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驳复仇议》柳宗元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本文共8篇，仅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大家喜欢，并能积极分享!
篇1：《驳复仇议》柳宗元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驳复仇议》柳宗元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作品原文
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1），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2），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3），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4）；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5）
臣闻礼之大本（6），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7）。旌其可诛，兹谓僭（8）；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9），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10），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11），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12），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13），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14），枕戈为得礼（15），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16），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17），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18），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19），是悖骜而凌上也（20）。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21），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22）：“调人（23），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24）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25），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作品注释
（1）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655年（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ruì）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
（2）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guī）：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
（3）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
（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jīng）：表彰。闾：里巷的大门。
（5）过：错误，失当。
（6）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
（7）若曰无为贼虐：如果说不允许贼子肆虐；或者译为：如果说不允许用私刑。凡为子者：凡是这一类的儿子（子报父仇者）。凡为理者：理者，审理者，指执掌审判的官员；全句译为：凡是这一类的审理者（徇私枉法者）。
（7）黩（dú）刑：滥用刑法。黩，轻率。
（8）僭（jiàn）：超出本分。
（9）制：制定，规定。
（10）刺谳（yàn）：审理判罪。
（11）原：推究。端：原因。
（12）州牧：州的行政长官。
（13）蒙冒：蒙蔽，包庇。
（14）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15）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
（16）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
（17）谢之：向他认错。
（18）愆（qiàn）：过错。
（19）戕（qiāng）：杀害。
（20）悖骜（bèi ào）：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
（21）邦典：国法。
（22）《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
（23）调人：周代官名。
（24）《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谷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
（25）推刃：往来相杀。
作品译文
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作品题解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3]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作品赏析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思想内涵
柳宗元《驳复仇议》是一篇高扬以人为本思想的光辉篇章。它以对弱者的深切同情，批驳初唐陈子昂“既诛且旌”的论点，并且，阐述了“调”即和谐在处理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全文层次清楚、内容丰富，对今天，依然有启发。
