。可以说会计假设和经济环境之间的联系极为密切，会随着经济环境的变化，而随之发生一定的改变。因此，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之后，会计假设势必也会随之进行变动，我们需要对会计假设进行新的认知与理解，这样才能保证企业发展的稳定性。
一、关于会计主体的假设
所谓会计主体假设就是指在财务会计中只能够显示出一个经济独立的企业、事业单位价值的行为。以往在工业经济时代中，会计的'主体定义较为明确，就是能独立核算的企业，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中，经济形式因为受到科技以及市场竞争等方面的影响而呈现出了更多的形式，使得会计的主体形态也随之变得模糊起来。
(一)虚拟公司的诞生拓展了企业空间的范围
现代企业无论是从营业范围上，还是在公司的经营方式上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会计的主体也变得更加多重化、多样化，导致企业的空间范围开始变得模糊。而虚拟企业的诞生打破了原有的企业空间概念与格局，会计的主体也由单一的实体，增加了虚拟的空间，这样虚拟的媒体空间将改变实体上地理位置的限制，将地理差距以及国家质检的界限都变为一种模糊的状态，而且这种虚拟企业能够根据市场的需求任意进行组合与重构，会计主体能够以业务的需要为依据，自由进行膨胀、缩小以及解散的处理。所以，在会计方面要对跨国企业与虚拟企业所有的公司资产以及负债等相关信息进行核对与记录时，都需与已经进行拓展的会计主体需求相符合。
(二)打破了以往会计主体的界限
当公司对与社会利益内容相关的信息进行传播时，需要打破以往会计主体的界限，扩展到公司外部。在知识经济时代中我们不难发现，知识经济属于可持续发展经济中的一种，公司在进行生产经营时，既要保证自身的经济增长，同时也要担负起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所以企业中的社会成本以及社会绩效考核方面的会计信息的作用也随之逐渐凸显出来。企业提供这些信息并不只是为了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更多是为使用者争取到更多的好处，这也是会计主体与所提供资料之间的界限。
二、关于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的假设
在会计假设中，持续经营与会计分期两者之间存在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两者均是对会计主体运营时间的长短进行描述的，两者之间缺一不可。所谓持续经营就是会计或者会计主体在进行运营时，这种行为会一直持续，并能够推测出在日后不会出现公司破产的情况，可以达成公司运营中制定的各项目标，而会计主体拥有的资产也会在日常的运营活动中被转让、消耗以及出售，这一过程也会偿清原有公司中存在的所有负债。而会计分期指的就是企业会将持续运营中的活动时间分割成各个小段，相关人员可以依托结算账目会计报表，分析出企业运营中各方面的状况以及运营成果等方面的会计信息。一般会计分期可以分为季度、年度以及月份午度等，日期都是按照公历进行计算。核算与报告的主体都是财务情况和经营成果以及经济描述在特殊时期对财务状况会计假设中的一种，属于结算账目与编制财务报告的先决条件。
三、关于货币计量的假设
所谓货币计量的假设就是指公司通过货币对公司的运营情况以及经济收益进行计算与呈现，在这种情况下会假设计量单位——货币的价值是恒定不变。在工业经济时代，货币计量的假设与这一时代的实际情况极为相符，但面临着知识经济时代，这种假设却出现了不协调的情况。
(一)货币无法对部分重要信息进行计量
在知识经济时代下，对公司发展而言具有极为重要的新资源形式，像人力资源以及信息资源等并不能使用货币的方式来进行计量登记，主要是因为两种原因造成的，一种是因为面对多样化的信息资源并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价值评估登记方式；另一种就是因为一些资源并不适用货币来作为计量单位，如果强行使用会将资源原来的特质受到破坏。与此同时，与以往的时代经营方式和理念有所不同，现今的企业经营更加人性化、信息化，极为注重客户的满意度以及产品创新等方面的情况，这些都无法使用货币作为计量单位。在这种情况下，相关人员开始使用数据库信息技术对资源进行计量，这就解决了货币计量假设存在的问题，为企业的经营提供了极为可靠的财务资源信息。
(二)电子货币方面
随着科技发展，财务办公的方式也随之发生了很多的改变，为了减少现金交易的麻烦，很多企业都开始使用电子货币的形式进行交易，并使用电子数据对交易记录进行登记。可以说这种虚拟的交易方式为货币和支付形式带来了极大的改变，对记账本位币假设而言也是一种强化。除此之外，电子货币的使用也极大地提高了企业与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银行之间的资金交易速度，这对于货币而言这也增加了其本身的不稳定性，对货币量运作的操作形成了直接的影响。
四、结束语
通过本文对会计主体、持续经营以及会计分期以及计量货币三大方面假设的介绍，使我们了解到知识经济时代下，会计假设发生的改变，企业想要在这一时代下在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就需要做出相应的调整，进而从容应对时代带来的挑战，使企业得到更好地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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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黄亮.知识经济时代对会计假设的挑战[J].科技与管理,2002,04:99-100
[5]刘淑艳.对新经济时代会计假设的探讨[J].科技创新与应用,,36:263财会研究
篇9：医院档案知识管理研究论文
（1）医院档案知识管理概念医院档案知识管理指的是对医院档案相关知识的管理。具体而言，就是对医院档案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的管理，包括对其进行获取、采集、加工，进而创造和利用；以及实际利用中与医院档案知识关联的知识资产、人员、设施、组织等资源的管理。
（2）医院档案知识管理的优点①加快医院档案信息共享现阶段，我国各级各类医院基本上建立起了内部信息网，利用内部信息网络，实现了信息间的互联互通。医院档案的知识管理就是借助于医院内部的信息网络强调档案知识信息的储备和共享，从而有助于医院整体医疗水平的提升。②加速隐性知识显性化转化隐性知识贮存于人的大脑中，作为一种潜意识的知识，隐性知识难于用语义和逻辑工具来表达，因此也就很难与人实现共享。与之相反，显性知识则能够借助文字实现可编辑化，从而达到与人的交流和分享。医院档案知识的管理化能够对隐性知识实施挖掘和组织，促进其向显性知识转化，达到知识的交流和分享。③促进知识运用和创新医院档案知识管理的终极目的在于促进档案知识的运用和创新。档案知识在管理的内化过程中通过知识的储备和外溢，使个人激发创新能力，获取新思想、新概念，在有效的时间内转化为新知识、新能力，从而提高医院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
篇10：医院档案知识管理研究论文
档案知识管理是针对医院医疗诊治、护理及其行政管理所产生的档案给予统一集中地知识管理。它包括上述所有档案的收录、整理、贮存及其开发利用，医院档案知识管理意在通过建立一套科学、严谨的创新、分享制度，使医院在医疗诊治、护理及管理方面的知识应用得到整体提升。档案知识管理把医院档案作为核心资源，充分体现出知识密集型组织的管理特性。
（1）保证医院可持续性发展。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医院档案作为医院医疗诊断、护理、科研及管理的载体，是保证医院可持续性发展的战略资源，是科技知识集大成者，因此，充分发挥医院档案的知识作用，为医院发展增添源源不断的动力。
（2）促进知识创新。医院档案作为医院医疗诊断、护理、科研及管理成果的载体，为医院医疗诊治、科研、管理提供丰富而详实的资料，这些资料作为隐性知识，通过有效地整合、组织，被充分挖掘、再利用，从而使知识呈现出显性化，有力的促进了知识创新。
（3）再造业务流程。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普及和广泛运用，档案管理也进入数字化信息时代。医院档案引进知识管理概念与技术，借助数字信息技术，重新梳理档案实体的管理流程，实现纸质档案的'数字化，发挥档案承载知识价值。
篇11：医院档案知识管理研究论文
（1）建立专业管理。队伍高素质的专业技术人才是实施医院档案知识管理的关键。再好的配置，再好的设施，如果没有人的管理，一切都是空谈。因此，医院档案知识管理需要一支高素质的专业技术队伍。医院管理者要从医院长期发展出发，未雨绸缪，建立知识管理人才培养计划以及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采取引进来走出去的战略，从高等院校引进优秀的专业人才，同时对现有的管理人员实施外培计划，把他们送入高等院校去进修；医院领导也要以身作则，树立对档案知识管理理念，使全院上下形成档案知识管理的氛围。
