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小编给各位读者分享的《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欢迎大家分享。
篇1：《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长恨歌》是中唐诗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却令学术界长期以来为之争论不休，其焦点在于主题思想方面，曾引发过较大规模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综其要者有“爱情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多种。近年来，张中宇先生在《文学评论》[1]148-151、《北京大学学报》[2]90-97等学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及《长恨歌》的主题，最近又出版了《白居易〈长恨歌〉研究》一书(中华书局)，进一步提出了“婉讽主题说”。本文试图在进一步解读与考证《长恨歌》的基础上，对各家观点进行扼要的检讨，并重点针对张中宇先生的“婉讽说”进行商榷，然后对“爱情主题说”提供一些新的证据与看法，希望有助于促进《长恨歌》主题的进一步研究。
篇2：《长恨歌》主题的学术史回顾
对《长恨歌》主题的解读从古至今绵延不断，并引发不少争议。最早涉及此事的还应该是白居易本人。其《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诗云：“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3]就点明了该诗的主旨与男女风情有关，这成为后世“爱情主题说”的源头。与白居易同时的.陈鸿在《长恨歌传》中云：“乐天因为《长恨歌》，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4]4201也就是说白居易是要借助李、杨故事，惩戒导致祸乱的“尤物”，阻断祸乱的根源，以此作为将来的鉴戒。应该说这是讽喻说的最早源头，也成为当代学者“讽喻主题说”的一大论据之一。晚唐黄滔《黄御史集》卷七云：
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5]85
可见在晚唐时期像李戡那样斥责白诗为“淫言媟语”遗憾“不得用法以治之”[6]137的人还不少，黄滔为白居易翻案，则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伦理的态度来批评《长恨歌》，总是以刺时规讽来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这方面比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云：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7]198
虽然认为其缺乏“监戒规讽”的社会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诗歌的艺术性。而车若水《脚气集》则云：
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8]508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亦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9]177
三人皆以《长恨歌》与《连昌宫词》相互比较，认为白诗全无讽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横加指责了。至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直斥为“无礼于其君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更是从内容到艺术加以彻底的否定。虽有田锡在《咸平集》卷二《贻陈季和书中鸣其不平：“乐天有《长恨歌》《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0]1085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
明人对《长恨歌》的评价不再像宋人那么严厉。何良俊《四友斋丛说》卷二五云：
至如白太傅《长恨歌》、《琵琶行》、元相《连昌宫词》，皆是直陈时事，而铺写详密。宛如画出，使今世人读之犹可想见当时之事。余以为当为古今长歌第一。[11]226
胡应麟《少室山房集》卷一○五《读白乐天〈长恨歌〉》亦云：“乐天《长恨歌》妙极才人之致，格少下耳。”[12]761二人皆极力称许《长恨歌》的艺术魅力，但胡应麟仍然不忘批评其诗格调低下。只有唐汝询《唐诗解》卷二十指出：“《长恨歌》，此讥明皇迷于色而不悟也。”[13]432与陈鸿之说相似，且更加直接明确了讽谕主题所指。
清代汪立名在《白香山诗集》卷十二中，为白居易辩护，重申了陈鸿的观点：
论诗须相题，《长恨歌》本与陈鸿、王质夫话杨妃始终而作。犹虑诗有未详，陈鸿又作《长恨歌传》，所谓不特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14]139
魏裔介《兼济堂文集》卷十四《白乐天〈长恨歌〉论》则持相反态度，指责了白诗的“欲讽反颂”艺术效果：
乐天又著为歌词，以艳其事，恐后之人君陷溺于中，甘心尤物而煽处者，且妄觊于死后之余荣也，则所云窒乱阶者，恐反为乱阶矣。[15]904
实际上还是批评其作为艳体的一面。值得注意的是《唐宋诗醇》卷二二的观点：
居易诗词特妙，情文相生，沉郁顿挫。哀艳之中具有讽刺。“汉皇重色思倾国”、“从此君王不早朝”、“君王掩面救不得”，皆微词也。“养在深闺人未识”，为尊者讳也。欲不可纵，乐不可极，结想成因，幻缘奚罄。总以为发乎情而不能止乎礼义者戒也。[16]452
既肯定了作品情文相生的哀艳情感，又认为哀艳之中包含讽刺，可以说是后世双重主题说的源头。