《驳复仇议》中，柳宗元不仅破字当头，对陈子昂进行了毫不客气的否定与反对，读来“劲畅”；而且，立在其中，联想到社会矛盾与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确有“卓识”。概括一下，全文大致有四个层面：
一、“旌”与“诛”不能并用。
柳宗元先说，“礼”与“刑（法）”，尽管性质相同、目标一致，都在于“防乱”，但它们的应用，却判然分离，即，“礼”是“本情以正褒贬”，它必须调查“诚（好）”或“伪（坏）”的事实；“法”，是“穷理以定赏罚”，它注重研究“曲（错）”或“直（对）”的结论。一个是“始（本）”，一个是“端（末）”。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柳宗元继续说，徐元庆做了可“旌”的“诚（好）”事，陈子昂却硬要将他放到“曲（错）”的位置，说“彼杀之，我乃杀之”，这叫做“滥”，造成“黩刑（枉法）”；相反，如果徐元庆的确“曲（错）”了，该“执而诛之”，却偏要说他做了“诚（好）”事，那么，这是“僭”，“坏礼（礼不健全）甚矣”。基于这种分析，柳宗元认为，陈子昂所谓“既诛且旌”应该“编之于令、永为国典”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无法“趋义”、“违害”）。
二、既然徐元庆是“守礼而行义”者，那么，他就一定不会与“王法”为敌（守法人）。
《新唐书·孝友·张琇传》载：“武后时，下邽人徐元庆父爽为县尉赵师韫所杀，元庆变姓名为驿家保。久之，师韫以御史舍亭下，元庆手杀之，自囚诣官。”从此案例，我们大致可获两点信息：（一）徐爽无罪；（二）徐元庆有冤。事实上，柳宗元就是根据这两个判断，认为，赵师韫杀害徐爽，是“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使徐元庆蒙冤；加之，“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使徐元庆无处申冤。于是，他才同赵师韫不共戴天，“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应该说，柳宗元对此行动，给予了极高评价，他说，徐元庆的“不忘仇”，是“孝”；徐元庆的“不爱（怕）死”，是“义”。这样一个“守礼而行义”的人，“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他又怎么可能做出“悖骜而凌上”，即，“仇天子之法”、“戕奉法之吏”的错误举动来？
三、在一来一往的“两下相杀”中，徐元庆是值得同情的弱者。
柳宗元说，在徐元庆与赵师韫的尖锐对立中，他是“弱”者；另外，在徐元庆与州牧、刑官的据理力争中，他又是“寡”者。就是这样一个弱者、寡者，做出了令“执事者”（指州牧、刑官等）“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要忙着认错、道歉）”的“得礼”（徐爽没有“抵罪触法，陷于大戮”）之事，本该旌表，却置死地，使柳宗元对徐元庆的悲惨遭遇，深感不平与无道；他坚定地站在弱者的立场上，大声疾呼：“而又何诛焉！”使我们仿佛听到了他那发自心灵深处的怒吼。真的，我们还非常有必要研究柳宗元满怀同情的措词：“吁号不闻”、“介然自克”、“即死无憾”、“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暴寡胁弱”、“服孝死义”等，正所谓“深痛至愤所不能已者”。
四、解决普遍存在着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最理想的境界是“调”。
陈子昂在《复仇议状》中，说了这样一段话：“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认为，作为儿子，都有亲生父亲，如果大家因为爱自己的.父亲而去恨凶手、杀仇人，那么，势必带来难以掌控的混乱状况。对此论调，柳宗元驳斥道，陈子昂一方面侈谈“礼”如何如何，另一方面，却又不懂“礼”的中心内容，即，“礼”的性质与目标，在于“防乱”；而“防”的最有效办法，莫过于“调”字。于是，他引用《周礼·地官·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指出，国家的治理，需设“调人”官职，他们的责任所在，是化解怨恨；而他们的理念，则是劝阻仇杀，不管应不应当。在这里，我们分明见出柳宗元引述的用心，即，如果积极主动地去“调”了，那么，“杀人”的概率必然会大大降低，而陈子昂所说“亲亲相仇，其乱谁救”的局面，也根本不会再发生（“不除害”）。既然如此，那么，“调”究竟包含了什么样的具体内容？
在柳宗元那里，“调”绝非随便的字眼；他以自己的体验与感受，从宏观与微观的各个层面，进行过严肃而又深入的思考，即，他把可以“防乱”的“调”字，放到整个“王法”的系统中去，认为，它是不可或缺的：
（一）官要守法。柳宗元说，官吏，在行政的过程中，要无条件地“奉法”：“凡为治者，杀（人），无赦”。而不能知法犯法，即，蓄“私怨”、鼓“吏气”、“虐于非辜”。这就不但不能被群众容纳与接受，反而，会引起仇恨。
（二）上下不可蒙冒（蒙蔽、掩盖）。柳宗元认为，当下级官吏为自己的利益而引发仇恨时，上级要“闻”、要“问”，而不是“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所谓“闻”，即，认真地倾听百姓的“冤抑沉痛”；所谓“问”，即，与百姓仔细地攀谈，不让他们“号无告”。柳宗元继续批判，除此之外，“执事者”还应对自己不但没有监督，反而蒙蔽、掩盖、纵容、包庇犯法的下级，感到羞耻与惭愧，因为，徐元庆的最终“复仇”，与他们有着间接的因果关系。
（三）要用调查研究的方法和手段。柳宗元引《周礼·地官·调人》，有这样一句话：“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所谓“令”，有“使用”意。使用什么？使用方法或手段。之前，柳宗元说：“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指，如果“王法”完备，那就必定离不开调查：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也需研究：这究竟是对还是错。可以这样说，调查研究，就是“调”的方法和手段；也只有在这个过程中，“情（事实）”、“理（道理）”得以清楚，为化解与消除矛盾，奠定客观基础。根据以上分析，柳宗元“以人为本”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凸现出来了。
细分一下，至少有这么两点，依然有现实意义与启发作用：
