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小编就给大家整理了长恨歌的爱情主题，本文共10篇，希望对大家的工作和学习有所帮助，欢迎阅读!
篇1：长恨歌主题爱情说
长恨歌主题爱情说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是关于主题思想方面，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早期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了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其实也就是“讽谕说”。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作为中学语文老师，在解读《长恨歌》一文时，我们往往是粗浅而机械的：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其次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我们在帮助学生赏析时，基本上都是从全篇中心——歌“长恨”入手，一层层地揭露我们所理解的诗歌的“主题”：极度的乐，导致了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应该说我们机械地按照”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为学生盖棺定论地解读了的《长恨歌》。
笔者私下鄙陋地更愿意相信，《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首先，从创作的背景来看：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一日，时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的白居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他们谈及了李隆基与杨贵妃之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长恨歌》。同时陈鸿也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诗词歌赋本是古代学者用来抒发自身感情、调节生活氛围所作。这样看来，是否有必要把白居易创作此诗的意图如此升华呢?
其次，从诗人极尽笔墨的爱情刻画来看：
根据唐宋时期文献，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确是存在的。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情投意合，有共通之处。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而在宫中，杨贵妃成了她唯一的异性知音。
笔者认为，从主观上说，他们的爱情本身是真挚的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并非假，可以说爱得真，爱得热烈!反观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世人同情的，令人感伤的。所以“李杨”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再加上民间传说对这一爱情的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实为歌之，也无不可。
从文本解读，更可以佐证：譬如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淋漓尽致表现出来了。作者极尽笔墨刻画这场“血泪相和流”的死别，让多少爱过的人浸淫在了这爱了却不能在一起的“恨”当中无法释然呢?恐怕这就是白居易想说的那“没完没了的恨”吧!
更何况，诗人并没有只停留在一个感情点上。例如马嵬诀别后，诗人像剥笋一样将人物内心世界层层剥示，直至人最脆弱的心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偏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真真印了“思念是一种病”，唐玄宗病得很重，“无药可救”!而诗至此，诗人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了。然而，或许诗人认为这样的爱情还不够痛彻心扉，故而笔锋一折，别开境界，诗人又构思了一个亦真亦假的幻魅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不过正是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人才能把“李杨爱情”的千回百转表现得淋漓尽致。
即便是后文提及了“李杨”沉浸共同的歌舞喜好之中，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白居易也是尽量缓和这两方面的矛盾，只是轻描淡写地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还是限于“李杨”喜爱的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的风格还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笔者主观认为，白居易之所以如此行文的原因，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故而《长恨歌》的主题，应该是“爱情说”更为贴切些。
再次，从白居易对此诗的分类来看：
白居易的诗歌大致可以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务牵於外，情性动於内，随感遇而形於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短句，自一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
白居易曾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白居易认为《长恨歌》为风情之作，且将之与《秦中吟》对举，《秦中吟》确为讽谕诗，那么《长恨歌》的主题非“讽谕说”不就显而易见吗?
笔者认为，《长恨歌》为风情之作，其实就可归于“感伤诗”之类。白居易《与元九书》曾定义感伤诗为“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而《长恨歌》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的内容正与此相当吻合。故而《长恨歌》吟咏“李杨”的爱情悲剧，全诗的感情基调皆为感伤。虽然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中，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但全诗系因“李杨”的爱情而伤情，那么“感伤说”与“爱情说”显然并不矛盾。《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也在理的。
最后，从白居易诗意的生活追求和丰富真挚的情感看：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随性自然，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酒是他的伴侣，吟诗作画始终与酒相伴;琴是他的知音，白居易一生知音甚少，且相聚时间非常短暂，所以他寄情于琴中。他曾在《北窗三友》提到，琴是他的“三友”之一，在心情不适时，可以弹琴以净化心灵，抒发悲愤甚至不满之意。晚年时，白居易身体不佳，行动不便，那时琴更是他所离不开的知音。
值得一提的是，“李杨”的爱情基石，就是他们对于音乐的挚爱。《杨太真外传》卷上云：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这首《霓裳羽衣曲》让“李杨”产生了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可见“李杨”对于《霓裳羽衣曲》的痴迷程度。其实深谙音乐的白居易也是深爱此曲，他曾作《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
看来，从三者皆精晓音律来看，可谓“知音”，那么从这个角度来思考，可不可以理解为白居易是“李杨”爱情的知音呢?所以，当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当他们谈及了李隆基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时;当王质夫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时;恐怕这份真挚爱情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了去，白居易便写下了这首感伤的爱情长诗!
当然，笔者不得不承认，诸位学者的其他主题说确也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长恨歌》的解读。《长恨歌》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下，“李杨”的爱情也就有了特殊性，更容易人让作出多元化的解说。不过，联想到最近热播剧《云中歌》中汉昭帝刘弗陵及汉宣帝刘询的爱情悲剧，笔者还是愿意坚定认为，“爱情主题说”才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因为爱情，这样解读下的《长恨歌》才是最美的!
对《长恨歌》主题的争议
玄宗被迫缢贵妃于佛堂前梨树下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发了众多文人墨客的咏叹.然而,文人的吟咏与史家的记述是不尽相同的.在文人的吟咏中,对玄宗与杨贵妃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的.总体说,偏重史实的作品,主调是讽刺;文学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调是同情、感伤.
在白居易的诗歌作品中,《长恨歌》最受人们的关注,引起的争论也最多.二十世纪上半叶,俞平伯的《〈长恨歌〉及〈长恨歌传〉的质疑》和陈寅恪的《〈长恨歌〉笺证》是本诗研究中两篇重要文章.
对《长恨歌》的争论,从二十年代开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结束.争论焦点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题方面,主要有四说：爱情说、讽喻说和讽喻、爱情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说.另外,对杨贵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争议.
有关论述摘编：
对《长恨歌》,作者自评：“一篇《长恨》有风情”.自许《长恨歌》是他的“压卷杰构”.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诗中,说：“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乐天之长恨歌,……实系自许以为压卷之杰构,而亦为当时之人所极欣赏且流播最广之作品.此无怪乎压千岁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诵于赤县神州及……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在对《长恨歌》主题认识上,持爱情说者认为：《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作品前半部分虽然对李杨荒淫误国有所不满和讽刺,但全诗主要描写了李杨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爱情的纯真性,而且这种爱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如褚斌杰在其《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及其评价》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杨爱情故事“歌颂了爱情的坚贞和专一”.也有人认为,作者通过李杨爱情悲剧的描写,“歌颂了那种与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纯洁无疵的爱情.李杨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义.”经过作者的描写,李杨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义.还有论者认为,诗中写李杨前期爱情只是爱色,随着时代和人物遭际的变化,进而升华为爱情.
持讽喻说者指出：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长恨歌》是通过李杨故事暴露了统治者荒淫无耻的生活,展现出中唐时代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面貌,统治阶级生活的荒淫糜烂和政治道德上的腐败堕落.白居易作此诗的目的是揭露与讽刺李杨纵情声色,贻误国政,最终引起了安禄山之乱,两人也因此身处异境,苦果自尝,最高统治者应该以此为戒.
双重主题说认为,此诗一方面对李、杨两人的生活荒淫、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另一方面对杨贵妃的死和两人诚笃的相思赋予很大的同情.明皇因溺于女色而招致祸乱,必须加以讽刺,并从中吸取教训.持此论者认为此诗的主导方面在后半篇,为使前后有机结合,前半的讽刺保持着一定限度,而且多有讳饰.将此诗看成纯粹的讽刺诗或爱情诗都不恰当.
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应该摒弃单一主题说的僵化模型,分三个层次去把握《长恨歌》的悲剧意蕴：即把李、杨悲剧分别看作爱情悲剧、政治悲剧和时代悲剧,从而使爱情主题、政治讽刺主题和时代感伤主题各有所依存和附丽.居于不同的层次的三重主题,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篇2：《长恨歌》的爱情主题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思想，众说纷纭，大家对其是怎么看的?
