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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作者/贾京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突出理性精神。在牛顿等人的推动下，对世界的认识本身甚至上升到了对上帝进行思考的深度和高度。这些大胆的思想主张为启蒙运动和启蒙文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一时间，倡导怀疑、思辨的理性精神成为了文学创作的主流。在文学作品当中，将普通的个人作为直接的描写对象并号召人们进行个性化的发展和生活，成为当时的启蒙作家普遍反映出来的思想主张。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形式在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中，通过作家本身的思想观点和文字描写显现出鲜明的政论性特征。这一时间内，很多思想家本身就承担起了启蒙作家的功能。卢梭、洛克、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等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将理性主义哲学思想应用于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现代西方政治学理论，这些政治理论主要通过当时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理性精神强调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对事物进行推理以进行对现实事物的认识。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当中，人们应当具有充分怀疑的精神，敢于突破旧有传统进行创新，鼓励人们大胆怀疑。这种思想主张促成了西方现代文化中的独立思考精神的产生。西方现代文化中强调的独立见解的思想观念来源于理性精神，并在西方当代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得到了良好的体现。在西方的教育模式下，人们被鼓励进行大胆的创新和开拓，勇于怀疑权威，挑战权威，使欧美思想文化层面充满了进行自由交流、大胆创新的氛围。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广林，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期的思想启蒙［J］．学海，（01）．
［2］宋爽，浅析卢梭政治思想［J］．中国科技博览，（19）．
［3］冯黎明．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立的知识学根源［J］．中国文学研究，2010（01）．
［作者简介］
贾京（1976-），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体育学院讲师，学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和翻译。
篇2：文学与花香现代散文
文学与花香现代散文
上次说到植物的自花授粉和异花授粉时，忽然想到了一件旧事。
那是几年前，一次看某晚报，在文艺栏目上看到有一位文学指导家在点评中学生的作文，并教导中学生如何进行文学写作。
一位中学生的作文标题是《故乡的田野》，大意如下：回到故乡的田野，特别亲切，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绿树间吹来阵阵清风，清风送来了稻花的芳香……
于是这位文学指导家展开了评论：搞文学写作，应当有广博的知识，这位同学在这方面显然有所欠缺，我们大家知道，水稻是自花授粉植物，而自花授粉的植物的花是没有香气的，因此这位同学描写稻花芳香显然是平空想像，当然是错误的……
这位指导家是植物学家大概是无疑的，因为他知道自花授粉异花授粉这一类植物学的知识，但作为文学指导家却实在还欠缺火候，因为他连文学和植物学都还没有弄清楚。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文学最高成就的杰作，曹雪芹是享誉世界的文学大师。红楼梦中有一个大观园，大观园中有许多景点，其中有一个景点叫“稻香村”，其取名源自一联古诗：“黄菊依风村酒熟，柴门临水稻花香。”
后来元妃省亲，来到大观园，叫贾宝玉和其他众姐妹写诗歌咏大观园中的诸多景点。贾宝玉咏稻香村的那一首是林黛玉代写的，是一首五言律诗，其诗说：
“杏帘招客饮，在望有山庄。菱荇鹅儿水，桑榆燕子梁。一畦春韭熟，十里稻花香。盛世无饥馁，何须耕织忙。
在这里曹雪芹多次提到了“稻花香”，水稻既然是自花授粉植物，稻花当然是没有香气的，曹雪芹为什么要在那里胡乱描写呢？
还有南宋的大词人辛弃疾，也有一句诗，叫“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他也说到了稻花香，莫非他也不知道稻花是没有香气的么？
近些年来，稻花有愈来愈香的趋势。湖北有一家酒厂的酒，名称也叫“稻花香”，天天在电台、电视台上做广告，声嘶力竭地大喊大叫。有一种糕点，虽然并不好吃，也不香，但名称也叫稻花香酥，也在那儿自吹自擂，四处推销。
还有，中国人大都看过电影《上甘岭》，《上甘岭》电影有一支插曲，叫《我的.祖国》，大概人人都能哼上几句。其高昂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以及酣畅优美的曲调，的确非常感动人。这首歌的词作者是乔老爷乔羽，不幸的是誉满词坛的乔羽也犯了一个错误，其中一句歌词他居然说是“风吹稻花香两岸”，稻花没有香气，难道他也不知道吗？
以上这些观点我写了一篇短文寄给那家晚报，批评了那位文学指导家，认为他还不懂文学，他这样点评中学生的作文是误人子弟的。而且根据他所表露出来的专业知识，建议他去当植物学家，而不要冒充当文学家。
现在想起来这举动真是非常可笑，年纪一大把了还这样事理不明，还这样颠沸沸地想出风头。权威是随随便便可以批评的吗？而且如果你批评了权威，那提供了平台的晚报怎么办？晚报的脸面如何搁？