（2）营造知识交流氛围。医院是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这里有着众多的专家型、学者型的高科技人才，他们的头脑中中潜藏着大量具有医疗参考价值的隐性知识，但是也要看到，他们长期承担着繁重的医疗、科研任务，很少有空闲时间坐在电脑前，因此也难以把这些丰富的医疗知识、科研知识用语言和逻辑手段展示出来。为此，医院领导层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手段，并形成制度，为这些专家提供切实可行的交流平台，并且让档案管理人员参与其中，让医务工作者发挥智慧潜能，开发隐性知识，从而形成显性知识。
（3）建构信息技术体系。医院要想实现档案的知识管理，需要借助于先进的信息技术。为此，医院领导层要重视资金投入，建构起完整、高效的区域网络，实现全院各科室间的网络化沟通。各科室要实施无纸化办公，文件以数字电子文件为主，非数字化文件为辅；重视档案的及时收集、整理，并且迅速的传输到医院档案室，加速隐性知识的显性化，实现知识的共享。综上所述，医院要高度重视医院档案知识管理，建构信息技术体系，建立起高效的管理模式，重视人才培养，使医院档案发挥应有的作用，更好的服务于医院建设。
篇12：数学学科教学知识比较研究论文
数学学科教学知识比较研究论文
一、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与工具
本研究对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的测量采用教龄这一指标，因为大量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阶段研究表明，教师的教龄与专业发展阶段存在紧密关联，随着教龄的延长，教师的专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测量评价学科教学知识的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通过自我报告量表、访谈、概念地图、图片排序等方法来进行内部认知的外化。[4]但是，学科教学知识是内隐性的实践性知识，使用这类方法进行测量可能会出现教师虽然已形成并能应用某些学科教学知识，但无法用言语清晰表述的现象；另一类是通过课堂观察由外在行为进行推论。这类方法虽然可以避免语言和言语的制约，但将学科教学知识与教学行为之间建立简单的线性关系，也可能会出现推论错误。本研究借鉴陈杰琦、仲杨等的研究，[5]综合基于视频的问卷调查和概念地图两种方法来测量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概念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考察教师对特定年龄段儿童应该学些什么数学知识/关键经验的全面理解和认识。在基于视频的问卷调查中，视频既是一种视觉形象刺激，可以帮助被试激活、提取、组织内隐的学科教学知识，同时又提供了话题，可以弥补单纯地开放性问题所导致的无从谈起的困难。本研究的视频为一位优秀年轻教师围绕按规律排序组织的中班数学教育活动。所有被试均在看完同一个视频之后立刻对相关问题进行作答。本研究的问卷在芝加哥埃里克森儿童研究所设计的9个题目基础上做了以下修改：（1）增加一道概念地图绘制的题目；（2）对题目的类别归属进行了调整，把了解儿童数学知识的发展轨迹（如果儿童要参与这个活动，需具备哪些数学准备知识？）归为儿童发展知识和能为儿童进一步的数学学习设计课程（如果是您在教这些儿童，同是这些概念（知识点），下一步您会如何教？为什么？）归为教学法知识。[6]需要说明的是，因为所调查的80名被试中有40%的被试在题目如果是您教这些儿童同样的概念（知识点），您会如何教？为什么？上都没有作答，同时，进一步的因素分析结果表明，这一题的因子负荷难以解释，可能的原因是缺失值过多，故在后续分析中删除该题。
（二）编码体系
1.编码方法问卷前八题采用等级赋分的方式编码，依据教师回答与学科、主题、活动、儿童之间的关联程度和具体程度划分为0、1、3、5四个层次，如表1所示第三题的编码方法。2.编码信度为保证编码评分的信度，本研究首先通过学前教育专家和三名学前教育硕士研究生共同讨论商定编码体系，然后随机挑选若干份问卷进行预评分，并对评分有分歧的题目进行讨论，最后确定评分标准。本研究所有被试的问卷均由两名研究生独立编码，在编码时依次完成同一教师所有题目的编码，尽量做到对该教师某个题目的编码不受其它题目的影响。由于数据性质的不同，所以采用等级相关分别计算前八道题上两名评分者评分的相关，用积差相关分别计算第九题五个维度上两名评分者评分的相关，作为评分一致性指标。如表3所示，两名评分者在每道题上的评分均在0.01水平上达到极其显著的相关，两名评分者评分具有一致性。
（三）对象选择
在北京城八区抽取一个教育发展较好和一个经济发展较好的区，在这2个城区的15所公立幼儿园，随机抽取了80名教师。
（四）统计方法
本研究采用SPSS19.0统计软件，综合使用描述性统计、方差分析、相关分析等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幼儿园教师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结构的因素分析
根据因素分析适合度检验结果，KMO值为0.709，Bartlett球形检验达到极其显著的水平，说明原变量之间具有明显的结构性和相关关系，依据Kaiser给出的KMO度量标准，对这些变量做因素分析是可行的。采用最大方差法对9个题目进行因素分析，结果表明：4个因子可以解释66.266%的总变异，因素分析效果较好。根据题目考察内容，将4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C-S）、活动中的学科内容知识（A-S）、学科相关的儿童发展知识（S-D）、教学法知识（P）。这与本研究对幼儿园教师数学学科教学知识构成维度的理论预设基本一致。其中，活动中的学科内容知识和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的累积解释率达到41%，这两个因素对于教师的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二）不同教龄幼儿园教师的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的差异分析
1．维度上的差异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结果表明，不同教龄的幼儿园教师只在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教学法知识两个维度上的表现存在显著差异。对这两个维度的差异显著性进行事后检验（LSD）结果表明，在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方面，6年以上教龄的教师的水平显著高于0-2年和3-5年教龄的教师，工作2年以内和3-5年的教师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教学法知识方面，3-5年教龄的教师的水平显著低于0-2年的教师和6年以上的教师。2．题目上的差异在活动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方面，不同教龄的教师之间没有显著差异。总体上，在各教龄段中，都有一半人能识别活动中蕴含的关键概念，但无法给出解释，另有近30%的教师不仅能识别还能给出意思相近的解释；都有40%左右的教师无法准确识别活动中蕴含的其它相关概念，或者仅能识别一般性认知经验，如观察能力，另有一半左右的教师能够识别2个左右的数学相关概念/经验，如分类、形状。在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方面，不同教龄的教师之间在层次数量、领域数量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近三分之一的教师能够形成两个层级的知识结构，但有一半以上的教师只有一个层次的概念，存在不够细致、具体（如在数学之下仅列出数量、方位、形），或者缺乏组织结构（如上下、大小、颜色、方位、排序、左右、数量、比较，将不在同一层次的概念并列）的问题。多数教师列出的概念能够涉及数、量、形三个主要领域。60%以上的教师能够列出4-10个知识点，但只有3-5个知识点的层次关系和类别归属是完全正确的，且只有2-4个知识点具有年龄适宜性。其中，工作6年以上的教师平均能列出6-7个关系正确并符合年龄特征要求的知识点。在儿童发展知识方面，不同教龄的教师不存在显著差异。无论是初入职教师，还是有多年工作经验的老教师都集中在水平1和水平3上。总体来看，70%以上的教师不知道该根据怎样的行为线索来评价判断幼儿的经验掌握情况，例如给出根据幼儿反应或幼儿可以有规律地排序等笼统的解释；近一半教师无法说明幼儿的错误类型；近三分之一的教师只能笼统回答排序错误，而无法从从识别、描述、延伸等动作层面或规律结构角度做出更为具体的解释。在教学法知识上，6年以上教龄的教师显著优于5年以内的教师。总体上，40%左右的教师能够识别教师有效教学行为的一般性特征，如材料丰富多样、互动时间长，60%左右的教师只能给出笼统的一般性教学原则来说明如何适应能力不同的儿童的需求，如改变难度。相比较而言，6年以上教龄的教师中能够结合学科主题、活动、儿童来识别和调整教学行为的人数有所增加。其中有60%的人能够具体说明有效教学行为特征，如用魔法圈、正方框把规律圈出来帮助幼儿理解，有30%的人能够采取更为具体的措施来适应能力不同的幼儿，如材料增加，排序方式难度加大。