《长恨歌》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一经问世，便为读者所喜爱，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 明.何良俊)。但对其主题，众说纷纭。本文试从《长恨歌》的文本特点出发，联系诗人的生活和创作背景以及诗人的自我评价三个方面进行客观地分析《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篇3：浅析《长恨歌》主题
浅析《长恨歌》主题
内容提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主题主要有“同情和歌颂”说 、“讽刺批判”说 、“双重主题”说、“爱情理想”说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作者以李杨爱情故事为基础并结合历史材料，在加工、改造、提高中表现了作者态度的丰富复杂性。后人对这一事件，则可能会因他们社会地位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作品主题的这种丰富性的特点又与作者自身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
关键词：“同情和歌颂”说 、“讽刺批判”说 、“双重主题”说、“爱情理想”说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伟大诗人，《长恨歌》是他叙事诗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许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这里，本人将针对作品的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性爱情悲剧故事，是历代诗歌、小说、戏剧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传统题材。白居易根据这个题材写出了著名的叙事诗——《长恨歌》，在当时特别是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长恨歌》的广泛探讨，特别是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同情和歌颂”说 这种观点认为作者对李杨爱情持一种歌颂更主要的是同情的态度。作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李杨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对历史材料进行取舍(即进行了加工、改造和提高)写成了这一首爱情悲剧叙事诗。这种“同情和歌颂”的态度表现在作品净化了李杨的关系，特别是在作品的前半部突出地描写李杨欢爱的热烈，在后半部更倾注全部感情地描写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咏双方刻骨铭心的思念。正因为如此，作者明确地将《长恨歌》归于歌咏“风情”的“感伤诗”，而不是归于“美刺比兴”的“正声”——讽喻诗之列。还有人认为，作者同情和歌颂的主要是在被玩弄、被牺牲的女性——杨贵妃方面，她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忠实于爱情。作者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虚构的故事情节，烘托出值得同情的杨贵妃形象。(《白居易诗选》前言，王士菁，作家出版社)
(二)“讽刺批判”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作者对李杨爱情所持的是讽刺和批判的态度，目的在于通过这一事件批判统治集团因荒淫腐朽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陈鸿的《长恨歌传》结尾的一段话“……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说明了作品的主题。
(三)“双重主题”说 此种观点认为作者的目的既有批判和讽刺，又有同情与歌颂。这是由历史事件本身内涵的丰富性和作者生活的时代及其世界观的局限决定的。“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感其事”就是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同情;而“惩尤物，窒乱阶”则是对李杨的讽刺和批判。
(四)“爱情理想”说 认为作品中描写李杨之间那种生死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上一种爱情理想。作品不但净化了李杨关系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带来的某些杂质，而且进一步升华了他们的爱情，描写了他们天上人间的铭心刻骨的相思相恋。这种浪漫主义化的帝妃爱情悲剧，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和趣味。
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具有了丰富性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李杨爱情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基本定型。作者以这个传说故事为基础并结合历史材料，在加工、改造、提高中表现了作者态度的丰富复杂性。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前半部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开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十分明显。同时，作者通过对历史题材的取舍，体现了作者的同情歌颂态度。如净化了李杨的关系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带来的杂质(杨贵妃原是唐明皇之子寿王的妃子，作品中改为“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此外，作品中还舍弃了历史材料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安史之乱前，作品突出地描写了李杨欢爱的热烈;安史之乱后，更是倾注全部感情描绘了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咏双方铭心刻骨的思恋。作者对李杨贪恋欢爱终于酿成悲剧没有回避，在描写之中以局外人的身份作了委婉的讽刺，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同情。作品的后半部，描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相思之极，派人上天入地“求之遍”;描绘了在虚无缥缈的仙界中的杨贵妃的思念及见到“汉家天子使”时的神情和行动。“九华帐里梦魂惊”、“含情凝睇谢君王”、“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而且“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二人心心相印、缠绵悱恻的爱情，表现了一种两心相印、彼此知心知己的爱情理想。同时，从整部作品来看，安史之乱尽管与李杨贪恋欢爱有关，但主要责任并不能完全推到杨贵妃的身上，她只是一个得恩受宠的妃子，却“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在致词中，杨贵妃又是一个情谊深重、忠于诺言、忠于爱情的痴心女子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她的同情和歌颂。整部作品，既有作者对李杨的批判和讽刺，也有作者对李杨的同情和歌颂。还体现了当时的爱情理想。
其次，李杨爱情这一事件本身，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其又有不同的看法。同时代的人由于深受安史之乱之苦，他们大多数会把这一社会**归结到统治者身上。杜甫在他一系列揭示统治阶级罪恶的诗篇中就隐含这一思想。如《丽人行》一首，就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荒淫的面目。因而对这一事件持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后人对这一事件，则可能会因他们社会地位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对李杨的爱情的看法和态度大致可能与同时代的人基本一致，归为“乱由上作”，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物，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和文人，他们对这一事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识到唐明皇荒淫误国，导致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因而会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如果单从这一事件本身来看，李杨这种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可以说是“人间至情”，又会对其进行歌颂。这种爱情，正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所向往的。体现了当时一种爱情理想。而这种“人间至情”遭到无情的毁灭和破坏，他们对此又会感到遗憾，从而对李杨特别是杨贵妃寄以同情。作者生活在中唐时期，属于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他对李杨爱情这一事件，也同样包含这几个方面的思想。因而在作品中，他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自然会体现出来。
第三、作品主题的这种丰富性的特点又与作者自身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属于社会中层。他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经历了一段贫困生活，接近了人民。因而对李杨爱情的看法同人民有相同之处。而且，作者在35岁时写这首叙事诗，此时，他还处于他一生中的“志在兼济”时期，“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这些多少会影响他对李杨爱情的看法和态度，从而在作品中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白居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又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与平民布衣又有不同，这又决定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误国的过失不会采取尖锐的批判，“为王者讳。”而采取含蓄曲折的委婉讽刺。即使在开头讽意明显之处，也是说“汉皇”，借以说唐来表现这种讽意。另外作者有一首《戏题新栽蔷薇》诗云：“少府(作者自称)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次诗作于元和三年，可知本年作者尚未婚。又据元和三年戊子八月二十九日《祭杨夫人(白妻之姊)文》“近接嘉姻。”可知白氏成婚当在元和三年春季之后，即作者37岁之时。(《白居易诗选》顾肇仓、周汝昌选注，作家出版社中的《白居易年谱》) 而他写作此诗正处于未婚之时，那么李杨之间这种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又很可能是他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爱情。从而在作品中极力地倾注全部感情描绘李杨爱情来表现他一个未婚的文人的爱情理想。另外，他的士大夫文人身份又决定了他仅从李杨爱情本身来看时，又会对其悲剧结局予以同情。
总之，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及地位、身份、写作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李杨爱情不同的看法、事件本身丰富性内涵等等。这多方面的因素对作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具有丰富性特点。
[参考文献]
[1]《白居易诗选》前言，王士菁，作家出版社。
[2]《白居易年谱》、《白居易诗选》顾肇仓、周汝昌选注，作家出版社。
篇4：长恨歌 主题
长恨歌 主题
主题是“长恨”。
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 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 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 “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 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 “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令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为此，丁、方二人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 从“诗言志”，“诗传情”上说，丁、方二人之说不无道理。但就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它是历史的记录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至于白氏自身有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
篇5：诗词《长恨歌》的爱情主题
白居易《长恨歌》的爱情主题是什么呢?大家的看法是什么呢?
