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下面是小编收集整理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共9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篇1：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
曾经作为史学界“五朵金花”之一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近年来已黯然凋谢，少有人再攀折这朵带刺的鲜花。然而，从学术发展史上来检讨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以及围绕此问题展开的深入细致的讨论，毫无疑问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近年已有学者开始做这方面的工作并提出了许多新颖且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1]。本文试图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做一较为系统的考察和学术史的回顾，并对相关的理论问题进行一些粗浅的探讨。
一、四个阶段：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中国由来已久，从学术史上看，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0-1940年代：问题的最早提出及理论定调
1930年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提出，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中国的历史实际有直接的关系，也是他们试图确立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取得合法性的一种尝试。无论纯粹从学术史上来看，还是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都是有意义的，也是成功的。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于1930年前后爆发的社会性质的大论战，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会史大论战。关于中国社会的性质尤其是中国近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学术界发生了极大的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完全是由外来的因素决定的，如果没有外国势力的渗透，中国就不可能走向近代，不可能走向现代化；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历史到了明清时期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峰，到清中期以后已发展非常缓慢，可以说已经停滞不前，此即所谓中国社会发展“停滞论”；另有学者认为，中国早就产生了资本主义，至清代，中国已进入了商业资本主义发展时期。部分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学者赞成第一种观点。
根据现有文献，最早提出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是马克思主义学者是邓拓。他在1930年代撰写的《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停滞”的考察》[2]一文中，批评了那种早在西方列强入侵以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就已成熟的观点。他认为，在西方列强侵入以前，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已经产生“新的社会经济系统的苗芽”，“中国封建社会的体内，已经存在和发展着否定它的母体的因素了。假设当时没有国际资本主义的侵入，中国这一封建社会，也可能有其自体内所包孕的否定因素的发展而崩溃，蜕化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的。可是外来资本主义的侵入，却截断了这一历史的.阶段，使中国经济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而转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还指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是有限的，只是某种量的变化，而不是质的变化。当时手工业的经营还没有达到工厂手工业的完成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法没有真正成熟。
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述较为充分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吕振羽。他在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写作年代应在此之前）一书中首先提到了“布尔乔亚工场手工业”的概念，他说：“到明清之际，布尔乔亚的都市经济的成长，已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之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布尔乔亚势力的成长而开始其独立性的表现，便产生具有革命性质的黄宗羲、戴震、王夫子等人的布尔乔亚的政治哲学。”“然而中国的布尔乔亚虽然走入了阶级任务之履行的进程中，但是作为布尔乔亚革命之社会因素还未达成熟之际，便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有母胎之内。”[3]1940年，吕振羽在《中国历史研究提纲》中则明确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认为到明末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性的手工业工场的雏形”，至清朝则已“培养着资本主义的因素”[4]。
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作了经典性的阐述：“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5]不难看出，毛泽东的这段话实际是以共产党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对此问题的一个总结。从邓拓、吕振羽到毛泽东，一脉相承，理论渊源非常清楚。毛泽东的阐述奠定了今后讨论的基调[6]。甚至可以说，随着毛泽东地位的迅速提高，共产党取得政权，以及理论的教条和僵化，此后大批学者所进行的讨论，实际上就是为了论证和注释这段我们几乎人人都耳熟能详的话。
（二）1950年代中期-1960年代中期：对经典结论的证明
如上文所说，毛泽东的经典阐述显然并非毛本人的理论发明，而是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较为一致的看法，只不过毛的口吻更明白地表达了出来。所不同的是，这个结论一经领袖之口说出，便成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大真理，在意识形态一元化的政治环境中，学者的任务就是要找出具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来论证它。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开展起来的。
讨论的契机是关于《红楼梦》一书的时代背景问题。1954年10月10日，李希凡、蓝翎在《光明日报》率先发表《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他们认为，贾宝玉“是当时将要转换着的社会中即将出现的新人的萌芽，……曲折地揭露了那个时代尚未成熟的新的社会力量变革封建制度的历史要求”。随后，较有影响的文章是邓拓撰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7]。他认为，《红楼梦》反映的是中国封建社会逐步衰落、资本主义开始兴起的一部伟大作品，时代是18世纪上半期，“当时的中国是处在封建社会开始分解、从封建经济体系内部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正在萌芽的时期。……其标志是，在封建内部生长着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萌芽，代表着资本主义关系萌芽状态的新兴的市民社会力量有了发展；同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相对立的市民思想明显地抬头了”。因此，《红楼梦》应该被认为是“代表十八世纪上半期的中国未成熟的资本主义关系的市民文学的作品”。这个在今天看来似乎有点荒诞的问题，当时却吸引了大批学者的注意力。由讨论《红楼梦》社会历史背景而引发的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从此开始，许多学者如傅衣凌、侯外庐、吴晗、尚钺、翦伯赞、吴大琨、黎澍等相继撰文，促成了这朵“金花”的盛放。