由此看来，历代对长恨歌的批评主要是建立在从儒家诗教观的角度解读作品的基础上的，但是也出现了不同的观点。有明确提出讽喻主题者，也有持双重主题者，而爱情主题说除白居易本人自道以外不再有人明确提出，最多只能是从“荒淫之语”、“调笑君父”的斥责声中略窥一二。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古代儒家士人的心目中，君主是用来仰望的，爱情是不屑于出口的，哪能让爱情两个字发生在至尊身上，所以即使意识到李杨之间的爱情，也只是批评唐玄宗的“溺于情”，从而斥责白居易的“无礼”。其实他们批评得越严厉，就越能证实了李、杨之间的真挚爱情。
当今学术界对《长恨歌》主题的讨论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新的观点层出不穷。目前已有学者对《长恨歌》的主题进行综述，如张中宇《新时期长恨歌主题研究评述》，载《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第3期;《长恨歌主题研究综论》，载《文学遗产》20第3期;二者较为详细地总结了20世纪以来的各种观点和研究成果，读者可以参阅。周相录专著《〈长恨歌〉研究》的第一章《〈长恨歌〉研究的历史回顾》则将《长恨歌》主题概括为“隐事主题说”、“讽隐主题说”、“爱情主题说”、“双重主题说”、“时代感伤主题说及其他”五种。张中宇的总结最为全面，共概括为“爱情主题说”、“隐事说”、“讽谕说”、“感伤说”、“双重及多重主题说”、“无主题说与泛主题说”等六种，并在其专著《白居易〈长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讽主题”说，他认为《长恨歌》描写李杨真情对于表现政治主题具有重要甚至关键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杨爱情，《长恨歌》表达政治主题的力度将极其有限或难以实现。他的结论是：“《长恨歌》的主题是，通过李杨情爱悲剧的复杂过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败等造成国家动荡、爱妃惨死及凄苦悲凉、深情无寄的严重后果，婉转批评唐玄宗因为承平日久滋生的骄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视国家管理的错误行为，并以此作为后世的鉴戒。”[17]175-176这种观点目前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
篇3：浅析《长恨歌》主题
浅析《长恨歌》主题
内容提要：白居易的《长恨歌》的主题主要有“同情和歌颂”说 、“讽刺批判”说 、“双重主题”说、“爱情理想”说等。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作者以李杨爱情故事为基础并结合历史材料，在加工、改造、提高中表现了作者态度的丰富复杂性。后人对这一事件，则可能会因他们社会地位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作品主题的这种丰富性的特点又与作者自身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
关键词：“同情和歌颂”说 、“讽刺批判”说 、“双重主题”说、“爱情理想”说
白居易是中唐时期的伟大诗人，《长恨歌》是他叙事诗的代表作，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许多人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分析和探讨。在这里，本人将针对作品的主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唐明皇和杨贵妃的传奇性爱情悲剧故事，是历代诗歌、小说、戏剧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传统题材。白居易根据这个题材写出了著名的叙事诗——《长恨歌》，在当时特别是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了人们对《长恨歌》的广泛探讨，特别是在作品的主题方面。主要有以下几种代表性的观点：
(一)“同情和歌颂”说 这种观点认为作者对李杨爱情持一种歌颂更主要的是同情的态度。作者在民间广为流传的李杨爱情故事的基础上，对历史材料进行取舍(即进行了加工、改造和提高)写成了这一首爱情悲剧叙事诗。这种“同情和歌颂”的态度表现在作品净化了李杨的关系，特别是在作品的前半部突出地描写李杨欢爱的热烈，在后半部更倾注全部感情地描写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咏双方刻骨铭心的思念。正因为如此，作者明确地将《长恨歌》归于歌咏“风情”的“感伤诗”，而不是归于“美刺比兴”的“正声”——讽喻诗之列。还有人认为，作者同情和歌颂的主要是在被玩弄、被牺牲的女性——杨贵妃方面，她忠实于自己的诺言，忠实于爱情。作者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虚构的故事情节，烘托出值得同情的杨贵妃形象。(《白居易诗选》前言，王士菁，作家出版社)
(二)“讽刺批判”说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作者对李杨爱情所持的是讽刺和批判的态度，目的在于通过这一事件批判统治集团因荒淫腐朽而招致祸乱，垂作历史教训。陈鸿的《长恨歌传》结尾的一段话“……乐天因为《长恨歌》，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也说明了作品的主题。
(三)“双重主题”说 此种观点认为作者的目的既有批判和讽刺，又有同情与歌颂。这是由历史事件本身内涵的丰富性和作者生活的时代及其世界观的局限决定的。“意者，不但感其事，亦欲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也。”“感其事”就是对唐明皇和杨贵妃生离死别的同情;而“惩尤物，窒乱阶”则是对李杨的讽刺和批判。