（一）珍爱生命。在《驳复仇议》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柳宗元对犯法官吏的无比憎恨，也注意到了他对百姓生命的无限爱惜。他驳陈子昂，是用谴责的笔触去写的，比如“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矛头直指陈子昂的助纣为虐，认为，他“反以为戮”，开了“滥”杀之戒，真正是“不议曲直”、“暴寡胁弱”，丧失了起码的人性与良知。柳宗元对死难者的同情，在其他作品中，也有反映，如，在《答元饶州论政理书》中，说，“敝政”使“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在《捕蛇者说》中，控诉赋敛之毒，导致“死者相藉也”；再如《非〈国语〉·戮仆》篇，柳宗元批评晋中军司马魏绛不杀公子而斩其仆，是“害无罪”、“非能刑”、“不亦甚乎”！
（二）联系群众。在《驳复仇议》中，柳宗元说，作为一个“守礼而行义”者，徐元庆绝不会与“王法”为敌。他之杀赵师韫，直接原因是赵“虐于非辜”；间接原因，在于“执事者”的不闻不问。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柳宗元认为，人民是有反抗的力量的；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对立面的扩大，柳宗元又提出了一个非常迫切的任务，即，要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他论述道，一部完备的“王法”，对执政者要提出较高的要求：见民生不能不闻不问，而应“刺谳（定案）其诚伪，考正其曲直”；甚至，还应反思，为自己没能联系好群众、使人民受惠而“有惭色”。
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今山西永济县）人。唐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与韩愈齐名，世称“韩柳”，“唐宋八大家”之一。出身于中小官僚家庭，二十一岁中进士，二十六岁登博学宏词科，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后调任蓝田尉、监察御史里行。他政治上属于以王叔文为首的主张改良革新的政治集团，在王叔文一派执政期间，任礼部员外郎。不久革新失败，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十年后，又改贬柳州（今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刺史，卒于任所，年四十七岁。著有《柳河东集》。
篇2：柳宗元《驳复仇议》注释
柳宗元《驳复仇议》注释
《驳复仇议》
朝代：唐代
作者：柳宗元
原文：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注释
(1)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655年(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ruì)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
(2)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guī)：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
(3)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
(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jīng)：表彰。闾：里巷的大门。
(5)过：错误，失当。
(6)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
(7)黩(dú)刑：滥用刑法。黩，轻率。
(8)僭(jiàn)：超出本分。
(9)制：制定，规定。
(10)刺谳(yàn)：审理判罪。
(11)原：推究。端：原因。
(12)州牧：州的'行政长官。
(13)蒙冒：蒙蔽，包庇。
(14)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15)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
(16)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
(17)谢之：向他认错。
(18)愆(qiàn)：过错。
(19)戕(qiāng)：杀害。
(20)悖骜(bèiào)：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
(21)邦典：国法。
(22)《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
(23)调人：周代官名。
(24)《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谷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
(25)推刃：往来相杀。
篇3：柳宗元驳复仇议原文及译文
《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篇4：柳宗元驳复仇议原文及译文
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篇5：柳宗元驳复仇议原文及赏析
原文：
驳复仇议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
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
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
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
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
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
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
诛其可旌，兹谓滥；
黩刑甚矣。
旌其可诛，兹谓僭；
坏礼甚矣。
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
何者？
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
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