从1950年代中期至1960年代中期，史学界围绕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发表的论文多达二百余篇，论文集两(4)种，专著若干，其中尚钺著《中国资本主义关系发生及演变的初步研究》（三联书店，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历史教研室编《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等影响较大。与三四十年代相比，这一时期问题的讨论深入了，具体体现在：1.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萌芽？它出现于何时？原来学者大多主张明清说，此时出现了唐代说、宋代说和元代说；2.怎样评价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明末至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有没有质的变化？对此，学者们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3.资本主义萌芽对当时社会的阶级结构有无影响？明清时期是否出现了市民社会和市民运动？4.比较深入地探讨了几个经济部门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涉及到了丝织业、矿冶业、制瓷业、造纸业、榨油业、制糖业、农业等[8]。
总的来说，此一时期的讨论是深入的，学者们的态度是严肃的，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进行的基本是学术层面的论争。但其中也夹杂一些非学术的因素，甚至上纲上线，如有的著名学者就指责尚钺为《明清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所写的“序言”“推翻了马克思主义观点”，“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大大地提前和‘创造’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一面推翻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中国历史的根本观点，一面又提出了作者自己的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正面主张”，等等[9]。在后来所进行的严酷的政治斗争中，这些错误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置学者以死地。论文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与反思来自WWW.66WEN.COM免费论文网 R=V F*Rtv vS c]& @(EG(fF2A0F/jpu~ gq公共事业论文 ]MZ f2E%Q -,QP t=r X2B.,'1
(三)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大讨论的接续
文革结束后，学术界再次焕发生机，中断的学术研究又开始接续。在史学界重点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及讨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过程中，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再次受到人们的关注。这一时期发表的相关论文亦有二百篇左右，专著和论文集有多种，参加讨论的学者广泛，包括史学界以外的其他学科的学者。更为可喜的是，讨论基本都是在纯学术的轨道上进行，较少夹杂有非学术的因素，比如大家不再把资本主义萌芽问题与《红楼梦》生拉硬扯在一起，不再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搅和在一起；某些禁区开始突破，思想更为活跃，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问题、新观点和新方法；不再纠缠于概念的争论和局限于对经典的论证，而是开拓了许多新的研究领域，更多地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比如深入地探讨某一地区、某一行业部门内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视野大大拓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较多进行中西比较研究，主要是中国与西欧的比较，二是扩大了史料的运用范围，诸如档案、碑刻、契约及实地调查材料等都被广泛地运用到了实际研究中。
值得指出的是，1985年，由徐涤新、吴承明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标志着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高峰。这部从1960年代初期开始撰写的著作，集中反映了我国学者多年来关于此问题研究的学术成果，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具体的实证。以此为标志，学术界关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开始明显降温，几至无人问津。
（四）1990年代以来：理论反思
进入1990年代以来，专门论证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论著已比较少见，取而代之的的是对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可以归结为“情结论”、“死结论”和“假问题论”等。有关这方面的研究状况，将在下文中陆续涉及。
二、何为“资本主义”：质疑“资本主义萌芽”研究的前提
吴承明先生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一章“导论”中，首先讨论了“什么资本主义萌芽”，但没有对“什么是资本主义”做出概念限定。我认为要真正对“资本主义萌芽”做出令人信服的概念论证，首先必须对“资本主义”一词做出概念论证，这是个前提。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本主义”这一概念对中国学者来说是如此之熟悉，可以说是妇孺皆知，以至于很多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根本无需专门化精力来界定它，它是个不证自明的概念。实际情况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个信手拈来的概念熟视无睹，是因为我们仅仅把它作为了一个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一个概念，简直就成了社会主义的“天然反义词”（布罗代尔语）；或者形象地认为，像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实行的社会制度就是“资本主义”，于是这些国家成为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既然对到底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概念问题始终都没有搞清楚，那么我们多年来讨论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前提上就很成为问题了。正是因为概念上的模糊，各有各的“资本主义萌芽”的标准，所以讨论中出现各种五花八门的观点就不足为奇了。比如，关于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时间，从“战国说”、“西汉说”到“唐代说”、“宋代说”、“元代说”、“明代说”、“清代说”，前后竟然相差两千多年，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篇2：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问题研究回顾与反思
历史唯物主义逻辑起点问题研究回顾与反思
逻辑起点问题是重构唯物史观理论体系的首要问题.近三十年来,我国哲学界关于唯物史观理论体系逻辑起点的争论观点纷呈,马克思主义重点建设工程及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应该吸收这场学术争鸣的积极成果,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重构.