(四)“爱情理想”说 认为作品中描写李杨之间那种生死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表现了当时社会上一种爱情理想。作品不但净化了李杨关系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带来的某些杂质，而且进一步升华了他们的爱情，描写了他们天上人间的铭心刻骨的相思相恋。这种浪漫主义化的帝妃爱情悲剧，反映了市民阶层的审美理想和趣味。
以上观点都有一定的道理，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具有了丰富性的特点，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从作品本身来看，作者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李杨爱情故事在社会上流传已久，基本定型。作者以这个传说故事为基础并结合历史材料，在加工、改造、提高中表现了作者态度的丰富复杂性。从作品的具体内容来看:前半部露骨地讽刺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开头第一句就用“汉皇重色思倾国”喝起，接着“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不重生男重生女。”讽意十分明显。同时，作者通过对历史题材的取舍，体现了作者的同情歌颂态度。如净化了李杨的关系和他们的特殊身份带来的杂质(杨贵妃原是唐明皇之子寿王的妃子，作品中改为“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此外，作品中还舍弃了历史材料中杨贵妃与安禄山的暧昧关系。)。安史之乱前，作品突出地描写了李杨欢爱的热烈;安史之乱后，更是倾注全部感情描绘了他们的生离死别，歌咏双方铭心刻骨的思恋。作者对李杨贪恋欢爱终于酿成悲剧没有回避，在描写之中以局外人的身份作了委婉的讽刺，同时，也包含了一种同情。作品的后半部，描写唐明皇的入骨相思，相思之极，派人上天入地“求之遍”;描绘了在虚无缥缈的仙界中的杨贵妃的思念及见到“汉家天子使”时的神情和行动。“九华帐里梦魂惊”、“含情凝睇谢君王”、“惟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而且“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二人心心相印、缠绵悱恻的爱情，表现了一种两心相印、彼此知心知己的爱情理想。同时，从整部作品来看，安史之乱尽管与李杨贪恋欢爱有关，但主要责任并不能完全推到杨贵妃的身上，她只是一个得恩受宠的妃子，却“宛转娥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在致词中，杨贵妃又是一个情谊深重、忠于诺言、忠于爱情的痴心女子形象。体现了作者对她的同情和歌颂。整部作品，既有作者对李杨的批判和讽刺，也有作者对李杨的同情和歌颂。还体现了当时的爱情理想。
其次，李杨爱情这一事件本身，同时代的人和后人对其又有不同的看法。同时代的人由于深受安史之乱之苦，他们大多数会把这一社会**归结到统治者身上。杜甫在他一系列揭示统治阶级罪恶的诗篇中就隐含这一思想。如《丽人行》一首，就揭露了统治阶级的奢侈荒淫的面目。因而对这一事件持的是一种批判的态度。后人对这一事件，则可能会因他们社会地位和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而有所差异：处于社会下层的人民对李杨的爱情的看法和态度大致可能与同时代的人基本一致，归为“乱由上作”，而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处于社会中上层的`人物，特别是士大夫阶层和文人，他们对这一事件，从政治的角度来看， 他们认识到唐明皇荒淫误国，导致了安史之乱，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因而会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如果单从这一事件本身来看，李杨这种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可以说是“人间至情”，又会对其进行歌颂。这种爱情，正是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所向往的。体现了当时一种爱情理想。而这种“人间至情”遭到无情的毁灭和破坏，他们对此又会感到遗憾，从而对李杨特别是杨贵妃寄以同情。作者生活在中唐时期，属于封建社会士大夫阶层中的一员，他对李杨爱情这一事件，也同样包含这几个方面的思想。因而在作品中，他对这一事件的态度和看法自然会体现出来。
第三、作品主题的这种丰富性的特点又与作者自身经历和作品写作的时代背景有关。白居易出生于一个小官僚家庭，属于社会中层。他青年时代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的。由于战乱，经历了一段贫困生活，接近了人民。因而对李杨爱情的看法同人民有相同之处。而且，作者在35岁时写这首叙事诗，此时，他还处于他一生中的“志在兼济”时期，“兼济天下”的思想占主导地位，这些多少会影响他对李杨爱情的看法和态度，从而在作品中采取批判和讽刺的态度。白居易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又属于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士大夫阶层，与平民布衣又有不同，这又决定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的荒淫误国的过失不会采取尖锐的批判，“为王者讳。”而采取含蓄曲折的委婉讽刺。即使在开头讽意明显之处，也是说“汉皇”，借以说唐来表现这种讽意。另外作者有一首《戏题新栽蔷薇》诗云：“少府(作者自称)无妻春寂寞，花开将尔当夫人。”次诗作于元和三年，可知本年作者尚未婚。又据元和三年戊子八月二十九日《祭杨夫人(白妻之姊)文》“近接嘉姻。”可知白氏成婚当在元和三年春季之后，即作者37岁之时。(《白居易诗选》顾肇仓、周汝昌选注，作家出版社中的《白居易年谱》) 而他写作此诗正处于未婚之时，那么李杨之间这种坚贞专一、生死不渝的爱情又很可能是他所向往的一种理想的爱情。从而在作品中极力地倾注全部感情描绘李杨爱情来表现他一个未婚的文人的爱情理想。另外，他的士大夫文人身份又决定了他仅从李杨爱情本身来看时，又会对其悲剧结局予以同情。
