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小编整理的任运良简介，本文共9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任运良简介
任运良
姓名：任运良
性别：男
年龄：49
出生地：辽宁丹东
学历：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系)
主要公司：华丰集团
公司总部：辽宁大连
第一次上市：没有
主要行业：特种设备，塑料管材，辽宁和长春房地产
资产：2.15亿美元(1.08亿美元)
任运良曾经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过迫害，之后开始在大连从事零售行业。他在1986年南下深圳，进入房地产行业，他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我那时有足够的勇气，如今至少能占领深圳一半的房地产市场。”他后来回到大连继续从事房地产开发。在第二次创业的过程中，任运良建造了今天中国最好的高尔夫球场之一，现在有700名会员。去年他开始投资生产高科技塑料水管。华丰集团去年的销售收入达9亿美元，纳税万美元，有5600名员工。他是全国政协委员。
篇2：乔良简介
乔良
乔良 1955年出生。河南杞县人。著有中篇小说《灵旗》，报告文学《城市与老板的编年史》等。
篇3：任武简介
陕西回民起义
1862年(清同治元年)5月至1863年10月，陕西渭河沿岸回族人民反抗清朝封建统治的武装起义。
太平天国定都天京(今南京)后，长江中下游各省大都为太平军所控制。清政府为筹集巨额军费，加紧了对包括陕西在内的所谓“完善之区”的搜括。贪官污吏乘机敲榨勒索，草菅人命。百姓无以为生，反清情绪日烈。陕西地方当局为转移人民的斗争目标，还不断挑起民族纠纷，并实行“以汉制回”、“护汉抑回”的民族政策，迫使回民走上武装反抗的道路。1862年5月，华州(今华县)回民首先起义，渭河沿岸回民纷纷响应。面对声势浩大的回民起义，以巡抚瑛棨为首的陕西文武官员惊恐万状。由于进剿无兵，只得暂行“安抚”。6月4日，陕西团练大臣张芾在临潼和回民谈判时，要求起义军交出主要领导人任武，被回民起义军处死，“安抚”阴谋从而破产。同州府地区的回民起义军以同州(今大荔)的王阁村、羌白镇和渭南的仓头镇为主要据点，在任武、赫明堂领导下，积极向清军进攻。17日至25日，围攻同州城9昼夜不克，遂撤围西进。29日，各路回民起义军联合逼攻西安，次日即攻占城西金胜寺，歼灭大批团练武装。7月21日，又攻占团练基地六村堡，困守西安的陕西提督孔广顺所部3000余名清军更加孤立。回民起义烽火迅速遍及800里秦川，队伍发展到20万余人，严重威胁著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清廷急命直隶提督成明率精锐京兵驰援。8月25日，成明所率京兵和豫勇共5000人，在洛水南岸为起义军所败，清廷又命钦差大臣胜保率军入陕。9月，胜保率军由潼关西进时，不断遭到起义军的截击，后绕道进入西安。11月上旬，胜保集中兵勇4万余人，与起义军大战于苏家沟，兵马自相践踏，死伤甚众。与此同时，起义军乘胜保军集中于西安，东部兵力空虚之机，于同州一带发动攻势，生擒署潼关协副将哈连升，夺取其营垒军械，并进逼澄城、合阳(今合阳)、朝邑(今大荔东)等地。胜保又奉命赶回潼关，与新授西安将军穆腾阿等共同镇压同州一带的起义军。由于补给线被切断，军粮不足，清军不敢出战。胜保奏请援兵，清廷以连战皆败的罪名将其革职，改授多隆阿为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1863年1月，多隆阿率部入陕，连同胜保等部共2万余人，集中力量进攻王阁村、羌白镇。起义军以游击战法，不断袭击敌人，并以骑兵截击清军运输线，断其粮饷。多隆阿一面筹措粮饷，一面派人至王阁村“招抚”，促使起义军内部矛盾激化，相互攻杀。清军乘机突袭，一举攻占王阁村和羌白镇。5月19日，另一主要据点仓头镇亦被清军攻占。之后，同州地区的起义军向西转移，集中于泾阳、高陵、咸阳一带，与西安地区的起义军并肩战斗。当时，太平军扶王陈得才部已由湖北再度入陕，蓝朝柱率领的李永和、蓝朝鼎起义军余部亦在洋县一带活动，清军顾此失彼，回民起义军便乘机加紧围攻西安。甘肃提督马德昭、陕西提督孔广顺率兵7000余人困守西安，不敢出战。9月初，多隆阿到达西安，再施“招抚”伎俩，部分起义军降清。10月初，多隆阿督军向起义军发起进攻，13日占领高陵县城。22日，清军分两路进攻西安地区起义军的主要基地苏家沟，起义军拼死抵御，终因伤亡过重，从苏家沟等地撤退。白彦虎、马生彦等率部退至邠州(今彬县)、凤翔。不久，凤翔、邠州亦为清军攻占，起义军大部退至陇东董志原地区。从此，西北回民起义的中心由陕西转入甘肃，陕西回民起义陷入低潮。
点评:陕西回民起义军发展迅速，斗争坚决，英勇顽强，一年之内就迫使清廷几易陕西统兵大员，给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以沉重的打击。但起义军组织松散，各部只是联合作战，未形成统一领导核心，加之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和斗争目标，起义之初又不向清统治力量薄弱的地区发展，而是急于围攻中心城市，终于为其所败而不能在本省立足。
篇4：任大霖简介
任大霖
任大霖 1929年出生。浙江萧山人。著有童话集《鹰妈妈和她的孩子》，小说集《稻田发绿的时候》，散文集《山岗上的星》，儿童剧集《水淹春花田》等。
篇5：任大星简介
任大星
任大星 1925年出生。浙江萧山人。著有长篇小说《野妹子》，中篇小说《吕小钢和他的妹妹》，短篇小说集《小小男子汉》等。
篇6：褚遂良简介
褚遂良
中文名称: 褚遂良
又 名: 字登善
朝 代: 唐
国 别: 中国
籍 贯: 浙江钱塘
代 表 作
美术图片: 伊阙佛龛碑 倪宽赞 唐太宗哀册 大字阴符经 孟法师碑 雁塔圣教序
类 别: 古代书法家
生平简介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浙江钱塘（今杭州市）人。在唐初书家四巨头中，褚遂良算是晚辈了，其书体学的是王羲之、虞世南、欧阳询诸家，且能登堂入室，自成体系。其特色是善把虞、欧笔法融为一体，方圆兼备，波势自如，比前辈更显舒展，深得唐太宗李世民的赏识。李世民曾以内府所藏王羲之墨迹示褚，让他鉴别真伪，他无一误断，足见他对王的书法研习之精熟。
由于继传统而能创格，《唐人书评》中把褚遂良的字誉为“字里金生，行间玉润，法则温雅，美丽多方”，连宋代不以唐书为然的大书画家米芾也用最美的词句称颂他：“九奏万舞，鹤鹭充庭，锵玉鸣珰，窈窕合度”，以表明褚的字体结构有著强烈的个性魅力。
初唐四大书家之一
从汉代到唐代的六百余年间，涌现出一批又一批伟大的书法家。在晋代，被后人尊为书圣的王羲之和他的儿子王献之留下了他们情驰神纵、超逸优游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随后，宋、齐、粱、陈的书家，依然继续著他们的遗风。而此时的北部中国，却在一种宗教意识的推动下，独创了一种与文人书法相对的——即与玄妙的、简约的、清淡的、平和的书风相对的那种雄浑、博大、壮硕、朴拙的书风。南北朝分裂局面的结束，隋朝的建立特别是唐朝的建立，使书法艺术南北相峙的风格，亦合流在一起。