作 者：寇永前 赵绥生 作者单位：寇永前(西安职业技术学院,陕西,西安,710077)赵绥生(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陕西,咸阳,71)
刊 名：西安航空技术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英文刊名：JOURNAL OF XI'AN AEROTECHNICAL COLLEGE 年，卷(期)： 26(4) 分类号：B03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唯物史观 理论体系 逻辑起点 现实的人篇3：创造动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创造动机问题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动机问题涉及人类行为的源泉、动力,是最能反映人类行为的目的.性、能动性特征的问题.由于人个体行为的复杂性,个体行为的原因也更为复杂.人们从不同角度,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动机进行研究.从动机的起源角度,有生理性动机和社会性动机的划分.创造动机是社会性动机中最高层次的动机之一,是创造力结构中的重要因素,是产生创造行为的源泉和动力,因而备受学者们的重视.
作 者：于淼 罗玲玲 作者单位：于淼(中国医科大学)罗玲玲(东北大学)
刊 名：理论前沿 PKU CSSCI英文刊名：THEORY FRONT 年，卷(期)： “”(9) 分类号：B84 关键词：本能 需要 内在动机 外在动机 创造动机篇4：试论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与学术规范问题
本文为向“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提交的会议发言论文，后收入即将出版的《电影理论：面向21世纪》一书）
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电影美学”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就更不必说“中国电影美学”了。 尽管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一系列麻烦的理论问题，但是，只有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的问题才能恰当地提出来并且得到确定。很显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管我们已经有了多么丰富的电影美学思想，电影美学的研究都不大可能卓有成效地展开（因为电影美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不是为了限制电影美学研究的创造性，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发挥这种创造性。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群体性（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与协作，而不是单干）和机构性（即有组织地进行）运作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包括财力与智力的投入）。在国内有关高校正在积极申请国家影视学术基地之时，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便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电影审美现象。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电影审美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电影审美现象是一种效果现象（当然同时它也是一种等级现象）。也就是说，电影审美现象只能根据电影观众的审美接受状况来确定。
而电影审美接受只有在与电影艺术接受的区分中才能更明确地加以确定。这又涉及到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解问题。我认为，电影审美接受可以界定为对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比较顺利、而且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尚的因素的接受。电影艺术接受可以界定为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专业工作者却特别敏感的因素的带有探索性的职业性接受。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审美接受不同于电影艺术接受。但必须说明的是，电影艺术接受可以转化为电影审美接受。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现象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转化为电影审美现象，而电影审美现象则必定曾经是电影艺术现象。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娱乐片”，还是“艺术探索片”，都是既有审美因素，又有非审美因素，只是，这两者的两种因素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娱乐片以审美因素为主，探索片以艺术因素（较严格意义的艺术）为主。应该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比较露骨的色情因素和残忍的暴力因素、恐怖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既不是审美因素，又不是艺术因素，而是非审美因素。这些因素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审美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在电影中是应该绝对地加以排斥的。