总之，作者的思想和世界观及地位、身份、写作的时代背景、人们对李杨爱情不同的看法、事件本身丰富性内涵等等。这多方面的因素对作品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而使作品的主题具有丰富性特点。
[参考文献]
[1]《白居易诗选》前言，王士菁，作家出版社。
[2]《白居易年谱》、《白居易诗选》顾肇仓、周汝昌选注，作家出版社。
篇4：长恨歌 主题
长恨歌 主题
主题是“长恨”。
从“汉皇重色思倾国”起第一部分，叙述安史之乱前，玄宗如何好色、求色，终于得到了杨氏。而杨氏由于得宠，鸡犬升天。并反复渲染玄宗之纵欲，沉于酒色，不理朝政，因而酿成了“渔阳鼙鼓动地来” 的安史之乱。这是悲剧的基础，也是“长恨”的内因。 “六军不发无奈何” 起为第二部分，具体描述了安史之乱起后，玄宗的仓皇出逃西蜀，引起了 “六军”驻马要求除去祸国殃民的贵妃“宛转娥眉马前死”是悲剧的形成。这是故事的关键情节。杨氏归阴后，造成玄宗寂寞悲伤和缠绵悱恻的相思。诗以酸恻动人的语调，描绘了玄宗这一“长恨”的心情，揪人心痛，催人泪下。 “临邛道士鸿都客” 起为第三部分，写玄宗借道士帮助于虚无缥渺的蓬莱仙山中寻到了杨氏的踪影。在仙景中再现了杨氏 “带雨梨花”的`姿容，并以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表示愿作“比翼鸟”、“连理枝”，进一步渲染了“长恨”的主题。结局又以“天和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深化了主题，加重了“长恨”的分量。 全诗写情缠绵悱恻，书恨杳杳无穷。文字哀艳动人，声调悠扬宛转，千古名篇，常读常新。 令人丁毅、方超在《(长恨歌)评价管窥》一文中认为，此诗是白居易借对历史人物的咏叹，寄托自己的心情之作。文章说，诗人年轻时与出身普通人家的姑娘湘灵相爱，但由于门第观念和风尚阻碍，没能正式结婚。分手时，诗人写了“不得哭，潜别离;不得语，暗相思;两心之外无人知……彼此甘心无后期”的沉痛诗句。文章指出，《长恨歌》作于作者婚前几个月，诗人为失去与湘灵相会之可能而痛苦。为此，丁、方二人认为，《长恨歌》并不是对历史的记录与评价。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正是诗人借前代帝妃的悲剧，抒发自己的痛苦与深情。 从“诗言志”，“诗传情”上说，丁、方二人之说不无道理。但就作品所反映的历史真实和社会意义以及千百年来的影响而言，不能不说它是历史的记录和对历史事件的评价。至于白氏自身有爱情悲剧的经历，无疑有助于他对李杨爱情悲剧的体察和分析，才使其诗写得肌理细腻，情真意切，赋予无穷的艺术魅力。
篇5：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少有人再攀折这朵带刺的鲜花。然而，从学术发展史上来检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围绕此问题展开的深入细致的讨论，毫无疑问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近年已有学者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许多新颖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1]。本文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学术史的回顾，并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四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学术史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
193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他们试图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尝试。无论纯粹从学术史上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成功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30年前后爆发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发生了极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的因素决定的，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渗透，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发展非常缓慢，可以说已经停滞不前，此即所谓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至清代，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部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赞成第一种观点。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撰写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2]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没有真正成熟。