所以后来的事情很清楚，短文寄出后如石沉大海，杳无回音。你想出风头，偏不给你出，你想要权威不舒服，首先要你自己不舒服，以作为所有不识事务者戒。
篇3：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中国西部文学”的提出和倡导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而其成熟的标志性创作 实绩是80年代中期“新边塞诗”的崛起。90年代以来，西部作家们以其质优量众的文学 作品引起了应有的关注。严格地说，中国西部文学并不单纯是一种地域性文学的指称， 而是一种既与新时期文学发展同步、又具有独特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艺术风貌和美 学品性的文学思潮现象和创作形态。考察和审视中国西部文学应该将其放置在特定的研 究参照背景中，这个研究参照背景具有纵横结合、丰富多彩的价值坐标参数。笔者以为 ，凸现于整个价值坐标体系中并最足以构成中国西部文学之本质成因的是其独特的历史 文化底色――一种鲜明的宗教文化(伊斯兰文化)精神的贯注。本文以下所有的论述都将 从这个价值基点引申和阐发。一
与基督教文化形成、发展在世界文明进化最早、最快的西方世界，佛教文化产生、成 型于东方的平和之邦、安适之境相比，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面临的是酷烈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苛严的人文境况。随着19世纪欧洲殖民制度在伊斯兰诸国家的建立和 巩固，在这种外来殖民主义文化剧烈冲击下，伊斯兰文化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穆斯林 史学家称之为伊斯兰文化的“黑暗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伊斯兰文化史就是 穆斯林的苦难史。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对欧洲而言，伊斯兰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 伤性体验。”(注：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中译版，第75页。)这 固然是指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莫名的“恐惧”，但就伊斯兰文化本身的发展经历而言，用 “持久的创伤性体验”来描述正好精当地概括了笔者以上的评述。
也正因为这样，穆斯林民族都极力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磨其心力的人格风范， 强调为人的血性和刚气，呼唤人的硬朗与旷达，以此来品悟“苦难”和拒斥“悲悯”并 坚守宗教信念的虔诚。而且，伊斯兰文化在其主体精神上与基督教文化的崇尚恕道、佛 教的以天达人，柔刚相济不同，它具有扬励刚强，崇武好胜的精神品性。
客观地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性格基调流贯到中国西部穆斯林们的精神和灵魂之中后 它必然遭遇到中国传统的以“中庸”为文化准则的儒家文化和以“无为”、“不争”为 精神取向的道家文化的稀释。准确地说，伊斯兰文化这种性格基调原有的强度和锐气必 定会有所耗损。尽管如此，在中国西部，恰恰是这种文化血缘基因的顽强的自觉意识、强态的生命行为一方面促使西部人面对生命中所有的沉重，锻打着自己对严酷生存环境 的顽强应变力，而对漫漫长途中颠沛流离的无尽的困苦，磨砺着自己的耐力、坚韧和生 存智慧；另一方面构成了西部文学别具一格的审美色调和独特的艺术风采，其主要呈示 形态：一是在西部文学中崛立起一批于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某种孤愤 气质的西部“硬汉子”形象；其次是由“硬汉子”形象生发出的沉雄、刚烈、粗犷的艺 术风格，激发起的悲怆、苍凉的悲剧性美学基调。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贤亮笔下的肩负着深重的苦难和“原罪”、经受血与火的 洗礼的男主人公形象率先亮出了西部男子汉的精神徽记，那么杨牧的那首蜚声诗坛的《 我是青年》则不啻为西部“硬汉子”们的高亢雄健的精神宣言。在西部文学中，那些走 “西口”的流民、被发配西北的“苦囚”、自我放逐的独行客、永不驻足的迁徙者、远 行不定的驼客和脚夫、本土化了的屯边人等等，他们追逐着西部人的共同的祖先――那 个赤足前行、追日不息、倒毙于地仍抛出手杖化成一片桃林的夸父，秉承着“夸父追日 ”的精神志向，直视着生命中所有的苦难和前行中的磨砺与孤独，凭借一种宗教性的生 命自律行为去追觅那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存在。
仅张承志的小说就提供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引人注目的“硬汉子”系列。其作品中以 “蓬头发”为代表的男主人公们是一群在雄浑、莽苍、浩渺、酷烈的大自然背景下凸现 出来的、具有铁一般质感的男子汉。他们犹如在朝圣路上身心憔翠的穆斯林信徒，其精 神长旅漫长而无尽，然而他们却一意孤行、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而在祁连山下长大的张 弛的小说堪称纯粹的西部文本，其中的《汗血马》《驽马》《汉长城》中的臧山甲、刀 达吉、巩合海是西部大地站起来的血性男儿，对苦难的故土如海般的忧患使他们无怨无 悔勇往直前。《汗血马》中的汗血马更是一个人格化的象征，而“人是不会被打倒的” ，作为生物种类的马终有一天会消失灭绝，但那忍辱负重仍猛气犹存的精神气脉决不会 中断。这正是西部人的希望所在。