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
法其可仇乎？
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
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
”是惑于礼也甚矣。
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
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
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
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
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
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
仇之则死。
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
”又安得亲亲相仇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
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
”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
不爱死，义也。
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
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
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
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
谨议。
译文：
据我了解，则天皇后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能亲手杀掉他父亲的仇人，自己捆绑着身体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处以死罪，同时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人们作乱。倘若说不能让杀人者逍遥法外，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予以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采取的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施一人的。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乱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以这种处理方式作为刑法的准则，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想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怎样立身行事，以此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喊冤叫屈的呼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能够把容忍不共戴天之仇视为奇耻大辱，把时刻不忘报杀父之仇看作是合乎礼制，想方设法，用武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以礼约束自己，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他的死也就不是被官吏错杀，而是因为犯法被杀。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模糊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了法律，以身抵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教导的做法，不是太过分了吗？
《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报复行为是不能根除彼此仇杀不止的祸害的。”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就合乎礼制了。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克尽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注释：
（1）伏见：看到。旧时下对上有所陈述时的表敬之辞。下文的“窃”，也是下对上表示敬意的。天后：即武则天（624—705），名曌（即“照”），并州文水（今山西省文水县）人。655年（唐高宗李治永徽六年）被立为皇后，李治在世时即参预国政。后废睿（ruì）宗李旦自立，称“神圣皇帝”，改国号为周，在位十六年。中宗李哲复位后，被尊为“则天大圣皇帝”，后人因称武则天。
（2）同州：唐代州名，辖境相当于今陕西省大荔、合阳、韩城、澄城、白水等县一带。下邽（guī）：县名，今陕西省渭南县。
（3）县吏赵师韫：当时的下邽县尉。
（4）陈子昂（661—702）：字伯玉，梓州射洪（今四川省射洪县）人。武后时曾任右拾遗，为谏诤之官。旌（jīng）：表彰。闾：里巷的大门。
（5）过：错误，失当。
（6）礼：封建时代道德和行为规范的泛称。
（7）黩（dú）刑：滥用刑法。黩，轻率。
（8）僭（jiàn）：超出本分。
（9）制：制定，规定。
（10）刺谳（yàn）：审理判罪。
（11）原：推究。端：原因。
（12）州牧：州的行政长官。
（13）蒙冒：蒙蔽，包庇。
（14）戴天：头上顶着天，意即和仇敌共同生活在一个天地里。《礼记·曲礼上》：“父之仇，弗与共戴天。”
（15）枕戈：睡觉时枕着兵器。
（16）介然：坚定的样子。自克：自我控制。
（17）谢之：向他认错。
（18）愆（qiàn）：过错。
（19）戕（qiāng）：杀害。
（20）悖骜（bèiào）：桀骜不驯。悖，违背。骜，傲慢。
（21）邦典：国法。
（22）《周礼》：又名《周官》，《周官经》，儒家经典之一。内容是汇编周王室的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的制度等历史资料。