公元6，强大的唐王朝建立。随著政治、文化与经济的复兴，书法艺术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如果我们从书法史的角度瞻前顾后，那么，在汉魏，艺术风格过于质朴；在两晋，又太变幻莫测；宋人书法艺术风格又以老成为倾向：而元、明、清的书法，似乎每况愈下。只有唐代，才在书法中表现出那典雅、华贵、丰满和情韵的成熟的美。每当我们面对唐人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时，不禁惊诧于唐人书法的完整性与典型性。唐代书法家因此和晋朝书法家一起，被后人称为“晋唐传统”。他们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智永、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等人。在这个传统之中，褚遂良占著异常重要的位置。从某方面来说，他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任何一家的贡献都要大。
褚遂良的政治生涯
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他生于隋文帝开皇十六年丙辰（596），籍贯浙江钱塘。他的父亲褚亮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当时正任散骑常侍一职，与虞世南、欧阳询等人为好朋友。
隋未战乱四起，强大的唐王李渊的军队战胜了一切对手，在618年建立了唐王朝。这一年，褚遂良还在甘肃。他的父亲褚亮仕隋为东宫学士。因为与杨玄感有旧，被贬为西海郡司户。薛举（？—618）在兰州称帝，褚亮被任命为黄门侍郎，褚遂良则做了薛举的通事舍人，掌管诏命及呈奏案章。
在唐朝建立之后，最初对唐发动军事挑战的，乃是薛举。他占据了甘肃的大部分地区，企图夺取京城长安。但他从西北向长安推进时，却突然病死，他的儿子薛仁杲继承了他的事业。618年阴历十一月，李世民包围了薛仁杲驻扎在泾州的营寨。薛仁杲的部下纷纷投降唐军，他也不得不投降。随后，他被押往长安处决，而他手下的人则被收服在李世民的麾下，成为唐王朝的臣民。褚遂良就这样进入了李家王朝，开始了他作为政治家的生涯。
最初，他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掌管军务的位置。从这也可以看出，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后来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过这样的话：“褚遂良鲠亮，有学术，竭诚亲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公元6，李世民因战功显赫而名声大振，唐高祖命他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雄心勃勃的李世民立即组成了一个大约五十人的随从集团，其中许多人是来自于被他消灭的敌人营垒中的杰出人物。也就在这一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礼遇，以致于人们把能够进入文学馆，称为“登瀛洲”。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尽管他的年龄比他们要小一辈。他在初唐的书名不仅不比他们差，而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这更使他的书法艺术有如猛虎添翼。
另外据《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的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当时人们把他称作“馆主”。像这种尊称，在以前是没有的；在他死后，为数也极少。
高祖武德九年（626）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从此以后，“贞观之治”驰名于世。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在门下省设立起居郎二人。贞观十年（636），曾为秘书郎的褚遂良在此时又出任起居郎一职，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剑桥中国隋唐史》在提到唐太宗时，曾这样写道：“太宗的许多公开的举止，与其说是似是出自本心，倒不如说是想得到朝官——尤其是起居注官——赞许的愿望。”从这个角度上来说，褚遂良所占的地位是极重要的，至少，他在某种意义上督促了皇帝在有所做为时，应该考虑到会留给人们一个什么印象。《唐书》记载说，有一次李世民问褚遂良：“你记的那些东西，皇帝本人可以看吗？”褚遂良回答说：“今天所以设立起居之职，就是古时的左右史官，善恶必记，以使皇帝不犯过错。我是没有听过做皇帝的自己要看这些东西。”李世民又问：“我如果有不好的地方，你一定要记下来吗？”褚遂良回答说：“我的职务就是这样的，所以您的一举一动，都是要写下来的。”可见褚遂良的忠贞和鲠直。
贞观三年（629）末，唐太宗下诏书，想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一是超度在战争中的亡灵，二则是纪念战役的胜利，刻石立碑以铭记功业，并颁布了负责其事之人的名单。名单中，除了虞世南、李百药、颜师古、岑文本、许敬宗、朱子奢以外，还有年仅三十三岁的褚遂良。在唐太宗大败宋金刚的晋州立慈云寺，寺碑即由起居郎褚遂良书写，可惜此碑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贞观十二年（638），李世民视同师长的大书法家虞世南逝世，这使李世民感到特别的伤心。太宗曾叹息：“虞世南死，无与论书者！”魏征适时地将褚遂良推荐给了李世民，太宗即刻命他为“侍书”。
李世民即皇帝位后，曾不遗余力地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天下人争著献上领赏。如何鉴别真伪？褚遂良对王羲之的书法是最为熟悉的，他可以丝毫不爽地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褚遂良的这一举动得到了李世民的极大欢心与信任，于是便将他提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事。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咨询。同时，褚遂良也确实具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李世民想亲自去征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他没有再坚持，并跟随唐太宗远征辽东。但是后来事态的发展，证实了褚遂良的话是对的。