总之，西部的叙事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硬汉子”的形象系列 ，尤其是，对“硬汉子”们的“苦难”的“考验”业已形成了一个共识性叙述模式，尽 管对这样的叙述模式作家们有各自的表达方式，比如张贤亮在叙写“苦难”时着眼于它 的“磨砺”与“完成”，通过“苦难的历程”达到灵魂的救赎――突出“苦难”的教化 与省思功能。张承志对“苦难”注重的是“感获”，是对“硬汉子”们在“苦难”中挣 扎、沉沦，甚至自虐和他虐(《北方的河》和《金牧场》)，其“苦难”带有蒸馏和净化 的作用，因而更具宗教性特征。惟独如此，这种共识性的叙述模式又可看作一种悲剧性 叙述程式，诸如人与自然的对立所导致的天人相悖悲剧，人与环境的矛盾所导致的人境 对抗悲剧，道德与历史的错位所导致的冲突悲剧，人生追求与命运定数的逆反所导致的 行运背离悲剧等等，都是悲剧性叙述程式的具体显影形式。
与叙事性文学中“硬汉子”形象相呼应、或者说互为延展的是抒情性文学中出现的阳 刚意象。在西部抒情性文学作品中，作家们通过立意―具象―意蕴这样一个运思过程创 造出与“硬汉子”形象相映生辉的意象体系：鹰翔马啸、雪峰高原、苍穹旷野、西风烈 日、异象灾变……以及无边的寂寞、伟大的沉默。记不起哪位作家曾经说过：“大西北 是雄性的”。的确，西部文学缺乏喜剧的性质，缺乏轻松与温柔，缺乏矫情与甜腻，而 它的沉雄、刚健、粗犷的风格，它的悲怆、苍劲的格调正可以从这些“硬汉子”形象和 阳刚意象中得到完美的解释。而且，西部文学所呈示的悲剧美在其审美形态上也与基督 教文学、佛教文学的悲悯、悲苦，与儒家文化为底蕴的汉民族文学推崇的悲伤、悲怨、悲愤都不同，它以其悲壮、悲怆的韵致和阳刚雄健之气与伊斯兰文化的性格基调血脉相 通。不仅如此，西部文学的雄性精神和阳刚之气还与现代意识有着深层的呼应关系。无 可否认，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给人类带来了福音，但烂熟了的文明使人的心理压力增大 ，理性和感性出现了某种病变甚至造成人类适应力的崩溃。而西部文学中的“云中有志 ”、“骨中有钙”、“汗中有盐”(见杨牧的《我是青年》)的雄强精神和阳刚之气能诱 发人们振作、豁朗，在扬神励志中实现人生，增殖人生。因此，这不啻为祛除“现代病 ”、扶立强壮的、健全的个性人格的精神上的“巨能钙”。同时，这也一个侧面揭示了 ，伊斯兰文化何以总是能在对弱势的历史情况下激发出强韧的生命力原因。
二
动态生存意识是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宗教文化得以区分的又一 明显的标识。穆斯林是流动性极大、冒险精神极强的国际性公民。这里的“流动性”主 要不是指对伊斯兰教义精神的流动性传播布道，因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世界性
传教活 动，佛教的跨越国界式的宣经弘道都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所指的“流动性”主要 是针对动态生存意识而言，更多的着眼于穆斯林们的生命化了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取舍。
如所周知，伊斯兰教肇始于公元7世纪时阿拉伯的麦加和麦地亚那，迄今为止穆斯林遍 布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大规模的迁徙和移民。比如中国西部的回族就是13世纪初 叶蒙古人西征时，一批信仰伊斯兰教的中亚人以及波斯人、阿拉伯人不断地被签发或自 愿迁徙到中国西北，尔后又吸收了汉人、蒙古人、维吾尔人以及别的民族成分融和发展 而成的。而这一同化现象背后究竟是什么在起作用?当然是宗教!不妨作一个比较：当那 支闻名于世、流浪迁徙于大半个世界的吉普赛人部落逐渐从20世纪那些广场的占卜、魔 术摊前消隐时，穆斯林们却强盛地存在、衍生着，召唤并凝聚他们的是伊斯兰精神，宗 教文化作为一种深层的民族文化心理积淀，不可抗拒地渗入到即便是变动不居的社会群 体的精神心理中，或许正是这种动态生存意识，造成了穆斯林们强烈的文化血缘认同倾 向、强态的生命行为和迁徙旅途中的旷达乐观。当然，提到伊斯兰文化的动态生存意识 不可能避开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游牧和商旅。笔者以为，如果同意伊斯兰文 化是信仰与务实、教与俗合一的文化这种共识，那么也可以据此认定，宗教之于穆斯林 与其说是一种信仰，倒不如视作一种既普通又特殊的精神活动。他们的宗教行为是以自 己的生命要求为依据，因此抽象的教义往往被简化为世俗的生命行为和生存方式中。笔 者不否认穆斯林的游牧和商旅确实也受制于特定的自然经济状况，但正如中国的儒家文 化提倡人们安居乐业、安份守已的确也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生产方式有关，然而一旦这种 文化心理结构形成，即便是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有所变更，深潜厚积的文化心理 意识总是要作为约定俗成的精神规范作用于人们的行为举止。就穆斯林而言，无论是游 牧之“游”还是商旅之“旅”，都告白着穆斯林的永远处于“流动”中的独特的生存状 态，他们甚至乐此而不疲。在某种意义上，穆斯林的历史本来就是一部迁徙史、移民史 。特别是，穆斯林们的最高精神企盼就是迢迢万里的麦加朝圣――生存家园和精神家园 的双重象征意义的朝圣，尽管这种朝圣对大多数中国西部的穆斯林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 ，然而永远“在路上”，“在途中”的精神漫游和灵魂寻觅成为穆斯林的最富于哲学意 味的生命方式。或者说，“在路上”、“在途中”不仅是穆斯林的最基本的生存方式， 更是其最高的精神体验。这个终生流动在世界上的庞大的人群，也许是全世界陆地民族 中除了吉普赛人外唯一不看重“土地”观念的人群，他们将生命的巨大冲动交付给背井 离乡、远离家园在人生长途上颠沛流离的历史，这恰恰与以“家”为精神内核的、以“ 土地”为生命依存的中国传统的儒家的“家族文化”所体现出的静态生存意识形成鲜明 对比。而且，也正是这种动态生存意识经过西部作家们艺术转化或审美化的转换，成为 西部文学屡试不爽的、不可或缺的母题话语、题材形态和写作资源。