篇叙事诗，一经问世，便为读者所喜爱，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 明.何良俊)。但对其主题，众说纷纭。本文试从《长恨歌》的文本特点出发，联系诗人的生活和创作背景以及诗人的自我评价三个方面进行客观地分析《长恨歌》的主题思想。
篇6：诗词《长恨歌》的爱情主题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其时白居易任县县尉，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李、杨故事而作。
从诗题上看，《长恨歌》是歌咏“长恨”的 。“恨”什么，为什么要“恨”，诗人是通过具体叙写李、杨爱情悲剧，层层展示出来的。
长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开篇，它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起到了引领全诗的作用。诗人以汉喻唐，简述了唐玄宗专宠杨贵妃，终日沉湎于酒色歌舞之中，从“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的诗句中，闪烁着诗人白居易对唐明皇声色误国的极大痛心。
如果真象一部分人所说本诗主题是讽刺唐明皇酒色误国的话，本人认为有点牵强。首先，全诗共120句，这部分内容不到四分之一，算作略写，我们写文章要讲究详略，详写的才是主题所在，而本诗四分之三的章节在写李、杨爱情悲剧，所以《长恨歌》表达的是爱情主题。要说本诗主题是讽刺政治的话，理由不充分。
其次，如果本诗主题是讽刺政治的话，为何白居易剔除历史材料中荒淫的、爱而不纯的东西，把寿王妃写成“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般的纯情女子，而省去唐玄宗对梅妃的思念及与虢国夫人不清不白的关系，也没写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而陈鸿的《长恨歌传》则写道：“玄宗在位岁久……以声色自娱。…… 诏高力士潜搜外宫，得弘农杨玄琰女于寿王邸”。 杨贵妃也因“冶其容，敏其词，婉变万态，以中上意”，使其兄弟姊妹封爵拜相，权倾一时。白居易的好友元稹在《连昌宫词》写道：“禄山宫里养作儿，虢国门前闹如市”。 陈鸿、元稹是在揭露、讽刺，而白居易在写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并点明了其爱情悲剧的根源，预示着安史之乱的发生。
通览全诗，《长恨歌》以主要篇幅描写了李、杨爱情悲剧，情感之真挚，境况之悲凉，令读者为之唏嘘不已，这种感情不再只是帝王、贵妃间的`悲欢离合，而是具有了普通男女爱情悲剧的性质，作者之所以这样刻画人物，就是要突出爱情主题。至于写玄宗重色轻国、专宠杨贵妃，可看成作者笔下帝王的爱情，而玄宗沉湎酒色正是造成他们爱情悲剧的根源。
第二、就《长恨歌》写作的背景来看长诗的爱情主题
长诗写于元和元年，离杨贵妃之死已有半个世纪之久，当时李、杨爱情故事在民间广泛传唱，时人饱受安史之乱带来的苦难，企盼李唐的复兴，而历史上的唐玄宗早年曾一举平定韦氏之乱，他知人善用，肯纳谏，轻徭薄赋，开创了开元盛世，把唐王朝带向封建社会的顶峰。尽管他晚年居功自傲，但人们对他也是赞誉多于谴责。特别是唐玄宗、杨贵妃已经作古，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习惯一般不会过多地非议死者。何况，唐玄宗之后的几个皇帝能力均不及他，人们怀念玄宗时代、歌颂他与杨贵妃的爱情是很正常的。
另外，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难获得真正的爱情，对于真诚的爱情常常会心向往之，白居易倾听民间心声，礼赞李、杨爱情也是情理之中的。何况白居易早年与湘灵相爱，终为封建礼教所囿，不敢公诸其母，后忍痛分手，他在《潜别离》中写道：“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河水虽浊有清日，乌头虽黑有白时;惟有潜离与暗别，彼此甘心无后期。” “深笼夜锁独栖鸟，利剑春断连理枝”两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长恨歌》中的“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潜别离》所表达的感情色彩和文字特点与《长恨歌》可以说是一脉相通的。所以《长恨歌》中对专一爱情的歌颂，其实是白居易借他人酒杯自浇心中块垒。正因为白居易有着与湘灵深厚的感情体验，又不能与之比翼双飞的痛苦经历，在与女友分别后创作的《长恨歌》，才能把李、杨之间的那种绵绵不尽的“ 长恨” 写得一唱三叹、凄艳动人。
篇7：诗词《长恨歌》的爱情主题
白居易在《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中有“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风情”是风月之情的意思，即男女爱情。在《与元九书》中又说：“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 时之所重，仆之所轻……”。我们知道白居易强调诗歌的社会功用，他的诗歌主张是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时而作”(《伤唐衢二首》其二)，作者看轻《长恨歌》的真正原因是因为它是写爱情的诗。由此可见，诗人也认为《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的感伤诗。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长恨歌》是白居易以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为依托、以自己与情人湘灵真挚的感情体验为基础，抒发了人世间真情相爱的、忠贞不渝的美好爱情。
篇8：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爱情主题考论
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婉讽主题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本文在学术史回顾的基础上，探究产生诸说的原因，且立足于白居易的自述、编集过程与时人的看法，对《长恨歌》进行深入解读与进一步考证，以证定《长恨歌》主题是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并着重对“婉讽主题说”进行商榷。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却令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曾引发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其要者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近年来，张中宇先生在《文学评论》、《北京大学学报》等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及《长恨歌》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华书局)，进一步提出了“婉讽主题说”。本文试图在进一步解读与考证《长恨歌》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进行扼要的检讨，并重点针对张中宇先生的“婉讽说”进行商榷，然后对“爱情主题说”提供一些新的证据与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长恨歌》主题的进一步研究。
一、《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祸乱的“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晚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云：
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
可见在晚唐时期像李戡那样斥责白诗为“淫言媟语”遗憾“不得用法以治之”的人还不少，黄滔为白居易翻案，则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伦理的态度来批评《长恨歌》，总是以刺时规讽来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这方面比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云：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
虽然认为其缺乏“监戒规讽”的社会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诗歌的艺术性。而车若水《脚气集》则云：
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亦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