贞观十八年（644），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正在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贞观二十二年（648），太宗的得力助手马周死了，褚遂良才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这一年的阴历九月，他就被提升为中书令，接替了马周的位置，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著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贞观二十三年（649），病重的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他又对太子李治说：“无忌、遂良在，国家之事，汝无忧矣。”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在八年后，被黜的褚遂良写给高宗的信中曾提到：“当受遗诏，独臣与无忌二人在，陛下方草土号恸，臣即奏请即位大行柩前。当时陛下手抱臣颈，臣及无忌请即还京，发于大告，内外宁谧。”（《新唐书》卷一○五《褚遂良传》）事实也确是如此，高宗登上皇位，褚遂良功莫大焉！
贞观二十三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年仅二十一岁。高宗即位后，就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但是在实际上，李治可能并不喜欢褚遂良这位托孤大臣，所以后来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由柳奭取代了他的中书令的位置。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
在高宗统治初期，李治刻意效彷太宗的所做所为，褚遂良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可观的成就。但是，不久，他和胆小懦弱的高宗皇帝一起，正面对著一个更为强大、机敏和肆无忌惮的对手武曌（后来的则天皇帝），在这场权力斗争中，他们都成了失败者。
公元640年前后，只有十几岁的武曌进入后宫，成为太宗的“才人”（第五等妃嫔）。她的美貌与才情不仅得到了年老的太宗的喜爱，似乎在同时也得到了年轻的太子的爱情。太宗死后，公元654年左右，曾经一度削发为尼的武曌成为李治的妃嫔，并被封为“昭仪”，得到高宗的宠信，也得到一些大臣的支持。
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另一位元老重臣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根据新、旧《唐书·褚遂良传》的记载，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绩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这场斗争，在中国历史上有著举足轻重的关系。根据陈寅恪的研究，对立的两派，分别代表了不同地区的贵族利益集团。李唐家族从六世纪初期兴起之时、就与集中于中国西北地区（陕西和甘肃）的许多大家族建立婚姻纽带，形成所谓“关陇集团”，而他们自西魏以来，就已在北方形成统治阶级的核心。像反对废后的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等人，便是关陇集团中的成员。而支持武则天的那一帮人，却出身于其他地区，或是商人，或通过科举制度而进入官场，他们是陈寅恪称之为“山东集团”的成员。这样，武则天与王皇后之间的争斗，就不仅仅是宫廷内部的简单争斗，而是反映了两个政治集团之间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间的斗争。这场斗争以山东集团的胜利而告终。武则天终于在655年的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到潭州任都督。第二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652—675）被立为太子。新册封的皇后，不失时机地向反对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王皇后与萧淑妃被残忍地害死了。657年春天，她将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而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
659年，褚遂良在流放之中死去，时年六十三岁。在他死后的两年多时间里，武则天等人还没有放过他，一方面把他的官爵削掉，另一方面把他的子孙后代也流放到他死的地方。直到神龙元年（705），即褚遂良死后四十六年，他得到了平反。天宝六载（747），他作为功臣，得以配祀于高宗庙中。德宗贞元五年（789），皇帝下诏，将褚遂良等人画于凌烟阁之上，以示他与唐初的开国英雄们有同样的功劳。
褚遂良的艺术创作
唐代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就这种文化的总体来说，是高于以前任何一个时代的。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之下，涌现了一大批一流的政治家、文人、鉴赏家，他们礼貌周到，谈吐隽雅，有极好的艺术修养和高尚的审美情趣。
艺术史研究的目的——像沃尔夫林《艺术史原理》中所说的——就在于把风格设想为一种表现，一种时代与一个民族的性情的表现，而且也是个人气质的表现。褚遂良的书法，正好也体现了这几点。也就是说，在他的书法艺术之中，既可以看到他所处的时代的风气，也是他那个阶层的贵族气息的展示，同时，也可以见出他自己的那种可以称为“唯美”的审美态度。与他作为政治家一样，在他身上体现了艺术家的气质。
遗憾的是，褚遂良几乎没有关于书法方面的论著传下来，以致于我们不能一目了然地知道他的书学主张。但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与欧阳询、虞世南为好友，这当然会影响到褚遂良的书法风格。
褚遂良与虞世南有过一次对话：“褚遂良亦以书自名，尝问虞世南曰：‘吾书何如智永？’答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君岂得此？’曰：‘孰与询？’曰：‘吾闻询不择纸笔，皆得如志，君岂得此？’遂良曰：‘然则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笔调，固可贵尚。’遂良大喜。”（《新唐书》卷一九八《欧阳询传》）这话可能一直在激励著褚遂良。
自有书法以来，人们便对它的美做出种种的探索：在汉、魏，人们对它的“势”赞美不已；在晋、南北朝，人们对“笔意”津津乐道；在隋唐，人们开始对书法的“结构”之美而感到赏心悦目。但是，他们显然还没有触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书法创作之中的“心”、“手”、“笔”之间的关系问题。如果说有，那可能是由虞世南开始。虞世南著有《笔髓论》，其中“契妙”一节说：