诚如评论家肖云儒所言：“我们可以说，无‘动’则无西部人生，无‘动’则无西部 文化、西部文艺。西部人在自己的命运中，大都经历过与环境的多次的剥离，既造成心 灵的撕裂性痛苦，也锻打了对流变不居的各种生存环境的应变力，这使他们和中原土地 文化区‘守土为业’的静态生存状态和生存意识区别开来，而和现代人在更大空间流动 的人生相呼应。”(注：肖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第5期。) 笔者在论述西部“硬汉子”形象的构成类型时曾提及到的诸如走西口的“流民”、被发 配西北的“苦囚”……等众多人群族类，而对他们的生存状态和意识情感的描述喻示着 西部人的精神之家是在驼峰和马背上，他们不愿将自己的人生驻定于某个固定的处所， 而宁可永远“在路上”、“在途中”――拥有一个脚印绵延的人生。无疑，所有的这些 又锻铸为西部文学中的“寻找”和“漂泊”母题，在这里，“寻找”是对精神“定位” 的否定，“漂泊”是对“在路上”这一生命状态的神往。在张承志的《金牧场》的小说 文本中，处于历史叙事层面的那五个跨越世纪苦难去寻找黄金牧地的勇士，一个又一个 地消失了，而那个随父兄之后的少年勇士却在跨世纪的长路中长大、并成为挺进队的前 锋。实际上，对于“寻找”中的人们来说，黄金牧地可以向往却绝难前往，况且黄金牧 地或许就是黄金墓地；而现实叙事层面中的由蒙古额吉率领的队伍在大迁徙的路途上死 伤惨重，历尽千辛万苦到达目的地后“金牧场”却无法进驻，人们面对“寻找”的无获平静如故，从容地跃上马背再度远征继续去“寻找”他们心目中的“金牧场”。赵鸣光 的“流民系列”小说、邓九刚的“驼道系列”小说、邵振国的小说《麦客》、周涛的散 文《游牧长城》、杨牧的诗作《边魂》以及自传体散文《西域流浪记》等都脱离不了“ 在路上”“寻找”、“在途中”“漂泊”的述说模式。
在笔者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像西部文学这样倾重于对“在路上” 、“在途中”的创作诉求。而且，西部文学中的人物们不是将“在路上”、“在途中” 视为手段式的、工具性的行为方式，而是回到“寻找”和“漂泊”行为本身。换言之， “在路上”、“在途中”成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是对“寻找”和“漂泊”之后的含义 的进一步追问，而“目的地”在某种程度上反倒被忽略了。于是，人的存在往往体现在 “在路上”、“在途中”过程的发生和完结。人存在的意义也在“寻找”和“漂泊”这 一生命实现的形式中被揭示。质言之，“在路上”、“在途中”成了一个心理的、精神 的过程，它不需要靠“寻找”和“漂泊”的“目的地”就可以说明和解释自身。
笔者以为，西部文学上述这种创作取向，一方面受制于广义上的“走西口”的影响， “走西口”隐含着一个二重结构：落迫、凄惶与渴望、希冀同在。因为“西部”这片深 幻莫测的新大陆充满了复生与创世的色彩，它甚至带有沉重的梦幻和严峻的童话性质： 对于那些经过“磨难”“考验”的人而言它无疑是一个关于“成人”的企盼，关于创世 的梦想。西部文学中“硬汉子”的成批涌现，西部文学之所以是“人”的成长、落难与 最后完成的文学，也许正是对现代人在文化落寞的情状下不愿意与眼前的世界达成和解 ，通过“走西口”的“上路”方式寻求、追索乃至朝拜那些无所谓存在的神圣存在的印 证。其实质是经由这种哲学式的远游或朝拜来完成“成人”仪式与灵魂的修炼，使“寻 找”和“漂泊”走向某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终极性之维。
另一方面，“寻找”和“漂泊”的母题以及“在路上”、“在途中”的结构性表达方 式又赋予大多数西部文学以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正如拉美的魔幻与 拉美的历史气质、文化习性相关，西部文学的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实 际上还是与西部人的游牧民族特色和流浪式生活方式相关。中国的西北地区多次成为世 界性民族大迁徙的集散地，这些迁徙都把西北高原当作广阔的人生舞台上演着不同民族 、不同文化、不同生活方式的异常丰富的历史剧目，由此一种浪漫的、悲剧的、神秘的 、偏重情感意愿、向往自由精神的内质流溢出来。这样的生命方式和生存机制成就了西 部人文气质上的内在规定，中国西部“比较大的文化或文学事件更多地属于抒情品类， 像《福乐
智慧》，‘边塞诗’、陕北的‘信天游’、青海等地的‘花儿’、新疆的歌舞 、大型套曲‘木卡姆’、蒙古的民歌等等。一些经典的民间仪式也多属于抒情的形式而 非为了‘记述’”。(注：韩子勇：《西部：偏远省份的写作》，百花文艺出版社，199 9年版，第40页。)正是在这一西部式的整体语境的临照下，西部文学不可能携带丰富而 繁密的叙事因子，有抒情的长吟而缺乏严谨陈述的可能。而“在路上”、“在途中”的 结构性表达方式每每将已经被淡化的叙事置于开发式的不断“发现”和“认识”的.过程 中。于是，“路上”和“途中”被设置了险象环生的情境，大量未知因素和神秘色彩就 自然产生，孤独的“寻找者”和“漂泊者”于不管不顾的长旅与行吟中进入抒情、沉思 。像张承志、陆天明、张弛、肖亦农、杨志军等人的小说，或许是作家们在西部的生存 经验中其时空感受极具完整性和统一性，从而使得小说的叙事活动也追求一种浑然性和 包容性的结构，个人经历、家族故事被赋予时间上和空间上的风尘感，抒情性的、历史 化的叙述人驾驭着文本的总体局面和走向，他们宁愿使叙述语言粗砺、简朴一些也不愿 使其陷入精致的繁复的叙事圈套。在这个意义上，西部小说的叙述语言常常是将叙事的 “个人性”转化为文化性的抒情言词。比如张承志的小说，不少学者干脆将其称为“崇 高的诗的流体”、“如歌的行板”。西部小说之所以能独树一帜，之所以能给中国文坛 带来清新刚健之风，其原因之一就在于这种自由洒脱、重抒情而轻写实的审美质素。
三
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求后世而舍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典型的信仰与务实交融 、宗教与世俗并举、今世与来世兼重的宗教文化类型。