（23）调人：周代官名。
（24）《春秋公羊传》：即《公羊传》，为解释《春秋》的三传之一（另二传是《春秋左氏传》和《春秋谷梁传》）。旧题战国时齐人、子夏弟子公羊高作，一说是他的玄孙公羊寿作。
（25）推刃：往来相杀。
赏析：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篇6：柳宗元驳复仇议原文及赏析
原文：
驳复仇议
唐代：柳宗元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邽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子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赏析：
《驳复仇议》作者柳宗元（773—819），该文是柳宗元在礼部员外郎任上写的一篇驳论性的奏议，是针对陈子昂的《复仇议状》而发的，作者认为，陈子昂的《复仇议》中的观点是矛盾的，是不足取的，进而提出了个人的见解。徐元庆为父报仇，杀了父亲的仇人，然后到官府自首。对于这样一个案例，陈子昂提出了杀人犯法、应处死罪，而报父仇却合于礼义、应予表彰的处理意见。柳宗元在文章中批驳了这种观点，认为这不但赏罚不明，而且自相矛盾，指出徐元庆报杀父之仇的行为既合于礼义，又合于法律，应予充分肯定。虽然文章的主旨是要说明封建主义的礼义和封建主义的法律的一致性，但在吏治腐败、冤狱难申的封建社会，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全文观点鲜明，逻辑严密，驳论有力。
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圭人徐元庆之父徐爽，被下圭县尉赵师韫杀害。后赵师韫入朝为御史，徐元庆则更姓易名，在驿站之中充当仆役。过了很久，赵师韫恰好住在这个驿舍中，徐元庆便趁机亲手杀死了他，然后，投案自首。对于这个案件，当时朝中有不少人认为徐元庆为父报仇，是孝义刚烈的行为，应赦免他的罪；而陈子昂则认为，按照法律，擅自杀人的要处死。因此，他建议，应当对徐元庆依法论死，然后再对他替父报仇的行为予以表彰，并将此事编入律令。当时，大家都赞同陈子昂的主张。
柳宗元的这篇文章，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的。他引经据典，说明这种主张自相矛盾，背礼违法，造成混乱。文章虽然从维护封建的“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然而，作者在行文中，却侧重于说明官吏违法杀人应当受到惩处这个观点，对人民群众反抗暴虐官吏的行为客观上予以支持，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和批判了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文章分析透辟，语言精炼而准确。反映了作者散文的“峻洁廉悍”的风格。
本文属于议论文中的驳论。作者针对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案件的主张提出了反驳。文章一开始，作者就旗帜鲜明地指出陈子昂的主张是错误的。接着，文章从“礼”和“刑”的辩证关系，得出了“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的结论。由这个结论很自然地过渡到对陈子昂提出的“诛之而旌其闾”错误论点的批驳上。“诛”和“旌”是矛盾的，怎么能同时施加在同一个人身上呢？更为有力的是，作者援引了儒家的经典著作来为自己的观点作佐证，这就使得本文的论点无懈可击。
本文论点明确，论据翔实，论证手段缜密严谨，语言犀利明快，选词恰如其分。在柳文中堪称上乘之作，值得我们仿效。
篇7：柳宗元驳《复仇议》原文及译文赏析练习题
柳宗元驳《复仇议》原文及译文赏析练习题
臣伏见天后时，有同州下邦人徐元庆者，父爽为县吏赵师韫所杀，卒能手刃父仇，束身归罪。当时谏臣陈予昂建议诛之而旌其闾，且请“编之于令，永为国典\"。臣窃独过之。
臣闻礼之大本，以防乱也。若日无为贼虐①，凡为子者杀无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若曰无为贼虐，凡为理者②杀无赦。其本则合，其用则异，旌与诛莫得而并焉。诛其可旌，兹谓滥；黩刑甚矣。旌其可诛，兹谓僭；坏礼甚矣。果以是示于天下，传于后代，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盖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统于一而已矣。
向使刺谳③其诚伪，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则刑礼之用，判然离矣。何者?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奋其吏气，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问，上下蒙冒，吁号不闻；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枕戈为得礼，处心积虑，以冲仇人之胸，介然自克，即死无憾，是守礼而行义也。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师韫之诛，不愆于法，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法其可仇乎?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悖骜而凌上也。执而诛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
且其议曰：“人必有子，子必有亲，亲亲相仇，其乱谁救?”是惑于礼也甚矣。礼之所谓仇者，盖其冤抑沉痛，而号无告也；非谓抵罪触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杀之，我乃杀之”，不议曲直，暴寡胁弱而已。其非经背圣，不亦甚哉! 《周礼》：“调人④，掌司万人之仇。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有反杀者，邦国交仇之。”又安得亲亲相仇也? 《春秋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复仇，此推刃之道，复仇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断两下相杀，则合于礼矣。
且夫不忘仇，孝也；不爱死，义也。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是必达理而闻道者也。夫达理闻道之人，岂其以王法为敌仇者哉?议者反以为戮，黩刑坏礼，其不可以为典，明矣。