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述较为充分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年代应在此之前）一书中首先提到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他说：“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有母胎之内。”[3]1940年，吕振羽在《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则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到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至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一个总结。从邓拓、吕振羽到毛泽东，一脉相承，理论渊源非常清楚。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今后讨论的基调[6]。甚至可以说，随着毛泽东地位的迅速提高，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及理论的教条和僵化，此后大批学者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和注释这段我们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话。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讨论的契机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时代背景问题。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他们认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随后，较有影响的文章是邓拓撰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7]。他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一部伟大作品，时代是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因此，《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诞的问题，当时却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力。由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从此开始，许多学者如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相继撰文，促成了这朵“金花”的盛放。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的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论文集两(4)种，专著若干，其中尚钺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响较大。与三四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问题的讨论深入了，具体体现在：1.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原来学者大多主张明清说，此时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和元代说；2.怎样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质的变化？对此，学者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明清时期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4.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几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涉及到了丝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农业等[8]。
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讨论是深入的，学者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基本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但其中也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如有的著名学者就指责尚钺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所写的“序言”“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地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等等[9]。在后来所进行的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错误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学者以死地。论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R=V F*Rtv vS c]& @(EG(fF2A0F/jpu~ gq公共事业论文 ]MZ f2E%Q -,QP t=r X2B.,'1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中断的学术研究又开始接续。