《古兰经》既规定了穆斯林精神上的追求目标，又不忽略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实际事务 ，对穆斯林今世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制定了明确的可操作的道德律令，完全与世俗溶 为一体的教规甚至对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难以启齿的如夫妻行房事的时间、地点都作了细 微的指点。应该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现实主义”精神在其他宗教文化类型中是罕见 的。问题还在于，当这种以现实主义为显明特征的宗教精神传播延绵时，不仅强制性地 将古阿拉伯人引入文明之道并令其经久不衰至今仍生机勃勃，还使得穆斯林世界在同西 方文化的冲突中反而加强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为这种信仰有它自己的特性。与此同时 ，凸现现实主义的宗教精神也赋予伊斯兰艺术以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伊斯兰现实主 义艺术反映人们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同时也反映人作为社会成员所具有的各种心态和 生活状况。人作为构成社会的最首要因素，必然成为艺术表现的中心”。“伊斯兰的现 实主义不同于这种可悲的现实主义。首先，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自然是人们所认识的 。我们的祖先对它已有足够的认识。自然源于真主的意愿。其次，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 人类的某些情形可以用艺术形式记录下来，伊斯兰现实主义认为人就是人，既不是动物 ，也不是神，他具备动物的自然属性，但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他也具备神的属性， 同样也是以人的方式来完成的。”(注：穆罕默德・高特卜：《伊斯兰艺术风格》，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中译版，第54、58页。)
与此相应，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宗教精神 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艺术转译方式就是诗性现实主义品质。所谓“诗性现实主义”主要 地或者说是更多地体现在审美精神和艺术风貌上，而不是创作方法和写作原则上。
很明显，西部作家大都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浓郁的孤寂感。地老天荒、人迹罕见的 生态环境，永远“在路上”以及与苦难同行、与天地共存的生活方式，在沉重的负载下 不断地对严酷的生存空间进行悲怆开拓的人生状态，所有这些使中国的西部大陆成为一 种具有元叙述意味的“潜文本”的存在，这种“存在”既成全了西部作家“写忧而造艺 ”的创造性冲动，又势必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产生血缘性亲和：它首先应该是直面现实 的审视，是充满真实性的判断，是从作为“潜文本”的西部世界滋长衍生的大彻大悟。 而也只有与现实主义审美精神相契合，“写忧而造艺”才能营构一个真正文学化的西部 世界。由此也就不难理解，西部作家们每每以一种冷峻写实的姿态，从对尚处于“前现 代文化”的西部高原大陆清醒的逼视所产生的焦虑性体验入手，通过对中国西部未经污 染的自然景观、悠远醇厚的人文景观、古道热肠的精神景观的书写，将人和真自然、真 生命拉近。面对此情此景，重新发现生活的奥秘和审察人的真实存在也就成为西部作家 的主要经验历程及思考内容。对于文学创作来说，还有比这更大的寻觅吗?至于创作方 式与表达形态，只成为自然而然的“顺应”――一种审美精神和艺术原则的传达手段。 情况恰恰是，一个绝对“现实主义”化了的西部文学生态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迅速崛 起。
不过，大多数西部文学作品即便是以现实主义风貌呈现，但却又不以追逐外物、辩析 外物为己任，而是以人的心灵为其文化本位，将外物纳入心灵的广阔无垠的疆界来显示 人类精神的博大和自信，从而在审美境界中实现了物我无间、神人合一。西部文学也因 此具备了沉郁、博大、苍劲之美，流溢着一种悲剧的、神秘的、偏重感性的、偏重生命 意识的、崇尚自由精神的内质，并被赋予一种“泛寓言”调式。如张承志的小说从绘写 方式而言体现着显明的现实主义风貌：叙事的可靠性、人物的严肃刻画、细节的逼真和 画面的可感性等等，与此同时，或许更引人注目的是，张氏的小说更具有跨越具象而进 入广袤的极富意味的思情世界的张力，这种张力充分体现了小说的艺术创意；对一种完 美、高洁状态的期待，或者说从描写的“此岸性”走向表现的“彼岸性”(与宗教精神 对接、相通)。诗人昌耀以《大山的囚徒》为开端所建立的“精神史”系列诗歌，它的 社会忧患，它的精神形态，它的浓重的地域文化氛围，无不表现出“西部”的现实特征 ，而这些都是诗人在西部高原的阔大时空通过个体生命与历史、与自然的对应交流，以 几十年的生命和孤独的潜心谛听而获得的，他通过自身心灵的洞开，凭着强大的生命激 情和直觉，于深重的苦难中接受启示和领悟并表述大生命之美，由此而显示人类强态的 生命精神。可以说，诗人于艰难险恶的生存环境中稳定健全的创作心态正来源于此。周 涛的散文对大生命、大灵魂的刻骨铭心的触摸和由衷的礼赞，对强健人格、深切的人文 关怀的向往，都是在对西部大陆冷峻写实的亲历、亲感、亲知中经过象征方式达到直悟 、直思的终极境界。
简言之，通过直观性到超越性、写实性与写意化双向对流的审美创造过程，实现“写 忧而造艺”、真实性与批判性交融的境地，所谓现实主义的“诗性”也就尽在其中了。 显然，这绝不是一种轻柔甜腻的“诗性”，而是有着痛楚感、殉道意识和内在的忧郁， 倾重理想，信仰执着，即便是世俗的快乐与浪漫也被蒙上沉重色彩的“诗性”，它只能 是也只属于“西部”。
应该指出的是，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精神和风貌一方面固然来源于伊斯兰文化的 现实主义属性，另一方面又必须看到，这种“现实主义”并不意味着宗教文化对诸多世 俗生活领域施行直接的控制和监督，而是说宗教文化有可能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上对 现实社会作出更加广泛而又是间接的影响。它应该在平庸的日常生活中标识出一个风格