（三）不同教龄幼儿园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各维度的相关性分析
由于数据性质的不同，本研究采用斯皮尔曼相关系数分析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与其它维度的相关，采用肯德尔相关系数分析了其它三个维度之间的两两相关。结果表明，在不区分教龄的情况下，总体样本在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活动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学科相关的儿童发展知识均与教学法知识存在显著相关。但是，在区分教龄后，只有工作5年以上的教师在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和学科相关的儿童发展知识上的掌握情况与教学法知识存在显著相关，其余教龄段各维度知识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
三、讨论与建议
（一）有必要对数学学科内容知识做进一步划分，并加强教师对儿童相关的数学学科内容知识的反思与应用
本研究根据幼儿园教育的特点将学科内容知识进行了细致区分，划分为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和活动中的学科内容知识。前者指向某一年龄段儿童应该学习哪些学科内容知识，后者指向某一活动能够帮助儿童学习哪些学科内容知识。对80个样本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两个因素对总变异的累积解释率达到41%，并且都与教师的`教学法知识存在显著相关。这说明虽然这两个因素都是内容知识，但是属于相对独立的两个维度，幼儿园教师之间的差异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这两个因素，对这两类内容知识的区分是恰当的、必要的。相比较而言，教师在活动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上的表现相对好于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就特定年龄的儿童应该学些什么，多数幼儿园教师的内容知识体系缺乏全面性、层次性和适宜性，甚至有教师提出中班幼儿需要学习曲线、射线、不等式等内容。这一结果为解释幼儿园数学教育内容组织无序、小学化倾向严重等现象提供了直接证据。由于教师缺乏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致使其无法适应儿童的学习能力和顺序来选择和组织教学内容。因此，为改善幼儿园数学教育，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必须加强教师对儿童相关的数学学科内容知识的反思与应用，帮助教师明确到底给不同年龄段的儿童教些什么、教到什么程度。
（二）教师重教不重学的现象明显，应重视引导教师加强对学与教的反思和整合
学科教学知识的本质是融合，强调学科内容知识、儿童发展知识与教学法知识的整合。仲杨的研究表明，幼儿园教师在关于内容的知识、关于学生的知识和关于教学法的知识之间存在显著相关。[7]但是，在本研究中，总体样本上只有教学法知识与其它维度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儿童发展知识与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之间并不存在相关，这说明教师没有从儿童角度来审视到底应该教些什么。而且，只有儿童相关的学科内容知识和教学法知识存在显著教龄差异。教师的儿童发展知识并没有随着教龄的延长而有所提升，也就意味着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并没有因为经验的积累而不断反思并改善对儿童的认识和理解。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幼儿园教师在数学教育过程中明显存在重教不重学，没有将学什么、如何学、如何教进行有效整合的现象。本研究所发现的这一现象在其它有关幼儿园和中小学教师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的研究中也有出现。例如，黄俊的研究表明，教龄对幼儿园教师数学学科教学知识没有显著影响。[8]Rojas也发现，幼儿园教师的内容知识与儿童发展知识之间以及内容知识与教学法知识之间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并且经验并没有影响教师的学科教学知识得分。[9]彭爱辉（）总结指出，多数关于职前教师或新教师的研究都表明，职前教师或新教师不知道他们的学生是如何思考的，职前教师或新教师缺少学习者的知识。不过，也有研究表明，哪怕是有经验的教师也对于学生的思维方式或学生的错误缺少足够的知识。[10]这些研究表明，教龄的延长并不必然会促使教师对学科内容、儿童学习、教学法的知识的融合，因为教师不一定会在实践中自发地进行反思和总结进而获得提升，从而实现实践性知识的积累。因此，对幼儿园教师的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应当重视引导教师关注儿童如何学数学并加强对学与教的反思和整合。
（三）幼儿园教师数学学科教学知识较多停留在一般性知识，应加强与数学学科、活动主题和儿童相关联的特殊知识方面的教学与培训
本研究所调查的教师在数学学科教学知识的各个维度上的回答集中在一般性知识水平，多是笼统的或原则性的内容知识、儿童发展知识和教学法知识，没能与学科、主题、儿童相关联，如根据幼儿反应、材料丰富多样、互动时间长等。这与以往研究的结果相一致，如黄瑾（）的研究发现，中美幼儿园教师的数学领域教学知识普遍处于笼统有限水平，有关内容知识、儿童知识和教学策略知识的回答都比较笼统，不够具体。[11]已有研究表明，幼儿的学习特点具有领域特殊性，幼儿的数学学习有着与语言、社会、科学等领域的学习不同的特点，教师对某一年龄的儿童在特定领域和主题的学习的过程与特点以及具体教学策略的了解将有助于教师做出更为适宜和有效的教学行为来支持和促进儿童的数学学习，挑战儿童的数学思维。由于幼儿园教师缺乏具体的、特异性的数学学科教学知识，因而无法准确地判断不同水平的幼儿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困难，进而调整教学策略以适应不同幼儿。因此，幼儿园教师的职前教育和职后培养应改变仍然侧重在讲授一般性的学科知识、儿童发展知识和教学法知识的模式，加强与数学学科、活动主题和儿童相关联的特殊知识方面的教学与培训。
（四）入职五年是个关键的分水岭，应重视工作三至五年教师的专业发展
本研究发现五年以内的教师在多数维度上没有显著差异，但3-5年教师在教学法知识上显著低于2年以内教师，这可能是由于原有的职前教育的新鲜记忆和工作热情消失，但实践性知识尚未积累和整合，由此出现3-5年的教师或者与2年内初入职教师没有显著差异，或者不如初入职教师的表现。胡延茹（）同样发现在语言领域教学知识上，存在3-的教师的表现出现下滑趋势的现象。[12]但是，3-10年的阶段划分时间分期过长，不能较敏感、准确地反映教师学科教学知识的变化趋势。本研究中将3-5年作为一个阶段与6年以上区分开来，发现幼儿园教师之间的差异主要来自工作五年以内和五年以上的教师。这与已有幼儿园教师发展阶段研究相一致，如丽莲凯茨指出，入职五年之后开始进入成熟阶段。[13]入职五年是个关键的分水岭，随着教龄的延长、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开始逐渐成熟。因此，幼儿园教师的职后培养应注重入职五年内的教师的专业发展，尤其是工作3-5年内的教师。
篇13：知识共享途径选择研究论文
知识共享途径选择研究论文
企业员工将知识共享给同事的途径有两种:
编码化(codification)和人际化(personalization )。现有文献假设知识的价值在共享过程中不随时间变化，员工权衡报酬模式和知识失真程度，在两种途径间进行选择。但是，现有文献忽略了知识的“时效性”，即知识的价值随时间推移而降低(知识会“过时”)。这种时效性使得知识的价值在共享过程中动态变化，由此，员工对知识共享途径的选择将受时间因素影响。论文构建数理模型，分析知识时效性对员工知识共享途径选择的影响。该模型与现有文献的区别:(1)引入时间维度;(2)加入知识时效性;(3)考虑员工异质性。
论文将知识分为两种类型:
(1)强时效性知识，其价值随时间推移快速降低，在较短时期后，将完全失去价值(如关于市场环境近况的知识);(2)弱时效性知识，其价值随时间推移缓慢降低，在较长时期内，可保持部分价值(如关于技术基本原理的知识)。