其次是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电影作品（一部或一批）进行美学分析。对电影作品作美学分析，不同于对电影作品作艺术分析。这种不同主要是着眼点的不同。其次是所针对的电影作品的断层不同。艺术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在专门化和创造性两个方面的贡献。美学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或者更严格地说，电影审美形态）这一既成事实的形成规律，或者说电影作品审美效果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分析与运用。因此，美学分析比艺术分析更关心电影作品作为整体的复杂构成。在对电影作品的美学分析中，电影作品不能再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构成物，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生成系统。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系统性分析。在这样的理解与分析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才能形成。与此同时，还应当有另一种分析，即对在电影作品的各个层面中都发挥作用的审美规律与审美原则的分析。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规律性分析。正如法国电影理论家米特里所说：“电影美学就归结为确定一种形式由于某种内容和某种意图的关系，怎样和为什么优于另一种形式，换句话说，它要在特定情况下为这些形式确立其心理学的依据。”[1]
如果说电影艺术学研究的是电影作品媒介的“特化”特征，那么，电影美学研究的就是产生电影作品效果的“普化”规律（尽管它要面对大量个别的电影作品）。也就是说，电影美学必须在同电影艺术学的区分中加以界定。
接下来是对中国电影美学如何理解的问题。
我们知道，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实际上讲的是古希腊的悲剧。那么，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没有把他的《诗学》称之为《古希腊诗学》？我们有什么必要在电影美学前面冠以“中国”二字呢？顾名思义，中国电影美学属于中国电影理论。那么，为什么没有人提出建立中国物理学或中国生物学呢？我们有必要提出建立中国电影理论的问题吗？这确实是一些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解决得如何，将会决定中国电影美学的研究方向。对于这样一些问题，我们也许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他的悲剧理论是世界性的，或者他并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其他比古希腊文化更高的文化存在。此外，我们还可以解释说，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比，更具有普遍性。就是说，中国的物理学家或者生物学家的研究成果一定是世界性的和世界级的。否则就谈不到任何成果，或者说不算成果，而人文科学就不同了。人文科学似乎没有那么多的普遍性。跟黑格尔同时代的一位德国著名哲学家谢林根据他对中国文化的观察，提出过一个很有趣的看法。在他看来，中国的皇帝不同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皇帝。其他国家的皇帝只是他自己国家的皇帝，而中国的皇帝则是整个世界的皇帝。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不论中国产生了什么样的理论，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就只能是世界性的理论，而不会是中国的理论。如果我们在今天仍然抱有这样一种信念的话，那么，发生于中国的电影美学（而不是中国电影美学）就应当是世界性的电影美学，也就是电影美学。是不是因为现在的情况发生了变化，中国人已经失去了“中国就是世界”的眼光、气魄与信念，所以才要提出建立所谓的中国电影美学呢？这种意图难道不是与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关于中国的夜郎自大的论调恰好相反吗？这些问题都是我们在提出中国电影美学之时所必须考虑的。
法国学者是不是有人提出要建立法国电影美学呢？据我所知，至少巴赞和米特里都没有这种想法。麦茨是否有这种想法就很难说了。据我所知，麦茨甚至对于他的理论分析的适用范围都是存有疑虑的。那么，美国的电影学者是否提出了要建立美国的电影美学呢？在电影理论家当中似乎没有。但超出电影理论家以外，就很难说了。
总之，不管有还是没有，这其中肯定会有它的原因。但问题在于，是出于什么原因？或者可以这样说，建立中国电影美学的正当理由是什么？也许我们还可以这样认为，电影属于文化范
围，而文化是有文化圈或者文化类型之分的。
事实上，精神分析就是如此。精神分析的发展表现出浓厚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比如，美国学者霍兰德在精神分析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上，就表现得相当谨慎（尽管这种谨慎显得有点儿可笑）。更有意思的是，他对精神分析中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现象，诸如英国精神分析、法国精神分析、奥地利精神分析等等，并不是感到高兴，而是深深感到不安。他的疑问与我们前面的疑问是一样的，他说：“我们从来没听说过英国物理学或法国生物学，甚至在人类学、心理学和语言学中，也不再存在民族风格了。只有精神分析依然被各民族所瓜分。”在他看来，精神分析的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现象表明，精神分析的推动力量与其他学科的推动力量不再是一致的了。其他学科的推动力量是对真理的追求、新资料的积累和新方法的发展。而精神分析只能响应时尚。他所担心的，并不是没有美国的精神分析，而是美国所建立的只能是美国的精神分析，而不是世界性的精神分析。霍兰德的担心是不是有道理呢？
考虑到以上的问题，提出建立中国电影美学的任务，还具有充分而且正当的理由吗？我们认为，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理由是，第一，尽管电影是“舶来品”，但电影仍然具有强烈的民族风格与民族特色。这一点是电影文化史的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电影不同于法国电影、日本电影和中国电影。我们所要确立的电影美学，作为一种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显然应当以对中国电影的研究为主。第二，我们所要确立的电影美学，其思想来源，不仅应当包括当代西方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应当包括源远流长的中国文化的思想成果。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还要强调这一方面。我们之所以强调这个方面，最主要的不是因为它是我们自己（民族自我）的，而是因为它确实是伟大的。中国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富于生命力的一种文化，中国文化曾经有过辉煌的过去，即使是从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也是如此。