迥异的维度，它被要求作为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一切世俗世界之后，从而构成世俗世 界的一种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在这里， 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又显露出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诗性诉求的一面。也正在这个意义 上，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的“诗性”被提供了既通俗又高深的注解。
当然，还须关注的是，“中国西部非语言表述体系也较为发达，大量的文化财富和生 活经验、心理经验，既通过语言(如传说和弹唱)，又通过音像(如歌舞)和其他自娱(如 民俗)性的表述体系传播和留存。这些表述形态，和现代语言文字文化相比，当然显得 粗糙，却也自有其优越性―它的轻符号、重感觉，轻精确、重意会，轻微观内容、重总 体情绪，以及它的现场交流和自娱参与特色，应该说都值得现代文艺参考。”(注：肖 云儒：《西部热和现代潮》，《南方文坛》20第5期。)笔者以为，西部文学诗性现 实主义之“诗性”的申扬，同样也得益于这种发达的非语言表述体系的推促。
四
神秘主义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既普遍又模糊的用语。神秘主义之“神秘”可以用来指一 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一种精神。神秘主义一词同时又具有各种广泛的含义， 人们往往由此联想到宗教、巫术和各种超验现象，联想到各种奇迹和偶发性。不过，无 论这些神秘指的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精神，还是一种能力或感觉，人们 之所以称其为“神秘”，就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非理性，也就是通过理性无法 理解、表述、把握的性质。可以说，非理性是一切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
既然非理性是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神秘主义典型的呈现形态是各种非理性的直观体 验，特别是那种无法或很难用理智去把握或理解的体验，那么，宗教神秘主义堪称神秘 主义的高级阶段和成熟形态。宗教神秘主义是关于人和神相遇或合一化的体验和认知方 式。这种人神相遇或合一的体验和认知在不同的宗教传统中被称为我性与神性、或空性 、或道、或天(神)、或大梵之融合，即有限个体灵魂与某种超个体的、具有神圣意义的 无限者之融合。正是在融合中宗教式的体验和认知到的每一种物性，诸如“化一感”、“无时间感”、“愉悦感”、“不可言喻”都具有与理性相对立的非理性性质。
毋庸讳言，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其宗教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的特征：本体论上主张神的超 越性与内在性的结合；认识论上主张神不可知论；方法论上主张与神直接相通。不过相 对而言，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主要体现在上述三个层面，或者说局限于认 知发生学与本源性的精神诉求层面，而伊斯兰文化由于是教、俗结合、务实与信仰交融 的宗教文化，因而其神秘主义所牵涉的层面更为阔大、更为世俗――其中还容括着现象 学的、经验化的、富于实践意义的层面。
尤其是，伊斯兰教中著名的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甚大。古伊拉克的 阿拔斯王朝时期，苏非派开始形成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公元8世纪后叶出现了伊斯兰 教文化的黄金时代，巴格达称为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苏非神秘主义也 形成了巴格达派、巴士拉派和呼罗珊派，其中堪称苏非思想巨匠的重要人物穆哈希比、哈拉智将苏非神秘主义推向成熟阶段。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公元11世纪时波斯著名哲学家安萨里将苏非神秘主义纳入伊斯兰 教主流思想，并成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客观地说，基督教神秘主义哲 学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完成了其体系框架，但却不能像苏非神秘主义那样最终成“正 果”，成为伊斯兰教主流思想，进而被视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或者说 ，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之于整个基督教文化体系无论是在内在构成机制上还是外在表现 程度和形态上都不如苏非神秘主义之于伊斯兰文化。而且苏非神秘主义在近世的勃兴尤 其是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传入中国就是苏非教派的信徒带入的，而后苏 非派迅速在中国西部繁衍了数十个派别)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已成功地转化、兑制为伊斯兰艺术的重要美学色调(国 内相关的成体系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年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李琛撰写的《阿 拉伯现代文学与神秘主义》一书)，那么，以伊斯兰文化为底蕴的中国西部文学当然也 不例外。概言之，伊斯兰文化的神秘主义精神与中国西部文化和文学之间的互动性关系 已经不是存在与否的问题，而是怎样存在、具有什么样形态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认定：“确实存在一些不能讲述的东西。”在中国 西部文学中“不能讲述的‘神秘的东西’”首推那种保持着原生态和混沌状的自然人文 景观和有关西部经验中的物象感受。