在史学界重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二百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有多种，参加讨论的学者广泛，包括史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更为可喜的是，讨论基本都是在纯学术的轨道上进行，较少夹杂有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红楼梦》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某些禁区开始突破，思想更为活跃，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方法；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和局限于对经典的论证，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部门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多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二是扩大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诸如档案、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等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实际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徐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这部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撰写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多年来关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的实证。以此为标志，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明显降温，几至无人问津。
（四）19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将在下文中陆续涉及。
二、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根本无需专门化精力来界定它，它是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实际情况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信手拈来的概念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仅仅把它作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简直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布罗代尔语）；或者形象地认为，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于是这些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篇6：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
《长恨歌》以”汉皇重色思倾国”开幕，意在讽刺告诫在位君王，莫重蹈覆辙。其言萋萋，其盼也切切。 如果把《长恨歌》的主题定为爱情说，那么面对 诗中大量的讽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一、爱情和讽喻主题
《长恨歌》的取材沿袭了白居易以往的风格，取材于真实事件。诗文中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确有其人，诗文一方面描述了唐玄宗和杨玉环荒淫的生活景象，讽喻了“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引起的国事荒废，外戚霍乱;另一方面在诗文的下半部分，又对杨贵妃和唐玄宗阴阳相隔，相思不得相见的遗恨表现了同情和恋爱。不论如何，此诗始终以坚贞不渝的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主线贯穿其中。
《长恨歌》中，白居易着力写了三情――唐玄宗与杨玉环的深情，唐玄宗对杨玉环的痴情，唐玄宗与杨玉环天人相隔的苦情。白居易特地隐去了杨玉环原为唐玄宗儿媳妇这一史实，而是写“一朝选在君王侧”，也隐去了安史之乱，略写为“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这使得全首诗的忠贞爱情基调奠定下来，而为后来唐玄宗对杨玉环的思念和痴迷的苦情做了铺垫。突如其来的变故，上阕的欢乐与下阕的悲凉更是显出了爱情忠贞之可贵。再联系到白居易自己的爱情背景，与湘灵相爱不能相守，整首诗文的爱情基调可见一斑。而白居易此诗创作于公元8，此时正是白居易初入官场，其抱负满满等待施展，而白居易为宦之时，写诗多为补察时事，由此推断，此诗确应当含有讽喻的意味。而从诗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上阕多写帝王因沉迷女色而误了国事，下阕多写帝王爱情的遗恨之情。关于爱情与讽喻的主题说，自从20世纪50年代王运熙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学界大多数人的赞同，但是其实讽喻帝王要规行矩步，还是讽喻古代女子堪为玩物我们在此不展开讨论。
二、矛盾主题