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理由，才能保证中国电影美学研究目标的正当性。当然，这还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看到，中国在近代世界确实是落伍了。那么，这是否表明中国文化本身确实有它的不足和缺陷呢？我认为，这种不足和缺陷应该是所有文化的特点（在文化问题上应当坚决反对“胜者王侯败者贼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站在更宏观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的某些不足和缺陷不满，而且对西方传统理论与当代理论的缺陷和不足也是同样不满意的。这里没有必要掩饰我们要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西方文化和民族自我的意图。
篇5：试论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与学术规范问题
这个问题如果不能适当地提出并得到某种解决，电影美学的群体性研究和机构性研究就根本不可能展开，电影美学研究就无任何学术规范可言（这不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可以草率行事）。
鉴于国内尚没有提出这样的框架，本人尝试提出一个研究框架（这一框架受惠于结构主义思想家的研究成果），以作抛砖引玉或就教于方家之用。
电影美学研究的核心目的是对电影作品进行美学分析。在这种分析中，电影作品显现为一种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有四个明显的要件，也许我们可以说，这个系统有四个依次递进的基本单元，即知觉单元、故事单元、思想单元和特征单元。在这四个单元的依次递进的关系中，形成了电影作品的三条表意主线：知觉――>故事――>思想――>特征。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由于这四个单元中的知觉单元与故事单元本身所具有的“超符码”表意作用，即：
知觉――――――>思想
知觉――――――>特征
故事――――――>特征
一部电影作品便形成了三个层面、四个单元和六条线索的构成格局（这里不必举例，上述表意线索肯定是存在的）。在我即将出版的《电影学》一书的第二章（即“电影美学”一章）中把电影作品的这种系统构成图示为：
思想 特征
故事 思想
知觉 故事
图二
知觉 故事 思想 特征
^---------^
^---------^
^---------------^
这一分析系统的复杂性在于，知觉单元（简单地说，视听单元）和故事单元本身还有复杂的构成和特征。其中，知觉单元的构成包括两个方面：影像构成和声音构成。影像包括人物造型、环境造型、文字造型和表现造型四个方面。声音包括话语、音乐和音响三个方面。故事单元的构成更灵活，也具浮动性。由于任何故事都是被讲述出来的，故事的表意功能只是通过相互关联的讲述方式和讲述内容发挥出来的。其中，讲述方式的构成包括叙述结构，讲述内容的构成包括母题。一般所说的本体论研究，主要是指对知觉单元的研究。而对故事单元的研究却可能被归结为对电影作品的文学性研究。
这一分析系统的复杂性还在于，思想单元和特征单元各有其不同于知觉单元与故事单元之处。 虽然知觉单元也表达思想，但故事所表达的思想却是电影作品思想的主体。而思想是以其整体的方式来表现特征的（当然，知觉单元也参与表现特征）。思想对于特征的.表现作用，要通过对思想的分类才能理解。&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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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是通过故事表现的，而故事的核心却是（人物的）动作。编导者如何处理动作，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其中包含了思想）：人可以采取有理据的动作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所表达的思想是“人定胜天”或“有志者事竟成”，所传递的是对人的智慧的自豪感，是对于自然的征服感；人不能采取有理据的动作而实现自己的目的，所表达的思想是“命运是不可抗拒的”或“人算不如天算”，所传递的是对人的智慧的无用感，是对于自然的臣服感；人物所采取的主要动作都不是有理据的，因而也是无目的的，所传递的是一种一切都不可理喻的思想，是对于自然的无可名状的荒诞感。编导者通过自己的故事所表达的思想可能是隐蔽的，也可能是含糊的。但是却是可以分析的，因而也是一定存在的，并且是表现特征的。这就要求我们对故事进行更为细致的分析，以确定其思想与特征的关系。一般的观众与电影批评者是不作这种分析的。这是电影美学研究者的任务。
特征单元把握起来更为困难。因为特征是一个感受性事实。而感受又是需要表达的。一般说来，对于电影作品特征的表达有两种：一是非整体性表达，如我们说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纪实性”作品，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具有很强的“写意”性，等等。二是整体性表达。这里又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类型化表达，如悲剧、喜剧、正剧、闹剧、情节剧之类，一种是个性化表达，如痛切、沉重、亢奋等等。
以上所描述的，还只是对于电影作品的系统性分析框架。由于审美现象是一种极其广泛的存在现象，并不限于电影作品，所以美学研究所发现的一般规律对于电影作品也是适用的。把这些规律运用于电影作品的分析之中也是必要的。在这方面，我已经提出了三条规律：审美的关联性规律，审美的权重性规律、审美的结构性规律（穿透率）。其中每一规律还可能有一些具体的原则。如权重性规律就包括均衡原则和极致原则两条原则。[2]关联性规律揭示了审美对象如何利用了人们对某些事物的关心。权重性规律揭示了审美对象的各种构成因素的不同重要性的综合作用。结构性规律揭示了审美对象的内在结构与人的内在关系。
总之，电影美学研究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于电影作品（一部或一批）的系统分析，一是对于电影作品的规律性分析。
我不认为本文已经提出了一个无可争议的电影美学研究框架，这应当作为研究者共同遵守的学术规范。我只是想说，我们应当有这样一个东西，或者至少也应该研究这样的问题。没有电影剧本就开拍的导演也许有，对于电影剧本连想都没有想的导演肯定没有。不然他甚至无法指挥各个部门（包括化、服、道、美等前期准备）的工作。
[1]见《电影艺术译丛》1980年第3期第29页，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
[2] 参见拙著：《现代电影美学基础》（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及即将出版的《电影学》中的《电影美学》一章。