每位员工拥有不同的初始知识量(专家>普通员工>新手)和知识类型(强/弱时效性)，即员工可分为六类。员工成为知识需求者的概率不变。员工成为知识供给者的初始概率由其初始知识量决定，该概率随时间推移而变化。由于不同知识的价值变化速度不同，拥有强(弱)时效性知识的员工，成为知识供给者的概率随时间推移而降低(增加)。员工可通过两种途径共享知识:(1)编码化。员工将知识录入数据库，当知识被同事下载时，得到一次性、确定的奖励。该途径传递知识的速度快，员工获得的报酬确定，但知识失真程度不确定。(2)人际化。员工个人之间私下交流，并期待未来某期来自知识接受者的知识回报(互惠)。该途径传递知识的速度慢，员工获得的报酬不确定，但知识失真程度很小。员工基于经济人假设，对两种途径的收益和成本进行比较，从而决定自己的选择。由于知识的时效性，员工的选择受时间因素影响。模型中，时间因素是员工间知识共享的平均周期，简称“共享周期”。
研究结果如下:
(1)知识时效性的影响。员工对知识共享途径的选择，随共享周期的`变化而变化。根据共享周期的取值变化，可划分出三个区间。在不同区间中，员工的选择不同，其选择是以下三种情况之一:编码化、人际化、两种途径的混合模式。三个区间的分界点由员工“利润最大化”原则决定，员工的初始选择由其初始知识量决定。
(2)员工异质性的影响。拥有不同类型知识的员工:在同一共享周期下，对知识共享途径的选择不同;当共享周期变化时，其选择的变化趋势也不同。当共享周期逐渐增大时，①拥有弱时效性知识的员工:新手的选择依次为“编码化—混合模式—人际化”，专家的选择为“人际化”，普通员工的选择依次为“混合模式—人际化”;②拥有强时效性知识的员工:新手的选择为“编码化”，专家的选择依次为“人际化—混合模式—编码化”，普通员工的选择依次为“混合模式—编码化”。
(3)参数分析。知识共享潜力、编码报酬和知识时效性将影响上述三个区间的宽度。一般而言(个别特殊情况例外):当编码报酬增加时，员工选择人际化(编码化)途径的区间变窄(变宽)、选择混合模式的区间变宽;当知识共享潜力增加时，员工选择人际化(编码化)途径的区间变宽(变窄)、选择混合模式的区间变窄;当拥有知识的时效性越强时，员工选择人际化(编码化)途径的区间变窄(变宽)、选择混合模式的区间变窄。
理论贡献方面:
前人研究均忽略了知识的时效性，论文建立新的模型，引入时间维度、加入知识时效性并考虑员工异质性。该模型与前人研究相比:(1)完整地刻画了员工选择随共享周期变化的过程。前人研究结果可视为论文模型的特例(当知识共享潜力、编码报酬或知识时效性等取特定值时)。(2)揭示了知识时效性对员工选择的影响。该模型发现，由于知识时效性的影响，知识共享潜力对人际化途径的促进作用仅限于某些区间。(3)区分了异质性员工的行为。该模型显示，初始知识量和知识类型的差异将导致员工行为的差异。
实践意义方面:
论文表明，在知识共享过程中，应在正确的时间，将正确的知识，以正确的途径，共享给正确的人(即应注意主体、客体、途径、时间这四个要素的匹配)。公司在管理员工的知识共享行为时，应重视员工的知识基础(知识量和知识类型)差异，根据员工的动态选择行为规律，灵活地调整知识共享策略，有针对性地制定不同的激励措施。
篇14：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与发展研究综述论文
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与发展研究综述论文
摘 要：本文就国内外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研究作了历史回顾，包括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与教学行为的关系，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影响，教师和教学的发展，等等。一方面可以帮助读者明确教师个人实践知识是教学实践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也为教师教育的专业发展和课程改革的研究确立了研究起点。
关键词：教师个人实践知识 研究现状 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世界各国在重视教育的同时，也开始关注教育研究。过去，许多国家通过建立新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来进行所谓的教育改革。但是当教育研究不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时，他们进行反思，开始注意到了教师研究。其实，教育研究涉及对教师的研究，包括教师特点、教学方法、教师的知识结构，等等。教师的知识是教育研究、课程改革和教师研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目前，许多研究学者致力于对教师知识的研究，现我就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研究现状加以综述。
二、国内研究现状
在我国，教育研究正逐步发展起来。起初，在教育研究中我们集中在理论研究领域。当意识到其理论过于僵硬的弊端后，我们开始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上。这种变化过程是在教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发生和发展的。因此，我们说教育的发展和教学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随着教育研究的深入，对教师的研究也随之开展起来。事实上，对教师知识的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得到迅速发展。但奇怪的是，它在教师教育应用领域的作用却毫无建设性，甚至是有破坏性的。
十年前，浙江师范大学的一些教师提出一个新的概念――RICH。事实上，它就是一种教学改革。在改革过程中，人们意识到教学的发展离不开教师的自身的发展。吴宗杰教授参与到了RICH教学改革中。他声称，教师的个人经历和知识对课程变革和教师发展有着很高的研究价值。他认为，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来源于社会的最基层（吴宗杰，），正是这种知识有助于教师的发展和教学实践。，在《外语课程和教师发展》一书中，吴教授还指出两个概念：教师思维和教师知识。这也是学术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同年，吴教授在他的博士中再次提到了对教师个人知识研究的重要性。在吴教授的引导下，许多国内教师和学者开始参与到教师知识的研究中。
虽然经历了长时间的探索，但我们所做的一切仍只是个开端。在其他国家，他们的研究早于我们。他们取得了怎样的成绩？他们是如何进行研究的？
三、国外研究状况
致力于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研究的学者有Connelly，Clandinin，Elbaz，Sch？in和Johnson。他们的研究代表了研究认识论的转换。他们认为，教师的知识是构成一个人的存在的所有的经历。他们对促进教学的新方法并不感兴趣，而是致力于源于教师行为和个人经历的概念化的知识。Carter和Doyle认为，这种转换给研究和教师教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的“个人知识革命”。
在不断的教育研究中，以Clandinin和Connelly为代表的学者相继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和看法，此后，教育研究在许多学院和一些私人赞助的特别关注下开展起来。作为英语国家最大的教育研究组织，美国教学研究协会相继出版了三本具有影响力的《教学研究手册》，对教育研究领域的问题作了彻底、反复、重点分明的回顾和展望。在第1986卷中，作者就提到了关于教师个人知识方面的研究。从此，开始了教师个人知识研究的一个新的时代。至此，Connelly和Clandinin大胆地提出教师知识已经成为教育者思考课堂教学改革的一部分。他们认为教师知识影响着教学行为的各个方面。1988年，他们在共同研究中，给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下了定义：个人实践知识存在于教师过去的经历和对未来的期望和行动中。在，Connelly，Clandinin和何敏芳在他们的职业知识发展研究中强调，运用一个或者几个好的哲学理论来思考教师问题是没有成效的，反之，应当直接研究教师课内、课外和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教师研究中，教师本身应当成为研究的参与者，或者是研究的联合作者，这更有助于界定研究的目的。
在随后的研究中，一些其他领域的研究者也提到了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重要性。教育研究离不开教学实践，自然而然，教师发展也不能同教师知识相分离。Freeman和他的.共同研究者在他们的教师发展研究中也提到教师的个人知识问题。他们不仅重新界定了教师专业知识的范围，而且强调了教师个人实践知识。事实上，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认知是对教学行为的深化理解过程。因此，正如Allwright所说，教师研究不能只遵循习惯性的做法，而是要在探索性实践中了解教师的个人生活。
四、文献评析