请下臣议附于令，有断斯狱者，不宜以前议从事。谨议。
（选自《柳宗元集》）
[注]①贼虐：残害。②为理者：当官的人。③刺谳：审理判罪。④调人：周代官名。
1．对下列加点词的解释，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旌其阊旌：表彰 B．原始而求其端原：最初
C．非经背圣非：违背D．不爱死爱：吝惜
2．下列四组中，全都属于作者直接驳斥陈子昂主张的一组是() (3分)
①礼之大本，以防乱也 ②旌与诛莫得而并焉 ③诛其可旌，兹谓滥
④旌其可诛，兹谓僭⑤是非死于吏也，是死于法也 ⑥元庆能不越于礼，服孝死义
A．①②④B．②③④C．③④⑤D．③⑤⑥
3．下列对文章有关内容的概括与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第一段指出陈子昂在《复仇议》中对徐元庆复仇案采取“诛之而旌其闾”并将之“编制于令，永为国典”的主张是错误的。
B．第二段针对陈子昂的主张进行驳斥，在阐述封建礼(情)与刑(理)本质一致的基础上，指出他的主张自相矛盾、黩刑坏礼。
C．第三、四段对案件所涉及的双方进行具体分析，阐明诛杀和表彰二者不能并行；并 引经据典，指出陈子昂的主张违背了圣贤经传的训条。
D．本文从维护封建“礼”与“法”的尊严出发，调和为亲报仇与守法之间的矛盾，其目的是为了揭露吏治黑暗和官官相护的社会现实。
4．请把文中画横线的句子翻译成现代汉语。 (6分)
(1)趋义者不知所向，违害者不知所立，以是为典可乎? (3分)
(2)执事者宜有惭色，将谢之不暇，而又何诛焉? (3分)
参考答案
1. （3分）B（原：推究。）
2. （3分）B（①是礼的根本作用； ⑤是对徐元庆父亲死的假设； ⑥是对徐元庆行为的叙述。）
3. （3分）D（本文写作目的是驳斥陈子昂的主张。）
4.（1）（3分）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立身行事的方法，把这个作为法则行吗？
（2）（3分）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
【参考译文】
据我所知，太后武则天当政时，同州下邽县有个叫徐元庆的人，父亲徐爽被县尉赵师韫杀了，他最后亲手杀掉杀父仇人，捆绑着自己到官府自首。当时的谏官陈子昂建议把他处死，而后在他家乡表彰他的行为，并请朝廷将这种处理方式“编入法令，永远作为国家的法律制度”。我个人认为，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听说，礼的根本作用是为了防止作乱。如果说要让礼不受践踏的话，那么凡是作儿子的`（为报父母之仇）而杀了（不应当算作仇人）的人，就必须处死，不能赦免。刑法的根本作用，也是为了防止作乱。如果说要让法不被践踏的话，那么凡是当官的错杀了人，也必须处死，不能赦免。它们的根本作用是一致的，运用方式则不同。表彰和处死是不能同时用到同一件事情上。处死可以表彰的人，这就叫滥杀；就是滥用刑法太过分了。表彰应当处死的人，这就是过失；破坏礼制太严重了。如果真的把这种处理方式向天下宣示，并传给后代；那么，追求正义的人就不知道（前进的）方向，避开祸害的人就不知道立身行事的方法，把这个作为法则行吗？大凡圣人制定礼法，是透彻地研究了事物的道理来规定赏罚，根据事实来确定奖惩，（不过是）把礼、刑二者结合在一起罢了。
当时如能审察案情的真伪，查清是非，推究案子的起因，那么刑法和礼制的运用，就能明显地区分开来了。为什么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没有犯法律规定的罪行，赵师韫杀他，只是出于他个人的私怨，施展他当官的威风，残暴地处罚无罪的人，州官又不去治赵师韫的罪，执法的官员也不去过问这件事，上下互相蒙骗包庇，对冤屈之声充耳不闻；而徐元庆(却)把和仇人同顶一片天视为大耻辱，把枕着利器睡觉而不忘复仇视为符合礼制的作为，想方设法，(要把利器)刺进仇人的胸膛，坚定地按照礼的要求自己去认罪，即使死了也不感到遗憾，这正是遵守和奉行礼义的行为啊。执法的官员本应感到惭愧，去向他谢罪都来不及，还有什么理由要把他处死呢？如果徐元庆的父亲确是犯了死罪，赵师韫杀他，那就并不违法，(那么)徐爽就不是死于官吏之手，而是死于法律之下。法律难道是可以仇视的吗？仇视皇帝的法律，又杀害执法的官吏，这是悖逆犯上的行为。(应该把这种人)抓起来处死，以此来严正国法，为什么反而要表彰他呢？
而且陈子昂的奏议还说：“人必有儿子，儿子必有父母，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这种混乱局面靠谁来救呢？”这是对礼的认识太不明确了。礼制所说的仇，是指蒙受冤屈，悲伤呼号而又无法申告；并不是指触犯法获罪而被处死这种情况。而所谓“他杀了我的父母，我就要杀掉他”，不过是不问是非曲直，欺凌孤寡，威胁弱者罢了。这种违背圣贤经传的训条，不是太过分了吗？《周礼》上说：“调人，是负责调解众人怨仇的。凡是杀人而又合乎礼义的，就不准被杀者的亲属报仇，如要报仇，则处死刑。有反过来再杀死对方的，全国的人就都要把他当作仇人。”这样，又怎么会发生因为爱自己的亲人而互相仇杀的情况呢？《春秋公羊传》说：“父亲无辜被杀，儿子报仇是可以的。父亲犯法被杀，儿子报仇，这就是互相仇杀的做法，这样的举动是不能根除互相仇杀的祸害。”现在如果用这个标准来判断赵师韫杀死徐元庆的父亲和徐元庆杀死赵师韫这两件事，就合乎礼制了。
而且，不忘父仇，这是孝的表现；不怕死，这是义的表现。徐元庆能不越出礼的范围，遵守孝道，为义而死，这一定是个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啊。明晓事理、懂得圣贤之道的人，难道会把王法当作仇敌吗？但上奏议的人反而认为应当处以死刑，这种滥用刑法，败坏礼制的建议，不能作为法律制度，是很清楚明白的。
请把我的意见附在法令之后颁发下去。今后凡是审理这类案件的人，不应再根据以前的意见处理。谨发表上面的意见。
篇8：《小石潭记》柳宗元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小石潭记》柳宗元文言文原文注释翻译
作品简介
《小石潭记》是唐朝诗人柳宗元的作品。全名《至小丘西小石潭记》。记叙了作者游玩的整个过程，以优美的语言描写了“小石潭”的景色，含蓄地抒发了作者被贬后无法排遣的忧伤凄苦的感情。全文对小石潭的整体感觉是：幽深冷寂，孤凄悲凉。
作品原文
小石潭记
从1小丘2西3行4百二十步，隔篁竹5，闻水声，如鸣佩环6，心乐7之。伐8竹取9道，下见小潭10，水尤清冽11。全石以为底12，近岸，卷石底以出13，为坻，为屿，为嵁，为岩14。青树翠蔓15，蒙络摇缀，参差披拂16。
潭中鱼可百许头17，皆若空游无所依18。日光下澈，影布石上19，佁然不动20，俶尔远逝21，往来翕忽22。似与游者相乐。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23。其岸势犬牙差互24，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25。以其境过清26，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27。