篇6：试论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与学术规范问题
试论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与学术规范问题
本文为向“面向21世纪的电影美学理论研讨会”提交的会议发言论文，后收入即将出版的《电影理论：面向21世纪》一书）
对于电影美学研究来说，“电影美学”本身还是一个问题，就更不必说“中国电影美学”了。 尽管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将会遇到一系列麻烦的理论问题，但是，只有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和学术规范的问题才能恰当地提出来并且得到确定。很显然，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不管我们已经有了多么丰富的电影美学思想，电影美学的研究都不大可能卓有成效地展开（因为电影美学研究是一个庞大的工程）。提出这一问题的初衷，不是为了限制电影美学研究的创造性，而是为了更有效地利用和发挥这种创造性。这一点，从学术研究的群体性（科学研究越来越需要合作与协作，而不是单干）和机构性（即有组织地进行）运作的角度，更容易理解。其意义在于，最大限度地节约和有效地利用有限的`文化资源（包括财力与智力的投入）。在国内有关高校正在积极申请国家影视学术基地之时，这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便具有更为紧迫的现实意义。
首先是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对象是一切电影审美现象。如果我们接受这个界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电影审美现象。对于这个问题，我的观点是，电影审美现象是一种效果现象（当然同时它也是一种等级现象）。也就是说，电影审美现象只能根据电影观众的审美接受状况来确定。
而电影审美接受只有在与电影艺术接受的区分中才能更明确地加以确定。这又涉及到对于审美与艺术的理解问题。我认为，电影审美接受可以界定为对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比较顺利、而且一般来说也比较高尚的因素的接受。电影艺术接受可以界定为广大观众接受起来有一定难度、而专业工作者却特别敏感的因素的带有探索性的职业性接受。在这个意义上，电影审美接受不同于电影艺术接受。但必须说明的是，电影艺术接受可以转化为电影审美接受。也就是说，电影艺术现象有可能（但不是必然）转化为电影审美现象，而电影审美现象则必定曾经是电影艺术现象。从这样的观点来看，无论是所谓的“娱乐片”，还是“艺术探索片”，都是既有审美因素，又有非审美因素，只是，这两者的两种因素的分布有很大不同。娱乐片以审美因素为主，探索片以艺术因素（较严格意义的艺术）为主。应该指出的是，影片中的比较露骨的色情因素和残忍的暴力因素、恐怖因素，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既不是审美因素，又不是艺术因素，而是非审美因素。这些因素的弱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审美色彩。但这并不意味着非艺术、非审美的因素在电影中是应该绝对地加以排斥的。
其次是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亟待明确。
电影美学的研究目的是为了对电影作品（一部或一批）进行美学分析。对电影作品作美学分析，不同于对电影作品作艺术分析。这种不同主要是着眼点的不同。其次是所针对的电影作品的断层不同。艺术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在专门化和创造性两个方面的贡献。美学分析更着眼于电影作品作为审美对象（或者更严格地说，电影审美形态）这一既成事实的形成规律，或者说电影作品审美效果的形成机制和规律的分析与运用。因此，美学分析比艺术分析更关心电影作品作为整体的复杂构成。在对电影作品的美学分析中，电影作品不能再被理解为只是一种简单的线性构成物，而是必须被理解为一种具有复杂结构的多级表意生成系统。可以把这种分析称之为系统性分析。在这样的理解与分析中，电影美学的研究框架才能形成。与此同时，还应当有另一种分析，即对在电影作品的各个层面中都发挥作用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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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来我国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20年来我国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回顾与反思
对近20年来我国心理学研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及分析资料的方法进行了客观的回顾与评价,概述了我国心理学研究所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探索研究方法的变化趋势,指出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且为今后研究科学水平的'提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作 者：崔丽霞 郑日昌 作者单位：崔丽霞(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系,)郑日昌(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
刊 名：心理学报 ISTIC PKU CSSCI英文刊名：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年，卷(期)： 33(6) 分类号：B841 关键词：心理学研究方法 分析资料的方法 回顾篇8：近十年我国大学美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
近十年我国大学美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论文
[论文摘要]近十年来我国在大学美育的功能、课程设置、实施途径、评价、改革与发展趋势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尚存在研究内容缺乏深度与宽度、研究方法缺乏整合与创新，以及大学生审美形成过程研究的缺失等问题。今后应重视大学美育的整体性研究，加强大学美育的元研究，注重大学美育的历史研究，倡导大学美育的实践取向研究。
[论文关键词]大学 美育 回顾 反思