“字有态度，心之辅也；心悟非心，合于妙也。借如铸铜为镜，非匠者之明；假笔转心，非毫端之妙。必在澄心运思至微至妙之间，神应思彻，又同鼓琴，纶指妙响，随意而生；握管使锋，逸态逐毫而应。学者心悟于至道，则书契于无为。苟涉浮华，终懵于斯理也！”这是由艺术的形态方面向艺术的根源之地进发的一种标帜。因此，褚遂良同虞世南一样，更多地注意到了艺术的修养问题、艺术的创造问题。他们明显地与“尚意”书家们面对的问题相一致了，而这正是中国书法创作史上的一个进步。再引虞世南《笔髓论》中的另两节“释真”与“释行”，来揣摩褚遂良的书法创作：
……若轮扁斫轮，不徐不疾，得之于心，而应之于手，口所不能言也。拂掠轻重，若浮云蔽于晴天；波撇勾截，如微风摇于碧海。气如奔马，亦如朵钩。变化出乎心，而妙用应乎手。然则体约八分，势同章草，而各有趣，无间巨细，皆有虚散。这是一种多么抒情、多么轻灵的风格啊！“体约八分”，不就是含有浓厚的隶书笔意么？“皆有虚散”，晚年的褚遂良，不正是就这样地由质实而走向虚散么？
乃按锋而直引其腕，则内旋外拓，而环转纾结也。旋毫不绝，内转锋也；加以掉笔联毫，若石璺玉暇，自然之理。亦如长空游丝，容曳而来往；又似虫网络壁，劲实而复虚。右军云：“游丝断而能续，皆契以天真，同于轮扁。”又云：“每作点画，皆悬管掉之，令其锋开，自然劲健矣。”由书法的意象之美，到书法的笔法之美，便铸造了褚遂良的优美的书风。
褚遂良书艺的最为突出的特色为“空灵”。梁巘《评书帖》中说：“褚书提笔‘空’，运笔‘灵’。瘦硬清挺，自是绝品。”书法的空灵，正是通过运笔与提笔而体现出来的。
在欧书或虞书之中，我们都找不到明显的运笔的痕迹。但是褚遂良却不同，他不掩饰用笔的痕迹，甚至乐于强调这种痕迹，以表现他所倾心的活泼节奏，一起一伏，一提一按，造成一种韵律，异常明快。像孙过庭《书谱》中要求的“一画之间，变起伏于锋杪；一点之内，殊衄挫于毫芒”，在褚遂良的书法之中，体现得是最为彻底的。
褚遂良比虞世南或欧阳询的机遇都要好。他可以在优游不迫的生活之中，纸、墨、笔都极其精良，在面对一张纸时，可以仔细地考虑每一点一画如何处理。因此，他的书法表现的是一种风度，一种最微妙、最飘忽的心情的变化。
按照这样的意味去看褚遂良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时，我们便要惊讶于这些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没有一件不是杰作：它自成一个世界，一个整体。当褚遂良将他的书法艺术推向它的最高峰时，他便以这种种的美，建成他的书法境界：没有一点铺张，一切都是那么单纯、自然和平静，并不要求艺术有意想不到的强烈的刺激，要求用笔、风格、线条都有新奇的效果，它不过是在纸面上，以笔锋展开一种优美至极的舞蹈——它的妙处，就在于它的潇洒自然，即不仓惶失措，也不锋芒毕露。它让人看了，觉得只是一种为之微笑的境界，以及一种精致的趣味。
对王羲之的倾倒
唐代书法的风格变化是与国君李世民的嗜好分不开的。张彦远在《法书要录》中就记载了李世民的一桩趣事：贞观十八年（644），太宗召三品以上官员，赐宴于玄武门。太宗乘兴取笔作飞白书。众臣也乘著酒兴从太宗的手中竞相争夺。散骑常侍刘洎竟登上龙床，把太宗的手抓住得到了这件书法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这样的举动显然把众人吓坏了，同时也因为有妒忌之心，众臣一齐跪下请求按照法律将刘洎处斩。太宗却笑著说：“昔闻捷媛辞辇，今见常侍登床。”竟这样轻松地就赦免了刘洎的罪过。在这样的热爱书法的氛围之中，无疑会产生众多而伟大的书法家。
在《晋书》中，李世民对王羲之的书法这样赞美道：“所以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善尽美，其必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作为《晋书》主编之一的褚遂良，对这一传赞肯定是有刻骨铭心的印象的。尤其是后面的几句“状若断而还连”云云，不就是晚年褚遂良的书法风格中最大的特色么？对李世民怀有深厚感情的褚遂良，毕生都在追求著与实践著这一点。
褚遂良在书法上，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对王羲之书风崇拜的漩涡，＃持续地沉湎于其中，专心致志地遵守著王羲之的规范。据《唐会要》卷三十五记载，在贞观六年（632）正月初八，太宗下令整理内府所藏的钟繇、王羲之等人真迹，计一千五百一十卷。褚遂良参与了这次整理活动，众多的王羲之的真迹，使他大开眼界。也正因为如此，他又开拓了书法的视野：他在中国书法的体格与形态中，找到了一种贵族的或属于知识分子的艺术品味。这品味是华美的，而不是朴素的；是如精金美玉的，而不是浑金璞玉的。
更有进者，人们还将王羲之的《长风帖》也归于褚遂良的名下（载于台湾《故宫历代法书全集》第一册）。虽然作为临书，难以表现自己的意志、性情，难以摆脱被临小说诗歌文学作品的规范，但是褚遂良控制笔墨点线的能力却在这里展露无遗。李嗣真在《书后品》之中评论说：“褚氏临写右军，亦为高足，丰艳雕刻，盛为当今所尚，但恨乏自然，功勤精悉耳。”在肯定的同时，又批评此帖的连带间显得有些做作，不够自然。但是，当法度的束缚稍稍松懈一些时，褚遂良自己的趣味就会涌出来，其意态超过了法度，这种精彩的东西尽管一纵即逝，只是那么连续的两三个字，带著一种温柔洒脱之中增进的沉思的、成熟的精神，而留下充满著精妙的健康气息的温婉和洒脱之中的超越心境，呈现崭新的面目。这也是褚遂良临习王羲之书法的与众不同之处。
优美的褚遂良风格
晚年的褚遂良，在书法上达到了一个至为高超的美的境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把欧阳询、虞世南的楷书小说诗歌文学作品和褚遂良的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放在一起，我们会明显地看到一种风格上的转变。显然是对笔法的追求，造成了这种转变。如果说，书法中楷书之有笔意的表现，当以褚遂良为最高。如果说，北碑体现了一种骨气之美，欧阳询体现了一种来自于严谨法度的理性美，虞世南体现了一种温文尔雅的内敛之美的话，那么，褚遂良却是表现了一种来自于笔意的华美。在欧阳询或虞世南那里，线条与笔法是为塑造字型而服务的。而褚遂良则不然，他是一位具有唯美气息的大师，他刻意地处理每一笔画，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点与每一个转捩……，而结果则是，这种刻意却超出了字形以外，而看来好像具有一种脱离了形体的独立意义，使点线变为一种抽象的美。
可见由欧阳询等人建立起来的严谨的楷书结构，在褚遂良的笔下，已经开始松动。这种松动并不是由于他功力不够，或者别的什么，而是他知道如何运用结构的疏密、用笔的疾缓来表现流动不居的情感。倘若我们将欧阳询推举为“结构大师”的话，褚遂良则是“线条大师”。他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而明显地体现了中国艺术美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飞动之美。
这种飞动之美来自于何处？显然，褚遂良比起欧阳询或虞世南都更富于艺术天赋，也就是说，在他的艺术化了的性格之中，更有一种智慧的流露。袁中道在《珂雪斋集》卷一《刘玄度集句诗序》中说：“凡慧则流，流极而趣生焉。天下之趣，未有不自慧生也，山之玲珑而多态，水之涟漪而多姿，花之生动而多致，此皆天地间一种慧黠之气所成，故倍为人所珍玩。”在褚遂良的书法中，的确可以见到这样一种由“慧黠”而带出的流动之美、舞蹈之美。他在用笔时就像舞蹈家灵敏比的脚尖，纵横自如、卷舒自如。在轻灵飞动的连续动作中，完成一个又一个美的造型。在褚遂良那细劲、遒婉的线条中，有一种神融笔畅似的适意，悠悠地流动于指腕之间，落实在点画之间，从而体现作者刚正、鲠直的性格和满腹经纶的学识修养。