同游者：吴武陵28，龚古29，余弟宗玄30。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31：曰恕己，曰奉壹。
词句注释
1、从：自，由 。
2、小丘：小山丘（在小石潭东边）。
3、西：向西，名词作状语。
4、行：走。
5、篁（huáng）竹：成林的竹子。
6、如鸣佩环：好像人身上佩戴的佩环相碰击发出的声音。鸣，使……发出声音。佩与环都是玉质装饰物。
7、乐：以……为乐，对……感到快乐（意动用法）。
8、伐：砍伐。
9、取：这里指开辟。
10、下见小潭：向下看就看见一个小潭。见，看见。下，向下。
11、水尤清冽：水格外（特别）清澈。尤，格外，特别。冽，凉。清冽，清凉。
12、全石以为底：即以全石为底（潭）把整块石头当作底部。以，把。为，当作。
13、近岸，卷石底以出：靠近岸的地方，石底有些部分翻卷过来露出水面。近，靠近。 岸，岸边。卷，弯曲。以，相当于“而”，表修饰，不译。
14、为坻（chí），为屿，为嵁（kān），为岩：成为坻、屿、嵁、岩各种不同的形状。坻，水中高地。屿，小岛。嵁，不平的岩石。岩，悬崖。
15、翠蔓：翠绿的藤蔓。
16、蒙络摇缀，参差披拂：覆盖缠绕，摇动下垂，参差不齐，随风飘动。
17、可百许头：大约有一百来条。文中指小潭里的鱼大约有一百来条。可，大约。许，用在数词后表示约数，相当于同样用法的“来”。
18、皆若空游无所依：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托也没有。空：在空中，名词作状语。皆：全，都。
19、日光下澈，影布石上：阳光向下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好像映在水底的石头上。下，向下照射。布：照映，分布。澈，穿透，一作“彻”。
20、佁然不动：（鱼影）呆呆地一动不动。佁（yǐ）然，呆呆的样子。
21、俶（chù）尔远逝：忽然间向远处游去了。俶尔，忽然。
22、往来翕（xī）忽：来来往往，轻快敏捷。翕忽：轻快敏捷的样子。翕：迅疾。
23、斗折蛇行，明灭可见：（溪水）曲曲折折，（望过去）一段看得见，一段又看不见。斗折，像北斗七星那样曲折。蛇行，像蛇爬行那样弯曲。明灭可见，若隐若现。灭，暗，看不见。
24、犬牙差（cī）互：像狗的牙齿那样互相交错。犬牙，像狗的牙齿一样。差互，互相交错。
25、凄神寒骨，悄（qiǎo）怆（chuàng）幽邃（suì ）：使人感到心神凄凉，寒气透骨，幽静深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凄、寒，使动用法，使……感到凄凉 ，使……感到寒冷。悄怆，忧伤的样子。邃：深。
26、以其境过清：因为那种环境太过凄清。以，因为。其，那。清，凄清。
27、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不能长时间停留，于是记下小石潭的情况就离开了。居，待、停留。乃，于是……就。之，代游小石潭这件事。去，离开。
28、吴武陵：作者的朋友，也被贬在永州。
29、龚古：作者的朋友。
30、宗玄：作者的堂弟。
31、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跟着我一同去的，有姓崔的两个年轻人。隶而从，跟着同去的。隶，作为随从，动词。崔氏，指柳宗元姐夫崔简。小生，年轻人。
原文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佩 通：珮)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佁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下澈 一作：下彻)
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同游者：吴武陵，龚古，余弟宗玄。隶而从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己，曰奉壹。
白话译文
从小丘向西走一百二十多步，隔着竹林，可以听到流水的声音，好像人身上佩带的玉佩、玉环相互碰击发出的声音，心里十分高兴。砍伐竹子，开辟道路，向下看见一个小潭，水格外清澈。小潭以整块石头为底，靠近岸边的地方，石底有些部分翻卷出来，露出水面，成为水中的高地，像是水中的小岛，也有高低不平的石头和小岩石（露了出来）。青葱的树木，翠绿的藤蔓，覆盖缠绕，摇动连结，参差不齐，随风飘拂。
潭中的鱼大约有百多条，都好像在空中游动，什么依靠也没有。阳光直照到水底，鱼的影子映在水底的石上。 鱼儿呆呆地一动不动，忽然向远处游去，来来往往，轻快敏捷，好像在和游玩的人逗玩。
向小石潭的西南方望去，溪岸像北斗七星一样曲折，像蛇爬行一样弯曲，望过去一段看得见，一段看不见。溪岸的形状像狗的牙齿那样参差不齐，不能知道溪水的源头在哪里。
我坐在潭边，四下里竹林和树木包围着，寂静没有旁人。使人感到心神凄凉，寒气透骨，幽静深远，弥漫着忧伤的气息。 因为那种环境太过凄清，不能长时间停留，于是记录下了此地就离开。
一同去游览的人有吴武陵、龚古、我的弟弟宗玄。我带着一同去的，有姓崔的两个年轻人。一个名叫恕己，一个名叫奉壹。
创作背景
柳宗元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年）因拥护王叔文的改革，被贬为永州司马，王叔文被害。政治上的失意，使他寄情于山水，柳宗元贬官之后，为排解内心的愤懑之情，常常不避幽远，伐竹取道，探山访水，并通过对景物的具体描写，抒发自己的不幸遭遇，此间共写了八篇山水游记，后称《永州八记》。在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作者这样记述当时的心情：“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文章即在此背景下写成。
作品鉴赏
柳宗元的《小石潭记》是一篇文质精美、情景交融的山水游记。全文193字，用移步换景、特写、变焦等手法，有形、有声、有色地刻画出小石潭的动态美，写出了小石潭环境景物的幽美和静穆，抒发了作者贬官失意后的孤凄之情。