从回顾国内研究现状出发，我们可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许多人喜欢研究教育本身。注重改变教学大纲、教材来提高教育质量，但他们忽略了教师的自身状态。
2个领域的研究人员还比较少，相关的文献也不是很多。大部分人对教师知识没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对重要性也没有足够的认识。
3大部分的国内研究需要借助于国外的研究，在该领域鲜有一些独特的想法和建议。
4有些人的研究还停留在表面上，这些研究还需要深入探索。
5教师个人实践知识是一种复杂的概念。有时，我们仅从一个方面着手研究，或者由于理解程度、研究深度和学术观点的差异，很难达成一致想法。
从回顾国外研究现状出发，我们可发现以下几个特点：
1国外研究早于我国。从美国教育研究协会的建立到教学研究手册的出版，他们也经历了一个探索的过程。
2近年来，一些国内外的研究结合起来。他们把视角延伸至我国的教师发展。他们认为，中国教师具有典型和显著的特征，这必将推动他们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3Clandinin和Connelly是这个领域研究的代表。他们从北美传统教育的研究，特别是教学研究出发，经过了十多年的探索，把教师个人实践的知识研究带到了课外实践这个新的领域。
4大部分的研究摈弃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他们开始使用叙述研究。叙述研究必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主流。
关于对教师个人实践知识的研究，我们认识到在对教师教育和课程研究中，教师知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课程和教师个人实践知识是相互关联的。就课程而言，课程是实践，教师是课程的制造者，教师是课程的组成部分。由此，我们可以发现教师的个人实践知识对教学实践产生影响。教师应注重自我发展，并清楚认识到自身的实践知识是实现教学的重要部分。帕尔默认为，了解学生和学科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身知识。了解学生和学科是课程改革的基础，而这种了解却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当我们研究课程改革、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时候，教师个人实践的知识应当受到重视。Clandinin、Connelly和吴宗杰在研究的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方法来探索教师个人实践知识。在今后，我们希望关注教育发展的研究学者能够在关注教学的同时更关注对教师知识的研究。
参考文献：
[1]吴宗杰，黄爱凤。外语课程与教师发展―RICH教育视野[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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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Wittrock，M。C。（ED。）Handbook of research on teaching，3rd edn。A project of the American Educational Research Association。 New York：Macmillan，1986。
篇15：告别理性与制造知识论文
告别理性与制造知识论文
[摘要]费氏与第二代SSK后现代科学知识观既相通又不尽相同。“告别理性”表征了费耶阿本德的激进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而“制造知识”可谓SSK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典型特征。从前者到后者的历史演变体现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必然进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不仅没能促进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反而陷入了非理性主义的泛文化主义泥潭。
[关键词]费耶阿本德 SSK 后现代 科学知识观
Abstract: “Farewell to reason” presents for Feyerabend’s fiery Historicist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while “manufacture of knowledge” manifests the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and knowledge for the Social Constructivism of SSK. The transforming route between these two relations points out the inevitable direction to the 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It has not been enhancing the dialectic coherence of between science and humanities, but retained a result of chaotic disaster by the anti-scientism and anti-rationalism of its para－culturalism.
Key-words: Feyerabend，SSK，Postmodern, Perspectives of Science
费耶阿本德与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思想共同构筑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重要内容及其激进趋向，他们都唱着后现代性的主题曲。但由于处于不同的时代，归属于不同的学术派别，就必然会有不同的思想特色，其科学知识观也会有代际区分和学派差异。
一、费耶阿本德的激进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
从理论多元主义到方法论多元主义，再到文化多元主义，这是费耶阿本德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一条主要线索。其科学知识观主要特征如下：
其一，主张科学方法多元论。逻辑经验主义认为，“一切有关实在的陈述原则上必须通过观察命题的检验”。[1] 与波普尔等相一致，费耶阿本德指出，观察与理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具体的境域条件，用于判决理论的观察证据其实早被“玷污”或“污染”了，不存在所谓的中立性观察命题和判定命题意义的“经验证实原则”。另一方面，可观察性与不可观察性的解释依赖于学科研究前沿的边界条件，可观察物与不可观察物的区别也取决于科学分类的目的。“观察负荷理论”命题给逻辑经验主义带来了沉重打击，正如夏佩尔所说的，“困难的焦点就是理论-观察区分的失败；而这个脆弱的支柱的倒塌，必然导致整个殿堂的崩溃。”[2]
逻辑经验主义的经验可证实性原则要求理论与经验事实、实验证据保持完全的一致性，费氏对此极力加以反对，并以“反一致”和“反归纳”原则引申出“多元方法论”，认为理论的发现及转换具有格式塔式的心理－历史境域，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在相当程度上是“不可通约的”。夏佩尔后来把观察负荷理论的原则及其进一步发展出的“不可比”命题统称为费耶阿本德—库恩方法。[3] 费氏视这种一致性要求为“经验主义的本质”，并对此持否定态度，他批评道：“没有一个理论会同其领域中的全部事实都相符，但该受诘难的并非总是理论。”[4] 费氏指出，不一致才符合科学史的实际情况。他一再强调“反规则”的重要作用，认为“反归纳既是一个事实——离开它科学不可能存在——又是科学游戏中一种正规的且非常需要的行动。”[5] 费氏以“反归纳”原则为矛头，直指逻辑经验主义的意义指称理论，并进而引申出自己的方法论，指出“一切方法论、甚至最明白不过的方法论都有其局限性。”[6] 从而宣称“只有一条原理，它在一切景况下和人类发展的一切阶段上都可以加以维护。这条原理就是：怎么都行。”[7] 至此，传统的教条主义方法论真正地被彻底解构了。