蔡希综《法书论》对褚遂良的用笔作了如下的比喻：“仆尝闻褚河南用笔如印印泥，思其所以，久不悟。后因阅江岛平沙细地，令人欲书，复偶一利锋，便取书之，险劲明丽，天然媚好，方悟前志，此盖草、正用笔，悉欲令笔锋透过纸背，用笔如画沙印泥，则成功极致，自然其迹，可得齐于古人。”这种明净媚好，然而却又沉着飞动，正是褚遂良用笔的最大特色。
宋人扬无咎跋云：“草书之法，千变万化，妙理无穷。今于褚中令楷书见之。或评之云：笔力雄赡，气势古淡，皆言中其一。”草书的笔势竟能于楷书中毕现无遗，这是何等神奇的手法！
如果细看，可以发现，他没有一笔是直的，而是曲的；没有一笔是像欧阳询或虞世南那样保持著每一笔画的平直与匀净，而是偃仰起伏，轻重缓急，极尽变化之能事。从笔法上来看，萧散而恬淡，不衫不履中尤见性情的流露，可谓极尽风流。
总之，从笔法与体势上来说，褚遂良是直接承继晋人风度的；或者说，他在同时代人之中，是最深刻地理解晋人韵致的书家，并将这种风韵也表现在自己的书作之中。他既是初唐楷书风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晋人书风的继承者。在他之后，人们便走向了另一种书风，虽然魏晋人的风度仍然是人们所追慕的对象。
“广大教化主”
将褚遂良与同时代的楷书大师如欧阳询、虞世南相比，是否意味著从褚遂良开始，书法已经由古典主义向浪漫主义过渡，或者说，是由张怀瓘所说“妍美功用”而趋向以“风神骨气”为美的纯艺术转变呢？
张怀瓘评价褚遂良的书法说：“若瑶台青琐，窅映春林：美人婵娟，似不任乎罗绮，铅华绰约，欧虞谢之。”正表明了一种与以前的书法截然不同的审美倾向。
褚遂良书法的线条充满生命，书家的生命意识也融入结构之中。不管褚遂良是否刻意地在追求这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他注入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之中的那种情调，又从小说诗歌文学作品之中飘逸出来，而让我们为之神往。
苏东坡在《题唐六家书后》一文中，曾将隋唐时期的六位书法大师逐一作了评价：
“永禅师书骨气深稳，体兼众妙，精能之至，反造疏淡。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其奇趣。”“欧阳率更书妍紧拔群，尤工于小楷。高丽遣使购其书，高祖叹曰：‘彼观其书，以为魁梧奇伟人也。’此非真知书也。知书者，凡书像其为人，率更貌寒寝，敏悟绝人，今观其书，劲险刻厉，正称其貌耳。”“褚河南书清远萧散，微杂隶体。……”“张长史草书颓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今长安犹有长史真书《郎官石柱记》，作字简远，如晋宋间人。”“颜鲁公书雄秀独出，一变古法。如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唐、宋以来风流，后之作者难复措手。”“柳少师书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一字百金，非虚语也。”
对褚遂良的书法只用了四个字“清远萧散”。这种清远萧散，正是东坡所追求的意境之美。
米芾在评书时，对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分别作了评述：“欧阳道林之寺，寒俭无精神。”“欧阳如新疾病人，颜色憔悴，举动辛勤。”“真卿学褚遂良既成，自以挑踢名家，作用太多，无平淡天成之趣。大抵颜柳挑踢，为后世丑怪恶札之祖。从此古法荡无遗矣。”“颜行书可观，真便入俗。”“公权国清寺，大小不相称，费尽筋骨。”“欧怪褚妍不自持，犹能半蹈古人规。公权丑怪恶札祖，从兹古法荡无遗。”这些唐代书法大家没有一个不受到米芾的挑剔，唯独对褚遂良却是这样的赞美：“褚遂良如熟驭战马，举动从人，而别有一种骄色。”对褚遂良《兰亭序》的摹本更是推崇备至（见前），甚至可以说佩服得五体投地。米芾的儿子米友仁同样也是如此赞美：“褚书在唐贤诸名世士书中最为秀颖，得羲之法最多者。真字有隶法，自成一家，非诸人可以比肩。”熊秉明在《日记摘抄——关于罗丹》中引查德金（zadkine）的话说：“……在雕刻里要把握的是‘精神结构’（structure spirituelle），这是唯一的原则，其余则任凭你们创造……”。褚遂良提供给后人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结构”，让学习他的人。从他那里拿走笔法、拿走笔意、拿走结构、拿走法度，然后从事自己的创造、改革、翻新……。薛稷学他，瘦硬通神，跻身于“唐四家”之列；薛耀学他，风骨棱棱，不仅作为一时的名手，而且开启了宋徽宗的瘦金体；颜真卿也学他，颜体楷书是建立在褚遂良的楷书的基础之上的。
刘熙载在《书概》中对褚遂良有这样的评价：“褚河南书为唐之广大教化主，颜平原得其筋，徐季海之流得其肉。”“广大教化主”五字，足以形容褚遂良在中国书法史上的独特地位。
褚遂良(596～659)，字登善。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博涉经史，工于隶楷。虞世南去世后，唐太宗叹息：“虞世南没后，无人可与论书者矣!”魏征就推荐褚遂良，并说：“遂良下笔遒劲，甚得王逸少体。”太宗宝爱王羲之书法，以金帛悬赏征购。一时天下王书争送至京，难辨真伪。惟遂良能品评鉴别，并编目藏入内府。其书法继承王羲之传统，外柔内刚，笔致圆通，见重于世，与欧阳询、虞世南、薛稷并称“初唐四家”。传世墨迹有《倪宽赞》、《阴符经》，碑刻有《雁塔圣教序》、《伊阙佛龛碑》、《房玄龄碑》等。
篇7：文良生简介
文良生[英国]奉献在英伦三岛
从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开始，几十年如一日为侨胞服务，这很难，尤其是在物欲横流的海外。这就是文良生受到人们尊敬和爱戴的原因。
在英国伦敦埃塞斯郡，生活在这里的华人们几乎都知道哈劳中文学校。这所创办于1976年的学校，二十多年来一直以不牟利的原则办学。宗旨在于给哈劳和附近地区的华裔儿童学习自己的母语提供一个机会。这所哈劳中文学校，就是以文良生为首创办的。
文良生是英国著名的华人社会活动家。他1928年6月25日生于香港新界新田村，1953年移居英国。
青年的文良生是英国华人界的活跃分子，他朝气蓬勃，很有组织领导才能，而且在华人青年中很有威信。1954 年，他率先发起，在伦敦组织了“华青会”。1957年，他动员一群青年加入伦敦华侨互助工团工作，创办英文班，并赴英伦三岛开拓华人教育事业。四五十年过去了，当年的青年们都已成了老人，但他们都还记得那时侯文良生带领他们生龙活虎地开展各种活动的情况。他们那时播下的华人教育的种子，现在已经开花结果。
文良生非常关心华人公益事业。1954年，他在伦敦首次发动捐款支援石湖火灾灾区同胞；1956年再次发动侨胞捐款支持暴动中受伤的香港同胞。还多次发动英国华侨支持香港、香岛、汉华等学校的教育事业。为了丰富侨胞的文化生活，他于60年代创办了文大新五联书报社；还创办了长新风爱国电影公司，代理香港南方公司及中国影片在英国各地发行放映，大受侨胞欢迎。