而20世纪80年代郭象对《长恨歌》提出了矛盾说，他说白居易“对这一爱情悲剧的同情远远压倒表面上对荒淫生活的讽喻，从而造成了这篇诗主管动机和客观艺术效果上的尖锐矛盾”。
郭象认为白居易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看法本来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致使他在创作时理性和感情不能同统一。白居易对深宫中女子命运的同情和对情人湘灵深爱深思之痛都写入诗里，如同林语堂在写《京华烟云》不时为自己故事中人物落泪一样，白居易也把自己感情的命运带入诗中，为自己的文字所动容而淋漓尽、酣畅书写，引起了情感和理智的唱反调，而这种反调而成情感被带入得越多，诗体的矛盾就越明显。也正是这种矛盾，把《长恨歌》推向了千古传诵的不朽杰作，可谓是“无心插柳柳成荫”。
矛盾说也是偏向于感情的`，也认为全诗以情贯穿，而作者的主观意识不知不觉脱离了本来作诗的意图，使得全诗上下篇充满了矛盾，而这种主观意图在全诗占有一定的分量，并不是单纯的歌颂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而是从创作意图上的矛盾，因此不同于爱情主题这一说。
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题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雨辰首先提出了《长恨歌》中形象大于思想这一主题。雨辰认为作者是要通国对作品的艺术描写来暗示或者引导读者产生某种观点或者态度，也就是在创作的作品中药体现作者的创作意图。雨辰借用马克思之言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对一个著作家来说，吧某个作者实际上提供的东西和知识他自认为提供的东西区分开来，是十分必要的”。
雨辰认为，白居易在描述《长恨歌》这段爱情的时候，确实是说了沉迷声色误国之谏，是贯穿全文的主线和主题思想，但是客观上却又是在歌颂爱情，这个爱情便是形象。由此可见，“形象大于思想”和“矛盾”这两个主题都是说《长恨歌》的创作中，作者的主观动机和客观的效果是不一样的，但是又有区别：“形象大于思想”是认为作者以艺术创作的原理才有了这种客观效果和主观动机不一致的现象，而“矛盾”认为是作者自身主观和客观思想不能统一而造成了这首诗的矛盾。
《长恨歌》的流传度总是让人们试图去追溯它的主题，却又只做单一的处理，而这些不同的解释又都可以在《长恨歌》中一一印证，同时那些印证外多余的部分，却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释。其实只要重视《长恨歌》中蕴含的多重主题，融汇思考，才有利于我们对此诗的研究，排众家之言而专利已言，是得不到进步的。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析辩
“讽谕说“(暴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恨其误国)、“爱情说”(歌颂唐明皇与杨贵妃真挚专一的爱情)、“双重主题说”(指爱情悲剧的双重性、人物性格的双重性、作者态度的双重性。剧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剧的制造者，又是悲剧的承受者;既是祸国殃民的统治者，又是美好爱情的体现者;作者原本有“惩尤物，窒乱阶”的意图，但在具体描写中赞扬二人爱情的成分却占据了主导地位)。现在一般都认为：“双重主题说”比较符合作品实际，笔者则认为这是一首描写爱情的诗篇。说它是写爱情的，根据是这样：
这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说《长恨歌》是一首描写爱情悲剧的长诗，一般不会产生歧义。因为悲剧故事的始末在诗中表达得十分清晰：全诗以“汉皇重色思倾国”为开端，先写杨玉环入宫，受专宠;次写马嵬兵变及李、杨爱情悲剧结局;再写唐明皇奔蜀及回宫后对贵妃的笃诚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写贵妃死后成仙，对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结束整个故事。该诗不仅故事完整，而且情节波澜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诗的后半部分想象、虚幻了一个恍惚迷离，“虚无飘渺”的别开生面的仙境，使杨贵妃死后的艳艳形象再现于蓬莱，沟通了天上人间永远不存在的爱情。这使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简单的纪实诗，而成了一个经过艺术再创造的更带有典型意义的悲剧。这种仙化式的悲剧结局，是作了喜剧处理的。它不仅写出了李、杨至死不渝的爱情，而且还以浪漫主义的手法写出了死而复生、恩爱不绝的奇迹。我们说这是一种主观愿望的表现。
可以说这样处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逻辑，不是生活中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或者可能发生的事情，而只是诗人认为应该发生的事情，希望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种主观化的情节，不是客观化的。它是符合中华民族的审美趣味、欣赏习惯的。读者、观众都不希望“好人”死绝，更不愿哭着离开剧场。这大团圆结局，与中国古典美学追求有关，是民族传统、哲学基础所决定了的。《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最终以悲剧结局，这反映出了诗人对他所认识所描绘的那部分社会生活的基本评价和基本态度，而且这爱情悲剧是能够统帅全诗灵魂的;至于纵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为背景、典型环境来考虑。这爱情悲剧作为主要线索来分析、评价。那《长恨歌》的爱情说也就好解释了。