中国古人所谓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西部孤悬关外，艰不可攀。山川阻隔、浩 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天荒地老人烟稀少，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文化和语言 的居住者逐绿洲而居，他们时而繁盛，时而又因频繁的战火、或者一次瘟疫和水流的改 换就能使其湮灭，这种历史情形给人以强烈的无序性、非逻辑性。罗布泊于今仍然是个 “谜”，古楼兰亦属经久不衰的历史悬念。所有这些恰恰和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成强烈反 差，个人或集团的身份诉求因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乏而变得相当模糊(从回族人的“回 回”的称呼可印证)，但感性冲创与抒情却因过于明显的历史的神秘化而变得极其丰沛 。而恰恰是这种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 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生成的资源和环境。
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回归神奇的伊斯兰大陆之际就注定了他只能从事“神秘”的写作 。他笔下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子汉系列也总是那些在神秘的旅途中的踽踽独行者， 他们所寻求的“北方的河”、“九座宫殿”、“黄泥小屋”、“金草地”、“金牧场” 也是周而复始、缺乏年代与地域观念的神秘所在。实际上，张承志有关西部的作品都可 视为“西部梦寻”录。完全可以说，张承志的神秘化写作真正触及到了文学与西部自然 、创作者与西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本质性的生命关系，一种对神秘的生存状态 的互文性的表述。章德益所有的诗歌的生命都是由西部大地铸成的。作为一个西部诗人 之“西部”的重要标记在于他完整的诗歌形象体系的建立，那些西部宇宙时空中各种具 有阔大气魄和巨大承载力的物象，诸如太阳、大漠、电光、雷霆、莽原、苍穹、山脉、圣火……之类，在他的诗歌中密集出现，与诗人注入其中的激情和魄气浑然一体，呈示 着宏阔雄浑的意志和气势。显然，这样的形象生成是唯中国西部这一大时空所独有的， 它不仅构成了灵魂与自由的神秘境遇，也体出了诗人生命体验的精微与幽深。
如果对西部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予以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中国西部文学在其创作运思 过程中往往追求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和精神感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大而化 之的整体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正是在这一创作致思方式的驱动下，西部作家面对着神 奇广袤的“西天福地”，在人和自然的暗通中听到天籁的秘响，当合作者的生命主体与 外在于自身的遍布于整个西部大陆时空的生命力相认同，从而获得生命力释放的喜悦感 时，一种对西部的诗性的体认与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蒸腾而出达成同构关系，并 铸炼成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也
许，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并 不为西部文学所独有，但却为西部文学惯用。
即以西部诗歌而言，所谓“新边塞诗”也好，“西部诗”也罢，都不过是经由大而化 之的整体式把握的致思方式，向西部大陆找回心灵的自由空间，获得与西部精神同质同 构的存在形式。西部也因诗人们的直觉灵魂的烛照充满灵性。西部的旷野、荒原、翰海 、雄风、冰山、大坂、驼队、马群……一旦进入诗的视野和灵魂就会与诗人的情感记忆 、历史经验发生神秘感应，虚化或生发为诗的幻像，这种幻像是诗人灵魂与西部精魂在 对话过程中瞬间交流契合所生成的信息形象符号――“西部意象”，创作者在其间得到 心灵的寄托和慰藉，西部世界的生命形式在其中得以永生。因为在这里，诗人灵魂的最 高境界是与西部大陆的神秘本质合为一体。动与静、得与失、荣或辱、生或死都在西部 大陆的宇宙诗心和诗人的诗性中获得齐一。
篇4：朝鲜族女性文化与女性文学
朝鲜族女性文化与女性文学
朝鲜族女性文化与女性文学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朝鲜族女性文学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朝鲜族女性文化的长足发展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族女性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变迁过程.朝鲜族女性文学又为朝鲜族女性的命运呐喊,为朝鲜族女性的真正解放探索、导向,促进了朝鲜族女性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朝鲜族女性文化,乃至女性文学的发展变化,又都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着的朝鲜族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社会环境和人物样态为根基的.