1959年，文良生应邀赴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观礼活动。次后，除了“文革”期间，他每逢建国五、十大庆均应邀率领全英各地侨领回国参加国庆活动。
文良生以自己的热心肠，赢得了英国华侨华人的一致拥护。1966年、1988年，他连续担任伦敦华侨互助工团会长之职。1968年，他担任了九届英国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之职。在哈劳中文学校，文良生亲自担任了校长一职。这所学校的创立，凝聚了文良生以及众多华侨的一片苦心。随着英国华人新一代的成长和新移民的增加，华人社会的中文教育问题开始显得突出，文良生感到了压力。他非常希望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华文化能在下一代华裔青年身上得到延续，不希望他们失掉了“根”。哈劳中文学校克服困难逐渐壮大，从初办时只有十余名学生的“识字班”，到后来，有学生百多人，老师十位，已经送走了一批又一批毕业生。
文良生还是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的创始人之一。1983年，他参加在巴黎召开的欧洲各国华人社团领导人会议，倡议组织全欧华人社团联合会，得到与会者热烈响应；这次会议成立了常务理事会，负责组织各项筹备事务，文良生被推选为常务理事。经过多年的筹备，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终于于199 1年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并于次年5月对外公开宣布。文良生被选为永远名誉常务理事。文良生现任英国华人社团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伦敦华侨互助工团永远荣誉会长。1989年工作退休时，中国驻英国大使冀朝铸曾专门为他举行盛大酒会，以表彰他几十年为祖国为民族为侨胞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不久前，文良生渡过了他的七十华诞。他的子女们从四面八方赶到他的身边，英国的华人同胞也纷纷从各地给他发来贺函。这位杰出的侨领，受到了华人同胞们的深深爱戴。
篇8：夏乾良简介
夏乾良：大二创业就出名
一年之内，夏乾良创办的公司，从注册资金30万元发展至500万元资产，员工人数扩大40倍。这个复旦法学院的本科二年级学生，7月中旬独家赞助了复旦大学主办的两岸四地“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论坛”。赞助就来自他创办的暄氏文化公司，一个组织和承办各种国际会议、策划出版图书的学生企业。
创业从复印课堂笔记开始
考入复旦大学后，夏乾良加入了校内一个名叫“心暄社”的社团，这是一个开展校园慈善公益活动的学生社团。
由于资金缺乏，夏乾良和社团的伙伴们开始考虑如何为社团发展积累资金。
6月14日，暄氏文化公司正式注册，注册资金为30万元，由夏乾良等5名社团成员自筹。
他们还东拼西凑地借来了几十万元，公司创业时的本金最后总计是100万元。
但夏乾良在很长时间内都未找到合适的项目，一直做着不需要多少成本的家教。
有一天，夏乾良突然发现，复旦这个两万多人的学校每天的复印业务量非常大，经常有班级复印课堂笔记，一印就是上万页，而学生单独去校外的文印店一次复印几百页笔记是得不到任何优惠的。“单独印一页a4纸是8分钱，而我通过团购拿到的价格是6分钱甚至只有5分钱。”
虽然没有足够的资金购买设备，但夏乾良打出了“价格比校外文印店便宜且负责上门提货、送货，随叫随到”的竞争牌，在拿到复印订单后转送校外文印店，并降低文印店的要价，从中赚取差价。这种方式在校园文印市场中迅速占领了一席之地，他们每天拿到的复印单子少则三四千张，多则5万余张。几个月后，他们开始自购设备。为了节约成本，所有的职员开始苦攻平面设计、策划、排版。
虽然业务发展很快，但夏乾良认为，这不是大学生创业的优势项目，大学生创业的优势在于技术含量更高的文化传播产业。
第一桶金从出版教辅中来
209月，机会主动找上了门。由于之前做家教时形成的口碑，文汇出版社向夏乾良约稿，编写《高考英语专项训练精炼》一书。
这本书从内容的编著到最后的排版，均由夏乾良和他的同伴们一手操办。该书出版后，首批5000本没过多久便销售一空，接着系列丛书的语文、数学两种也出版上架。在这半年内，暄氏文化公司取得了10多万元的净利润。
目前图书策划出版已经成为暄氏文化公司的一个最主要的盈利点，而最初不为夏乾良看好的印刷业务最后也给他带来了额外收获。
“做印刷后，我们发现还能介入会展和广告行业，目前这两个项目也给公司带来了可观的收入。”夏乾良拿着一本会务资料册告诉记者，会展和广告行业经常要发放许多印刷品，夏乾良正是通过替他们做印刷才慢慢介入了这些行业。前不久，暄氏文化公司就为复旦百年校庆的活动之一———“基因组医学国际论坛”提供了会务管理服务。
夏乾良说，现在公司每月的盈利达到20多万元，公司总资产也达到了500万元。面对可能存在的风险，夏乾良也作好了充分准备。随时准备在公司经营不下去时回校专心读书。目前这些学生股东最新的计划是，再用一年时间将暄氏文化公司从一个学生企业转型为成熟有序的民营文化企业。
篇9：朱良漪简介
朱良漪：分析仪器行业的主要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
朱良漪，仪器仪表工程技术专家。是我国仪器仪表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分析仪器行业的主要创始人和学术带头人。60年代主持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大型同位素质谱计和色相色谱仪。80年代在组织领导我国重点工程30／60万千瓦发电站中，运用系统工程方法成功的完成全厂总体监控系统的设计与投入运行作出样板，为促进我国工业仪表产品的制造水平作出突出贡献。
朱良漪，1920年8月25日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1938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理学院工预系（机械专业）学习，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日美开战时辍学，1943年5月复学继续完成学业，1944年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物理系。1947年赴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主修内燃机工程，副修工业工程，1949年春获该大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并通过了进修博士资格考试。
朱良漪是我国仪器仪表行业、自动化控制技术行业最早和始终不渝的开拓者之一，是分析仪器行业的主要创始人，也是不断身体力行的实践者，他的突出贡献不仅是在分析仪器、自动化仪表及工程和工业工程三大领域中的工程实践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且，在他的指导和带领下，造就了一大批中、青年科技人材。同时，还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我国仪器仪表和自动控制技术方面的具有战略意义的观点和论述。