篇7：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首长篇叙事诗。全诗形象地叙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悲剧。诗人借历史人物和传说，创造了一个回旋宛转的动人故事，并通过塑造的艺术形象，再现了现实生活的真实，感染了千百年来的读者，诗的主题是“长恨”。该诗对后世诸多文学作品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恨歌》的主题:(1)爱情说，作品主要描写了李隆基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歌颂他们的爱情;(2)讽喻批判说，白居易通过这个爱情悲剧批判唐玄宗好色误国。(3)双重主题，在诗歌的前半部分批判的意味比较明显，后半部分中诗人对李、杨爱情悲剧的同情、对他们爱情的歌颂和惋惜远远大于批判.
《长恨歌》是一首抒情成分极浓的长篇叙事诗，是白居易对叙事诗的一大发展创造。(1)诗人对安史之乱、马嵬之变、平乱回京这些历史事件没有具体展开描写，只是作为抒情的`桥梁，一笔带过，而将大量笔墨集中在铺写玄宗对贵妃的苦苦思恋上，写的缠绵悱恻，动人心魄。(2)人物十分单纯，诗中着力塑造的是李、杨两个人物形象，而且主要是通过心理刻画完成的。细致入微的心理描写，不仅成功的展示了人物的内心世界，而且有效地推动了悲剧故事的发展。(3)诗人把人物语言与作者语言融合在一起，运用虚构和想象来发展情节和塑造人物，并以优美的语言创造意境，成为古代长篇叙事歌行中的绝唱。
艺术特色要点： (1)情、景、理的完美结合结构。 (2)语言方面，音节和谐，句式骈散结合。 (3)主客问答的形式及其作用。 人生启示要点 ：人的悲剧性命运及以庄禅思想为依托对这种命运的超越，对精神的自由和心灵的愉悦的追求 人物形象生动，语言和声调优美，抒情写景和叙事的水**融，也是《长恨歌》的艺术特色。
篇8：《长恨歌》的主题
《长恨歌》的主题
一、《长恨歌》主旨历来众说不一，较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四种
1.讽喻说
只把唐玄宗当做皇帝写，讽刺他荒 淫误国，而终于苦果自尝。说明作为一个皇帝，爱美人，首先要爱江山。失去江山，美人也会失去。
2.爱情说
把唐玄宗当做凡人写，全诗用大量篇幅描写了二人的爱情遭遇，歌颂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和专一，反映出人们对美满爱情的追求和向往。留给读者的是二人那刻骨铭心的爱情。
3.双重主题说
皇帝也是普通人，诗人对李杨二人荒 淫无度而招致祸乱作了明显的讽刺。对二人的爱情悲剧及彼此间的相思赋予了深切的同情。整首诗自始至终贯穿着两重性。说明李杨二人既是爱情悲剧的制造者，又是爱情悲剧的承担者。
4.还有人认为此诗是作者借李杨悲剧来抒发自己爱情失意的情怀
二、我比较赞同爱情说，原因如下
1.从诗歌创作的.背景看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公元807年)，当时诗人在(今陕西周至)任县尉，这首诗是他和友人陈鸿、王质夫同游仙游寺，有感于民间流传的唐玄宗、杨贵妃的故事，创作了千古传诵的长篇叙事诗《长恨歌》。
2.从创作题材看
文学史上，以离奇、曲折，又极富传奇色彩的李杨爱情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很多。著名的有杜牧的《过华清宫绝句》、李商隐的《马嵬》、苏轼的《荔枝叹》、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洪的《长生殿》，而白居易的《长恨歌》则是其中的翘楚。
3.从标题看
长恨歌：歌是文体。恨：遗憾。代表感情的深度和失去感情后痛苦的沉重。长：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上。空间上无论何地，去蜀路上、蜀地行宫里、还京路上、长安宫中，明皇都在思念贵妃。时间上，无论何时，从白天到黑夜、从黑夜到白天、从春风起到秋雨落、从现实到梦境。明皇不间断地思念贵妃。
4.从诗歌本身看
整首诗分为四部分。第一部分从开头到“尽日君王看不足”主要写玄宗重色、求色、得色后的表现。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哪个国王没有三妻四妾，更何况“天生丽质，回眸一笑百媚生”的羞花美女――杨玉环，如何不令玄宗为之倾情?作者用极度夸张的语言来表现玄宗在得到玉环后对爱情的忠贞和专一，“春从春游夜专夜”“三千宠爱在一身”，便是佐证。这不能不说作者是在极力赞美二人的爱情。
第二部分从“渔阳鼙鼓动地来”到“回看血泪相和流”，作者只用一句“渔阳鼙鼓动地来”就把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轻轻带过，重点写了玄宗无奈痛失贵妃的极度撕心裂肺之感。
第三部分诗人用大量笔墨，运用叙事、写景、抒情相结合的艺术手法，浓墨重彩来渲染李对杨的忠贞思念之情。去蜀地，黄土飞扬，秋风萧瑟，栈道曲折，高入云霄，山高行人少，旌旗无光，天色暗淡。这是作者用悲凉的秋景来烘托李隆基的哀情。在蜀地，水碧、山青、月明。走便巴山蜀水，无心赏景。朝朝暮暮不胜哀痛。这是诗人透过美景来写哀情，使哀更哀。回到长安，作者更是写了李对杨的思念之情。从春天思念到秋天、从白天思念到夜晚、从夜晚思念到天亮。尤其是“夕殿萤飞思悄然”以下八句，作者不厌其详，由傍晚到入夜，到夜深，到黎明，到清晨。十分细腻地刻画了李隆基整整一夜的心理活动，忧伤无度。写出了李对杨的相思刻骨铭心。
第四部分从“临邛道士洪都客”到完，作者以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写了李杨二人虽天上人间，却彼此思念痴心不改。特别是仙境中的杨贵妃，见到汉使，含情脉脉，托物寄词，重申前誓，照应了唐玄宗对她的思念，说明二人心心相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进一步深化了爱情说的主题。
总之，《长恨歌》以独特的情感魅力吸引着无数读者不断地去欣赏，去品味，去挖掘。
★长恨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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