其二，主张“告别理性”，消解科学知识与非科学知识的界限。科学划界问题是逻辑主义科学知识观的核心问题。在维也纳学派看来，科学划界标准为“可证实性”，而在波普尔那里则是“可证伪性”，到费耶阿本德则消解了这一问题。他认为，普适的理论、方法与标准实际上并不存在，科学划界标准因而必然具有相对性。“科学到处被非科学的方法和非科学的'成果所丰富，而经常被视为科学本质部分的程序却被暗暗地放弃或取代了。”[8] 对什么是科学的问题，费氏发展了库恩所注重的非理性因素方面，主张重视社会心理等因素，并强调是否科学知识要通过外行乃至社会公众举手来表决。在他看来，科学只是一种与巫术、迷信无异的文化传统而已，因此主张科学与非科学平权。然而，他实际上偏向于非科学一边，并公开支持包括灵学、巫术和其它伪科学在内的各种非科学活动。他甚至宣称“理性是个大灾难。是告别它的时候了。”[9] 科学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事业，非理性主义是必要的，科学发展其实“怎么都行”。
此外，费氏主张文化多元主义，猛烈地抨击西方中心主义和科学文化单一主义。
二、SSK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
库恩的历史主义科学知识观是SSK的重要思想来源。在经典知识社会学和传统科学社会学的基础上，SSK“借助语言哲学和文化人类学思想视角，对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进行‘激进’解读，恢复其中蕴涵的相对主义立场。”[9] 在此基础上，SSK提出了“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以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相关观点为主要代表，其要点可归结为“实验室研究纲领”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两者持有相同的科学知识观，即认为科学知识本质上是社会建构的结果。
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最早提出了“实验室研究纲领”，其激进的相对主义科学知识观可视为后现代科学知识观晚近的重要代表。他们在科学认识论“社会学转向”基础上引发了科学文化研究的“人类学转向”。“实验室研究纲领”在拉图尔和伍尔加合著的《实验室生活》与诺尔—塞蒂纳的《制造知识》被提出以后，“成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一个著名亚纲领，并在八十年代一度主导了科学建构论的发展方向”。[10]
拉图尔认定科学事实是社会建构出来的。他指出“实验室活动的观察揭示出，事实的‘外在’特征实际上却是实验室工作的结果。”[11]科学活动决不是“关于自然”的，而是建构实在的激烈战斗。“实验室研究”纲领揭示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本质，即科学事实是人为的结果，其外在性或客观性是实践建构的产物，也可以说是物质利益斗争的结果。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认为，获取知识的方法原则有三：去跟随在行动中的科学家，去追踪一个陈述的构造历史过程，以及跟踪科学活动中各种各样的社会资源与关系网。[12] 根据ANT，“真正从事科学的人们并不都坐在实验室里，相反，实验科学家的存在只是因为有更多的人在实验室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科学。”[13] 在大科学时代，科学作为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社会因素已经成为其可能的决定性力量。显然，ANT丰富和捍卫了SSK，推进了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发展。
三、费氏与SSK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比较与评析
在科学知识观上，费氏与SSK至少存在着以下一致性：
其一是反基础主义。费氏认为，没有永恒不变的知识基础，科学认识服从于历史主义语境的实践性原则。拉图尔认为，“认识论方面的有效性或正确性结果不能与社会学上的决策理念相分离”。[14] 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都把科学的客观事实看作是科学活动的建构结果，把实验室比作生产线和制造车间以及利益争夺的战场，从根本上取消了客观真理、否定了科学的认识论基础。
其二是反普遍主义。费氏反一致主义的多元论及相对主义的实质是反普遍主义。他认为，“构成科学的事件与结果没有普遍的结构；……成功的研究并没有普遍的标准，……。”[15] 拉图尔认为，科学活动的实质在于劝服读者并使之确信，客观事实乃是实践科学家在利益合作和意见磋商过程中的折衷结果。诺尔—塞蒂纳认为“科学研究的成果是由特定的活动者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构造和商谈出来的”。[16] 这实际上与费氏是一致的。
其三是反表象主义。在科学知识观上，表象主义与科学概念的指称理论、意义的先验论、真理的客观主义、知识的确定性及一致主义紧密相关。费氏和SSK体现出对表象主义的极大敌视和否定。前者认为，“我们必须怀疑即使以某种程度的准确性描述了世界的特定阶段的基本规律，也不是绝对正确的。”[17] 与费氏一样，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科学知识的社会建构主义观点体现出强烈的反表象主义态度。
其四是极端相对主义。相对主义“作为一个反对思想专制的武器和一个批判科学的手段一直持续于整个文艺复兴运动而且在今天还相当时兴”。[18] 对相对主义和多元主义的强调作为后现代主义的共同特征，也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题中应有之义。激进的、否定的、怀疑的后现代主义表征了相对主义的极端。费氏和拉图尔、诺尔—塞蒂纳作为激进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都蕴涵和充满了极端相对主义的同质色调。费氏的“怎么都行”已经成为相对主义的标语性口号，而SSK的“实验室研究”纲领则进一步把社会建构论的相对主义推进到了认识论的死胡同。
费氏与SSK的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差异至少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局内人”和“局外人”两种角色的不同。费氏被西方众多学者称为“科学家式的哲学家”，其科学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倾向于拉卡托斯所谓的“内史”范畴。作为科学哲学界的最大异端，费氏以现代科学哲学的终结者自居，可以说他是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局内人”。而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接受过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他们遵循着哲学的实践转向，以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参与对科学的社会研究工程，更多地像“局外人看科学”，是科学知识观中典型的 “局外人”角色。
其二是解释学与修辞学两种转向的不同。“解释学转向”是后现代主义在科学哲学领域中的诞生标志。“修辞学转向”是对“解释学转向”的发展。费氏进一步推进了库恩科学知识观的后现代“解释学”转向。而拉图尔和诺尔—塞蒂纳的思想则体现了后现代科学知识观的“修辞学”转向。“实验室研究”纲领强调“进入科学的内容和深入科学协商的微观层面”，充分运用“科学文本与话语分析”方法，显示出强烈的“修辞学”研究倾向。[19]
其三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差别。费氏和第二代SSK分属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两种进路。具体而言，前者主要使用哲学的抽象方法来对科学史进行研究，大体上是理论的、历史的进路。而拉图尔则从现实中就地取材，采取了实践化的路径。诺尔—塞蒂纳是“实践转向”的倡导者，发展了后现代科学元堪的实践进路。
其四是宏观和微观两种研究方法和视角。从“视角主义”的观点看，后现代科学知识观可以区分出两个研究框架。科学哲学的专业框架总体上是宏观式的研究视角。历史主义科学哲学以历史语境论与社会心理主义为主旨，使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个案研究紧密相连，更强调科学史的整体有机性，是一种典型的宏观科学知识观。在SSK学科的内部发展中，存在着宏观框架向微观层次的分期过渡。以爱丁堡学派和巴斯学派为主的第一代SSK学派大致是“宏观视野式的”，而第二代SSK科学人类学研究则主要是微观取向的。