作 者：吴相顺 Wu Xiangshun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朝文系,北京,100081 刊 名：满族研究 PKU英文刊名：MANCHU MINORITY RESEARCH 年，卷(期)： “”(1) 分类号：G03 关键词：中国朝鲜族 女性文化 女性文学 协调发展篇5：旅游文化与现代旅游经济研究
摘要：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篇6：旅游文化与现代旅游经济研究
近年来，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冲击。中国的旅游业要想与世界旅游发展的潮流相适应，就要创设一条现代旅游经济的道路，将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内在关系处理好，促进旅游业朝着更好更快的方向发展。
一、文化与旅游
1、旅游与文化的本质联系。
旅游与文化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联系。所谓的旅游，就是人类文明活动的本质特征。而文化在广义上是指人们创造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这也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人只有在物质条件得到了一定的满足后，才能在心理、情感等各个方面得到更深一步的发展，从而创造出丰富的精神文化。文化在狭义上主要是指精神性的文化，这也是文化的内在本质。人类旅游就是通过拓展生存空间这种形式，设法促进自身的精神发展，用文化精神来武装自己。旅游的外在表现，主要是指人的移动，通常是指旅游文化的交流与沟通，这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形式。真正意义上的旅游，就是一种求知与审美，逐步开阔人类的视野，积极改善自身的生存条件，从而逐步提高自己的精神追求。旅游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人类对美的追求与感悟。这种活动从广义上来讲，即是一种旅游文化的消费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的创造过程。人类在欣赏大自然景观的过程中，将会逐步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审美情趣以及审美能力，这就需要人类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才能发现大自然神秘的生命气息与运动规律。旅游文化是人类对美学的发现与概括，以及对艺术哲学的思考。因此，旅游文化具有陶冶情操的作用，从这种人文角度而言，旅游文化实质上就是一种精神性的文化活动。
2、文化是旅游业的内在灵魂。
旅游业现已逐步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第三产业，这主要是因为旅游业的产生与发展，从古至今都与文化有密切的联系。旅游业始终都是以文化为载体的，是在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产业。旅游资源可以分为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人文景观就是指文化创造出来的产物，其核心内容就是文化特色。旅游业主要是以某个国家、地区独特的文化吸引游客，以此取得较大的经济效益。旅游经济是一种将文化与经济结合最为密切的活动，是通过一定的文化观念与精神需求，满足游客的观赏愿望，尤其是满足游客精神、文化上的.需求。
二、旅游经济文化与旅游文化经济
当代旅游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经济与文化是相互整合的。旅游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经营与管理，都是以文化作为基础的。只要有旅游活动在进行，就肯定会有文化因素渗透其中。旅游作为一种文化型的产业，经济与文化保持高度的一体化，这是一种必然的社会趋势。
1、旅游文化是一种独立出来的形态。
旅游文化自身就具备鲜明的文化特征，主要有以下两个特征:第一，综合性与多样性。旅游文化是指与旅游相关的各种文化概况，是旅游产品六大因素的统一，并从整体上构成旅游文化的产业链，同时又能够在旅游产品中显示其自身的文化内涵。但旅游文化必须要适应不同的消费群体，充分体现出产品消费的多样性、广泛性。第二，服务性与经济性。旅游产品所体现出的核心要素就是服务性，优质的旅游服务，可以给游客带来精神上的满足，让游客获得美好的心理体验。同时，旅游文化也展示出自身较强的功利性，通过各种文化功能，以期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实现最大化的经济价值。这两种旅游文化特征，都间接表明旅游文化的形态，展示出自身丰富的精神文化内涵。
2、旅游文化是一个系统的文化工程。
旅游文化更应该注重内在精神的建设，任何文化都涵盖了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与环境文化。旅游文化也是如此，这就表明精神建设在旅游文化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旅游活动中的精神因素是构成旅游文化的精神文化，对旅游业起着引导与深化作用，也是旅游文化追求的最高目的。旅游本身也是一种经济文化现象，内涵非常丰富，涉及到的范围也非常广，这是旅游文化由自然经济文化向现代经济文化逐步过渡的趋向。因此，旅游业必须要充分结合市场经济的发展，结合国情，研究旅游文化产品的市场。同时，始终坚持旅游文化的原则，把它作为一种系统的文化工程，带动相关的经济发展，并把旅游文化建设落实到实处，增加人力、物力的支出，逐步完善旅游文化产业的内容，丰富旅游文化的精神内涵，促进旅游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
结语
在旅游产业飞速发展的过程中，相关部门要处理好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的关系，促进旅游业与世界接轨，逐步走向现代化的发展历程，使我国的旅游文化与旅游经济朝着又好又快的趋势发展。
篇7：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科学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
由于文化对于科学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有着重大深远的影响,因此它应当作为科学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加以考察.通过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关系的'简单比较,可以看出科学文化是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为核心的现代文化,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建设的核心.
作 者：王洪奇 Wang Hongqi 作者单位：山西医科大学,山西,太原,030001 刊 名：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 英文刊名：SOCIAL SCIENCES JOURNAL OF COLLEGES OF SHANXI 年，卷(期)：2005 17(7) 分类号：G04 关键词：传统文化 科学文化 现代文化 科学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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