三人皆以《长恨歌》与《连昌宫词》相互比较，认为白诗全无讽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横加指责了。至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直斥为“无礼于其君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更是从内容到艺术加以彻底的否定。虽有田锡在《咸平集》卷二《贻陈季和书中鸣其不平：“乐天有《长恨歌》《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0]1085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人对《长恨歌》的评价不再像宋人那么严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云：
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读白乐天〈长恨歌〉》亦云：“乐天《长恨歌》妙极才人之致，格少下耳。”二人皆极力称许《长恨歌》的艺术魅力，但胡应麟仍然不忘批评其诗格调低下。只有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指出：“《长恨歌》，此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与陈鸿之说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确了讽谕主题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诗集》卷十二中，为白居易辩护，重申了陈鸿的观点：
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四《白乐天〈长恨歌〉论》则持相反态度，指责了白诗的“欲讽反颂”艺术效果：
乐天又著为歌词，以艳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处者，且妄觊于死后之余荣也，则所云窒乱阶者，恐反为乱阶矣。
实际上还是批评其作为艳体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卷二二的观点：
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艳情感，又认为哀艳之中包含讽刺，可以说是后世双重主题说的源头。
由此看来，历代对长恨歌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从儒家诗教观的角度解读作品的基础上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明确提出讽喻主题者，也有持双重主题者，而爱情主题说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确提出，最多只能是从“荒淫之语”、“调笑君父”的斥责声中略窥一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来仰望的，爱情是不屑于出口的，哪能让爱情两个字发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识到李杨之间的爱情，也只是批评唐玄宗的“溺于情”，从而斥责白居易的“无礼”。其实他们批评得越严厉，就越能证实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
当今学术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的观点层出不穷。目前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读者可以参阅。周相录专著《〈长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则将《长恨歌》主题概括为“隐事主题说”、“讽隐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五种。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二、“风情”考辨
实际上，张中宇先生的“婉讽主题说”也属于讽谕说，而且其主要论据之一是认为“一篇长恨有风情”是指“《长恨歌》具有《诗经》‘风诗之性情’”，“风情”一词即指“风诗之情”，它与“十首秦吟近正声”的“正声”分别继承了《诗经》风、雅传统。张先生曾撰写专文《“一篇长恨有风情”考辨》，刊载于《北京大学学报》第2期，后又在《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专列有“风情考略”一节，对自汉以来的“风诗之情”进行了考辨。但遗憾的是，作者考辨了“风”、“风诗”、“风人之诗”、“风诗之情”甚至“风骨”，而“风情”一词在其所引材料中竟然未出现一次。这样考辨得出来的结论自然会让人生疑。那么白居易诗中“风情”一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样的涵义呢?下面我们来考查一下。
古代的“风”有多种意思，诚然有“教化”、“风俗”的释义，但亦有其他含义，如《孟子·万章下》：“故闻柳下惠之风者，鄙夫宽，薄夫敦。”《魏书·杜铨传》亦云：“铨学涉有长者风，与卢云、高允等同被征为中书博士。”此处“风”皆为“风度”、“作风”之义。又《尚书·费誓》云：“马牛其风，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孔颖达疏曰：“僖四年《左传》云：‘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贾逵云：‘风，放也。牝牡相诱谓之风。’”其后还可引申为“走逸”、“放荡”。“情”字则多指“情感”、“情绪”、“爱情”、“情致”、“情趣”等等。而“风情”一词是“风”与“情”的简单相加，还是另有涵义?对历代典籍中出现的“风情”一词进行仔细的梳理后就能知道答案。
最早提及“风情”一词的是徐广《晋纪》：“龢，字道季，太尉亮子也。风情率悟，以文谈致称于时。”此“风情”应该与教化无关，而偏重于对人的性格才情的理解，略与“风度”相近。至南北朝时，“风情”已成为品评人物的常用之词，通常指人物的“风度才情”。如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
许询字玄度，高阳人，魏中领军允玄孙。总角秀惠，众称神童。长而风情简素，司徒掾辟不就。早卒。
刘勰《文心雕龙·才略》：
刘劭《赵都》，能攀于前修;何晏《景福》，克光于后进;休琏风情，则《百壹》标其志;吉甫文理，则《临丹》成其采;嵇康师心以遗论，阮籍使气以命诗，殊声而合响，异翮而同飞。
江淹《江文通集汇注》卷八《王仆射为左仆射诏》：
尚书右仆射、领吏部尚书、南昌县开国公俭，器怀明亮，风情峻远。业积珪璋，才兼经纬。
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卷三：
邢子才，为寺碑文。子才，河间人也。志性通敏，风情雅润。下帷覃思，温故知新。
“风情”皆指“风度才情”。又鲍照《鲍参军集》卷五《送从弟道秀别》诗：
岁时多阻折，光景乏安怡。以此苦风情，日夜惊悬旗。登山临朝日，扬袂别所思。
檀道鸾《续晋阳秋》：
虎少有逸才，文章绝丽。曾为《咏史诗》，是其风情所寄。少孤而贫，以运租为业。
则偏重指“情感”、“心情”。而庾信《庾子山集注》卷十五《周大将军怀德公吴明彻墓志》云：“公志气纵横，风情倜傥。”[26]970此“风情”已逐渐接近“风流”之义。
入唐后，“风情”一词涵义又进一步拓展。我们大致把它分成三类：一为继承南北朝时品评人物之义，指“风度”“才情”。如道宣《续高僧传》卷十九《唐南武州沙门释智周传》：
惟周风情闲澹，识悟淹远，容止可观，进退可度，量包山海，调逸烟霞，得丧一心，慈恻万类。
骆宾王《骆临海集》卷七《上齐州张司马启》：
风情疏朗，霜明月湛之姿;气骨端严，雪白水清之槩。
《全唐诗》卷三八九卢仝《寄含曦上人》诗：
貌古饶风情，清论兴亹亹。访余十数度，相去三五里。见时心亦喜，不见心亦喜。
二指男女之间的“风流韵事”或女子的风流多情。范摅《云溪友议》卷下《杂嘲戏》云：
池州杜少府慥、亳州韦中丞仕符，二君皆以长年精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宴饮，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为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尙书诗曰：“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娥。乐营却是闲人管，两地风情日渐多。”
孙棨《北里志·俞洛真》条：
洛真虽有风情，而淫冶任酒。殊无雅裁，亦时为席纠，颇善章程。
赵元一《奉天录》卷一：
时有风情女子李季兰，上泚诗，言多悖逆，故阙而不录。
三常与少年合用，指少年的狂放风流生活。如《全唐诗》卷五一○张祜《赠淮南将》诗云：
年少好风情，垂鞭眦睚行。带金狮子小，裘锦麒麟狞。拣匠装银镫，堆钱买钿筝。李陵虽效死，时论亦轻生。
由上可知，唐人诗文当中，“风情”一词逐渐偏重“情”，指少年狂放风流之情或男女之情，与“风人之情”及婉讽之义无关。
除了唐人有多处使用“风情”一词以外，我们再看看白居易诗文中是否也有其他提及“风情”之处。据笔者统计，白集中另用“风情”达14处之多，可以说是唐代作家中使用“风情”最频繁的人。如果不考查其他“风情”使用之处的涵义，而指出“一篇长恨有风情”具有婉讽的意义是有失偏颇的。白居易诗中“风情”多与“年长”或“壮岁”联系在一起，如《白居易集》卷十七《题峡中石上》诗：
巫女庙花红似粉，昭君村柳翠于眉。诚知老去风情少，见此争无一句诗?
又《白居易集》卷二六《忆梦得能唱竹枝听者愁绝》诗：
齿发各蹉跎，疏慵与病和。爱花心在否?见酒兴如何?年长风情少，官高俗虑多。几时红烛下，闻唱竹枝歌?