现代科学知识观以逻辑经验主义的“标准科学知识观”为主要代表，其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如果说波普尔对此予以了致命的打击，库恩促成了科学哲学的转折，费氏则进一步促进了科学认识论和知识论从现代性向后现代性的演变。这两大演变有学者称之为“后现代性理论的演变”标志。[20] 费氏“告别理性”的激进科学知识观把问题焦点引向了后现代性的否定、解构、游戏的层面，成了SSK后现代建构主义科学知识观的直接基础。显然，到库恩已显示出科学知识观上的非理性主义倾向，到费氏就更为激进，他进一步把库恩科学知识观的社会心理等因素加以强调，使之因而更具相对主义色彩，之后又被SSK学派所继承，并更进一步地加以推进与发挥。SSK的社会建构主义以“强有力的证据”证明科学知识无非是由各种社会因素所制约并被“制造”出来的，其实质上是沿着费氏的路线继续对科学知识的非理性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和解蔽。不难理解，SSK的科学知识观比“告别理性”之后的费氏科学知识观对理性的排除更为有力和彻底。后现代科学知识观作为对现代科学的时代反思，并对科学知识观自身予以反思，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然而，其以极端的形式否定了科学理性的重大作用，最终以泛文化的多元主义把人文抬升到不应有的地位，而走向了歧途，费氏因此被人们称为“科学的最坏的敌人”，拉图尔在“科学大战”作为最令人注目的SSK代表人物，而被视为反科学主义的代言人，两者在科学知识观上一脉相承，在科学和人文的关系问题上，都表征了人文主义的复归与伸张。但是，由于其观点上过于激进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相反地，会招致人文主义思想的自我否定，进一步加剧科学与人文的对峙与冲突。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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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6：知识城市发展路径研究的论文
关于知识城市发展路径研究的论文
社会知识转化视角下的知识城市发展路径研究
摘要：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下，知识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以知识创新为发展动力的知识城市应运而生，知识城市的转型成为城市竞争的关键。社会知识的有效转化直接影响到知识城市的成功转型，因此在文献和理论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知识转化对知识城市转型的作用机理，根据具体的影响机理进一步提出了知识城市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知识转化;知识城市;发展路径
在过去20年的全球经济发展过程中，知识成为了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由知识推动的创新型经济体系的产生导致了“知识经济”的出现。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下，知识在生产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并逐渐成为新型的资本，由此“知识管理”也应运而生。最初的知识管理主要应用在企业内部，后来逐渐运用到政府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机构，并进一步扩大到知识型社会。城市作为经济发展的载体，在信息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背景下，以知识资本为经济发展主导因素的知识城市转型成为未来国际城市竞争的核心能力。知识城市的转型逐渐被纳入城市发展战略规划中，而成功转型的关键在于有效促进社会知识的创造和创新，进而提升整个城市的知识量，通过知识培育、技术创新、科学研究来提升创造力。
一、有关知识城市研究的文献回顾
国内研究方面，许妙玲等提出了城市知识资本的概念，将城市资本分为过程资本、劳动力资本、社会资本和发展资本等，并构建了城市资本的管理框架＼[5＼];陈搏提出并完善了知识城市的概念，在阐述社会知识管理必要性的基础上从政府参与的角度构建了社会知识管理的框架＼[6＼];吴敏华强调知识城市的建设在国际上仍处于开始阶段，并选取了全球知识城市建设最成功的三个城市分析它们的发展路径，从而为我国城市提供了借鉴＼[7＼];另外洪江涛等则通过实证研究分析了知识管理、知识竞争力和核心竞争力之间的关系，得出知识管理对知识竞争力和核心竞争有着正的影响＼[8＼]。
综上所述，国内外学者对知识管理和知识城市进行了一些基础理论研究，但具体的社会知识转化如何影响到知识城市的转型研究较少，这为本文的进一步探讨提供了研究空间。
二、知识城市研究理论撮要
（一）社会知识转化理论
社会知识转化是基于社会层面的知识有效转化，仍属于知识管理的范畴，但管理的主体不再是企业内部人员，而是全体社会成员，是一种社会活动，作用范围是整个社会活动网络。我们可定义社会知识管理为通过社会的力量建立各种组织和平台，以促进社会知识的创造、交流和创新，从而形成一个有效的循环体系，促进社会的经济发展。在这里范畴更广一点的社会知识包括社会各种无形的知识资本，具体包括市场、人力、技术、环境等要素。而社会知识的转化更进一步地强调社会知识如何有效地转化为社会生产力，从而加快社会知识的创新，因此可以定义社会知识转化为促进社会各种无形知识资本创造、传播、创新的过程。
我们可以借助Nonaka的知识转化过程理论来更好地理解社会知识转化。Nonaka提出知识转化要经过四个过程：社会化（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外化（从隐性知识到显性知识）―连接化（从显性知识到显性知识）―内化（从显性知识到隐性知识），从而实现企业内部知识的创新。社会知识的转化同样要经历这四个过程，只不过知识创造的主体是整个社会成员，其传播范围是整个社会网络。
（二）知识城市理论
其一，知识城市是一种其成员的思想和行为“知识化”的社会。在知识城市中其成员必须拥有大量的知识，社会大多数的资源投入到知识的探索中去，社会成员能够经常努力地收集、开发和传播新的知识，从而运用这种知识来倡导和衡量他们的价值和目标。
其二，知识城市是以知识创新为主要推动力的社会。 知识的创新推动了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城市由资本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如文化创意产业、知识型服务产业等，知识的创新成为该产业发展的核心动力，由此产生的经济效益在城市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
其三，知识城市是信息化社会。科学技术代表着一个世界的生成，信息科学技术代表着知识城市的生成。知识城市的建设注重城市的开放性和资源的整合性，优先构架城市网络，利用全球联网实现知识资源共享。
其四，知识城市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知识城市要求城市注重知识的开放性，在发展主导文化产业的同时兼容文化多样性，接受不同的文化在社会范围的传播，并逐渐融入到主流文化中去，从而促进知识的创新。
2.知识城市的衡量标准。知识城市作为新型的城市发展战略，如何有效衡量也是至关重要的。参考2004年的巴塞罗那《知识城市宣言》，衡量一个城市是否属于知识城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城市知识传播的基础设施完善;二是城市信息化、数字化程度较高;三是城市知识产业发达;四是市民平均阅读水平较高;五是文化服务资源丰富。在评价一个城市是否属于知识城市时，通常由世界范围内的.100个专家和学者组成的评审团对符合条件的城市进行提名，然后对各项评价指标进行严格评审，最终确定获得“知识城市”称号的城市。
三、知识城市转型的必要性
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下，知识城市的转型已经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城市向知识城市转型有其客观必要性，这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 知识城市的转型是时代发展的潮流
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知识取代了劳动力成为了新型的资本，资本时代已经过去，知识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创新成为社会进步的动力。在此环境下，城市作为社会文明高度发达的集中地，当仁不让地处于知识的衍生地。因此，城市未来发展方向必须顺应时代潮流，逐渐向知识城市转型，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不断输出知识创新人才，促进城市全面可持续发展。
（二） 知识产业规模的不断扩大促使知识型城市的转型
知识经济的发展衍生出许多知识产业，知识产业主要包括信息产业、媒介产业、设计策划产业等创新产业。在如今高速发展的城市经济中，这类产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不断改变着城市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大。这类产业的兴起，推动着城市经济结构的转型，社会公众对知识产业的热情无形中为城市转型提供了条件。同时，这类产业的发展需要城市管理者进行有效管理，使得城市转型变得更加必要。