朱良漪从1955年我国第一次制定十二年科学技术规划开始便以仪器仪表专家身份多次参加国家科委的科学技术规划；电子振兴计划和“八六三”高科技规划，并从1978年起连续三届一直担任国家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和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学科评审组成员。在培养科技人才方面也是不惜精力，分别在天津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化工学院、冶金机电学院任兼职教授，他不但做仪表与自动化方面的专题讲座还亲自指导硕士研究生论文和负责承担科研课题，他还是中国自动化学会和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
（一）
他以十六年（1959—1975）的时间从平地开始筹建与指导设计了原苏联承诺援建的中国规模最大的分析仪器厂—北京分析仪器厂。在专家来华不足十个月就撤走后，承担起全面的技术负责人的职责。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提出“边基建、边试制培训和边生产”的建厂方针，亲自领导新产品的研制。他组织了当时国内有可能借助的力量，使厂内厂外相结合，在短短五年内，不但工厂建成并投产，还完成了我国第一台大型同位素分析质谱计（国家仪表新产品一等奖），气相色谱仪（国家仪表新产品二等奖），核磁共振波谱仪，红外气体分析仪，磁性氧量计（国家仪表新产品四等奖），和热导式分析仪等六大系列十多种规格的产品，为我国核技术和石油化工、冶金、电力等工业提供了新一代的科研分析装备，从而奠定了发展我国现代化分析仪器的基础并填补了空白。在新产品开发上，他不拘一格，勇于创新，善于把掌握分析机理与关键部件攻关相结合。通过特殊工艺攻关推动技术进步并改进工厂的工艺装备，同时培养出一大批有理论、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梯队。在他领导并直接参与下，研制我国第一台同位素分析质谱计的全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攻关、不断突破技术难题 而最终成功的过程。他率领了数十名青年科技人员和不少青年工匠，陆续攻破精密机械加工、特种焊接与封接、真空获得、测量与检漏技术、微弱电、磁参数测量技术、高稳定度供电系统、电子光学与离子光学技术以及同位素分析应用技术，这些基础技术的突破，朱良漪为我国发展质谱仪器以及其它分析仪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对待任何事物都习惯用他自己所说的x—y矩阵分析方法。他在《发展成分分析仪器的几个问题的商榷》（刊于1963年《计量技术与仪器制造》1卷2期）一文中早就提出：
（1）分析测试技术将与催化、链式反应、聚合反应、有机分子活化等高科技发展前景有密切影响，因而提出在我国要努力实现“分析技术仪表化与分析仪器自动化（在线）乃是解决科学技术与生产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2）建议要按物性特征与分析手段对照来规划我国分析仪器品种型谱系列的方法，以及分析仪器的零部件通用化与单元组合化等措施；
（3）尽早发展全谱分离与高灵敏度检测器和快速电子计算机相结合的新一代分析仪器的结构设计前景；
（4）以物质成分和结构为第一性的微观信号来指导以物化生产过程调节系统为第二性的环境与热工参量将是生产过程自动化的未来。
这些观点和思想，在这以后的二十多年中，有力地指导并推动了我国分析仪器的发展。30年前，他所提出的论点，实际上是综合了分析化学、物理学、电子计算机技术和分析应用技术的先进成果，引导出现代分析科学这一科技领域的新概念。时至今日，国际分析技术发展的事实证明，这一论点是完全正确的。
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激烈冲击下并没有扼甥对发展分析仪器的热忱，在条件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他还是认真负责地组织攻关，开拓一些有特色的产品：如四极质谱仪、比表面积分析仪等。离开北京分析仪器厂后，他又被推选为质谱学会和分析仪器学会的带头人，继续致力于分析仪器行业的发展。1985年他在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理事扩大会上又以“挑战和对策——我们一定要把加速发展分析仪器的重任挑起来”为题，结合国际科技发展规律与新动向，阐述了他对分析仪器发展与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关系和应采取的战略技术路线。1987年起他虽已退休，但仍然活跃于分析仪器行业，参加国际学术交流与国家重点新产品科研开发工作，协助有关分析仪器厂投入开发流程质谱、离子色谱和高效毛细管电泳仪等课题的科研工作。
（二）
在自动化技术工作方面，1956年他以在仪表局任技术处负责人的身分，积极参与了对上海地区的仪表行业的组建规划和改造，特别是制定了按专业化协作原则组建仪表专用元件和材料的生产，改变大华电表厂转向记录仪生产和建议集中人才成立上海仪器仪表科学研究所等措施。1957年后，他不顾被错划成“右派”的精神压抑，以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仪器组秘书室一个工作人员的身分，组织当时钢、电、煤、化、油等五大使用部门的科技设计人员与仪器生产科研人员相结合。于1958年在上海召开了“5406会议，从而奠定了我国自动化仪表品种发展向标准化、通用化、系列化、单元组合化与控制对象典型化的道路迈进，改变多头繁杂的品种需要转向有条理的型谱系列生产，把有限的生产力组织起来解决当时国民经济建设的多种迫切需要。这一战略方针大大提高了当时我国在被技术封锁下自动化仪表的装备能力，一直延续到80年代初期。
1975年，他调任北京市自动化工业公司总工程师，不久便负责起主持当时在房山引进的三十万吨乙烯仪表及自控系统的工程翻版会战。在国内应开发的264个新产品中，在他直接领导下，积极利用全国和本地区的科研力量，调整改造了北京市有关直属及区属工厂，承担并完成了近半数的新产品科研任务，从而也就为北京市自动化工业奠定了基础。通过主持这一工程的翻版会战，1977年在《自动化技术》上发表《洋为中用，走中国自己工业发展的道路——对三十万吨乙烯装置中的仪表与自动控制系统的初步分析》及1978年在《工业仪表与自动化装置》上发表《必须积极展开系统工程学的研究》的论文，都是我国最早提出用系统思维方法实现控制工程整体优化概念设计的重要论述。
1982年起，他在国家仪表总局时又被委派承担起国家十二项重点建设工程之一，引进大型（300mw和600mw）火电机组中的成套仪表与自动化控制系统的技术总负责。面对这一艰难任务，他提出组织国家队攻关和“以重点工程带系统，以系统带仪表”的总纲领设想。通过与26个国外厂商以多种技术引进形式签订了33项合同，涉及国内40多个工厂和研究单位，派出几百名工程技术和管理人员出国培训，终于以7年的时间使山东省石横和安徽省平圩两个电厂三台机组全部投入运行，把我国电站自动化仪表和系统装备水平达到了80年代国际水平。与引进技术同时，通过消化吸收与开发国产化，也有利于带动冶金、化工等行业的自动化装备水平。他始终坚持了刻苦的务实精神，带头深入现场，及时发现问题，调动国内外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共同克服困难，发挥了卓越的组织才能。