又《白居易集》卷十七《三月三日怀微之》诗：
良时光景长虚掷，壮岁风情已暗销。忽忆同为校书日，每年同醉是今朝。
又《白居易集》卷二四《题笼鹤》诗：
经旬不饮酒，逾月未闻歌。岂是风情少?其如尘事多。虎丘惭客问，娃馆妒人过。莫笑笼中鹤，相看去几何?[3]1626
由此可知，这种风流狂放的生活内容是“花”、“酒”、“诗”、“歌”，自然也免不了会有乐妓的参与。如《白居易集》卷二十《湖上招客送春泛舟》中云：
欲送残春招酒伴，客中谁最有风情?两甁箬下新开得，一曲霓裳初敎成。[时崔湖州寄新箬下酒来，乐妓按霓裳羽衣曲初毕。排比管弦行翠袖，指麾船舫点红旌。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
可见，白居易笔下的“风情”一词应指文人诗酒妓乐的风流生活，他对这种生活方式颇为自得，常在诗中反复表现出对年长而风情少的慨叹和遗憾。
由此可见，“风情”应指风流生活或男女之情，则“一篇《长恨》有风情”中的“风情”一词，指男女之情更接近作者原意，而决不会是继承《诗经》中的“风人之情”，也决不会具有婉讽的意味。
三、《长恨歌》的主题
从目前对《长恨歌》研究的进程来看，有逐渐复杂化的趋势，研究者大多根据《长恨歌》本身内容的某一方面，进行延伸发挥，故而诸种说法均言之成理，但实际上哪一种说法最符合白居易的原意，还要从白居易自己的说法与时人的看法进行参照解说。笔者以为，《长恨歌》的主题以“爱情说”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其一，根据上述“风情”的考辨，白居易所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应是认为《长恨歌》为表现风情之作，且将之与《秦中吟》对举，《秦中吟》属于讽谕诗，则《长恨歌》之主题非“讽谕说”亦甚明。那么风情之作与“爱情说”是最吻合的。
其二，从白居易自己给诗歌分类来看，也不应是讽谕诗。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其一为讽谕诗，其二为感伤诗，其三为闲适诗，其四为杂律诗。《长恨歌》被置于“感伤诗”一类，则明显是对于李杨爱情悲剧表示同情，进而颇为感伤。白居易《与元九书》曾定义感伤诗为“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的，而《长恨歌》的内容正与此合。但《长恨歌》吟咏爱情，并同情李杨的悲剧，故大类应为感伤，而实际主题则是“爱情说”。前人的“感伤说”与“爱情说”并不矛盾，只是表现范围的不同而已。毕竟白居易给自己的诗歌分类，只有“感伤”类，而没有“爱情”类。
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分为四类，而其重视的程度却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年龄的增加有所变化。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他认为自己的诗作，讽谕、闲适两类最重要，因为它们分别体现了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立身处世原则。……至于感伤诗中名篇《长恨歌》、《琵琶行》，他更是屡屡流露出自我赞许的态度。我们须知，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他既关心国事民生并具有兼济天下的志愿，因而在理论上大力提倡讽谕诗;同时他在日常生活中又具有丰富真挚的感情，热爱各种自然美和艺术美，因而从内心深处喜爱长于抒情、文词美丽、声律和谐的律诗。……他的古体诗大概只有《长恨歌》、《琵琶行》两篇风行，其他则否。”
其三，《元稹集》卷五一《白氏长庆集序》：“予始与乐天同校秘书之名，多以诗章相赠答。会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诗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词，自谓为‘元和诗’。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等篇，时人罕能知者。”从流传的角度看，将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归入讽谕说，也是不恰当的。
其四，《全唐诗》卷四唐宣宗有《吊白居易》一诗云：“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29]49这里的“童子解吟长恨曲”，说明他的《长恨歌》在当时是妇孺皆知的，与白居易《与元九书》中的自述相合。而《长恨歌》与《琵琶行》都是属于感伤诗一类的。故而从以上几个方面参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基调是感伤的，而主题应该是爱情说。
四、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的考察
根据唐宋时期的文献，对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作更进一步的考察，也有助于对《长恨歌》“爱情主题说”的认识。我们认为，从主观上说，唐玄宗与杨贵妃爱情本身是真挚的，又是感人的，而客观上造成与安史之乱有关，这实质上也不是爱情本身的问题。如果将唐玄宗的爱情与其政治分开来考察，则更可以看出他与杨贵妃的爱情过程是基于共同的性格与共同的爱好，他们的爱情是真挚感人的，他们的爱情悲剧是值得同情的，故白居易写作了这首《长恨歌》，并置于感伤诗一类中。
唐玄宗对杨贵妃的宠爱，与其说是见到杨贵妃倾国倾城之色，毋宁说是因为他们二人才艺有共同之处。他们本身具有真挚的爱情，民间传说再对这一爱情加以美化，这才是《长恨歌》取材的基础。唐玄宗不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他的多才多艺，在宫中也找到了唯一的异性知音，也就是杨贵妃。
《旧唐书》卷二八《音乐志》云：
玄宗在位多年，善音乐，若宴设酺会，即御勤政楼。……太常大鼓，藻绘如锦，乐工齐击，声震城阙。……玄宗又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
唐玄宗好音乐，在即位之前就是如此。《旧唐书》卷九五《睿宗诸子传》云：
初，玄宗兄弟圣历初出阁，列第于东都积善坊，五人分院同居，号“五王宅”。……玄宗时登楼，闻诸王音乐之声，咸召登楼同榻宴谑，或便幸其第，赐金分帛，厚其欢赏。诸王每日于侧门朝见，归宅之后，即奏乐纵饮，击球斗鸡，或近郊从禽，或别墅追赏，不绝于岁月矣。
唐玄宗的这些爱好，曾受到大臣们的劝阻，《资治通鉴》卷二一一《唐纪》云：
上精晓音律，……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又教宫中使习之。又选伎女，置宜春院，给赐其家。礼部侍郎张廷珪、酸枣尉袁楚客皆上疏，以为：“上春秋鼎盛，宜崇经术，迩端士，尚朴素，深以悦郑声、好游猎为戒。”上虽不能用，欲开言路，咸嘉赏之。
不仅如此，玄宗还擅长于制曲，《太平御览》卷五六八引《乐府杂录》云：
又曰《得宝子》者，唐明皇初纳太真妃，喜甚，谓诸嫔御云：“朕得杨氏，如获至宝也。”因撰此曲。
又南唐尉迟偓《中朝故事》云：
骊山多飞禽，名阿滥堆。明皇帝御玉笛，采其声翻为曲子名焉，左右皆传唱之。播于远近，人竞以笛效吹。故词人张祜诗曰：“红树萧萧阁半开，上皇曾幸此宫来。至今风俗骊山下，村笛犹吹阿滥堆。”[38]43
此类事例甚多，据《碧鸡漫志》所载，玄宗所作以及玄宗时制作乐调就有《霓裳羽衣曲》、《凉州曲》、《胡渭州》、《万岁乐》、《夜半乐》、《何满子》、《凌波神》、《荔枝香》、《雨淋铃》、《清平乐》、《春光好》。即使是杨贵妃死后，唐玄宗从西川归来，思念杨贵妃时，还在制作乐曲。郑处诲《明皇杂录补遗》云：
明皇既幸蜀，西南行初入斜谷，属霖雨涉旬，于栈道雨中闻铃，音与山相应。上既悼念贵妃，采其声为《雨淋铃》曲，以寄恨焉。
杨贵妃同样爱好音乐，擅长歌舞。据《旧唐书》卷二一《玄宗杨贵妃传》记载：“太真姿质丰艳，善歌舞，通音律，智算过人。”宋乐史《杨太真外传》曾记载：
时新丰初进女伶谢阿蛮，善舞，上与妃子钟念，因而受焉。就按于清元小殿，宁王吹玉笛，上羯鼓，妃琵琶，马仙期方响，李龟年觱篥，张野狐箜篌，贺怀智拍板，自旦至午，欢洽异常。
这种帝妃臣子共同奏乐的盛大场面在历史上应不多见。他们的共同兴趣爱好集中体现在对《霓裳羽衣曲》的喜爱之上。《杨太真外传》卷上云：
开元二十二年十一月，归于寿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温泉宫。使高力士取杨氏女于寿邸，度为女道士，号太真，住内太真宫。天宝四载七月，册左卫中郎将韦昭训女配寿邸。是月，于凤凰园册太真宫女道士杨氏为贵妃，半后服用。进见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从杨贵妃入进见玄宗之始，就与《霓裳羽衣曲》产生密切的关系。同书卷上又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上又宴诸王于木兰殿，时木兰花发，皇情不悦。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颜大悦，方知回雪流风，可以回天转地。
可见玄宗对于《霓裳羽衣曲》的痴迷程度。白居易也是深爱此曲，除《长恨歌》外，他还作了《霓裳羽衣歌》：“我爱霓裳君合知，发于歌咏形于诗。君不见，我歌云：‘惊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见，我诗云：‘曲爱霓裳未拍时。’”[3]1410则其对于霓裳羽衣曲，多是以赞美的口吻表现的。歌舞本身是美好的，但过于沉溺则会懈怠朝政，最后导致了安史之乱。故而白居易为了将这两方面的强烈对比尽量缓一些，用了“渔阳鼙鼓动地来”一句，尽管暗示了安史之乱，但字面本身还是“鼙鼓”，限于音乐的层面，这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对当朝时事深刻揭露者还是有所区别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表现唐玄宗与杨贵妃真挚的爱情，以及《长恨歌》的爱情主题的。由此可见，精晓音律是唐玄宗的爱好，而杨贵妃是最能满足其爱好的一位女性。这实际上是支撑他们爱情的基石。