与近年来中小学美育研究的热闹繁荣相比，我国大学美育的研究显得比较冷清和薄弱。其实，大学美育更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价值，它不仅关涉大学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关涉大学内在精神品格的提升，而且关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和谐社会建设的实现。本文主要利用“中国知网(CNKI)”，以“大学美育”、“大学审美教育”、“高校美育”和“高校审美教育”为主题检索词，对～的文献进行复合检索，共获得文献186篇。通过对近十年我国大学美育的研究成果进行回顾和梳理，反思和探讨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大学美育进一步研究的对策趋向。
一、近十年我国大学美育研究的回顾
1.大学美育功能的研究
大学美育的功能是指美育在大学教育中所能发挥的作用或功效，这是大学美育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为此，学者们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有学者指出，大学美育重在通过感性关注成全人的生命、通过情感激发完善心理结构、通过引导体验走向自我超越、通过人文关怀发展个性。有学者从个体价值的角度进行研究，认为大学美育能提高大学生的审美素养，优化审美趣味；能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形成创新品格；能赋予大学生人文关怀，建构精神家园；能塑造大学生审美人格，促进和谐发展。还有学者基于大学美育本质的认识，指出大学美育本质上是以提高人的审美素质为目的的文化教育，与其他教育相比，它更加注重人的价值观念、人格境界、精神个性、趣味修养的培养与训练；作为一种个性教育和发展教育，它的宗旨不在于传授谋生的本领，而在于帮助人探索和寻找一条发展之路、向上之路，使人在精神的自我建构上发展个性和完善人格。
2.大学美育课程设置的研究
大学美育课程设置主要解决大学美育“教什么”，因而也是大学美育的核心问题。有学者指出，大学美育课程设置不仅包括理论学习与艺术欣赏两部分，还应把课内课外的实践活动纳入美育主体框架之中，从而形成三者前后呼应、承上启下、纵横交错的结构模式。也有学者对大学美育课程设置进行了更为具体的层次设计，认为第一个层次是美育理论课程，包括“大学生审美修养”、“美育学概论”、“美学原理”等，主要讲授美学、美育学、艺术史、美学史、艺术评论等方面的基本知识；第二个层次是艺术鉴赏课程，包括“音乐鉴赏”、“美术鉴赏”、“影视鉴赏”、“中国传统艺术鉴赏”等；第三个层次是美育实践课程，它是美育理论课程、艺术鉴赏课程的继续和深化，是提高大学生审美素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3.大学美育实施途径的研究
大学美育的实施途径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问题，也是大学美育能否卓有成效的关键。对此，有学者指出，大学美育的实施一要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加强大学美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力度；二要结合社会实践活动，让大学生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体悟美的理念和美的人生；三要积极开拓大学校园文化建设的新载体；四要结合各种社会资源，努力营造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社会环境，通过各种途径保障美育的有效实施，形成大学审美教育与社会文化建设相整合的良好态势。也有学者认为，应加强美育的师资、设备、设施建设，巩固美育工作的支撑点；寓美育于大学教育的各环节之中，拓宽美育的实施途径；依托艺术教育和课外活动，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审美情趣；倡导读书优良传统，学习文化经典，提升大学生的思想境界。
4.大学美育评价的研究
大学美育评价在本质上是一种审美价值判断过程，它直接针对的是大学美育的价值和效果。对此，有学者指出，大学美育评价的内容应包括思想认识评价、条件建设评价、活动组织评价和活动效果评价四个方面，评价的原则和方法应坚持以定性评价为基础的定性与定量相结合、以观察为基础的观察与访谈相结合和以自评为基础的自评与他评相结合。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美育评价首先要选准评价的维度，包括大学美育的构成维度和效果维度；其次要选择科学的评价方法，因为大学美育自身的特殊性决定了评价的特殊性，不能用一般的评价思路或方案来评价美育，应致力于探求适合美育自身特点的评价方法，如观察评价法、追踪调查评价法和访谈评价法等。
5.大学美育改革与发展趋势的研究
在高等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大学美育也要不断改革，才能彰显其活力和魅力。但对于大学美育如何改革，看法不一。有学者指出，大学美育改革要树立具有整体性、全育性、多内涵、高功能的美育理念；建立完整、开放、互动的美育体系；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渗透美育；深化课程体系改革，提升学生的审美水平；在教师的言行中渗透美育；加强校园文化建设，营造积极向上的校园文化氛围。也有学者认为，大学美育改革首先应提高认识，建立完善的美育管理体制；其次要加强和完善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第三要重视美育师资队伍建设；第四应增加资金投入，重视基础设施建设；最后要充分发挥优秀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也有学者在对大学美育发展历程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大学美育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美育理论系统化，美育地位法规化，美育对象个性化，美育内容多样化，美育手段现代化，美育标然时代化。
二、近十年我国大学美育研究存在的.问题
1.研究内容缺乏深度与宽度
纵观近十年来我国大学美育的研究，虽然众多学者发表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关于大学美育的本质、特点、功能、课程设置和实施途径等具体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大同小异、低水平重复的现象，缺乏既符合大学生审美发展特点又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新颖独特的理论，影响了大学美育科学化的进程，制约了大学美育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大学美育研究必须注意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仅要对已有成果做进一步深化研究，而且还要不断拓展其新的研究领域，如大学美育的结构问题、大学美育的过程与规律问题、大学美育与大学其他各育的关系问题、大学美育的模式与方法问题、大学美育的师资培养问题、大学美育的科学评价问题等，从而使大学美育理论逐步得到完善和发展。 2.研究方法缺乏整合与创新