《小石潭记》第一段共四句话，写作者如何发现小石潭以及小石潭的概貌。作者采用 “移步换景”的写法，写发现小石潭之经过及小石潭的景物特征，在移动变换中引导我们去领略各种不同的景致，很象一部山水风光影片，具有极强的动态画面感。第一二句着重描述了作者一行发现小石潭的经过。文章一开头，便引导我们向小丘的西面行一百二十步。来到一处竹林，隔着竹林，能听到水流动的声音。未见其形，先闻其声，如鸣佩环，心乐之。小石潭的出现，虽称不上千呼万唤，也堪称犹抱琵琶半遮面。再由水声寻到小潭，既是讲述了发现小潭的经过，同时也充满了悬念和探奇的情趣，逐渐地在人们眼前展开一幅美妙的图画。待到伐竹取道，才见到小潭。真乃是曲径通幽，景象确实不凡。这潭完全是由各种形态的石头围出的，所以，作者为它起名曰小石潭，而且潭中露出的石头又都是那么姿态奇特，为坻，为屿，为嵁，为岩。而“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就是作者对于池潭上景物的描绘了。青青的树和翠绿的藤蔓缠绕在一起，组成一个绿色的网，点缀在小潭的四周，参差不齐的枝条，随风摆动。这潭上的描绘仅12个字，便将小石潭周围的极幽极佳的景致展现在我们面前，令我们愈加觉出小潭的美妙所在，使小石潭的全景富有清静感，仿佛不是人间的一个小天地，而是传说的佛国中的一块净土。
第二段采用 “定点特写”的方法，直接把镜头对准潭中的鱼，描写其动静状态，间接突现潭水的清澈透明，着重表现一种游赏的乐趣。以静衬动，写潭中小鱼。这是本文的最精彩之笔。这潭中鱼很怪诞：一是鱼居然可数，约有“百许头”；二是“影布石上”，神态自若地“怡然不动”。这是继续写静，既烘托出小石潭的幽寂，也勾勒出小石潭水的清澈。由此转为写动。其实在写静时已作伏笔，水中之鱼不能不动。鱼之静止，正像电影中的定格只是某个刹那的显示。这个定格过后，便见潭中之鱼“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鱼触动了作者情怀。在此，这一“乐”字值得注意。作者由于改革受挫，被贬远方，精神负担很是非斗之地，在这里找到了这样一块清静之地，看到游鱼的怡然自得，灵魂得到了净化和复归。水之清，鱼之乐，终于给作者带来了片刻的欢乐。清静神乐是这篇散文前半部分的主旋律。
第三段用变焦的手法，把镜头推向远方，探究小石潭的水源及潭上的景物。写潭源溪流的斗折蛇行，明灭可见，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向西南望过去，一条小溪逶迤而来，形状像是北斗七星那样曲折，又像是一条蛇在游动，有的地方亮，有的地方暗。小溪两岸高高低低，凹凸不平，犬牙相错。作者娴熟地使用比喻手法，用北斗七星的曲折和蛇的爬行来形容小溪的形状，用狗的牙齿来形容小溪的`两岸，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第四段写作者对小石潭总的印象和感受。先写外景环境，后写内心感受，写得情景交融，构成一种特异的境界。对小石潭总的印象和感受，作者突出了一个“静”字，把环境中的静深入到心神中去，情景相融，写出了一种凄苦孤寂的心境，这无疑是作者被贬后心情的曲折反映，面对这种原始的悄怆之景，或许更感到难受，或许更激起作者凄凉的联想，因此形成了感情从“乐”到“凄”的大幅度滑坡。这一滑坡的表现也是立者相乐”。但好景不长，很快便感到这些“凄神寒骨”了，心里觉得“其境过清”，就匆匆离开了。这一乐一忧，耐人寻味。这是由于柳宗元参与改革，失败被贬，心中愤懑难平，因此凄苦是他感情的基调，寄情山水正是为了摆脱这种抑郁的心。
第五段记下与作者同游小石潭的人。
《小石潭记》保持了《永州八记》一贯的行文风格，察其微，状其貌，传其神。是一篇充满了诗情画意、情景交融的山水游记散文。
艺术手法
构思新巧，结构严谨。作者以游踪为序，采用移步换形、依序写景的手法组织材料。写小石潭，先写“声”（水声），后写“形”（潭中景物），写潭中景物又先写“近观”（水、石、树、鱼），后写“远望”（水源），最后概写环境，引发感触。这种构思既新颖，又自然，真是匠心独具。文章按游览顺序，先写发现小石潭，然后描写潭中景物（水、石、树、鱼），再写小潭源流（溪身、溪岸）及潭中气氛，最后记录了同游者，使全篇游记结构完整。
寓情于景，情景交融。作者把自己的心情和小石潭的环境结合起来，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在对景物描绘中结合着作者自身的遭际，渗透着作者自身的感受和情怀。这远离尘世的小石潭虽充满了生机——“闻水声，如鸣佩环”，但却无人赏识，四周被竹围抱，其幽清无闻与自己的遭遇相同，触景伤情。作者离开国都长安来到荒僻的南方州郡，政治上受挫折，生活上不习惯。因此，他寄情山水，也是为了摆脱抑郁心情。此刻过于清冷的环境更容易激起他“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情感。小石潭景物的幽清美与作者心境的凄清美形成了强烈的比衬，有力反衬出作者那种无法摆脱的压抑心情，也含蓄地表露了作者对冷酷现实的不满。
抓住特征，细致描绘。这篇游记描绘景物抓住特征，既肖其貌，又传其神，给读者以鲜明的印象，如临其境。例如写潭西南边的小溪，作者连用了“斗折”“蛇行”“犬牙差互”三个比喻，把小溪的特征形象地再现出来，非常真切。
此文的语言极为精美。如“皆若空游无所依”，既正面写出游鱼的自由自在，又侧面表现了潭水的清澈透明，语言极为精练。“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青”、“翠”写颜色，“蒙络摇缀”写形貌，“参差披拂”写动态，寥寥数语，写得宛如图画。用“如鸣佩环”的比喻形容水声悦耳，用“心乐之”的主观感受启动读者的兴趣，然后写“伐竹取道，下见小潭”，就十分令人神往。用比喻“为坻，为屿，为嵁，为岩”，写石底卷出水面的形状，给读者的印象非常鲜明突出。而“斗折蛇行”四个字，却用了两个比喻，写出了静态和动态，含义丰富而并不深奥。“明灭可见”，用光线的明暗来说明视线和溪身的交错，说明水面的光亮。 “怡然不动，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作者巧妙地把“佁然不动”和“俶尔远逝，往来翕忽”两种情态加以对比，动静结合，尤能显出鱼的活泼。“似与游人相乐”，采用了拟人的修辞，更把游鱼的那种闲适、轻快、灵敏、活泼的神态写得维妙维肖，语言简洁而又丰富，细致而又生动，用短句产生节奏感，读起来悦耳动听，字里行间还蕴含着作者丰富的情感。
作者简介
柳宗元（773年—819年），字子厚，唐代著名文学家、思想家。祖籍河东（今山西省芮城、运城一带），柳出身于官宦家庭，少有才名，早有大志。早年为考进士，文以辞采华丽为工。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共同倡导唐代古文运动，并称“韩柳”。刘禹锡与之并称“刘柳”。王维、孟浩然、韦应物与之并称“王孟韦柳”。柳宗元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作品，其哲学思想中具有朴素的唯物论成分，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重“势”的社会历史观和儒家的民本思想，文学作品语言朴素自然、风格淡雅而意味深长，代表作有《黔之驴》、《捕蛇者说》、《永州八记》及绝句《江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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