从上面看，唐玄宗与杨贵妃是有较为深厚的爱情基础的。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顾一切地将本来是寿王妃的杨玉环度为道士，然后再册为自己的贵妃。而杨贵妃为女道士的过程，实际上与唐玄宗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据卞孝萱《唐玄宗杨贵妃五题》[40]11-17考证，实际上他们这一段时间，保持了六年零两个月的情人关系。
综上所述，白居易的《长恨歌》是在史实的基础上吸收民间传说，歌颂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对他们那种因为特殊的时代原因而被迫生死离别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和伤感。而后人的其他主题说则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对《长恨歌》的解读。因为李杨爱情的特殊性，又与安史之乱发生了紧密的联系，容易作出多元化的解说。但我们认为，只有“爱情主题说”才应该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也是与《长恨歌》的内容最切合的。
篇9：长恨歌爱情赏析
《长恨歌》是白居易诗作中脍炙人口的名篇，作于元和元年（806），当时诗人正在盩厔县（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而创作的。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作者以精炼的语言，优美的形象，叙事和抒情结合的手法，叙述了唐玄 宗、杨贵妃在安史之乱中的爱情悲剧：他们的爱情被自己酿成的叛乱断送了，正在没完没了地吃着这一精神的苦果。唐玄宗、杨贵妃都是历史上的人物，诗人并不拘泥于历史，而是借着历史的一点影子，根据当时人们的传说，街坊的歌唱，从中蜕化出一个回旋曲折、宛转动人的故事，用回环往复、缠绵悱恻的艺术形式，描摹、歌咏出来。由于诗中的故事、人物都是艺术化的，是现实中人的复杂真实的再现，所以能够在历代读者的心中漾起阵阵涟漪。
《长恨歌》就是歌“长恨”，“长恨”是诗歌的主题，故事的焦点，也是埋在诗里的一颗牵动人心的种子。而“恨”什么，为什么要“长恨”，诗人不是直接铺叙、抒写出来，而是通过他笔下诗化的故事，一层一层地展示给读者，让人们自己去揣摸，去回味，去感受。 诗歌开卷第一句：“汉皇重色思倾国”，看来很寻常，好像故事原就应该从这里写起，不需要作者花什么心思似的，事实上这七个字含量极大，是全篇纲领，它既揭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紧接着，诗人用极其省俭的语言，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的杨贵妃。描写了杨贵妃的美貌、娇媚，进宫后因有色而得宠，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以后在宫中如何纵欲，如何行乐，如何终日沉湎于歌舞酒色之中。所有这些，就酿成了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一部分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通过这一段宫中生活的写实，不无讽刺地向我们介绍了故事的男女主人公：一个重色轻国的帝王，一个娇媚恃宠的妃子。还形象地暗示我们，唐玄宗的迷色误国，就是这一悲剧的根源。
下面，诗人具体的描述了安史之乱发生后，皇帝兵马仓皇逃入西南的情景，特别是在这一**中唐玄宗和杨贵妃爱情的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翘金雀玉搔头。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写的就是他们在马嵬坡生离死别的一幕。“六军不发”，要求处死杨贵妃，是愤于唐玄宗迷恋女色，祸国殃民。杨贵妃的死，在整个故事中，是一个关键性的情节，在这之后，他们的爱情才成为一场悲剧，接着，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起至“魂魄不曾来入梦”，诗人抓住了人物精神世界里揪心的“恨”，用酸恻动人的语调，宛转形容和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回宫以后睹物思人，触景生情，一年四季物是人非事事休的种种感触。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回肠荡气。正由于诗人把人物的感情渲染到这样的程度，后面道士的到来，仙境的出现，便给人一种真实感，不以为纯粹是一种空中楼阁了。
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诗的末尾，写道士帮助唐玄宗寻找杨贵妃。诗人采用的是浪漫主义的手法，忽而上天，忽而入地，“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后来，在海上虚无缥缈的仙山上找到了杨贵妃，让她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在仙境中再现，殷勤迎接汉家的使者，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进一步深化、渲染“长恨”的主题。诗歌的末尾，用“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笔，点明题旨，回应开头，而且做到“清音有余”，给读者以联想、回味的余地。
《长恨歌》首先给我们艺术美的享受的是诗中那个宛转动人的故事，是诗歌精巧独特的艺术构思。全篇中心是歌“长恨”，但诗人却从“重色”说起，并且予以极力铺写和渲染。“日高起”、“不早朝”、“夜专夜”、“看不足”等等，看来是乐到了极点，象是一幕喜剧，然而，极度的乐，正反衬出后面无穷无尽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误国，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剧，反过来又导致了他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悲剧的制造者最后成为悲剧的主人公，这是故事的特殊、曲折处，也是诗中男女主人公之所以要“长恨”的原因。过去许多人说《长恨歌》有讽喻意味，这首诗的讽喻意味就在这里。那么，诗人又是如何表现“长恨”的呢？马嵬坡杨贵妃之死一场，诗人刻画极其细腻，把唐玄宗那种不忍割爱但又欲救不得的内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具体形象地表现出来了。由于这“血泪相和流”的死别，才会有那没完没了的恨。随后，诗人用许多笔墨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唐玄宗对杨贵妃的思念，但诗歌的故事情节并没有停止在一个感情点上，而是随着人物内心世界的层层展示，感应他的景物的不断变化，把时间和故事向前推移，用人物的思想感情来开拓和推动情节的发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别之后，内心十分酸楚愁惨；还都路上，旧地重经，又勾起了伤心的回忆；回宫后，白天睹物伤情，夜晚辗转难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梦境，却又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诗至此，已经把“长恨”之“恨”写得十分动人心魄，故事到此结束似乎也可以。然而诗人笔锋一折，别开境界，借助想象的彩翼，构思了一个妩媚动人的仙境，把悲剧故事的情节推向高潮，使故事更加回环曲折，有起伏，有波澜。这一转折，既出人意料，又尽在情理之中。由于主观愿望和客观现实不断发生矛盾、碰撞，诗歌把人物千回百转的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也因此而显得更为宛转动人。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份很浓的叙事诗，诗人在叙述故事和人物塑造上，采用了中国传统诗歌擅长的抒写手法，将叙事、写景和抒情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诗歌抒情上回环往复的特点。诗人时而把人物的思想感情注入景物，用景物的折光来烘托人物的心境；时而抓住人物周围富有特征性的景物、事物，通过人物对它们的感受来表现内心的感情，层层渲染，恰如其分地表达人物蕴蓄在内心深处的难达之情。唐玄宗逃往西南的路上，四处是黄尘、栈道、高山，日色暗淡，旌旗无光，秋景凄凉，这是以悲凉的秋景来烘托人物的悲思。在蜀地，面对着青山绿水，还是朝夕不能忘情，蜀中的山山水水原是很美的，但是在寂寞悲哀的唐玄宗眼中，那山的“青”，水的“碧”，也都惹人伤心，大自然的美应该有恬静的心境才能享受，他却没有，所以就更增加了内心的痛苦。这是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感情又深入一层。行宫中的月色，雨夜里的铃声，本来就很撩人意绪，诗人抓住这些寻常但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把人带进伤心、断肠的境界，再加上那一见一闻，一色一声，互相交错，在语言上、声调上也表现出人物内心的愁苦凄清，这又是一层。还都路上，“天旋地转”，本来是高兴的事，但旧地重过，玉颜不见，不由伤心泪下。叙事中，又增加了一层痛苦的回忆。回长安后，“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白日里，由于环境和景物的触发，从景物联想到人，景物依旧，人却不在了，禁不住就潸然泪下，从太液池的芙蓉花和未央宫的垂柳仿佛看到了杨贵妃的容貌，展示了人物极其复杂微妙的内心活动。“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写到黎明，集中地表现了夜间被情思萦绕久久不能入睡的情景。这种苦苦的思恋，“春风桃李花开日”是这样，“秋雨梧桐叶落时”也是这样。及至看到当年的“梨园弟子”、“阿监青娥”都已白发衰颜，更勾引起对往日欢娱的思念，自是黯然神伤。从黄埃散漫到蜀山青青，从行宫夜雨到凯旋回归，从白日到黑夜，从春天到秋天，处处触物伤情，时时睹物思人，从各个方面反复渲染诗中主人公的苦苦追求和寻觅。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到梦中去找，梦中找不到，又到仙境中去找。如此跌宕回环，层层渲染，使人物感情回旋上升，达到了高潮。诗人正是通过这样的层层渲染，反复抒情，回环往复，让人物的思想感情蕴蓄得更深邃丰富，使诗歌“肌理细腻”，更富有艺术的感染力。