研究对象的性质决定研究方法，而研究方法又必然会影响研究结果。方法是学术研究的重要工具，也是理论发展的主要标尺。任何理论观点上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研究方法上的细微差别。反思近十年我国大学美育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微观研究，即从某一视角、某一侧面进行研究，而宏观和整体性研究则相对缺乏；理论研究、经验总结研究较多，但实证研究则比较欠缺。研究方法的相对陈旧和单一，已成为制约我国大学美育研究的主要瓶颈。因此，必须注重大学美育研究方法的整合与创新，以大学美育基础理论的研究带动重大实践问题的研究，以单纯进行大学美育研究走向大学美育的整体性研究，从而推动大学美育研究的深入有效开展。
3.大学生审美形成过程研究的缺失
大学美育是由教师和学生两种最积极、最活跃的人的因素组成的，它既包括教师传授美的过程，也包括学生接受美和形成美的过程，是两者的有机结合和辩证统一。但是，由于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以往有关大学美育的研究明显过于重视教师对美的教授和灌输，过于重视教师在美育过程中主导作用的发挥，而忽视了大学生对美的接受和生成，忽视了大学生在美育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导致大学美育的低效甚至无效。对大学生审美形成过程进行研究，由于更接近大学美育的本质和大学生的年龄特征，因而更有助于大学美育功能的发挥和任务的实现，这也将会成为今后大学美育研究的突破口和热点课题。
三、今后大学美育研究的对策展望
1.重视大学美育的整体性研究
大学美育研究的整体性，首先是指必须把美育放在大学教育整体层面上进行研究，亦即美育是大学教育整体系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和大学德育、智育、体育等有何区别，又有何联系？怎样以美育为纽带实现大学各类教育的紧密结合，促成善、真、健、美的辩证统一？它对大学人才培养任务的达成究竟有何价值，对大学生健全人格的塑造究竟如何发挥作用？只有清楚地知晓这些问题，才能真正把握大学美育的本质和规律。其次是指必须从大学美育课程体系的整体构建、大学审美环境的整体营造、大学审美文化(包括教师审美文化、课程审美文化、学生审美文化等)的整体建设、大学美育手段方法的整体运用、大学教职员工的全员参与等诸方面进行研究。最后是指应从学科综合与交叉的角度进行多学科整合性研究，这不仅能开阔我们的研究视野，拓宽研究思路，而且能克服单一化研究视角带来的盲点和误区，从而有助于大学美育研究的深入进行，并在此基础上催生新的大学美育理论。
2.加强大学美育的元研究
元研究是指对研究的研究，也就是对研究活动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的反思性研究。元研究的兴起，带来了科学研究的逐步科学化。大学美育的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应加强其自身的元研究。大学美育研究自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实际上都或多或少地与这种元研究的缺失有关。进行大学美育的元研究，应以大学美育研究本身作为研究对象，形成大学美育理论自身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其研究内容包括大学美育研究逻辑起点的确定，大学美育理论逻辑结构的建构，大学美育研究过程的回顾和梳理，大学美育研究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反思等。大学美育的元研究能使我们形成清晰的认识和定位，有利于大学美育研究科学有效地推进。
3.注重大学美育的历史研究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大学美育也不例外。历史研究就是从各种现象、事件和过程的具体性上考察对象发展的自然进程，在揭示对象历史的基础上再现对象的发展。从12世纪欧洲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兴盛到今天，大学已经走过了近千年不平凡的发展道路。在大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学者们对大学美育这一领域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思索和探究，形成了丰富且有价值的美育思想和理论。研究大学美育，就要对历史上已有的这些美育思想和理论进行回顾和梳理，寻找共性和规律性的东西，为今天大学美育研究提供借鉴和思路，使我们能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更加科学的研究成果。
4.倡导大学美育的实践取向研究
大学美育既是一种教育理论形态，更是一种教育实践活动，充满着实践智慧。注重大学美育的实践取向研究，首先是由于大学美育体系的构建是一个不断探索和完善的发展过程，必须坚持以点带面，通过大学美育基地的实验和实践，总结其内在的规律性，然后以典型带动全局，层层推进；其次是由于美育本身就是一个实践过程，通过实验和实践基地建设，解决美育的实践疑难和困惑，使师生都有机会体验和探索美育的实施策略和方法；最后是由于通过实验和实践基地建设，可以使那些有较高艺术天赋的大学生得到更多的锻炼机会，有利于发现和培养一些高素质的艺术人才。
篇9：西方逻辑的引入与《墨子》研究新范式--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西方逻辑的引入与《墨子》研究新范式--关于梁启超墨家逻辑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逻辑内容的开掘构成了20世纪<墨子>义理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实现这一范式转化的第一人当推梁启超.梁启超研究工作的几个方面--历史基础、具体探索、返观与评判,成为20世纪墨家逻辑研究的“胚胎”.推进墨家逻辑,乃至整个中国古代逻辑研究的有效途径,在于对梁启超模式的进一步精致化,抑或改弦易辙,运用新的模式.
作 者：郭桥 GUO Qiao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刊 名：自然辩证法研究 PKU CSSCI英文刊名：STUDIES IN DIALECTICS OF NATURE 年，卷(期)：2005 21(4) 分类号：B81-09 关键词：梁启超 西方逻辑 墨家逻辑 中国古代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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