1991年，国家教育委员会表彰他和清华大学精密仪器系的教师们一道在“大型汽轮发电机组状态监测系统”课题上作出的重大贡献，授与他科学进步二等奖的荣誉。
（三）
在工业工程方面，他也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其实，早在五十年代，他就运用他在国外所学习到的新学科—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知识为天津自行车厂的改型改造，设计了全厂流水生产线。在短短的两年时间内，以很少的投资，使电镀、烤漆、焊接、热处理和装配调校等环节的质量大幅度地提高，产量增长了近十倍，赢得了声誉。同时，他在作业计划、生产能力查定、统计分析与管理等方面在《机械工业》与《中国工业》等杂志上发表过多篇论文。不过，由于当时社会舆论并不理解现代化工业管理是属于跨学科的新兴技术科学范畴，在“重技术轻管理”的错误认识下得不到应有发展。直到70年代末“四人帮”倒台，实行开放政策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后才得到扭转。这就是为什么他在机械工业老专家沈鸿副部长的动员下，重新担当起《中国大百科全书·机械工程卷·管理工程篇》的主编和90年代起又被推选为机械电子部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ie”专业委员会主任一职。他以“老骥伏枥”的奉献精神，组织一批老中轻三结合的队伍，为国家重点工厂用“ie”的方式方法试行诊断与综合治理。
朱良漪的学术特征是基础宽厚，兼具理、工和管理三者之长；工作作风严谨而不失灵活；对新生事物敏感而又敢于接受挑战。他对工作始终是锲而不舍一抓到底，善于团结和启发多层次、多行业的科技人员一起合作。他一贯主张必须掌握第一手资料，亲自参与总体设计和关键工艺攻关，讲究系统分析和实验工作方法，对此，于1981年1月他在《光明日报》、《科学与技术》第二十四期提出实验工程学的概念。1979年夏，他从参加国家经济委员会工业企业技术发展代表团赴美、日考察归来时，带回一台初期的微机产品，便向清华大学童诗白教授建议：“用微机联网管理饭店业务”，并积极支持清华大学电子学教研组和北京市自动化系统成套研究所合作开展这项工作，经过几代更新已获得很大成功。他主张探索开发新课题，从工作中学习和积累知识。他鼓励直率地发表自己的不同观点。这些特征是和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热爱科学，习惯于自己动手和拆装机器而养成的个性有关。他早在北平育英中学读书时，便和好友张守廉（美国1982年出版的《电气与计算机工程手册》一书的主编，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电机工程系主任）等人组成石英无线电社，以自己课余修理无线电的收入由他出任主编出版了《电虹无线电周刊》，发行了近30期。这在当时的中学生中也是一项创举。
退休后，他仍不遗余力响应号召，结合一些离退休的各行业的科技专家，继续帮助有需要的企业作技术咨询开发工作，真正的体现了做到老学到老。1989年他还荣获全国老有所为精英奖。
朱良漪常讲，他是从敌人的侵略教训中懂得了爱国主义思想。他小学毕业前在沈阳赶上“九一八事变”，中学读到五年级在北平赶上“七七事变”，大学读到三年半时又逢日本偷袭珍珠港，不但书未念完，人身也受到日本宪兵队的迫害。所以1950年他在美国读书时，一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家建设前途有望，就毅然放弃了个人深造和工作的优厚条件，偕同夫人回国，热情投入了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尽管历次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但对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始终未变，终于在退休前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的宿愿。
(作者：沈德昭 孙丙玥、尹翼开)
简历
1920年8月25日 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1938年 在北平燕京大学理学院工预系（机械专业）学习到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日美开战时辍学。
1943—1944年 毕业于成都燕京大学物理系。
1944—1946年 在重庆国民政府交通部经济部任技士副工程师等。
1947—1950年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研究生院攻读（主修内燃机工程，副修工业工程），1949年春获机械工程硕士学位并通过了进修博士资格考试。
1950—1956年 历任重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通用机械方面生产技术及计划管理工程师。
1956—1959年 在一机部仪器仪表工业管理局和科技司任技术副处长和仪表专业工程师。
1959—1975年 任北京分析仪器厂副总工程师主管新产品开发与生产技术。
1975—1980年 任北京市自动化工业公司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1980—1982年 任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副局长。
1982—1987年 任机械工业部仪器仪表工业局总工程师，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1970年— 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发明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
1980年— 任北京市人民政府专业顾问。
1982年— 任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委员会自动化分组成员。
1986—1990年 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第一、二届学科评审组成员（自动化学科）。
1989年— 任机械电子工业部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委员兼工业工程专业委员会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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