人们对白居易《长恨歌》的主题思想历来争论不休，有所谓爱情说、政治主题说、双重主题说等等。本文作者持爱情说。首先从作品的四个层次来分析，肯定白居易并非像陈鸿写《长恨歌传》那样板着说教的脸孔去描写李杨故事，而是以“情”作为主旋律，让主人公的情去感动读者，使之产生共鸣，取得审美上的极大成功。本文还结合作者生平经历和社会历史分析他在处理历史题材、政治题材和来自民间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的关系问题上的独到之处，进一步说明唐明皇杨贵妃形象的审美意义。
《长恨歌》一出，关于其主题，便成为历来读者争论的焦点。观点也颇具分歧。大抵分三种：其一为爱情主题。是颂扬李杨的爱情诗作。并肯定他们对爱情的真挚与执著；其二为政治主题说。认为诗的重点在于讽喻，在于揭露“汉皇重色思倾国”必然带来的“绵绵长恨”，谴责唐明皇荒淫导致安史之乱以垂诫后世君主；其三为双重主题说。认为它是揭露与歌颂统一，讽谕和同情交织，既洒一掬同情泪，又责失政遗恨。究竟如何，还需从作品本身去分析。
可将诗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至“尽日君王看不足”，叙述了安史之乱前，唐玄宗如何重色、求色，终于得到了“回眸一笑百媚生”的杨贵妃。贵妃进宫后恃宠而骄，不但自己“新承恩泽”，而且“姊妹弟兄皆列土”，反复渲染唐玄宗得贵妃后完全沉湎于歌舞酒色。开卷首句既提示了故事的悲剧因素，又唤起和统领着全诗； 第二层从“渔阳鼙鼓动地来”至“回看血泪相和流”，写安史之乱，玄宗逃难，被迫赐死贵妃，写出了“长恨”的内因，是悲剧故事的基础。诗人有意将因玄宗荒淫误国所造成的安史之乱进行了淡化处理，对二人的生离死别则着意形容，读者受到的是悲剧气氛的感染而不是历史的理性批判。陈鸿《长恨歌传》“惩尤物，窒乱阶”之说是板着面孔做文章，故不能视为此诗的写作动机；第三层从“黄埃散漫风萧索”至“魂魄不曾来人梦”，描述了杨贵妃死后，唐玄宗在蜀中的寂寞悲伤还都路上的追怀忆旧，行宫见月，夜雨闻铃，是一片“伤心色”和“断肠声”。长安收复以后回朝时，重过马嵬，“不见玉颜空死处”。回宫后，池苑依旧，物是人非，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使人觉得荡气回肠；第四层从“临邛道士鸿都客”至“此恨绵绵无绝期”，写玄宗派方士觅杨贵妃之魂魄，重在表现唐玄宗的孤寂和对往日爱情生活的忧伤追忆。诗人运用浪漫主义手法，上天入地，后终在虚无缥缈的仙山上让贵妃以“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形象再现于仙境。“情”的宣泄已超脱于帝王妃子间的感情纠葛，而更多地带有诗人的主观的理想成分，并早已超出了历史事实的范围，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的矛盾冲突表现无余。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二句，是爱情的叹息与呼声，是对于爱情受命运播弄，和爱情被政治伦理摧残的痛惜，此恨之深，已超越时空而进入无极之境。这样，诗人便以“长恨”表现了爱情的长存，亦即点明全诗的主题。
应该说，写作之初，白居易至少在主观上是同意陈鸿的“惩尤物、窒乱阶”之说的，后来在《新乐府》的《李夫人》、《古家狐》中还重复强调了“尤物惑人”、“狐媚害人”的主题，明确宣扬性爱之为害，但是又承认“人非木石皆有情”，性爱是消灭不了的，所以解决问题的途径只好是“不如不遇倾城色”。但在《长恨歌》的实际写作当中，他又服从了民间爱情故事所表达的人类的向美本能和情感欲望。这样，整个故事便具有了更为深刻复杂的涵义：既写了真美，又写了真恶，并将两者直接联系在一起；《丽情集》本《长恨歌传》有一段话：叔向母曰：“甚美必甚恶。”李延年歌曰：“倾国复倾城。”此之谓也。 这段话大概可以代表中唐士人对这一 问题的最后思考。白居易写作《长恨歌》时遵循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不因为“甚恶”而抹煞“甚美”。尽管其主题最后似偏离了对“甚恶”的谴责，但“甚恶”内容本身毕竟没有被抹煞，反过来又丰富了“甚美”的涵义。
《长恨歌》一方面是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和政治题材，另一方面又是一个来自民间的具有悠久传统的人性题材、心理题材。白居易在创作中服从于民族的文化心理和诗人的个性思想，即传统模式与作者主观能动作用同时并存，这固然是与诗人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观是分不开的。白居易一生跨中晚唐，他的思想以贬官江州司马为界，经历了由积极入世到消极出世两个阶段，实践了他所信奉的“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人生模式。白居易所谓“独善”的基本内涵是乐天知命、知足保和，并由此而与释、老相通，以随缘任运、委顺自然为应世态度。在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独善”与“兼济”并行不悖，“施之乃伊吕事业，蓄之则庄老道德”(《君子不器赋》)，它们是一个完整人生观的两个侧面。还在遭贬以前，他努力为云龙、为风鹏，并与元稹大力倡导新乐府运动。也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候的胸怀大志，颇有挽唐室于既衰，拯生民于水火的政治气概，才使得他有足够的气魄处理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题材，并以“不惑”来总结唐明皇后半生的政治得失，写就了《长恨歌》。这样，在他心目中对唐明皇的一分为二，必然要在塑造形象中反映出来。正是因为一往情深的唐明皇同重色轻国的唐明皇是对立统一体，所以，白居易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好皇帝的悲剧。好皇帝有所惑，终于造成了自己和百姓的悲哀。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唐明皇性格的塑造已排斥了理想化，乃是另一种理想化的结果。排斥的是封建统治阶级为皇帝们头上加足光圈使其上升为半神的理想化。而这排斥本身，就包含了城市居民的另一种理想在内，他们从现实生活中皇帝权威下降的土壤出发，把封建统治阶级的头子想象为和他们自己一样的普通人，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错误、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情皇帝，简直同一般爱情故事中的主人公并无差别！他们从另一角度把皇帝理想化了，理想化的皇帝应该和百姓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是神！而白居易从民本思想出发，有条件、并有所扬弃地接受了城市居民的这种对唐明皇的理想化，这样完成了对唐明皇形象的塑造。诗人被贬江州以后，“独善”与“兼济”的地位才发生了转化，他的精神生活与仕宦生涯逐渐转轨，终于以“独善”消释了“兼济”，在精神自救的过程中，白居易逐渐从关注社会政治转向关注个体生命，对于自由人格的钟爱逐渐超越了对道德人格的执著。
作为一首千古绝唱的叙事诗，《长恨歌》在艺术上的成就是很高的。古往今来，许多人都肯定这首诗的特殊的艺术魅力。《长恨歌》在艺术上以什么感染和诱惑着读者呢？宛转动人，缠绵悱恻，恐怕是它最大的艺术个性，也是它能吸住千百年来的读者，使他们受感染、被诱惑的力量。
写作背景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县）县尉。一日，与友人陈鸿、王质夫到马嵬驿附近的仙游寺游览，谈及李隆基与杨贵妃事。王质夫认为，像这样突出的事情，如无大手笔加工润色，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没。他鼓励白居易：“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写下了这首长诗。陈鸿同时写了一篇传奇小说《长恨歌传》。
白居易简介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唐代三大诗人之一。白居易与元稹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锡并称“刘白”。白居易的诗歌题材广泛，形式多样，语言平易通俗，有“诗魔”和“诗王”之称。官至翰林学士、左赞善大夫。公元846年，白居易在洛阳逝世，葬于香山。有《白氏长庆集》传世，代表诗作有《长恨歌》、《卖炭翁》、《琵琶行》等。
篇10：长恨歌 爱情赏析
长恨歌 爱情赏析
《长恨歌》是唐代伟大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的一首脍炙人口的长篇叙事诗，一经问世，便为读者所喜爱，被誉为“古今长歌第一”，其中的爱情故事，大家了解多少呢?