（三）知识城市的转型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
知识城市的转型要求整个社会实现全民自主化的创新，使社会成为一个开放式创新的社会。在知识经济的驱动下，知识城市的转型将改变城市的运行模式，会特别强调技术创新来提升城市的创造力，对知识进行有目的的培育，使得城市充满活力。西方一些国家已经将知识城市的转型纳入了城市发展战略，并对一些城市进行了成功的转型，从而使一些旧的工业城市或处于“颓势”的城市焕发出新的活力。在此背景下，我国知识城市的转型显得更加必要，只有加快城市的转型，吸引更多人才和先进技术的涌入，才能提高城市竞争力，在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地位。
（四）知识城市的转型优化社会资源配置
在后工业时代，经济高速发展留下了诸多后遗症，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着城市失业、城市基础设施缺乏、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这是城市工业化发展所导致的普遍性社会问题，并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而更加尖锐，直接影响到城市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知识城市的转型可以优化社会资源配置，整合城市资源，由产业升级所造成的环境危害更小。同时在知识型的文化氛围下，城市整体素质更高，社会矛盾得到缓解。因此知识城市转型将会在一定程度上解决城市所面临的诸多社会问题，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四、社会知识转化对知识城市转型的作用机理
知识城市的转型对我国城市经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在此过程中社会知识的有效转化直接影响到知识城市的转型。社会知识转化从知识创造、传递、创新三个方面影响着知识城市的转型。
（一）社会知识的创造影响着城市的知识水平
一个城市整个社会成员知识量的大小决定着整个城市的知识水平，是城市成功转型的基础。同时，知识密集型企业的数量也决定着城市的发展能力。实践证明，以知识为基础的第三产业对经济的增长贡献远超出其他产业。在知识城市中，知识的创造是全民性的，城市管理者要做的便是如何正确有效地指导社会成员进行知识的创造活动。知识组合和交换是知识创造的两个途径，通过对新的不同知识和资源的重新组合从而产生新的知识;通过不同主体知识和经验的交换实现知识的互补，从而加快知识的创造。城市主体同样通过两种不同的路径进行着知识的创造，从而实现城市知识量的快速增长。
（二）社会知识有效传递是知识城市转型的先决条件
知识型城市的成功转型不仅仅在于城市知识量水平，更在于知识的有效传播，从而实现知识的创新。知识的传播在于传播主体的自愿，而城市管理者的职责便是如何激励社会主体将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实现知识的共享。只有使得社会知识在社会范围内广泛传播，才能更大程度地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实现知识创新的效率最大化。在如今信息化高度发达的城市中，知识的传递更容易实现，也为知识性城市的转型提供了方便。城市管理者一方面要实现全民获取知识的便捷化，以提高城市居民知识量，同时也要鼓励高科技技术企业实现知识共享，以促进知识的创新。 （三）社会知识的创新是知识城市转型的决定性因素
最终知识城市的形成在于其创新能力，如果一个城市的技术、资本、资源等均来自于其他城市，则城市的发展必然会落后于其他城市。创新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是知识城市转型的决定性因素。没有技术创新，城市生产力就无法提高;没有文化制度创新，城市资源将会流失。只有实现技术、生产模式、管理制度的创新，才能实现整个社会生产要素的转型，从而加快城市转型。
五、基于社会知识转化的知识城市发展路径构建
在知识转化的视角下，通过促进知识的创造、传递和创新，可以推动知识城市的转型。根据知识转化对知识城市的作用机理，可构建知识城市的发展路径。首先是社会知识的创造，其实现路径包括知识城市理念的宣传和公共文化设施的完善;其次是社会知识的传递，其实现路径则是城市信息化、数字化建设和完善及知识交易平台的构建;最后是知识的创新，需要构建相应的创新制度鼓励知识创新，同时注重城市多样化文化的相互促进作用。
知识城市形成要求城市经济结构、运行方式、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进行一系列的变革，这离不开政府的总体规划和战略支持。只有充分调动整个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发挥社会主体的创造性，才能更快地促进知识城市的全面转型。
（一）积极树立个人和组织的知识城市新理念
随着经济时代的变革，人们的价值观也在不断变化着。当知识取代劳动力成为新的生产力时，知识的价值观便逐渐形成。在知识城市的建设中，要树立人们知识城市的新理念，强调知识是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促进整个社会知识观的形成，突出学习的重要性。所以城市在理念宣传上，应树立人们新的知识价值观，使人们充分认识到知识对个人以及整个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没有知识文化是站不住脚的，以此引导人们学习知识的价值观。
（二）完善促进社会知识转化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在知识城市的转型中，数字化城市建设是知识传播的关键。在这个信息化的时代，谁拥有了信息，谁就能拥有主动权。信息化是一个城市现代化最高层的标志，建设具有国际水平和国际规范的信息基础设施，利用先进的技术处理和网络通讯技术，将城市知识资源加以收集整合，并完善城市知识体系从而促进社会知识的有效传播，转变城市的经济运行方式，与国际市场同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公共数字图书馆、免费无线网络、文化交流场所等。
（三）建立社会知识创新制度体系
任何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必须有相应的制度体系加以保障。知识城市也需要相应的创新制度。制度的功能在于保障知识在创造、传播、共享过程中的连续性和持久性，实现知识资本的优化配置和有效整合，从而保障整个社会创新体系的运转。社会知识转化制度体系是知识创新的血液。制度的制定以社会成员为对象，一方面规范知识的传播机制及知识型产业的合法经营;另一方面则是培育社会知识创造人才，鼓励社会创新。因此为促进知识城市的成功快速转型，相应的教育体制、科技创新体制、人才引进机制都要相应地作出调整，相关政策也要完善。
（四）为企业打造专业的创新交易平台
在知识城市的建设中，企业作为技术创新的主体对知识创新的贡献是巨大的。政府部门一方面要鼓励企业加快创新，同时也要为企业的创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创新交易平台的构建，可以促进不同企业间资源的交换利用，在自愿交易和公平交易的基础上，推动实现整个社会的创新。同样，政府部门可以采用激励措施激励创新要素提供者自愿提供创新资源，在交易平台上实现免费共享，从而实现协同创新。
（五）塑造知识性组织，营造学习型文化氛围
知识城市拥有多样性的开放文化，文化氛围影响到知识城市的形成。积极打造知识型组织，营造学习型文化氛围，能丰富人们的知识水平，提高人们学习创造的热情，为社会知识的创造、创新提供环境。因此，知识城市转型建设进程中，要加大知识性组织的投入，实现全民学习的氛围，从而不断形成知识型企业、知识型社区，进而形成知识型城市。
六、结语
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下，知识城市的转型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趋势。本文从社会知识转化的角度研究了知识城市的发展路径，研究得出社会知识转化从知识创造、传递和创新三个方面影响着知识城市的转型，在此基础上分别从基础设施建设、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交易平台构建等方面提出了知识城市发展的路径。本文研究也有不足之处，仅从社会知识转化的角度研究知识城市转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也缺乏有力的实证研究来支撑研究结论，同时不同的城市有其各自的资源优势，其知识城市的转型路径也会有所不同，这也是今后我们要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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