诗词原文
汉皇重色思倾国，御宇多年求不得。
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
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
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
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
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
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
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
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金屋妆成娇侍夜，玉楼宴罢醉和春。
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
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
骊宫高处入青云，仙乐风飘处处闻。
缓歌慢舞凝丝竹，尽日君王看不足。
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九重城阙烟尘生，千乘万骑西南行。
翠华摇摇行复止，西出都门百余里。
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
花钿委地无人收，翠翅金雀玉搔头。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黄埃散漫风萧索，云栈萦纡登剑阁。
峨嵋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
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断肠声。
天旋地转回龙驭，至此踌躇不能去。
马嵬坡下泥土中，不见玉颜空死处。
君臣相顾尽沾衣，东望都门信马归。
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
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西宫南内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
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
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
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衾寒谁与共。
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
临邛道士鸿都客，能以精诚致魂魄。
为感君王辗转思，遂教方士殷勤觅。
排空驭气奔如电，升天入地求之遍。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
楼阁玲珑五云起，其中绰约多仙子。
中有一人字太真，雪肤花貌参差是。
金阙西厢叩玉扃，转教小玉报双成。
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
揽衣推枕起徘徊，珠箔银屏迤逦开。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
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
含情凝睇谢君王，一别音容两渺茫。
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
回头下望人寰处，不见长安见尘雾。
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
钗留一股合一扇，钗擘黄金合分钿。
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
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
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爱情赏析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时作者35岁，任周至县尉。关于这首诗的写作缘起，据白居易的朋友陈鸿说，他与白居易、王质夫三人于元和元年十月到仙游寺游玩。偶然间谈到了唐明皇与杨贵妃的这段悲剧故事，大家都很感叹。于是王质夫就请白居易写一首长诗，请陈鸿写一篇传记，二者相辅相承，以传后世。因为长诗的最后两句是“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所以他们就称这首诗叫《长恨歌》，称那篇传叫《长恨传》。
每当我读这首长诗心中不由的万分感慨，认为这是一首感人的爱情诗，是作者的才情自然流溢的结果。也许创作之初，作者确乎有过讽谏之意，但是随着行文的发展，笔下的文字逐渐脱离了作者的控制，于是绝好的讽喻之作就变成了不朽的爱情史诗。
一、爱情悲剧
李隆基是那样深爱着杨玉环，可就是因为他投入的感情太多、太炽烈，以至不愿分心去处理政务而导致了政治腐败;正因为他无限度地赏赐爱妃及其家族，又导致了对民众的残酷盘剥;正因为他与杨玉环情投意合、如胶似漆，才会沉溺于歌舞声色„„他的爱毁灭了他们的一切，包括他深爱的贵妃。杨玉环也深爱着李隆基，可她付出的爱越多，李隆基就越沉溺于爱河而无心朝政;正因为她能歌善舞、多才多艺，才使同样才华过人的李隆基对她更为欣赏而沉浸于音乐和舞蹈的世界;正因为她受宠至深，李隆基才会对杨氏家族备加垂青„„她的爱毁灭了她自己，她是被这炽烈的爱所引发的政治大火焚毁的。当爱情本身造成了死、造成了爱的毁灭，而悲剧的受害者正是悲剧的制造者，这难道不是爱侣最大的悲哀吗?
作为人类社会生活一部分的爱情生活，不能不受到时代、阶级出身、政治经济地位的制约和影响。即使是至尊至贵的帝王后妃，也不可能为所欲为而不受历史惩罚，那种超越时空、历史条件、经济地位等诸因素制约的永恒的爱情是不存在的.。但是，这对于在爱中的情人们，却不能不是最大的悲哀。白居易对这种现实深感不平，因为他自己就是迫于门第观念而不得不与心爱的女子分离。所以，诗人在诗中极力渲染李、杨的深情，并舍弃了当时社稷动摇、政局危殆、生产荒废、民生困苦的社会背景以及诸杨集团的种种恶行，淡化了社会实际需要，以突出李、杨之爱的真挚和圣洁。诗人不满足于李、杨实际的爱情悲剧，而是用了很长的篇幅又构制出一个蓬莱仙境的神话，死去的杨玉环仍然那么忠于爱情，与人世间的李隆基相思相恋，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诗人对持久的爱情的向往。可情虽在，人难聚，又造成了更大的悲哀：“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也是普天下所有追求美满爱情而又被迫分别的有情人共同的悲哀!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白居易，他与湘灵的交往成就了诗人年少时一段刻骨铭心的恋情，但是这段爱情却没有带来完美的结局。作为一个出身于“书香世家”的诗人，娶一个农家的女孩为妻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即便是再深厚的爱恋，也无法抵挡世俗的明刀与暗箭。白居易创作《长恨歌》时值三十五岁，正是壮年，本应娇妻相伴，幼子绕膝的年纪，诗人却沉浸在爱情理想的幻灭中。所以“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不仅是诗人由李杨的爱情生发的感慨，也是对自己爱情愿望的诉说;“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不仅是李杨的“长恨”，也是诗人自己的“长恨”。
二、人生悲剧
不难看出，《长恨歌》中除了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和感叹，更包含着乐极生悲、人生无常的巨大怅恨。李隆基和杨玉环，处在荣华富贵的顶巅，然而富贵生惨毒，欢娱变死别，生出了无休止的精神刑罚式的思念。李、杨的身份是皇帝和贵妃，这在封建社会中可说是至尊至贵，应该享有绝大的自由。然而他们无法脱离当时的政治历史环境去追求永恒的爱情。人的天性总是追求着完美、幸福，总是力图全面地认识客观事物和自身，以摆脱不幸的现状。但是，物质的世界按其本性来说又是永无止境、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中的，这就注定了人类在这种永恒变化面前常常因为自身的局限和过失陷入巨大的悲哀之中。个体在被现实残酷玩弄时是如此软弱，人生竟是如此的艰辛和不如人意。人类所执著追求的理想事物或情感，往往求而不得、得而复失、失不复得，从而陷入无尽的怅恨和悲哀之中。“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白居易对个体生命情感总是被迫服从于社会历史进程的要求的人生悲剧的感叹，一种对个体人生存状态的无尽的悲悯和叹惋。 我认为，《长恨歌》流传千年而不衰，得益于它所描写的凄美深婉的帝妃爱情故事，世间唯爱至美，动人心魄。
★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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